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昆 反思清华百日武斗——兼评《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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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七六）

反思清华百日武斗——兼评《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沈昆

一、引言

　　唐金鹤学长的书《倒下的英才》面世了，对于唐学长自然是可喜可贺的大事，对于关心清华文革的人们也是值得记录在案之事。为唐学长的这本书，在清华校友中颇以反思文革著称的陆小宝校友写下了洋洋近两万字的序，断言唐学长此书，“以一个工程师的方式”，“复原了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唐学长的《倒下的英才》究竟有没有复原了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还是流于评书般的戏说抑或惘言绯测，甚或是撕开人们旧日的伤口往上撒盐，本人尚未见到书，自然无从评论。

　　陆小宝校友的序（见本刊ｚｋ１００１ｂ——编注），倒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洋洋万言之中确实有些闪光的段落。例如关于社会上对文革造反派的脸谱化，文中写道，“这种脸谱化的归类，过于简单化，无法解释一批高智商知识分子精英成为造反派、参加武斗的历史事实，也无助于让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在探索前进方向的过程中，走过的种种曲折道路和经受过的种种牺牲和磨难”。

　　在提到清华武斗中遭遇不幸的同学时，文中写道：“许恭生是英才，在清华武斗中丧生的其他同学，也都是英才。他们的死，让活着的人扼腕痛心。对他们的死，我反对当时的人们将他们称之为烈士，也不同意现在的人们把他们说成愚昧的牺牲品。他们不是烈士，但是，他们也没有白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绝不是愚昧的人，他们相信了某种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探求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不幸身亡。无论他们所相信的理想是对是错，他们肯为自己的这种理想去作战，去面对死亡，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行为，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没有，这样的精神不可或缺。我很愿意看到，现在的青年大学生从‘中了邪的英才’中清醒过来。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今后的大学生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吸取反面教训，变得‘精明’，变得犬儒，一个个都成了‘范跑跑’那样的人物。”

　　尤其是作者提及１９６６年“红色八月暴力”时引用了其四十多年前一段警语——“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断送文化大革命的”——引起我的共鸣与赞赏（当然，陆小宝校友是先知先觉，而我仅是在几十年的反思与调研后才认识到的），揭示了文革之中“走资派”及其“衙内”们反对文革否定文革的最有力之作。

　　然而，陆小宝校友对清华武斗的其他各方面的探究与判断，却境界不高，认识不足，且往往露出派性的马脚。

二、促成清华武斗的驱动力

　　首先，对于造成清华武斗的驱动力，陆小宝同意“流行的解释”——“武斗的实际利益趋动力是部分造反派头头的个人权力欲望”，“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之外，认为，“许多群众参加武斗，确实有着自身利益的趋动力，这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为不当反革命而斗争”，“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果真如此吗？蒯大富真就那么可怕？如果四一四的同学真那么注重“心中更深层的利害掂量”，何不在当初１９６７年五月两派大联合达成协议之后履行协议，与蒯大富站在一个阵营呢？岂不既可免除蒯的威胁，又不必冒武斗的生死之险？说到１９６７年五月清华两派大联合功败垂成，确实暴露了清华一些派头头的个人权利欲望，以致于出尔反尔。也正因为那次流产的大联合，促使我以及很多人从中间派转向了团派。陆小宝校友大概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太久，成天与“利害掂量”打交道，淡忘了当年追求“真理”的强大驱动力。我相信，四一四的广大同学正是因为相信真理在他们那一边，所以才不愿与蒯大富站在同一阵营，才会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参加武斗。

　　据我了解，团派同学参加武斗，既非沈如槐在其回忆录中污蔑的那样要把四一四“赶尽杀绝”，也从来没有认为把四一四赶出清华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团派同学参加武斗，各人可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总的来说，一是认为当时清华武斗已经不可避免（四一四在加紧准备），二是认为没有中央表态，清华的问题就解决不了，而清华发生武斗，中央必会表态。

