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峰：太原“九·五事件”前后（1-3）

reading

“九·五事件”前后（上）
――摘自《新太原50年纪事》第十七章

这是本人未出版书稿的篇章，特先发于本人博客，以飨读者。



“九·五事件”是山西太原“文革”中一起很有影响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是山西“文革红人”在革委会名义下进行的武斗镇压事件。它的政治恶果要远远大于武斗事件本身。尽管已经过去整整40年，几乎已经被很多过来人淡忘了，但其历史的教训和启迪，却是不应该忘记的。

●省城“七月会议”后的动荡

1967年7月，是 一个决定山西“文革”走向的坐标。
在中央文革大员康生、关锋等人的主持和指导下，为解决山西问题，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与会的有军委文革的杨成武、郑维山等，山西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省核心小组和革委会领导，以及省城太原四大群众组织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持续一个多月，康生、关锋等中央文革大员等人在会上按他们的既定的倾向和观点，多次随意点名加罪于山西的领导干部，还组织大批判活动。
据当年参加会议的杨保明回忆说，我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上，曾代表“红联站”做了一次两小时的发言，历数“红总站”对我“红联站”搞打砸抢的大量事实，以证明他们违背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没有执行毛主席归口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等最高指示。还特别指出，在山西，由于刘格平等人对群众组织不能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出现了很多怪现象，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执行中央政策精神的组织吃亏，而违背毛主席指示，违背中央有关政策，搞打砸抢的组织却大占便宜……然而我的发言，主持会议的康生等文革大员根本不当回事，还多次在会议上打断我的发言，催促我：“同志，再给你五分钟，请尽快结束你的发言！”
“七月会议”，中央文革解决山西问题的方策，就是打着维护山西省革委会的旗号，维护以刘格平为首的帮派体系的权威，实际上是“四月会议”的继续，只不过是又发展了，更“左”了。
对于刘格平在中央文革的庇护下，以“红人”自居，大搞帮派体系，纵容杨承孝、“红总站”等御用组织多次策划和挑动省城的武斗，大搞打砸抢的卑劣行径，康生等人没有一句批评的话，相反却宣扬只要所谓大方向正确（即“四一四”炮轰刘、陈、刘的方向），有点武斗没有什么了不起。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将山西的多名领导干部点名谩骂后，还歇斯底里地叫喊：“给我把混进红色政权的刘、陈、刘赶出会议室！”
在康生等人授意下，经刘格平等人起草、中央文革审定后，形成了一个《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俗称“七月会议纪要”，由毛主席亲笔批示“照办”，中共中央以中发〔67〕263号文件下发贯彻执行。这个《纪要》的要点是：一、刘格平、袁振等人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张日清在被肯定了参加“一·一二夺权”支左成绩后，称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支左中同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在四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后，“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二、引发省城乱批乱斗领导干部的“四·一四”炮轰刘志兰的事件，被定性为“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还指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人的错误很大，会议完全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笔者按：一派造反派）对他们的批判和斗争。”三、对“兵团”、“红总站”、“太司”等宣布为“革命左派组织”，肯定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要坚决支持他们”；而对批判“四·一四事件”，维护省城稳定、谴责“红总站”武斗行为而积极进行宣传的学生组织“红联站”，则称其为“革命组织”（比上述三组织差一个等级），说他们在“四一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应由刘、陈、刘和张日清负责，强调对他们“要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等。四、解散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改组公检法队伍，清理乱抓乱放人的错误等（事后查明，山西成立“专委会”是得到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批示肯定和支持的，刘格平还出席了成立大会；而在“七月会议”上，关锋、刘格平却将此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反诬“专委会”是张日清背着刘格平、未请示中央文革擅自成立的，嫁祸于张一人）。
“七月会议纪要”，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文革对山西问题的正式表态，评判正误所依据的标准，就是对省革委会一把手刘格平的态度。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以人划线”的政治表态，不但没有解决山西省城的各种矛盾，反而在省城掀起上斗刘、陈、刘，下抓“小爬虫”的运动高潮。各级革委会成员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炮轰和批斗，还造成了省城各群众组织“重新站队”、群众斗群众的动乱局面。在全国其它一些地区动荡风波的影响下，省城的局势变得更加恶化（1）。
当年“红联站”的一名骨干成员回忆说，本来，在“四·一四事件”上，我们是维护省城的团结和稳定，反对乱批乱斗、打倒一切，更反对一切形式的武斗行为。满以为在“七月会议”上，中央文革会考虑山西的实际情况，做出公正的表态，支持我们。然而，“七月会议纪要”给了我们一个晴天霹雳，我们“红联站”成了“犯错误”的组织，被迫重新站队；而那些搞打砸抢的倒成了“左派组织”，搞乱省城局势的“四·一四事件”倒成了正确的大方向！这太不公正了，我们不服呀！可当时也只能违心地表态拥护“七月会议纪要”，含着眼泪刷出“打倒刘、陈、刘”的大标语。
在北京“七月会议”期间，武汉地区发生了“七·二○事件”（2），林彪之子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致使武汉和全国部分地区发生揪斗“军内走资派”的风潮。受这种风潮的影响，加上从电话上获悉了北京“七月会议”的动向，7月20日，省城一些造反派组织冲击省军区，贴出“打倒新军阀张日清”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围攻军区指战员。本来，毛泽东是不赞成完全打倒张日清的，对这面“支左红旗”还是要一看二帮，保一保的。因为这面“红旗”一倒，军队必乱，全国解放军“支左”大局肯定要受影响。然而，在北京的“七月会议”上，康生却操纵中央文革对张日清大加讨伐和批判，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后来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8月5日，“七月会议”结束。9日，康生就向张日清道歉，13日，张日清被周总理派飞机送回山西。
8月初，刘格平从北京开会回来，带回一条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和六十九军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据说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做的指示，刘格平认为对巩固他的帮派体系很有利，于是带回山西后广为宣传。因毛主席的这条最新指示未在中央媒体上公开发表，省城不少人曾一度对其真伪产生质疑。

