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言诚：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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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2期 炎黄春秋杂志

阶级路线推向极端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1964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2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
　　1965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组，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虽然被他们批评的校领导遭到清算和撤换，但工作组并不认可学潮。彭真在对65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中说：“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重在表现。”“过去中共中央文件里面，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讲团结90%以上，但第一个十条里面就讲团结95%以上。为什么讲团结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放在这个95%以内。”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之时，彭真这番话显然不合时宜。“文革”中的红卫兵讥笑他是“重在表面”。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四、六、八中的高干子弟，其实早就从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中，理解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为了当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坚决主张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取代文化课的学习。《换取五分的秘密》发其端，废除高考的倡议终其成，四中的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钦定的“国民党”。用刘辉宣（礼平）的话说，他们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去的。
　　毛泽东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可以说是“四·六·八学潮”的翻版。他们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长万邦儒，批判重点依然是不贯彻阶级路线。他们宣称万重用资产阶级的子女，压制干部子弟。一位红卫兵的家长如此分析：“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毛泽东关心的是教育界的领导权，红卫兵关心的却是“接班人”的争夺。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路线。还是那位家长，一语破的：“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太适当吧……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改造。”“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红卫兵兴衰录》）
　　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而且要代代传。于是，一副血统论对联应运而生：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血统论笼罩京城

　　对联一经产生迅速风靡京城，传向全国。当年北工大的学生谭立夫说得好：“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确如此，对联让不同出身的学生陷入冰火两重天。干部子弟在对联的激励下，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他们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话博得满堂喝彩。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对联声中却是心惊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们被逼着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混蛋，我是资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转瞬间变成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
　　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对联的。不错，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过对联，批判过血统论，但那是在高干子弟利用对联支持工作组之后。在红卫兵用对联冲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中央文革可是一迭连声地称赞。
　　7月27日，在展览馆召开大会，各校红卫兵打着写有对联的大字标语步入会场，高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
　　8月4日在北师大一附中，有同学问陈伯达：“关锋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陈问：“讲的什么？”答：“关锋说对联基本精神是好的……对不对？”陈：“也对嘛，基本如此嘛！”
　　最权威的还是康生的讲话。8月6日晚，在天桥剧场辩论对联的大会上，康生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
　　血统论的烈火是乘着阶级斗争的东风才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一场血腥的“红色恐怖”就此拉开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斗会。8月4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了批斗会公开打人的先例。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当红卫兵冲进体育场殴打小流氓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小流氓几乎要被打死。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和北京市新团委、教育局联合组织了一次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这是一场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汹涌，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被批斗者。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原教育局领导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
　　批斗会上打人，残酷程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私刑拷打，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示范效应。因为是有组织进行的，所以它向社会昭示了一条“真理”：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是一纸空文，对群众运动并无约束力。
　　二、校园游斗。由于中央为北大“六一八”斗黑帮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学校自发式游斗盛行，中间还夹杂着班级或全校性的批斗。游斗、批斗中，暴力成风。如四中的“八四武斗”，全校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生统统被拉到校园游斗，拳脚雨点般落下，泪水和血水洒满校园。8月5日，师大女附中在游斗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此后死人的事就不断发生。8月17日，101中学打死教师陈葆昆。8月19日，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女三中打死校长沙坪、八中打死校长华锦。
　　被打的不光是黑帮，还有学生。8月25日，师大女附中初三四班开会斗争“狗崽子”，十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绳绕过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有人动手打，有人向她们泼墨水。北大附中“红旗”则统一部署在全校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斗争。初三五班就有十几名同学遭到毒打，这些学生当时只有15岁。
　　三、“破四旧”。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之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牛鬼蛇神。打击的对象很宽泛，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资本家、小业主、文教界人士、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说，打老师和同学还有所顾忌，那么打这些人可就肆无忌惮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门：皮带抽、木棍打、开水烫，钢丝鞭、刀剑……
　　四、私设监狱。从6月份开始，各中学都设立了劳改所，专门收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狗崽子”。“破四旧”以后，劳改所也收从校外捉进来的“阶级敌人”，遂成为变相监狱。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劳改所。它是由音乐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探照灯，所内置有长、短刀、木枪、皮鞭、弹簧鞭等，日夜审讯拷打“犯人”。监狱墙上，有先用红漆涂写、后又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6个血淋淋的大字，阴森恐怖至极。这所监狱先后打死过3人。四中红卫兵则将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讯室”，食堂连接一个很窄的小巷，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受刑者的号叫。一中的劳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里打死过13人。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红色刑讯室”等等，名称不一，性质相同。
　　学校之外也有监狱，最著名的是吉祥剧院和东安市场（当时改名东风市场）。凡各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
　　“劣等血统”的人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那种恐怖与痛苦，经历过的人无不刻骨铭心。

