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第六章

邓振新

第六章 “全红总”贵州分部的兴亡

“全红总”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这个工人造反组织发展极为迅速，一个多月后就夺了“全国总工会”的权，进驻全总大楼。江青等人对他们表示支持，想把这股政治力量引向自己的政敌。但她很快发现这些工人们是在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的示威游行，公开亮出自己的口号。“反解雇，反迫害，反欺压！”“要平等，要同工同酬，要生活保障！”这样的宣传口号，就是“全红总”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有数千万工人起来响应和参加的根本原因。这个工人造反组织很快发展成在全国多省都有分部的全国性组织，引起了最高当局的不安，自成立算起仅100天就被取缔。各地都有工人领袖被捕。刑期很长，几位主要领袖分别为20年、15年、10年。贵阳市建筑公司一名工人被判刑20年。

（一）一名贵州工人参与发起“全红总”

萧碧璜是贵阳市建筑公司工人，“六．六” 事件时他在乌当区洛湾小学代课。当天进城在贵阳市喷水池附近路过贵州日报社，因驻足看过学生张贴的攻击省委和党报的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他内心不服。学生们开始大串联后，他也赴京告状，被国务院接待站安排住进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同住的人们来自其它省区，也都是进京上访的“三工”，即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萧把自己在文革前就写出来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让他们阅读，读后大家深受启发。通过一番酝酿，11月8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在冶金部二招成立起来。发起人来自北京、江苏、安徽、广西、贵州等省市。蚌埠的杜某被推举为总指挥，无锡的季某为副总指挥，北京的王振海为秘书长，萧为副秘书长。成立大会过后，安排一些人回去组建各自的地方分部。
“全红总”成立后的当天就组织首批成员50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并给予注册登记。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不予理睬。因此，这一静坐就是10天，直坐到11月18日，人数则由50多人增加到300来人。王志杰等看这声势越来越大，不理睬不行了，连忙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马纯古又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李富春表态不要把事态扩大。11月18日，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全红总”成立后的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二）“全红总”在贵州率先成立分部

继“全红总”全国总部11月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后，“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组织贵州分部11月27日在贵阳正式成立。
萧碧璜回到贵阳后，联络到在水城修过公路的合同工毛胜年，23日一同到贵州省委，通过孙副秘书长得知省文革和省委常委11月25日晚要在交际处召开常委联席扩大会议。李再含主持这个会议。当晚他们到会上递交了要求省文革和中共贵州省委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的报告。通过介绍“全红总”已得到全国总工会承认的情况后，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陈朴如（分管工交口）和张一樵（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在报告上签字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27日通过贵阳市总工会找到“工人联络站”负责人沈争真。由他出具公函给刊刻了公章印信，拨出贵阳市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左侧的办公室给分部使用，并拨给额度1500元活动经费，实报实销。当天（27日），贵州分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会议选举杨同春（中共党员）为总指挥、萧碧璜为副总指挥兼秘书长，毛胜年为副总指挥，李伯特为组织部长，邓德礼为宣传部长，杨爽秋为联络部长，赵琳为内务部长。到12月25日，贵州分部人数发展到3000多人。分部后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
分部人数是通过说服单位的头头参加来计算的。头头加入，就等于他们那个单位全体加入。例如，贵州汽车修配厂的机修工人共产党员潘汉发加入了，他的那个只有几百人的小组织就算全体加入分部了。邬光顺、王秉忠两个都是共产党员，是贵阳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的，他们加入了，他们那个单位的人也就算全部加入了。谢朝锡是贵阳市甘荫塘工矿区共青团委书记，他的加入，也代表了他的手下一千多人全体加入了分部组织。

（三）江青支持“全红总”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当天是毛泽东73岁大寿的日子。当晚，江青会见了“全红总”的15个代表。参加会见的有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林彪的夫人叶群也在场。还有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的编辑邵一海先到，是他用车把“全红总”的代表接来的。
江青被那些中央大员们簇拥着走在最前面步入会场，所有的中央大员都在她的两边或后面。没有等邵一海介绍，她就向坐着的“全红总”代表微笑着招起手来，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后面和两边的中央大员们马上就拍掌致意。这批临时工合同工们在头一天封闭了劳动部，并且中央还得知他们在第二天要去查封中华全国总工会。其实，当晚的那些临时工合同工的代表全部是“全红总”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会见的中央大员的人数超过了这些临时工合同工的代表人数，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东会议二厅里，互相对坐在一起，后来被江青打电话叫来的劳动部长郗占元和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反而不准坐，站到他们腿软。起码站了两个小时，最后才叫他们坐下。从晚上7点58分开始到第二天凌晨0点34分，会见长达4小时36分钟。
江青在情绪激动时发了脾气：“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就象包身工！”“合同工在他们眼里简直就象后娘生的。”江青听了代表们控诉后流着泪说：“我流泪不是软弱，是因为看到了真正的同志！我感谢你们，你们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当代表们控诉到工人们因为被解雇后有不少投河上吊，卖儿卖女，都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的时候，江青哭着说：“同志们，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我对不起同志们啊！”以下也是他当场的原话：“他们都是老爷（指那些部长），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2、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得解雇临时工合同工，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上班，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江青最后指着这些临时合同工的代表对劳动部长郗占元、副部长李正亭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说：“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
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签署的《联合通告》就是根据这三点来的，但第三点换了内容，前两点充实了内容。劳动部部长郗占元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在《联合通告》上签了字。

联合通告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被解雇期间的工资。

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 (部长郗占元签字)

中华全国总工会 （书记王志杰签字）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

（以上三个组织都盖有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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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务院宣布《联合通告》无效

《联合通告》送到北京工人印刷厂印了30万份后，正准备发到全国时，国务院来了通知不准发，江青也派了解放军报的邵一海到“全红总”说，最好暂时不要发了。很快，中央文革和国务院同时发出通知，叫“全红总”与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人一起将《联合通告》运到造纸厂去，全部销毁。
但萧碧璜很快将《联合通告》原件带到昆明，在昆明工人印刷厂印了4000份，从昆明发到全国。
顷刻之间掀起了罕然大波，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不少工人闹转正，闹定级，闹福利待遇。一些人以江青的话为“尚方宝剑”，掐着领导的脖子强令发款。一些单位，慑于江青一伙的淫威，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甚至把1961年至1963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夜班费、加班费等。
各地劳动局按照此文件的精神解决了上千万被解雇了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复职问题，并补发了他们被解雇期间的工资。
1967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多次下令要“坚决抵制”、“反击”和“粉碎”这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并说它已经“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疯狂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元月4日，“全红总”总部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叫不准发出《联合通告》的同时，周恩来并指示“全红总”要“撤销总部，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
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错误的，……在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仍按原来的办法进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
2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部队逮捕了在京的“全红总”等非法组织的头头 。3月2日，北京市几十个单位在钢铁学院召开了斗争“全红总”头头的大会。王振海等人受到惩罚了，而煽动他们造反的江青一伙，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依然无法无天。