●武斗风潮威胁下的校园
在太原市的解放路上，省革委会机关大院与本市第十中学仅有一街之隔。
省革委会办公机关，又名督军府遗址，坐落在解放路以东，府东街口。这是自金代以来的王府圣地。清末，在武昌起义29天后，山西辛亥革命爆发。同盟会会员阎锡山顺应革命形势，参与义军一举攻占清王朝太原省府，后被推举为山西都督。1925年孙中山北上途经太原，对阎高度赞赏。袁世凯篡当民国大总统后，阎经过周旋，又被袁任命为山西都督。当时所在的办公地点，就在这里，至今正南门内，竖着一块省博物馆立的“督军府”的石碑。阎自辛亥革命当政以来，除日伪沦陷时期的八年外，阎锡山三十年统治山西期间大都在此办公。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这里又成为共产党山西省委和省人委的办公机关。“文革”中“一·一二夺权”后，原省委、省人委被夺权，这里便为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省革委会所占据。
半个世纪的沧桑风雨，朝代更替，这里可谓乱世英豪，胜者为王的领地。
省革委会西门对面的太原第十中学，这是解放后市里的一所重点中学。“文革”中，随着全国“红卫兵”运动兴起，十中几经争斗，学校中的造反组织“七一战斗队”成为校内的多数派，并夺权后成立了校革委会掌权执政。后来“七一”加入了“红联站”，受到进校“支左”的解放军某部的支持。后来，这里还成为“红联站”的“根据地”、站总部所在地。北京“七月会议”后，“红联站”因“站错队”，成为犯错误的“革命组织”，实际上已被刘格平、杨承孝内定为要摧垮的“新老保”。由杨承孝操纵的十三冶“决死纵队”等工人组织，或单独或在“红总站”各学校下属造反组织的配合下，对“红联站”各校下属组织进行了疯狂的打砸抢抄抓。霎时间，惨案迭起，血花翻飞……“红联站”各校一些下属组织相继被打垮、打散、驱逐出校门，部分组织经联络，纷纷牺身到本站一些多数派掌权、已经堡垒化的少数几个下属组织学校据点，十中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个。“七一”组织的外勤部为这些外校的患难战友提供一些教室作办公队部和宿舍，以供他们刻印传单和小报，书写大标语、大字报，在校外街头散发和张贴，以求风雨同舟，共同坚持战斗。
“红联站”学生组织的危难处境，也受到了省城一些工人造反组织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省革委会一些“红人”、“左派”头头对“红联站”不给出路、不准革命，不断围剿打击，斩草除根的政策和野蛮行径，更激起他们极大的义愤。他们看不下眼去了，有的写大字报表示声援，有的干脆率部加入了“红联站”组织。如太原化工厂的工人造反派头头赵凤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率领手下一百多工人，退出“兵团”组织，加入了“红联站”的。太钢工人造反派头头李成义，也是在这种背景下，率领刚成立的“八·二二战团”加入了“红联站”组织。后来，他在“九·五事件”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事后，人们在他的住家整理遗物时，发现一封给外地妹妹写好未发出的信件，真实地反映了他率部加入“红联站”的动机：

我太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于）去年十月二十日杀出来，在社会上没有公开的站队；但因红联站下属组织都是造反派，所以有些观点倾向他们。从“四·一四”以来的斗争很激烈，七月份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把刘、陈、刘揪了出来，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红联站小将也认识到站错了队，在北京双方达成了协议。红联站小将回来反戈一击……这是革命的行动，我们革命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反戈。但红总站的一些组织不是这样做，而是对红联站狠抓一点。“四一四”错了，就实行武斗、酷劫和血洗，严重破坏了双方的协议。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太钢部分工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在八月二十二日，我们成立了八·二二战团。我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参加了红联站，我是发起人之一。红联站是个学生组织，现在才加入了一千余（工）人到红联站。……我相信，我们干得事业是正义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造反派的。我们已经下定了最大的决心，要和红联站小将同生死、共命运。

