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鼎亮 中国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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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

忻鼎亮

在以往文革回忆的资料中，每谈到1966年“十二月黑风”，多数人都认为是指“联动”发起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一系列事件，其实这一说法是不完整的。大约在那年11月，起初追随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中已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救世主”产生了不满，私下里议论不断：“中央文革比那些老干部还要跋扈”、“哪里是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在地院、北大、清华、科大的造反派大学生中都能听到这类的批评声，其代表是地院的朱成昭和科大的“雄师”。朱成昭是当时的首都三司的司令，名声、地位都比较显赫，但他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不肯随波逐流。他在地院东方红两个核心战斗队（“高旗无畏”、“八八”）小型会议中，多次批评中央文革（因笔者对这些情况了解不够，不能进一步详细述谈）。
科大“雄师”是当时科大一些不满中央文革言行的大学师生组织起的一个小型战斗队，人数大约有三十几个，比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学系化物专业大二）、6443（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二）这两个班级。其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当时叫朱军）、周平（6431）、冯正永（6443），朱是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有思想，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创办的油印刊物《孙悟空》强调运动中的大民主，认为对领袖人物的批评不应该是有条件的；周平是科大较有名的学生造反派，在运动初期，曾孤身冲上台去打断党委书记刘达所作的动员报告，其后又造工作组的反；冯正永是该班的学生干部，在工作组期间，曾受过不公正迫害。周、冯二人在科大广大师生中均有良好的口碑。在他二人的影响下，这两个班的一些同学高玉敏、王芸莉和许大正、姜作勤等都参加了“雄师”。
该战斗队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成立后的1967年元旦，就贴出首篇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不但贴在校内，而且贴到北京西单闹市区。文章中直接批评陈伯达《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并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两个月来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越来越远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当时他们确实有种“慨当以慷”的心态，周平称这是：“过了个革命化的新年”。大字报贴出后，有相当的反响，毕竟“雄师”说理式的批评有别于标语口号式的发泄，给对中央文革不满者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于是，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络绎不绝地来到科大，或是求教或是声讨。在1月3日，他们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语气更趋缓和，但立场仍毫无改变：“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群众对大量的首长讲话越来越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希望中央文革采取必要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当然，为了躲避整肃，他们强调这是善意的批评，为了进一步促进文化革命运动深入发展，但这类书生气的辩解在政治斗争中毫无用处。1月11日，他们的总部和住处均被查抄，但他们并未屈服，周平当即提出绝食抗议，同时，他们也做好了被抓的准备，并选出了第二套负责人班子。1月15日凌晨，他们中五个重点人物（朱军、周平、冯正永、江晓东、黄晓光）便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抓进北京公安局。在警车带走他们五人时，科大不少学生居然自发出动，拦截警车，指责抓人者“破坏大民主”、“违反十六条”。当然，这些行为实际上同样于事无补，拦车者既不能阻止抓人行动，反而留下了事后一次又一次检查的内容。但是在思想上，至少给科大师生留下了很值得回忆反思的一幕：文革时的大学生们并不都是头脑发胀、追名逐利、起哄胡闹，不少人并不屈从于权势，而在认真地独立思考，他们当年的言行是经得住自己良心拷问的。
在“雄师”被摧毁后，科大又出现一个叫“井冈山”的组织，人数也只有十来个人，其主要成员有：刘祖平（近代物理系）、陈玉龙、倪诗茂（力学系）、赵婉如（无线电系）、陆宗伟（化学系）、肖杰（数学系）等。他们在思想上与“雄师”接近，很反感抓“雄师”的行为，当然在策略上他们再也不能公开向中央文革“叫板”，其大字报形式上是批评当时科大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一些专横、不理性的言行，在实质内容上反复强调权力机构的民主建制，隐晦地表示出对文革引导者收回“学生自己解放自己”承诺的异议。毫无疑问，这样的组织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同样很快被取缔，陈玉龙也以“反动学生”名义被抓。直到后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教训学生的运动中，当年“雄师”、“井冈山”的主要成员几乎无一漏网地被不同程度地整肃。
科大文革的这段历史从未见人提起，当然，因为它时间短，影响小而被忽略。但我觉得它不应被忘记的理由是：这毕竟是背离文革主旋律的民间自发的一种思想倾向，它一方面是当年年轻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民主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争名图利、趋炎附势的逆向行动。笔者既不是“雄师”成员，也不是“井冈山”成员（他们中间有我许多好朋友），但这一小段历史却使我长久萦怀，觉得应该晓以后人。我的这些朋友们现在大都在自己的专业上成就卓著，他们从不像有些人那样，喜欢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更不以此为资本抬高自己的社会身价，但这些都让人深度思考着做人的良知。
在结尾时再顺便说两个小故事。
1、在1978年，我考入科大“物理教师进修班”，遇见了周平（她和我同期考入）。故友相逢，正欲叙旧，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鼎亮，我在一打三反中曾揭发过你，向你道歉！”我当时十分感动，我知道，一打三反时，我和她同为“反动学生”，都一样失去自由。那时揭发过我的人至少数以百计，事后向我当面道歉的则极少，更何况，我根本无法知道，究竟谁揭发过我，她如果不说，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但她追求的是真诚的良心洗涤，我真想不到，成年人还有这样纯真的心。
2、去年，科大成立五十周年校庆，在校友代表座谈会上，大家讨论科大精神，科大校风时，许多代表都强调了科大人追求攀登科学高峰的专研精神。我却借文革话题说了一段不太合时宜的话：“在文革前，科大是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全国三大名校，但在文革中五大学生领袖不包含科大，我认为这是科大的光荣，说明科大学生不张扬，勤思考。”那时，我嘴里没说，心里却想起了“雄师”和“井冈山”。
当然，我的回忆毕竟不是亲身经历，只能作为引玉之砖，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完整地补全这段不应遗忘的文革史。