（五）“全红总”贵州分部的结局

《全红总》贵州分部这一案，被抓捕26人，判重刑五人，最高刑期20年。但最后全部“无罪释放”。
1967年3月4日凌晨，萧碧璜、李伯特、毛胜年、杨爽秋（女）被捕。
次日，“全红总”贵州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发、邬光顺、廖蓉花（女）、王秉忠和总部成员张德明、余洪珠（女）等均被关押。
在所有被判刑的“全红总”负责人中，萧碧璜被判得最重——判有期徒刑最高刑20年。北京王振海被判刑5年。贵州籍的“全红总”成员毛胜年和石应宽被判刑15年，李伯特被判刑10年，欧阳林被判刑7年。其中除毛胜年在1969年提前“教育释放”，欧阳林坐满刑期7年外，其他几人均坐了10年以上的大牢，在“四人帮”被捕后先后平反。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这三工，是指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这仍是“全红总”的斗争成果。中央正式同意给全国数千万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转正定级了。“全红总”在贵阳的大本营贵阳市建筑公司的3000多临时合同工也全部转正了，萧碧璜坐牢七年出狱后回到单位受到全体工人的英雄式欢迎，党委书记对他宣布，从他还坐在监狱里的时候就转正成为了正式工，并且连升三级工资。由单位一次性给他补发了坐牢七年的全部工资。

周牧

请看：

1、《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
http://www.chineselabourparty.or ... id=37&Itemid=67

2、《“全红总”始末》：
http://www.boxun.com/hero/2007/zhongguogongdang/7_1.shtml

3、《“全红总”贵州分部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纪实》：
http://boxun.com/hero/2007/zhongguogongdang/8_1.shtml

周牧

第一章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和“全红总”的筹建

   《论临时工合同工制度》

   “全红总”的出现是和《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这份油印传单分不开的。正因为这份传单的传播和媒介，“全红总”的几位创始人才互相认识最後走到一起。自从我七八年底平反出狱後，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都一直在找寻这篇文章。直到我在澳洲国立大学访问期间，才在该校的图书馆，发现一篇《现有的合同工制 度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此文刊载於六八年二月三日的《劳工战报》。

   《劳工战报》是由“广州市印刷系统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发行的。这份《劳工战报》发行在“全红总”已被打成“反动组织”近一年之後。当时我正因是“全红总”一案的“主犯”，被单独关押在贵阳市看守所一间漆黑的小牢房内。

   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一九九九年，当时给这篇文章提供过重要意见，并为“全红总”贡献出青春，现在的中国工党副主席，当年中国民联的老战士李伯特冒险到大陆四处寻找，才找到一篇被大幅修改过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

   尽管时光已逝去三十年，我读到此文仍然感慨万端和欣慰不已。一是可以看出，当年的自由工运并未因“全红总”被中共残酷镇压而消失。二是在这两篇文章中，可以大约看到《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一文的影子。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并非在文革期间写成。它完稿於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当时李伯特和我都是合同工，李伯特十九岁，我十七岁，可以说是两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

    ……

    在我们那个年代，也就是文革初期“破四旧”以前，……特别是从“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的六二年开始，思想文化领域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活跃。当时在我的家乡贵阳，出现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批民办夜校和夜大学，我虽然当时只有十四岁，也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和自己的几个早熟的小伙伴进入了贵州师范大学（当时叫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梦渊和他的儿子王希龄创办的“黔灵中文速成大专班”，用一年的晚间“速成”中文系四年的课程。这些小伙伴中，有今天在中国文坛上有成就的思想家（为了他的安全起见，隐其名），也有以後成为“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组织--贵州分部的发起人之一的叶文筑。

   六十年代初叶的中苏共大论战，吸引我们这批青年对马列著作发生兴趣。……是中共还是苏共搞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为什么在十几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统治思想？这些问题使我们这些青少年，在知识仍然非常贫乏的状况下，深入到那艰涩的马列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当时已经翻译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都尽量找来阅读。

   我们还订阅了当时在布拉格出版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刊物--《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在这本刊物上，我们感受了当时已经出现的人类历史进步的主流--和平和包容。而当时中共猛烈抨击的凯恩斯的“人民资本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现代西方先进理论的启蒙教育。当时对我们影响较深刻的除了马列著作外，还有相当一批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作品中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等等。

   ……

   在我们的小圈子中，对中共的看法也在逐渐深化，并没有停留在童年时期幼稚的仇恨和偏见上。我们认为中共的出现与中国的工业化分不开的。我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封建专制和现代大工业相结合的怪胎，而马列主义尤其是斯大林，毛泽东的主张则是法西斯的一个旁枝。也许这些法西斯主义者的历史动机和理想可以给予某些正面评价，但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手段与目的相冲突。

   在这时，我们不再把中共的领袖和干部看成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教育的暴徒，我们认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份子。在实现人类大同和促进国家进步这些基本目标上，我们与中共精英们没有冲突，但是在实现理想的方法上，我们主张和平，民主，非暴力，而中共则崇尚战争，独裁和专政。

   由于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和我们也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开始对中国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一九六四年中共在“四清”运动中贯彻所谓“阶级路线”，我们这些父兄被“杀关管”的子女不论成绩和表现再好，也被扫出学校大门，被中共“阶级斗争”的铁扫帚扫进了社会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剥削最甚的临时合同工队伍。当时，我成为修筑贵阳磊庄机场的临时工，李伯特成为贵阳市建筑公司的合同工。因此，我们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不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感兴趣，而且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产生了变革的向往。从一九六四年底开始，在李伯特的二哥帮助下，我和李伯特开始搜集中共官方有关统计数字，搜寻有关“两种劳动制度”的资料，并由我执笔写作《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为“全红总”的出现作了我们当时预料不到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从苦难走入历史

  ……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我们走进了历史。

   那就是文革初期贵阳的“六六事件”。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敏感的知识分子结合贵阳六中和贵阳九中、十中的少数敏感学生去《贵州日报》提意见。当天，我正从代课的贵阳洛湾小学请假进城参加六六届高考的社会青年体检。途经《贵州日报》社门口，看见一群人在贴大字报，四周围观的人被军警包围，几部摄影机忙着拍摄实况。我停住脚好奇地观看了几分钟就赶着去体检。谁知这几分种就惹了大祸。几天後，中共贵州省委下达了所谓“六九反击令”，把学生和知识分子向《贵州日报》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行为打成所谓“反革命事件”，不知当天在我停脚观看的几分钟内，有熟人看见我去告了密，还是自己被中共特务的摄影机拍了镜头，我也莫明其妙地被牵涉到事件中去。

   大概是六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一吧，一向对我很好的金岚校长把我叫到她的寝室，问我在请假回城体检期间参加了什么活动。我当时真是一头雾水。金岚校长最後提醒我是不是到过《贵州日报》社，并向我出示了中共贵州省委的文件--“六九反击令”，我才知道那好奇观看的几分钟制造了麻烦。我向金岚校长解释了当天的经过，金校长也深信不疑，她叫我不必担心，说问题会搞清楚的，既然我没有参加什么“六六事件”，就写一个情况说明，由她交给上级以求澄清。当天晚上我就写好了报告，次日交给了金校长，自以为无事了。谁知半个月後，金校长正式通知我回城接受审查。