有个工人在十中校门上贴上一副对联，横批为“小延安”，对联为：

想当年延安圣地造就革命人，
看如今十中七一红色根据地。

小延安”的说法，反映了“十中七一”成为太原市“红联站”学生组织“根据地”的情景。不仅各校一些“红联站”下属学生组织聚拢在这里，一些在“文革”运动中因出身不好受到单位和街道的白眼，或因父母亲成了“走资派”，在家中备受压抑的青年，也聚拢到这里，看大字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对省城“文革”的看法，尤其是发泄那些不满“文革红人”、造反“左派”行径的言论。素有同情弱者传统的很多市民也经常聚拢到这里来看大字报，发表同情“红联站”小将的言论，形成不约而同的一股社会势力，被人们称为“马路兵团”。在“九·五事件”以前，“马路兵团”曾配合“十中七一”学生，两次用砖头和石块打退前来围剿的“决死纵队”的专业武斗队。
在省城日益恶化的形势下，一些工人组织和社会上的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红联站”和“十中七一”，并对此寄托希望，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久乱盼治的良好愿望。

中央文革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纪要”经广播和传单在社会上公布宣传后，原省革委会中的要人张日清被“靠边站”，停职反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三人在报纸上被公开定性为“刘、陈、刘反党集团”，时常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后来也相继被投入“军管所”监狱。刘格平除掉政敌，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其帮派势力。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并不表明他刘某人有多大的能耐，只因他参与制造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成为江青、康生的“红人”，有了强硬的后台。他的崛起和地位巩固，恰为当时批刘、邓政治斗争大局的需要。为了这个“大局”，中央文革坚决扶植刘氏独立王国，搞垮刘、陈、刘等敌对势力，也借此警告“支左红旗”张日清：可别干扰伟大领袖和第一夫人的战略大局，否则……
这年7至9月，毛主席视察了华北、华中等一些地区，召见各地省军级负责人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其中对“乱”的问题表态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年初那个“祝全国内战”的祝酒词最好的注解。在老人家看来，这场“文革”为改朝换代，付出点代价是正常的，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今天看来，毛泽东太自负了。历史证明，这场错误发动的“革命”，没有任何发动的社会基础和进步意义，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大乱”后达到“大治”，反而让林彪、江青一伙乱臣贼子乘机利用，陷害了很多无辜的好人。
江青也在７月22日河南的一次讲话中，鼓吹“文攻武卫”，煽动造反派组织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文攻武卫》的文章，致使全国的武斗急剧升级……
这一来，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更加有恃无恐，一些当初对打砸抢还畏畏缩缩的群众组织也壮起胆来拼杀，致使全国不少地区武斗弥漫、血案成灾……
8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发表了由江青同意，关锋主持起草，王力审定，陈伯达签发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荒谬口号，为全国各地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推波助澜。山西省军区第二天便有人贴出内部“造反声明”的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军区走资派张日清”。他们很快就得到社会上造反组织的声援和支持，省城由此发生了造反组织再次冲击省军区、抢所谓“黑材料”的事件，还抄了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的家。14日，省城造反派组成的“揪军内走资派联络站”批斗了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张日清，还绑架了负责山西工交系统生产的省军区副司令员赵冠英，非法扣押达56天。后来，毛主席及时发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在《红旗》杂志上批示：“还我长城”，指出：“红旗杂志的社论是大毒草”，并要追查责任人。江青、康生等慌了手脚，为了推卸罪责，被迫“丢卒保车”，“踢”出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当“替罪羊”；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先后逮捕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中央军委下达“军区不能搞‘四大’，解散军区的造反组织”的命令后，省城揪斗军内走资派的邪风才被刹住。
由于“七月会议纪要”中把省城的群众组织分为“革命左派组织”与“革命组织”两个等级。所谓“革命组织”是因犯了错误，实际上等同于“保守组织”。这一来，一个重新划线、“重新站队”风潮刮起。如果“红联站”不能公开贴大字报“检讨错误”，或下属成员退出组织，加入“红总站”一边，那么，都可以视为“坚持错误”，采取打砸枪的“革命行动”将其摧垮，就是天经地义的，而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如果说，“七月会议”以前的“派仗”还仅限于口诛笔伐的文斗及小规模徒手武斗的话，那么“七月会议”后的“派仗”，则升级为持有铁矛等器械的武斗。一些经过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武斗事件在省城太原频频发生，规模也越来越大。
“九·五事件”，是发生在省城太原的一起很有影响的大规模打砸抢事件，也是以刘格平等以省革委会名义对反对派学生组织的一次镇压事件。要说清这件事件经过，不能不提到前面有关章节中多次介绍过、曾参加过省城“一·一二夺权”，热衷于打砸抢的造反司令杨承孝。
杨承孝是东北辽宁鞍山籍人。1964年随鞍钢赴并的冶金建设队伍来到太原。
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往往也与城市移民相联系。以太原都市为例，1949年4月24日解放时，全市仅有市民15万人左右；而到1950年底，市民猛增到25万余人（市公安局户籍统计），新移民达10多万人。随着20世纪50年代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太原外来人口逐年增加，一些素有游牧民族习俗的东北人、南方人，他们的狂野文化传统往往与晋民守旧的文化传统发生碰撞，如果这种碰撞在太平盛世中犹如静湖涟漪不起眼的话，那么在浩劫动乱时期就会变成波涛巨浪，足以搅局。
杨承孝当初的“造反”、参加“一·一二夺权”，就是靠打砸抢起家的。他所率领的“决死纵队”，其骨干（后编为决死三团）人员，也大都是和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一同从鞍钢来的东北工人。他们冒险鲁莽的特性，也给省城带来不安定的因素。自从杨承孝当了省革委“首席常委”后，更是得志猖狂，不可一世。他在刘格平等人的支持下，曾将未参加省城夺权，或对其夺权有过异议，在基层进行过反夺权的群众组织一律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不服从者，则调动所掌控的御林军－－“决死纵队”将其摧垮。
桀骜不驯的省城社会性“红卫兵”组织，成为杨承孝棍棒下最早的牺牲品。
1967年3月底的夜晚，“决死纵队”出动大批人马，除“山西东方红兵团红卫兵”（3）外，几乎将太原市社会性的“红卫兵”组织全部打砸抢摧垮。当时主要砸的是“北纠”、“南纠”和“天纠”。“北纠”，“南纠”分别为“红卫兵北城区纠察队”、“红卫兵南城区纠察队”，两组织主要成分是以军干子弟为主。“太原市红卫兵总部”，主要成分是以省市各级地方干部子弟为主。自从他们于1966年8月砸了解放路天主教堂并进驻后，市民习惯称他们为“天纠”。“南纠”、“北纠”和“天纠”三组织在“文革”初期各自为政，谁也不尿谁，形成太原市三股“红卫兵”纠察势力。因三组织内闹内讧，争夺属地和“红卫兵”的领导权，未参加省城的“一·一二夺权”，加上来自北京的大气候（4），“南纠”、“北纠”很快即被省革委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被勒令解散或被杨承孝的“老决”砸跨。“天纠”的全称虽无“纠察队”的字样，不便定罪取缔，但也在杨承孝的重点打击之列。其原因有二，一、杨承孝自当了省革委会首席常委后，为了调兵方便，欲把“决死纵队”总部从城北的迎新街迁到市内，天主教堂是他看好的一个地方；二、“天纠”曾在这里搞过“战果展览”，教堂内的一些财宝，如金条、首饰、珠宝、银元等物品，曾让参观的太原市民开了眼界。财宝展品势必要留人看守，后来这里干脆就成为“天纠”的总部，其财富也令杨承孝十分眼馋。抢占这块宝地，势在必行。
当杨承孝率“决死纵队”一举砸垮了太原“天纠”这一全市最大、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后，也将金银珠宝等展品尽收囊中。同时，“决死纵队”总部进驻了天主教堂，把这一昔日的宗教圣地变成了他们渗透太原城内的一个重要据点（俗称“前沿指挥部”），一直占据到“文革”中期。
砸垮太原社会性的红卫兵组织，杨承孝初尝到打砸抢的甜头。北京“四月会议”后，在刘格平首先摧垮对立派组织－－“红联站”的内定政策下，杨承孝率领“决死纵队”为主力的“红总站”大开杀戒，策动了对其下属组织的一系列武斗事件。
6月20日晚间，以“决死纵队”为主体的“红总站”组织打砸抢了“红联站”下属组织省党校“东方红”，打伤多人，损毁抢走很多国家财产。
6月21日，“决死纵队”等造反派组织打砸抢了省会计学校“红联站”下属组织“井冈山”，打伤多人，其中将五名学生强行用装进麻袋抓走。
7月21日，在杨承孝的指使下，“决死纵队”等攻打山西大学，将“红联站”下属的“山大八·八”组织的上千名师生围在楼内，停水、停电、停炊，100余人被打伤，试验室价值8万多元的物资器材被抢走、损坏。
8月3日，十五中红旗被赶出校门；8月10日，山农火炬被烧光；8月30日，山医红革联被血洗；9月1日，太工红旗被抢劫；9月4日，财院东方红被洗劫……至此，“红联站”已有十多个下属组织被砸，平均每天发生一次。工人被赶出了工厂，学生被赶上街头……

