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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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一三）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上）

　　　　　　　　　　　　　　　·唐少杰·

　　本文试图述评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时期“教育革命”的诸多方面。毫无疑问，清华大学是文革“教育革命”的首要基地，也是“教育革命”首屈一指的样板。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在文革中的地位和影响不仅超过了其他任何大学，而且其本身就标志着文革的诸多取向和部分轨迹。即使在其破产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追溯并评析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这一典型个案，依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切的现实意义。

　　　　　　　　　　　　　　　　　一

　　文革的“教育革命”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１９５８年的“教育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的许多现象和经验都在后者以及文革前的教育界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得以孕育或表现。清华大学先后于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６０年全校上下进行了各为时数月的大张旗鼓的“教育革命”，就有着某些文革“教育革命”的种子或影子。例如，以“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形式来办教育，盲目扩大生产劳动在教学中的比例；师生停课“大炼钢铁”；在教师中大搞“拔白旗”和“送西瓜”，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压制正常的学术争论，禁锢不同的教学主张；鼓励学生以“大跃进”的速度自编教材、讲义，贬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倡导“阶级路线”，愈益加强以“血统论”为特征的“出身论”和“唯成分论”，注重以“阶级斗争”来干预和统率教育问题；不断强调政治标准高于学科知识标准；时常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教学质量；越来越趋向激进而荒唐、狂热而粗暴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等等。尽管文革前的与文革时的“教育革命”不是等同的，但是人们对于清华乃至全国“教育革命”的直接由来和历史根源所作的分析和批判，其实远远不够。１９７１年８月颁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称赞１９５８年“教育革命”和指责１９６１年以后这一革命“夭折”，〔１〕就清楚地说明了文革“教育革命”实质上是把文革前“教育革命”所带来的片面和纰漏推向了极端。

　　然而，文革开始之际，由于打倒“走资派”和群众性的抢权、夺权等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教育革命”还没有成为文革初期“狂飚曲的主题”。不过，这时延续着文革前教育改革的思想“惯性”，清华内外关于“教育革命”的许多讨论已经非常引人瞩目。例如，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在连续多期关于“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讨论中，发表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电７２班全体学生的来信。此信提出：（１）工科大学一律实行半工半读。（２）学制缩短为二、三、四年，现有大学生提前毕业。（３）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毛主席著作为首位教材，并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军训，教学以生产实践为主。（４）改造教师，今后工科大学教师应该同时是工人，是生产者。（５）废除研究生制度。（６）大学招收工农兵，不必具备高中毕业生水平。

　　在文革第二年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尽管“教育革命”的实践还没有排上文革的主要议事日程，但是群众造反派已经把“教育革命”问题纳入到讨论和规划的视野之中。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９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要依靠革命派群众的最新指示，在自己的《井冈山》报第９６期上用三个版面论述“教育革命”，发表了“招生工作研究小组”的一篇题为《关于改革大专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议》的文章，该文提出：为了贯彻党的阶级教育路线，对各阶级按一定的比例招生，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应占新生比例６５％以上，剥削阶级子女不超过５％。招生必须贯彻以群众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步骤进行。推荐应占招生人数的６０％左右。为缩小城乡差别，农村推荐学生应占２０－２５％。对五类学生不予以录取：１、家庭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杀、关、管者；２、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线者；３、文革中参加过反动组织且又屡教不改者；４、刑事犯罪者、反动言行者；５、长期不参加文革的逍遥派、书呆子。对于大学招生，“今后要彻底废除单纯分数考试制度，”“实行开卷考试。”〔２〕

　　清华文革“教育革命”真正开始的时间是在１９６９年初。显然，文革头两年的群众运动的论战和武斗无法使“教育革命”铺排开来，当文革群众两派围绕着权力斗争进行着生死较量之际，谁来具体领导“教育革命”还无从谈起。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至７月２７日，清华大学发生了牺牲惨重的“百日大武斗”。〔３〕毛泽东以此为契机，一举扭转了大学的文革局面，终止了红卫兵造反派的“气数”，结束了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而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给教育界派出了新的领导力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并从总体上把全国大学所有师生列入文革的对象。

　　工宣队进驻学校，为“教育革命”的全盘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领导保障，换言之，大学师生不可能在“教育革命”中当家作主。工宣队进驻清华后，首先是在政治上对清华做出了一番变革。

　　从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给林彪的信（著名的“五七指示”）中不难看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被当作文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因而，工宣队首先要做的就是否定和推翻文革之前的所谓旧清华。工宣队进驻之初，全国文革正进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在这一阶段，每一单位的成员都要从家庭出身、生活经历和社会历史关系等方面接受政治审查或“验身”，以确保文革“正统”阶级队伍的纯洁和统一。工宣队领导的这场重点清查个人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运动中，致使清华共有２４人自杀身亡。１９６８年９－１０月，清华先后召开６次全校万人大会，揪斗了９１人，还召开了其他形式的批斗会。全校举办各种“学习班”，开展政策攻心和立案审查。１２月和次年１月，又召开两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全校万人大会。在持续了两、三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运动中，清华全校被立案审查的有１１２０人，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的有１６７人。〔４〕这种人人过关甚至人人自危的运动，使得一些当事者今天回顾起来还心有余悸。相比较清华整个文革时期约有１２２８人被立案审查、１７８人被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可以想象，“教育革命”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异常恐怖、严峻和残酷的形势下来临的。

　　清华工宣队把自己的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成《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１９６９年１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对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清华历史的否定和为随后清华乃至全国的“教育革命”所作的铺垫。它认为，清华大学“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十分严重”；清华各级干部大都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要他们“承认错误”，才能“给予适当的工作”；清华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要“进行再教育”；清华著名教授刘仙洲、梁思成、钱伟长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给予出路”，“留着作反面教员”；父母在文革受到审查和打击的学生，只要同父母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时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加以打击。这个报告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向全国的文革运动推广的“六厂二校”经验之一。

　　１９６９年３月，清华又成为全国各界参观学习的典型单位，约有３０４个单位２。７万多人来清华听取经验介绍。工宣队领导人之一迟群指出清华有四个严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十分严重”，“教师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知识分子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实际）严重，追求成名成家”，“教职工队伍严重不纯，特别是教师队伍严重不纯。”〔５〕总之，清华是一个被称之为由于“修正主义泛滥”而几乎“烂掉了”的单位。工宣队进校后与大学生们辩论，工宣队指责大学生说：“你们会讲这国话，会讲那国话，就是不会讲毛泽东思想的话。要说知识分子臭，也就臭在这里。”〔６〕多少年来，“学校里有‘这个系，那个系，就是和工农兵没关系’。课堂上‘讲这个定理，那个定理，就是不讲革命的道理’。”〔７〕由此可见，清华“教育革命”来临的具体历史氛围。

　　“教育革命”要根本解决的是教育的政治性质和教育的政治方向。“实现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政治建校，作为最根本的任务。政治建校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灵魂，是解决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而偏重于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必然会导向修修补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８〕所以，“教育革命”就是由工人阶级（实为工宣队）领导的政治革命，是一场关系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各个方面的革命，是一场在教育界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的全方位的革命。“实践证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教育阵地领导权的斗争，始终是围绕着争夺知识分子群众问题展开的一场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占领文化教育阵地，就是占领广大知识分子的群众。”〔９〕

　　“教育革命”给清华的教育体制带来了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清华当时的主导力量既不是党委的政治领导，更不是革命委员会的业务领导，而是工宣队的全盘领导，表面上形成的是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三权鼎力”的局面，但实际上工宣队的领导及其权威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最高层。清华自１９６８年“七·二七事件”以后的领导力量主要是非清华的人员，主要来自中共中央警卫团（８３４１部队）的军代表、北京卫戍区以及海军的军代表、北京市有关机关和企业的干部等，在１９６９年底才陆续有清华的原有干部被结合到清华领导班子。１９７１年之后，迟群、谢静宜成为清华的主要领导人。清华大学在文革中是毛泽东亲自抓的“点”，他派身边的人员迟群、谢静宜主管清华和北大等，这也就从某一角度表明了清华“教育革命”对于全国的典型影响和示范作用，并经由工宣队而赋予“教育革命”某些独有的特性。正是由此，文革“教育革命”是通过清华大学，具体地说是通过清华工宣队，普及到全国高等院校的。

