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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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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8 17:07: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潘祝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5·16”组织,被认定为反革
命阴谋集团。北京的“5·16”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
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却
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
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
起冤假错案。

◇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
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
,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
”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
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
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
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
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
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
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江苏清查“5·16”涉及范围很广,造成打击面严重失控。“文革”中的群
众组织,被视为“5·16”极易进入的黑窝,其成员大都成了清查对象。这些群
众组织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些还犯有打砸抢和参与派性武
斗的严重错误,但其成员的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当成敌我矛盾从中打出
了成批“5·16”。少数坏头头有罪行应依法惩处,但与“5·16”并非一回
事。此外,原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它机构,在“文革”中被称为“旧机关”,其工作
人员被视为“旧人员”。认为这些“旧人员”中有不少人对“文革”、军队“支左
”、军管等,有抵触不满甚至反对情绪,易与“5·16”气味相投,也成了清查
对象。这些“旧人员”中的原各级地方领导干部,成了清查重点,尤其是被打成“
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假党员”的领导干部,往往被
当作“5·16”的黑后台、黑顾问深挖。有不少领导干部已经“三结合”进入各
级革委会也不能幸免。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5·16”,还列出31个问题
,不管有未填表参加“5·16”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5·16
”帽子。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
16”说不过去。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后,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
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
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
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仅以溧水县
和滨海县为例便可说明。溧水县死亡36人,被严刑拷打重伤100多人;滨海县
死亡18人,伤残60多人。

◇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
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
)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分子108人,点名“5·
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
60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
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
“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
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尽苦头的受害者
事后谈及当时的处境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
”。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南大作为突破口,不仅在教职员工学生中打出了成批“5·16”,而且揭出
了地方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的“5·16”问题。这两点突破非同寻常。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
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197
1年2月靠边审查,1971年10月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这一
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5·16”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
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5·16”问
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72%,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38%,十五个地市
领导干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
干部的迫害。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
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
冤审查。此后省“二办”奉命大整军内涉嫌“5·16”问题的干部材料。据19
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
,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
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大大超越了江苏的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
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
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两部分人员中进行。一部
分是省革委会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
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1971年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
部的60%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5·16”的重任。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经过“春
季攻势”,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厅局级
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
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1971年11月,挂上“大名单”的“5·1
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
部总数的70%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
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
,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
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
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
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
楼放了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
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
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
局。

省农业局64名“留守人员”,有39人打成“5·16”。打成“5·16
”的局领导占60%,处室负责人占62%,党支部委员占80%,党员占64%
,党支部几乎成了“5·16”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
”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100多人,逼
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
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省科技局在清查“5·16”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单位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
1972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科研所、高校和工
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
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5·16”,科
研课题中途而废,使200多人辛勤劳动,投资500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
高阁。

省五七干校,1971年有3000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
1000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5·16”开始后陆续进来的。1971年4月
,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
送进干校审查,到1971年底已增加至200多。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
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
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
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放在南京钢铁厂的60多名干部也
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到1971年底,干校3
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
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干校已变
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
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
氛。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
,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10多小时(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
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
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使清查形成了滚雪球。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
,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
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
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5·16”。这就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
。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
小组成员,今天要“5·16”缴械投降,第二天办了他的学习班,要他缴械投降
;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5·16”嫌疑分子。“以
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1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
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
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干校虽未杀
人,但超越司法机关的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 清查“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与
“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
先后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
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
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收到举报材料2万多件。在1971
年6月至10月,4个多月内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其中骨干60
0多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
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
,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
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
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
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
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
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
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军队“支左”人员,事先即预言,市公检法机关的
“5·16”有一个加强营。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
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
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
”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其它市级机关清查“5·16”也相当激烈。市革委会机关450余人,至1
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5·16”,加上挂上“大名单”的200余人,
也占70%左右。

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
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并检举揭发
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
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
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
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

江苏其它地市清查“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1
3人,打成“5·16”的6人,挂上“大名单”的4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
“5·16”的43人,占51%。地区公检法机关500余干警,打成“5·1
6”的327人,占65%。

江苏清查“5·16”的冤假错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应被遗忘。因史
料不全,本文虽未能作全面回顾,但也可使读者从片断情况中得知江苏这场浩劫的
部分真相。

□ 《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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