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定 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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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作者王大定，是文革时清华大学化902班学生，蒯大富的同班同学。在文革中参加了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将此文推荐到清华校友网上的是他的同班同学陈桢祥。陈当时属于与他对立的“保皇派”（后来则成为“逍遥派”）。本文中括号里的“陈注”即陈桢祥对一些史实的不同记忆。本刊对王文与陈注均有删节。

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王大定

1966年6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大学学业中断了。我所在的班——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6902班（当时简称为“化902”）成了全校最有名的班级。班上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蒯大富。我也被卷进了文革旋涡，当了“造反派”。

一、 文革前的政治气氛
文革之前，国内的政治气氛已很浓重。中苏论战，发表了“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二评”，“三评”，直到“九评”。学生们相信了宣传，苏联“变修”了，我们要“防修反修”。之前，我们都知道南斯拉夫已变成了“修正主义”。另一个重要的政治运动，就是全国大学毛主席著作。自林彪主持解放军工作之后，全军学毛著，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形成一个学习的高潮。清华“突出政治”也抓得很紧。当时，我对学习毛著是很认真的，毛选四卷通读不止一遍。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政治课代表，当然更得带头学。而现在看来，那时的“学习高潮”，实际上是搞个人崇拜，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个人专断，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文革前奏，是《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的这个历史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接着就是批判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即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后来我们知道，这是毛主席向北京市委动刀。顺便提一下，邓拓的女儿邓小兰，是我同系、同级的同学。邓拓是含冤自杀的。尽管他一生忠于毛泽东，毛泽东仍把他推向绝路。吴晗的一个外甥女叫做宋滇，她与我同系，高一年级，担任我这一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文革中她的家族受害，她仍然靠拢“造反派”，我猜想她是由于害怕，所以违心地靠近这一派。到毕业分配，她被发配到沙城农场，那是当时“黑五类”子女去的地方。

二、文化大革命开始，造校党委的反，工作组进校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校园内出现了“揭发”彭真的大字报，说彭真是混进中央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时我才注意到，报纸上很长一段时间彭真没露面了。记得1965年，北京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曾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演出节目，清华担任最后一幕戏叫“北京学生支援全国学生运动”，（陈批：应该是“中国学生支援世界革命”，我当年也参加了此次演出。布景投影的是天安门，我们扮演首都学生民兵，手拿步枪跳各种动作，与穿各种民族服装的学生一起支持世界革命。）我班全班（陈批：我记得是一部分）同学参加了这一演出，扮演的是在天安门前游行的学生队伍。谢幕时，彭真上台来与演出的学生合影，前排的学生还和彭真握手。文革开始，人们就知道，北京市委被改组了，彭真被撤职，李雪峰调任市委书记。毛主席说原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
1966年6月2日那天，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那篇著名大字报（即被毛主席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清华园就混乱起来了，（陈批：当天我们许多同学就走到北大，支持北大革命行动。我记得，当时聂元梓就与蒯大富在北大某食堂前临时搭的台上第一次握手。）学生停课闹革命、纷纷写大字报。部分大字报直接批判清华党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忆那时主要论点有：北大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难道清华不是？清华沿袭欧美教学方式，建国后作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教材也是参照苏联的教材编写的，苏联已经变修，清华的教育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党委书记蒋南翔执行的是“教授治校”——“108将”治校（据说清华有108位教授）。先前在反右斗争中，蒋南翔打垮了治校的教授这一股强大势力，划定了很多右派；他站稳脚之后又分批为右派摘帽子，因为教学最终还得教授担当主导作用。文革来了，学生们又利用反右斗争作借口用来批判蒋南翔。还有一个观点是说蒋南翔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理由是蒋南翔把毛泽东思想称作马列主义“高峰”，而林彪称之为“顶峰”，高峰没有顶峰高，所以是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陈批：我印象中当时大字报争论主要围绕校党委姓“马”还是姓“修”的问题。）
