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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事件”前后(上) + c/ J2 D% c+ k4 T$ \
――摘自《新太原50年纪事》第十七章0 T1 p: \1 E' |0 m: n
1 a' J% X( |) Q/ Y2 q% b 这是本人未出版书稿的篇章,特先发于本人博客,以飨读者。3 a8 J/ b7 r#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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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事件”是山西太原“文革”中一起很有影响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是山西“文革红人”在革委会名义下进行的武斗镇压事件。它的政治恶果要远远大于武斗事件本身。尽管已经过去整整40年,几乎已经被很多过来人淡忘了,但其历史的教训和启迪,却是不应该忘记的。* t) E, ]5 D8 `& c"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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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七月会议”后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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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是 一个决定山西“文革”走向的坐标。
" r( x" D1 t3 D; V 在中央文革大员康生、关锋等人的主持和指导下,为解决山西问题,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与会的有军委文革的杨成武、郑维山等,山西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省核心小组和革委会领导,以及省城太原四大群众组织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持续一个多月,康生、关锋等中央文革大员等人在会上按他们的既定的倾向和观点,多次随意点名加罪于山西的领导干部,还组织大批判活动。
: K9 r) s# D! r/ w! z( W4 u 据当年参加会议的杨保明回忆说,我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上,曾代表“红联站”做了一次两小时的发言,历数“红总站”对我“红联站”搞打砸抢的大量事实,以证明他们违背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没有执行毛主席归口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等最高指示。还特别指出,在山西,由于刘格平等人对群众组织不能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出现了很多怪现象,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执行中央政策精神的组织吃亏,而违背毛主席指示,违背中央有关政策,搞打砸抢的组织却大占便宜……然而我的发言,主持会议的康生等文革大员根本不当回事,还多次在会议上打断我的发言,催促我:“同志,再给你五分钟,请尽快结束你的发言!”
y) Y5 K3 m( o5 R “七月会议”,中央文革解决山西问题的方策,就是打着维护山西省革委会的旗号,维护以刘格平为首的帮派体系的权威,实际上是“四月会议”的继续,只不过是又发展了,更“左”了。1 U, F7 U* J' v0 |
对于刘格平在中央文革的庇护下,以“红人”自居,大搞帮派体系,纵容杨承孝、“红总站”等御用组织多次策划和挑动省城的武斗,大搞打砸抢的卑劣行径,康生等人没有一句批评的话,相反却宣扬只要所谓大方向正确(即“四一四”炮轰刘、陈、刘的方向),有点武斗没有什么了不起。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将山西的多名领导干部点名谩骂后,还歇斯底里地叫喊:“给我把混进红色政权的刘、陈、刘赶出会议室!”
L, F5 I; W% G7 H" t4 l* T 在康生等人授意下,经刘格平等人起草、中央文革审定后,形成了一个《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俗称“七月会议纪要”,由毛主席亲笔批示“照办”,中共中央以中发〔67〕263号文件下发贯彻执行。这个《纪要》的要点是:一、刘格平、袁振等人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张日清在被肯定了参加“一·一二夺权”支左成绩后,称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支左中同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在四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后,“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二、引发省城乱批乱斗领导干部的“四·一四”炮轰刘志兰的事件,被定性为“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还指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人的错误很大,会议完全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笔者按:一派造反派)对他们的批判和斗争。”