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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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志华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欢迎，党内对此怀疑和抵触，毛泽东南巡进行动员。刘少奇等人主张通过政策调整缓解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则强调首先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并借助党外力量。南巡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整风运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1957年最受国人关注的就是整风反右运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最有代表性的论述见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124~125页；章立凡《风雨沉舟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第45页。最近李锐发表了《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仍然坚持这种说法。）但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确曾设想并发动过一次党内整风运动，后来他感到“情况异常”，才转向反右。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且，整风本身在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差别也十分明显。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借助党外知识界力量，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遏制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当时毛泽东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本文旨在说明1957年整风运动的缘起。 　　

一、整风倡议：毛泽东试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源自于国外反动势力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产党政权以及国内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 　　

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1956年6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汇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3年，第1153~1154页）。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是明显的，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加上了官僚主义（《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652页）。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内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据8个旗县的材料，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32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13起。由于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无视百姓生活的错误，浙江省宁波地区连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仅慈溪县就有91起，宁海县有78起，涉及的乡镇达60%~85%，而且“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内部参考》第119期，1956年5月30日，第557页；《内部参考》第1923期，1956年7月3日，第19~20页；《内部参考》第1990期，1956年9月13日，第320~323页；《内部参考》第1995期，1956年9月17日，第450~452页）。这不能不引起执政者的密切关注。 　　

中共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也曾提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是他认为与苏共相比，中共虽然也有，但是并不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102页）。不过，波匈事件发生后，他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和风细雨”。（《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12~613页）。正式提出的整风，除了“学习文件”，又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开展整风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呼吁而不是官方的指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6页。公报的用词是“毛泽东同志号召”：“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6日）。胡乔木11月23日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时，反复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民主化，对整风却只字未提（《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91页）。甚至几个月后，康生在作报告时仍然认为：“二中全会主席提出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只是一次“新的学习运动”（云南省档案馆：7-1-867，第28~33页）。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当时尚未就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作出决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3个月后再次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张时，把启动日期推迟了半年。 　　

在对执政党工作作风表示担心的同时，作为波匈事件的另一个教训，毛泽东也在密切注意社会上的思想动态。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毛泽东确实谈到了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原记录稿见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69，第1~4页）。 　　

鉴于这种说法，有不少人认为，从这时起，毛泽东就在考虑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发动反右运动了。笔者以为，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众闹事与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尽管谈到有人（特别点名是民主人士）可能会反对中共政权时言辞尖刻，但那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因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而所谓“后发制人”的策略，则是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一般方法和思维逻辑。从长期的发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况且后者往往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二、整风动员：根本对立的党内外反应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他说，这个讲话所谈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记录稿）》（1957年3月10日））。 　　

毛泽东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在这个前提下，他开始谈论人民内部的种种问题。诸如对合作化的评价问题、资本家的思想改造问题、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问题，以及关于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问题。既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矛盾，就必须予以解决，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采取与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考虑到这两个方针自1956年春天提出来以后党内存在的疑虑，毛泽东强调，百花齐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争鸣就是也可以讲唯心论，但是这没有什么要紧的，对毒草和错误言论批评就是了。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2月27日））。后来北京市委在一个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直到最高国务会议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245~251页）。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他指出，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说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毛泽东答，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好些做法是这样，如肃反、土改。现在社会改变了，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说这个“小”不够，再来一个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他解释说，现在我讲的是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连那样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没有，就只有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所以出来罢工罢课了。宪法没有罢工的条文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是提倡用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只有对那些个别的、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才用罢工罢课来解决，首先还是反官僚主义。（《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日））。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党内整风的动员。 　　

