周孜仁：郑思群之死和重庆八一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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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思群之死和重庆八一五运动

周孜仁


　　郑思群，广东潮汕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中共，曾任著名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秘书，抗战期间在延安任“抗大”某分校教务长，解放后则一直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行政七级干部。
　　1966年6月21日，郑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重庆市委正式点名批判，市委工作组对其进行了多次内部批判围攻之后，于7月19日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时值山城酷暑，路地焦烫灼人，据目睹现场的同学说，老头乱发覆额，形容憔悴，被人押解赤足而行。10天后，即7月30日，工作组公布郑的“十大罪状”并正式划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再3日后，即8月2日凌晨5时，郑在监护地用半片剃须刀割喉自尽，颈动脉血喷如注。事发，工作组匆匆清洗现场，殓尸火化；再次日，即8月3日，重庆市委宣布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将其开除党籍。是日晚，工作组紧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市委副书记鲁大东亲自到场宣布该决定并强令师生批判之。
　　第二日，校园内就出现了大字报，质疑市委并公然为郑思群鸣不平。重大校园里压抑既久的愤懑之情如水之决堤，一发而不可收。
　　又11天，即8月15日，重庆大学便爆发了轰动全川的“815事件”，并由此而在云诡波谲的四川文革舞台演绎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闹剧。
　　1966年的中国夏天是令人激动又让人心悸的。数不清的“红卫兵”、“造反派”因为反对校领导、因为打倒老师和“学术权威”而在全国各个角落呼啸而出。而为一个冤死的大学校长鸣不平并起而造反，重庆大学的“815行动”，是一个特例。
　　笔者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以为有必要把这段历史记下来。

　　郑思群之死是815事件的导火线

　　文革肇起，其势汹汹，要打倒这样横扫那样，西南局和重庆市委不主动揪出一两个“黑帮”批判打倒，何以交差？郑思群孤高自傲，很不合群，且又在无碍政局的教育部门为官，抛出他来确属轻而易举。
　　但是，1966年重庆大学的热血青年们对共产党崇拜备至，对共产党的干部崇拜备至：尤其郑思群。这位身居高位的老人对年轻娃娃平易得异乎寻常，对学生嘘寒问暖，和老父亲一样和蔼可亲。上课时，同学们常常会看见他悄悄坐在后排听讲，到食堂巡视，他甚至当着学生的面，把掉在桶边的饭粒儿从地上捡起来吃掉。电机系六七级有位同学叫郑志胜，家穷，没钱买鞋，就赤脚去上课，正好遇上校长了，校长问他为何不穿鞋？问他在哪个系？哪个班？第二天校长秘书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解放鞋。文革中，郑志胜因文革中多起血案牵连而被监禁十余年，出狱后两鬓斑白，万念俱灰。我曾问他：当年，你何以要如此铁心死保郑思群？如此狠心毒打市委工作组长余跃泽？并最后参加815造反？他眼神木讷，沉思良久，极其认真地回答：“就为了那一双鞋呀！”
　　郑思群在少不更事的娃娃心目中既然创造了如此形象，他的冤枉和屈死对大学生的神经中枢将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刺激和反应，就不足为怪了。