三、对“兵团”、“红总站”、“太司”等宣布为“革命左派组织”,肯定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要坚决支持他们”;而对批判“四·一四事件”,维护省城稳定、谴责“红总站”武斗行为而积极进行宣传的学生组织“红联站”,则称其为“革命组织”(比上述三组织差一个等级),说他们在“四一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应由刘、陈、刘和张日清负责,强调对他们“要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等。四、解散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改组公检法队伍,清理乱抓乱放人的错误等(事后查明,山西成立“专委会”是得到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批示肯定和支持的,刘格平还出席了成立大会;而在“七月会议”上,关锋、刘格平却将此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反诬“专委会”是张日清背着刘格平、未请示中央文革擅自成立的,嫁祸于张一人)。
3 H5 V w" J# {' Z" B, h “七月会议纪要”,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文革对山西问题的正式表态,评判正误所依据的标准,就是对省革委会一把手刘格平的态度。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以人划线”的政治表态,不但没有解决山西省城的各种矛盾,反而在省城掀起上斗刘、陈、刘,下抓“小爬虫”的运动高潮。各级革委会成员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炮轰和批斗,还造成了省城各群众组织“重新站队”、群众斗群众的动乱局面。在全国其它一些地区动荡风波的影响下,省城的局势变得更加恶化(1)。 c& c0 p5 p% \0 Q7 G& B+ A1 n
当年“红联站”的一名骨干成员回忆说,本来,在“四·一四事件”上,我们是维护省城的团结和稳定,反对乱批乱斗、打倒一切,更反对一切形式的武斗行为。满以为在“七月会议”上,中央文革会考虑山西的实际情况,做出公正的表态,支持我们。然而,“七月会议纪要”给了我们一个晴天霹雳,我们“红联站”成了“犯错误”的组织,被迫重新站队;而那些搞打砸抢的倒成了“左派组织”,搞乱省城局势的 “四·一四事件”倒成了正确的大方向!这太不公正了,我们不服呀!可当时也只能违心地表态拥护“七月会议纪要”,含着眼泪刷出“打倒刘、陈、刘”的大标语。
: ?9 Q. Q3 w2 Q; T( w. t; a 在北京“七月会议”期间,武汉地区发生了“七·二○事件”(2),林彪之子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致使武汉和全国部分地区发生揪斗“军内走资派”的风潮。受这种风潮的影响,加上从电话上获悉了北京“七月会议”的动向,7月20日,省城一些造反派组织冲击省军区,贴出“打倒新军阀张日清”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围攻军区指战员。本来,毛泽东是不赞成完全打倒张日清的,对这面“支左红旗”还是要一看二帮,保一保的。因为这面“红旗”一倒,军队必乱,全国解放军“支左”大局肯定要受影响。然而,在北京的“七月会议”上,康生却操纵中央文革对张日清大加讨伐和批判,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后来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8月5日,“七月会议”结束。9日,康生就向张日清道歉,13日,张日清被周总理派飞机送回山西。
9 m5 I# R& r5 R; I" k! q, ` 8月初,刘格平从北京开会回来,带回一条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和六十九军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据说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做的指示,刘格平认为对巩固他的帮派体系很有利,于是带回山西后广为宣传。因毛主席的这条最新指示未在中央媒体上公开发表,省城不少人曾一度对其真伪产生质疑。( G D+ a- T" H2 }+ {
9 B. l J7 e0 Y8 L1 j ●武斗风潮威胁下的校园 * C9 C: G: i. T( Y
在太原市的解放路上,省革委会机关大院与本市第十中学仅有一街之隔。
. d" b( J2 M! P1 M. U* \" c 省革委会办公机关,又名督军府遗址,坐落在解放路以东,府东街口。这是自金代以来的王府圣地。清末,在武昌起义29天后,山西辛亥革命爆发。同盟会会员阎锡山顺应革命形势,参与义军一举攻占清王朝太原省府,后被推举为山西都督。1925年孙中山北上途经太原,对阎高度赞赏。袁世凯篡当民国大总统后,阎经过周旋,又被袁任命为山西都督。当时所在的办公地点,就在这里,至今正南门内,竖着一块省博物馆立的“督军府”的石碑。阎自辛亥革命当政以来,除日伪沦陷时期的八年外,阎锡山三十年统治山西期间大都在此办公。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这里又成为共产党山西省委和省人委的办公机关。“文革”中“一·一二夺权”后,原省委、省人委被夺权,这里便为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省革委会所占据。5 ~$ u& L0 K+ x1 D7 M! h: i" ]
半个世纪的沧桑风雨,朝代更替,这里可谓乱世英豪,胜者为王的领地。
