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我与红卫兵的几次奇怪遭遇

reading · 发表于 2022-7-3 23:32:31

      沈宁，著名旅美作家。祖籍浙江嘉兴。父亲沈苏儒为沈钧儒弟弟，母亲陶琴薰为陶希圣女儿。沈宁中学毕业后到陕北插队，后调延安剧团工作。1977年考入中国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陕西省电视台。1983年夏自费赴美留学，1986年获硕士学位。西迁旧金山任教，后在多家美国公司任职；曾在美国之音做新闻主播，亦于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任文职教官。长篇纪实小说《唢呐烟尘》记录其母亲的坎坷命运；《百世门风》则是一部以沈钧儒和陶希圣两家的家族谱牒为线索创作的家族史传记作品。

   前几天，北京友人发来一份电邮，附件是陈小鲁发表迟到的道歉。读罢独坐良久，回想“文革”期间几次与红卫兵的奇怪遭遇，却是哭笑不得。

　　我和陈小鲁是北京男八中的同学，“文革”发生那年，他是高三，我是高二，教室在同一层楼，斜对门。可我们家庭出身不同，按照毛泽东的英明教导，隶属两个敌对阶级，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陈小鲁的父亲是共产党元帅陈毅，新四军军长，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我的外祖父是国民党高官陶希圣，委员长侍从室组长，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蒋介石文胆。

　　因为家庭出身关系，我在学校十年一直努力装孙子，整日默不作声，低头来往，只希望老师同学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同时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泽东亲点的四十三名国民党大战犯，这般家世怎么也瞒不住。每年“十一”，男八中和女附中合组一个体育大军方阵，参加游行。从九月一日开学，两校男女生每天练队，十分辛苦。九月二十七日，专门选我生日那天，学校通知，我不能参加十一游行。全校独一份，再没有脑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么人家子弟了。

　　陈小鲁那么聪明的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文革”发生之前，虽然每天上下课，我们在楼道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只会相互点点头，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不过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从来没有觉得他架子大。他那时候嘴唇下面留点小胡子，每天骑个自行车，而且是辆很旧的破车。也从来没见他穿过军装，永远是一身灰蓝色的普通制服，而且总把裤脚卷到腿肚子上，像个打鱼的，很好笑。

　　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国遭了劫。学校中厅贴出大字报，宣言成立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副对联，看得我心惊肉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可是红卫兵们暂时顾不得我，急着打倒当权派，校长温寒江和书记华锦。温校长剃了阴阳头，每天在校园里扫地。华锦书记受不了侮辱，在监禁室里自杀了，说是把裤带绑在门把手上勒死的。

　　我在学校虽然装孙子，可心里从来没有尊敬过老师，特别痛恨学校领导，他们天天喊叫阶级斗争，强迫学生吃忆苦饭，禁止我参加“十一”游行，批判过多少好人，坑害过多少无辜。我一直盼望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倒点霉，所以现在看到他们挨整，虽说不无同情，但也多少觉得高兴，尝尝挨整的滋味，看你们今后还整人不。

　　我们班里有好几个木樨地各军兵种司令部大院的子弟，旭东，进东，小晋，皖平，冀才等等。同学树东，因为家在西山军区，太远，平时住校。每周一和周六，苏制吉姆轿车开到校门口，勤务兵接送。当时吉姆车，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坐，可知其父军职有多高。

      这样的同学，自然都是男八中第一批红卫兵。也许他们有更要紧的军务在身，顾不得隐藏身边的阶级敌人狗崽子，我。整个“文革”期间，我在学校里没有挨过骂，没有挨过打，甚至没有遇见过红卫兵让我报出身。我也觉得奇怪，但说不出道理来。

　　要说红卫兵多少顾及一点同学情谊吧，有一次他们率领全体学生，赶往府右街，冲进一个院门，揪住一个女人，抡着铜头皮带，拼命毒打。我见旁边站个青年，像是高一的同学，抱着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

      后来知道，那个同学再也没有来过学校，他的母亲被活活打死了，只因为她解放前做过舞女。对那个惨剧，对那个同学和他的母亲，我无限同情，一辈子也忘不了，更觉不能饶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红卫兵们。

　　破四旧开始后，我们学校红卫兵捉来宣武门的流氓集团紫锦队，在中厅里轮番毒打，说是练习如何打伤人内脏而外部不露痕迹。那天晚上，我从中厅走过，听见一个紫锦躲在楼梯下面哼叫。他被打伤，无法动弹。我看了，实在不忍，便关了电灯，把他扶出中厅，然后拿自行车，推他离开学校。当时心里恐惧得要命，两腿发软。一个反动派狗崽子，救护一个流氓，被红卫兵抓到，两个定要一块打死。从此我就不敢到学校去，好在学校早已不再上课，没人管。