   我回到家，因重病取保外医的父亲在被斗争後已经收监。家中人去楼空，只留下泪痕满面的苍老母亲。回家当天，我居住地的“工作组”和贵阳市公安局的人员开始对我轮番审讯，审来审去审不出什么名堂，在七月初正式把我母子送进所谓“牛鬼蛇神专政队”，押往贵阳城郊的东山岈口打儿洞“劳动改造”，每天在盛夏的酷阳下锤小石子，一锤就锤到九月上旬，成为刘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组”打击镇压的牺牲品。

   “全红总”在酝酿之中

   　八月中旬，“十六条”已经公布。毛泽东已公开在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一个“破四旧”的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幸好我那时已到城郊“劳改”，李伯特也被下放到农场劳动，躲过了“红色恐怖”这一劫。

   九月中旬，毛泽东打击的目标日渐明显，和“老红卫兵”不同的是出现了一批蒯大富，谭厚兰等真正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革命红卫兵”。这批“革命红卫兵”为了传达圣意，也参加了串连。所以，八月底到九月初，贵阳来了不同於第一批“南下串连队”的第二批“南下串连队”。这第二批不像第一批那样杀人越货，而是到各学校，各工厂去煽风点火，发动群众“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尽管中共贵州省委也把“八三一”和“九五”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但已力不从心，不可能像镇压“六六”事件那样得心应手了。两派群众的大辩论代替了一边倒的血腥镇压。在第二批“南下串连队”的游说鼓动下，贵阳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这时，工作组已经被撤走。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劳改队”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自行解散。在和李伯特商量後，我决定到北京上访告状，同时观察各地运动的情况和了解北京上层动态，以便在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当然，至於要采取什么行动，我和李伯特也说不出来。

   我於九月底到达北京，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分配住到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内的原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当时临时改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招待所”）。和我同一寝室的有来自湖南长沙的杨政、安徽蚌埠的裴燕柱、江苏无锡的吴永湖、广西桂林的周泉等人。因为中共当时是按系统、按行业分配住宿，所以我们住在一起的都是各地上访的临时合同工。几乎每人都有一段悲惨经历，而且大部分都被解雇，贫病交加，同病相怜。大家对造成自己这样苦难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同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有的正式工虽然在政治上受迫害，但至少工资照发，有一碗饭吃。而我们临时合同工一旦在政治上出了问题，马上被一脚踢出单位大门，连饭也吃不上了。所以临时合同工制度成了我们抨击痛恨的首要目标。

   我把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完成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给大家传阅，大家都感到我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杨政提议，把这篇文章印成传单，散发到社会上去，希望广大临时合同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这份刻写油印的传单于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工人体育场公开散发。当天，“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有将近十万各地来京的师生和工人参加。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印成传单散发後，在临时合同工中造成很大反响。从十月六日下午开始，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合同工和北京本地的临时合同工按传单上的地址找上门来，我和杨政等人在那段期间日夜忙於接待来访谈者，记得当时来的以後又成为“全红总”各级负责人的有北京的李云臣（後改名叫李卫兵），江苏的慕纪群、慕纪雄兄弟，安徽的杜某某（名字已忘）等人。

十月八日开始，毛泽东主持了中共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检查，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更加清楚。杨政和我商量後，决定组成一个争取临时合同工权益的组织，当时决定起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参加发起的人除了我与杨政之外，还有前面所述的李云臣、吴永湖、裴燕柱、慕纪群、慕纪雄、周泉、杜某某等人。

   当时我提出大家都回家乡去，建立各地的基层组织，北京留下杨政等和北京本地的李云臣保持联络，等到六七年一月一日再回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总部。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我於十月下旬离京南下返回贵阳。

    第二章 全国总部正式成立和第一个地方分部成立

   “毛皇叔”和贵州分部的筹备

   我回到贵阳後，感觉空气大变。群众造反组织“红卫军”、“赤卫队”先後出现。我到“红卫军”驻在贵阳医学院的总部和“赤卫队”驻在贵阳人民会场的总部找过“红卫军”的头头李铁乃和“赤卫队”的头头黄世民。

   李铁乃是铁匠出身，头脑极为敏锐，反应很快，口才很好，他在批斗贵州省委书记贾启允的大会上妙语连珠，进退自如，表现出一定的领导才干。但我问到他关於运动的发展趋势，他的组织的远近目标，他对社会的基本看法时，他竟没有自己的定见，而且文化水准不高，历史知识欠缺，并且非常自负。这使我很失望。

   黄世民和李伯特认识，同是贵阳市建筑公司的泥水工。黄世民为人耿直，很讲义气，但和李铁乃一样，文化不高，缺乏远见，脾气很暴，同样使我失望。

   会见这两位负责人後，打消了我将这两个组织引向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方向的念头。我决定另起炉灶，自行组建“全红总”（当时未正式成立）的贵州分部。

   我首先找了李伯特、叶文筑等人。他们都认为：我们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站在第一线，应找一些出身好的人参加筹建贵州分部。叶文筑提议，找他的一位朋友毛胜年来参加筹组贵州分部。他说这位毛胜年是他在水城修公路时认识的一位筑路合同工，如同当年刘备流落江湖一样，这位毛胜年也是一位落魄的皇亲国戚--他是毛泽东的远亲。 他说毛胜年敢说敢做，是一位人才。

   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叶文筑把毛胜年带到我家。毛胜年中等个子，方脸，颇英俊，穿一身破军棉衣（这是当时的高干子女之所好）。他一进门，就高声叫我的名字，好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他一面叫着我的名字，一面连声说他是“三顾茅芦”来了。看来，他把自己当成“刘皇叔”了。

   毛胜年很直爽。他知道我们对他的最大兴趣是他和毛泽东的“亲戚关系”。所以他一入座，就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的家乡是湖南平江，平江起义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组成部分。他的祖先和毛泽东的祖先是同宗，因此，可以算是毛泽东的远亲。他告诉我们，他的伯祖父名叫毛简青，是中共六大的湖南代表，也是平江县的首位中共县委书记，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彭德怀是知交。现在他的祖父住在平江，是中共平江起义纪念馆的负责人。而中共平江起义纪念馆则是他家的房子。

   毛胜年介绍自己後，表示他早就想造“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反，只是苦於在理论上不行，又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说，他看过我写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後很感动。他希望参加我们的筹建工作。他表示大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今後就是赴汤蹈火，他也在所不惜。

   毛胜年的直爽、豪气和亲切感动了我。我表示欢迎他参加我们的队伍，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牵头，希望他来当贵阳分部的出头露面的人。他表示他理解我的处境，欣然接受了。

   全国总部宣告成立

   十一月初，杨政从北京打电报给我，告知李云臣把北京分团的架子搭起，北京还来了两位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参加筹建工作，他们是王振海和郝维奇，都是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临时资料员。湖南长沙也来了两位组织能力很强的人，他们分别是长沙岳麓山化工厂的合同工罗运泉和长沙大信织布厂的廖阁夫。

