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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江青1967年的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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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2 06:09: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江青1967年的行止

阎长贵

  先从1966年5月份两件事情谈起。一件是“江青和高炬”,一件是“江青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高炬”何许人也?他是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所署的名字。这是一个笔名,其意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这是一种说法;其实,也可理解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举“文化大革命”的“火炬”——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只有选择和决定用这个笔名的作者本人知道了,我们不必说。然而,这个笔名究竟是谁的?同谁有关?多年来,在党史界,在文艺界,绝大多数人说是江青的笔名、化名,或者说和江青有关。兹举几例。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68页,说:
《解放军报》8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秘密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说: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说: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略)。

  《中国1966——风乍起》,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5页,除了讲到“高炬(江青化名)”,还指出“高炬”的名字并非5月8日第一次出现,该书写道:4月25日,《解放军报》刊登高炬《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株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这是受到江青控制的写作人员组成的高炬——高举斗争火炬——的第一次亮相。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15页,说:五月八日,江青在《解放军报》发表由她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类似的说法还可以举出不少。够了,不必再举了。看来,“高炬”是江青的化名(或笔名),或同江青有关,这是“铁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了。然而,事实究竟怎样?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能不辨证清楚的历史事实;同时,应该说,现在辨证清楚这个问题也不难,因为当事人或知情人很多都在,若再过几十年,那就难了,那就必然是“以讹传讹”“定非为是”了。

  “高炬”(及其文章)和江青毫无关系,也不必执意这样说。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说法,就是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来的,亦即江青提出来的。然而,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及其署名“高炬”,又确确实实同江青无关,与江青毫不相干。这是真正知情人毫不含糊地讲过的。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同志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何明是关锋的笔名。……高炬的文章则是《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临时用了这个笔名,乃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有的书上说这是‘江青的笔名’,或说这篇文章是‘江青主持写的’,都不确实,当时江青还在上海,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

  穆欣同志说法符合实际。只是有两点不甚确切,一是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而5月8日尚未经中央公布正式成立,因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云云,似值得进一步斟酌,是否应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二是所谓“临时用了”高炬这个笔名也不确,如前所说,4月25日《解放军报》就发表过署名“高炬”的大批判文章。我还问过其他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他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非常清楚“高炬”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他也说“高炬”跟江青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总起来说,对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再不要“以讹传讹”了,还它一个简单明白的本来面目吧!

  再说江青和1966年5月4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具有标志性的会议,它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林彪发表了大讲“政变”的“五·一八”讲话,等等。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外地,没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江青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江青传》《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包括“‘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看来,江青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铁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了。

  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其原因,还是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的:“江青当时还在上海,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为什么这些有权威,或没有什么权威的书,都说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议呢?是不是会议名单上列有江青的名字,而她实际上没有参加——确实没有参加,当时江青身边的好几个工作人员(护士、厨师、服务员等)都可以提供证明。这件事我没有条件查阅会议档案,会议名单上是否真的列有江青的名字我不敢断言;但是,江青确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是我经过调查,可以断言的。我觉得,对这件事情,也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江青1966年7月20日回到北京,就和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连不断地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学院等校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八月初参加进一步全面发动和更进一步深入“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八次接见红卫兵,江青都参加了。从有关材料看,12月份,江青不是接见这个造反派,就是接见那个造反派,加上我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任秘书的亲身经历,可以说,可以认定:从1966年7月20日到1968年1月,江青没有离开北京一天。其后,即1968年1月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亲身经历了。

  仅就1967年来说,整整一年、江青没离开北京一天,这在江青随毛泽东1949年3月进北京后,是很少见的,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对此,凡是了解江青情况的人,以及江青身边工作人员,都感到很惊奇!

  江青每年的行止怎样?据在她身边工作十几年的同志讲,江青每年都在外地住半年,甚至七八个月。每年过了国庆节(有时国庆节前)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月、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从北戴河回来,过了国庆节,又去南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唯独1967年,江青死死地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对此,周围的人都看到了,感到了;其中原因,很费思索。

  我因为过去没在江青身边工作过,对此没有什么体验。但是,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江青秘书整整一年,没借她的光,乘过什么专机,坐过什么专列,也没见到过她在外地的豪华住处。江青在1967年,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场等处开会,会见什么人,其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大概是1967年6月份,江青身体不大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当我有一次这样劝她时,她跟我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我说:“事多是多,但身体也要紧啊!”——说实在话,当时我真希望江青到外地去一段时间,这样我也可以跟着乘乘飞机,到什么地方去看看;我虽然参加工作五六年了,还没怎么离开过北京,更没有资格和条件乘飞机了。可是,江青在1967年就是一步也不离开北京。