　　工宣队成为“教育革命”的“总管”。无论怎样，所谓工人阶级对清华大学的“占领”、工宣队的领导乃至１９６８年下半年直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初在清华大学“执牛耳”的领导人，都不过是凭借着毛泽东的权威，用迟群等人倍感自豪的话来讲，他们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兵”。这种大致上具有初中学历的“兵”能否真正“驾驭”清华的教育及教学、科研大业，可想而知！

　　针对工宣队一些成员不安心在清华工作，想回到原单位工作，工宣队举行学习班，安定军心，有人谈体会：“我们撤了，敌人就来了。”〔１０〕仿佛在他们眼里，清华大学是一块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敌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清华的系（所）、教研室（组）、实验室（车间等）、学生班级等一律按照军事建制分为营、连、排、班的层序，它们所显现的是“教育革命”准军事体制下的生活和运作。

　　清华领导人在１９７４年的总结中强调，他们顶住了排斥工人阶级领导的“歪风”，“保证各级领导班子中工人干部占二分之一以上。”〔１１〕这是信口雌黄，因为在清华校一级的领导班子，工人干部的比例就远不到二分之一。１９６８年后的清华各级领导班子甚至整个大学的领导班子，大致上是由工宣队代表（工人干部和解放军干部，真正的工人几乎没有）、老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革命教师”的代表席位不是没有，就是无足轻重。１９７０年后，在恢复和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同时，在清华乃至整个教育界中，工宣队却一直作为最高主宰。工宣队实际上驾驭了革委会和党委会。１９６９年初成立的清华革委会只不过是处理日常行政和教学事务的机构，１９７０年成立的清华党委会不过是“抓大事”即抓阶级斗争、抓知识分子改造和抓教育革命的部门。工宣队进驻学校，是完全来自学校之外的“钦差”，是文革“空投”到教育界的一个“怪胎”。在教育界之外，几乎没有与之相似或相同的工宣队的权威。工宣队实际上就是文革中、后期教育界的“臣宦官”。在恢复了学校的中共党的机构和领导之后，工宣队依然叠床架屋地行驶着大权，这势必造成学校党组织中“党内有党”直至“党外有党”的局面，最主要的是来自工宣队的干部与原有的学校干部的区分。

　　工宣队进驻学校，有多重的意义和功能。从当时来看，是为了恢复学校秩序，稳定学校局势，消除群众武斗，整合不同群众势力，力图把文革转移到与以往不同的有序阶段；从长远来看，是为了取得教育界的领导权力，整治甚至敌视知识分子，不相信学校原有的中共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监督和改造学校的各种人员、各个方面，试图以崭新的“教育革命”改换整个教育事业，并为塑造文革的新人、新社会提供一个基地。

　　其二，清华的教育体制出现了以工人（实为工宣队人员）、学员、教师构成的“三结合”组织体制。这里，无疑，工人是领导，学员是主体，教师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对象。

　　清华“教育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过去在校的“大学生”或“本科生”的称呼、称谓统统改变为“工农兵学员”（简称学员），以示与过去的大学生（文革中又被称为旧大学生）乃至整个过去的教育体制和传统区别开来，用文革的术语来说就是“决裂”。必须强调的是，“学员”这一用语绝不同于“大学生”、“本科生”或“学生”用语，前者的取向和内涵是后者们所无法企及的。从工农兵学员的培养和经历来看，“教育革命”是要把他们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业务标准放在首位。“教育革命”的学员培养意味着力图造就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教育革命”的一个别出心裁的作法就是制造出教师与学员的隔阂甚至对立，抬高并夸大学员的地位和作用，把作为受教育者的学员视为政治上的领导者之一。“我们总是紧紧地依靠校内工人阶级和工农兵学员，把他们放在斗争的第一线，”让他们在教育阵地上冲锋陷阵，发挥生力军的作用，直接参加教学改革的各个环节，即受教育者参加办教育，还帮助教师改造世界观，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１２〕１９７０年春，试招的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地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后来改成全国性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宗旨：“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一口号逐渐演变为文革时期大学的学员政治活动机制，主要用来在学员与教师之间划定一种明确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界线。学员们在入学之际和入学之后，都一再被告诫不是简单地上大学，而是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们争夺教育权，并要占领教育阵地。“工农兵上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掌握文权、巩固政权。”〔１３〕因而，“对待工农兵学员的态度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１４〕

　　这时，１９４９年前的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１９６６年前的清华宗旨“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被“上、管、改”口号所取代，并出现了校、系甚至班级的学员“上、管、改”组织。这种组织与过去的学生会、学生党团组织不同，它是监督、改造教师的组织。学员们不断受到告诫：不要忘记自己的工农兵“主人翁”地位和意识，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教育的回潮和旧知识分子的复辟”。“上、管、改”一类的组织在清华以及其他大学的出现，仿佛农村土地改革时期的“贫农协会”，被视为推行“教育革命”的一支群众队伍。

　　其三，“教育革命”伊始，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一起在全国率先提出“砸烂教研室（组）”，指责教研室（组）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独立王国”是“只讲教学、科研，不关政治路线”的修正主义组织。“旧大学教学组织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教研组，它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服务的。它从组织上造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分离、教员与学生分离、各门课程彼此之间分离。在这样的组织下，广大工农群众进不来，广大工农兵学员无法参与教育革命重大问题的决定，世袭领地的气味甚浓，修正主义‘业务党’、‘中庸之道’等黑货极易泛滥，对修正主义复旧走老路的抵御能力甚微，对‘老三段’（指“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教育体系十分适应，而对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和教育上一系列变革阻力却很大，其要害是排斥工人阶级领导，阻碍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我们改革组织体制，根本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打破‘黏土’成堆的‘教研组’体制，将‘黏土’散到沙子堆中去，多种方式使工人、学员、教员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教育基层单位，这样，就使在基层组织中组织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加强了工人阶级领导。”〔１５〕具体作法就是解散教研室（组），把教师编入学员班。教师的工作置于学员的班级之中，教员的一切教学计划、教学任务和政治活动由学员班级党支部来讨论、决定。作为中国大学体制的基层单位，教研室（组）的设立引自苏联，清华此时取消教研室（组）的作法，已不是简单地否定苏联经验的问题，而是取消教研室（组）的知识分子构成和业务性质，实施和体现“教育革命”新体制所具有的“改造并分化知识分子”的功能。

　　１９７０年７月２２日，清华工宣队发表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以下简称《创办》），概述了清华“教育革命”的主要经验　。这份经过姚文元等人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文章可称得上“教育革命”的“范式”。以《创办》为标志，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方案首次以比较系统、权威的形式出现，它又被称之为“教育革命的‘圣经’。”〔１６〕《创办》还是１９７１年７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某种“雏形”。

　　《创办》总结的清华“教育革命”的六个内容分别为：　一、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二、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四、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五、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六、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在清华连续四年没有招生并中断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创办》真可谓“理论先行”，为文革的大学办学画出了“蓝图”。《创办》所提出的体制、师资、课程、开门办学、教材、教学方法等，对于文革时期的大学办学具有指导意义，标志着文革“教育革命”体制的初步形成，成为文革时期全国通行的大学教育大纲。

　　清华“教育革命”随同整个文革，把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当成文革及其“教育革命”的一个主要对象。经过１９７１年８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潜在敌的做法得到了某种“证据”。这著名的“两个估计”是指：一、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所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二、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１７〕其实，这“两个估计”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显示出来了。