这些观点，现在看来是多么荒唐可笑，但当时却是堂而皇之的响当当的观点，谁也不敢反驳。
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因为《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批判罗瑞卿搞军队“大比武”是不突出政治），我看了这社论，联系到清华推行的“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就写大字报说清华也不突出政治。现在看来，“突出政治要落实在思想革命化上”，完全是一种空论。当时我头脑发热，也就写了这张大字报——其实，我自己一向也是注重业务学习的。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写大字报反清华校党委的学生，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李井泉之子李黎风、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一批高干子女。一般学生哪敢写反党委的大字报？反右斗争的教训铭刻人心。文革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高干都被打倒，其子女们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些子女为什么在开始时那么积极？我猜想，是这些高干都上当受骗了，他们以为揪走资派只到彭真为止，而又看到毛泽东要造教育界的反，蒋南翔当过彭真的秘书，所以让他们的子女带头行动，迎合毛泽东,又可以使子女获得政治资本。有一种观点是：刘少奇为了保自己而抛出了蒋南翔，是政治上的舍车保帅。
大字报使全清华一片混乱，蒋南翔也组织人写大字报，肯定校党委的成绩以自卫。但是自卫没起到作用，6月12日，北京新市委李雪峰派工作组进驻清华园，宣布蒋南翔停职检查。这就意味着蒋南翔及清华校党委被打倒（这里注意，是被工作组打倒的，不是学生们打倒的），学校权力归工作组。成立了“清华大学文革领导小组”，校一级组长是贺鹏飞，还有刘涛、李黎风等人。各系各班都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文革小组。到我班的工作组人员叫张茜薇，（陈批：张是工化系工作组副组长，当时是化工部下属某研究所所长。组长是化工部某司副司长，女性，资格顶老的，当时就听说她配有专车。我班工作组成员是北京某纺织厂的一位车间党支部书记，男性。）她是领导过海陆丰起义的烈士张太雷的女儿。我班文革小组组长是蒯大富，我是成员之一。
这样，以对党委的态度，全校师生第一次被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或称“反蒋派”和“保蒋派”。（陈批：我班在批判校党委时分成“十七人小组”和“十一人小组”.我当时是“十七人小组”的，是“保蒋派”，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去保蒋南翔。当时清华像黄报青那样死保蒋的人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师生是听党中央的，如《人民日报》社论所号召的“拿起批判的武器”。我们觉得应该先批判后下结论——一切结论都在调查研究之后。他们“造反派”也许“先知先觉”，已经断定校党委是姓“修”的。工作组进校了，我们也就成为“保皇派”。）自此，党委成员都被称为“黑帮”人物，受到大会小会批判（这里注意，第一阶段的“造反派”是贺鹏飞、刘涛、李黎风等高干子女）。
这段时间北京各高校的情况很相似，党委都被打倒，都陆续派了工作组，成立了以高干子女为主的文革领导小组。全国各地陆续掀起了造党委“反”之风。
现在回想：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参加造反？是什么动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上上下下的政治教育，都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说教深入人心。学生们积极拥护中央决定，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崇拜），凭着一股政治热情参加运动，起来“造反”。所以，实情绝不是现在社会上笼统认为的，是什么一批坏分子起来造反。例如，刘涛、贺鹏飞这批高干子女就是最早的造反派。再例如，当时我班十二个（陈批：应是11人）给党委写大字报的同学，十一个是团员（包括我，当时的团支部宣传委员），一个是党员（当时的班长）。当然，学生的这种热情是很幼稚的，盲目的，历史证明这种热情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工具。

三、怀疑工作组和“反蒯”斗争
清华大学在工作组和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大力批判蒋南翔为代表的校党委，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可是，没几天传出一阵风：工作组竟是旧北京市委派来的。有个姓王的学生首先贴出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这股风从何而来？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有一种解释，是中央文革小组散布出来的。但是，也不一定如此。当时，时兴一句话：要“怀疑一切”，据说是马克思说的，学生中也就容易产生怀疑工作组的看法。