　　从617到619

　　重庆大学的文革和全国同步。以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为发端，全校“停课闹革命”，半月多混乱愈演愈烈。6月17日这天黄昏，正当学生们在校园热热闹闹张贴大字报，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和与之对应的本校意识形态主管：校党委宣传部长邓时泽及团委书记刘稚民，学生三宿舍门前突然出现了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帮》，文章既出，很快便被惊诧万分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佘国华，趁机跳上三舍前一棵榕树的石台上大发演讲，重复大字报上那几条捕风捉影的疑问，反复号召大家对“郑思群黑帮”，要“狠狠地打！狠狠地打！”佘，四川遂宁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四川乐山大渡河钢厂，后官至该市市长、四川省经委主任。据和他共过事的同学说，几十年官宦生涯，权力所及，他对校友们很够义气的，包括文革当年反对过他的同学。
　　文革开始以来，这个第一次把校园搅得如此热闹的事件，叫做“617事件”。
　　“617事件”很快就露出了许多破绽，佘国华当晚即被前来走访的同学追问得无以对答，只能无可奈何地搪塞道，48小时之内，保证向大家公布郑“黑帮”的“钢鞭材料”。其次，有人发现，大字报的五个作者，全是校团委和校学生会的干部，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这篇大字报的出现，是不是宣传部长邓时泽及团委书记刘稚民“金蝉脱壳”？为了保自己而让佘国华等人写出该大字报以将祸水他引？
　　最先提出疑问的恰恰是佘国华的中学同学、后来815风潮的主要发起人吴庆举。吴也是遂宁人，机械系四年级学生、时任校文工团乐队队长。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非常重视文体工作，故而让各系各班的文工团员和体育队员全部集中居住。6月17日晚，吴庆举到冶金系宿舍质询佘国华归来已是深夜。他满面潮红敲开我的门，当时我在美术队任队长，与吴隔壁而居，吴告我说大字报肯定是个大阴谋。他说等到48小时拿不出东西，我们必须起而揭露之。他的分析让我佩服无疑，便起草了一则大字报稿，题目是：《千万，千万，千万警惕更大的阴谋》。
　　对于吴庆举和我，6月18日是非常漫长的一天。我们跃跃欲试，急于向全校同学公布我们的新发现，可我们又必须等待48小时的到来。更要命的是：佘国华的大字报事实上已经把大学生们革命的歇斯底里触发起来，整个学校躁动不安。月初，市委曾派有一象征性的工作组进校“协助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18日当天中午，为稳定局势，市委急急忙忙宣布直接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此举顿时让舆论大哗。是日晚，无线电系学生在一教学楼前自发集会，宣布校党委和工作组一样，通通都是黑帮，必须通通打倒、赶走，由学生自己闹革命。于是数千人在校内连夜示威游行，汹涌澎湃几至天明。
　　那一晚，我、吴以及文工团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学生也通宵未眠。我们看见无线电系的同学在宿舍外喧嚣而过，心情极其复杂紧张。佘国华承诺的48小时早已过去，他的“钢鞭材料”显然是子虚乌有了。但是，如果我们在目前气氛下贴出大字报为郑开脱，显然是逆流而动。游行队伍在校园里汹涌澎湃，我们却秘密地拿着那份“警惕更大阴谋”的大字报征集签名，后来在四川理工大学担任教授的美术队队员代玉松自告奋勇，主动回到他所在的电机系宿舍挨户敲门，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宣传观点，寻找同志。代，四川成都人，忠厚本分，口齿木讷，但那一晚他竟然很快为我们征集到几十个同盟者，使人对他刮目相看，也使我们信心大增。天将破晓，我们壮着胆将大字报贴上一块木板，然后横架于九舍和二、三舍之间的路的正中，这是学生们吃早餐必经之地。我们躲在房内窥视动静。
　不久曙色放明，打早餐的同学果然很快聚集在木板前叽叽喳喳，不少人还当场取出钢笔批注：“坚决支持你们的观点！”“我们受骗了！”“找佘国华算账去！”我们于是终以胜利者的身份从宿舍里走出来，在大字报前得意洋洋公开了自己的观点。
　　整个学校局面又转向了。被嘲弄了的同学再次纷纷走访佘国华，冶金系那一间斗室再次成了整个大学的新闻热点，佘国华却逃遁了。
　　既然大家已经认同倒郑事件是宣传部和校团委合谋的一桩诡计，当然是大家重新回过头来，继续对邓时泽和刘稚民进行“革命大批判”。当时，我刚好以优异成绩作完毕业设计，心中曾经窃想：这下好了，等到邓、刘倒台，重大的文革就该胜利结束，我们也就该桃飞李散，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岗位去报效祖国了。
　　我根本不知道，动乱才刚刚开始呢。