　　１９７０年秋季之后，许多清华教师愈益感受到“两个估计”如同两座政治大山压迫着自己，尤其是对于“教育革命”把教师的世界观当成异己的这种束缚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紧箍咒”做法，大为不满。这种对于教师所采取的可用而不可信的政策，实质上是赤裸裸的歧视加敌视，特别是对于那些１９４９年之后到１９６６年之前学成而就业的教师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失落感甚至沦丧感。他们一些人不是直接针对“五七指示”，而是针对上述纪要，提出了批评。一时间，关于如何看待“两个估计”，成为清华“教育革命”斗争的焦点之一。清华工宣队一再强调，“否定两个估计，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１８〕他们引用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为根据：“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１９〕这也就再次表明，一方面，文革把阶级的以及阶层的划分标准从过去的经济地位、家庭出身改变为现今的职业、知识直至世界观，这不能不说是文革阶级划分法的一个独创；另一方面，由世界观问题来把知识分子当成文革中的“另类”，这也就使得文革由荒唐的“政治革命”必然伴随着某种闹剧般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革命”。

　　清华“教育革命”自１９６９年初以来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受到了许多清华原有的干部和教师的斥责，他们尽其可能地予以纠正或修补。他们借着１９７２年周恩来关于教育整顿的指示精神，试图恢复过去某些合理的教学做法和实行某些改革的工作措施，遭到了打击和迫害。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至１２月，清华上上下下开展了一场名为“三个月运动”，这场运动也是清华“教育革命”所经历的第一场大的斗争，它整治了被称为体现着“旧教育路线回潮”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大批清华干部和教师，有６４人受到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４０３人被点名批判，被点名指责的或被迫作检查交代的人为数更多。〔２０〕正如清华当时的材料所总结的，这场运动表明，教育阵地的主要危险依然是修正主义。“（有人）硬把林彪的极右路线说成是极‘左’路线，以此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学校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亦步亦趋，紧密配合，极力煽动批极‘左’，实际上就是在批文化大革命，批教育革命，批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这种代表人物强调“‘教育革命进入业务领域，工人不懂业务，没有实际领导权’，他们在党的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专家’，在群众面前把自己装扮成党的干部，以业务为武器，来反对工人阶级领导”，这实质上“就是进入一个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无产阶级政治，不要改造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有市场，复辟资本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形成一股潮流，就在于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成了修正主义的肥沃土壤，不改造就会本能地倾向修正主义。”文革教育体制发生的主要变化是撤销原来的教研组（室），实行厂校挂钩，互为基地；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师生合编；基础课教师下到各个专业等。这些“教育革命”的作法受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责，一时间出现了“厂带专业害死人”，新教育组织体制“不正规、不像个大学样子，是所谓连队办大学，搞得‘质量低了，理论弱了，秩序乱了’”等说法。一些单位恢复了过去的旧组织体制。“资产阶级为了推行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总是要恢复旧的组织体制。因此，恢复知识分子成堆的旧教育组体制，就成为他们复辟的组织手段之一。”〔２１〕这场运动还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同批判孔子及林彪的“克己复礼”联系起来，说这次回潮的代表人物们“总是梦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复兴蒋家王朝的‘礼’，复兴封资修教育路线的‘礼’。”他们以林彪事件为契机，错误地估计形势，大加指责文革的新生事物。“他们为什么对批极‘左’那样感兴趣？实际上是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新生事物。”〔２２〕在“教育革命”方面，“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从四个方面加以否定：一是恶毒攻击文革。他们认为，文革使“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伤了元气”，“害得好苦”；文革“执行了极‘左’路线，把人的思想搞乱了”，“后遗症很大”，“不是有所得，而是有所失”，文革“完完全全失败了”；二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三是诽谤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道路，认为文革开始后没有真正的大学生；四是极力抗拒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说什么走“五·七”道路是“珍珠入土，上当受骗”，“外国卫星上了天，中国教授下了田。”认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及其做出的“两个估计”是“极‘左’思潮的产物”，“用这两个估计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没门儿。”〔２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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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一四）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下）

　　　　　　　　　　　　　　　·唐少杰·

　　今天，把在“三个月运动”中受到审查和批判的上述清华干部和教师的言论汇集起来看，无非是他们主要集中在下列十多个方面表现出的不满和指责：文革教育政策，文革种种行径，祸国殃民的极“左”作法，大学状况，知识分子的待遇和遭遇，江青、王洪文和张铁生等人的言行，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及政治迫害，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外交政策的转变，毛泽东本人的矛盾等等。〔２４〕这些不满和指责在当时无疑是深切和尖锐的，但更重要的是表明，即使在文革“教育革命”的兴盛时期，清华大学都有一股根深蒂固的批评、怀疑和动摇文革以及“教育革命”的心态在潜行。例如，正是分管“教育革命”工作的清华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强调：“对教育阵地十七年不能全面否定，”“工农兵学员质量像面包，看起来鼓鼓的，一捏就瘪，像这样，我们民族文化要毁灭了。”他被称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在党内的代言人、“保护伞”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急先锋”，他和清华一批干部由于自己的公正观察和客观评论而受到批判和免职。

　　１９７５年底，清华“教育革命”的偏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清华领导人多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今后，检查一个办学点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主要看这几条：工农兵管教育管得怎么样？教师、学生与工农兵结合做得怎么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上好阶级斗争主课做得怎么样？教学改革改得怎么样？所承担的工厂任务完成得怎么样？”〔２５〕到了１９７６年，他们继续强调，“现有的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从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来看，从他们的世界观来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来看，大多数还是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２６〕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之所以坚持认为“直到今天，我国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大多数知识分子距离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还相差很远，一遇到风浪就会左右摇摆。极少数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遇到机会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这一次的右倾翻案，都是从知识分子成推的上层建筑领域首先发难，就是一个明证。”〔２７〕

　　总之，清华“教育革命”的目的，就如同清华文革写作班子“秦怀文”撰文所说的：“我们的专业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首先要上的是阶级斗争的专业”；“上了大学，即使学的技术能上月球，而人的思想却趴下了，这样的教育再‘高’，也是无产阶级所不需要的”。〔２８〕迟群典型地概括为：“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２９〕他曾强调说，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专业，这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

　　　　　　　　　　　　　　　　　二

　　清华“教育革命”的模式除了上述的政治方面，还具体地表现在招生、师资、办学方式、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方面所进行的“革命”上。

　　清华“教育革命”在招生对象问题上，鉴于文革前招生以考试为标准所带来的“智育第一”和学生中工农子弟比例一直不高的“教训”，要进行彻底的变革。过去清华招生中由于家庭出身及父母职业的影响等因素，使得非工农子弟（如知识分子、职员和干部等子弟）入学比例相对较高，而工农子弟比例相对较低，据统计，“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清华新生中的工农子女的平均比例占新生总数的４２％（１９６１年为４０％，１９６２年为３２％，１９６３年为３７％，１９６４年为５１．８％，１９６５年为４９．３％），比当时全国平均比例还低２０％。”〔３０〕这些成为清华文革前的教育的一条“罪状”。清华“教育革命”把改变招生方式、改变学生成分当作一项基本的内容。

　　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９年，中国大陆所有的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收大学生，这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闻。算上文革前招收并在文革期间毕业或结业的大学生，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培养至少有七年或七届学生陷于“非正常学习”的时期，例如，１９６５年进校的大学生只有近一年的学习时间。随着“教育革命”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如何办学及怎样招生的问题就摆在了大学的面前。

　　１９６９年３月至８月，清华在校内外举办了２２个教育革命试验班，招收４００余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教改探索。清华还听取了钱伟长等老教授关于教学改革的设想。１９６９年８月底９月初，清华２８９４名师生分赴校外２４个对口单位进行劳动，“探索”“教育革命”。１９６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９年８月，由工宣队队员、教工、学生组成的１９个教育革命小组，先后到几十个工厂、公社、部队及部分院校、机关，召开了近２００次讨论会，听取对大学招生等问题的意见，提出了日后实行“教育革命”的一些初步设想，最主要的就是招生对象和招生办法，确定了：“一、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招生对象，是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其他革命分子。从工农兵中招生，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挑选政治思想好，具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的优秀分子入学。二、招生和分配要适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三、关于文化程度。……今后大学从工人中招生，文化程度不宜限制，既有文化低、但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培养前途的老工人，又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三、四年级实践经验的青年工人、农民。四、学生年龄以２０－３５岁为宜。五、招生办法。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招生考试制度，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群众路线，学习解放军征兵办法，采取各级革命委员会推荐与选拔相结合。”〔３１〕在稍后的几个月里，清华继续派出许多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厂矿等进行教改试点工作。到１９６９年底，在清华校内外试点班招收了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５１３人，年龄最大的６０岁，最小的１７岁，多数是２５－３５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以初中程度居多。选拔和培养采取单位推荐，结业后“厂来厂去，社来社去”，学习最短的两个月，最长的两年。〔３２〕这样，到１９６９年夏天，清华“教育革命”的招生方案实际上已经形成，同年底，这套方案的试验经验已经定型，一年后推向全国。