《记忆》杂志 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总第2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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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

胡庄子

《记忆》第22期（2009年5月14日）刊登了忻鼎亮的《中国科大的“雄师”与“井冈山”》一文，对1966年底至1967年初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而名动京城的中国科技大学群众组织“雄师”进行回忆。之前，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85期（“文革博物馆专辑5”）曾发表“雄师”负责人周平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参加“雄师”的经历和后来经受的苦难作过回顾。这两篇文章让我想起保存的一本1967年编印的“雄师”大字报选，便随手找了出来。
这本大字报选，名《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是北京工业大学“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战斗队1967年元月编印的。这本小册子，16开本，34页，手刻油印，印在粉红纸上，字如小蚁。“编者按”称：
在反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中，各样的跳梁小丑登台了。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他们的文章中见到的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尽管他们在口头上再三表白自己的“忠诚”，但语句中的措词总是掩盖不了内心中对现实不满的哀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造反派队伍内部，也有一小部分人为之叫好，科大的“雄师”战斗团就是一例。他们貌似公正，但实际上却是站在第三者甚至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等反动的相对主义。他们欣赏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而是资产阶级议会的虚伪民主。他们也在□（引者注：此字不清）谈什么“阶级分析”、“破私立公”、“民主”、“团结”等等，但有的尽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乌托邦主义、民主主义……，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在革命深入发展之时，我们万万不可低估这些人，及他们□（引者注：此字不清）进革命队伍中的私货的毒害和影响。这些人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何尝不是在揪这些人吗？不过，在修正主义还有它的社会基础时，这种人又可能有新生分子罢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和这些人、这种思潮斗争。……