如果说，“红总站”在对“红联站”下属学生组织的武斗好比狼吃小羊，战无不胜的话，那么在对太原重机厂的“东野”工人组织的武斗中，他们则遇到了强硬的对手，吃了大亏，起因是东野有个200余人的九九支队，确实厉害。
太原重机厂全称为太原重型机器厂，是国家在“一五”时期，在苏联专家援建下的全国第一个重型机器厂。 1965年，原属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麾下的一支侦察兵部队集体复员转业到该厂，约有200余人，随同他们转业的还有一名部队首长××。这批复转军人大都是广东人，其中不少人还是1964年全军大比武中的尖子，传说他们擒拿格斗、飞檐走壁，武艺非同一般。他们初到新的单位，不少人对分配的工种不满意，不习惯北方生活，在住房、找配偶等问题上遇到不少困难，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文革”动乱，××和该厂其他当权派一样受到冲击，被“靠边站”；为保老首长，他们成立了组织，因是1966年9月9日成立，遂取名为“九九支队”。后来他们挂靠至本厂观点相近的工人组织“东野”组织麾下。这是一支性格倔强的团体，为保老首长，他们不怕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但他们又是听从党中央号令、有严密组织纪律的队伍，在省城造反、夺权和派仗的风潮中，他们始终坚持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不参加社会上任何跨行业的造反组织，不到外单位去搞武斗。然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你不去惹事，不等于别人不找你的麻烦。后来，该厂掌权的对立派组织“红旗”对他们“东野”、“卫东彪”等所谓“老保”经常文攻谩骂、停发工资，停水停电等，还风传要对他们打砸抢。为了应负日益严重的局面和威胁，“九九支队”每人配发了一些打制的铁矛、柳条帽等武器装备，将多年部队摸爬滚打中的武艺稍加改进，经常组织技战术训练，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应付袭来的不测。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连他们也不曾料到，在日后的“七·二六事件”中，他们对来犯的3万名里应外合的造反组织自卫反击，一举打出了威名。
1967年7月26日，“红总站”纠集下属组织3万余人，拟要“砸跨重机厂老保”组织，还要将被中央定为“坏人”的××抓到北京接受审查，某航校接人的飞机都在太重厂降落了。为了保卫老首长，东野等组织很快即扣留和控制了降落的飞机，同时，在太重职工学校据点的“九九支队”，站在操场上，面对前来武斗的造反派组织列队迎战。那阵势，真有点像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场。
“红总站”组织黑压压一大片，把东野和“九九支队”围了个严严实实。他们自认为是打架的好手，除少数人持有棍棒，多数人是赤手空拳，本想仗着人多势众，一举砸扁对方。况且，他们以往的武斗中，从来都是以多打少、所向披靡的。可这一次，他们显然低估了对手。对方个子不高，可挺有块头，个个头戴柳条帽，手持铁矛，已经摆好了仨一群、五一伙儿、背靠背的阵势。这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对手，从未见过的阵势和场面。但见“九九支队”勇士将手中的铁矛连抡带戳，个个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不一会儿，那些吼叫着最先冲杀过去的人一个个七窍流血，惨叫着倒在地上；而那些后冲上去的人员一下傻眼了，也顾不得救护死伤的弟兄们了，一个个扭头夺路奔逃。事后，当讲述起“七·二六事件”，一个参战的攻方人员还心有余悸地向人描述说：“东野的九九支队好厉害，你还不知道咋回事，他们就把你撂倒了，丈把高的院墙，他们一手拿长矛，一手扶墙，“嗖”地一下就越过去了。你空手跑还没人家拿家伙跑的速度快，没办法，我们只得往附近的高粱地里窜……”
“九九支队”武卫结果，是省城人们谁不想看到的悲剧，攻方死亡十余人，伤百余人；这场武斗的结果是太重东野、卫东彪等组织以弱胜强，顽强保卫了自己的阵地。
“七·二六事件”的结局，很快便上报至省革委会。刘格平大为震惊。第二天，他们便利用所掌控的报社媒体大权，掩盖“七·二六事件”的真相，以《坚决支持太重红旗》为主题，大造舆论，为“红总站”进一步报复打气助威。“七·二六”一战，不少“红总站”的武斗人员都已胆怯，不想再打了。可杨承孝等人却并不甘心，决意要再去报复雪耻。他们也总结了失利的教训，本来人多势众之所以吃亏，是因为武器不行。于是，杨承孝指令“红总站”下属组织，效仿“九九支队”，招募复转军人，组织专业武斗队。他们连夜打造铁矛、搜罗柳条帽等武器装备，有条件的还准备了枪支。 8月26日，在刘格平、杨承孝的精心策划下，“红总站”纠合下属组织十几万人马，在太重“红旗”的内应下，拟向对立派组织实施更大规模的打砸抢武斗行动，然而这次他们却扑空了。由于对立派组织闻讯后提前撤离，没有酿成大祸。
原来，东野和“九九支队”大都撤至社会主义学院大院的“永红总司令部”的“保护伞”下。“东野”等早有准备。为了在省城的强权、强势讨伐下在夹缝中求生，他们与省城著名的“左派”“永红总司令部”达成默契，并加入了该组织。而“九九支队”为了避免被出卖的可能，则乘火车去了南京找到许世友司令员“避难”，重新入伍，直到两年后才重返太原。