错失挽救的时机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捉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其实，类似毛泽东的想法，在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
　　一位副总理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年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些坏人清出来呢？”
　　另一位副总理对粮食部人员谈话说：“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撞，又打、又斗、又抄。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一位老帅在接见13个艺术院校、团体师生代表时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会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说法，貌似附和，实含暗谏，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打死人”了。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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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2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
　　“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祸起栏杆市

　　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并直接导致大兴事件发生的关键，是崇文区的栏杆市事件。记述此事的版本甚多，基本上分两种。
　　其一：
　　女十五中红卫兵在24日抄了李文波家之后，于第二天又到了李家开斗争会。李文波因对抄家、批斗、殴打不满，抄起一把菜刀乱砍在场的红卫兵。红卫兵因没有任何防备，被砍得鲜血直流。街道居民见此情景即上去劝解。急红了眼的李文波也不管是红卫兵，还是居民，见人就砍，其妻也抄起一把刀乱砍。砍伤7人的李文波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跳楼自杀，其妻被押送公安机关（公审后被枪毙）。
　　关于李文波之死，红卫兵是这样记述的：
　　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之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像雨点一般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其二：
　　1998年一篇署名“鸿冥”的文章，记述了当年到李家“破四旧”的一位红卫兵的回忆：“栏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
　　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后，红卫兵要求大会批斗，并扬言要当场打死。周恩来阻止了这个大会，而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判处刘文秀死刑，同时也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次日刘被处决，判决书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同样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判决书是81中刑监字第222号。同一法院，两种判决，个中隐情，耐人寻味。
　　然而，在红卫兵被最高领袖捧上云端，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红彤彤的革命气氛中时，一个小业主竟然对红卫兵舞刀，这不啻是惊天大事。无独有偶，当天师大二附中高三（一）班红卫兵去抄反动学生曹滨海的家，双方发生争执，曹用菜刀砍伤一个红卫兵。曹被抓进公安局，曹母被带到学校活活打死。一时间“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京城。
　　首先惊动的是高层，第二天，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
　　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看来中央专门为此开过会），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8月26日上午，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召开北京“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会后，各校都开始行动。
　　农大附中开大会，“红卫纠察队”把131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出会场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边打边喊：“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
　　最恐怖的还是栏杆市地区，一批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车从各处赶到这里，对这一带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几天，大量的人被打死。
　　新凤霞曾撰文说，8月26日到8月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她听到一个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个也跑不了。”
　　复仇的气氛迅速由城里扩散到郊县，终于引发了大兴“八三一”事件。

大兴“八三一”事件

　　如果说城市打杀的还是资本家、小业主之类的杂牌，那么郊县清理的则是地道的“黑五类”。因此，“红色恐怖”在郊县上了一个新台阶。从8月27日到9月初，郊县掀起打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4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九人。会上张某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27日下午3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53人。
　　到8月29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14个大队打死人。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里11点，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
　　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9月1日凌晨1点赶到，冲了3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三道防线前。王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记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8月29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30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9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9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场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110人。
　　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9月1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正是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红八月”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式微。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作者为齐鲁书社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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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未删节版）

孙言诚

按：本文原发表于《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发表时有删节。因被删节的一些内容比较重要，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将未删节版完整发表，供有兴趣者参阅。