　　市委引火烧了自身

　　6月21日，《重庆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重庆市委关于让郑思群停职检查并派工作组进驻重大的决定。22日，以副市长余跃泽为首的高规格工作组开赴重大。余在全校大会上发表演说，声称这次他到重大，就是来支持革命师生，来揪“郑思群黑帮”摸“郑老虎”屁股的。
　　余的表态把学生们再次搞懵了。不是才弄明白所谓“郑思群黑帮”是某些人的阴谋吗？为什么工作组偏偏跟着起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市委工作组下车伊始，什么情况都没有调查，为什么就匆匆忙忙宣布郑思群是“黑帮”，这中间莫非又有什么阴谋？于是，质问《重庆日报》和工作组的大字报再次蜂拥而至。在报纸上表态拥护市委决定的“左派”学生（这些学生后来一直成了工作组倒郑的中坚分子）受到普遍奚落。
　　工作组一再要求学生们把斗争矛头对准校、系两级领导，而到现在为止，学生们的矛头偏偏对准了市委及其工作组本身了。工作组员按照一贯的经典做法，他们开始在学生中“发展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右派”。7月4日，余组长召开全校团干部及“左派”学生的秘密大会，再次重申必须集中火力对准校系两级干部，同时大义凛然地宣布：重庆市委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书记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是经过考验的好班长！任何怀疑都是错误的！
　　7月6日，全国各地党报同时转载《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机会主义的口号》。文章在两条注释中定义：任白戈是“大黑帮”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毫无疑问，这篇文章对感觉良好的重庆市委不啻是当头棒喝，同时也是对“一小撮右派学生”的极大鼓舞。反郑和反市委两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再度出现新的平衡。要想速战速决，把大学生们发动起来大张旗鼓“批郑”显然已经不再可能。工作组只好退而求其次，一边继续依靠左派学生向右派学生施压，一边组织最可靠的精兵强将对郑思群实施闭门批斗，轮番围攻。
　　客观地说，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老于世故的市委领导和年幼无知的学生娃娃一样，都是一群白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了一番长江之后回到北京，次日，7月19日便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说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接下来，毛听汇报、发指示，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造反，甚至直接写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毛指示：撤消工作组。刘少奇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革命怎么革？我老老实实回答你们，我诚心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
　　山雨欲来，重庆市委应该有感觉了，他们显然想抓紧时间给自己的工作组打一个完美的句号，然后体体面面打道回府。对郑的迫害开始提速。其时，郑已被押赴松林坡顶原苏联专家招待所看管，日日由左派学生批斗，行前全身被搜，赤足而行，仅容带《毛选》一册。郑恰恰将半片剃须刀夹带其间，上山了。
　　28日，工作组正式公布《关于郑思群同志的材料（初稿）》的审查材料，发全校革命师生批判。该材料为郑罗织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十大罪状”。捕风捉影的材料又在学生中遭到质疑。只是满校高压，已没有多少人敢发杂音了。
　　郑思群是8月2日晨5时自杀的。学生们得到消息已是晚饭时分，采矿系同学李远旭冲进我们寝室大呼：“郑校长自杀啦！”全室顿然惊骇，同学们当即将碗盘一砸，或慨然无言，或仰天长叹，甚至掩面痛哭……那一夜我通宵无眠，待同学们酣然入睡，我独个儿激愤难平，匆匆给西南局及书记李井泉写了一封状告重庆市委及工作组的信。
　　第二天，我一人上街，把信付了邮。
　　这已是8月3日的事情。那天校园里特别清静，有点暴风雨前的感觉，整个学校都停了摆。重庆市委仿照北京规模，在市中心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毛的指示，还有刘少奇关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等讲话。果然，闪电很快挟狂风骤至，开会的代表还没有回来，消息先到学校了。
　　午饭刚过，火炉山城毒日当头，我们美术队几位学生憋不住激情如沸，全都跑去宿舍前的马路地上写标语，就四句话：“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标语的轰动效应没维持多久。开会代表回校，所有谜底便已揭晓。重大的文革故事应该翻到新的一页了，只是固执的工作组，拿当时流行的话说，还不想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场莫名其妙的斗争注定还要演下去，而且愈演愈烈。