我班的蒯大富迎合了这股怀疑风，对工作组提了不少疑问。（陈批：关键是蒯当时提出向工作组“再夺权”！这还得了？！——蒯在化901班刘才堂的大字报上用钢笔批注：“过去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把它夺了过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我们革命造反派就要想一想这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按当时正统的思维方式就是反革命。）大概是6月22日吧，全班被召集开会，除张茜薇外，（陈批：我记得张当时没有来）到会还有一位工作组人员，不知姓名，显然比张的职位高。（陈批：当时我们接到系工作组通知，说王光美要到我们班来听取大家对工作组的意见。当时我们在三院的教室打扫卫生，课桌围成一圈，大家都非常兴奋。）他们说，知道化902班的同学对工作组意见较多，特来听取意见。会上多个同学发言，蒯大富发言最多。（陈批：蒯是主持会议，并没有对工作组提意见。因为当时王光美没有来，她的秘书及校、系的几个工作组组员来。蒯等人认为这是工作组的阴谋，想利用王来套取他们的意见。王光美的秘书是一位带黑框眼镜、姓“崔”、大约40来岁的女士。第二天，在阶梯教室旁的石椅边与我等三人说：“当时蒯等人都不说话，在底下互相递条子。”听到此话我深感当时工作组对蒯等已经很注意了，是有备而来。因为当时我在会上给工作组提的意见是最激烈的，但事后对我这个“保皇派”并没有怎么样。）当时提了些什么意见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我没发言。第二天，清华轰动了。原来，蒯大富在晚上集合了我班十位同学（十位中没有我）写了大字报，《叶林，这是怎么回事？》（陈批：应是《叶林同志，这是为什么？》）一式二份贴在两个地方以供更多的人看。大字报上称，工作组到化902班开会，是套取学生的情报，因此质问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陈批：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王光美已是工作组的顾问。）此大字报造成了清华园更大混乱，工作组难以再继续维持工作了，不得不组织全校“大辩论”，以期批倒蒯大富，压制住怀疑工作组这股风。1966年6月24日晚，在大礼堂，工作组安排了我班部分学生为一派，蒯大富等人为一派进行辩论。观看的学生挤满了大礼堂，可以想象，对工作组持怀疑态度的人挤进来的较多，所以工作组控制不了会场，我班的学生被安排坐在中间前两排。这次会上我自己跳上去说：“蒯大富这个大字报我是不赞成的，而工作组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是挑动学生斗学生。”（陈批：第二天王光美的秘书老崔对我们说：王光美当时在强斋听礼堂辩论实况，评价说完全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当时，《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我记住了这句话，认为工作组是“挑动学生斗学生”。我这是各打一巴掌。因为这句话，我虽然没有给工作组写大字报，也不赞成蒯大富的做法，后来仍然被打成了“蒯派”人物。辩论会乱哄哄地散场了。蒯大富后来认为这个会是他的胜利，在1967年6月24日还开过小型会纪念这个日子。
“6.24辩论”动摇了工作组的权威。6月27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却发票参加，反工作组怀疑工作组的人都不准参加，我也没让参加。事后知道这是传达中央精神，反击赶工作组走的“反革命潮流”。全校整顿，凡有怀疑工作组言行的学生，都成了批判对象，被称为“蒯派人物”，相当于“反革命”，被押管起来，丧失了自由。全校好多班都有这种人物，但各班也只个别几个吧，而我班最多，除了在蒯大富那大字报上署名的十位同学，还有我，另一位对蒯有支持言论的同学，共十二人。蒯大富是第一号人物，由上一年级的学生看管。其他的被分押到化9年级各个班看管，我被分到化903班看管。建国以来，我国的政治运动真是多，运动的对象往往被隔离看管起来。（陈批：成立两个“专案小组”，一个是“蒯大富专案小组”，另一个鲍长康等“十人专案小组”。“蒯大富专案小组”是重点，集中了全系的精力整他的材料；我们对此做法都不理解，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同班的同学。）我第一次尝到被看管的滋味，心中很害怕，感到很恐怖。全校展开了“反蒯斗争”，各系，各班都批判“蒯氏人物”，铺天盖地，成了运动的中心。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全系大会，批判蒯大富，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说蒯大富是校党委留下来的定时炸弹，是校党委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其实这些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就在几天前，蒯大富是写大字报反校党委的。文革中的大批判，总是“上纲上线”，无限上纲，往死里整。一次次的批判会，蒯大富就是不承认错误，不接受对他的批判。而我却没有他这一精神，赶快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写检查。
蒯大富虽被看管起来，某一天，他写了一张毛主席语录贴到宿舍楼“新斋”门口，表示了坚持斗争的意思，以后每天贴一张。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去见了蒯大富，给他放了点风，说有重要人物支持他，要他对抗工作组的批判，所以他又强硬了起来。
除了蒯大富之外，我班“蒯派”人物一个个地被全年级学生轮番批斗。有一天轮到开会批判我，突然改变了，宣布改成全校批判蒋南翔的大会。自此，就再不批判学生了，专门批判校党委。某一天，我班全班同学除蒯外（陈批：我记得鲍长康也没有参加），被工作组带到甲所开会，那是清华校党委原来办公的地方，我第一次进这么高级的会议室，很大的玻璃镜子，高档的会议桌和椅子。我们围着桌子坐定，进来一位中年妇女，穿着短袖衬衣，坐到靠我边上的椅子上。我当时不知道她是谁，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批：事先我们已知道王光美要接见我们。我们整齐地排好队去甲所。王光美站在会议室门口迎接我们，与我们一一握手。大家坐成一圈，王光美刚好坐在我的旁边。她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手中拿的是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作记录。当时中央已经在开全会，对刘少奇可能已经很不利。）王光美主持会议，与我们交谈，我感觉到主要内容是给受批判的同学消除点压力，但要我们与蒯大富划清界限。会议约一、二个小时。会议毕，让王光美先出了会议室拐入某个房间，才让大家离开，有点神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光美。