　　１９７０年３月，北大、清华提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就培养目标、学制、学习内容、招生时间和名额、学生条件、招生办法和地区、学生待遇、分配原则等八个方面作了规定，提出招生方式为“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文化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学制根据各个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一、二、三年，另有学制为几个月的短训班；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战备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３３〕６月底，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这一报告及其相关精神成为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圭臬。

　　１９７０年，清华大学共招收各类学员２８４２名，均系推荐入学，未经考试，文化程度严重不齐：小学２５８名（占总数９．１％），初中１９３５名（占６８．１％），高中５３３名（占１８．５％），中专１０９名（占３．８％），上过大学的７名（占０．２％）；〔３４〕实践经验有１０年以上的有６０９人，４－９年的有１０９２人，３年的有３２１人，３年以下的有８２０人；学生来源为老工人５９６人，青年工人７９４人，农村青年１００８人，现役军人４４４人。〔３５〕在１９７２年招收的２０７２名学员中，高中一年级以上水平者占２３．２％，初中二、三年级水平者占５３．３％，初中一年级水平者２１．５％，中等技校和其他水平者占１．９％。这一届的学员学历要稍好于７０届的学员，前者的初中学历者（包括未完成的）约占７４．９％，而后者实际毕业的２８０５名学员中，初中（包括未完成的）及初中以下的学历者就有２１６２人，约占７６．７％。〔３６〕这是因为１９７２年，在不少省市工农兵学员的选拔中，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文化知识考试，后来由于张铁生白卷事件而取消了所有考试。

　　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最初为三年半，１９７５年改为三年。“三年半教学过程大体安排是：学员入学后，首先参加专业生产的全过程，同时参加工厂的技术革新，一面实践，一面学习基本知识；然后根据专业的不同情况，结合一个或几个典型的生产、科研任务，边实践边学习，同时紧密联系实际，安排一定的理论提高阶段。”“现在工农兵学员培养的整个过程，始终坚持开门办学，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学习。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就直接参加推翻剥削者的斗争，直接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单纯传授书本知识为中心组织教学的旧传统。”在反驳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鼓吹学生在学习期间主要是学习书本知识后，强调这种陷于书本的作法就是使学生“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实际的修正主义道路。……结合各种典型任务，边实践边学习，这是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培养学员的一个基本的、有效的过程。结合典型进行教学，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教学环节。它的目的是通过完成典型任务，学习工农群众的无产阶级立场感情和革命精神，培养学员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典型的选择，应该是生产科研的实际任务、有利于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能体现专业的培养要求。”〔３７〕

　　１９７１年清华大学三个专业的“工农兵学员”课程设置及学时比例分配表（三年制）〔３８〕

　课　程　　　　　　　　　汽车专业　　　计算机专业　　　　房建专业
　　　　　　　　　　　　学　时　　％　　学　时　　％　　学　时　　％
毛泽东思想课　　　　　１３５４　２０　１４００　２０　１２１８　２０
学军课　　　　　　　　　３３８　　５　　３５０　　５　　２８８　　５
学农课　　　　　　　　　３３８　　５　　３５０　　５　　１９２　　３
学工课　　　　　　　　２３７８　３５　２６００　３８　　１９８　　４
基础课（包括专业基础）　９６０　１４　　７５０　１１　１１４０　１８
专业课　　　　　　　　１４００　２１　１４５０　２０　３１００　５０
总　计　　　　　　　　６７６８　　　　６９００　　　　６１３６

　　清华大学在１９７２年规定，切实保证学员在每学年３９周中有８１％的业务学习时间。〔３９〕林彪事件前后，针对“有些班级一度学习纪律松松垮垮，教学进度完不成，业务学习时间无保证，甚至有的班第一学年教学时间只占总学时的５６％”这一情况，清华取消了一些空头的“政治学习”，决心保证教学总学时中７５％到８０％的时间用以业务学习。〔４０〕稍后，还一再强调应使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时间应占每个学年学时的７０－７５％，但是事实上只能保证５０％左右，因为大部分学时还是被入学教育、政治报告、政治讨论、大批判会、排练庆祝活动、野营拉练、挖防空洞、挖坑栽树、挖河清泥、清理仓库、迎接外宾、看内部电影等等所占用。〔４１〕自动化系学员反映，入学９个月，理论教学只有５２天。汽车系的学员反映，在校期间，真正学文、学工的时间不到五个月。〔４２〕又如，１９７５年５月５日，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下发关于学员每周活动时间安排的通知，规定除每周星期二下午政治学习外，每周政治课时间为四小时，星期四晚上党团活动，星期五晚上机动，可安排讨论“教育革命”、班务会等，星期日晚上为业余读马列著作小组活动时间。〔４３〕这样，在一周七天２１个单元时间（每一单元约４个小时）中，至少有５个单元时间为非专业学习时间。学校也承认，由于教学总学时减少了５０％、教学内容减少了４０％，遇到了教师的一些不满和批评，甚至如何看待教学质量成为教育斗争的一个焦点，成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凭借他们在‘文化’上某些传统的优势，以‘文化’业务这条大棒，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向无产阶级施加压力，教学质量、文化考查、知识分子的思想反复……等问题上的斗争，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在教育阵地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还要在这个领域，利用他们某些文化的优势，反对无产阶级的占领。”〔４４〕在“政治第一”甚至“政治就是最大的业务”的支配下，学时能否得到保证，还取决于学校是否进行政治运动等活动。例如，在１９７５年底至１９７６年，学员的学时就被铺天盖地的“批邓”运动占用了许许多多。反正，工农兵学员的学时最难以得到保障，也最容易被打发掉。

　　清华“教育革命”进行之际，师资力量只能是“接收”过去学成的、现今在业的教师，尽管无法信任和无法依赖教师，但是这种“教育革命”根本没有自己的所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不可能撇开已有的师资而另起炉灶，现实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政治上不可信的教师去从业务上去培训学员。因而，清华“教育革命”中的师资政策十分矛盾而又荒唐可笑。不过，以１９７０年招生为界线，清华“教育革命”对待教师的作法还是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工宣队刚进入清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广大教师处在一种无形而又深重的恐怖和压抑之中。除了进行前面所提及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工宣队还把广大教师下放“改造”。１９６９年５月，清华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外鲤鱼洲建立了“试验农场”。这一农场位于鄱阳湖畔，占地约１．１万亩。工宣队把这个还没有建成的农场吹嘘为“既是一个抗大式的劳动大学式的学校，又是一个既有工业，又有农业、商业，又有科学试验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里将成为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主要基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同时，在这里也改造那些犯了错误的人。”〔４５〕同年５月至１０月，清华先后有五批约２８２１名教职员工（约占清华当时教职工总人数的７０％）先后来到这里劳动改造（１０月来的一批人带有战备疏散的特点）。这个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由于从事水中劳动和防洪等，先后有上千名的清华教职员工患有血吸虫病。这个农场与清华本校相距千里，主要是用于教师的劳动改造；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农场本身几乎接触不到农民；自称是自给自足，但是来往的人员车费开销巨大，从事农活的花费巨大，生产出的稻米每斤成本不低于当时人民币１元（那时全国各地的稻米每斤销售价格一般不超过２角）。到了１９７０年，农场劳动改造和校内教学任务，两边都“争夺”教师。最终，这个农场所造成的沉重负担使清华无法继续承受下去，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后不得不迁移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