自太原重机厂两次武斗以后，省城“红总站”发动的武斗开始全面升级，不仅每次规模至少都在万人以上，而且由铁矛代替了原先的手脚并用和木质棍棒。
8月9日，杨承孝在刘格平的指使下，出动大批车辆和人马，洗劫了平遥对立派组织，酿成震惊全省的“平遥事件”。不久，杨承孝坐镇太原，指使“决死纵队”3000人马，在返回太原途中，杀进太谷县山西农学院，将“红联站”下属组织“火炬”战斗队的200余名学生围困在楼内。先是用消防车喷撒石灰水进行“水攻”，后用在汽油加“六六”粉喷烧大楼进行“火攻”。在烧楼的滚滚浓烟里，一批又一批武斗队员呼啸着压了上去，拳头棍棒之下血肉横飞，揪魂撕魄的惨叫声响彻校园，打伤学生200多人，其中4人终身致残，抢走损坏国家财产价值达70多万元……
经过平遥、太谷的武斗“练兵”，杨承孝认为，“决死纵队”打出了“威风”。后来，他们不顾社会上人民群众将他们称之为“决匪”的谴责和赌咒声，又调集人马，开动数十辆大卡车，于7月23日和9月2日两次攻击十中的“红联站十中七一”学生组织，决心拔掉这颗“眼中钉”。但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马路兵团”援助“十中七一”，“决匪”两次还未接近校门，便遭到雨点般砖瓦石块的打击，被迫仓皇撤退。
自8月下旬以来，“十中的要遭决匪报复”的传闻越来越邪乎了，被十中释放的“红总站”的工人“俘虏”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其实，面对日益严重的武斗来犯的威胁，“十中七一”接受了血的教训，他们不得不有所防备，将组织管理军事化，校舍机构堡垒化。楼门口、楼梯入口处，均用砖和钢筋混凝土砌起来，只留一道小铁门。没有“七一”总部发放的特别通行证，谁也无法进入。在楼内，学生们备了一些砖石和钢筋条，还从太原制药厂搞来一些瓶装化工产品－－溴水，作为战时的自卫武器。
事实证明，采取这些措施后，学生不仅晚间工作、睡觉相对安全，在“九· 五事件”中也给攻楼的“决死纵队”等工人组织造成很大障碍。(未完待续）〔未版先睹〕“九·五事件”前后（上）

