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成亚：人大三红与人大红卫兵

tuffy05 · 发表于 2011-7-3 15:34:34

人大三红与人大红卫兵

   中国人民大学原是一所文科综合大学，其老班底来自延安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它正式成立于1950年，校长是“四朝元老”（从满清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由毛泽东亲自任命。当时的党和国家的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央出席了第一次开学典礼和庆祝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据说，它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创立的第一所马克思主义的新型大学，其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为党政军及各条战线输送干部（包括理论干部和领导干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它所招收的对象主要是来自部队、党政机关及各条战线上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年及模范人物，如高玉宝，郝建秀等，由所在部门、单位保送或推荐。六十年代，开始招收高中毕业生，但思想政治条件要求较严，学生大都为干部、工农子弟。亦有极少数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但其本人必须表现良好，成绩优异，且一般都是共青团员。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干部、师生思想政治上比较正统。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大学的发动比较迟缓，也因此人大在文革中没有出现如“五大学生领袖”那样的风云人物。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还是出了“人大三红”这样一个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群众组织，甚至连毛泽东也知道人民大学有个人大三红。他于1968年7月28日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中，有一段话还专门谈到了人大三红。因当时北大、人大等高校出现了反公安部长谢富治事件，毛泽东很不赞成。他说：“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他怎么是反革命呢”（赵贵林是人大三红对立面组织的头头。毛泽东没有料想到，文革后，赵贵林还真的成了反革命，被开除了党籍）。
   所谓人大三红，是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的总称。其实是这三个组织是“三位一体”的，其核心和主体是人大红卫兵。因此，说到人大三红，就不能说到人大红卫兵。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是文革中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此事至今在众多的研究文革史的著述中尚无一人提及）。
   约有十来个来自人大各系的学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纪念堂前的“月台”上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我（侯成亚）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者说，把大家召集来，是要商量组织一个“我们自己的组织”。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开展起来，中国革命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人大文化革命的形势已落后于北大、清华及一些中学，我们应当自己组织起来，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以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那么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呢？发起人提出以当年苏联的“青年近卫军”为榜样，叫“中国青年近卫军”，也有人提出了其他的名称。我则认为，现在苏联已经变修，我们用它的名称，容易引起误解。现在人家中学的造反组织都叫“红卫兵”，红卫兵的旗号已经打响了，我们就跟着他们叫红卫兵算了。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学红卫兵都是一些瞎胡闹的毛孩子，我们是大学生，不应和他们混同起来。但经过讨论，再三斟酌，大家还是采纳了我的意见，将组织名称定为“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会上起草了人大红卫兵章程和成立宣言，规定了组织纪律，协商成立了组织机构：其核心领导机构取“做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之意，叫勤务组；勤务组设政委一人，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各一人，下设政治宣传组、组织组、联络组和办公室，各组组长由勤务组成员兼任。
   人大红卫兵的发起人和骨干成员，都是一些高干子弟。而我这样一个平民子弟是如何混迹其中的呢？这是因为，人大的高干子弟比较脱离群众（其表现是他们在同学、老师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优越感，他们一般都有平民百姓子弟所没有的手表、自行车、黑白照相机，比较会玩，有的学习也不太认真、刻苦。当然，这些情况与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来，根本就不算什么事。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却是不大不小的问题）。而脱离了广大学生群众，如何能带领大家一起闹革命呢？所以为了让大家觉得他们并不是纯碎的高干子弟组织，就有意地吸收了少量非高干子弟的学生，以扩大群众基础。我因为在文革前就已是“知名人士”，于是就作为贫下中农子弟代表被安排进了勤务组，被分工负责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搞搞内务、后勤。另一进勤务组的工人子弟代表叫蔡XX，后来在一次行动中私自拿了人家的东西，被开除出了人大红卫兵。
   人大红卫兵刚成立之初处于秘密状态。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校内已在以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为首的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简称“校革筹”），负责具体领导人大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合法的权威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什么人还要另搞一个组织，那就是非法的活动，它不但不会被承认，而且还要遭到打压和取缔。所以人大红卫兵的串联、成立等活动只能在“地下”秘密进行。但是，这种秘密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很快就使它浮出水面，并被推向了风头浪尖。