! Q+ l- V+ o8 V9 A) U 省革委会西门对面的太原第十中学,这是解放后市里的一所重点中学。“文革”中,随着全国“红卫兵”运动兴起,十中几经争斗,学校中的造反组织“七一战斗队”成为校内的多数派,并夺权后成立了校革委会掌权执政。后来“七一”加入了“红联站”,受到进校“支左”的解放军某部的支持。后来,这里还成为“红联站”的“根据地”、站总部所在地。北京“七月会议”后,“红联站”因“站错队”,成为犯错误的“革命组织”,实际上已被刘格平、杨承孝内定为要摧垮的“新老保”。由杨承孝操纵的十三冶“决死纵队”等工人组织,或单独或在“红总站”各学校下属造反组织的配合下,对“红联站”各校下属组织进行了疯狂的打砸抢抄抓。霎时间,惨案迭起,血花翻飞……“红联站”各校一些下属组织相继被打垮、打散、驱逐出校门,部分组织经联络,纷纷牺身到本站一些多数派掌权、已经堡垒化的少数几个下属组织学校据点,十中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个。“七一”组织的外勤部为这些外校的患难战友提供一些教室作办公队部和宿舍,以供他们刻印传单和小报,书写大标语、大字报,在校外街头散发和张贴,以求风雨同舟,共同坚持战斗。
; p( v; z7 f2 I; f [9 c! x: c$ r “红联站”学生组织的危难处境,也受到了省城一些工人造反组织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省革委会一些“红人”、“左派”头头对“红联站”不给出路、不准革命,不断围剿打击,斩草除根的政策和野蛮行径,更激起他们极大的义愤。他们看不下眼去了,有的写大字报表示声援,有的干脆率部加入了“红联站”组织。如太原化工厂的工人造反派头头赵凤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率领手下一百多工人,退出“兵团”组织,加入了“红联站”的。太钢工人造反派头头李成义,也是在这种背景下,率领刚成立的“八·二二战团”加入了“红联站”组织。后来,他在“九·五事件”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事后,人们在他的住家整理遗物时,发现一封给外地妹妹写好未发出的信件,真实地反映了他率部加入“红联站”的动机:: X: n! ?+ L!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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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于)去年十月二十日杀出来,在社会上没有公开的站队;但因红联站下属组织都是造反派,所以有些观点倾向他们。从“四·一四”以来的斗争很激烈,七月份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把刘、陈、刘揪了出来,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红联站小将也认识到站错了队,在北京双方达成了协议。红联站小将回来反戈一击……这是革命的行动,我们革命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反戈。但红总站的一些组织不是这样做,而是对红联站狠抓一点。“四一四”错了,就实行武斗、酷劫和血洗,严重破坏了双方的协议。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太钢部分工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在八月二十二日,我们成立了八·二二战团。我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参加了红联站,我是发起人之一。红联站是个学生组织,现在才加入了一千余(工)人到红联站。……我相信,我们干得事业是正义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造反派的。我们已经下定了最大的决心,要和红联站小将同生死、共命运。1 s# p# K3 j2 Y,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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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工人在十中校门上贴上一副对联,横批为“小延安”,对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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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延安圣地造就革命人,8 A" ~, e/ l- K: V6 i. _' P
看如今十中七一红色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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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 }1 L9 Z" Z e3 }+ G 小延安”的说法,反映了“十中七一”成为太原市“红联站”学生组织“根据地”的情景。不仅各校一些“红联站”下属学生组织聚拢在这里,一些在“文革”运动中因出身不好受到单位和街道的白眼,或因父母亲成了“走资派”,在家中备受压抑的青年,也聚拢到这里,看大字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对省城“文革”的看法,尤其是发泄那些不满“文革红人”、造反“左派”行径的言论。素有同情弱者传统的很多市民也经常聚拢到这里来看大字报,发表同情“红联站”小将的言论,形成不约而同的一股社会势力,被人们称为“马路兵团”。在“九·五事件”以前,“马路兵团”曾配合“十中七一”学生,两次用砖头和石块打退前来围剿的“决死纵队”的专业武斗队。