－－－－－－－－－－－－－－－－－－－－－－－－－－－－
注释：
（1）1981年12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复，山西省委撤销了这个乱晋害民的〔67〕263号文件，对于当时会议上和《纪要》里强加给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人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恢复其名誉；因《纪要》下达后受到株连和批斗的军地干部和群众也一律恢复名誉。
（2）1967年7月20日发生在武汉的事件。因武汉的“三新”等造反派打砸抢，与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发生冲突，中央文革派王力前去处理问题，也遭“百万雄师”群众的围攻。后王力被解放军救出。在“四人帮”的作梗下，武汉军区领导被打成“军内走资派”，“百万雄师”被打成“反动组织”，在媒体上广为声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七·二○事件”中的受害干部和群众组织全部予以平反。
（3）该组织以十一中和团校的红卫兵为主体逐渐而成，总部位于省团校，是在“一·一二夺权”后，在“总指挥部”授意下成立的全省性的红卫兵组织。该组织中十三冶单位的子弟较多，与“决死纵队”关系密切。杨承孝本想保留“东方红”这一组织，成为其控制下的省城学校学生组织。但因后来根据上级精神，该组织下属分支组织返校实行军训、复课闹革命，全组织遂解体。
（4）北京红卫兵城区纠察队，原是为纠正“红卫兵”中的不法行为而成立的。后来，其私设公堂、随意打人骂人的行为又有发展，曾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波及全国各地也上行下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eb902301000djk.html