　　正是由于那个政治第一，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清华的两派才会自认握有真理而不肯作出政治上的妥协，夸大了政治分歧的意义。那又是我们这代人在摆脱思想桎梏的过程中经历的最初阶段——依赖救世主的阶段。所以，尽管我们知道武斗是不会斗出真理来的，但是我们期望清华的武斗事件能够震动中南海，请出“救世主”，为清华两派做出裁决。正是在这种政治分歧被无限夸大，斗争性受到极度推崇的政治环境下，清华两派对虚幻真理的追求以及对“救世主”裁决的期盼促成了清华的武斗。

　　所谓野心与权利欲望，以致“不正当”的利益追求，是文革时期最常见的丑化对方、污蔑对方，以致压制群众正当要求的莫须有罪名之一，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仍然记忆犹新。时至今日，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则成为全盘否定文革中促成群众造反的全部正当理由，以及权势集团继续压制群众之利益诉求的最方便的借口之一，成了庸俗化、妖魔化文革造反群众的一部分。

　　作为当年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我们不应当接受这种庸俗化、妖魔化，不应该把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次要因素作为解释当年文革事件的总体原因。

三、清华文革武斗中的善恶问题

　　陆小宝在他做的序中提出了武斗中的善恶问题，写道：“文化革命中的这场武斗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最丑恶的部分，也召唤出最高尚的部分。简直可以说，这是天使和魔鬼的共舞。但是，看了书中的事例，读者千万别以为四一四就是天使，团派都是魔鬼。事实绝非如此。其实，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凶恶和善良，每个派别组识中都有天使和魔鬼”。随后，陆小宝笔锋一转，根据工宣队时期的调查结果，列数团派在清华武斗中的种种恶行，以及团派受到“法律惩处和政治处理的人数”“多得很多”，声称“这些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然后，陆小宝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两个学生群众组织的行为差别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真的老四比较善良，恶人都跑到老团那里去了”？陆小宝的答案是，在承认“阶级分析”方法的“组织成员决定论”，以及“团派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蛊惑比四一四深，所以在文革中做的坏事也就比四一四更多”的“政治观点决定论”之外，外加他的“头头决定论”，亦即，团派头头“认准了自已的政治观点符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有恃无恐，头脑发胀，有点肆无忌惮，做事失去了基本的分寸”。

　　事情果真如此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陆小宝校友的上述说法不能成立。

　　不争的事实是，在说谎专家迟群谢静宜这类骗子主持下的工宣队制造了大量谎言与冤假错案，清华师生深受其害。多少校友（包括本人）的档案被他们塞进了“狗日的”货色，拾数年内（包括在迟谢二人倒台之后）持续贻害。比如，最近有同学告诉我，他曾听一同学告诉他，那个同学亲耳听过蒯大富“７２７”下令开枪打工宣队的电话录音；那个同学又说我沈某人是有人命的，开枪打死过四一四的一个女同学。那个所谓老蒯的电话录音肯定是上不了台面的伪证，否则在蒯大富遭受的世纪大审判时必会当作铁证。〔注〕至于本人的“命案”，幸亏团派同学多数相信“对党说实话”的原则与“坦白从宽”的政策，纷纷承担责任，化解了本人的嫌疑，否则本人只有将黑锅背到底。工宣队一手制造的清华“５１６”冤案，规模之大，情节之离奇，堪称清华纪录。这样的工宣队作出的所谓调查结论，难道可以全盘接受吗？

　　不争的事实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工宣队在审查文革问题时，把团派放在显微镜下仔细审视，而对四一四则宽松得多。比如说，尽管清华学生参与过的当时定性为“５１６”策划的活动只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尽管清华四一四派参与了该次事件，工宣队抓“５１６”时却在团派中大抓特抓，四一四则只有个别人受审查。一紧一松，对照鲜明。