又过了几天，大礼堂前贴出一张大字报，只有简单几句说“北大工作组撤走了”。紧接着，众多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报道北大工作组的情况，报道江青在北大讲话，控诉工作组迫害她女儿。马上，清华的工作组再也控制不了局面，撤走了。批判学生的善后工作由学生来做，我的检查都退回给了我，903班的同学当着我的面，将审问我的记录扯碎扔掉。
大约是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部分学生大会，会上刘少奇被迫作检查，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清华就这样经历了派工作组,怀疑工作组，批判学生这一个阶段。北京各大专院校都有相似情况。现在回忆，有两点看法。
1. 派工作组本身不是错误的，建国以后多次运动都有派工作组的形式。例如，就此前不久的“四清”运动，清华的学生约一半都去当过工作组成员。但是，这种批斗学生的方法是错误的。历次运动，比如反右斗争，都有批斗，文革中就特别激烈了：工作组批斗校党委、批斗学生，后来又被学生批斗，王光美也被清华学生批斗。现在看来，批斗人完全是违反宪法的，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伤害他人。但愿中国今后不再发生这种批斗的事，要按法律办事。
2.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几天，毛泽东就离开北京，让刘少奇主持工作。这可能是一个阴谋。就是让你负责，而又让中央文革这些人暗中制造麻烦，煽起怀疑工作组的风，然后适当的时候回到北京，说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作为打倒你的理由。现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搞文革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打倒刘少奇。

四、清华大学的红卫兵
工作组撤走了，文革小组掌权，继续批判校党委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可是受过工作组整的学生不答应，要批判工作组，叫嚷要把工作组负责人揪回清华批斗。这样，以对工作组的态度，学生们又重新划成了两派。1966年8月8日，反工作组一派的学生在大礼堂开串联会（我参加了），鼓动组织起来批斗工作组，后来就称为“88派”。8月9日，另一派也在大礼堂开会，后来就称为“89派”。这样，清华大学以对工作组态度第二次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第一次“造反派”中的高干子女，一般变化成了第二次的“保守派”。
组织“红卫兵”，是从清华附中开始的吧，我不是很清楚。清华大学则由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刘菊芬等人为主要领导，“89派”学生为主体，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没有参加这个大会（以后的几次，我也没参加）。在纪录片中看到，毛主席穿上军装，红卫兵代表上了天安门（清华的代表是刘涛等几位）。清华的“88派”成立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清华就有了两个观点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带上了袖章。但这时的“88派”红卫兵认为，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但也不是英雄。蒯没有参加“88派”红卫兵。
1966年8月22日晚，周恩来总理到清华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在西大操场上搭了临时讲台。那天晚上断断续续下着小雨，台下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呼喊:”给总理打伞！”总理却一直不让打伞，冒雨作报告。总理的报告，讲了工作组这样批斗学生是错误的，但是，也没说怀疑工作组就是正确的。对蒯大富，周总理讲，蒯大富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也没说他是英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直接听周总理作报告。周总理的报告，很快根据录音整理刻印成册子，我可惜没保存一本。（陈批：为了开这个大会周总理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在人大会堂分别接见了不同观点的人，包括我们这派的朱金根。据朱事后说，周总理事先交代，你们发言不能再说蒯大富是反革命，否则我就要给他平反。当时朱代表我们在大会上发言时脱离事先我们准备好的讲稿，喊到：“蒯大富是不是反革命？”会场一片“反革命！反革命！”。朱发言后安排蒯发言，会场一片“下去！下去！”的喊声，不让蒯发言。后来总理在会上说：今天的大会是很好的“群众斗群众大会”。接着为没有安排好这次大会做了自我批评并为蒯平反。后来，朱金根为自己没有听周总理的指示、给总理增添麻烦感到十分悔恨。朱金根说周总理称蒯大富他们是“激进派”。我倒觉得总理这种提法是顶确切的。）
清华园接下来这段时间，是两派互写大字报攻战。我召集我班的十个人（十二个被工作组批斗的学生中，将蒯大富及另一位同学排除在外，以示和蒯大富有差别）写大字报，控诉工作组对我们的迫害，同时也批判保工作组的观点。即那时我们也要与蒯拉开距离。
不久，北京城内兴起了“破四旧”。结果却是破坏文物，抄家、打人、打死人等一系列搞破坏的违法行为（这里要特别指出，这些是以高干子女为主的红卫兵干的，与清华后来的“井冈山红卫兵”无关，与蒯大富无关）。在清华大学，保工作组这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刘涛、贺鹏飞这派的）为表示“革命”，拆毁了典雅的清华二校门。那天，我听到高音喇叭喊，要拖拉机开到二校门。据说，那天将“牛鬼蛇神”（即被打倒的校级领导）叫到二校门搬拆毁的砖块，一边搬，一边还得喊“我是牛鬼蛇神”，否则就挨打。