   人大红卫兵成立时，校内的文化大革命已闹得沸沸扬扬。师生在对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校长吴玉章一般每年只来人大两次，郭实际上是人大主要的领导人）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派别。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派是揭郭派，主张对郭影秋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学生和青年教师；另一派是保郭派，认为郭影秋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工人、干部。为了避免郭受到冲击，他们把他从家中转移出来，保护了起来。他们还到郭影秋带队搞四清的北京郊区农村，动员了七百名贫下中农冲到人民大学，保护郭影秋，声言谁反对郭书记谁就是反革命，就打死谁（此事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面对这种局面，人大红卫兵认为有必要亮出旗帜，表明态度。于是就在8月11日夜深人静之时揭出了《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严正声明》的大字报，指出，郭影秋究竟是什么人，应在文化革命中经过群众的揭发、审查后才能做结论，广大师生揭发批判郭影秋的错误是革命行动，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人大校园一下子就炸开了锅。保郭派很快地就贴出了许多的大字报，对人大红卫兵的“声明”进行声讨、批驳，说人大红卫兵是“黑组织”，要夺“校革筹”的权，是“反革命”，并到处寻找被怀疑可能是人大红卫兵的学生，对之进行围攻、辱骂，弄得人大红卫兵成员东躲西藏，其活动也只能在“地下”进行。而揭郭派则认为人大红卫兵是革命组织，人大红卫兵的“声明”好得很，坚决予以支持。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8月17日，当时已进入中南海、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陶铸，突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大红卫兵的代表（在此之前，陶铸曾于8月2日和8月12日两次到人大参加全校师生辩论大会，并发表讲话。第一次是陪同邓小平，第二次是以他为主），和人大红卫兵代表进行了座谈，询问了人大文革的情况，表示了对人大红卫兵的支持。他还特意还要人大红卫兵回去象中学红卫兵那样，把红袖章带起来。
   更令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陶铸接见后第二天的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北京市及来京串联学生、群众的大会上，人大红卫兵的代表被安排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其情况是：当8月17日人大红卫兵在受到陶铸同志的接见后，感到受宠若惊、还没有回过神来的当天夜里，人大“校革筹”即接到北京市新市委的紧急通知，要人大“校革筹”和人大红卫兵各派五名代表第二天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大会。校革筹不敢违命，连夜设法联系到了人大红卫兵，并让他们的代表和人大红卫兵代表一起乘一辆卡车按时赶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负责接待的解放军战士先是把十名人民大学代表安排在了观礼台上。但不多一会儿，他们又找到我们，要我跟他们走。他们没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把我们带到何处，只是懵里懵懂地跟着他们走。当大家经过天安门城楼下的通道，登上层层台阶，在楼梯口上猛然迎头看见站在那里并鼓掌欢迎我们的周总理的时候，才感到象腾云驾雾一样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那里还有其他约一百多人的北京市及外地来的学生、群众代表。先是周总理帮大家排好队形，并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然后是听大会讲话、发言。到会议快要结束时，大家感到虽然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却没有见到毛主席，感到很遗憾。于是大家就齐声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不一会儿，毛主席就在周总理、林彪、江青等陪同下，走到了我们中间。这时，大家已顾不上秩序，一边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蜂拥而上争抢着和毛主席握手，急得周总理不断大声呼喊，“请大家不要乱，不要挤着毛主席！”毛主席则慈祥地与每个人都握了手。最后在周总理的指挥、安排下，大家和毛主席一起照了像（其照片第二天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在这个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说，大家真的是喉咙喊哑了，手掌拍麻了。最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走下天安门城楼，回首向上望去，看见刘少奇主席仍一个人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一角抽着雪茄。我们几个人大红卫兵不由自主地站成一排，向着城楼上的刘少奇主席举手宣誓：刘主席，我们人大红卫兵向您保证：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一突来的事变，一下子把校革筹和保郭派搞得晕头转向，他们虽然难以理解，但也再不敢公然刁难、围攻人大红卫兵了。人大红卫兵也一下子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由秘密转为公开、由不合法变成了合法。但当他们清醒过来之后，马上就拿出了对策：你们不是叫红卫兵吗？那好办，我们也可以搞个红卫兵。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利，经过紧张策划、筹备，很快地，一个叫八·一八红卫兵的组织就于8月21日被打造出来了，其成员数达千人，并隆重地举行了成立大会，还高姿态地邀请人大红卫兵代表参加了他们的成立大会。这样，在人大校园内就出现了两个观点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而且从那以后，北京及全国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人大红卫兵既然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陶铸等中央领导的认可、支持，成了合法组织，因此，一些与人大红卫兵观念一致的学生纷纷要求加入。