　　不争的事实是，清华武斗是两派的政治分歧不能达成妥协，双方的矛盾与争斗越演越烈，一步赶一步地互相逼出来的。追究哪一方挑起的武斗，既无意义也不可能弄清楚。如果说１９６８年四月二十四日老团进攻企图把旧电机馆建成另一个科学馆式的武斗据点的老四，是清华武斗的肇始的话，四一四在此前的武斗准备却比老团充分得多，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６日成立了以铁管为武器的清华园中第一个专业武斗班子——李文忠学习班，清华园第一个武斗据点是科学馆，１９６８年一月四日两派在十二号楼发生冲突，李文忠学习班初显身手即大获全胜，团派百余人被俘（见《清华文革亲历》）。六八年四月武斗发生之初，四一四方面的长矛远胜于团派临时用自来水铁管锯成斜茬口的“长矛”，直到四月二十六日八号楼战败，老团发现这种斜茬口铁管根本连棉衣都刺不进去，才开始改进长矛。同样，如果把清华武斗的升级简单地归结为四一四派从八号楼撤向科学馆时，在大礼堂受到团派阻击，情急之下扔了一颗手榴弹炸伤了团派同学而造成的，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缺乏认真反思清华武斗的诚意。其实，清华两派哪怕有一派坚持非暴力原则，武斗也不会发生。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第一、阶级斗争挂帅的年月，推崇的是暴力革命，非暴力原则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另外一个原因是占绝大多数的反对使用暴力的同学，没有坚决反对与制止极少数人的暴力倾向，以至暴力行为越演越烈，最后导致武斗。

　　不争的事实是，四一四中的党员、干部多，传承了更多共产党的传统，是远比团派组织严密、行事周到、深谋远虑的组织，也熟知“坦白从严，抗拒没辙”的政策底线。因此，如果说团派的恶行基本上都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四一四的恶行则尚有相当一部分深藏不漏。比如说，许恭生同学在“５３０”武斗中倒地被刺受伤，其中的致命伤是肝脏被刺破裂，许恭生穿的是正规刺杀服，对身体要害部分有很好的防护作用，只有挑起盔甲下部，沿着盔甲主体的下缘特意向上刺才能刺到肝脏，对一个已经倒地受伤的同学下此毒手，就已经超出了武斗的拼杀，而完全是蓄意杀害了。我相信，当时在场的四一四同学一定能感觉到下此毒手者的与众不同。再比如，北京社科院金灿等人的纪实文学《青春的浩劫》叙述的“轮奸刑”，事关重大，究竟有还是没有？然而当年在主楼的相关当事人至今不予正面回应。

　　因此，我认为，如果说作为个体的每个人在文革中的善恶表现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作为组织的清华两派则没有本质上的善恶差别。当然，在清华武斗中，受到团派伤害的人更多一些，团派造成的破坏也可能多一些。但这决不是“组织成员决定论”，“政治观点决定论”，或者“头头决定论”造成的。而仅仅是由于团派在物质与人力上的优势地位，在武斗中处于进攻一方造成的。实际上，在冷兵器阶段，团派虽然力量稍强，双方的伤亡大体相当（进攻方的伤亡率往往高些）。只是武斗升级后，团派在武器上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外加对于引起中南海的关注与表态的期待完全进入了走火入魔状态，天真地以为清华武斗伤亡的增加会迫使中央出面给以政治解决（忘记了１９６６年红八月１７００多条人命也可以置之不理的前事！），造成了令人痛心不已、悔恨终身的生命损失。