清华的二校门被作为“四旧”拆毁了（注意，不是蒯大富这派干的）。1967年在清华“井冈山”即蒯大富掌权的时候，在二校门废址建了一个毛主席挥手的全身塑像，座台刻上由林彪亲自给题字的“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万万岁”，即“四个伟大”的题词。落成时我们围着瞻仰。这是文革中第一个毛主席塑像，此后他的塑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北京各高校，在全国各地树立了起来。我毕业后到甘肃工作，路经兰州就见到在东方红广场树了一座巨大的毛主席像。清华的塑像是站立挥手姿势，同学们纷纷留影，照片上写“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班毕业前夕，全班在毛主席像前合影，现在我班每个人手中还有这张照片。文革后期，全国的毛主席塑像纷纷被拆除，清华的也被拆除了，在原址照原样重修了二校门。现在见到的，就是重修的二校门，清华已将之作为注册图案，此是后话。
两派红卫兵混战一阵子，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到了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反工作组的这一派就占了上风。
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由第二位下降到第七位，接着通知下来，收缴刘少奇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表明刘少奇已经开始被整垮。当时，我心中庆幸自己站对了队。
蒯大富虽然是反工作组的第一干将，但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仍把他排斥在外。9月份，蒯大富着手组建“井冈山兵团”。我开始时犹豫，迟迟没加入他这个兵团，蒯大富问我：“是不是害怕了？”我被他激将，就加入了“井冈山兵团”。之后由我主持成立了“井冈山工化系分部”，任负责人。
1966年10月3日，在北京首都体育场召开10万人的红卫兵大会，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全都到场。这个大会上，让蒯大富担当大会主席，这样，就把蒯大富摆到了一个“革命英雄”的位置，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10月3日大会表明了中央文革小组对蒯大富的支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就猛烈扩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入了“井冈山兵团”,而“清华大学红卫兵”销声匿迹了。清华大学一时成了蒯大富的天下。
1966年约11月份（本刊注：应为9月6日），若干院校红卫兵联合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江青，康生等人都出席坐在主席台上，蒯大富作为“司令”（本刊注：“三司”主要负责人即所谓“司令”当时是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带领大家念誓词“……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献身…”。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坐在主席台下前几排，清楚地看到蒯大富与康生言谈说笑。因首都红卫兵已经有了两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就称为“第三司令部”，后来就简称“三司”。“三司”声势最大。
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进入了串联高潮，坐车不要车票（在北京，一段时间内吃饭也不要钱），我在12月份也出京串联考察了一个月，去了长沙。长沙也出现造反和保守派，我与造反派有过接触、表示支持，但没做具体事情。在长沙，去了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那时是湖南省委组织的，每天几辆解放牌大卡车免费接送去参观，每人还发一枚毛主席纪念章。
我与两位遇到的北京中学生步行到宁乡“串联”。这里我做了一件当时是“革命”的，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事。宁乡是刘少奇的故乡，宁乡县城食品公司的橱窗里挂了一幅画——“刘少奇故居”，是一座高楼门大瓦房。我与两位中学生写了张大字报说他们保刘少奇，欲贴到玻璃上。公司的负责人马上出来，没谴责我们，客气地说：“不要贴大字报了，我们马上把这画取下来。”第二天就不见此画了。宁乡县政府客气地给我们安排汽车票让我们回了长沙。

五、“井冈山兵团”及其“批斗王光美”，毛主席接见蒯大富
现在回忆起来，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始，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和利用，充当了打倒刘少奇的工具。当时这些学生自认为是“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是完成光辉使命。“井冈山兵团”第一个到北京城游行，公开在社会上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我没参加这次活动）。两次“批斗”王光美，从身心上打击国家主席，我参与组织了这两次批斗会。
1、第一次“批斗”会。
1967年元月6日，我班一位同学带了一些人到建国门外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去抄杨献珍的办公室,想找到“材料”批判杨献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连人带车被扣下了。井冈山兵团总部办公室主任潘某，让我去调解将人要回来。回来之后天已黑了,潘突然告知我，王光美抓来了，立即批斗王光美，让我先集合工化系学生队伍，先围好主席台。