   杨政说，他们希望提前建立全国总部，不一定等到六七年元月，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当晚回电告诉他若条件具备，可先在北京把全国总部建立起来，这样也许对各地建立分部有好处。但我希望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等到全国有半数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了分部才召开。

   十一月五日，杨政再次发来电报。他说，现在各地进京的临时合同工很多，建立全国总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我立即动身北上，参加十一月八日的全国总部成立大会。毛胜年等都不同意我立即北上。因为贵州的组织已到成立边缘，他们担心我一走就要停摆。我衡量一下局势，感到北上没有多大意义。北京少我一人不影响总部建立，因为北京人才济济。而我走了对贵州则影响太大，再说，一个全国性组织，如果一个地方组织都没有也不好，我应把全国的第一个基层组织组建好，带动其它各地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

   我电告杨政等人，如期在十一月八日把组织建立起来，不必等我北上。而我一待贵州分部建立，将立即北上。

   十一月八日，全国总部在北京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正式宣告成立，把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化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并简称“全红总”。

   安徽的杜某某因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出身很硬，当选为“全红总”总部总指挥。无锡的季某某当选为副总指挥（季某某是无锡一零一八兵团的负责人，当时未出席会议，缺席当选）。

   北京的王振海当选为秘书处秘书长，我则缺席当选为副秘书长。秘书处秘书有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慕纪群、慕纪雄，连同王振海和我共七人，是“全红总”的领导集体。

   秘书处的分工为：王振海、郝维奇负责筹建北京分团和对外联络。我负责筹建贵州及各外省分团，兼管理论和组织工作。罗运泉、廖阁夫负责与中央各级机关的联络工作。慕纪群、慕纪雄负责内部的总务工作。

   此外，任命了组织部长杨政、宣传部长龙云学、联络部长裴燕柱、接待部长张德明，北京分团筹备组长李云臣。

   “全红总”十一月八日宣告成立後，当天就在罗运泉、廖阁夫带领下，由首批成员五十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并给予注册登记。但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人并没有把“全红总”的这五十来号人放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因此，这一静坐，直坐到十一月十八日，人数则由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来人。王志杰等人看十天来“全红总”的声势越来越大，不理睬不行了，连忙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马纯古又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李富春表态不要把事态扩大，要王志杰等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全红总”造“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反。十一月十八日，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全红总”成立後的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全红总”宣布正式成立的十一月八日和取得全国总工会承认的十一月十八日，贵州分部筹备组的毛胜年和我都联名发电报表示祝贺。

   贵州分部率先成立

   “全红总”获得全国总工会正式承认後，筹建中的贵州分部也把争取得到贵州省委承认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胜年和我到了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中共贵州省委座落在风光明媚的南明河畔。当时贵阳已经入冬，原来整洁的省委办公大楼前飘满了枯枝败叶。平时戒备森严的大门已无凶神恶煞的门卫。我和毛胜年从楼下找到楼上，只见有的办公室房门大开，桌上地下文件和纸张随着凄冷的寒风飞舞打转。有的办公室房门深锁，再也听不见那拿腔拿调的大呼小叫。找去找来，若大一个省委办公厅形如冷寂的墓园。我和毛胜年又转到省委秘书处，仍然不见人影。

   秘书处後是锅炉房，一看，只有一个脸圆圆的年青的锅炉工，我们问他省委的人到什么地方去了？他问我们找省委哪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为什么去找？我和毛胜年向他说明来意，并把油印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送他一份。他很快看完了《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後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位合同工，也深受“临时合同工制度”所害。他当即表示要参加我们的组织，他告诉我们他姓朱，名字我已经忘了。他要我们第二天上午来找他，他会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我们。

   第二天一大早，小朱告诉我们，现在省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在省人民政府交际处举行，在交际处负责会议的是省委孙副秘书长。我和毛胜年乘车到了城北的交际处（省委在城南）。按照小朱给的房间号，果然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孙副秘书长。

   这位孙副秘书长身材很瘦，中等个子，穿一身灰色棉毛衣裤。他睡眼朦胧给我们开门，误以为我们是南下串连的北京学生。他一面给我们倒茶倒水，一面问我们是北京哪间大学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革命造反组织的，目的是要求省委承认我们组织的合法性。他一听我们是群众组织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他连忙问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在当时的贵阳市，群众分为炮轰派和保皇派两派。炮轰派的口号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保皇派的口号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我们告诉他，我们口号只有一条- “改革一切不适合於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听後颇感奇怪，因为从口号上无法区分我们是炮轰派（即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他接着又问，我们要改革哪些“上层建筑”？我们告诉他，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我们是要造这个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的反，争取临时合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

   他听後大大松了一口气。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我们提的口号和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他说，他很支持我们造一切剥削制度的反。他说，“我们党革了四十几年的命，建了十七年的国，是不应让工人吃苦了。工人的工资，福利，劳保是应该改一下了。斗来斗去，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群众还会支持我们，拥护我们吗？”他还说，可惜他身为省委干部，要不他会参加我们的组织。现在社会很乱，希望我们这个组织迅速壮大起来，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他说他会尽快把我们的要求向省文革和省委报告，要我们次日下午二点半钟来这个房间听他的回话。

   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半钟，毛胜年和我如约来到交际处。孙副秘书长面带喜色地告诉我们，省文革和省委常委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召开常委联席扩大会议，邀请毛胜年和我参加。
二十五日晚八时许，毛胜年和我参加李再含主持的这个会议。在会议上，我介绍了“全红总”在北京获得全国总工会承认的情况，要求省文革和中共贵州省委 立即承认贵州分部。会议还讨论了是否承认刚成立的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的问题。最後会议作出决议，先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以後再决定是否承认“工人纠察队”（事後第三天也承认了“工纠”）。当场，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陈朴如（分管工交口） 和张一樵（贵阳市长）在我拟的报告上签字正式承认贵州分部。

   二十七日（周一），我们按省委给的地址在贵阳市总工会找到了官方的“工人联络站”负责人沈争真。由他出具公函给我们刊刻了公章印信，拨出贵阳市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左侧的办公室给我们使用，并决定给我们一笔专用活动经费，金额是每天可以实报实销人民币二千五百元，成为贵州省专用经费报销额最高的群众组织。

   当天（二十七日），我们召开贵州分部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选举杨同春（中共党员）为总指挥、我为副总指挥兼秘书长，毛胜年为副总指挥，李伯特为组织部长，邓德礼为宣传部长，杨爽秋为联络部长，赵琳为内务部长。当天我向北京的“全红总”全国总部发了电报，当天夜间收到了全国总部罗运泉、廖阁夫署名的贺电。

   这样，继“全红总”全国总部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後，“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分部--贵州分部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贵阳正式成立。