　　“组织成员决定论”与“政治观点决定论”的荒谬，可以由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以及广西整肃４２２　等几场屠杀事件所证明。这些屠杀事件的手段之残忍完全够得上反人类罪行，而实施者恰恰是拥有大量党团员与贫下中农等劳动阶级的群众组织，也都是文革中的政治保守派。问题是，时至早已废弃阶级斗争与阶级路线的今日，陆小宝校友仍然认同　“团派中坏人较多”的莫须有说法，认同所谓阶级分析法，难道陆小宝还想复辟到那个阶级歧视与政治歧视的年月吗？陆小宝例举赵德胜的命案作为所谓的阶级报复案例，仅只是因为赵的父亲或什么亲属被共产党镇压了。陆小宝在美国居住多年，总应该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非有证据，不能因人的出身不同而加重定罪。要给赵德胜确定阶级报复的罪名，就需要赵德胜专门针对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或党员等特定人群犯罪的证据，就需要赵德胜开枪前就预先知道受害者是无产阶级出身或是党员等的证据。存在这些证据吗？赵的提前释放，就说明法院都认识到当年的判决有错，而陆小宝校友至今还津津乐道，拿着多年以前的错误当宝贝，是否也太过落伍了吧？

　　至于所谓的“头头决定论”，与其说团派头头“有恃无恐，头脑发胀，有点肆无忌惮，做事失去了基本的分寸”，不如说团派从头头到群众普遍缺乏政治经验，轻信了不会对文革犯的错误“秋后算账”的许诺，也缺乏社会历练，不懂的“出来混，欠债总是要还的”社会铁律，以为为了毛太祖的路线不必考虑个人后路。文革中整肃群众组织的头头常用的罪名就是“权力欲”、政治野心，是最方便的诛心论大帽子。清华两派学生组织的头头与我们一样也是普通的学生，只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或某个时刻比常人先知先觉，被文革的大潮推向了前台，担负起更多的责任罢了。他们与一般同学的关系并非“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特别是在团派这种主要依靠思想共鸣的组织内，不存在“跟着老蒯”怎么样的问题。我深信，当年清华两派的同学都是自以为紧跟毛太祖的，只不过对于毛太祖的思想意图与政治路线的理解不同，夸大了分歧，造成了只讲斗争不讲统一的对立。

四、清华文革武斗与“人性为本”

　　陆小宝校友在他写的序中提出，“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对清华武斗和文化革命来进行历史评论”。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显然不应该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简单地运用“人性为本”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来讨论文革问题。因为，在那个政治第一、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那个“人性”作为腐朽没落甚至反动的代名词而受到批判唾弃的年代，在那个“阶级性”成为人的最重要特质的时代，如果我们以“人性为本”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来讨论当年的历史，势必会否定当年的一切而落入目前以政治为本而全面否定文革以至否定中国的共产革命的陷阱。

　　我以为，作为文革的参与者，我们那一代人不可能摆脱这种政治局限性，必然会以“政治动物”为主要面目出现在当时的社会舞台上，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我们今天还原文革历史，反思文革，完全应该坚持“人性为本”，彻底与当年种种缺乏人性甚至非人性的行为决裂，不遮掩不推诿，该道歉的道歉，该忏悔的忏悔。

　　以“人性为本”还原文革历史，更应该充分发掘文革中稀有的人性闪光的事例，记录在册。尽管清华武斗在总体上讲违背人性，但两派的武斗参加者并非人性泯灭，多数人都在人性与“政治动物”之间苦苦挣扎。许恭生同学就是这种挣扎的典型，他在教东区团派刺杀时特意要大家只刺非要害的腿与臀部，他自己却在武斗中被刺身亡。一位老团攻上浴室房顶后受伤倒在浴室顶上，一位老四在战斗间歇中主动摸脉，然后与老团联系把受伤的老团抬了下去，足见尽管拼杀激烈，还是不想坏了对方性命。孙华栋同学被毒打致死后，曾在老团的武斗人员内部引起不少批评，也正因有此前科，当“５３０”武斗结束后，西区的老团听到保卫组一些人虐打浴室被俘的四一四同学时，立即群情激愤，几至哗变。尽管这些都无法改变大局，但确实反映了武斗人员在藐视人性的政治大前提下仍然试图维护人性的挣扎，值得记录在案。