原来那天，王光美在北师大附中念书的女儿要在大会上做“检查”（她支持工作组积极参与了批判学生），清华水利系几个学生想到了一个鬼主意：他们将她控制住，连哄带吓，让她给她妈打电话说出车祸了，在儿童医院做手术。女孩年幼无主张不得已就打了这个电话。水利系的这些学生控制住了儿童医院所有的电话不让接，在儿童医院等着。王光美在刘少奇的陪同下来了，这些人不顾国家主席及夫人的尊严，将王光美塞进吉普车就拉到了清华。我集合学生围好西大操场主席台后，高音喇叭响了，通知全校师生到西大操场开重要大会。很快操场上挤满了人。这种会总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或重大的人物来临，所以学生总是积极来观看。我在主席台上，看到王光美被带上来了，外面套了一件军大衣。北京元月天很冷，这军大衣是学生们去农村参加“四清”时借用的。这时，一位中年男子匆匆来到了主席台，自称是周总理的秘书，总理派来的。他说：“总理知道这事以后非常着急，打电话到清华没人接。要我来向清华学生交待，一、王光美来了可以批斗；二、不能打她侮辱她；三、批斗之后送回去。”后来听说，总理知道这事之后非常气愤，说“这是法西斯行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总理也不能果断地将王光美接回，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派人来关照王光美不要被打着。
批斗会毫无准备，学生乱哄哄地“批判”，王光美亦随口辩答。我的感觉是，学生说不过王光美。因学生们只是按照报纸上写的或听说的王光美“罪证”来“批判”。这些“罪证”往往不是真实的，王光美的辩护也就显得有理。这次“批斗会”蒯大富不露面以留退路，若上头实在怪罪下来就说是“别人瞎搞的。”
过了几天，清华《井冈山》报整版刊登一篇文章《智擒王光美》。这时候的清华《井冈山》报发行量仅次于《人民日报》。蒯大富拿回这一报纸在宿舍对我说：“戚本禹称赞说：‘这文章真好，可惜《人民日报》不能登。’”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斗争王光美，也是我第二次见到她。
2、第二次“批斗”王光美。
第二次批斗会是1967年4月10日，是“中央”，是周总理批准的。此会事先做了准备。4月9日夜我的任务是派人守住各校门阻止人拥进清华挤会场。会场设在清华主楼前的广场，主楼的跑车台作为主席台。体育学院的学生先到，负责维持秩序，将会场围成几个区域。我集合工化系全体学生和员工（陈批：在当时不可能是“全体”，本人就没有去，只是在校园内走走，听广播里传来的批斗声，也到主楼眺望过主席台，人山人海，根本进不去也不想进到会场去。）坐到最前排围住主席台，阻止人们拥上主席台。那天人山人海。主楼前广场东西约300米，往南延伸，超出了校院直到五道口都挤满了人，据说那天有30万人参加，是群众组织召开的人数最多的大会。我坐在主席台西侧第一排，王光美就站在我座位的前面接受批斗。主席台东侧的前边，蒋南翔，彭真，杨尚昆，薄一波四人陪斗。批斗会开一段时间，将王光美带入主席台后的主楼内，休息一会儿被换个打扮再站出来。如各种报道上说的，王光美被仿出访印尼时的打扮穿件旗袍，用乒乓球作一串“项链”带上。王光美不作反抗，但也不卑不亢站那里，任由批判者怎么讲（不准她说话）。我班的一位同学代表我班发言。某系有一位同学是在被工作组批判时去卧轨自杀弄断了两条腿，也安排了发言。
这就是第二次批斗王光美，我参与了这件事，是我第三次见到王光美。很快，批斗会的照片传遍全国，现在，在网上还能见到当时的个别照片。这次批斗会，是“中央”将王光美交到群众组织手中受“批斗”、受污辱。说明这时，毛泽东已成心将刘少奇打倒，将几十年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当作仇人整治。批斗王光美，是对刘少奇的直接打击。我们这么一批学生抱着“忠于毛主席”的热情，充当了打倒刘少奇的打手。当时是“革命行动”，现在看来完全是错误的。但是，这些错误行为，也不能怪我们，当时的年轻学生是受了利用。
3、毛主席接见蒯大富
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了蒯大富。那是一次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会，蒯大富被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总理将蒯大富介绍给毛主席。在毛主席伸手，蒯大富伸手，两手将接触时，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过几天在宿舍，蒯大富高兴地将照片拿给我看。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那时是最光荣的事。这次接见说明了毛主席对蒯大富的支持。

六、“清华井冈山”的分裂
“清华井冈山”自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伊始，就有思想差别，就有权力之争。有一批更激进的人，组成一个战斗队叫做“廿八团”，据说林彪在井冈山是“廿八团”团长，以此起名表示像林彪那样忠于毛主席。“廿八团”是蒯大富的嫡系部队。而另一派人，似乎主张比较温和、更策略的“革命”。这另一派人终于在1967年4月14日召开串联会，宣布脱离蒯大富独立。自此清华井冈山分裂成两派：“团派”和“414派”。我是当然的“团派”成员。
这样，清华大学就第三次形成了两派，两派都是造反派，而团派更激进。
井冈山分裂成两派之后，工化系团派的人认为我太软弱，在一次会议上起哄推举我班另一位同学当分会头头，我也有些厌倦不想干了，趁此甩掉了这一职务。几十年后同学再会时，我班这位同学说：“大定，你还记得不，是我把你赶下台。”大家一笑了之。我虽然再没当这头头，仍然是团派的人，参加了一些活动。主要的一次是“揪刘火线”。
清华“井冈山兵团”一直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充当反刘先锋。大概是1967年7月份，集合浩荡的队伍到中南海门口示威游行，高喊口号“打倒刘少奇”、“将刘少奇揪到清华批斗”。这一行动，据说是蒯大富受到了张春桥的指使。当时我是作为工化系的领队人员之一参加的，在中南海西门喊了一阵口号就回校了。之后各院校响应声援，惟恐在“揪刘”行动上落伍，到中南海门口闹哄了好多日子，把这称为“揪刘火线”。