第三章 封闭劳动部，进驻全国总工会和江青接见

   静坐全国总工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全国总部两次来电催我北上。十二月一日我把公章印信交给李伯特和杨爽秋共同保管，并确立财务开支制度後，乘坐当天六六六次串连专车，和毛胜年一道以贵州分部代表的身份北上，十二月三日到达北京。

   这时，“全红总”正在全国总工会八楼进行预计为期十天的第二次静坐。这次静坐有各地临时合同工赴京代表三百余人，目的是要求“全总”把对“全红总”的口头承认落实为合法注册，刊刻公章印信和拨给活动经费。

   我和毛胜年一到北京，罗运泉和廖阁夫就把他们拟的“全红总”宣言草稿交给我，要我根据《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内容修改补充。经过十二月三日的一夜奋战，“全红总”宣言终於定稿付印，并於次日正式发表。

   十二月五日，北京分团正式宣告成立，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王振海和我到场讲了话。紧接着，“全红总”的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相继在各地成立。一场为临时合同工，同时也为正式工争取权益的声势浩大的风暴席卷了全中国。

   十二月六日，全总马纯古和劳动部党组负责人联名向李富春和中共中央送了《关於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请中共中央重视“全红总”所领导的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造反问题，指出临时合同工制度如不加改革的严重性。在当时的中央工交口会议上，李富春向周恩来作了关於“全红总”的汇报。周恩来表示应予正确疏导。

   十二月八日，全总经过李富春批准，终於正式为“全红总”刊刻了公章，办理了注册手续，并和“全红总”再达成“会谈记要”，表示支持“全红总”的革命行动，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临时合同工，并决定和“全红总”确定再次会谈研究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全红总”原来预计静坐十天，而实际静坐了八天就取得了胜利。

   十二月十日，“全红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协商筹备与全总、劳动部会谈具体方案。会上，罗运泉提出成立会议筹备组专司会议筹备事宜。但任总指挥的杜某某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原来一个秘书处的集体领导已经把他架空，现在再成立一个会议筹备组将置他於何地？但他的意见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而被否决。当时，杜某某和慕家兄弟及裴燕柱四人宣告辞职并退出“全红总”。

   杜某某退出“全红总”後即和一批复员退伍军人组织了“红旗军”，以後也遭到中共镇压和取缔，这是後话。

   杜某某等人退出後，“全红总”不得不立即进行改组，这是“全红总”的第一次改组。这次改组把原秘书处改称为“五人小组”（对外称秘书组），宣布一切权力归“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由王振海、我、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组成。分工是王振海负责北京分团，我负责理论和日常事务的处理，罗运泉、廖阁夫专司对上联络，郝维奇负责对其它群众组织的联络和科委系统的“全红总”分支组织的组建。

   此外，任命了毛胜年任组织兼内务组长，杨政任保卫组长，唐静（女）任宣传组长，韩琳（女）任联络组长，张德明任接待组长，王振海兼任北京分团团长。

   最後通牒

   从十二月十日开始，我除了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外，每天晚上都要草拟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和回复一些重要的电报和信件。电报多是各地分团的请示报告，而信件则多为各地临时合同工受解雇、受剥削、受压迫的严重情况。当时各地投诉的信件每天多达二千来封，我的秘书余洪珠一天看信看得昏头胀脑。但从这些信件和各地分团的来电中可以看到，各地解雇临时合同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发生多起被解雇後的工人自杀事件。

   罗运泉、廖阁夫天天去找全总和劳动部的王志杰，郗占元、李正亭等人，希望他们早日与我们会谈，通过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并报国务院批准。但一碰这些具体问题，这几位部长、书记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确定会谈的日期。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关将近，各地的投诉电报、信件日益增多，需要五个人拆阅分类。那时的信件每天已经不是几千封的问题了，而是几大麻袋。但内容都是相似的，而且情况越来越紧急严重。

   十二月二十日我们再次召开总部扩大会议，责成罗、廖二人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作最後交涉，要求他们在二十三日前确定三方会谈日期。罗、廖二人结束会议後立即赶到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向他们提出了最後通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三方会谈订於次日在劳动部礼堂召开。我们松了一口气，分头作好会谈资料的准备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劳动部来电话通知会谈延期至次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劳动部又来电话将会谈延期到次日。

   这两次延期引起所有总部委员的愤怒，当时，“全红总”已由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搬迁至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因为总部要员已达八十余人，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楼已住不下了。因此，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全红总”召开了总部会议，并作出一致决议：如果明天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就在当天先把劳动部封闭，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把全国总工会封闭，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表达我们要真正当家作主的决心和力量。   

   占领劳动部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团，动员北京分团全体团员处於紧急待命状态，动员人数不得少於五万人。

   二、总部委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振海和我、杨政带领，专门准备主持北京分团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行动。其中，我负责拟定王振海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时的发言，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後发表的宣言和声明。杨政负责组织三百人左右的纠察队，以维持秩序，力争行动中不伤一人，不毁一物。另一部分由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带领，先期进入全国总工会维持全国总工会的秩序和现状，准备迎接大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封闭全国总工会。

   三、拟定这次行动的口号：

   (一) 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二)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三)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主动到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联络的罗运泉、廖阁夫带着绝望和无奈的口气打回电话：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仍然耍起拖拉推延的老花招--竟然又把决定在二十五日召开的三方会议推延了，而且这次是无限期的推延。他们说，劳动部和全总的负责人说元旦将近，过了新年再说吧。

   我把电话放下後，立即通知总部委员根据昨天的决议进入自己的位置。我拔通了王振海的电话，要他在下午两点前把人马带进天安门广场，两点正准时集合，进行动员，天始行动。

   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北京分团开着数辆宣传车，准时而有秩序地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分团当天可能来了五至六万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两点正，王振海在一辆宣传车上讲话，布置了今天的行动。在王振海讲话的时候，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工合同工和上访者，串连学生闻讯赶到天安门广场，加上围观的群众，人越来越多，长安街的交通终於阻断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王振海讲话结束後，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徐徐移动。本来的安排是我和王振海乘坐宣传车带领大队向劳动部行进，杨政率领纠察队的三百余人乘坐几辆北京分团借来的大客车先到劳动部向工作人员说明封闭行动的目的和方法，争取得到理解和配合，避免大队到来时发生误会和冲突。但是我担心杨政脾气不好，就随杨政率纠察队先行到达劳动部，经过我们的解释和说明，工作人员也乐於回家，所以纠察队的三百余人在劳动部的造反组织的配合和带领下，迅速封闭了劳动部除礼堂、二楼会客室和总机房外的一切办公室，并站好了位置，以防不测出现。

   王振海带领的大队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王振海再次通过劳动部的广播系统发表谈话，宣读声明，宣布纪律，直到八九点钟，队伍才慢慢散去。