5 \; g3 a- M& S$ c" ] 在省城日益恶化的形势下,一些工人组织和社会上的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红联站”和“十中七一”,并对此寄托希望,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久乱盼治的良好愿望。1 R, c. @* w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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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纪要”经广播和传单在社会上公布宣传后,原省革委会中的要人张日清被“靠边站”,停职反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三人在报纸上被公开定性为“刘、陈、刘反党集团”,时常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后来也相继被投入“军管所”监狱。刘格平除掉政敌,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其帮派势力。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并不表明他刘某人有多大的能耐,只因他参与制造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成为江青、康生的“红人”,有了强硬的后台。他的崛起和地位巩固,恰为当时批刘、邓政治斗争大局的需要。为了这个“大局”,中央文革坚决扶植刘氏独立王国,搞垮刘、陈、刘等敌对势力,也借此警告“支左红旗”张日清:可别干扰伟大领袖和第一夫人的战略大局,否则……
4 a! Q* _$ i6 _1 T* S 这年7至9月,毛主席视察了华北、华中等一些地区,召见各地省军级负责人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其中对“乱”的问题表态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年初那个“祝全国内战”的祝酒词最好的注解。在老人家看来,这场“文革”为改朝换代,付出点代价是正常的,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今天看来,毛泽东太自负了。历史证明,这场错误发动的“革命”,没有任何发动的社会基础和进步意义,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大乱”后达到“大治”,反而让林彪、江青一伙乱臣贼子乘机利用,陷害了很多无辜的好人。 u& _ y6 t& E5 G! k# K! D
江青也在7月22日河南的一次讲话中,鼓吹“文攻武卫”,煽动造反派组织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文攻武卫》的文章,致使全国的武斗急剧升级……3 Y. Y( s, K, D0 r" ^0 k
这一来,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更加有恃无恐,一些当初对打砸抢还畏畏缩缩的群众组织也壮起胆来拼杀,致使全国不少地区武斗弥漫、血案成灾……
( v) a; N- ~! P( a! j 8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发表了由江青同意,关锋主持起草,王力审定,陈伯达签发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荒谬口号,为全国各地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推波助澜。山西省军区第二天便有人贴出内部“造反声明”的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军区走资派张日清”。他们很快就得到社会上造反组织的声援和支持,省城由此发生了造反组织再次冲击省军区、抢所谓“黑材料”的事件,还抄了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的家。14日,省城造反派组成的“揪军内走资派联络站”批斗了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张日清,还绑架了负责山西工交系统生产的省军区副司令员赵冠英,非法扣押达56天。后来,毛主席及时发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在《红旗》杂志上批示:“还我长城”,指出:“红旗杂志的社论是大毒草”,并要追查责任人。江青、康生等慌了手脚,为了推卸罪责,被迫“丢卒保车”,“踢”出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当“替罪羊”;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先后逮捕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中央军委下达“军区不能搞‘四大’,解散军区的造反组织”的命令后,省城揪斗军内走资派的邪风才被刹住。; u1 E, i; t+ H! _. \! M- b
由于“七月会议纪要”中把省城的群众组织分为“革命左派组织”与“革命组织”两个等级。所谓“革命组织”是因犯了错误,实际上等同于“保守组织”。这一来,一个重新划线、“重新站队”风潮刮起。如果“红联站”不能公开贴大字报“检讨错误”,或下属成员退出组织,加入“红总站”一边,那么,都可以视为“坚持错误”,采取打砸枪的“革命行动”将其摧垮,就是天经地义的,而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R0 W- r1 A5 S) D* |& [# B
如果说,“七月会议”以前的“派仗”还仅限于口诛笔伐的文斗及小规模徒手武斗的话,那么“七月会议”后的“派仗”,则升级为持有铁矛等器械的武斗。一些经过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武斗事件在省城太原频频发生,规模也越来越大。% F& c+ B+ ^3 L* Z- I/ _
“九·五事件”,是发生在省城太原的一起很有影响的大规模打砸抢事件,也是以刘格平等以省革委会名义对反对派学生组织的一次镇压事件。要说清这件事件经过,不能不提到前面有关章节中多次介绍过、曾参加过省城“一·一二夺权”,热衷于打砸抢的造反司令杨承孝。5 W1 o! A" z- O6 H6 N- l; ?