2009年11月23日，北京市大兴区发生一起灭门案，凶手李磊捅死一家六口，包括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五天之后，李磊被缉拿归案。一段时间，网络、媒体沸沸扬扬，中央电视台做了两期节目，展现了案件的经过和审判的全程，充分显示我们全社会对生命的关爱和对暴徒的憎恶。
此事让我想起了1966年发生在同一地区的大兴“八三一”事件。那次事件灭门22家，杀害三百余口，手段之残忍远非李磊可及。然而，四十五年过去了，事件至今鲜为人知。为使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我们有必要像对李磊案一样，理清事件的原委，分析产生的根源。
阶级路线推向极端
建国后，我国各级学校一直在贯彻执行一条阶级路线，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思想表现。”这条路线掌控着全国青少年的人生：升学、就业、入党（团）、提干、参军，甚至婚姻，无不受其影响、由其决定。从字面上看，路线是“重在表现”，实际上真正重视的是“成份”。因为表现是虚的，成份却明明白白地记在档案中，极易掌握。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遂演变成赤裸裸的“唯成份论”。“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它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纷纷留苏、留欧和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64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两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
那个年代，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子女是“无声”的，而占尽先机的干部子女却起来“鸣不平”了。1965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组，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虽然被他们批评的校领导遭到清算和撤换，但工作组并不认可学潮。彭真在对65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中说：“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重在表现。”“过去中共中央文件里面，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讲团结90%以上，但第一个十条里面就讲团结95%以上。为什么讲团结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放在这个95%以内。”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之时，彭真这番话显然不合时宜。文革中的红卫兵讥笑他是“重在表面”。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四、六、八中的高干子弟，其实早就从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中，理解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为了当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坚决主张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取代文化课的学习。宫小吉《换取五分的秘密》发其端，文革中废除高考的倡议终其成，四中的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钦定的“国民党”。用刘辉宣（礼平）的话说，它们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指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当年对国旗上五颗星的解释是：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去的。
毛泽东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可以说是四•六•八学潮的翻版。他们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长万邦儒，批判重点依然是不贯彻阶级路线。他们宣称万邦儒重用资产阶级的子女，压制干部子弟。一位红卫兵的家长如此分析：“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76页）这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真是透彻至极。
毛泽东关心的是教育界的领导权，红卫兵关心的却是“接班人”的争夺。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路线。还是那位家长，一语破的：“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太适当吧……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份，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它们升学，让他们好好改造。”“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87页）
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而且要代代传。于是，一副血统论对联应运而生：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血统论笼罩京城
对联一经产生迅速风靡京城，传向全国。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狂呼着对联，冲进北大、清华、人大游行示威。北京的大、中、小学校园里，到处贴满对联。激动、亢奋、狂热的对联拥护者，不允许任何人持有异议，在高校和中学，关于对联的辩论常常是通宵达旦。辩论会其实就是对出身不好学生的羞辱场。“狗崽子”是绝对不敢发言的，起来反对对联的，大多也是出身好的，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琳，叶剑英的女婿刘诗昆。就是这些人，也是轻则被围攻，重则遭殴打。如果不是工作队抢救，刘诗昆差点要被打死。以至于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对四中学生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
当年北工大的学生谭力夫说得好：“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确如此，对联让不同出身的学生陷入冰火两重天。干部子弟在对联的激励下，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他们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话博得满堂喝彩。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对联声中却是心惊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们被逼着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混蛋，我是资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转瞬间变成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
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对联的。不错，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过对联，批判过血统论，但那是在高干子弟利用对联支持工作组之后。在红卫兵用对联冲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中央文革可是一叠连声地称赞的。
7月27日，在展览馆召开大会，各校红卫兵打着写有对联的大字标语步入会场。彭小蒙领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
8月4日在北师大一附中，有同学问陈伯达：“关锋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陈问：“讲的什么？”答：“关锋说对联基本精神是好的……对不对？”陈：“也对嘛，基本如此嘛！”
最权威的还是康生的讲话。8月6日晚，在天桥剧场辩论对联的大会上，康生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拥护对联的红卫兵大获全胜，围绕对联的辩论也戛然而止。
没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血统论不可能弥漫京城。血统论的烈火是乘着阶级斗争的东风才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一场血腥的红色恐怖就此拉开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斗会
8月4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彭小蒙用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开了批斗会公开打人的先例。
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有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出席。当红卫兵冲进体育场殴打“小流氓”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小流氓”几乎要被打死。
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和北京市新团委、教育局联合组织了一次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这是一场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汹涌，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被批斗者。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原教育局领导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
批斗会上打人，残酷程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私刑拷打，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示范效应。因为是有组织进行的，所以它向社会昭示了一条“真理”：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是一纸空文，对群众运动并无约束力。
二、校园游斗
由于中央为北大“六一八”斗黑帮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学校自发式游斗盛行，中间还夹杂着班级或全校性的批斗。游斗、批斗中，暴力成风。如四中的“八四武斗”，全校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生”统统被拉到校园游斗，拳脚雨点般落下，泪水和血水洒满校园。
8月5日，师大女附中在游斗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此后死人的事就不断发生。
8月17日，301中学打死教师陈葆昆。
8月19日，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
8月22日，女三中打死校长沙坪、八中打死校党支部书记华锦。
被打的不光是“黑帮”，还有学生。8月25日，师大女附中初三四班开会斗争“狗崽子”，十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绳绕过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有人动手打，有人向她们泼墨水。
北大附中“红旗”则统一部署在全校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斗争。以初三五班为例，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许国庆、彭小清、“历史反革命”出身的晓宁、时华、“右派”出身的任冰、符芳等十几名同学均遭毒打。许、彭被打得最重，皮带抽得满脸流血。这些学生当时都只有15岁。
三、破四旧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之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牛鬼蛇神。打击的对象很宽泛，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资本家、小业主、文教界人士、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说，打老师和同学还有所顾忌，那么打这些人可就肆无忌惮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门：皮带抽、木棍打、开水烫，钢丝鞭、刀剑……试看两位目睹者的记述: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在街心的老太太，他们中间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踩死你这资本家。”（丛维熙《走向混沌》）
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章立凡《红八月——滴血的记忆》）