会后4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便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毛泽东似乎觉得言犹未尽，决定再讲一次。于是，又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与以往不同，这次会议邀请了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各界160多名非党人士参加，比例达全体与会者的1/5。（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30~631页）。会议的议题是传达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连续召集了几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一边听汇报，一边谈意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毛泽东同文艺界的谈话（记录稿）》（1957年3月8日））。显然，毛泽东不断地开会、讲话，就是要统一党内的思想。3月12日下午，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讲了7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会上讨论的众多问题的总结。毛泽东肯定，这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有益处的，开得很好。他说：我们有两种会，一是党内的会议，一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这次会议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来开，是第三种会，是好的形式（《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2日））。党内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个说法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 　　

或许是受到与党外人士轻松谈话时的乐观情绪影响，或许是受到党内外联合召开会议的新形式的启发，这时毛泽东感到共产党整风需要来自党外的帮助和推动。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所倡导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的整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听到毛泽东讲话，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反应热烈。徐铸成回忆了在政协礼堂听到毛泽东讲话录音后的感受：“从录音里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徐铸成：《亲历一九五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第262~263页。不过，徐说在录音中听到刘少奇插话，这里有误。刘少奇没有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因此毛讲话时，刘不在场。）章伯均听了毛的讲话后也是“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章诒和：《最后的贵族》，HongKong：OxfordUniversityPress，2004，第12、42页）。傅雷当年在给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讲得更加具体：“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94年，第158页。） 　　

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下去之后，反响更大。3月6日至20日，全国政协召开二届三次会议，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党派也先后召开会议。与会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反应极为热烈。大家众口一词，表示拥护毛的讲话（详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第30~49页）。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双百”方针：冯友兰称赞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陈垣说，毛泽东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常常“反求诸己”，在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也要有“反求诸己”的精神。王蒙也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是“胜读十年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0号，第22~24页）。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已成为“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正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上述很多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名人都是在听到毛泽东那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决心投入整风运动的，但其中多数人在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此时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预设圈套？这里不妨再听听当事人的感受。当时参加会议的作家舒芜认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转引自谢泳《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262~263页。）当然，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人们的感觉，而是要搞清一个问题，即毛泽东此时提出整风的目的何在，是要打击党内的有害作风和腐败现象，还是要批判党外的错误或反动言论？从毛泽东当时（而不是修改后发表的）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看，答案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执政党失去人们的支持，所以整风的矛头也是对准党内的。因此，应该说毛泽东这时是真心要借助党外人士的力量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主张在党内遇到了重重阻力。[tr][/tr]