杨承孝是东北辽宁鞍山籍人。1964年随鞍钢赴并的冶金建设队伍来到太原。
R7 E$ D/ X& Q9 }1 J8 N 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往往也与城市移民相联系。以太原都市为例,1949年4月24日解放时,全市仅有市民15万人左右;而到1950年底,市民猛增到25万余人(市公安局户籍统计),新移民达10多万人。随着20世纪50年代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太原外来人口逐年增加,一些素有游牧民族习俗的东北人、南方人,他们的狂野文化传统往往与晋民守旧的文化传统发生碰撞,如果这种碰撞在太平盛世中犹如静湖涟漪不起眼的话,那么在浩劫动乱时期就会变成波涛巨浪,足以搅局。
6 E* |, L" U: N* \" {. D 杨承孝当初的“造反”、参加“一·一二夺权”,就是靠打砸抢起家的。他所率领的“决死纵队”,其骨干(后编为决死三团)人员,也大都是和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一同从鞍钢来的东北工人。他们冒险鲁莽的特性,也给省城带来不安定的因素。自从杨承孝当了省革委“首席常委”后,更是得志猖狂,不可一世。他在刘格平等人的支持下,曾将未参加省城夺权,或对其夺权有过异议,在基层进行过反夺权的群众组织一律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不服从者,则调动所掌控的御林军--“决死纵队”将其摧垮。
" Q) E2 [* a) ^8 C" j 桀骜不驯的省城社会性“红卫兵”组织,成为杨承孝棍棒下最早的牺牲品。
* q- z0 q" |. p6 r; a" _ 1967年3月底的夜晚,“决死纵队”出动大批人马,除“山西东方红兵团红卫兵”(3)外,几乎将太原市社会性的“红卫兵”组织全部打砸抢摧垮。当时主要砸的是“北纠”、“南纠”和“天纠”。“北纠”,“南纠”分别为“红卫兵北城区纠察队”、“红卫兵南城区纠察队”,两组织主要成分是以军干子弟为主。“太原市红卫兵总部”,主要成分是以省市各级地方干部子弟为主。自从他们于1966年8月砸了解放路天主教堂并进驻后,市民习惯称他们为“天纠”。“南纠”、“北纠”和“天纠”三组织在“文革”初期各自为政,谁也不尿谁,形成太原市三股“红卫兵”纠察势力。因三组织内闹内讧,争夺属地和“红卫兵”的领导权,未参加省城的“一·一二夺权”,加上来自北京的大气候(4),“南纠”、“北纠”很快即被省革委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被勒令解散或被杨承孝的“老决”砸跨。“天纠”的全称虽无“纠察队”的字样,不便定罪取缔,但也在杨承孝的重点打击之列。其原因有二,一、杨承孝自当了省革委会首席常委后,为了调兵方便,欲把“决死纵队”总部从城北的迎新街迁到市内,天主教堂是他看好的一个地方;二、“天纠”曾在这里搞过“战果展览”, 教堂内的一些财宝,如金条、首饰、珠宝、银元等物品,曾让参观的太原市民开了眼界。财宝展品势必要留人看守,后来这里干脆就成为“天纠”的总部,其财富也令杨承孝十分眼馋。抢占这块宝地,势在必行。+ P' t6 t f& l, @. a: D
当杨承孝率“决死纵队”一举砸垮了太原“天纠”这一全市最大、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后,也将金银珠宝等展品尽收囊中。同时,“决死纵队”总部进驻了天主教堂,把这一昔日的宗教圣地变成了他们渗透太原城内的一个重要据点(俗称“前沿指挥部”),一直占据到“文革”中期。& ?. o: A/ l. a' }* r" h5 A9 e
砸垮太原社会性的红卫兵组织,杨承孝初尝到打砸抢的甜头。北京“四月会议”后,在刘格平首先摧垮对立派组织--“红联站”的内定政策下,杨承孝率领“决死纵队”为主力的“红总站”大开杀戒,策动了对其下属组织的一系列武斗事件。
& c+ n- Y3 Y7 d# n 6月20日晚间,以“决死纵队”为主体的“红总站”组织打砸抢了“红联站”下属组织省党校“东方红”,打伤多人,损毁抢走很多国家财产。
