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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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杜钧福的博客

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7


下面说说我在进村后的一个多月里干过什么活。这一个多月正是秋收大忙季节，社员没工夫跟你说四清的事，所以我们每日参加劳动，一般是半日，但大忙时是整日。有时甚至半夜三点起床下地摸黑去干，干到天亮，回来吃早饭，早饭后再去干。

干的活，前期主要是秋收，有高粱、玉米、谷子、豆子、稻子。此外还要回收秸秆用作燃料，然后是场院上的活。后期主要是秋种。因为这里要扩大麦田，公社在温榆河上建了个泵站，平地和修渠的任务很重。



9月4日，砍高粱

9月5日，割豆子

9月6日，跟车

9月8-10日，割谷子

9月11-12日，掰棒子

9月13日，割谷子

9月14日，背秫秸，进入“杀秋”，因拖拉机要来，赶快腾地。

9月15日，招茬子

9月16-17日，往地里送粪

9月18日，起沟里的粪

9月19-20日，场院上搬谷子

9月21日，场院上搬棒秸

9月22日，试验田挖地

9月23日，场院杂活

9月24日，扛谷子

9月25日，平地

9月26日，锁高粱

9月27-29日，平地

9月30日，修渠

10月1日，割稻

10月2日，招棒秧，全天劳动

10月3-4日，掰棒子

10月5日，患病未劳动

10月6日，缺记

10月7日，招棒秧

10月8日，缺记

10月9日，场院摊场，扬谷

10月10日，捆棒秧

10月11日，缺记

10月12-15，修渠


10月中旬以后，地里的活不多了。麦田是机耕机播，无须多少劳力，但播后要浇水。主要精力放在运动上了。从上面的纪录可以了解当时北方农村秋天主要劳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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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8


由于要扩大种麦面积，秋收还没结束，就开始了麦田的平地、送粪，几乎所有主要劳力都参加，工作队员也悉数参加。我们主要装车，社员堆小车送粪。大家你追我赶，干得很热闹。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位贫农社员和一位地主子女间发生了争吵。原因是地主的儿子推车超过了贫农社员。那位贫农社员可能因为年纪稍大，动作慢了些，被人超过很不快，就骂了一句。地主儿子还嘴，遂吵了起来，还动了手。

这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当时我们的赵队长在场，就不分青红皂白训斥了地主儿子一顿，说他不老实。

完事回到住地，我们几个工作队员就开始议论这件事。我认为，应该听听社员们的意见，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可是其它几位工作队员的意见却使我十分惊讶。一位说对地富子女“不能看表现，因为他们不得不表现好”，把地富子女上进的路完全堵死了。另一位说“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还一位说“只许长工打地主，不许地主打长工”，均把地富和地富子女混淆起来，把地富子女看成专政对象，完全不符合当时所宣布的政策。

这几位工作队员家庭出身也未必多好，可是他们说的话，一个争着比一个左，和一年后“红八月”里红卫兵说的话没什么区别。只有说这样违反政策的话，才被认作是立场坚定。果然，其中一位在四清后期入了党。

这是长期以来宣扬极端的阶级斗争路线的结果。我们进村后，除了全体社员大会开过一两次以外，都是按照阶级成分分组开的会。贫下中农一组，中农上中农一组，地富子女一组。不但地富子女被视为异己力量，连中农上中农对此也很不满意。土改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以土改时的阶级成分划分阵营呢？我当时对此十分困惑。

当时实际上执行一种变相的种姓制度。此时地富子女的人数早已超过他们家庭里成年人的人数，多数为高小毕业，少数初中。在学校里感觉尚可，回村务农就低人一等。四清以来，这种不平等感觉更为加剧，普遍感到没有出路，甚至恐惧运动搞到他们头上。文化大革命中的血腥场面，早已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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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9


我们进村的第三天，工作队召开党团员、干部和贫协会（小四清时成立的），在会上，赵队长点了大队书记王维明的名。第五天早上上工前，召开全村（大队）社员会，由赵队长讲话，即宣布四清运动开始，要求揭发存在的问题，称为工作队的“亮旗”。赵队长讲得很生动，特别是他善于使用社员懂得的语言，而不是知识分子通常使用的“字儿话”，连老太太们都听得懂，而且爱听。有时开会，村里就传，赵队长讲话了，社员们就都来了。