   二十五日晚深夜十二点左右，我和王振海等总部委员们正在劳动部二楼会客室休息，几位纠察队员忽然带着两名军人进入会客室。他们一进门就要找王振海和我。那几位纠察队员颇为紧张，担心军方干预我们的行动，或直接来逮捕我和王振海。所以，其中一位迅速出去叫来几十位纠察队员把大门封住。这两位军人看着他们惊疑满面、准备拼命的样子笑起来了，连声说：“请不要误会，请不要误会！我们是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来支持你们的！”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口号：“感谢中央文革！感谢江青首长！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一时间，口号声和掌声此起彼落，这两位军人和王振海与我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真是否忙得不亦乐乎。这也是这次封闭行动第一次出现拥毛拥江拥中央文革的口号。

   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军人自我介绍是“解放军报”的编辑，名叫邵一海。他把我叫到一旁，压低声音说：“毛主席七十三寿辰的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中央文革首长要接见你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你必须从现在起保密，绝对保密！希望你把总部人员的档案交给我们，便於中央审查和决定参加接见的人员，现在就走，好吗？”我把情况悄悄告诉王振海，要他通知所有总部委员在二十六日下午三点钟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集合，不得有误，其中包括他自己。我告诉他，把劳动部现场交给纠察队看管即可，快快休息一下赶回总部。说後乘坐邵一海等二人开来的一辆华沙牌小车回到西什库，把所有总部委员的档案副本交给邵一海。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邵一海只身来到西什库，交给我一张打印好的名单，一共有十五人。他告诉我，中央文革决定接见这十五名“全红总”的代表，要我分别秘密通知这十五个人，晚上七点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右侧的街口等待，在七点正会有一辆车前亮着三盏红灯的草绿色大客车来接我们。

   当天晚上七点钟，这辆大客车如约准时到达。我们上车後，车子先开到平安里《解放军报》社大院内停下，然後上来两位军人。邵一海向我们介绍，这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民日报》代总编唐平铸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胡痴。在大家的掌声中车子开动，直奔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直到停车坪，几排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下车後在邵一海等人带领下，穿过这长长的军人队伍，在这些军人的敬礼和鼓掌中进入了东大门，到达东会议厅。此时我看挂在墙壁上的大挂钟，正是七点四十分。

   中央文革接见及进驻“全总”   

   我们坐下片刻，正当时针指到七点五十八分时，江青率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进入东会议厅。

   江青一进门就大声说：“同志门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在大家的口号和掌声中，江青先按邵一海给的那张名单的名字一一点名，并问每人的情况後才入座。

   江青坐下後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这次接见从当天晚上七点五十八分开始直至次日凌晨零点三十四分为止，长达四小时三十六分。

   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全红总”代表的发言和江青等和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及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的问答，其余的约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江青讲话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简短插话。江青讲话长达两至三小时。

   我和唐静、邵一海都作了记录。而我用速记方式的记录使用了几十张纸。会後“全红总”印发的江青讲话仅四千来字。这份记录是我在当天晚上连夜整理後交《工人日报》铅印的。

   除了这份记录外，邵一海等也印发了另一份更简短的打印记录。现在这两份记录都流到海外，这就是所谓江青讲话记录的两个版本的由来。在整理这份记录时 候，邵一海要求我把江青谈话中与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无关的部分尽量删除。所以说，现在流传到海外的这两份江青讲话记录都是极不完整的。

   在这次接见中，江青当场要“全红总”代表拟一个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通知。这个通知当即由我草拟并交给江青过目。内容是：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岐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应宣布立即平反，赔偿损失。

   江青接过我拟的这个“三条”，和陈伯达、康生交换看过後说：“我建议修改一下。其中第三条在‘十六条’中和中央军委的平反命令中已经提到了，不必再提。我听说合同工队伍中有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除了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也要给他们一碗饭吃，我看这样修改好不好？”

   接着，她念了她亲手修改的“三条”。其中一、二条不动，只是第三条作了如下改动：“现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在整理这份记录时，我感到这样提不妥，打电话给江青，经她同意修改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条处理”

   在这次接见中，江青还要“全红总”办三件事：

    一、开一个中型的控诉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二、拟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报中央。

   三，到门头沟煤矿作一次调查，立即将材料交中央文革。

   接见结束时，江青给我留下她的电话，并指定唐平铸、胡痴、邵一海作联络员。从此，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六日，邵一海基本上常驻“全红总”。

   江青接见後的次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全国总工会派出数辆大小汔车，把我们接去，办公在全总大楼，住宿在小灰楼。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全总陷入瘫痪，“全红总”主持了原全总的一切工作。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全红总”完全取代了官方的“全总”，直到“全红总”被中共取缔。

   在江青接见我们的当天--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中共迎接来的是什么“新高潮”呢？

   可惜，这个“新高潮”并没有按毛泽东的旨意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了中共的剥削制度。一场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争政治平等、同工同酬、改善福利待遇、补发拖欠工资的工人运动汹涌而来了。

第四章 “全红总”第二次改组和《三家联合通告》

   江、周势力渗入“全红总”

   在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见“全红总”的会议上，江青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新朋友--李晋暄。李晋暄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内部听众联系组的临时雇员。李晋暄带领中央广播局五百多名临时合同工造反，成为中央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头头之一。因江青直接插手中央广播局的运动，所以颇为器重李晋暄。当天的会议上，江青直接推荐李晋暄加入“全红总”。李晋暄也表示从此中央广播局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成为“全红总”的一部分。

   十二月二十七日，“全红总”召开总部会议，讨论总部工作正规化和李晋暄等的职务安排问题。会上，许多未获江青接见的总部委员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两个无辜的人身上--罗运泉、廖阁夫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们分管对上联络工作，大家以为被接见人员的名单是他二人敲定，认为他们办事不和大家商量。任我怎样为他们解释，大家都听不进去。加上平时罗廖二人不太合群，在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瞧不起别人的意思，他们所分管和全总、劳动部的会谈又一拖再拖，大家早有意见，所以一下发出来。由唐静等四十人联合提出动议，要求改组总部。

   这样，会议突然转向，成为“全红总”的第二次改组。在改组中，大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重新选举了“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有以下五人当选：我、王振海、李晋暄、金展云、郝维奇。大家要求我担任“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被我坚拒。公开的理由是年龄太小，知识和经验不足。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没有说出来--家庭出身不好，容易成为被攻击的把柄，造成对组织的损害。在我的坚决拒绝和推荐下，王振海担任第一把手，我成为王的副手。

   当时改组後的“五人小组”是这样分工的：王振海掌握全盘，我则辅助之，我兼管理论、组织和主持日常工作。李晋暄专司和中央文革联络和兼管广播系统的分支组织。金展云专管国际联络（外交）。郝维奇专管对内联络和北京分团。

   由我提名，会议批准了以下职务变动：湖南的杨政任保卫部长，湖南的余云庆任组织部长，贵州的毛胜年任内务部长，贵州的张德明任接待部长，吉林的唐静（女）任宣传部长，陕西的韩琳（女）任财务部长，黑龙江的李宝城任联络部长。会议决定，由首都三司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筹备组负责人史学忠和唐静、毛胜年三人组成“批判临时合同工雇佣劳动制度誓师大会”（即江青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那个“中型大会”）筹备小组。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李晋暄进入“全红总”的领导班子，应是江青插手“全红总的开始。李晋暄本来就是江青欣赏的人，本人也是中共党员，其夫是中央广播局的处级干部，所以和中共高层有一定关系。