# `9 Y# h- a6 M% ]' A: h5 i8 \ 6月21日,“决死纵队”等造反派组织打砸抢了省会计学校“红联站”下属组织“井冈山”,打伤多人,其中将五名学生强行用装进麻袋抓走。0 u: c9 |, r9 {! @, Y3 `
7月21日,在杨承孝的指使下,“决死纵队”等攻打山西大学,将“红联站”下属的“山大八·八”组织的上千名师生围在楼内,停水、停电、停炊,100余人被打伤,试验室价值8万多元的物资器材被抢走、损坏。
/ u3 O5 O; V$ ^, z. k 8月3日,十五中红旗被赶出校门;8月10日,山农火炬被烧光;8月30日,山医红革联被血洗;9月1日,太工红旗被抢劫;9月4日,财院东方红被洗劫……至此,“红联站”已有十多个下属组织被砸,平均每天发生一次。工人被赶出了工厂,学生被赶上街头…… " Y3 Z% j+ _4 r' U; ]5 w9 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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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红总站”在对“红联站”下属学生组织的武斗好比狼吃小羊,战无不胜的话,那么在对太原重机厂的“东野”工人组织的武斗中,他们则遇到了强硬的对手,吃了大亏,起因是东野有个200余人的九九支队,确实厉害。
; s" B7 P, K" Z. D. k& e% m1 }, X9 i 太原重机厂全称为太原重型机器厂,是国家在“一五”时期,在苏联专家援建下的全国第一个重型机器厂。 1965年,原属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麾下的一支侦察兵部队集体复员转业到该厂,约有200余人,随同他们转业的还有一名部队首长××。这批复转军人大都是广东人,其中不少人还是1964年全军大比武中的尖子,传说他们擒拿格斗、飞檐走壁,武艺非同一般。他们初到新的单位,不少人对分配的工种不满意,不习惯北方生活,在住房、找配偶等问题上遇到不少困难,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文革”动乱,××和该厂其他当权派一样受到冲击,被“靠边站”;为保老首长,他们成立了组织,因是1966年9月9日成立,遂取名为“九九支队”。后来他们挂靠至本厂观点相近的工人组织“东野”组织麾下。这是一支性格倔强的团体,为保老首长,他们不怕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但他们又是听从党中央号令、有严密组织纪律的队伍,在省城造反、夺权和派仗的风潮中,他们始终坚持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不参加社会上任何跨行业的造反组织,不到外单位去搞武斗。然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你不去惹事,不等于别人不找你的麻烦。后来,该厂掌权的对立派组织“红旗”对他们“东野”、“卫东彪”等所谓“老保”经常文攻谩骂、停发工资,停水停电等,还风传要对他们打砸抢。为了应负日益严重的局面和威胁,“九九支队”每人配发了一些打制的铁矛、柳条帽等武器装备,将多年部队摸爬滚打中的武艺稍加改进,经常组织技战术训练,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应付袭来的不测。) m/ S/ D. D9 f0 u3 ~# F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连他们也不曾料到,在日后的“七·二六事件”中,他们对来犯的3万名里应外合的造反组织自卫反击,一举打出了威名。+ |- N) v( `( p7 a3 n; \
1967年7月26日,“红总站”纠集下属组织3万余人,拟要“砸跨重机厂老保”组织,还要将被中央定为“坏人”的××抓到北京接受审查,某航校接人的飞机都在太重厂降落了。为了保卫老首长,东野等组织很快即扣留和控制了降落的飞机,同时,在太重职工学校据点的“九九支队”,站在操场上,面对前来武斗的造反派组织列队迎战。那阵势,真有点像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场。0 j9 H7 {$ [- \8 i u