五、中共当局对清华武斗的责任

　　正如我在“促成清华武斗的驱动力”一节中所述，清华武斗的发生是那个政治第一、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产物，是夸大政治分歧鼓吹斗争哲学的结果。而这些恰恰都是中共当局一贯宣传教育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武斗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原因，而清华武斗只是万木丛中之一叶而已。因此，在总体上说，文革及文革之前的中共当局对清华武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暴力对以后文革武斗的显在影响。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暴力是远本应为文斗的文革充斥暴力的开端，具有一种引导性的榜样作用。正因为当局对八月红色暴力的容忍，使得“革命”名义下的暴力突破了历来的政策界限，一时间对“敌人”使用暴力不但合法而且成了时髦之物。这也成为清华发生武斗的大背景之一。

　　清华武斗发生之前，当局的一些负责人还不时地接见清华两派的头头，试图解决清华的问题。武斗发生后，当局反而不闻不问了。要说当局完全不过问、不表态，又并非如此。“７２７”团派学生被逼与工宣队发生冲突造成工宣队大量伤亡后，毛太祖还不是亲自出面表了态。早知毛太祖要御体亲躬，何必当初不闻不问？难道其中又有不可告人的奥秘？无论有什么奥秘，这都充分暴露了当局的傲慢，暴露了当局忽视生命乃至草菅人命的丑陋面目。

　　因此，中共当局对清华武斗负有不可推卸的总体责任。

六、对清华文革武斗的几点反思

　　清华在文革中发生的百日武斗，导致十二位同学不幸丧生（另外还有五位工宣队员不幸丧生），上千人受伤，其中多人重伤致残，其他种种人性的弱点以至丑陋也屡屡发生。清华武斗不仅是我们那一带清华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作为全国最高学府教育培养的知识人的耻辱。我们还原那段不堪的历史，需要自揭伤疤的勇气和承受能力，这一自找痛苦的还原过程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我们这样做，决不是为了推诿过去的错误，更不应该借机攻讦过去的对立面，而只应该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后人留下我们以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得到的教训。因此，我们还原历史，也就必然要伴随着我们深刻诚挚的反思。

　　几十年来，我无法忘却那一段惨痛的经历，更不断地进行反思，此次借写作本文的机会，加以梳理总结如下。请校友们不吝批评指正。

　　１、当前时代条件下的政治分歧主要是认识上的分歧，是出自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不应该夸大为阶级利益的分歧，更不能夸大成你死我活的对立。政治分歧的解决，应该通过分歧双方的协商妥协。在协商妥协失败的情况下，应该通过民主程序决定试行政治方案的先后秩序。

　　２、解决政治、经济、以及一般的社会问题（包括非暴力犯罪）应该严格遵守非暴力的原则，群众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必须严禁诉诸暴力。由于几千年来“武力出政权”的中国社会传统，中国文化中包含着不可忽视的暴力倾向，因此，在中国提倡非暴力的原则，坚持非暴力的原则，尤其重要。首先应该从政府做起，严格遵守非暴力的原则，同时严厉打击一切暴力犯罪。

　　３、暴力必然导致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从人性向兽性转化，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非暴力的原则，就是在必须使用暴力（例如，打击暴力犯罪，包括恐怖主义暴力犯罪以及仇恨暴力犯罪等）的情况下，也必须对暴力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与监管。

　　４、对于我们周围发生的暴力行为、侵犯人权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人性的行为或事件，无论施行者是否与自己属于同一阵线，都不应该加以容忍，都不应该以犬儒主义的态度对待，而应该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尽力制止这些行为。维护别人甚至敌手的人权，也就是维护自己的人权，就是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犬儒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自由主义）倾向是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克服这种倾向，必须从个人做起。

　　５、现在我们都知道不能指望“救世主”的裁决来解决社会内部的分歧，只能依靠分歧双方的协商妥协来解决，而妥协与协商的成果必须由双方都遵守的程序来保障。文革中的大民主最终沦为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大混乱，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确定的民主程序，或者即便制定了民主程序，但得不到有关各方的尊重，而轻易被政治理由所破坏。清华两派在一九六七年先后两次达成大联合的协议，但两次都被撕毁，不能不说与两派内部都缺乏为本派群众严格遵守的民主程序有关，因此在头头们达成协议后，由于少部分人的不满与鼓噪，就可以造成撕毁协议的后果。因此，一旦我们承认分歧各方并非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确立双方共同尊重的程序就成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七、对反思清华文革的反思