例如讲阶级敌人不老实，就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地主老太太，仇恨贫下中农，专门用剪刀剪贫下中农养的鸡的舌头。鸡被剪了舌头，不能吃食物，就死了。社员门爱听这样的故事，逐渐培养起阶级仇恨的意识。当然这个故事是否实有其事，谁也没有考证。

讲话主要内容还是号召社员揭发队里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等待社员们主动上门揭发问题。这就要靠我们这些普通工作队员在劳动、吃饭、访贫问苦时做工作了，就是王光美女士所说的扎根串联了。王女士在他的著名报告中讲了一件事情，说有一位农民跟她说，你昨天到村里来了吧。王很奇怪，说你怎么知道。农民说，看到你的脚印了。这样的事我也遇见过。曹其发就和我说过，看见我的脚印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

这扎根串联的关键之处是选择四清积极分子，即依靠对象。这对象有几个条件。第一当然要出身好、贫下中农，没什么历史问题，不是什么逃亡户。第二要劳动好，在群众中有声望。干活不好，偷奸耍滑的人在群众中没威信。此外，在第一批积极分子中，要和现任干部没什么牵涉。

问题是，工作队一进村，围上来的都是青年人，特别是女青年，表现特别积极。赵队长说，别看女青年积极性高，容易发动，但单靠她们不行。要特别注意发动主要劳动力，就是中年以上的男劳力。他们是我们的主要依靠力量。

但是，按照规定的条条挑选，往往要失败。我们到处打听，什么人出身好劳动好为人正派。人们都说某社员就是这样的人。于是我们就登门拜访。

该社员三十来岁，单身，是个残疾人，手有残疾，某些农活干不了。这没什么关系，他仍是个劳动好手、模范，当然也不违背我们挑选积极分子的标准。但是和他一接触，就知道问题所在了，原来他似乎智商有问题，你说什么话，他也跟着说。说了半天，得不到要领，懊丧而归。所以我们知道，凡事依靠抽象概念不行，必须就事论事。

后来把积极分子的标准降低，当过干部的也行。这村未形成稳定的领导核心，大家轮流当干部，手脚都不特别干净。

有一位贫农社员，当过游击队的机枪手，曾冒死率众突出敌人重围，阶级立场鲜明，应是我们的基本依靠对象。但是过了几天队里干部把他派往小卖部当售货员了。他身体不好，售货员工作不累，收入也可以。所以赵队长说这是干部在和我们争取群众，但已经无法挽回了。事实是否如此，也很难说，因为队干部是在照顾他，尽管我们损失了一位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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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10

大约10月中旬，秋收基本完成以后，就正式开始四清运动。

经过9月初进村后的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发动群众以后，10月6日确定积极分子名单。10月8日，听分团精神传达，准备正式转入运动。然后先在积极分子里面动员、讲课，再召集群众开会。我们队的群众会分四摊，经常在晚上开。南北两组贫下中农，一组中农，一组地富子女。组长叫我和老朱负责中农那组。

11月初，选举贫协筹委会。选举时出了一些乱子：投票结果不符合工作队意图，几个群众认为过于自私的人没选上，而这几个人和工作队关系很好，被认为是基本骨干。结果，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这几个人还是上去了。

10月24日，召开社员大会，赵队长讲生产和运动，最后宣布封账，就是生产队、大队从1961年来所有账目、单据全都查封、完全冻结。赵队长后来说，这叫简单封账，其实是心理战，要想篡改早改了。实际上，封账时还是暴露了一些问题，账目都比较乱。

11月11-15日，全公社举行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干部会，所有干部全都出席，住在公社。这就隔绝了干部和家里的联系，拿我们队长的话来说就是“会内会外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在会内要解决干部大部分问题，为回来洗手洗澡作准备。所以这几天是整个四清成败的关键。