但是，按照红卫兵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的规定，人大红卫兵只吸收红五类，而且不得有半点这样那样的毛病。所以当时有一种议论，说加入人大红卫兵比加入中国共产党还难，因为学生中有的人早已是党员，但却参加不了红卫兵。这样，一大批包括中农出身、甚至是中共党员的学生就被挡在了红卫兵的门外。对此，许多人就提出了批评，说人大红卫兵实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并在红卫兵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作为一个平民子弟，认为大家的批评是正确的，而且认为这种脱离大多数学生群众状况如不改变，人大红卫兵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人大红卫兵勤务组不得不进行改组。先是撤换了政委（其父是解放军中将，在军内担任要职，恰在这个时候传说“出了问题”），接任的是政治经济系一个在班上任支部书记的61级学生。他其实也是一个干部子弟，只是其父级别不高（好像是个县委书记）。接着，中央有精神，高干子弟一律退出群众组织的核心机构。于是，原红卫兵大队长亦辞职，由财贸系一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63级学生接任，勤务组其他人员及下设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我因是人大红卫兵“元老”，又是平民子弟，被留在了新的勤务组，具体分工主要是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兼管办公室。此后，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以下几项：一是深入基层，宣传、解释人大红卫兵的观点，争取群众支持，扩大红卫兵的组织；二是管理红卫兵内部，执行纪律，对犯了错误、违反纪律的红卫兵予以处分；三是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名、任免除一、二、三把手之外的红卫兵各级负责人，调配各机构的工作人员；四是调解红卫兵内部的矛盾、纠纷；五是设法到对方组织中“策反”、“挖墙角”、拉队伍，分化瓦解对方组织。此外，有关斗、批、改的各项事宜，基本上不予过问。
   改组后的勤务组规定，凡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思想政治、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上无大问题者，经个人申请、基层组织（小队、中队）讨论批准，皆可加入人大红卫兵。此后，由于人大学生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只占极少数（每班约一两个），所以人大红卫兵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最后达到在校学生的70%左右）。
   那么，怎么又闹出个人大三红呢？
   原来，在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代表之后，人大校园不仅出现了八·一八红卫兵，而且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群众组织，其中重要的有：一部分由部队来的、观点与人大红卫兵一致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军”；一部分与人大红卫兵观点一致的教职工组成的“红卫队”。此外还有“十一红卫兵”、“共产主义红卫兵”等，皆由一些与人大红卫兵观点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加入人大红卫兵的学生组成，但他们人数很少（共约200人左右）。所有这些组织都与人大红卫兵联系密切，行动协调一致。
   到了1966年底，八·一八红卫兵解体，其成员有的倒向了人大红卫兵，有的成了“男装女织”（男同学装收音机，女同学织毛衣）的“逍遥派”，有的外出串联，到外地造反、闹革命去了。人大红卫兵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正当大家迷惘彷徨之际，突然间，1967年1月传来了上海工总司夺了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革委会的消息，全国各地迅速地掀起了夺权的风暴（时称“一月风暴”）。这时，人大红卫兵才如梦初醒，才明白文化大革命到头来还是要夺权的，并开始筹划夺权行动。但其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形势又突然大变。原八·一八红卫兵有一个叫赵贵林的人（政治经济系61级学生），在其组织解体之后，带了几个弟兄，到武汉去造湖北省委和陈再道的反，闹得天翻地覆，名声大振，被武汉造反派视为英雄。这时，他顶着从外地挣来的“响当当的造反派”的光环，“杀”回了人大，把原八·一八红卫兵的一些成员又聚拢起来，成立了一个叫“新人大公社”的新组织，而且气势汹汹，与人大红卫兵开展了新的斗争。这时，人大红卫兵一派才恍然大悟，感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于是，乃重整队伍，迎接新的战斗。经多方反复沟通、协商，人大红卫军和共产主义红卫兵集体加入人大红卫兵（十一红卫兵的头头因遭人大红卫兵冷遇，愤而率众加入了新人大公社）。为了团结大多数，壮大力量，经人大红卫兵勤务组研究决定，成立“人大东方红公社”，将所有观点一致、但不适合加入人大红卫兵的学生教职工全部吸收进来，作为人大红卫兵的外围组织。这样，人大红卫兵一派至此名义上就成了三个组织，即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但为使东方红成员不感到低人一等，对外则统称人大东方红公社。
   这以后，人大两派的斗争又趋激烈。两派不仅在校内对一些问题观点对立，而且在地盘上也以一条水沟和一条路（共青路）为界，南北各霸一方。两派都有自己的广播站，先是在大喇叭上你来我往地“文明”的辩论，后来逐渐演变为隔空争吵、叫骂。起初对方（新人大公社）在每次广播中，都要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一一点名，后来可能是觉得太啰嗦、麻烦，干脆就简称为“人大三红”（有时又讥称为“陶小三”，因为他们认为人大三红是陶铸扶持起来的，是保陶的）。对方的大喇叭一响，声震八方。久而久之，周围的群众都得知人大有个群众组织叫人大三红。这样一来，人大东方红公社尚未打响，而人大三红却被对方叫出了名。怎么办？经人大红卫兵勤务组研究决定，索性依歪就斜，今后我们就叫人大三红吧！谁知在这以后人大三红还真的“红”起来了。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人大红卫兵勤务组决定再次进行调整：成立“三红总部”，改勤务组为“核心组”，并增设了相应的下属机构，除原有的政治组、组织组、宣传组、外联组、办公室之外，又新设立了干部组（负责做争取和解放干部的工作）、保卫组、后勤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人大三红》和《斗批改》杂志编辑部，等。核心组和下设机构皆吸收有部分教师、干部参加。而我则再次以“元老”的身份留在了核心组，并仍分管组织工作。
   这就是人大三红的由来，亦即由人大红卫兵演变为人大三红的简要过程。