reading

“九·五事件”前后（中）   
――摘自《新太原50年纪事》第十七章
  
      ●“九·五事件”始末                                             

    省革委会门前，出现反对派的根据地，一个经常散播不利于省革委会统治言论的中心地带，这对刘格平、杨承孝等当权者来说，是如哽在喉的事情，很不舒服，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一连串幕后阴谋和冲突事件就不断发生了。
    8月20日，刘格平在对六十九军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刘格平别有用心地宣称：“我们要准备走资派策划的叛乱，在太原市我们要有这个准备。”将矛头直指对他有看法的干部和群众组织，发出了镇压“红联站”的第一颗信号弹。刘格平还说：“最近发现有外省来的反革命分子。”他还特别奇怪地谈到：“……出了问题，你们三家解决，一起下命令，大家声讨。指挥部可以设在革命委员会。……”公然授权所御用的造反派组织武斗大权以及在堂堂的省革委会成立武斗指挥部。
    8月26日，刘格平接见“红联站”代表时，他的讲话就更加露骨：“有人说，十中七一怎么样需要调查，我的汽车被弹打了一下（其实这是子虚乌有），这就不需要再调查了。这样很危险，十中据说还有枪，修了工事，李一夫、刘贯一（他明知刘贯一已被关进省城的“文革牢”，硬要如此造谣）也跑到那里去了，成了大本营。（王××说，我说几句）我不让你说！……究竟以后还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就不罗嗦了，据说文件也在那里，还有枪弹打到我了，为什么要打我的汽车？警告我嘛。还要发生什么事，很难说，群众很气愤。”他还居心叵测地讲：“听说（红联站）搞了个全国革命大联合（即全联站），如果真是那样，那好么。如果联合左派是联合，联合武汉百万雄师、西南产业军、河南的公安公社、北京联动，那性质就变了……”
    为了进一步戳穿刘格平制造的谎言，在刘接见的次日，“红联站”勤务组作出两条决定：1、所有下属组织务于10天内将（抢）军区的材料集中于冶校和十中两处，准备上交。2、邀请刘格平和三家“联合指挥部”的代表上十中七一大楼视察，看看究竟有没有刘贯一、李一夫，究竟有没有枪，有没有百匪、产匪、联动等组织成员。然而刘格平却对“红联站”的要求置若罔闻，什么产匪、百匪，是不是真有并不重要，他也不想多去过问。他不过是为了制造杀人的借口。
   进入9月，“红总站”方面根据主子刘格平的旨意，武斗的准备工作日益紧锣密鼓。
    9月1日，杨承孝主持的“决死纵队”常委会决定：“如果搞不掉十中七一，就使用武力将它摧垮。”
9月2日，在省城第一夫人丁磊的直接策划下，在电管局二楼拿出早已搞好的十中七一地形图、作战图，决定先摧垮“红联站”总部，再捣毁“十中七一”。
    9月3日，红总站由“太重红旗”、“省中医研究所十一·八红旗东风纵队”等组织在工农兵医院二层××号房间成立了所谓“红色救护站接待室”。同日，守卫在省革委会大院内，七月会议被刘格平点名指责的红联站观点的独立师×团×连的解放军突然接到调令：“9月5日换防。”
    9月4日，刘格平在人民公园礼堂再次做了全面围剿十中的动员报告。他在讲话中大放厥词说：“‘红联站’这杆黑棋，过去在‘党校东方红’上空升起，这杆黑旗现在倒下了，又在‘十中七一’的上空升起。‘十中七一’楼顶上挂的旗是山西党的党旗，是刘少奇的山西党。现在邢晓光（北京赴晋学生）是打着大黑旗，段立生打着的是小黑旗。”吹响了大血洗的冲锋号。
    同日，刘格平的忠实爪牙张××对省委、省人委群众狂叫：“有人说‘红联站’大旗不倒，我看非倒不行！”
    就在刘格平讲话后，9月4日晚10时“红总站”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行动，摧毁“红联站”总勤务站，捣毁“十中七一”。
    9月5日下午5时，守卫省革委的解放军换防了。昔日的“面食之乡”已经两天买不到一块烧饼，烧饼早被“红总站”的专业武斗队抢购一空。大批的食品饼干也在副食品大楼、电管局等地备好随时征调，并不准普通市民购买。
   设在工农兵医院二层××号的医务所调来医生，药品已准备就绪；同日，西山洗煤厂矿山烈火指挥部接到电话，全副武装来广场集合，待命行动。
在湖滨会堂、工人文化宫……头戴柳条帽的大批“决死”队员，手持长矛在看戏。
   就在这个漆黑的没有月亮的晚上，“刘政委临危不惧”（事后所谓“平暴展览”语），亲临现场指挥。
   古老的晋阳城骤然乌云密布，风声鹤唳。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就要降临了！   
    9月5日下午5时后，一辆辆十轮卡车，沿着解放路陆续朝十中方向开来。带着柳条帽、手持铁矛的“决死纵队”工人迅速下车，将十中大楼团团围住。
   面对一触即发“工人打学生”的紧张的局势，省城广大人民群众心急如焚，谁也不愿看到一场弱肉强食的大流血的惨剧发生，他们纷纷围拢在省革委会的西门前，激愤地议论着，他们希望能够进门面见省革委会的高层领导，请求他们出面干预，制止流血惨案的发生。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被解放军哨兵挡在了门外。他们毕竟是手无寸铁无助的弱势群体。
   晚9时许，一辆乌黑锃亮的小卧车驶来，在众人前停下了。当有的群众认出这是刘格平的小卧车时，便上前大声问道：“十中七一眼看要被砸，刘格平到底管不管？”
   车上的人声称：“我们是回来取材料的，其他事不管。”有的群众怀疑它是武斗指挥车，提出要把车推出去见群众。场面一时有些混乱，十中七一的广播这时响起来了：“革命的同志们，请注意，请大家爱护国家财产！……”突然，人群中冒出十几个空字025总部的人靠近小车，拿走一包传单（提前印制好的针对红联站的“九·五命令”）之类的东西。紧接着，为刘格平所御用的“东风兵团全无敌广播站”便发出了耸人听闻的“告急”声：“刘格平家被抄，机密材料被抢，小车被砸，司机和秘书被打……呼吁各革命组织和解放军，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刘格平同志……”
   “这是睁眼说瞎话！”群众中有人愤怒地骂着。省革委会西门的群众很快被赶来的决死纵队驱散了。
   这是一个不平静之夜。这天夜里，省城有多少人在侧耳屏息倾听着来自十中大楼的呼声，抬头瞭望着十中楼顶的红旗。
    7万余名受蒙蔽的工人组织和群众，个个手持长矛、大刀、步枪、火枪乘车赶来，把十中大楼围了水泄不通。面对这一切，刘格平心中暗暗欢喜：蓄谋已久摧垮对立派，实现一派掌权的夙愿就要实现了！