“红总站”组织黑压压一大片,把东野和“九九支队”围了个严严实实。他们自认为是打架的好手,除少数人持有棍棒,多数人是赤手空拳,本想仗着人多势众,一举砸扁对方。况且,他们以往的武斗中,从来都是以多打少、所向披靡的。可这一次,他们显然低估了对手。对方个子不高,可挺有块头,个个头戴柳条帽,手持铁矛,已经摆好了仨一群、五一伙儿、背靠背的阵势。这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对手,从未见过的阵势和场面。但见“九九支队”勇士将手中的铁矛连抡带戳,个个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不一会儿,那些吼叫着最先冲杀过去的人一个个七窍流血,惨叫着倒在地上;而那些后冲上去的人员一下傻眼了,也顾不得救护死伤的弟兄们了,一个个扭头夺路奔逃。事后,当讲述起“七·二六事件”,一个参战的攻方人员还心有余悸地向人描述说:“东野的九九支队好厉害,你还不知道咋回事,他们就把你撂倒了,丈把高的院墙,他们一手拿长矛,一手扶墙,“嗖”地一下就越过去了。你空手跑还没人家拿家伙跑的速度快,没办法,我们只得往附近的高粱地里窜……”
" N7 e* a, \" s9 } W9 ^* v1 f# @ “九九支队”武卫结果,是省城人们谁不想看到的悲剧,攻方死亡十余人,伤百余人;这场武斗的结果是太重东野、卫东彪等组织以弱胜强,顽强保卫了自己的阵地。% ?. e- m s z3 n4 I
“七·二六事件”的结局,很快便上报至省革委会。刘格平大为震惊。第二天,他们便利用所掌控的报社媒体大权,掩盖“七·二六事件”的真相,以《坚决支持太重红旗》为主题,大造舆论,为“红总站”进一步报复打气助威。“七·二六”一战,不少“红总站”的武斗人员都已胆怯,不想再打了。可杨承孝等人却并不甘心,决意要再去报复雪耻。他们也总结了失利的教训,本来人多势众之所以吃亏,是因为武器不行。于是,杨承孝指令“红总站”下属组织,效仿“九九支队”,招募复转军人,组织专业武斗队。他们连夜打造铁矛、搜罗柳条帽等武器装备,有条件的还准备了枪支。 8月26日,在刘格平、杨承孝的精心策划下,“红总站”纠合下属组织十几万人马,在太重“红旗”的内应下,拟向对立派组织实施更大规模的打砸抢武斗行动,然而这次他们却扑空了。由于对立派组织闻讯后提前撤离,没有酿成大祸。
7 v' O+ b- N! i: y ` 原来,东野和“九九支队”大都撤至社会主义学院大院的“永红总司令部”的“保护伞”下。“东野”等早有准备。为了在省城的强权、强势讨伐下在夹缝中求生,他们与省城著名的“左派”“永红总司令部”达成默契,并加入了该组织。而“九九支队”为了避免被出卖的可能,则乘火车去了南京找到许世友司令员“避难”,重新入伍,直到两年后才重返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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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 }( ?# |) Y' i+ V8 D" ?& |3 P 自太原重机厂两次武斗以后,省城“红总站”发动的武斗开始全面升级,不仅每次规模至少都在万人以上,而且由铁矛代替了原先的手脚并用和木质棍棒。
P$ u2 ^' N/ \1 W 8月9日,杨承孝在刘格平的指使下,出动大批车辆和人马,洗劫了平遥对立派组织,酿成震惊全省的“平遥事件”。不久,杨承孝坐镇太原,指使“决死纵队”3000人马,在返回太原途中,杀进太谷县山西农学院,将“红联站”下属组织“火炬”战斗队的200余名学生围困在楼内。先是用消防车喷撒石灰水进行“水攻”,后用在汽油加“六六”粉喷烧大楼进行“火攻”。在烧楼的滚滚浓烟里,一批又一批武斗队员呼啸着压了上去,拳头棍棒之下血肉横飞,揪魂撕魄的惨叫声响彻校园,打伤学生200多人,其中4人终身致残,抢走损坏国家财产价值达70多万元……