显然，这是一本“供批判用”的小册子。其中收录了大字报9篇，另有附录两篇。它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下了一套“雄师”的原始资料。《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目录如下（括号内是笔者注释）：
1、对若干问题的看法（署名：科大612陆仁安，1966年12月）
2、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1966年12月。经考证，这篇文章的作者为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和周平）
3、分歧在哪里？（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1967年1月3日。考证，作者为周平）
4、革命的对联不容污蔑（署名：红卫兵葛胜宝，1966年12月13日）
5、对“尖端观点”的表态（署名：《红灯》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
6、“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是反动标语吗？（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11红小兵，1966年12月7日）
7、中央文革必须触及灵魂、破“私”立“公”，发扬大民主，发动群众来一次运动大总结——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12月14日晚24时）
8、错误的失败的大会（署名：《学闯道》战斗组，12月15日）
9、“反了！”（署名：雄师独立团，1966年12月31日）
附录：雄师的主要干将及其“尖端观点”简介（主要介绍了周平、江晓东的简历和观点）
北京工业大学中南海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

看了上述大字报，也产生一些疑问。
一、“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文革的吗？阅读原文（注：周平说，她没有保存“雄师”的大字报，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中也没有收录“雄师”的大字报。本文将“雄师”的两篇大字报附后）可以清楚地看出，“雄师”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更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只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做法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罢了，而且这些意见是“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文革后，科大党委在给周平等人平反的文件上讲，“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周平当时就说：“‘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中，把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不同意见打成“反革命”，显然是“无限上纲”，把意见“反文革”的“危害”看得过于严重了。文革后，对红卫兵、造反派张贴的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般评价都比较高，认为他们比较早地批判了中央文革，是否定文革的先声，这又把大字报“反文革”的“意义”高估了。
二、“雄师”成立于何时？忻鼎亮文称：“雄师”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周平的文章中没有谈及成立时间，但她说“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可以佐证“雄师”成立于12月底。但《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中收录的大字报，最早的在1966年12月上旬。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雄师”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周平说：“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忻鼎亮文称，雄师“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周平、冯正永”，没有提到江、黄（江估计就是江晓东）。这些名字中没有“反革命大字报选”中的陆仁安、葛胜宝。陆、葛是不是“雄师”成员？如果他们不属于“雄师”，为什么“反革命大字报选”把他们也列入“雄师”之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雄师”比较接近？
再说几句好像是题外的话——
“雄师”的主要成员之一周平因“雄师”而受害，受批判，坐牢，还被打发到农村劳动。“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这里。”“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化肥厂去吧？就这样我到了化肥厂。”“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回想着往事，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我真傻，我当初干吗要到处乱讲，干吗要把什么都承认了，我真傻……’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哎，都是我不好……”
我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酸而亲切。我熟悉西平，西平在河南的中南部。周平说的化肥厂，是西平县化肥厂，在县城郊区（西南方向），当时周围都是庄稼地。能在化肥厂上班的工人，几乎都是通过“开后门”进去的，没有关系是进不去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多次拉着中原农村常见的架子车，走几十里路到那里拉化肥，劳累而兴奋，毕竟是进趟城啊！在小城的郊区，我看到城里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庄稼地边悠闲地游玩而不是干活，我这个农村孩子心里眼里都是羡慕。心想，他们真幸福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呢？我不知道我看到过周平和她的女儿没有。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知道她的经历以及内心的苦恼和挣扎，一如她不知道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的农村人的苦难和挣扎一样……

2009年10月31日下午

《记忆》杂志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第3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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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的两篇大字报