11日晚再次召集社员大会动员揭发问题。赵队长整整讲了三个钟头。第二天下雨，社员分组开了一天会，讨论非常热烈。由于干部远在几里地以外，都很敢说话。但是实际上没揭发出什么实质问题，有些也缺乏证据。

15日干部们回来了。据说交待得不好。到了11月底，就开始开“团结会”，先让没什么问题的干部，如妇女队长这样的下楼。因为这其中还夹杂一个抗旱问题，所以开会也时断时续。到了12月初，就开始正式安排干部下楼，共分三批。这其中还有一个揭发或交待出的问题的查证核实问题。另外还要对干部清工分，即统计他们不合理取得的工分予以扣除，俗称扒工分。实际上到12月底，大部分干部的问题解决了，但少数认为问题严重的“三类干部”一直拖到年后。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就是其一。他在以前给地主干活是个“打头的”，被视为地主的狗腿子，据说心眼较多，问题也多。但是后来调查，也没发现什么大的问题。这里的干部更换频繁，生产力低下，没什么可贪污的，顶多是多吃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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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11


工作队里成员来自不同单位，彼此不熟悉，当然有些距离。在我们组里，可能彼此都有些看法，但是大面上还过得去，相安无事。组长是个干部子女，有些老成，办事大体公平。这种局面维持到小关到来。

小关是北大学生，不是毕业班的，到这里参加四清的身份也不算正式队员。组里叫他管地富子女开会，似乎认为这个工作是最不重要的。我不知道他如何召集地富子女开会，讲了些什么。但是可以断定，他绝对不会训斥这帮孩子，因为他常常向我表示对他们的同情。

他虽然只比我们小几岁，但很不成熟，本身简直就是个孩子。也许和家庭教育有关，对社会上人际关系的一般规范不很了解，所以到了工作队以后，闹了一些笑话，当然他没有什么坏心，社员群众也对他没什么意见。他们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知道小关是个孩子，也不和他计较。

但是在工作队里不行。尤其是他和公社分团书记老王吵架之后。我不在吵架现场，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我感觉是小关不对，就是从年纪来说，也不应该对书记那样。我们这的人，上至工作队长，都对这位书记唯唯诺诺，没人敢和他顶嘴。但是我听过他在我们队给社员作的报告，干巴巴的，确实远不如赵队长生动。

还一次，小关大约听说了后十条这个文件现在不执行了，就想看看它里面说了什么。当时队部有各种文件，按说工作队员都有权利看。但是在那个年月里，大家都严格遵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这些规矩，绝对不做不适合自己身份的事。但是小关显然不知道这个，到队部要求看这个文件，被秘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件事被视为他不懂礼数、不知眉眼高低，不明白自己身份，于是在工作队里普遍遭到冷眼和鄙视。

再者，他来到以后，就对工作队每晚开会到一两点发出怨言，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其实他说的正是当时工作的弊病所在，就是繁琐哲学。但是他应该知道，凡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一开始必须尊重原有秩序，不要下车伊始就批评。就是批评，也要掂量一下你的份量。一句话，他完全不按规矩出牌，率性而为，被视为异类。

在我们组里除去副组长小席待人比较平和以外，其余几个人都或多或少对小关采取歧视的态度，予以讽刺、打击。我感觉这样不行，就给队长写了封信，说小关确有缺点，但是应采取团结的态度予以帮助。

过了些天，赵队长找我谈话，可能是他唯一的一次与我单独谈话。他说，我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准备在组织生活上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也提醒我，小关的问题与他人不同，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不像党团员那样世界观基本解决了。我听了队长的话只能唯唯，实际心里不服。我认为，小关就是幼稚、不成熟，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他在社员中的口碑也不坏。我在信中也说，真正出问题、给工作队捅娄子的，一般不是那种表面上调皮捣蛋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相信，有少数党团员，在宣誓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想的。但是对大多数而言，这不过是他们个人美好前程的敲门砖而已。

这件事可能使得领导对我很有看法，就是认为我“不依靠组织”，站在资产阶级思想一边。我事后反思，可能也有做得不妥的地方，就是先与组长交换看法可能更好一些。

四清以后的1966年夏天我曾到北大找过小关一次，以后多年不再联系。直到很多年以后，在一个街头集市上偶然遇到。他很高兴，但老毛病不改，第一句话就让我不受用：“你怎么这么老了？”我应邀到他家谈了一会。他说，他知道我在工作队保护了他。我说，我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怎能保护你？我是看他们欺负一个孩子心里有气！