　　 815风潮山雨欲来

　　8月3日晚，吴庆举非常着急地找到我，问：“你那封信的底稿还在吗？”我说在。他说行，“时机成熟了。抄成大字报，公布出去”！
　　大字报题目是：《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由吴和我联合署名。文章张贴出去已过熄灯时分。学生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兴致勃勃地用手电筒照看、议论。第二天一早起床，二舍和九舍之间的路边已一字排开体育队好几份响应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我还记得清楚：“我们要怒吼一声：郑思群事件必须重审！”接下来，各系各班的大字报也如潮再起，直扑工作组。
　市委马上还以颜色。当晚，工作组紧急召开全校声讨大会，由市委代书记鲁大东代表市委宣布开除郑思群党籍，接下来将所有学生领回各自班级强行表态。同时连夜组织“左派”学生赶写拥护市委决定的大字报。
　　有好事者从松林坡现场侦察回来，突然爆出一大堆只有福尔摩斯才能够解答的疑团，推论是：郑思群不是自杀，而是他杀！罪魁祸首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工作组！
　　于是同学们纷纷涌向松林坡，在专家招待所附近的墙壁、草坪和石阶上到处查找疑点，有人爬上围墙，说是发现了血迹，于是把长满青苔的砖头撬出来，用报纸小心翼翼包好，准备送北京交党中央备查。正是大伙儿在松林坡钻头觅缝搜索工作组实施谋杀计划的蛛丝马迹时，8日下午，我和采矿系学生蔡增其秘密潜去市委党校走访了郑思群夫人、该校副校长吴耕书。秘书把我们领进她的办公室，吴非常谨慎地把门窗严闭，这才开始同我们对话。我首先出示了郑思群“十大罪状”的抄写件并自报家门，迫不及待地说明我们的观点及同学们保郑的决心。年轻人的幼稚和真诚显然把老太太征服了，那天下午，她向两个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说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十分危险的话。这些话如被告发，她的政治前途将十分可怕。
　　我们当然希望她能证实他的丈夫死于谋杀，因为工作组公布的材料中曾提到：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前，曾让他们夫妻有过一夜团聚。而8月2日上午，工作组通知吴回校告别丈夫遗体，却被吴明确拒绝。我们以为，老太太对郑的死因一定有足够的判断依据。不料老太太非常肯定地回答，听工作组通知郑自杀身亡，她就毫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我相信他肯定是自杀了。”她说。
　　这个武断的结论令我们大失所望。不用再追问，她很坦白地告诉我们，和郑诀别那一夜，他俩都彻夜未眠。郑对她发了很多牢骚。郑说他把政治看透了。郑说彭德怀、黄克诚这样战功赫赫的人都要批就批要整就整，我算得了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还说了苏联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和其他一些党史上让人齿寒的、我们这两个刚刚走进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听闻或不曾听闻的故事。末了，她劝我们：你们还年轻，政治斗争复杂得很呢！你们就少过问吧。那些日子，大学生目空一切，头脑发热，以天下事为己任，可面对老太太此番惊世骇俗的教导，竟无话可说。我和蔡相约：为了保护老太太，也不至于给学校里对工作组的斗争带来影响，我们把对吴耕书的访问以及她的谈话瞒下来——一瞒就瞒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们自己都已年迈。
　　事实上，运动到了那一步，郑是自杀还是谋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仇恨已被激化，狂热已被点燃。8月8日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广播里宣布，校园一片欢呼。更大的动乱正式开始了。原来，市委曾通知工作组于8月5日晚24时撤除，后不知何故又宣布无休止延期，只是将办公地从党委小楼撤到七教学楼，致使七教学楼又遭到学生们好些天的奚落和围攻。十六条公布当天下午4时，工作组却悄然遁走，撤了个精光。
　　学校已成权力真空。学生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和自由。他们可以大闹天宫了。
　　清华附中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论”“再论”“三论”的传单在校园里四处挥洒，造反歌大行其道。批判邓时泽和刘稚民的文章当然要继续做下去，只是他们已经毫无还手之力。更重要的是，工作组及其后台重庆市委，他们有那么多极具刺激性的事情等待学生们去凑热闹哩。而要解决市委的问题，单单靠重大一个学校显然不行。于是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彻夜游行时提出过的命题重新被提出来，那就是：杀出校门，打向社会！毛泽东不是教导过吗：青年学生不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只会一事无成。
　　12日晚上，吴庆举又找到我，商量到外校串连的事。重庆的大专院校，离重大最近的是建工学院，当然该第一个去串联。于是定下来，让我连夜起草一份大字报。大字报摘要如下：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多么幸福，多么振奋啊！
　　我们最最敬爱的党中央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在首都会见了革命群众……
　　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目前，我们学校“万马齐喑”的局面打破了！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同志们站出来了！千万张大字报，像狂暴的旋风、怒吼的排炮，在揪出学校牛鬼蛇神，深入揭发校系两级的同时，对于以余跃泽为首的市委工作组一月多来的许许多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对于三十年代周扬的积极追随者任白戈在六十年代兜售的大连黑货，对于《重庆日报》1962年纷纷出笼的大批毒草，进行了无情的轰击和严肃的批判。
　　要革命！！要造反！！那就顾不上几个坛坛罐罐。老一辈打天下，抛头颅，洒热血，咱今天为无产阶级保江山，就要敢于迎困难、担风险！有毛主席领路，有共产党撑腰，还怕什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力量。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面前，他们越抵抗，他们就只能完蛋得更快！失败得更惨！是革命的海燕就要敢于顶风冒雨展翅高飞！是痞种，是混蛋，就钻进你那个人主义的蜗壳里去吧！……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高职务，多大的权威，多老的资格，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批判！都要打倒！！毫不留情！！！一个都不例外！！！
　　8月12日吃毕早饭，大字报就由戏剧队、舞蹈队和美术队的一些热心分子拿去铺在三舍门前的路上征集签名。大字报后的空白处签满了，又接一张纸继续签，足有百米以上，签字的人数很快上升至数千。
　　于是有人提议：让乐队的同学把铜管乐器统统拿去广场耀武扬威地吹起来！所有签名的人一齐开出去！
　　几千学生很快就举着毛的画像和语录牌从四面八方涌来，按系按班整齐有序地排好了队伍，开进了建工学院的校园。
　　建院毫不设防，该院的工作组还把学生全关在房间里学文件。对这一帮天外来客般的不速之徒，循规蹈矩的学生只敢把头伸出窗外去偷窥片刻，作一番无奈的感叹。重大学生在兄弟学院顺顺当当走了一圈，只在建院广场草草举行个仪式，自拉自唱地把公开信念一通，便得意洋洋地打道回府了。回得重大，余兴未尽，顺手捎带又把邓时泽、刘稚民无辜地带一回高帽游一回街侮辱一番，串联行动胜利结束。
　这就是所谓的重庆813革命行动，815行动的预演。需要补充的是，事件当天下午，在文工团戏剧队的房间里，由吴庆举召集了一个总结会，各系都派代表参加了。笔者还记得的，体育队有周家喻，冶金系有熊代富、查正礼。这几个人，后来便成了声名显赫的815战斗团的主要领袖人物。