　　１９６９年底，清华大学近万名师生员工（包括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６５年入学的学生３２７０人）主要分布在四大方面：在校内有３５１５人，在江西农场有２１２２人，在四川绵阳有６２４人，在三门峡、丹江口、邯郸、张家口等地进行“教育革命”的有２３２０人。〔４６〕造成清华这种分散的局面，除了“教育革命”的因素影响外，还有当时备战形势的作用。这时的清华经历了继自己的“西南联合大学”历史之后的最大一次“分化”。

　　１９７０年招生后，教师们陆续回到清华，但是，他们的政治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即使教师们从事教学，他们也是动辄得咎，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具有教学的主导性和积极性。后面，还要提及这一点。“教育革命”的斧钺不可能放松对于教师的威慑。工宣队经常使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对付教师们，并且有了“经验”之谈：“有了群众，就有了敌情；发动了群众，就暴露了敌人；依靠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４７〕进而，工宣队更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经典”之论：“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那么什么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这一段话在发表时被改为：“广大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思想平静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检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头路。”）〔４８〕

　　“教育革命”一再给教师的重压使得一些新教师力图向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看齐，他们不想接受教师的身份和称号。例如，１９７０年夏天，文革前招收的清华在校大学生全部毕业或结业，８７３名毕业生留校工作，其中不到一半人从事教学和科研，其余的从事工厂、后勤、机关等工作。为了表示与旧教育的“决裂”和与工人阶级“划等号”，他们自称为“新工人”而放弃“教师”的称号。另一方面，在“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影响下，清华一些老教授试图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罪名改换成对“教育革命”的某种适应，工宣队对此概述为：他们从“业务名词不离口，到红宝书不离手；从故纸堆里钻出来，到大批判战场上杀上去；从‘神仙会’养尊处优，到‘学习班’斗私批修；从消极等待‘斗、批、休’，到积极投入斗、批、改。”〔４９〕这往往是这些教授的异化式的表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文革“教育革命”都是包括广大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心灵苦难史和精神炼狱史。

　　在如何办学的问题上，清华“教育革命”做出了非同小可、波及全国的举措。清华“教育革命”把教学同生产劳动的结合演变成为整治知识分子、冲击教学并使教育裂解而蜕化的“大棒”。

　　１９６９年８月，清华确定建立汽车制造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以厂带系甚至以厂取代系和专业来进行办学。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为了打破旧的教学体制，工宣队决定，在清华汽车厂生产纪念工宣队进驻清华的“七·二七”牌３点５吨中（小）型军用载重汽车。这种作法只不过是把文革前清华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政策推向极端，力图把清华变为生产与教学并重（几乎谈不上科研）的单位。工宣队以汽车系、机械系等系为汽车厂的主干，提出“以厂带专业”，调动汽车、铸造、锻压、焊接、金属热处理五个专业的全部力量，来进行汽车生产及教学。与此相关的大部分教师乃至全部学员都成为该厂的“工人”，办厂不久，有的学员就抱怨“我们是廉价劳动力。”汽车厂群众批评学校在办厂问题上有“贪大求洋”的倾向。〔５０〕原计划是该厂１９７０年上马，１９７１年生产５００辆，１９７２年生产１０００辆，最后只生产了５０余辆，生产出来的汽车实际上主要是依靠外面的汽车厂提供大部分零配件加以组装的。这种“七·二七”牌汽车不仅质量低劣，而且为了它的生产，调动全校各系各专业的人力和物力，使全校的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生产都受到影响，仅在人力上就调动了上千名的教学、科研、技术、工人和学员等人员，所建起的汽车厂占用了相当大的实验室、车间和教学区的用地。有的实验室遭到强行改行，损失巨大，三年难于恢复元气。〔５１〕清华汽车厂的上马和下马所造成的巨大的、无法估量的浪费，是对“教育革命”办学办厂的最有力的佐证。当时，偌大的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人对这种办学办厂进行了一针见血、有理有据的公开批评，他就是在机械系一车间以“待罪之身”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前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５２〕

　　这种“以厂带专业”的办学方针，使得非汽车专业的电力学、建筑学、土木工程学、自动化控制、数学、力学、热能学、水利水力学、电子学、工程物理学（即原子能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化学等专业遇到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所有的清华工科和理科是否就意味着一定办成工厂或走出校门“办教学基地”？是的，例如，土木建筑系四连就提出：“土建系必须到工地上去办”。〔５３〕不难确定，这种办学必定是以牺牲或削弱理论教学（特别是基础理论教学）为代价的。这种办学在清华还对作为理论教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实验室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时清华的实验设备普遍落后，大体上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水平，甚至还有３０年代水平的实验设备。〔５４〕到１９７４年，全校５８个实验室，除６个较好外都受到损害，有２１个需要完全重建。清华科研人员也由文革前占教师人数的３０％下降到１０％。〔５５〕即使在文革结束之际，清华全校的实验室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

　　清华“教育革命”的办学方式不仅在于上述的以办厂来代替教学，还在于使学员走出教室和实验室，作为直接的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这种“开门办学”的方式不仅仅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而且首先是使学生向“工农思想开门，”〔５６〕从而保证学员学习的所谓政治质量、路线质量。清华“教育革命”一再强调，“开门办学”关系到学校培养“什么人？”和学生“为什么人？”和“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这些问题，清华文革前五年制或六年制的大学生没有解决，而通过“开门办学”，文革三年制的工农兵学员解决了。

　　“开门办学”的方式还表现在抛弃清华过去通行的“老三段”教学程序即“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实行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边学边干，边干边学，提出“教师启发做向导，书本理论做参考，生产实践是基础，课堂总结再提高。”〔５７〕这无疑是把生产劳动看作先于教学并且高于教学。在生产劳动中实行教学，这种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是无法保证和无法提高的。这种否定和放弃“老三段”教学的做法，受到许多教师的批评，为此，工宣队再三强调，批判和破除“老三段”论，是清华“教育革命”的关键。“打破‘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旧框框，紧密联系专业生产实践，把原来的基础课与专业课结合起来，重新组织教学内容，许多专业都结合典型任务，正在逐步建立新的课程体系。过去单纯按学科设课，了解一幢房屋的建造，要学十几门课。现在房建专业针对一幢房屋建造需要的知识，建立了一门新的课程《房屋建筑基础》，包括了力学、数学、结构、建筑材料、施工等内容，有理论有实际。”力图使课程“少而精”。〔５８〕１９７４年初，为了回击去年所谓“旧教育路线回潮”，工宣队决定，清华在校的几届学生全部走出校门，进行“开门办学”。同年初春进校的新学员，刚入学就让他们出去“开门办学”一年，致使他们上业务课的时间大大缩短，只占总学时数的４５％，有的专业只占２０％。同年批林批孔运动大规模开展之后，清华“教育革命”使自己下列“开门办学”的经验得到了变本加厉的强化：“到工农兵中去，开门办学”、“建立工人讲师团，广大工农兵直接管教育”、“校办工厂工人广泛参加教育革命”、“多种形式办学，为工农兵送学上门”、“学员在实践基础上，开展群众性的理论总结提高”、“工人参加科学研究，结合教学开门搞科研”、“知识分子在工农兵中加速世界观改造”等等。〔５９〕