4 W7 q, X9 s3 ^( F; z- ? 经过平遥、太谷的武斗“练兵”,杨承孝认为,“决死纵队”打出了“威风”。后来,他们不顾社会上人民群众将他们称之为“决匪”的谴责和赌咒声,又调集人马,开动数十辆大卡车,于7月23日和9月2日两次攻击十中的“红联站十中七一”学生组织,决心拔掉这颗“眼中钉”。但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马路兵团”援助“十中七一”,“决匪”两次还未接近校门,便遭到雨点般砖瓦石块的打击,被迫仓皇撤退。
: K {2 }" a( F- k' F+ v- C7 F/ d 自8月下旬以来,“十中的要遭决匪报复”的传闻越来越邪乎了,被十中释放的“红总站”的工人“俘虏”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2 G, p) ]! ?2 S! F/ }& K3 R5 k
其实,面对日益严重的武斗来犯的威胁,“十中七一”接受了血的教训,他们不得不有所防备,将组织管理军事化,校舍机构堡垒化。楼门口、楼梯入口处,均用砖和钢筋混凝土砌起来,只留一道小铁门。没有“七一”总部发放的特别通行证,谁也无法进入。在楼内,学生们备了一些砖石和钢筋条,还从太原制药厂搞来一些瓶装化工产品--溴水,作为战时的自卫武器。
- X6 F: {9 G. D* N: ~$ y 事实证明,采取这些措施后,学生不仅晚间工作、睡觉相对安全,在“九· 五事件”中也给攻楼的“决死纵队”等工人组织造成很大障碍。(未完待续)〔未版先睹〕“九·五事件”前后(上)8 U( K) u V' x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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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r5 ]% Q# w9 c0 ^ (1)1981年12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复,山西省委撤销了这个乱晋害民的〔67〕263号文件,对于当时会议上和《纪要》里强加给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人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恢复其名誉;因《纪要》下达后受到株连和批斗的军地干部和群众也一律恢复名誉。( @2 P3 v8 v9 e
(2)1967年7月20日发生在武汉的事件。因武汉的“三新”等造反派打砸抢,与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发生冲突,中央文革派王力前去处理问题,也遭“百万雄师”群众的围攻。后王力被解放军救出。在“四人帮”的作梗下,武汉军区领导被打成“军内走资派”,“百万雄师”被打成“反动组织”,在媒体上广为声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七·二○事件”中的受害干部和群众组织全部予以平反。
9 e$ W/ N' K. P (3)该组织以十一中和团校的红卫兵为主体逐渐而成,总部位于省团校,是在“一·一二夺权”后,在“总指挥部”授意下成立的全省性的红卫兵组织。该组织中十三冶单位的子弟较多,与“决死纵队”关系密切。杨承孝本想保留“东方红”这一组织,成为其控制下的省城学校学生组织。但因后来根据上级精神,该组织下属分支组织返校实行军训、复课闹革命,全组织遂解体。3 {" w) ]/ \5 n4 b% D: A
(4)北京红卫兵城区纠察队,原是为纠正“红卫兵”中的不法行为而成立的。后来,其私设公堂、随意打人骂人的行为又有发展,曾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波及全国各地也上行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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