在3月25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怀疑。讲到“双百”方针，“大家都赞成放，但仔细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种种顾虑”，他们“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有人说：“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有人说：“收是绝对的，放是相对的。”不少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说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第162~169页。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等4人的文章，文章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界的形势和倾向提出了批评）。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对于在基层单位放手发扬民主和执行“双百”方针顾虑重重，怕“放”出错误的东西来难以收场，说“放”也可以的，但是“要首先解决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3~5页）。甘肃省委报告，对中央的方针“党外比党内接受的快，情绪高”，党内则受到“很大震动”，部分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和顾虑、甚至抵触情绪”。在高级干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是原则上通了，也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表示拥护。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5~18页。）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空前的”。“多数人表示拥护，但对若干原则问题抱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他们提出，如此强调扩大民主“是否会助长极端民主化？”“现在已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再要扩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有个别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剥削家庭，他们毕业后都将当干部，难道毛主席就不怕重复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吗？究竟还要不要专政？谁专谁的政呢？这真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9~21页。）上述情况，在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委的报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 　　 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听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大多数基层干部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关于两类矛盾，有的支部书记说：合理提意见的是内部矛盾，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认为，成分好的人闹事是内部矛盾，富农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闹事就是敌我矛盾。对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普遍反映是：对农民能用，对富农、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对贫农能用，对富裕农民不能用；对先进地区能用，对落后地区不能用。至于“双百”方针，认为城市可以实行，但农村不能贯彻。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退党。（《内部参考》第2209期，1957年5月21日，第7~9页；《内部参考》第2213期，1957年5月25日，第20~22页。） 　　 至于毛泽东提出的党内整风，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既然说整风运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发的一个通知就把正在开展的“学习八大文件，检查思想作风”的工作与将要开始的整风运动断然区别开来。通知明确说：“这次检查虽然是以整风精神进行，但不等于就是一个整风运动”，而只是“整风的思想准备”。（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39，第19~22页。）在他们看来，整风并非当务之急，到底怎么搞，目前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所有这些材料，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基层，无论是党内报告还是新闻报道，反映的情况都是一致的。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毛泽东感到，必须亲自出马，再次进行动员。 　　 三、南巡讲话：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不同关注 　　 为了促进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需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既要说服党内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又要鼓励党外人士解除顾虑，敢于向执政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新式整风运动，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所以他关注的是“思想动向”，主张首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但党内多数领导人认为，整风主要还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具体政策的调整，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解决执政党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巡视，亲自进行说服工作。临行前，他审阅并批准的《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中特别讲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指示还要求各地“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会议“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96~397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31~134页。）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毛自己说他“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省、安徽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0日））。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42页）。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在天津说道，整风没有什么可怕，就是学习和检查，对错误严重的同志要帮助他改正，但不用开大会斗争的方法。今年准备试行，明年再正式开始，党内这么做，党外自愿参加。（《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7日））。到济南又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人民内部矛盾就发展起来，解决思想问题，正确的方针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放得不够。共产党政府有工人、农民作基础，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批不倒的。批倒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共产党有时候还要借党外的力量帮个忙，叫做内外夹攻，把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8日）。部分内容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285页。）在南京，毛泽东说：这些年知识分子还是有进步的，应该肯定这一点”，“民主党派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提出“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这些方针应该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主张“要同他们讲真心话”，“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关于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些材料，譬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省、安徽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0日）。部分内容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287页。） 　　 到了上海，毛泽东重点谈群众闹事问题。他说，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应该看做正常现象，并且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关于整风，“中央还没有做出正式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两年实行，以三年时间”，“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他强调，整风只会增加共产党的威信，共产党要民主党派进步，首先自己就得进步，共产党把作风整顿好了，取得了主动，党外人士就会自愿参加，进行自我批评和整风。他们中的左派和中间派会来参加，右派恐怕就不干。现在问题是，在相当多的地方“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最后，毛泽东强调，批评共产党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这是原则。但是还要有灵活性，不能碰到罢工罢课，碰到错误的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当挡箭牌。这样，“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科学就可能希望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希望就可能达到”。（《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1日））。 　　 此行最后一站是杭州，毛泽东在这里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委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并针对党内提出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看法。如上海干部反映：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百家争鸣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八大已作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线，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接着，他谈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的问题：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再如浙江干部反映：“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毛问：“党外兴奋，党内呢？”