http://hi.baidu.com/%E5%A6%82%E6 ... fd6e0f08244d4c.html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5-12-14 12:39:06

文革故事——人大三红与人大红卫兵

中国人民大学原是一所文科综合大学，其老班底来自延安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它正式成立于1950年，校长是“四朝元老”（从满清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由毛泽东亲自任命。当时的党和国家的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央出席了第一次开学典礼和庆祝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据说，它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创立的第一所马克思主义的新型大学，其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为党政军及各条战线输送干部（包括理论干部和领导干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它所招收的对象主要是来自部队、党政机关及各条战线上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年及模范人物，如高玉宝，郝建秀等，由所在部门、单位保送或推荐。六十年代，开始招收高中毕业生，但思想政治条件要求较严，学生大都为干部、工农子弟。亦有极少数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但其本人必须表现良好，成绩优异，且一般都是共青团员。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干部、师生思想政治上比较正统。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大学的发动比较迟缓，也因此人大在文革中没有出现如“五大学生领袖”那样的风云人物。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还是出了“人大三红”这样一个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群众组织，甚至连毛泽东也知道人民大学有个人大三红。他于1968年7月28日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中，有一段话还专门谈到了人大三红。因当时北大、人大等高校出现了反公安部长谢富治事件，毛泽东很不赞成。他说：“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他怎么是反革命呢”（赵贵林是人大三红对立面组织的头头。毛泽东没有料想到，文革后，赵贵林还真的成了反革命，被开除了党籍）。
所谓人大三红，是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的总称。其实是这三个组织是“三位一体”的，其核心和主体是人大红卫兵。因此，说到人大三红，就不能说到人大红卫兵。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是文革中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此事至今在众多的研究文革史的著述中尚无一人提及）。
1966年8月8日，约有十来个来自人大各系的学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纪念堂前的“月台”上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者说，把大家召集来，是要商量组织一个“我们自己的组织”。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开展起来，中国革命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人大文化革命的形势已落后于北大、清华及一些中学，我们应当自己组织起来，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以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那么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呢？发起人提出以当年苏联的“青年近卫军”为榜样，叫“中国青年近卫军”，也有人提出了其他的名称。我则认为，现在苏联已经变修，我们用它的名称，容易引起误解。现在人家中学的造反组织都叫“红卫兵”，红卫兵的旗号已经打响了，我们就跟着他们叫红卫兵算了。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学红卫兵都是一些瞎胡闹的毛孩子，我们是大学生，不应和他们混同起来。但经过讨论，再三斟酌，大家还是采纳了我的意见，将组织名称定为“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会上起草了人大红卫兵章程和成立宣言，规定了组织纪律，协商成立了组织机构：其核心领导机构取“做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之意，叫勤务组；勤务组设政委一人，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各一人，下设政治宣传组、组织组、联络组和办公室，各组组长由勤务组成员兼任。
人大红卫兵的发起人和骨干成员，都是一些高干子弟。而我这样一个平民子弟是如何混迹其中的呢？这是因为，人大的高干子弟比较脱离群众（其表现是他们在同学、老师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优越感，他们一般都有平民百姓子弟所没有的手表、自行车、黑白照相机，比较会玩，有的学习也不太认真、刻苦。当然，这些情况与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来，根本就不算什么事。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却是不大不小的问题）。而脱离了广大学生群众，如何能带领大家一起闹革命呢？所以为了让大家觉得他们并不是纯碎的高干子弟组织，就有意地吸收了少量非高干子弟的学生，以扩大群众基础。我因为在文革前就已是“知名人士”，于是就作为贫下中农子弟代表被安排进了勤务组，被分工负责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搞搞内务、后勤。另一进勤务组的工人子弟代表叫蔡XX，后来在一次行动中私自拿了人家的东西，被开除出了人大红卫兵。
人大红卫兵刚成立之初处于秘密状态。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校内已在以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为首的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简称“校革筹”），负责具体领导人大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合法的权威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什么人还要另搞一个组织，那就是非法的活动，它不但不会被承认，而且还要遭到打压和取缔。所以人大红卫兵的串联、成立等活动只能在“地下”秘密进行。但是，这种秘密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很快就使它浮出水面，并被推向了风头浪尖。
人大红卫兵成立时，校内的文化大革命已闹得沸沸扬扬。师生在对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校长吴玉章一般每年只来人大两次，郭实际上是人大主要的领导人）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派别。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派是揭郭派，主张对郭影秋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学生和青年教师；另一派是保郭派，认为郭影秋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工人、干部。为了避免郭受到冲击，他们把他从家中转移出来，保护了起来。他们还到郭影秋带队搞四清的北京郊区农村，动员了七百名贫下中农冲到人民大学，保护郭影秋，声言谁反对郭书记谁就是反革命，就打死谁（此事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面对这种局面，人大红卫兵认为有必要亮出旗帜，表明态度。于是就在8月11日夜深人静之时揭出了《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严正声明》的大字报，指出，郭影秋究竟是什么人，应在文化革命中经过群众的揭发、审查后才能做结论，广大师生揭发批判郭影秋的错误是革命行动，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人大校园一下子就炸开了锅。保郭派很快地就贴出了许多的大字报，对人大红卫兵的“声明”进行声讨、批驳，说人大红卫兵是“黑组织”，要夺“校革筹”的权，是“反革命”，并到处寻找被怀疑可能是人大红卫兵的学生，对之进行围攻、辱骂，弄得人大红卫兵成员东躲西藏，其活动也只能在“地下”进行。而揭郭派则认为人大红卫兵是革命组织，人大红卫兵的“声明”好得很，坚决予以支持。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8月17日，当时已进入中南海、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陶铸，突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大红卫兵的代表（在此之前，陶铸曾于8月2日和8月12日两次到人大参加全校师生辩论大会，并发表讲话。第一次是陪同邓小平，第二次是以他为主），和人大红卫兵代表进行了座谈，询问了人大文革的情况，表示了对人大红卫兵的支持。他还特意还要人大红卫兵回去象中学红卫兵那样，把红袖章带起来。
