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陈伯达的“谦虚”和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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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的“谦虚”和软肋

阎长贵


“我是小小老百姓”

　　陈伯达在中国共产党内擅长搞理论。他从1939年起任毛泽东秘书达31年，新中国成立后其职务最终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在社会交往中有一个口头禅，那就是“小小老百姓”。他不论遇到谁（包括中央负责人身边的警卫战士），双手一抱拳，张口就说：“我是小小老百姓。”陈伯达太谦虚了吧！人们普遍不这样认为。
　　陈伯达遇到一个熟识的20多岁的警卫战士说，我是“一个小小老百姓”。这个警卫战士十分惊讶，恭敬地说：“伯达同志，您是首长，怎么能说是‘小小老百姓’呢？”陈则笑嘻嘻地说：“我是小小老百姓。”
　　在上层也有人批评陈伯达这个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
　　康生有次在会上运用一句典故批评陈伯达。他说：你到处自称“小小老百姓”，其实是哗众取宠。古代智者说过这样的话：“谦，美德也，过谦者多怀诈；默，懿行也，过默者或藏奸。”
　　我在做江青秘书时，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事。有一次，在十一号楼（当时江青住的楼，后来她搬到十号楼，这个楼比较大些，“文革”前是刘少奇到钓鱼台时住的楼，十二号楼更大些，是毛泽东到钓鱼台时住的楼）的会议室，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劈头盖脸地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长叹一声。我觉得，江青对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这个尖刻、辛辣的数落，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的一个致命软肋：好推脱责任。
把签过字的稿子要回去

　　关于陈伯达“好推脱责任”的致命软肋，我举一个很有影响的例子。

　　1967年1月由关锋（时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主管军报）等人制定的《军报宣传方针》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过武汉“七二○”事件后，特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时候，关于这个口号的宣传达到顶峰。我不說《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关于这个问题的宣传，只说《红旗》杂志。该杂志在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揪“军内一小撮”的这种宣传造成了严重后果，军队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七二○”事件前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许多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天下大乱了——犹似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靠军队的。 “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底线。当他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生气地说：“还我长城！”此后，关锋（《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和王力（《红旗》杂志副总编）被“隔离审查”了，其后还被关进了监狱，长达14年。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还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就说他没看过，这显然不符合事实。陈伯达在说假话。
　　陈伯达说他没看过《红旗》第12期“八一”社论为假话，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明。这就是《红旗》第12期除了这篇纪念“八一”的社论，还有一篇专门就“七二○”事件写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切阶级敌人，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只不过是银样镴枪尖一根，纸老虎、泥足人一个，虚弱得很。”这段话中的“银样镴枪尖”就是陈伯达改定的。原来是“银样蜡枪尖”——什么是“银样蜡枪尖”，即枪尖上涂上“蜡”，这话不通，《西厢记》和《红楼梦》中都说的是“银样镴枪头”而不是“银样蜡枪头”。“镴”是锡铅合金，可焊接金属，亦可制造器物。“银样镴枪头”，其释义是：中看不中用。陈伯达把“蜡”改作“镴”，这表明了陈伯达知识比较渊博，做事也比较认真。陈伯达既然对这篇社论都这样认真审阅和修改，对更重要的“八一”社论他能不看吗？！很显然，绝对不会是这样。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关于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文革”后我也问过关锋。他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从《红旗》杂志总编室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收回“墨宝”

　　最后，再谈一个陈伯达害怕承担责任的例子。

　　陈伯达的毛笔字写得好，有功底。党内外许多领导人或朋友向他求字。在“文革”前，这对陈伯达来说是寻常事，也是熟人、朋友之间交往的高雅方式。可是“文革”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运动，则把相互题字变成了有“黑关系”的罪证。原来一些同陈伯达关系不错、手中有陈伯达题字（人称“墨宝”）的老同志陆续被打倒，成了“黑帮”。陈伯达的“墨宝”收藏在他们手里，这无疑说明“黑帮”和陈伯达这个“大左派”关系不错，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这件事成为他的一块心病。于是，陈伯达千方百计设法收回在所谓“黑帮”手中的“墨宝”。


党史博览 2018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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