   首都三司的史学忠等则是不请自来，毛遂自荐协助“全红总”筹备大会，他们和江青、周恩来都有密切联系，和周的联系超过和江的联系。所以，不论他们的背景是江还是周，都是中共高层企图利用、控制“全红总”的一枚棋子。至於身为中央文革联络员的邵一海，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更是公开坐阵“全红总”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了。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进入“五人小组”的金展云不是合同工，而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外部的波兰语组翻译。他的背景是中央广播局当时掌权的“三人小组”负责人之一的李敦白。李敦白是是美国人，延安时期随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中国，早年加入了中共，一直在中共的要害部门--广播电台负责英文广播。中共很器重他，文革前每逢中共“十一”、“五一”观礼，他总是站在毛的旁边。文革中江青派王力接管中央广播局，成立“三人小组”，王力任组长，李敦白任副组长。以後李敦白被中共打成“美国间谍”，关押至七八年与我几乎同时释放。现在李敦白在他的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的一千天》中曾不指名的提到“全红总”。在英国ＢＢＣ广播公司所拍的那部暴露毛泽东性生活的影片中，李敦白是主持人之一，这是後话。   

   独立独行的“全红总”     

   在大陆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八八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百五十五页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他们（王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王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於坏分子还给他们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这是江青第一次煽动合同工造反。这是在谷牧十二月六日建议中央慎重处理合同工问题後讲的。会後（方按，王所指应是所谓十二月十八日的接见会），“全红总”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

   王年一先生在这里把“全红总”封闭劳动部的行动，完全说成了受江青“煽动”，亦即“全红总”是跟着中共高层中毛江一派的指挥棒转，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推断。

   因为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接见“全红总”代表前，我们作为“全红总”的主要领导人和封闭劳动部的决策者，根本不知道江青有那个王一年所指的“十二月十八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的讲话。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见 我 们时，李晋暄提到了江青十二月十八日对中央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讲话“受到有些单位负责人…不信任抱怀疑态度”时，我们才知道江青在十二月十八日还有一个关於临时合同工制度的讲话。这个讲话内容李晋暄等并未正式发表，李晋暄为此还懊悔不已。我们认识李晋暄後，经李口述方知这一讲话内容。我们在作出封闭劳动部这一决策时根本不知道江青这个讲话。如果知道，我们不一定会冒风险去先封闭劳动部，而是要按江青的指示先进驻全总了。所以说，“全红总”封闭劳动部的决策，完全是“全红总”的独立决定，并非受什么上层主导。

   而《三家联合通告》的签定和印发，更是“全红总”独立独行，不受江青等中共高层利用的铁证。

   江青暗示：炮打周恩来     

   《三家联合通告》即“全红总”、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在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签发的《联合通告》。主要内容是：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一、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二、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

   三、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大约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邵一海把我和杨政叫到全总四一六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是专门给邵一海使用的。邵一海常驻“全红总”後，特别注意接近我和杨政。我想是因为我和杨政是“全红总”全国总部年龄最小的两个重要成员--也许在邵一海的心目中，我们这两个当时才十八岁的毛头小子，可朔性较强，较幼稚，不成熟，较容易控制吧。

   邵一海当时表情沉重地告诉我们：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的“三条”在常委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没有通过。常委中阻力很大。我听後感到颇吃惊。因为我认为当时在中共最高层，一直是毛泽东说了算。怎么会出现这种毛说了不算的情况呢？我问邵一海：刘邓不是垮了吗？彭真不是倒了吗？为什么还有人给毛主席唱反调？邵一海沉默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彭真是倒了。但刘邓不是那么容易垮的。前段时期陶铸不是暗中还在保刘邓吗？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就是刘邓陶全部都垮了，阻力仍然存在。不然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干啥？”

   我听後自然明白“刘邓陶”垮了以後的“阻力”应该数周恩来了。我为了弄明白邵一海话中之意，故意问：“阻力是否来自国务院？”

   邵一海听後深深望了我一眼，猛吸香烟。政治经验老道的邵一海用默认的方法想把矛头引向周恩来。

   杨政则直接提出：“既然总理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炮打总理！”

   邵一海一听，眼睛都睁大了。他说：“炮打总理，你们有这个胆量吗？”

   杨政大声说：“没有？人头落地，不就是碗口大一个疤？我们怕什么？”说着就要出去，好像马上就要行动一样。

   邵一海和我几乎同时出声叫住杨政。邵一海说：“你这样轻举妄动还行吗？现在的提法你要清楚：炮打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说完，邵一海看话已说透，就站起身来准备走。临走前，他对我说：“小周（我当时使用的名字是“周牧”），你们要多动一下脑筋。克服阻力要想办法，蛮干是要吃大亏的。你可以和大家商量，集思广益，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配合中央文革的下一步行动。”

   邵一海走後，为了搞清江青的真实意图，我立即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是戚本禹接的电话。我问他江青的“三条”在常委会没有通过是否真有其事？他肯定地回答是真的。我又问他江青有何指示？他说不太清楚，他要我半小时後再打电话来，他请江青直接听电话。

   半小时後，我和江青直接通话。江青先是问寒问暖，问全总的走资派是不是还在为难我们。我告诉她我们按她的指示进驻全总後，一切顺利。还告诉她“全红总”第二次改组的情况。最後我问她，常委会通不过“三条”，各地仍在大量解雇和迫害临时工合同工，怎么办？

   她在电话中沉思片刻，问我：“小周，你难道忘了‘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这首歌吗？”

   我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看来，她要我们继续施加压力了。

   总部会议：不卷入高层权力斗争漩涡   

   不可否认，毛江一派当时是非常想利用“全红总”直接打击对手的。而他们所希望“全红总”直接打击的对手，不是刘邓陶，而是周恩来。因为当时刘邓陶均已失势，不能构成对毛江的直接威胁。问题在於，我们是否被江牵着鼻子走上炮打周恩来的道路呢？

   如果“全红总”的主要负责人都是那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在当时得到奴隶主总头目毛泽东的支持和江青的重用，一定会象江青受审时所说的那样--“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指到哪里我就咬到哪里”了。

   是不是“全红总”缺乏胆量呢？“全红总”的领导人们从下决心造反的那一天起，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无人支持的情况下，在中共建政後史无前例的情况下，都敢於冒着杀头的风险封闭劳动部，何况是在有後台的情况下不敢去炮打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弱者的周恩来？

   这是因为周恩来温文尔雅的装扮给人们一种虚幻的民本主义的安慰，这是周恩来十七年来一副在恶婆婆前面的温驯好媳妇的形象博取了人们的普遍同情。人们都把周恩来看成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中共温和路线的代表，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人们期盼周恩来有朝一日如同批判斯大林一样去批判毛泽东。