更令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陶铸接见后第二天的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北京市及来京串联学生、群众的大会上，人大红卫兵的代表被安排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其情况是：当8月17日人大红卫兵在受到陶铸同志的接见后，感到受宠若惊、还没有回过神来的当天夜里，人大“校革筹”即接到北京市新市委的紧急通知，要人大“校革筹”和人大红卫兵各派五名代表第二天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大会。校革筹不敢违命，连夜设法联系到了人大红卫兵，并让他们的代表和人大红卫兵代表一起乘一辆卡车按时赶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负责接待的解放军战士先是把十名人民大学代表安排在了观礼台上。但不多一会儿，他们又找到我们，要我跟他们走。他们没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把我们带到何处，只是懵里懵懂地跟着他们走。当大家经过天安门城楼下的通道，登上层层台阶，在楼梯口上猛然迎头看见站在那里并鼓掌欢迎我们的周总理的时候，才感到象腾云驾雾一样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那里还有其他约一百多人的北京市及外地来的学生、群众代表。先是周总理帮大家排好队形，并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然后是听大会讲话、发言。到会议快要结束时，大家感到虽然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却没有见到毛主席，感到很遗憾。于是大家就齐声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不一会儿，毛主席就在周总理、林彪、江青等陪同下，走到了我们中间。这时，大家已顾不上秩序，一边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蜂拥而上争抢着和毛主席握手，急得周总理不断大声呼喊，“请大家不要乱，不要挤着毛主席！”毛主席则慈祥地与每个人都握了手。最后在周总理的指挥、安排下，大家和毛主席一起照了像（其照片第二天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在这个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说，大家真的是喉咙喊哑了，手掌拍麻了。最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走下天安门城楼，回首向上望去，看见刘少奇主席仍一个人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一角抽着雪茄。我们几个人大红卫兵不由自主地站成一排，向着城楼上的刘少奇主席举手宣誓：刘主席，我们人大红卫兵向您保证：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一突来的事变，一下子把校革筹和保郭派搞得晕头转向，他们虽然难以理解，但也再不敢公然刁难、围攻人大红卫兵了。人大红卫兵也一下子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由秘密转为公开、由不合法变成了合法。但当他们清醒过来之后，马上就拿出了对策：你们不是叫红卫兵吗？那好办，我们也可以搞个红卫兵。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利，经过紧张策划、筹备，很快地，一个叫八·一八红卫兵的组织就于8月21日被打造出来了，其成员数达千人，并隆重地举行了成立大会，还高姿态地邀请人大红卫兵代表参加了他们的成立大会。这样，在人大校园内就出现了两个观点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而且从那以后，北京及全国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人大红卫兵既然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陶铸等中央领导的认可、支持，成了合法组织，因此，一些与人大红卫兵观念一致的学生纷纷要求加入。但是，按照红卫兵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的规定，人大红卫兵只吸收红五类，而且不得有半点这样那样的毛病。所以当时有一种议论，说加入人大红卫兵比加入中国共产党还难，因为学生中有的人早已是党员，但却参加不了红卫兵。这样，一大批包括中农出身、甚至是中共党员的学生就被挡在了红卫兵的门外。对此，许多人就提出了批评，说人大红卫兵实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并在红卫兵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作为一个平民子弟，认为大家的批评是正确的，而且认为这种脱离大多数学生群众状况如不改变，人大红卫兵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人大红卫兵勤务组不得不进行改组。先是撤换了政委（其父是解放军中将，在军内担任要职，恰在这个时候传说“出了问题”），接任的是政治经济系一个在班上任支部书记的61级学生。他其实也是一个干部子弟，只是其父级别不高（好像是个县委书记）。接着，中央有精神，高干子弟一律退出群众组织的核心机构。于是，原红卫兵大队长亦辞职，由财贸系一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63级学生接任，勤务组其他人员及下设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我因是人大红卫兵“元老”，又是平民子弟，被留在了新的勤务组，具体分工主要是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兼管办公室。此后，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以下几项：一是深入基层，宣传、解释人大红卫兵的观点，争取群众支持，扩大红卫兵的组织；二是管理红卫兵内部，执行纪律，对犯了错误、违反纪律的红卫兵予以处分；三是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名、任免除一、二、三把手之外的红卫兵各级负责人，调配各机构的工作人员；四是调解红卫兵内部的矛盾、纠纷；五是设法到对方组织中“策反”、“挖墙角”、拉队伍，分化瓦解对方组织。此外，有关斗、批、改的各项事宜，基本上不予过问。
改组后的勤务组规定，凡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思想政治、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上无大问题者，经个人申请、基层组织（小队、中队）讨论批准，皆可加入人大红卫兵。此后，由于人大学生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只占极少数（每班约一两个），所以人大红卫兵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最后达到在校学生的70%左右）。
那么，怎么又闹出个人大三红呢？
原来，在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代表之后，人大校园不仅出现了八·一八红卫兵，而且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群众组织，其中重要的有：一部分由部队来的、观点与人大红卫兵一致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军”；一部分与人大红卫兵观点一致的教职工组成的“红卫队”。此外还有“十一红卫兵”、“共产主义红卫兵”等，皆由一些与人大红卫兵观点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加入人大红卫兵的学生组成，但他们人数很少（共约200人左右）。所有这些组织都与人大红卫兵联系密切，行动协调一致。
到了1966年底，八·一八红卫兵解体，其成员有的倒向了人大红卫兵，有的成了“男装女织”（男同学装收音机，女同学织毛衣）的“逍遥派”，有的外出串联，到外地造反、闹革命去了。人大红卫兵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正当大家迷惘彷徨之际，突然间，1967年1月传来了上海工总司夺了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革委会的消息，全国各地迅速地掀起了夺权的风暴（时称“一月风暴”）。这时，人大红卫兵才如梦初醒，才明白文化大革命到头来还是要夺权的，并开始筹划夺权行动。但其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形势又突然大变。原八·一八红卫兵有一个叫赵贵林的人（政治经济系61级学生），在其组织解体之后，带了几个弟兄，到武汉去造湖北省委和陈再道的反，闹得天翻地覆，名声大振，被武汉造反派视为英雄。这时，他顶着从外地挣来的“响当当的造反派”的光环，“杀”回了人大，把原八·一八红卫兵的一些成员又聚拢起来，成立了一个叫“新人大公社”的新组织，而且气势汹汹，与人大红卫兵开展了新的斗争。这时，人大红卫兵一派才恍然大悟，感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于是，乃重整队伍，迎接新的战斗。经多方反复沟通、协商，人大红卫军和共产主义红卫兵集体加入人大红卫兵（十一红卫兵的头头因遭人大红卫兵冷遇，愤而率众加入了新人大公社）。为了团结大多数，壮大力量，经人大红卫兵勤务组研究决定，成立“人大东方红公社”，将所有观点一致、但不适合加入人大红卫兵的学生教职工全部吸收进来，作为人大红卫兵的外围组织。这样，人大红卫兵一派至此名义上就成了三个组织，即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但为使东方红成员不感到低人一等，对外则统称人大东方红公社。
这以后，人大两派的斗争又趋激烈。两派不仅在校内对一些问题观点对立，而且在地盘上也以一条水沟和一条路（共青路）为界，南北各霸一方。两派都有自己的广播站，先是在大喇叭上你来我往地“文明”的辩论，后来逐渐演变为隔空争吵、叫骂。起初对方（新人大公社）在每次广播中，都要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一一点名，后来可能是觉得太啰嗦、麻烦，干脆就简称为“人大三红”（有时又讥称为“陶小三”，因为他们认为人大三红是陶铸扶持起来的，是保陶的）。对方的大喇叭一响，声震八方。久而久之，周围的群众都得知人大有个群众组织叫人大三红。这样一来，人大东方红公社尚未打响，而人大三红却被对方叫出了名。怎么办？经人大红卫兵勤务组研究决定，索性依歪就斜，今后我们就叫人大三红吧！谁知在这以后人大三红还真的“红”起来了。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人大红卫兵勤务组决定再次进行调整：成立“三红总部”，改勤务组为“核心组”，并增设了相应的下属机构，除原有的政治组、组织组、宣传组、外联组、办公室之外，又新设立了干部组（负责做争取和解放干部的工作）、保卫组、后勤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人大三红》和《斗批改》杂志编辑部，等。核心组和下设机构皆吸收有部分教师、干部参加。而我则再次以“元老”的身份留在了核心组，并仍分管组织工作。
这就是人大三红的由来，亦即由人大红卫兵演变为人大三红的简要过程。