  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讲,在1967年,江青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在过去,她常要工作人员陪她打扑克。打扑克,她只能赢,不能输;如果遇着强的对家,如不让着点,她就可能输,但让着她又不能够出破绽,否则她也会发脾气。汪东兴、张玉凤、徐涛、吴旭君等任顾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441页)说:“江青打扑克的兴趣甚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动不动就摔扑克,发脾气,弄得与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泽东就此规劝过江青,无奈收效不大。”这可能是事实。在“文革”前(以及“文革”中),江青爱养猴子、弄狗,说猴子“最富有人情味”,狗“很忠实于主人”等等,往往在广东买,带到北京来玩,玩腻了,就送给动物园。这些事,在1967年,我都没见过,没经过。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第75~76页)中编造了江青在健身房锻炼的故事,说:不知是刮的什么风,这天下午,江青又眉开眼笑叫小阎:“你跟我到健身房里,帮我做点事。”小阎自然知道是帮她做什么事,急忙放下手里的工作,跟着她来到健身房。这个健身房,可非同一般,它是专门给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国宾使用。足有六七十平方米大,明亮宽敞,设备豪华。双杠、单杠、吊环、台球、乒乓球……应有尽有,简直就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小体育馆。
  张春桥早已在健身房里恭候。小阎跟着江青走进去,她打量了一下屋里的现代化设备,忽然向张春桥道:“打网球去吧!”张春桥顺从地道:“一切都听你的。”他们三人来到网球场。穿着红色紧身运动服的江青,手里紧握着网球拍,大显了身手,一蹦一跳的,打得很顺手,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的狂笑。这可忙坏了小阎,他的任务就是给捡球。不仅给江青捡球,还要给张春桥捡球。他稍微动作慢了一点,江青就大发雷霆:“你那么年轻,怎么那样无用?连个球都捡不好,你是一个不称职的秘书。”小阎已经累得满身大汗,咬着牙,用着百米冲刺的速度,给江青拣完了球又要马不停蹄地跑到张春桥那头捡球,这等于江青和张春桥两个人,“赛”他一个人了。
  幸好!张春桥“救”了小阎,江青要显出女人胜过男人的威风。她步步紧逼,主动地发起攻势。枯干瘦小的张春桥,开始时,还能勉强应付。渐渐地就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后来,连还手之力也没有了。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副败将的狼狈相。他笑着向江青道:“不行啦!”他举起双手:“甘拜下风,举手投降。不论是从体力上,还是从技术上,我都不是你的对手!”他们说着笑着,走进休息室。
  跟在身后的小阎,从心里感激张春桥这个“败将”。他和江青,双方如果是棋逢对手,两强相遇,他今天就得晕倒在球场上,这种大煞风景的场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春桥帮了自己的“忙”,化险为夷了。他急忙跑到休息室,从热水中拿出一块拧过的毛巾,递给江青,接着递给她一杯香茶。好逞能、又取了胜的江青,特别高兴。她一边擦着手,一边冲着狼狈不堪的张春桥,得意地道:“看来你这耍笔杆子的秀才动起武来就是不行,连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女人都打不过,你这身体可要加强锻炼哟!没有好体力,在政治战场上,我们就无法打赢对方了。”也许是同“病”相怜吧,张春桥望望汗流浃背的小阎,同情地道:“今天把你累坏了,一个对手,我已经招架不住了,你是两个对手,真够你呛了。”小阎笑笑,没有吭声。

  钓鱼台有没有这样的健身房我不知道。江青在1967年1月以前和1968年1月以后,即我去给她当秘书以前和被她赶走以后,她是否到这样的健身房活动过,我不知道,我也没调查了解过。但说1967年江青带着我到这样的健身房活动过(包括说她和其他人去活动过),纯粹是造谣。顺便指出,林青山在这里编造的故事情节是抄自一本叫作《“二月逆流”》的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6~89页),不过那里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林青山抄袭时加上去的。

  江青在1967年除“工作”和开会之外,有些什么业余活动或娱乐活动呢?据我看到和亲身经历的,就是看戏、看电影。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个别时候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就是她叫演的,或为她演的。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说这是她的“工作需要”。

  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送片子和放映。在钓鱼台是在十七楼放映厅看,在中南海是在春藕斋看,看时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几个人)一起请来,如果没有这些人来,就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她看。

  1967年所看的片子,主要是中国片子,海外,主要是香港的,外国片子并不多。就内容讲,说实在话,没有什么黄色的,林青山在《江青沉浮录》中说我(书中称“小阎”),初看黄色电影时,“脸红心跳”,后来变作“黄色电影迷”,这纯属造谣污蔑。至于我离开后,江青是否经常看黄色电影,看怎样的黄色电影,那我就不知道了。

  顺便说一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单位——从基层单位到高级单位的舞会,都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取消了,或者说,面对着红卫兵造反派的行动也无法举行了,唯独在中南海为毛泽东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化装者多为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的清唱,等等,其名义和旗号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我不会跳舞,只能坐在那里看,有女青年邀我,我只能推脱,很不好意思,想学又学不会。我浑身没有一丝一毫艺术细胞,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缺憾。

  1967年,江青反复说她是“政治化了的人”,从她实际的行止和表现看,确确实实像个“政治化了的人”。江青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 摘自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原载《党史博览》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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