　　与此同时，“开门办学”的教学必然要打破和清除清华过去教学中的“三中心”论，即“教师中心—课堂中心—课本中心”，带来了一种名为教学为生产劳动服务、实为以“教育革命”的政治为中心的相当混乱、破绽百出的教学秩序。例如，基础课教学原是全校统一负责，改为基础课下放到每一系甚至每一个班，即每一系都有几乎“门类齐全”的数学、物理、政治课以及有关基础课的教师。教师们被分散、被编入到不同的学员班级，同一学员班级由学科不同的教师混合组成“业务组”，如同火车的“包乘组”，把学员由入校带到毕业。１９７０年之后，清华逐渐恢复了部分教研组，但在１９７３年底之后，又把教师与学生按照专业合在一起，建立党政合一的工宣队队员、教师、学生三结合的专业领导小组。在教学上由几个教师负责一个班，承担由基础课到专业课的全部教学任务，甚至原有的系一级的基础课教师也被“下放”到各个班级，在教学上实行“三自一包”即自己编写讲义、自己刻印讲义、自己讲授讲义，各门课程包干负责，教师的教学“单干”现象严重，教师忙得无所适从。还有一些教师所学非所教或者所教非所学，例如，原有的一大批基础课教学（例如，电工学、热力学、工业电子学、画法几何、工程画图、机械零件等）是为全校开设的，但这时却集中在某些系或教研室甚至班级里，其他单位要开设这些课程就得另找教员，改行开课。教学秩序和教学局面的混乱引起了许多学员和教师的不满，他们认为，必须改变这种把基础课教师分配到连队（即系、班级）的“连队所有制”作法，因为这种做法十分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６０〕实质上，这种根据学员班级而不是根据学科来进行教员讲课和教学分工的作法，如同从协作明确、效率优先的工业经济倒退到包田到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清华“教育革命”也在教学方法上做出了与上述方面相适应的变革。按照《创办》所说的，“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全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学边干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这又是弥天大谎，因为在《创办》写作的１９７０年初，清华大学还没有正式招收工农兵学员，只不过是招收了几类不同的为时几个月到近一年的短训班进修学生，拿这种培养短训班的经验来侈谈什么大学本科的教学，与其说是以偏概全，不如说是以观念的强制先行来杜撰后来的教学模式。因而，这就不难理解“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６１〕这实际上就使基础课和专业课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使教师无所适从或难于适应，而且使学员所学到的东西或是非系统的甚至非理论的经验之谈，或是急功近利、穷于应付的手工技艺。

　　清华“教育革命”所倡导的教学方式还有教师、学员、工人（有时为工宣队队员）三方一起进行的“三结合备课方式”，这一般是由教师先写出教学规划，由学员班级支部或代表讨论、由工人“把关”后方可由教师实施的教学活动。然而，实际上，这种教学完全是以教师被动、学员任意改动和工人随意决定的形式来进行，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学质量的改进和提高。即使是清华“教育革命”的一份经验材料中也批评了有些学员上课时对教师一不满意就当场批判教师，“无限上纲，不是耐心地帮助他们，使一些教师感到压力很大，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有的甚至不愿意在教学第一线工作，认为谁上讲台谁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谁在台下谁就当革命的动力。”〔６２〕在这“教育革命”的年月里，清华还多次发生过教师按照大学的水平讲课，却因学历低、知识浅的工农兵学员听不懂，教师被哄下讲台的事情。例如，４０年代出任过清华大学理工学院院长的一级教授陶葆楷（１９０６－１９９２）就曾在讲课中，因为学员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平而听不懂，受到斥责和当场批判。〔６３〕

　　清华“教育革命”把编写与过去不同的教材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不同不是从教材的学理方面而是由教材的政治价值来确定的。因此，“各门课程都要贯穿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要向那些仍然被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盘踞的学科体系发动进攻。在这个基础上大打教材之仗。课程和教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各级领导要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要把改革旧的课程、编写新教材作为一场阶级斗争的战斗来进行。每门课程都要查一查，还有哪些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还有哪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繁琐哲学，诸如‘猪尾巴的功能’之类的东西？要发动群众，到工农兵中去，开门编教材。”〔６４〕这种在教材编写上的“革命”就是推翻和抛弃文革前所用的一切教材，要按照“开门办学”等“教育革命”的方式来编写新教材。对于许多课程，新教材的编写都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写出的教材不是在讲课的前夕才发出的“传单式的”东西，就是在课堂上可以任意放弃、随时改换的“玩物”。今天看来，这种新教材往往是充满了政治口号加上实用性的个别事例的低俗之作，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教学或学术或学理的价值，而只有某种历史文物价值。更为荒唐的是，这种新教材的编写大都是由教师写出初稿而由学员和工宣队队员“审定”的准政治性教学任务，仿佛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编写教材的过程也就是政治建人的过程。”〔６５〕即使在“教育革命”推行了数年之后，清华教务部门都承认教材编写工作落后和水平不高。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给予清华“教育革命”带来直接挑战的还不是办学方式及教学结果等，而恰恰是清华领导层内部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也是清华“教育革命”的总体性的政治危机。众所周知，１９７５年８月和１０月，由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指责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清华引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并于次年初引发了再次打倒邓小平的运动。一时间，清华又一次成为文革政治台风的风源，现有的教学等工作被打乱，“教育革命”急剧地聚集于上达天庭、下通八方的政治斗争的转换和普及之中。清华园内，铺天盖地的数以万计的大字报，成百上千次的大批判会、揭发对证会、经验介绍会、座谈会、誓师会等等，成为日常工作的主流。从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到次年９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国各行各业约计有近３０万人先后来清华大学“参观学习”，十多个国家驻华使馆的使节、记者等也来清华参观“教育革命大辩论”大字报。１９７５年底到１９７６年初，围绕着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显而易见只是一方的大批判），清华在接待宣传提纲中指出，分歧在于：一、如何估计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二、如何估计文革以来特别是“七·二七事件”后的教育路线？三、当前教育路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四、学校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五、如何看待文革教育战线出现的一系列“新生事物”？六、学校坚持什么样的教育方针和坚持什么样的培养学生的标准？七、要不要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开门办学？八、教育界由谁来领导？要不要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能不能领导？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这也从某个方面表明，在文革的战车上，清华“教育革命”的政治功能总是过度超负荷地满载。

　　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６日，清华大学党委有关常委及有关人员约８人，事先得到授意并经过排练，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批判邓小平的会议，〔６６〕他们直面斥责、声讨邓小平的种种所谓“错误”，开创了基层党组织人员直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围攻中央领导人的“先例”。他们回到清华后，又把这一事例传达、介绍给广大师生群众，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波助澜。

　　文革的两次整顿（１９７２年周恩来的整顿和１９７５年邓小平的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导致了文革中的“反复旧”、“反回潮”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仅教育界处于主要的、中心的战场，而且清华大学始终处于这种战场的前沿，甚至是使“教育革命”一再兴师动众、呼风唤雨的制高点。这再一次显现出清华“教育革命”的地位和影响。如果说，由清华大学成为源头的上述批邓运动是文革的最后一场运动，标志着文革走向穷途末路，那么同样由清华大学掀起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成为文革“教育革命”的丧钟，并且最终致使文革“教育革命”走向了不归之路。

　　　　　　　　　　　　　　　　　三

　　清华“教育革命”乃至整个文革“教育革命”的重心，不断超出教育领域，几乎失去了教育的本意，成为泛政治化的东西，成为文革政治斗争的仆从或工具。这类革命对于教育界绝大多人来说是一场异化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是由外来者所强加和所主导的，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教育的鄙视和对于教育者的歧视，如同当时清华一位领导人所说的：“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红卫兵（学生）的夺权是一事无成的。……事实证明，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６７〕同理，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当然，文革从教育界开场，又在教育界落下帷幕。教育界，具体地说，大学（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文革的摇篮和坟墓的“结合部”，成为文革罪过和灾难的渊薮，成为“教育革命”的“标本”，无疑，这些都具有值得后人不断加以审视和借鉴的某些人文因素。

　　清华“教育革命”的众多事实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如何对待“教育革命”则意味着如何对待文革，反过来说，亦然。进而，“教育革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成败，同样反过来说，亦然。但是，“教育革命”是必然要失败的，这种失败的必然性来自它自身不可化解的两个主要“内因”。