（此文版权为本人所有，未经本人允许，请勿转载或引用）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3197-428985.html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7-6-4 19:41:20

[1]姜洪洲  2011-4-2 12:48
小时候只当过几天红小兵，戴着红袖标，到处玩。后来，红小兵改成了少先队员。这些人曾站在那场风暴的中心，今后的命运如何呢？
博主回复(2011-4-2 20:39)：人大三红的一把手离校后先是当教师，后去海南创业，混得还可以，二把手刘XX现在是著名学者，三把手（教师）去北大当了教授。其情况各异。至于那帮高干子弟，大部分都做官发财了。谢谢！

[5]hangzhou  2011-4-3 00:25
能介绍一下1967年11月人大在红楼的武斗么？谢谢。
博主回复(2011-4-3 00:45)：看来你是个人大老校友。问好！在我这里凡是我知道的，没有什么不能谈的。有机会我会谈一下的。

[6]王铮  2011-4-3 08:53
关于郭影秋续。郭影秋回忆
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请见：《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王俊义整理，《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说明：孙泱、胡锡奎、李培之也都是人大副校长。）【90（）】
陆卫国先生说：郭影秋后来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活了下来，却被截去下肢，终身残疾。这就是为广大群众所景仰的优秀干部的遭遇。而孙泱、胡锡奎，则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
有一次有个女科学家告诉我，在南京大学读书，她有个暗恋对象，就是郭影秋。