四、私设监狱
从6月份开始，各中学都设立了劳改所，专门收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狗崽子”。“破四旧”以后，劳改所也收从校外捉进来的“阶级敌人”，遂成为变相监狱。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劳改所。它是由音乐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探照灯，所内置有长、短刀，木枪、皮鞭、弹簧鞭等，日夜审讯拷打“犯人”。监狱墙上，有先用红漆涂写、后又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六个血淋淋的大字，阴森恐怖至极。这所监狱先后打死过三人。
四中红卫兵则将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讯室”，食堂连接一个很窄的小巷，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受刑者的嚎叫。一个学生说：“有好几次，我早晨到校后，经过那里时，都看到红卫兵用破席子裹着死尸，从小夹道里抬出来，席子外面露出死人青紫色的赤脚”。（段若石《迷乱的年代》）
一中的劳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里打死过13人。
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红色刑讯室”等等，名称不一，性质相同。城郊四十三中的一位学生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把附近几个村的“阶级敌人”都“消灭”了。
学校之外也有监狱，最著名的是吉祥剧院和东安市场（当时改名东风市场）。凡各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进了那里，很少能活着出来。
“劣等血统”的人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那种恐怖与痛苦，经历过的人无不刻骨铭心。
错失挽救的时机
红色恐怖的荒谬，只要良知尚存，就不难看清。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捉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已经是在“打死人”了，毛泽东却认为“乱得不厉害”，“太文明了”。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这种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十年风雨纪事》27页）

其实，类似毛泽东的想法，在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
9月5日，谭震林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年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些坏人清出来呢？”
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人员谈话说：“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撞，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十三个艺术院校、团体师生代表时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说法，貌似附和，实含暗谏，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打死人”了。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和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过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十年风雨纪事》28页）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

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十年风雨纪事》28页）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春”的死人事件不可能在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66年8月下旬的事。《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如果北京市委的通告能在8月发出，多少无辜的生命将不会断送。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祸起榄杆市
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并直接导致大兴事件发生的关键，是崇文区的榄杆市事件。记述此事的版本甚多，基本上分两种：
其一：
“女十五中红卫兵在24日抄了李文波家之后，于第二天又到了李家开斗争会。李文波因对抄家、批斗、殴打不满，抄起一把菜刀乱砍在场的红卫兵。红卫兵因没有任何防备，被砍得鲜血直流。街道居民见此情景即上去劝解。急红了眼的李文波也不管是红卫兵，还是居民，见人就砍，其妻也抄起一把刀乱砍。砍伤七人的李文波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跳楼自杀，其妻被押送公安机关（公审后被枪毙）。”（《内乱的十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关于李文波之死，当年红卫兵是这样记述的：
“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之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像雨点一般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榄杆市前洒碧血》，载《红八月专刊》）
其二：
1998年一篇署名“鸿冥”的文章，记述了当年到李家破四旧的一位红卫兵的回忆：
“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文革受难者》 王友琴）
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后，红卫兵要求大会批斗，并扬言要当场打死。周恩来阻止了这个大会，而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判处刘文秀死刑，同时也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次日刘被处决，判决书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同样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判决书是81中刑监字第222号。同一法院，两种判决，个中隐情，耐人寻味。
然而，在红卫兵被最高领袖捧上云端，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红彤彤的革命气氛中时，一个小业主竟然对红卫兵舞刀，这不啻是惊天大事。无独有偶，当天师大附中高三一班红卫兵去抄反动学生曹滨海的家，双方发生争执，曹用菜刀砍伤一个红卫兵。曹被抓进公安局，曹母被带到学校活活打死。一时间“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京城。
首先惊动的是高层，第二天，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总的来说，我跟你们讲了三件事：①支持你们，帮助你们。②保护你们，爱护你们。③遇事同你们商量、宣传、解释。”
后来，周又说过：
“像李文波行凶砍人，我们是疏忽的……事情发生之后，公安局派出所不知道。8月25日出了事，就不能不过问了。”
公安系统果然过问了。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
“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看来中央专门为此开过会），讲几点：
“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吴德的讲话，更骇人听闻，他说：“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八个人。”
在这种氛围下，红卫兵的阶级仇恨被激化到一个新的高度。请看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的日记：