　　很显然，还原文革真相与反思文革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没有文革真相，或者对真相的了解不多，当然不会产生全面深入地反思。而缺乏对文革客观诚挚的反思，对文革真相的还原就会蜕变成对文革真相的“过滤”，过滤出来的不是真相而是具有某种功效的颗粒或渣滓。

　　原“四一四”派的学生“领袖”沈如槐校友在２００４年率先出版了回忆录，在清华参与文革者中开风气之先，实现了清华人回忆文革从无到有的飞跃。然而恕我直言，很显然，沈如槐校友对文革反思的境界实在不敢恭维，其回忆录中不仅仍然采用了不少谣言（其中有些应该就是在沈“领袖”领导下制造的吧），更是一口一个“蒯匪”或者“团匪”，那真是对团派恨得咬牙切齿。联想到陆小宝校友至今仍仍对“团派的坏人多”“成份差”津津乐道，难道当年“四一四”中的一些人真就拿团派当敌人看待吗？甚至至今团派的同学也不过就是“统战对象”吗？显然，他们忘记了，文革一结束，一九七七年大学第一次招生就废除了阶级路线，当然更谈不上反思了。

　　反思清华文革，必然离不开对“四一四”思潮与“团派思潮”做些思考与分析。

　　回想当年，毛太祖人尚健在，文革的大旗还被高举着，团派的头头与骨干们就已经被工宣队穷追猛打成了落水狗，尽管毛太祖批的是“必胜”保的是老蒯。

　　但现在看来，工宣队对团派的严厉整肃还是有其正面效果的，这个效果就是迫使团派的头头与骨干们痛定思痛，对文革以及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深刻地反思，达到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是那些从别人被整肃中获取快感的人们无法达到的。

　　大概正因为此，才会在四十多年后仍有“必胜”或“已胜”的豪情快意。“四一四”思潮真的胜了吗？我看未必。

　　尽管毛太祖当年批的是“四一四”思潮中“打天下这不能坐天下”的观点，尽管沈如槐、陈楚三在“四一四”成立四十年的纪念文章中自诩为反对文革的“第一组织”，其实“四一四”思潮更为核心的思想是回归十七年。正如我在前文中说过的，四一四是比团派远为严密而成熟的组织，“四一四”思潮也远比“团派思潮”（如果还可以称得上思潮的话）更明确更严谨更具系统性，当然也就更成其为思潮。团派思潮其实称不上思潮，只是一种朦胧的共识，也就是出于对十七年的不满而要求改变的思想共鸣，但团派的这种思想共识从一开始就处于两难境地，又要否定十七年又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只能把否定十七年限定在文化教育领域，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湖南“省无联”的覆辙。而且，正由于“团派思潮”这种不成熟与不确定以及两难境地，我以为，如果团派真掌了权，仍然脱不了继续分裂的厄运，也就是必然落入“不断革命”的陷阱。

　　无论如何，清华两派围绕“四一四”思潮的辩论，为当年的清华人接受改革开放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无论团四，都很容易认识到，无论是十七年那一套，还是“大翻个儿”的做法，都不能继续了。

　　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今天对文革的反思、思想的解放，是付出了我们同学的鲜血与生命的沉重代价的。因此，我们反思文革尤其责任重大。

　　仅以此文献给在文革中献身的清华人。

２００９／１２／１１　于美国南卡

注：这一说法尚未向蒯大富学长求证，此处仅以陆小宝校友下面所言推论：“蒯大富领导的武斗打死这么多人，后来把他判刑关牢的主要罪行并不及此，而是‘投靠四人帮，打倒刘少奇，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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