[7]王铮  2011-4-3 09:02
虽然不尽不实，但也反映了当时有红五类创立的红五类的立场。据人大老人回忆，“人大三红”被称为“陶小三”不是因为他们紧跟陶铸，而是因为紧跟“工作组组长陶鲁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揪斗老校长郭影秋，为什么向刘少奇同志宣誓的背景，为什么得到陶鲁笳赏识。
关于郭影秋，陆卫国先生的记录是：
这儿简单介绍下我们的校长郭影秋。他原是江苏沛县中学的历史老师、教务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学生武装抗日，活动在湖西一带。这儿的湖西，是指微山湖西。湖西在我的生命中也留下过一页，本文的最后会讲到。建国初期，郭影秋任云南省长。那时的省长后来都是很高的职务，但他却在1957年秋反右之后，不避风险，不当省长当校长，来到了南京大学。1963年，中央拟调他当国务院代秘书长，但他却谢绝，而应吴玉章校长之邀来到人大。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始终把学生和教师放在心上，维护学生和教师的权益。尤其是在种种政治高压之下，尽其所能，保护了一批同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生活简朴，来人大后，不要豪宅，就住和我们一样的灰旧的平房。老伴病了，他自己背她上车。就这样一个事物繁忙的领导，他还是位明史专家，主攻南明史，写有《李定国纪年》的专著。他在诗词上也很有造诣，是党内高层的一位才子。他的历史著作和诗词，可不是像现在泛滥成灾的名为戏说、实为胡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玩艺，更不是“羊羔体”、“泪流帝”、“纵为鬼也幸福”的那些东西。现在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高校领导，和他相比，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真是难望项背，差得十万八千里。南京大学的教工，这多少年过去了，也一直在怀念老校长。在南大的校园里，有座郭影秋的塑像。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过去看看，以表景仰之情。
在农民进城保护郭影秋后，郭影秋就跌入了深渊，被残酷揪斗迫害长达数年之久。他在自己的“临终口述”中说道：“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博主回复(2011-4-3 16:46)：你所说的“人大老人”，如果不是你的托言，那就是赵贵林的部下，仍抱住早被人们所唾弃的派性观点，不然他不会那样胡言乱语。
陶鲁笳的工作组于1966年7月中旬就奉命撤离了人大，而人大红卫兵是8月8日成立的；至于人大三红的出现，更又是至少半年多以后的事，与陶鲁笳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况且人大红卫兵发起人朱XX是最早起来反对陶鲁笳工作组的学生，而陶鲁笳离开人大不久就被打倒了，人大三红如何紧跟他？而陶铸支持人大红卫兵，确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当然所紧跟也谈不上。
你不了解情况，却要道听途说，偏听偏信，真找不到什么恰当的词来形容你的可怜！
郭影秋任南大校长前，曾任云南省副省长，而不是省长，陆卫国有误。
郭影秋确实是一个杰出的领导干部，我从来就没有认为他是坏人、走资派，文革中我只搞我的内部组织工作，批斗领导干部之事，一概未过问、未参与。陆所说的那些情况，不管其真假，我一概不知。与我无关。
但有一点应该指出，以赵贵林为首的一伙，为摘掉自己保守派的帽子，从武汉返校后，一下子变得比极左还极左。正是他带领新人大公社急切地加入了号称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的首都三司（其首领是谭厚兰和王大彬）对领导干部的迫害极其残忍，副校长孙泱就是在他们总部地下室因不堪折磨而在门框上上吊自杀的。此案文革后受到清查，主要当事人受到了严厉惩处。要不然赵贵林怎么会被定为“三种人”、被开除党籍了呢？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唯劝你今后不要再老是用脚后跟思考问题！

[8]王铮  2011-4-3 09:09
侯先生，请删除重复而阅读次序不顺利的[7]。
通过这篇文章，知道你原来不是造反派红卫兵，而是初期红卫兵。

[9]王铮  2011-4-3 09:25
既然八一八有“数千人参加”，人大当时学生就几千人，你的组织怎么会包含了“70%的在校学生”？注意，你曾经指出，当时存在想陆卫国先生那样的逍遥派。
博主回复(2011-4-3 10:53)：王先生，看来你不但有遇事主观臆断的毛病，而且做事、做学问也是马马虎虎，捕风捉影。
对八一八红卫兵的人数，我说的是“数达千人”。并没有说“数千人”。我亲自参加了他们的成立大会，是在“八百人大教室”开的。说它“数达千人”，是照多说的。
我说人大红卫兵的人数占“在校学生的70%左右”，是指到“最后”。本来，学生中反郭派就占多数。八一八红卫兵垮台后，其中不少人加入了红卫兵，说占70%左右，我是照少说的。
我是做组织工作的，各中队发展每一个红卫兵，我都要到场，发证书、袖标，而且要登记在册，人数上，我不会说错的。
陆卫国是不是逍遥派，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文革中人大的逍遥派极少，而且即使是逍遥派，也要在某派、某组织中挂个名。估计陆先生是属于八一八和新人大公社的。
希望王先生能改掉自己的老毛病。不然对你搞科研、做学问极其不利。