小关毛病很多，但是在他身上有别人缺乏的东西，就是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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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农村四清运动12


到了年底，开始分配，首先是估产。这里的作物主要是玉米即棒子，也是社员的主要食物。玉米已经收割但未脱粒，栈在棒栈里。估产方法是测量棒栈的尺寸即容量，然后找出一个棒栈作样品对其中玉米脱粒称重，以算出总产量。这种方法当然不很准确，玉米风干前后重量差得很远，所以最后凑了个整数，就是当年春秋两季共收获粮食40万斤。从这产量估计，当年平均亩产为240多斤。这在当时北方也算是比较低的。但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瞒地。如果有产量还要低。听说当时农村瞒地还很普遍，领导的政策是不闻不问，还是很人性的，也因为这事很难追究，追究会惹出事来。

粮食分玉米、杂粮、小麦三类。种的稻子很少，归入杂粮。杂粮有高粱、豆类、谷类、白薯、稻子。在产量中的比例为：

玉米：284459.5斤，占71.11%

杂粮：73523.5斤，占18.39%

小麦：42017斤，占10.50%

在杂粮中，高粱和豆类各约为7%，谷类为3%，白薯（折合粮食）和稻子很少。

分配方案如下：

上交征购：105000斤，占26.25%

留种：29880斤，占7.47%

饲料：45000斤，占11.25%

机动：5000斤，占1.25%

储备：26760斤，占6.69%

集体借粮：8898斤，占2.22%

分配：169480斤，占42.37%

余粮：9982斤，占2.50%

其中留种应按8-10斤/亩计算。这里留的较多，是因为下一年要兴修水利，扩大小麦种植面积，所以小麦种留得多。饲料是按集体养大牲畜（马、骡）800斤，牛驴450斤，还有猪每天5-8两计算的。储备粮按每人60斤计算。

在讨论分配方案时，生产队干部竭力扩大分配比例，因为这是社员性命所系。但是，社队干部代表社员利益，竭力扩大分配比例的意愿，在当时被认作“资本主义倾向”而予以批判。

前些年，农业税取消了。如果在那时就取消农业税的话，农民的分配比例可以从42.37%提高到68.62%。这样一来，我想，农民的饭食就可以从稀到干，从基本吃不饱，到基本吃得饱。所以，这个农业税，对远未达到温饱的农民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以这样的巨大牺牲支持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

下面再说，这分配部分的粮食是如何在社员中分配的。将这部分粮食数量除以人口数，是平均吃粮数，为380斤左右。当然，这还是原粮。当时市里规定的粮食标准是320-420斤。所以这个数目还不算低，在这个队比去年高，但是许多人家扣除以前借的粮以后，剩下也不多了。

分配方法是这样：首先扣除基本口粮。按人口分等级，各等级定量：1-3岁，150斤；4-7岁，200斤，8-12岁，260斤；中学生，360斤；13岁以上，315斤。这里将所有人口分为三类：劳力、非劳力、中学生。分粮原则是“不劳动吃基本定量，中学生吃平均定量”，而扣除了基本口粮后的其余粮食只在劳动力中分配。

劳动力分配的多余粮食又分为两项。一项在劳动力中平均分配，另一项按工分分配。而两项的比例制订原则是，第一项要保证每个劳动力在每天一斤左右。按照这一原则，我们这个生产队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两者比例为25:75，一个是2:8。后来确定哪一方案不记得了。

工分的作用，除去确定粮食分配方案外，还可以分配钱，但数目不很多，比较多的家庭可分到80元左右。

之所以制订这样的政策，是为了鼓励社员参加劳动，体现“不劳动者不得食”原则。这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无法挣脱。你不能到城里去打工，因为不参加队里劳动，只吃那315斤原粮无法生活。城里也没人发你粮票。所以你生在那里，你这一辈子和地球打交道的命运就逃不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