　　两个月后有一天，我悄悄到学校逛一趟，不想在中院碰见陈小鲁。他还是穿着灰蓝布衣，裤脚卷得老高，臂上没有红箍。他说：好久不见。我答：我不常来学校。爸爸妈妈都有病，在家休养，要我照顾。他说：过一个礼拜，红卫兵要在天安门集会，你也来参加。我说：我又不是红卫兵，红卫兵开会，我参加算怎么回事？他说：那天会有很多外地来的红卫兵，不懂规矩，出了事不好，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要负责维持秩序。我说：我算干嘛的，去了找谁？没人会理我。他说：就说是我请你来的，有人问，让他们来找我。我是咱们学校革委会主任，我说了算。

　　既然人家这么看得起我，话说到这分上，我如果坚持不去，就太不识相了。于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这个出身反革命大战犯的子弟，去了天安门，站在金水桥前。身后的红卫兵，看见毛主席登上城楼，胸膛鼓裂，泪流满面，挥舞手里的小红书，喉咙喊哑。我看着他们的模样，觉得又好笑又可怜，但我什么都不能表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毛主席，胸膛里好像冻了一层冰，丝毫激动不起来。那个时刻让我来天安门，占去一个热爱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位置，真真的不该。

　　 “八一八”之后，由陈小鲁建议，成立起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男八中红卫兵自然是核心嫡系。也是老天不长眼，北京那么大的地盘，西纠偏偏到西四颁赏衚衕的九三学社机关安营扎寨。我家住在颁赏衚衕十三号外文出版局宿舍，刚巧跟九三学社斜对门，于是便成了西纠的邻居。院门外面墙上，贴满大字报，陶希圣和母亲姓名都倒写，打红叉。我们家人走在衚衕里，邻居大人孩子指指点点的手指头，能在我们脊背戳出洞。可也许八中红卫兵老早知道我的家世，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家什么麻烦。

　　西纠没顾上抄我家，可不知那里什么野鸡学校的红卫兵却突然打上门。我扶着腿残的母亲，躲出院子，隐身门洞，瑟瑟发抖。刚巧这时，一批西纠队员骑车到九三学社门口。我们班树东看见我，便问：你在这儿干吗？我不敢隐瞒，答说红卫兵正在抄我家。树东一听就火了：妈的，我们不抄，轮得到他们么？嘴里骂着，把车一摔，就往我家院里走。西纠里面我们班的大院子弟，也都丢了车，冲进院去。我闭住眼，心想这下子完了，非出人命不可。我们班那几位公子爷，天不怕地不怕，发起脾气来，真敢往人群里扔手榴弹。

　　还算好，没几分钟，刚才凶神恶煞来抄我家的那些红卫兵，垂头丧气走出院门，匆匆忙忙跑了。树东他们随后跟出来，对我说：别怕，以后再有人来抄你家，就过来找我们。我听了，心里很感动，连连点头道谢，扶着母亲回进院去。衚衕里邻居们围着看见，都觉奇怪，怎么红卫兵西纠会保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狗崽子呢？他们以后再欺负我们家人，还得留个心眼才是吧。

　　后来虽然各处红卫兵还是来抄了我家好几次，我也从来没敢真去找西纠求援。后来西纠离开了九三学社，树东他们都当兵走了。后来我们又搬家到东单，再后来我到陕北插队，离开北京。可树东他们解救过我家一次，我终生不忘。到美国之后，我曾想方设法找到地址，给树东写过一封信致谢，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一九六六年底，红卫兵们都到外地串联去了，学校成了空巢，我大了胆子，时不时到学校观望一下。像我这样的反动派家庭出身，参加不了红卫兵，当然也没有外出串联的资格。有一天我去学校，碰见高二四班的红卫兵头目三猛和伯宏。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什么出身，却顺嘴问：你怎么还在学校，没出去串联？我无话可对，又不愿自报家门，便反问：你不是也还在学校？他们说已经出去串联过了，现在回来值班。然后又说：想出去玩玩吗？他们手里有大印，可以给我开介绍信。我说：出去玩，谁不想。

　　万没有想到，两位红卫兵头头二话不说，随手就给我开了个路条：我校同学沈宁，非黑五类出身，请沿途红卫兵接待站予以接待。北京八中革委会。然后盖上八中革委会大红印章，交到我手里。我看了，诚惶诚恐。我是非黑五类出身，我是黑五类都包括不下的最黑一类，国民党顶级战犯。可我什么话也没说，带了还读小学的妹妹，赶紧上路串联去了。

　　 “文革”是中国空前（但愿能够）绝后的一大劫难，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怎么都记录不完。我家十年，历尽磨难，四分五裂，母亲被折磨致死。我对“文革”的愤恨，无以言述。但时隔近五十年，读到陈小鲁的道歉声明，回想起来，我与学校红卫兵的几次直接遭遇，却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我在学校没有挨打挨斗，已属非常。居然还被陈小鲁请去参加“八一八”天安门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可谓天方夜谭。人都说西纠是恶中最恶，可西纠确实赶走抄家红卫兵，救过我家一命，实出意外。而且八中红卫兵，竟然给我开路条，让我享受一次只有红卫兵们才能够享受的串联特权。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至今说不清楚，只好把这几件事记录下来，也算一段历史。　　

原载《随笔》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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