　　首先，“教育革命”是一场蒙昧而荒唐的“革命”。

　　“教育是‘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改革时间最长、为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６８〕的确，为时八年之久（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教育革命”所带来的问题是特别需要我们深切反思和痛切批判的，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教育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目前国内评论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这种实质大致归结为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教育平均主义等等，〔６９〕而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只是“教育革命”的特性，并不能涵盖其实质。“教育革命”的实质是蒙昧主义。显而易见，“教育革命”带来的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知识和反知识分子运动，也不是凸现或褒扬农民大众的文化价值，更不是什么倡导全民教育上的平均价值和均等状态，而是窒息精神，禁锢思想，扼杀教育，破坏教学，从而毁坏人才建设，阻碍文明发展。“教育革命”的的确确是一场教育的大倒退，甚至是一场人格的大蜕化。下面仅用清华“教育革命”的事例来说明。

　　１９７２年９－１０月，清华校级领导人先后分头到各个系进行调查研究。一是发现学员的文化知识程度和年龄严重不齐，例如，水利系水工专业二年级６８人中，工人、农民学员各占３０人，解放军学员占８人；初中程度５５人，占８０％（其中初中毕业的３８人），高中毕业６人，小学程度６人。学员入学时年龄在３０岁以上的占７人，２５－３０岁的５人，２５岁以下的５６人。二是发现学员的学习水平实在差强人意，据统计，全校平均学习好的学员一般只占全部学员的２０％左右。例如，机床专业二年级有四个班共９２人，学习好的只占２２％，学习中等的占５５％，学习差的占２３％；其中第四班是由分出来的困难学员组成。三是发现学员中具有难于想象的学习困难和无法克服的学习障碍，即有的学员不会作作业，只能抄袭别人的；有的学员在数学方面还没有达到初等数学的水平，数学必须从复数、四则运算、三角函数等补起；有的学员不懂原子结构等基本概念，分不清克分子浓度、百分比浓度等；有的学员在函数、对数和指数的运算中频频出错，连计算尺也运用不习惯、不熟练，常在单位换算、小数点定位上搞错。四是发现基础课往往冲掉了专业课，课程学习中没有循序渐进，几乎没有严格可行的标准。〔７０〕清华当时的校方总结材料中也承认，在教学中遇到了学员文化程度严重不齐的尖锐矛盾，学员最高的程度达到了中专水平，学过微积分，而低的连加减乘除运算都很困难。学员学习中遇到了“吃不饱”与“吃不消”的抵触。〔７１〕清华还把机械系的一些学员之间经过从四则运算到一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的“提高”，作为“互教互学”的经验加以介绍。〔７２〕更为可笑的是，有的学员不仅基本概念不清，而且就没有基本概念，一位学员就认为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为此还与教师争论了半天。〔７３〕有的学员甚至连书信也写不了。

　　学员们也对“教育革命”的无序和混乱表示了不满。他们批评清华校、系的许多领导人的工作作风，认为他们就习惯听汇报、看简报和发指示，凭借着第三、第四手的资料进行一般号召，胸中无全局，手中无典型，很少深入群众和深入实际，虚饰、浮夸严重，形式主义的东西颇多，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的东西不少，工作头绪繁多，抓不住重点，搞什么工作都是虎头蛇尾，最拿手的就是一号召，二发动群众，三大批判，四大总结，这完全是一套八股，对于解决实际矛盾无济于事。〔７４〕除了前面提到的批评教学时间没有保证外，他们还对学工安排、所谓“以干代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方式等提出了意见，尤其是对教材和教学方法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有些教材编得还不如文革前的教材好懂。这些意见主要如下：数学教材从小数点运算到微分方程要一年内学完，有些学员被“灌得够呛”；有些教材是上来一段毛主席语录，下面还是文革前的老一套；在干中学遇到的问题，无法解决，因为理论基础不够；对实验室教学重视不够；学员的自学条件差；老师不敢在课后或者课下给学员进行辅导，害怕被指责为犯方向错误；等等。〔７５〕更为荒唐的是，由于学员的学历水平参差不齐，同一个专业班级的学员往往迫不得已被分开来上课，即在同一个上课时间，有的学员补习中、小学的知识，而有的学员在学习大学的知识。这种同级同专业同班学员分班上课的作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另一种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因材施教”，是分裂工农兵学员，提出“还我战友”。有的学员反映，教学只能吃“份饭”，有吃不了的，有不够吃的，不够吃的只好去找“野草”，弄不好还得“中毒”。机床厂的学员提出，“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也不让一个阶级弟兄停步不前。”这也不过是口号而已。〔７６〕可以想象，即使同一个班级所有学员都上同一门专业课，学员们在学习上的差异更显著，后果更难堪。另外，外语课对于学员是可以免修的，不少学员没有学过外语，连外语字母都不认得；还有许多学员不具备起码的外语拼写、阅读和语法知识；这些使得外语教师无法给他们开课。很多学员事后非常后悔在清华期间没有学习外语或者学好外语。

　　整个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出国人数总共为１２人次，其中只有一人赴法国短期进修，其余都是短暂访问。清华大学在这１０年里没有向国外派出留学生。清华大学在这１０年里不但与世界先进的大学教育的交流几乎无从谈起，而且与世界一流的大学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教学和教育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要诘问的是，难道“教育革命”需要的正是远远低于大学水平的东西吗？对此，邓小平做出了非常中肯的定位。１９７７年８月４日，邓小平在召开３０多位科学家、教育家参加的座谈会上，清华一位教授谈到该校有的工农兵学员只有小学程度，只好在大学补习中学课程半年一年，接着就“坐飞机”读大学，三年就毕业了。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应当称为清华中学、清华小学。〔７７〕“教育革命”使得清华大学蜕变为清华中学或清华小学，这是“教育革命”的“平均奇迹”，还是“教育革命”的蒙昧标记？

　　清华大学文革中历届招生人数〔７８〕

　　年　　度　　入学年月　　　　招生人数　其中：普通班　　进修班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７０年８月　　２８４２　　　２２３６　　６０６
　１９７２年　１９７２年５月　　２０９１　　　１８１７　　２７４
　１９７３年　１９７３年９月　　１９６８　　　１８４６　　１２２
　１９７４年　１９７４年９月　　３４９２　　　３３６７　　１２５
　１９７５年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　３６４４　　　３２１８　　４２６
　１９７６年　１９７７年２月　　２９５８　　　２３８０　　５７８
　总　计　　　　　　　　　　　１６９９５　　１４８６４　２１３１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及进修生的人数，居于全国各大学之首。１９７０年，清华和北大率先在全国招生，为全国其他大学招生提供经验。１９７１年，全国绝大多数的大学开始逐渐恢复招生，而这一年清华没有招生。工农兵学员毕业之后，他们的学习质量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评。文革之际，就有对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学习水平的很多指责和讽刺，例如，“你们初中毕业，念了三年半，就叫大学生？最多是个中专生。”“（每月工资）５６元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３９元就是工农兵大学生。”〔７９〕文革结束后，国家有关部门下达规定，把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定为大专。这就意味着“教育革命”所“培养”出来的大学学员没有达到大学本科程度。同时，这还意味着文革不仅没有使大学教育达到本科水平，而且根本谈不上提高到研究生水平。尽管清华１９７３年出现过以数十名留校的大学毕业生为主的三个研究班（固体物理、激光、化学），但是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工作完全陷于停滞。文革给清华在内的全国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工作留下了１０年之久的空白。

　　其次，“教育革命”是反动而可耻的“革命”。

　　“教育革命”取消文化考试标准而采取以政治标准招收学员的作法，从最初“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选拔方式，很快在相当大的范围演变为仅仅由单位或部门少数领导人具有决定“保送上大学”的权力实施，实为“走后门”。据当年清华有关领导到有关的系、班级调查，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走后门”上大学的现象，即一些学员通过职位关系或利用特权关系来不正当地获取上大学的权利和机会，而且发现在不同系、班级学员总人数中“走后门”的学员比例约占１２％，个别班级高达约２０％左右。这种“走后门”现象也是全国性的。对此，中共中央１９７２年５月１日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毛泽东批示“同意”发布此通知。该通知指出：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招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８０〕上大学“走后门”的现象实际上一直没有杜绝。１９７３年底至１９７４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初期，由于毛泽东本人的亲自干预，使得试图纠正关系到全国数百万人上大学、参军、招工等“走后门　”的作法，中途夭折，不了了之。其实，据后来的材料表明，毛泽东本人也直接把自己身边的有关人员送进了北京大学。〔８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走后门’也使‘文化大革命’自身处于一种尴尬的窘境之中。在经历了如此史无前例的‘斗私批修’和灵魂净化之后，人们却变得如此‘自私’和言行不一……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炫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畸形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８２〕不仅如此，“教育革命”的一个先天性的、似乎不可治愈的弊端就是它固有的封建特权的文化“基因”及其思想“遗传”，它根本不可能把反对和抵制在上大学问题上的封建特权放置最起码的议程上。因此，“教育革命”是由蒙昧走向启蒙、近代走向现代，还是大反其道而行之，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不管“教育革命”有多么外在的辉煌、表面的激进，都无法掩盖它的黑暗和反动。