《中央文革向何处去？》

一、前言
人类历史上空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从六月一日算起，到现在已快七个月了。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大举措，它也必将对世界的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七个多月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天变、地变、人的思想变，一个大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新纪元开始了！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前面的道路还长着哪，走过的七个月，才是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回顾七个月来运动，经过了多少曲折，多少反复。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做好把围攻、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坐牢、牺牲的准备。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重重阻力，奋勇向前。
在七月后的今天，让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周围的现状。
二、问题的提出
前几天，在北京刮起一股“抓人风”。北航红旗抓了，三司抓了。一个个小“反革命分子”被送进了公安部门。
这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是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还是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
三、主流和逆流
关键在于对形势怎么看，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抱什么态度。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群众起来批评中央文革，这才露出一点儿苗头，但是十二月中旬，以北航红旗、三司为代表，把这种情况称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满街满巷都贴上了“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要砸烂它的狗头”之类的标语，随之而来，就是一个大逮捕，似乎没有这个反击，右派真要翻天了！
这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近两个月的运动。
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十月六日首都一个大会，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锋号，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北京和全国各地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批判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
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不适当地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组织。
在批判中缺乏经常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是采用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如骂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抢材料和广播器材等，砸××司令部、解散×××总部等。这些也就造成了群众之间的一些对立。（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对立现象的发生主要来源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开始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提出要破私立公的问题，陈伯达同志提出对犯有路线错误的人的几个界限。这是把运动提高一步，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来的指示。但可惜没有很好地执行，少数派中的一些人继续采用原来的一些错误作法。
十一月三日，林彪同志在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特别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群众中，在群众互相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的面前。”又指出：“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把自己从‘我’字中解放出来，从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局限性里面解放出来，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共产党员，一个识大体、顾大局、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某些人并没有听，运动中的不良现象在发生着。
这些问题如果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深入群众，原来是不难发现，不难解决的。中央文革小组运动初期曾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少了。因此他们的指导也越来越不得力了！他们的眼睛只看着一些“左派”，形式地执行阶级路线。这样言路不广，听不到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下层同志的意见。
事实上，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队伍都在分化，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却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原来的多数、少数派队伍，过多地依赖少数派，他们想通过少数派来领导北京的运动，用北京的运动来指导全国的运动。而事实上运动的发展却远远地跑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的前面，北京的运动还没有外地运动扎实，外地已跑在北京前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是有意见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
十一月十日，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对干部们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号召干部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是多么伟大的号召，也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一针见血的批评。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很好地接受批评，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
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毛主席的话在群众中有无限的威信。他们眼看着运动的现实，心里翻腾着毛泽东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回忆着文化大革命的往事，在默默地总结着。