　　 815事件记略

　　813当天晚上，建院一个叫何德林的学生潜来重大对我们表示感谢还要我们帮忙转交告状材料，好像我们这么一闹，就已经升格为党中央代言人。第二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干脆来了一帮。他们自称是该校惨遭党委压制的两个战斗队“排炮”和“轻骑”的代表，要求我们声援。我和吴庆举是在九舍门外的地坝里和他们进行座谈的。对方为首的唐忠明是该校中文系学生，口才极好，后来成了该校造反派的一号领袖。座谈会后吴马上把前一天总结会的各系代表约来文工团议事。有813经验，搞这种活动应该是轻车熟路了，很快制定好第二天行动计划，然后便各自回系分头行事。
　　我的任务是去师专和校当局联络，安排场地茶水诸项事宜。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士，是师专“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女强人态度强硬，拒不接待，我方胡搅蛮缠，吵架至深夜，最后不欢而散。回校后接着抄写大字报、印传单，又把那份后来被称为“轰动山城第一炮”的“公开信”抄写一遍，事毕已东方既白。
　　待中午一觉醒来，发现同学一个都没回来，知道出事了。匆匆赶去师专，没进门，就觉情景不祥。原来，对方既已知道我们将前往闹事，也连夜作好准备。学校大门口的马路上，用石灰水写满杀气腾腾的大标语：“我们不要救世主！”“重大一小撮右派滚回去！”“誓死捍卫党的绝对领导！”云云。校园内更是喧声如沸，混乱非凡。操场中间红旗标语乱摇一片，重大学生窜动其中，歌声吼声雷涌瀑响。场地四周则全站满师专的学生和不知哪儿请来的工人，一派虎视眈眈，冲突随时有一触即发之势。山城八月，气温达38摄氏度。大家在烈日暴晒下对峙数小时而毫无退意，现在想来，仍让人欷嘘！
　　先是，师专曾企图阻止闹事学生入校，可毕竟重大人多势众，阻止不得，只好退守回去，围在操场四周起哄，并多约些工人前来助威。我开我的会，你起你的哄，本也可相安无事，后来就出了一件小事：那时候，双方本来就都想寻事，任何一点火星都足以惹得大火燎原，这小事情自然马上就闹成大冲突了。情况是：操场前面一幢办公楼正在修缮，重大学生就想把毛主席像挂上楼前的脚手架，师专方当然反对，施工工人遂被人驱前阻止，于是冲突开始发生，双方的争辩对骂很快提升到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感情、政治立场的高度。攻击愈演愈盛而显然不可能有结果，当天下午，闹事学生派出由张洪济为代表的多批代表进城请愿，张系动力系研究生，做事风风火火，胆大心细。市委人员以礼相待，客客气气让学生代表坐在大厅休闲，还请吃馒头喝开水之类，只是领导坚辞不出。事情就一直僵持下来了。这就是我赶去师专时发生的情况。
　　事情一直到晚上，双方学生还不依不饶。已是下班时间，前来看热闹的工人和市民如赶庙会，越聚越多，如果市委不解决，局面将更难收拾。市委副书记辛易之临危受命，硬着头皮来了。重大学生当然要他宣布这是革命行动，师专当局当然要他表态为反革命行动。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市委副书记当时也绝对蒙在鼓里，他能表什么态？装聋作哑顶牛顶了几个小时，顶得重大的学生们实在没耐心了，行动只好无果而终，各自打道回府。
　　队伍撤回学校已是深夜，而重庆大学却无人入睡。《辛易之是屠杀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打倒重庆市委！》之类的大字报，从那一夜开始，就开始向偌大山城，铺天盖地地蔓延而去。其后十年，重庆再无宁日了。

　　（作者简介：重庆大学电机系1966届毕业生。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老年网络大学校长）（责任编辑杨继绳）


炎黄春秋 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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