清华的两派争斗，完全成了春秋无义战，后来我基本上不参加派别活动了。我得到8月1日的不要钱的火车票回家玩。8月2日到武汉就知道了：8月1日武汉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进行横渡长江活动。因为观看的人太多，后面人将前面人挤到水中，淹死了几十个人。那时不少地方年年搞这种横渡纪念。我到了家乡湖北郧县。郧县当时出现了多个造反派，矛盾重重。我动员各派协调合作，没起到什么作用就不再介入了，9月份返回了学校。

七、我在清华分校
大概1968年春节过后，清华分校（建在四川绵阳青义镇的小山坳里）来了几位造反派工人，要求井冈山派人到分校“领导革命”。团派总部派我去，我也想到四川看一看，就欣然答应了。文革前，清华、北大开始建分校，北大的分校选在汉中。我第一次进川。火车上非常拥挤。在弯道处看到前后车厢，车厢外，车厢顶上都坐了不少四川老乡，他们冒险这样坐车外出或回家。到了清华分校，那时还只是一个未建好就停工的工地，对外称为“651工地”（意思是65年1号工地，北大的称为653工地）。工地上约六十几位职工，基本上是四川的年轻人，两位清华64年的毕业生分配在这里工作，当时就是管理职工，看好工地。由于二位老师被打成“保守派”，管不住这些职工，工地成了无政府状态。我去之后，以井冈山的名义，与职工中的造反派头头，成立一个“井冈山兵团651分团”。他们很听我的。我规定不准参与社会上的文革活动，要“抓革命、促生产”。管理工地具体该做哪些事，我听二位老师的意见。我责令回家不上班的职工回工地上班，否则停发工资。这样，就把职工组织了起来，作些能够做的事。后来我回到北京清华时见到了这二位老师，他们称赞我在那儿做得很好。这个工地在文革后变成了西南建材学院。
我在清华分校作了一件错误的事。那时，清华发生了武斗，“团派”派来一位同学（他原先在这里参与了绵阳的文化大革命，熟悉不少造反派）搞武器，要我出车配合。我派车同去了一次，但这次没搞到。在后来的“清查516”过程中我交待清了这事，大概是核查属实，也就没有事了。

八、武斗，工宣队进校与“红卫兵运动”的结束，毕业
清华的团派和414派在1968年终于爆发了两派武斗。全国此前已经有了广泛的武斗。例如我去的绵阳，两派武斗死了不少人，一派的人被赶出绵阳城到山上“打游击”；陕南的安康及平利县武斗，我大姐家被烧。全国武斗，尤其是北京高校武斗，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毛泽东原先没想到的吧？这种情况下，向北京各高校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工宣队进清华时，受到了当时武斗占上风的“团派”，即蒯大富这一派的抵制，据说打死打伤工宣队人员多名（从武斗到工宣队进校，因我不在学校，具体情况不了解）。这时，毛主席又一次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但这一次不是表扬而是批评、警告（当然，毛主席不会说自己有责任）。武斗最终消除了。学生归到各班在工宣队领导下活动。这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也就完全结束了，学生们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
约1968年8、9月份，当时我在家接到同学来信，告知工宣队进了校，将要毕业分配，我就回校了。回校后看到“井冈山”的主要头头几十个由工宣队统一办“学习班”，我班有二、三名同学在其内。各系，各班都由工宣队管理。我班同学重新欢聚一堂。文革以来我班是全校、或是在全国对立最突出的班，同学之间形成严峻的两派。（陈批：我倒觉得我们班虽然经历过文革的风风雨雨，但并没有给我们感情造成太多的伤害。因此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关系还是融洽的。关键是：无论哪一派得势时，都没有给对方过激的人身伤害。所以“全国最突出”一说，本人不敢苟同。大定兄不知是否同意？）两年多过去了，两派同学们似乎明白了，都是受害者，所以全班同学友好热情。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我当了班长。
这时候的政治气氛是全国人民歌颂毛主席，宗教式的狂热。工宣队带头跳“忠字舞”，我班也全体学会了。工宣队带学生并不上课，只是每天学“毛选”，熟背“老三篇”。新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更精致，林彪写的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这么长的一段话谱成了曲，大家一齐合唱。
工宣队进校后领导全校，工人中普遍称“师傅”，所以对工宣队中每一个人都称“师傅”。这一称呼一直流传到社会，时兴了好多年。
临毕业前的一件大事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那天通知说有重要新闻组织全体学生听广播。广播的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公报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听了广播之后每个人都沉默不语。在这前一年，我还积极参与了“打倒刘少奇”的运动，但是，运动发展到这种状态时，心中对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了怀疑。现在看来，这次全会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大会，对刘少奇作了完全错误的处置。用党的大会来撤销国家主席，也是破坏宪法、以党代政的极端做法。
1968年12月份，在我们将毕业分配时，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这样,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到农村“插队落户”。这实际上是为了疏散城市里那么多停课闹革命的学生，以收拾局面。文革十年，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造就了一代新的文盲和半文盲，形成了科技人员的十年断代。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之一。
我们当时还是由国家统一分配，贯彻的是绝对服从分配，党叫到哪就到哪。我班的分配情况是：包括我，七人分配到核工业部的企业，我分配到核工业部甘肃七九二矿，但是先到沈阳兴隆店部队农场劳动。蒯大富分配到宁夏青铜峡一座冶炼厂。还有部分同学是分到甘肃、河南各省再二次分配。