因为工作组撤走以后，北京的运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十六条上说得好：“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因此，群众对运动的意见，便自然地找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例如：
讲话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首长过多地发表讲话，过早地定调子、作结论，没有很好地号召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十六条。根据运动的现状，独立地分析问题，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结果助长了群众中某些人的奴隶主义，各种意见不能充分发表出来，就不能自己教育自己，一些工作搞得不深不透。
中央文革小组对老少数派依赖过多而批评帮助不够；因而使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不能及时纠正，造成损失。而对多数派又缺乏足够的革命热情，帮助他们改正过去的错误，对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缺乏肯定。
中央文革小组在指导长征串连上缺乏全面的考虑。
在指导工人运动上，中央文革小组表现是跟不上形势，放手不够。11月11日陈伯达同志在送上海安亭车站的电报又没有突出政治，给工人运动泼了冷水，引起工人同志的不满。
另外，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了错话，又不敢公开承认错误而想偷偷改。等等。群众自然有意见，就要发言，就要写大字报，这是多么好的形势啊！群众自己起来，勇敢地探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道路。这是前阶段运动成果的最集中体现，是群众革命精神的高度发扬。这是主流，是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
在这革命风雨到来之前，是满腔热情地爱护和提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鼓励群众的批评，还是只看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到里面浑水摸鱼的坏人而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打击，这是检验一个人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表现。
作为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欢迎群众起来总结。可是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毛主席语录）
在向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同志中，有些原来处于多数派地位的同志，现在有怒气，他们的批评，采取的不是完全正确的态度，而是有情绪。但正是由于这些同志所处的地位，他们往往敏锐地抓住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的缺点，他们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死不回头，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坏分子目无法纪，进行武斗，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它进行反击是必要的。逮捕那些杀人行凶的分子，发动群众起来批判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打退这股反动逆流。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看到的就是那股逆流，就是一些同志在批评时的情绪，却偏偏看不到那些合于运动发展需要的正确意见。而把这一律看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看成右派翻天。这样，他们也就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开大会，造声势，抓人，把那股主流也打下去了。之后，抓人显然引出了严重的后果，领导上显然在想纠正。现在又提出打倒刘邓路线，贴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大标语，想把运动扭入正轨。但是伤痕犹在，群众积极性怎么发挥？以前的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连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糊里糊涂呢，怎么谈得上彻底批判呢？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跟着跑，要么就只有“没事可干了”。
四、这是一种什么运动
两个月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已越来越远地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想当初，毛主席下令撤消了工作组，中央公布了十六条，群众一经和毛主席正确路线见面，思想大大解放，运动大开展了。
可是现在，许多人思想上又蒙了一层灰影，摸不清形势，又不敢说话，“不要我也上了反革命的当”。许多人感到压抑：“我也和×××有相同的观点，说出去岂不也成了反革命，也要逮捕了。”
想当初，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群众在一起，那时，他们的讲话对我们是多么亲切，真实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可是现在，他们的话里那么捉摸不定，有时甚至与群众的愿望完全相反，却还是拉着群众运动的鼻子走，越拉越别扭。
如果说十月中下旬，北京的群众运动已开始向运动群众转变，那么现在却有连运动群众也运动不了的苗头了。昨天已开斗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今天又在搞刘少奇、邓小平，明天又要去揪×××的后台。东轰一炮，西刺一枪，而广大群众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人昨天去跟着呼几句自己也不太理解的口号，今天会也没开完就跑了回来，明天索性不去了。
北京的大专院校里，已不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寥寥无几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也吸引不了人，许多红卫兵组织和战斗队已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战斗集体，而成了事务所、印刷所，连北航红旗也有人提出没事干了。许多同学成天要传单，“研究”中央首长讲话，默默地寻求方向。
这是一种什么运动？它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防止我国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所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也在于此。
而中央文革前阶段工作中的许多措施，是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的。如果不纠正错误并消除其影响，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夭折。
文化大革命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要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发动群众来一个大总结运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么继续过去的错误，使文化大革命走过场。两种办法，两个前途！
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听毛主席的话“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拼命努力地向前，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1966年12月