　　清华“教育革命”与整个文革“教育革命”一样，由于试图为了建设文革的理想社会而塑造“新人”，由于以异常偏激的教育举措来试图纠正文革前教育的某些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更由于以极端激进、富有空想的教育实践来试图建立“教育乌托邦”，所以具有了至今都没有销声匿迹的某些迷惑、诱惑直至蛊惑的特色。

　　这里，从清华１９７５年制定的“教育革命”长远规划初稿中就可窥见一斑。这个规划提出在未来几年里，把清华大学初步建成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现代化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提出逐步实现教育经费自给以及粮食、副食自给，“不要国家一分钱”；办学方式有：普通班、短训班、业余大学、分校教育、函授及电视教育；争取每年通过短训班及业余大学培养五万名学员；加强普通班的改革，普通班要认真落实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实行半工半读，积极进行专业改革；力求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改变重尖端轻一般、重理论轻实际、重设计轻工艺等现象，改变各种专业之间分等级的作法，不断缩小和取消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缩小和取消专业分散的现象，既面向工业，也要为农业服务；培养清华内的工人，使他们半工半读，在若干年内达到或接近大学水平；要扩大教师的工农成分，力争在１９８５年使工农成分的教师占教师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使３０％左右的教师既能讲政治课又能讲业务课，同时使教师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学员一起学工、学农、学军，实行半工半读，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个教师在五年内应累计有一年以上的劳动时间，“基本掌握本专业的实践操作，能在一个工种顶班劳动。”〔８３〕更有甚者，差不多与此同时，清华有关写作班子在论及在教育阵地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些文章中，把“教育革命”当成实现社会革命的重要手段，提出“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就应当成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以致最后消灭三大差别，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重要手段”；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不只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是对旧教育的否定，同时还是改造整个社会的手段”；因而，结论就是“教育单位同生产单位的分离，是随着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阶级对立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也将随着脑体分工和阶级对立的消灭而消灭”，“至于大学消亡的问题，到了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完全做到了‘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独立于生产单位之外的教育单位——大学，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但那是将来的事”，尽管现今大学还是要办的。〔８４〕

　　“教育革命”真可谓是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实施，也同样是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破产。“教育革命”以形式上的消除不平均而带来了事实上的绝对不平均，以名义上的革命而带来了实际上的连续不断的人身迫害及冤假错案，致使教育沦丧为政治的附庸并且致使学校沦陷为政治的“角斗场”，全盘地钝化甚至取消大学教育应有的取向和职责，竭力地阻滞人才的成长、思想的探索和学术的创造，从“教育革命”　理论的先天缺陷和谬误到其实践的后天变态和粗陋，等等，无不表明“教育革命”及其方方面面充满着无法解决的异化和无法克服的自身异化。在这个意义上，“教育革命”本身就是反教育的。

注释：

１．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５４１页，北京，国防大学，１９８８。
２．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９日，第９６期。
３．参见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载《南方周末》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２日。
４．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２７５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６９０１０，《工宣队、革委会　有关清队、解放干部的情况报告、总结等材料》；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２７６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同上档案。
７．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６９０１４，《工宣队、革委会　关于“七·二七”一周年庆祝大会的有关材料》。
８．同上。
９．同上。
１０．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６９０３０，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委会主办：《内部参考》，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６１期。
１１．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６０３６，《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１２．同上。
１３．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１００８，《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１４．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４０２１，《东北地区我校首届工农兵毕业生调查》。
１５．同１１。
１６．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５６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７．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５４２－５４５页，北京，国防大学，１９８８。
１８．同１１。
１９．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６０３９，《关于“反击右倾翻案凤”的文件材料》
２０．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２８４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１．同１１。
２２．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目录号：政，案卷号：０４９，《政治部　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７年梁效和校理论组等所写的部分有关路线斗争方面的批判稿件等有关材料》。
２３．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３０３３，《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当前高等院校教育革命情况报告以及吴冷西同志来校了解大学教育革命情况的有关材料》。
２４．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目录号：临核查，案卷号：０２２，《整党办公室核查组　“文革”中大事件调查报告　１、关于“三个月运动”，２、“三个月运动”中被迫害同志的材料》
２５．同１１。
２６．同２２。
２７．同上。
２８．秦怀文：《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大学教育》，北京：《教育革命通讯》，１９７５年第２期。
２９．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２３６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０．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目录号：政，案卷号：０５１，《政治部　清华大学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简介（讨论稿）》。
３１．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６９０２６－６９０２７，《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报＞１９６９年１月３１日第１４６期、８月９日第１９３期、第１９４期》。
３２．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６９０３３，《工宣队、革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计划情况汇报等材料》。
３３．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０００７，《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招生（试点）、应届毕业生情况的请示报告等材料》。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２７８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４．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２７９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５．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０００７，《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招生（试点）、应届毕业生情况的请示报告等材料》。
３６．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３０３３，《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当前高等院校教育革命情况报告以及吴冷西同志来校了解大学教育革命情况的有关材料》。
３７．同１１。
３８．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纲要（１９４９－１９８５）》（讨论稿），第１３３页，１９８７年６月，打印稿。
３９．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２０３４，《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下发校内各单位文件（一）》。
４０．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１０３５，《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下发校内各单位文件（二）》。
４１．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１００７，《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及有关人员在校内外会议上的讲话》。
４２．同１１。
４３．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５０２３，《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会革委会下发文件》。
４４．同１１。
４５．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６９０２７，《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简报＞１９６９年５月３１日第１７９期》。
４６．同３２。
４７．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６８００９，《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报＞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８８期》。
４８．清华大学《清华战报》编辑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载《清华战报》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８日，第７７期。
４９．同４５。
５０．同上。
５１．同上。
５２．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一个毁灭教育的黑纲领》，载《光明日报》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０日。
５３．《清华战报》，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清华大学革委会创办　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３日创刊号。
５４．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２０２４，《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加强理论研究座谈会纪要》。
５５．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第２７６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６．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４０２４，《迟群、张凤瑞等在华北五省及北京市有关会议上的讲话》。
５７．同上。
５８．同１１。
５９．参见《教育革命通讯》，１９７４年第５期。
６０．同１１。
６１．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载《人民日报》１９７０年７月２２日。
６２．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１００８，《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６３．同上。
６４．同１１。
６５．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６９０３０，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委会主办：《内部参考》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７日第７５期。
６６．参见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上卷，第１１６－１３４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
６７．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１００７，《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及有关人员在校内外会议上的讲话》。
６８．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第８４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６９．参见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２０世纪》，上海，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３；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０．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２０２１，《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常委对各系学员教学质量的调查报告》。
７１．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１００８，《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７２．《清华战报》，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清华大学革委会主办　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５日第２５期。
７３．同１１。
７４．同上。
７５．同上。
７６．同上。
７７．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第３３９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８．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纲要（１９４９－１９８５）》（讨论稿），第１３２页，１９８７年６月，打印稿。
７９．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案卷号：７４０２１，《东北地区我校首届工农兵毕业生调查》。
８０．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７００页，北京，国防大学，１９８８。
８１．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第５７－５８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９。
８２．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９１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３．同１１。
８４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２，目录号：政，案卷号：０５０，《政治部　有关论因循守旧、翻开历史论教育、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以及进一步深入批邓中做好政治工作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