   所以，“全红总”的决策者们不仅没有按照江青指挥的拍子跳舞，而是独立独行地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争取周恩来支持的道路--後来证明同样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由於我一直把周恩来误认为是中共党内的“健康因素”，极其幼稚地想和这种“健康因素”相结合，籍以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现在反省起来，对周恩来的这种好感误导了“全红总”的某些行动，甚至是“全红总”失败的原因之一。

   当时对周恩来的这种好感，含有相当一部分个人的感情成份。因为我父亲在东征时，与周恩来同在第一军。那时第一军军长是贵州人何应钦。周恩来当时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家父则是何应钦身边最亲信的参谋。所以，家父一直认为周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材。父亲对周的好感影响了我，所以我当时极力反对炮打周恩来。

   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我在“全红总”总部会议上，说服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杨政，使他放弃了炮打周恩来的提议。我在会议上提出，不要把国务院树成对立面，没有必要卷入权力斗争旋涡。我们的目的是改革旧制度，而不是追求权力。为了给目前处於困境中的临时合同工解决实际问题，应该把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找来，通过正常的程序，共同签发一个有行政效力的文件，做一两件扎扎实实的事情。这比去炮打哪一个更有利於临时合同工。

   我的提议首先得到了王振海的支持。在表决通过後，王振海立即通知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全总党组负责人王志杰在六七年元月一日晚到达全总大楼会议厅共同签署《三家联合通告》。

   掀起“经济主义妖风”   

   《三家联合通告》由我草拟。通过时，李正亭提出第一条中“所有单位一律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过於繁琐，重要的是和江青的“三条”的提法有出入，为了表示和中央文革一致，他提出改为“一律不得解雇”。他的提法获得了多数人的赞同。郗占元、李正亭、王志杰三人当时非常配合。李正亭在揭发“四人帮”的书面材料中根本没有提到《三家联合通告》，我想他是不愿意让人们了解当时他们大拍江青马屁的历史（李正亭的揭发可见《预审张春桥副卷》一九五卷七一九页）。

   《三家联合通告》签发後，立即送《工人日报》印刷厂套红大字铅印，同时由邵一海向中央文革报告和由郗占元向国务院报告。

   元月三日，邵一海告诉我们，中央文革认为这个文件很好，可以发往全国。但印刷厂因印刷量太大（三十万份），要等到五日才能印好。

   元月五日未到，一天之间，事情就出现惊人变化--元月四日一大早，邵一海气喘吁吁跑来找我，说中央文革决定缓发《三家联合通告》。我问他是何原因？他也回答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叫缓发就缓发，你必须执行。”说完就匆匆走了。

   当天上午十点正，我接到江青的电话，她要我们缓发《三家联合通告》。我向她请示“缓发”原因，她只说了几个字：“现在发太被动”，就放下了电话。十一点，李晋暄接到戚本禹的电话，内容同样是缓发《三家联合通告》。

   元月五日《三家联合通告》印好后，邵一海找到我和杨政，告诉我们中央文革决定要销毁《三家联合通告》，原因是“有人借此向毛主席施加压力”，“中央文革不愿在此时把事情搞得下不了台”，所以，干脆销毁算了。等一段时间，再争取中央常委通过江青的“三条”。

   这时，李伯特和杨爽秋由贵州来京汇报贵州分部粉碎邓德礼等人篡权的情况。我把三份印好的《联合通告》交给李。告诉他中央文革已下令销毁。我说，这是好不容易取得一点可给工人带来实惠的成果，眼看就要毁之一旦。

   我把毛周不和，江青出尔反尔的情况一一告诉他，希望他能珍藏这一历史的见证，如果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设法在边远地区印发，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共让步，同时也使处境悲惨的临时合同工得到一点好处，坚固争取自身权益的信心。李伯特表示，为了中国工人的利益，冒再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他将设法在西南地区重新印发。为此李伯特和杨爽秋在北京仅仅停留一天，就匆匆南下。

   不几日，他已在云南昆明将《三家联合通告》大量翻印，发往全国。结果如同王年一先生所说那样：

   “不少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掐着领导脖子强令发款。一些单位，……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甚至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资，夜班费，加班费等”。“倾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五七页）

（未完，待读）

   












  

周牧

“萧碧璜是贵阳市建筑公司工人，“‘六．六’ 事件时他在乌当区洛湾小学代课。当天进城在贵阳市喷水池附近路过贵州日报社，因驻足看过学生张贴的攻击省委和党报的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他内心不服。学生们开始大串联后，他也赴京告状，被国务院接待站安排住进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同住的人们来自其它省区，也都是进京上访的“三工”，即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萧把自己在文革前就写出来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让他们阅读，读后大家深受启发。通过一番酝酿，11月8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在冶金部二招成立起来。发起人来自北京、江苏、安徽、广西、贵州等省市。蚌埠的杜某被推举为总指挥，无锡的季某为副总指挥，北京的王振海为秘书长，萧为副秘书长。成立大会过后，安排一些人回去组建各自的地方分部。”一段张冠李戴，将周牧的作为，硬加在肖碧璜头上，严重失实。

“萧碧璜回到贵阳后，联络到在水城修过公路的合同工毛胜年，23日一同到贵州省委，通过孙副秘书长得知省文革和省委常委11月25日晚要在交际处召开常委联席扩大会议。李再含主持这个会议。当晚他们到会上递交了要求省文革和中共贵州省委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的报告。通过介绍“全红总”已得到全国总工会承认的情况后，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陈朴如（分管工交口）和张一樵（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在报告上签字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27日通过贵阳市总工会找到“工人联络站”负责人沈争真。由他出具公函给刊刻了公章印信，拨出贵阳市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左侧的办公室给分部使用，并拨给额度1500元活动经费，实报实销。当天（27日），贵州分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会议选举杨同春（中共党员）为总指挥、萧碧璜为副总指挥兼秘书长，毛胜年为副总指挥，李伯特为组织部长，邓德礼为宣传部长，杨爽秋为联络部长，赵琳为内务部长。”一段同样张冠李戴，将周牧的作为，硬加在肖碧璜头上，严重失实。

肖碧璜没有在贵阳洛湾小学当过代课教师，只有周牧当过洛湾小学代课教师。

肖碧璜也没又在“全红总”筹组期间到北京，他到北京时《联合通告》已经签订。“李伯特”就是“肖碧璜”，作者将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李伯特”是“肖碧璜”的化名）。

肖碧璜更没有贵州到过省政府与省委，没有参加“全红总”贵州省指挥部的筹建，当时参加的是周牧与毛胜年。肖碧璜更没有担任“全红总”贵州省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兼秘书长”，担任此职的是周牧（郑天赐）。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是周牧的作品，并不是“肖碧璜”所著。

肖碧璜仅仅是追随周牧参加“全红总”活动。

肖碧璜在此文中完全将他的“头脑”，也是“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及贵州省指挥部的灵魂人物石应宽教授的作用一笔抹杀。

在“全红总”一案中，贵州的周牧被判刑二十年，毛胜年被判刑十五年，石应宽被判刑十五年，肖碧璜被判刑十年，欧阳林被判刑七年。以上被判刑的五人均在“四人帮”垮台后获得平反。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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