1966年8月26日 星期五 阴
半夜一连传来了三、四起杀害红卫兵战士的事件，大家真是义愤填膺。这是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文化革命要武斗，要流血牺牲……
……对敌人恨得不深，就是对人民爱得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125页）

宋柏林是红卫兵中的稳健派，终文革没有打过人，赴青海串联时，还同情和支持遭镇压的八一八。这样的人都有这种看法，当时的气氛可想而知。

8月26日上午，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召开北京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会后，各校都开始行动。
农大附中开大会，“红卫纠察队”把131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出会场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边打边喊：“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
郑义记述了清华附中开打的情况：
“我们班的红卫兵小头目尤小梅冲进来，杀气腾腾地尖叫：‘地主阶级狗崽子杀人啦！他们向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她哽咽了……一拍讲台，尖叫道：‘郑狗，你站起来！还有你，戴狗！还有……’一下子高三一班立起以我为首的四条狗。”
“哗啦啦一阵桌椅响，全班同学站起，有的红了眼，有的大哭，在誓为红卫兵复仇的悲壮气氛中向我们扑来！刹那间教室里分成几个圈儿，十几个人围殴一个，皮带、椅子腿、拳脚齐上……
“从早上八点开打，一分一秒不停地打到十一点多，直打到昏厥。”（《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 1996）
最恐怖的还是榄杆市地区，一批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车从各处赶到这里，对这一带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几天，大量的人被打死。
新凤霞曾撰文说，8月26日到8月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她听到一个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个也跑不了。”（《绝唱》，苏文艺出版社1995版）
复仇的气氛迅速由城里扩散到郊县，终于引发了大兴“八三一”事件。
大兴“八三一”事件
如果说城市打杀的还是资本家、小业主之类的杂牌，那么郊县清理的则是地道的“黑五类”。因此，红色恐怖在郊县上了一个新台阶。从8月27日到9月初，郊县掀起打杀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4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红卫兵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九人。会上张某介绍了二十七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27日下午3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张某亲临现场，表示支持。他对红卫兵负责人赵某某说：“你们要提高警惕，他们死一百个都没关系，你们伤了一个都不行。”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53人。一位目睹的学生这样叙述：
“8月27日那天，我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新立村，村干部把黑五类们押来陪斗，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头上、脸上乱打。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全都活活打死了。”
死人都用马车拉走，有个车把式，装运尸首时发现一个三岁女孩还有气，他把她藏在车辕下。不料在颠簸中，女孩苏醒过来，打人者发现后，把她劈成两半儿。车把式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干了。
到8月29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十四个大队打死人。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一百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十一点，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
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9月1日凌晨一点赶到，冲了三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三道防线前。王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记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五进马村劝屠杀》，载远方出版社《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十年风雨纪事》）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8月29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30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十七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九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场宣布：31日夜间十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九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110人。
杀人的方式原始而残忍，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甚至铁丝勒的。对婴幼儿是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铡了16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井都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苇塘里，杀到后来，干脆把活人用绳子套在脖子上往苇塘拖，拖到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其中35岁以上195人，17至35岁75人,16岁以下的54人。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9月1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正是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红八月”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式微。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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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孙言诚的文章有误，7月27日压根就没有在展览馆开这个会，是在第二天7月28日晚开这个会，但查7月28日的江青谈话记录，并无公开支持对联的言论，不过，我倾向于江青是有这个话的，但即使有这个话，我不认为这就是坚定有力的支持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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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孙言诚

　　１９６３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６０分，表现占２０分，学习成绩占５分，其他占１５分。”１９６４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１９６４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２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