[11]张玉淑  2011-4-3 15:40
侯老师，原来也曾如此“风光"!呵呵！无恶意的问一句，您当初做红卫兵的时候有没有批斗过那些知识分子？纯属好奇，别无它意。
博主回复(2011-4-3 18:47)：我可以实事求是、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在文革中没有批斗过任何人。谢谢！

[13]王铮  2011-4-3 17:53
每个红卫兵都是要你发证的，你会不知道？
刘少奇同志去世多年，还有人说陈伯达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所以陶书记走后，说人大三红是陶小三完全符合文革逻辑。如果说人大三红是陶铸同志的组织，肯定人大三红早在1967年就被抄了。
王大宾的地派对立面是韩爱晶的天派，看来侯先生是天派一系的。
只要先生愿意讲，骂骂我也可以。
1952年秋，郭影秋担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是陈赓，省委书记是宋任穷。半年之后，郭影秋被委任为省长，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
博主回复(2011-4-3 18:52)：王老师，别再无聊地瞎扯了，再瞎扯就删了。

[14]王铮  2011-4-3 21:04
哈哈，害怕了，别删！我不说了，不问郭影秋是不是真被打残废，郭先生先生也没有提“人大三红”，可见郭先生也不想追溯“人大三红”的责任而是追溯文革的根源。但是这些批郭派是不是道德上需要反省？侯先生怎么看？
博主回复(2011-4-3 23:17)：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还傻得这么可爱。我老人家的字典里什么字都有，就还少一个怕字，因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三红虽然是揭郭派，但并没有折磨郭影秋，那些坏事都是原来保他的赵贵林一伙干的。他心里有数，他追究三红干什么？
你要追究文革的根源，没人拦着你，可你老缠着我老人家干什么？你那点坏心眼、鬼伎俩，大家都明白，除了你那几个小伙计，帮你抬一下轿子，有几个人理你？
本人一生光明正大，问心无愧，你什么也捞不着，别痴心妄想了。现在缺德需要反省的是你。我已经给了你面子，可你还象个赖皮虱子，虱子虽然要不死人，却也挺讨厌的，所以如再来骚扰，我只好把它掐死。

[15]王铮  2011-4-3 21:38
侯先生，你怎么把好几位先生的问题删除了，留着，没什么。自己不好回答，就不回答吧。
博主回复(2011-4-3 23:25)：210说我误会他了，既然误会了人家，当然应该删除。WC101一向不友好，我过去就删过他的东西，这是科学网给我的权利。你不是也经常以各种理由删掉你不喜欢的评论吗？

[18]王铮  2011-4-4 08:24
不仅如此吧，210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不然，你应该删掉误会他的评论，怎么删掉他追问的评论。
为什么不能彻底反省文革？还记得你四川老乡的诗吗？“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文革，只有抱着“尔曹名与身俱忘”的态度，才能留下“不废长江千古流”的回忆录。
博主回复(2011-4-4 21:59)：实话实说吧，我把210当成了你了，但如果不是你，我对他的回复就对不上号了，所以只能全部删除。你太自以为是了。
三十多年来，全国人民都在反省文革，但各人有各人的反省，难道只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反省才叫反省吗？你就是真理的化身吗？

[23]nanshanyue  2011-4-6 09:52
原来是这样啊。。又知道了很多，谢谢候前辈的文章。
我虽然不懂文革，但我能笃定候前辈不是书上说的那种红卫兵！！这就够了。祝前辈天天好心情。
另，您又和王铮老师“吵架”了，唉，“吵”就“吵”吧，但，不许真生气！！
博主回复(2011-4-6 16:17)：谢谢理解！
我不想和他吵架，是他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文革过去三四十年了，可他却一身的文革习气不改。他当时可能是“黑七类”，没捞着整人，现在想补上一课，找点整人的感觉。我当然要说点我该说的话，但我不会真的为这种小人生气。放心！再次谢谢！

[28]张晓良  2015-9-21 11:30
请教：“赵贵林……到武汉去造湖北省委和陈再道的反，闹得天翻地覆，名声大振，被武汉造反派视为英雄”，当年在武汉的传单及大事记上均写作“赵桂林”，您与赵是同学，到底是“赵贵林”还是“赵桂林”？
博主回复(2015-9-21 12:20)：记得不是很准确，因聂元梓的回忆录上写的是赵贵林，我也就跟着写了赵贵林。应该是赵桂林。
这么久了，您还能光顾，难得，谢谢！

reading · 发表于 2023-10-29 04:09:21

文革初期，人民大学批判孙泱的大字报

1966年6月13日，人民大学首次批斗孙泱大会.jpg

1966年6月13日，人民大学首次批斗孙泱大会

1967年，人民大学造反派批斗孙泱、郭影秋.jpg

1967年，人民大学造反派批斗孙泱、郭影秋

1966年7月27日文化广场的批斗会.jpg

1966年7月27日文化广场的批斗会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