《分歧在哪里？》

一、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出来以后，听到各方的反映和意见，反对我们的同志和我们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十一月下旬以来北京市的形势如何估计。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我们认为当时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运动内在矛盾必然爆发的反映，不可避免地里面会个别的坏人浑水摸鱼，但它绝不影响群众运动的主流。群众自己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探索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是群众革命主动的表现，同时对前阶段运动一些错误的看法也发表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大民主深入人心的体现。形势好得很。正如林彪同志讲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就是合理的。”应该根据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正确的加以引导，开展群众性大辩论、大总结、大整顿，使群众在大辩论中辨别是非，加强团结，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一步。
但是以三司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某些组织却把这些统称为资产阶级路线的疯狂反扑，看成是右派翻天。因此，他们用大抓人的办法来进行反击，企图把这股风压下去。
我们认为当时的形势好得很，而他们认为，形势糟得很。究竟是谁把形势看得一团糟？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而分歧的实质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不能实现毛主席的大民主，要不要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上来，归根结底，就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要不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二、把运动提高到毛泽东的水平
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公与私的斗争。随着运动进入到新阶段，在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少数派也会分化。根据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原则，我们坚决反对用固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多数派和少数派。
自从一月份（注：应为十月份，疑为刻印笔误）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角，中央文革肯定了原少数派的观点是正确的，支持了革命的少数派，少数派翻身了，他们的地位变化了，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当少数派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或在群众刚一发动起来时采取的一些过火的偏激行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是绝不应指责的。在新条件下，把运动逐渐提高到毛泽东策略思想的高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正因为如此，江青同志就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要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
少数派中的一部分人，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帮助受蒙蔽的群众认识自己的错误，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不断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以他们为核心，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是少数派中的左翼。少数派中还有极少数人，他们本来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个人主义者，是既得利益者。在他们被压迫被打击时可以斗争得很勇敢，很坚决，一旦他们翻过身来，取得领导权以后，就认为大功告成，不想继续革命了，因袭守旧，以“左派”自居，无视多数派群众的革命要求，歧视打击原来犯过错误的同志，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下，采取了一些形“左”实右的做法，他们说×××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要解散，去砸××司令部，他们强调揪个别人的责任，而不愿意做一些深入细致的争取群众的工作，更没有把斗争上升到破私立公的高度。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个月后，为什么有些人还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不清？为什么群众中的对立情绪还远远没有消除？为什么原来的一些敢说敢干的闯将现在却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失去了当年朝气勃勃的劲头？为什么有些人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来干革命，而是靠小道消息，这就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的队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主要还是资产阶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私”字。运动发展到现在一个阶段，已向我们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破私立公的新水平，运动就搞不下去。不破私立公，就不能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形成革命化的左派队伍。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句话，不破私立公，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按照林彪同志的教导：“不但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动力，而且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在斗争中学好老三篇，促进认得思想革命化。
三、批评中央文革的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广大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进行批评和有效的监督。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自古以来都是“官为民父母”，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道理颠倒过来了，“民为官父母”，“官”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民可以造反。
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参谋部的中央文革小组，也不例外地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判。而且由于中央文革实际上在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有些同志与主席思想有一段距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会对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需要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文化革命以来，我们打破了多少框框，党支部可以批评，校党委可以批评，院党委可以批评，省市委可以批评，中央局可以批评，中央领导人也可以批评。今天中央文革不可以批评这个框框我们一定要打破，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打破这个框框，才能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大民主。
从七月份以来，中央文革直接领导北京的文化革命，她深入群众支持了革命派，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十月中旬以来，我们逐渐感到中央文革在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没有及时地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也就是破私立公的水平，没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及时发现并依靠新的左派，对少数派的错误批评和帮助不够。对多数派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不够、积极引导不够，不善于听取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因而他们也就逐渐脱离了群众。
十月中旬以来，中央首长过多地讲话，使北京运动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央首长讲话的指导下，少数派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今天开十万人大会斗彭、罗、陆、杨，明天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群众只有通过首长讲话和三司、北航的动向来确定运动的动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群众开始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对中央文革提出了批评。他们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中央文革也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实践中有所改进，例如有些同志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及时地制止了抓人风，在12月23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对“对联”的评价也作出了□□□□□□□（注：以上七字模糊难认）他们对群众的批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们口头上也欢迎批评，但却没有一次公开肯定这些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一次公开表示接受群众的意见，实际上还是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把群众中不同意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陈伯达同志曾经引用过一个退休老工人的讲话：“革命的地委还用我们去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央文革。革命的中央文革还用我们去保？中央文革如果能接受群众的意见，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将给全国各级领导树立一个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的光辉榜样，毛主席说“有些同志，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判，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又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我们希望中央文革小组采取必要的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公开现行反革命材料，以便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造大民主的气氛，使群众敢于讲出心里话。
我们接受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对于他们的错误领导我们坚决抵制，坚决提出批评。中央文革就是要广大群众的批判和监督。
四、结语
我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听到不少的反对意见，我们欢迎大家针对我们的观点展开答辩，思想上的问题决不是把对方的观点任意上纲、歪曲、扣帽子、以势压人的方法能解决的。至于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的卑劣做法更是不值一顾，无损于我们的一根毫毛。我们准备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主席啊，我们日夜想念您！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 1967年1月3日

《记忆》杂志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第3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