听说省委准备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又追问：“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接着不满地问随行的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声不响。”听说很多人过去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有同感，毛泽东更加生气了：“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54~661页。参见《毛泽东在听取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稿）》（1957年4月4日至6日））。 　　 这次南方之行，党内外对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反响完全不同，对他触动很大，并引起了新的思考。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虽然对鸣放还有顾虑，但普遍表示拥护和赞同。而在党内，大多数干部还是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否正确、是否适时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不想放。党外传播迅速，党内传达迟缓，党外报纸反应强烈，党内报纸一声不响。这种反差表明，党内的思想认识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甚至落在民主党派的后面。 　　 刘少奇同样非常关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沿京广线一路南下，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临行前，他向随行人员说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闹事问题。他说，“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因此，“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与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不同，刘此行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6~400页；参见《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12~823页）。 　　 社会分配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农民、工人产生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少奇对此特别关注，他提出：“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在河南新乡，刘少奇听取地委负责人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对该地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3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肯定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87~388页）。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示：“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1~392页。） 　　 农业、手工业改造后，生产经营单位普遍过大，也是农业社和手工业社社员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刘少奇同新乡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刘还谈到劳动方式，认为“社员劳动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完成，随便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在河北、河南等地，刘少奇明确提出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牲畜的方式，并指出：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88、389、397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页。） 　　 商业、服务业过于集中经营，给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紧张，是引发市民不满的重要原因。刘少奇在听取地方汇报后，主张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几个方面经营。在长沙，刘少奇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电影院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在广州，刘批评说：“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他要求国营商业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等等。刘很看重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自由市场对国家有利，可以暴露国营商业的缺点，补充其不足，方便人民。（《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0~391、393、395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5~346页。） 　　 工矿企业的职工住房紧张，也是各地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刘少奇视察株洲湘江机器厂时谈到了解决职工住房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职工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2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2~344页。） 　　 中小学的办学、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是刘少奇此行关注的又一个问题。他听取湖南省领导人汇报教育工作后，要求放手让群众办学。刘提出，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对于升学和就业问题，刘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除了再办一些小学、中学，组织学生自学的办法外，还有就业的途径。除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学生，城市里的服务行业和手工业需要增加一部分学徒和职工外，刘少奇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生的主要方向。（《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0、391、394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30~331页；《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7~294页。） 　　 在刘少奇调查研究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积极制定和颁布各种旨在解决社会生产、生活问题的政策和规定。1957年1月11日，陈云便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1月14日陈云又出席全国农村自由市场会议并讲话，提出要对市场物资供应紧张暴露出来的矛盾加以研究并找出办法。（《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1~362页。）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肯定限制私商措施的同时，指出由于对市场管理过严过死，带来一些副作用，强调开放农村自由市场对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刺激农业生产、改善国营和供销社商业的经营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刺激作用。（《人民日报》1957年1月29日）。2月6日上午，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要求制定若干主要农产品的比价，解决好收购和零售差价过大的问题，适当改变偏远地区某些农产品收购价偏低的现象。当天下午，陈云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1957年面临巨大就业压力，需研究解决办法。要建立退休制度，除少数必要外，职工到60岁应该退休，女职工可以更早一些（大约55岁）。会议还讨论了发展养猪生产的问题（《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66~367页）。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生猪收购价格，要求各地农村贯彻执行生猪“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并在供应饲料和收购价格上合理兼顾社员个人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以改变生猪生产下降的趋势。（《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第75~77、87页）。2月7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特别讲到不能把人民闹事“看成反革命”，对人民闹事问题的处理方法：提出要求凡是对的，都应满足；不对的，要批评；有困难的暂时解决不了的，要讲清楚，说老实话；除现行反革命外，一律不抓、不开除。（《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68~369页）。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农业社必须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包括产品分配、银行存款、国家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及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的救济款等，决定社队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参加生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28~130页）。3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允许合作社将小型役畜转给社员私有、私养、私用，或几户社员伙有、伙养、伙用，满足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对畜力的需要；同时适当调整菜牛和牛皮的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养牛的积极性。（《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3~374页；《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8号，第76~78页）。同日又发出有关春耕的指示，其中要求并社和转高级社的工作应该停止；过大的社可以根据本地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多数社员的意见，采取简便方式进行必要和适当的调整。（《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8号，第70~73页）。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承认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指出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的根本办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54~156页）。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透露中央准备在年内召开中央会议，专门讨论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问题；职工生活问题；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企业中党、工会、青年团组织的工作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66~173页）。