　　１９６５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组，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虽然被他们批评的校领导遭到清算和撤换，但工作组并不认可学潮。彭真在对６５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中说：“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重在表现。”“过去中共中央文件里面，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讲团结９０％以上，但第一个十条里面就讲团结９５％以上。为什么讲团结９５％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放在这个９５％以内。”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之时，彭真这番话显然不合时宜。“文革”中的红卫兵讥笑他是“重在表面”。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四、六、八中的高干子弟，其实早就从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中，理解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为了当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坚决主张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取代文化课的学习。《换取五分的秘密》发其端，废除高考的倡议终其成，四中的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钦定的“国民党”。用刘辉宣（礼平）的话说，他们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去的。

　　毛泽东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可以说是“四·六·八学潮”的翻版。他们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长万邦儒，批判重点依然是不贯彻阶级路线。他们宣称万重用资产阶级的子女，压制干部子弟。一位红卫兵的家长如此分析：“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毛泽东关心的是教育界的领导权，红卫兵关心的却是“接班人”的争夺。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路线。还是那位家长，一语破的：“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９５％可能不太适当吧……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改造。”“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红卫兵兴衰录》）

　　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而且要代代传。于是，一副血统论对联应运而生：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　血统论笼罩京城

　　对联一经产生迅速风靡京城，传向全国。当年北工大的学生谭立夫说得好：“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确如此，对联让不同出身的学生陷入冰火两重天。干部子弟在对联的激励下，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他们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话博得满堂喝彩。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对联声中却是心惊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们被逼着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混蛋，我是资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转瞬间变成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

　　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对联的。不错，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过对联，批判过血统论，但那是在高干子弟利用对联支持工作组之后。在红卫兵用对联冲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中央文革可是一迭连声地称赞。７月２７日，在展览馆召开大会，各校红卫兵打着写有对联的大字标语步入会场，高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８月２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

　　８月４日在北师大一附中，有同学问陈伯达：“关锋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陈问：“讲的什么？”答：“关锋说对联基本精神是好的……对不对？”陈：“也对嘛，基本如此嘛！”

　　最权威的还是康生的讲话。８月６日晚，在天桥剧场辩论对联的大会上，康生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血统论的烈火是乘着阶级斗争的东风才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一场血腥的“红色恐怖”就此拉开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斗会。８月４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了批斗会公开打人的先例。８月１３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当红卫兵冲进体育场殴打小流氓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小流氓几乎要被打死。８月１９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和北京市新团委、教育局联合组织了一次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这是一场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汹涌，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被批斗者。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原教育局领导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批斗会上打人，残酷程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私刑拷打，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示范效应。因为是有组织进行的，所以它向社会昭示了一条“真理”：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是一纸空文，对群众运动并无约束力。

　　二、校园游斗。由于中央为北大“六一八”斗黑帮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学校自发式游斗盛行，中间还夹杂着班级或全校性的批斗。游斗、批斗中，暴力成风。如四中的“八四武斗”，全校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生统统被拉到校园游斗，拳脚雨点般落下，泪水和血水洒满校园。８月５日，师大女附中在游斗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此后死人的事就不断发生。８月１７日，１０１中学打死教师陈葆昆。８月１９日，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８月２２日，女三中打死校长沙坪、八中打死校长华锦。

　　被打的不光是黑帮，还有学生。８月２５日，师大女附中初三四班开会斗争“狗崽子”，十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绳绕过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有人动手打，有人向她们泼墨水。北大附中“红旗”则统一部署在全校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斗争。初三五班就有十几名同学遭到毒打，这些学生当时只有１５岁。

　　三、“破四旧”。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之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牛鬼蛇神。打击的对象很宽泛，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资本家、小业主、文教界人士、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说，打老师和同学还有所顾忌，那么打这些人可就肆无忌惮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门：皮带抽、木棍打、开水烫，钢丝鞭、刀剑……

　　四、私设监狱。从６月份开始，各中学都设立了劳改所，专门收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狗崽子”。“破四旧”以后，劳改所也收从校外捉进来的“阶级敌人”，遂成为变相监狱。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劳改所。它是由音乐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探照灯，所内置有长、短刀、术枪、皮鞭、弹簧鞭等，日夜审讯拷打“犯人”。临狱墙上，有先用红漆涂写、后又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６个血淋淋的大字，阴森恐怖至极。这所监狱先后打死过３人。四中红卫兵则将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讯室”，食堂连接一个很窄的小巷，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受刑者的号叫。一中的劳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里打死过１３人。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红色刑讯审”等等，名称不一，性质相同。