要分别了！同窗六年风风雨雨，留下了无尽的感情，全班同学在二校门毛主席塑像前合影留念。我因为是元月10号到农场报道，这十多天的日子又回不了家，所以就在学校送走了每一个同学，才踏上去东北的列车。
附毕业合影，后排左一是我王大定，中排左二是蒯大富，中排左三是鲍长康，后排左六是陈祯祥：

九、 化902班同学毕业后的概况
我班同学到工作岗位后，基本上都担任重要技术工作。现在大多数都退休了。这里特别记下蒯大富。他毕业后分配到宁夏青铜峡304厂。不久，开始清查“516”，被抓到北京清查。后安排在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毛主席去世后，逮捕了“四人帮”，蒯大富、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韩爱晶也被捕。在审判“四人帮”的电视记录片中我看到了蒯大富。蒯大富被判17年徒刑。他并不承认自己有罪。我同意他的观点。一次，我到清华参加一个学术会，见了大学班主任曾宪舜老师，提到了蒯大富。我说：“蒯大富有什么罪？”曾老师说：“总得有个代表人物吧。”据说，胡耀邦主张不追究学生。但是，邓小平、王光美要追究。1993年校庆，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见到蒯大富。那时他已出狱几年，妻子是北大毕业生，已有了一个三岁的女儿。那时，北京的一家公司聘他当总工程师，但是，北京市委不允许他在北京，据说是王光美发了话。他去了常州工作，常州市委又赶他走。宪法规定了居住自由，就算蒯大富犯了罪，但是已服刑17年，恢复了公民权，不该再受限制。后来他只好去了深圳，改名“戴明”，与人合伙做生意。日久真名也就公开了，他自己办了公司搞音响工程。在深圳，他的生意还不错，业务接到北京等全国各地，已有一定财富。这也是他能力的体现吧。（2010-8-7补充：去年我来到深圳一家公司打工，又和蒯大富见了面。他已经不做公司了，几经周折得到了每月三千元养老金过日子，女儿蒯小琼在北京传媒大学读书。）
2004年12月于江苏江阴初稿
2005年12月于河南许昌续改
2010年8月于深圳修改

附——
陈祯祥转贴王大定文章的前言：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革命？我想起1966年工作组撤走以后，蒯大富刚刚出名时，我们开始“逍遥”，当时全国各地有许多人给蒯大富寄信。其中有一封发自西安、署名“恕不留名”的信件，顶厚的，我们知道这不是蒯的家信，就拆开看。信中说：我们国家将来就靠你们来接班，应该让你知道我们的国情。他详细地列举了从1936年起到文革前，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逐步降低的。信中说，今天的文革实际上是“洋枪派”与“锄头派”的斗争。他说，我们中国现在好比一家不太富裕的农户，面对外部威胁，去买一只洋枪好呢？还是去买一把锄头好？每年召开经济计划会议，各个部门都会引用马、恩、列的语录为自己争钱，十分激烈。现在是“洋枪派”得势，但中国的吃饭问题得解决。写信者明显是“锄头派”，即目前邓小平一派。此信我只是看了一下，有人曾在本子上作过记录，不知是否还留有？
我是1966年3月入党的，在批判蒋南翔时，是我班“十七人小组”一员。当时我们认为：先批判而后再下结论。工作组进校了，我们不知什么时候成了“保皇派”，就靠边站了。蒯大富则是我班的“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当蒯大富提出向工作组“再夺权”、将矛头直指工作组时，我们又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成为“反蒯”的先锋。工作组撤走后，我们就成为“保蒋、保工作组”的双料“保皇派”。从此以后，在清华的文革舞台上再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成为无所事事的“逍遥派”。清华开始“复课闹革命”，我才又有机会坐在清华的教室里重新学习。一天上午，在主楼的一间教室里我们要上课了，可是上课的同学比往常少了许多。老师在台上说：今后不管是“团派”还是“414派”，只要是一派组织的会，我们的课照常上；两派联合召开的会，我们就不上。一会儿，进来了几位同学，说：“团派”和“414派”在新航空馆打起来了！等了好一会儿，同学也没有再来的，老师看实在没法上课，就说：今天的课我们就不上了。这就是我在清华的最后一堂课——如果这也算是一堂课的话。
清华武斗开始了！我们几位同学将被褥及书籍都搬出新斋宿舍，存放在北航一位我班同学的老乡那儿，坐上南下的慢车，十分钟一停站地走上逃亡之路。
工宣队进校后，结束了清华的武斗。我们接到通知，返校等待毕业分配。大家又重新坐在一起了，鼎鼎大名的“蒯司令”、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清华大学革委会筹备组主要负责人居然久违多时和我们也坐在一起，只是此时我不时听到的是老蒯的感叹声——泄气声，“咳！咳！”声不绝于耳。
毕业分配我被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工委，当时绝大多数同学都被分到偏僻的基层，我算是幸运的。全校9字班只有64位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各个研究院，包括一些高干子弟，如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王恩茂的女儿王北离，孔石泉的女儿孔原，及王新民、王楠等。
前几天，我班的王大定同学给我发来邮件，他将他写的《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作为附件一并传给我看。我看后觉得很有可读之处。他写了许多自己的经历及感受，对于今后研究清华大学文革历史有参考价值，我建议他在“校友网”9字班社区上发表。我觉得9字班社区现在思想相当活跃，发表了许多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他欣然同意。因为他未申请成员资格，叫我帮他转贴。文中我觉得有些出入之处，本人就以“陈批：”的形式作一些注解，不一定注解得都正确，只是多一些意见供大家参考而已。

2009年6月7日

转自 《记忆》第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