所有这些表明，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对于当时普遍出现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现象，关注点是不同的，解决问题的主张也是各有侧重。同样是处理“少数人闹事”，同样是整顿党风，毛泽东显然更倾向于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从意识形态方面下手，而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则比较重视调整政策，强调解决人民当前利益、处理好人民生活问题。这一点，从上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就已经可以看出。（参见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笔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详见《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第75~89页））。不过，这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国外有研究者认为，自1956年下半年以来，刘少奇便与毛泽东有严重分歧，并抵制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测和推论得出的，而缺乏文献的依据。（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95、323~327、366~368页。例如，作者突出地指出，对于整风的目的，毛泽东强调的是批判官僚主义，而刘少奇始终把主观主义摆在第一位。其实，毛泽东有时讲话也把主观主义排在第一（见本文），而刘少奇有时讲话则重点批评官僚主义。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2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51页。）仔细研究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两类矛盾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问题，群众闹事的主要根源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过全面而精辟的论述。（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95~309页）。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和着眼点。刘少奇一直强调整风是一次学习运动，批判和自我批评也限于党内的和风细雨方式。笔者逐一查阅了刘少奇此期间的讲话和报告，发现他几乎就没有谈到过“双百”方针，更不用说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甚至到5月7日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刘少奇在高级党校的谈话中仍然认为，整风就是“联系个人思想问题，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也要“进行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刘严厉地批评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但强调应采取“妥协性的办法”处理，还特别指出，“凡是党内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拨离间、破坏党的活动，也可以把这种矛盾搞成对抗性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50~251、258页）。毛泽东明确说，这次整风是解决党群关系，解决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并且邀请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起整风，刘少奇却在这里强调“同志间”的批评，解决“党内”的矛盾。毫无疑问，刘少奇的这种态度和观点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心声，而恰恰这一点，是毛泽东所不能赞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进行开门整风。 　　 四、提前行动：毛泽东决定进行开门整风 　　 面对党内普遍的消极情绪，毛泽东决定以《人民日报》作为突破口。《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却长时间没有对“双百”方针进行主动宣传。特别是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后，也迟迟没有动静，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发表了一篇通讯，内容只是各地关于此文的报道情况和读者来稿来信。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权被别人拿去了。”（《林克日记》（手稿），第30~31页）。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时的感受使然。党内多数干部对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冷漠处之，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本来就有一肚子火，看见《文汇报》、《新民晚报》以及《光明日报》这些非党报纸接连发表文章，赞同鸣放，针砭时弊，感觉到“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到上海以后，一看《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胡乔木论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毛泽东为了推动整风，回到北京后接连亲笔起草了几个中央文件。 　　 4月9日，毛泽东审阅和修改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2年至3年时间内完成。毛泽东在修改时特别加了一句：“此件以早发为有利”，同时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过，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后来都没有下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21~422页）。其原因就在于通知中确定的整风开始时间——1958年，已经不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了。 　　 4月17日至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开会（《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7页）。会议的内容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很可能就是讨论整风问题，因为4月19日这天，毛泽东亲笔拟了一个党内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并把讨论中“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各级领导的意见及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写成报告”，在15天内用电报（外地）和书面报告（北京）送中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32~433页；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2页）。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中，调查之广泛、详细，要求之严厉、急迫，足见毛泽东急于打开党内局面的心情和决心。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这几天中共高层的活动，不过，从周恩来4月24日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要立即开始整风的想法已经得到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周说：“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要把共产党搞通”，为此“我们主张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整风主要是三个口号，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01~1202页）。 　　 不等各地、各部门的汇报到手，毛泽东已经开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新指示了。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70页）。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文件（《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8页）。同日，毛泽东还亲笔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作为吹风，发至基层党委。文件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4~295页）。4月28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稿作了修改，并批示：“准备5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51~452页）。29日晚，毛泽东再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讨论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06~607页；《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9页）。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关注并鼓励党外的鸣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很满意，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该文重新拟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按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4月30日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紧接着又第二次发出修改稿，只作了几处文字改动。文件首先批评党的许多干部，“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文件指出，毛泽东两个讲话传达以后，“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文件最后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尽管在文件中没有明确表露开门整风的意图，而只是提出欢迎非党人士参加整风，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整风动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26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次讲话，毛泽东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关于整风采取的方式，毛泽东说：“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这个说法，与整风指示中说的方式已经有些区别了。为了鼓励党外人士站出来讲话，对于当时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等，毛泽东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赞同民主人士的意见的。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本人以前的历次言论，这番讲话更具鼓动性和影响力。不过，积极起来响应的还是在党外，而不是党内。这就难怪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虽然说是共产党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其中的却大都是知识界的非党人士。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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