　　学校之外也有监狱，最著名的是吉祥剧院和东安市场（当时改名东风市场）。凡各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

　　“劣等血统”的人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那种恐怖与痛苦，经历过的人无不刻骨铭心。

◇　错失挽救的时机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８月６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１０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提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其实，类似毛泽东的想法，在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

　　一位副总理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１９４９年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些坏人清出来呢？”

　　另一位副总理对粮食部人员谈话说：“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撞，又打、又斗、又抄。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一位老帅在接见１３个艺术院校、团体师生代表时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会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说法，貌似附和，实含暗谏，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打死人”了。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７０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２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似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１９６７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１０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１１月１８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１９６７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１９６６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　祸起栏杆市

　　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并直接导致大兴事件发生的关键，是崇文区的栏杆市事件。记述此事的版本甚多，基本上分两种。

　　其一：女十五中红卫兵在２４日抄了李文波家之后，于第二天又到了李家开斗争会。李文波因对抄家、批斗、殴打不满，抄起一把菜刀乱砍在场的红卫兵。红卫兵因没有任何防备，被砍得鲜血直流。街道居民见此情景即上去劝解。急红了眼的李文波也不管是红卫兵，还是居民，见人就砍，其妻也抄起一把刀乱砍。砍伤７人的李文波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跳楼自杀，其妻被押送公安机关（公审后被枪毙）。

　　关于李文波之死，红卫兵是这样记述的：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之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像雨点一般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其二：１９９８年一篇署名“鸿冥”的文章，记述了当年到李家“破四旧”的一位红卫兵的回忆：“栏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

　　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后，红卫兵要求大会批斗，并扬言要当场打死。周恩来阻止了这个大会，而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９月１２日判处刘文秀死刑，同时也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次日刘被处决，判决书是６６中刑反字第３４５号。“文革”后，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６日，同样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判决书是８１中刑监字第２２２号。同一法院，两种判决，个中隐情，耐人寻味。

　　然而，在红卫兵被最高领袖捧上云端，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红彤彤的革命气氛中时，一个小业主竟然对红卫兵舞刀，这不啻是惊天大事。无独有偶，当天师大二附中高三（一）班红卫兵去抄反动学生曹滨海的家，双方发生争执，曹用菜刀砍伤一个红卫兵。曹被抓进公安局，曹母被带到学校活活打死。一时间“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京城。

　　首先惊动的是高层，第二天，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

　　８月２６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看来中央专门为此开过会），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８月２６日上午，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召开北京“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会后，各校都开始行动。

　　农大附中开大会，“红卫纠察队”把１３１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出会场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边打边喊：“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

　　最恐怖的还是栏杆市地区，一批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车从各处赶到这里，对这一带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几天，大量的人被打死。

　　新风霞曾撰文说，８月２６日到８月２８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她听到一个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个也跑不了。”

　　复仇的气氛迅速由城里扩散到郊县，终于引发了大兴“八三一”事件。

◇　大兴“八三一”事件

　　如果说城市打杀的还是资本家、小业主之类的杂牌，那么郊县清理的则是地道的“黑五类”。因此，“红色恐怖”在郊县上了一个新台阶。从８月２７日到９月初，郊县掀起打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８月２７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２４个公社就有１４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３２７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８月２７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４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２８日、３０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３０余人。到９月６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１４４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８月２９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２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９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９月４日止，全公社共打死６７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１８人。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８月２６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九人。会上张某介绍了２７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２７日下午３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８月２７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２人。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２９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５３人。

　　到８月２９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１４个大队打死人。

　　８月３０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义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１００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章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里１１量，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９月１日凌晨l点赶到，冲了３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二三道防线前。十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记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３４人，救出１０８人。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８月２９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３０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１７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９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白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９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场宣布：３１日夜间１０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３１日夜，全公社有９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２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１１户、５６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１１０人。从２９日到３１日，大兴共杀死３２４人（男２３２，女９２）。被杀者，最大８０岁，最小的才３８天。杀死“四类”分子１７５人，家属子女１３７人，其他１２人。涉及１７１户，有２２户被杀绝。由于３１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９月１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正是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红八月”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式微。９月２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９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　来源：《老兵读史》微信群，WeChat　ID　chezhiz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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