    9月6日，一清早就有消息传来，说十中大楼被“红总站”的工人围住了，少说也有几万人。笔者立即与几个校友前去观看。刚走到解放路口，就被手持铁矛、佩带袖标的工人造反派挡住了，不少上班的市民群众也被阻拦在这里。从传说的情况中得知，从昨晚9时起，杨承孝就调集“红总站”下属工人组织7万余人包围了十中，今天凌晨开始攻楼，具体部署是由十三冶“决死纵队”3万人马担任攻楼任务，其余“红总站”下属单位的工人组织则分别把守解放路各路口要道，以防遭“红联站”的援兵和“马路兵团”群众的袭击。
   面对手持铁矛、头戴柳条帽，佩带袖章的工人，不少市民一再谴责他们这种野蛮的武斗行为，一个工人辩解说，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具体情况什么也不了解。一个市民讽刺他说，要是被“红联站”的人抓住打了，你还会说，我是受了蒙蔽。一个学生气愤不过，骂了他们工人一句。“你敢骂人！”马上一个工人就要把他往出拽，这时其他几个同伴拼命把他往人群里拉，终于没有被拽出去。不一会，路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不知谁喊了一声：“冲啊！”顿时，人群把拦截的工人队伍冲开一个口子，这时只见那些工人抡起铁矛殴打群众，有一个小伙子被打得头破血流，失声痛哭，还有不少人被打倒在地。
    据事后听一个人武部的军人说，他去上班时，在路口遇上了手持长矛守岗的工人，正是原来在某厂“支左”的一个老工人。当问及武斗你们不怕吗，那个工人说：“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现在的人，对这样的情节可能要哑然失笑，嘲笑工人的盲从和愚忠。然而，怀着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感恩之情的劳苦工人，他们的政治热情一旦被激发起来，是可以为他们所崇拜的领袖肝脑涂地的。也正因如此，这种纯净的情感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也就变得十分可怕和可悲。
   为了这次围攻十中的镇压行动，“红总站”造了很多谣言来辩解其合法性，什么十中大楼里窝藏了“产匪”、“百匪”、“东野”（5）等，还有枪支，“企图进行反革命暴乱”云云。
    当晚，攻楼结束，“红总站”武斗队撤离，围观的群众也陆续接近了十中学校。
    从吵吵嚷嚷的传言中获悉，这场围剿“十中七一”学生组织的统一行动，是得到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支持（后来搞清刘是幕后操纵），由杨承孝担任总指挥的。“决死纵队”攻楼中使用了炸药，六十九军部分部队参与了这次掩护十中学生撤楼的行动。十中方面被打死两人，即工人李成义和学生孟玲玲，攻楼方也有伤亡。不久，以省革委会发布的一个“九·五命令”，以及“九·八公告”和“九·九公告”中，将“九·五事件”说成是“红联站十中七一”单方面制造的“反革命暴乱事件”。还公然撒谎说：“从十中‘七一’楼上抬下的两具死尸，经过初步验尸是被他们内部人杀害的（6）。”
    9月6日一天，以“决死纵队”为主的“红总站”进攻十中大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经过如何？当时省革委会的两个《公告》确实欺蒙了不少群众，也有各种传言满天飞，令人扑朔迷离、难辨真假。为了搞清这些问题，在事件发生近40年后，笔者有幸从南宫文物市场上高价买到了一份《“九·五”、“九·六”事件真相展览－－为纪念九五抗暴一周月》的原始油印材料，又千方百计找到一些当年有关“九·五事件”的原始资料，还找当年“十中七一”守楼的当事人采访，才逐渐揭开了谜底。
    9月6日，那是一个天气阴沉、细雨霏霏的天气。连老天都在伤心流泪。
    清晨，经过一夜围困的“决死纵队”向十中大楼发动了攻击。他们用铁支架做成巨型弹弓，在从对面街道旁和省革委办公大楼的阳台上，向十中大楼弹射石块。巨型弹弓威力很大，不多久便把大部窗户上玻璃打碎，连不少窗户框也打烂了。在十中教学大楼东面省革委车库房顶上的阳台上，以及南面的省革委宿舍楼顶阳台上，也出现了一些持枪的人群，他们披着雨衣，不时朝十中大楼上的喇叭和窗户内的学生射击。很快，便打死了学生孟玲玲和工人李成义。
   关于打死孟玲玲的经过，孟生前一个同班女同学林某事后曾做了这样的证言：

    9月6日早晨6点左右，正是“红总站”向我“红联站”七一大楼进攻激烈的时候。我和孟玲玲在二楼和四楼的西北角坚守岗位。当时还有很多同学和几个工人在场。正在这时候，梅山附近的一座人字形的楼顶上，有一个穿黄衣服戴黄帽子的人向我们开了枪。打了第一枪后，孟玲玲发现了，就告我说：“你看那个楼顶上向咱们开枪！”就在我找（枪手）的时候，又朝我们打了两枪，都没打准。后来，我看见那个人从楼顶当中转移到了楼顶的一个角，打了第四枪。当时孟玲玲正在我背后稍斜一点的地方蹲着。她看见了瞄准说：“林×，快趴下，又瞄准了！”我刚低下头，孟玲玲就中弹倒下了。子弹从右额打进去没有穿出，血流到衣服上一大堆。中弹后我们几个立刻把她抬到三楼，经急救无效，共二十分钟左右。
    但是，革委会的“九·八公告”中公然诬蔑（孟玲玲是）我红联站自己打死的，真是岂有此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我绝不允许他们造谣，陷害红联站。

    孟玲玲牺牲后，“十中七一”组织命令在大楼阳台上的人员全部撤到楼里，他们广播的高音喇叭也发出“强烈抗议”的声音。
   上午10时，在十中教学楼南面教室的李成义被一颗子弹打中胸部，当场牺牲。
   李成义时年是太钢运输部工人，35岁，共产党员。他曾多次出席单位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很朴实的工人，“十中七一”学生都习惯地称他为李叔叔；他还是家中五个孩子的爸爸。8月22日，李成义发起成立了“八·二二战团”，亲任团长；不久率团在腥风血雨中加入了学生造反派组织“红联站”。9 月初，他与几个“战团”工友离开家庭，居住到风险莫测十中大楼，同决心“与小将们共同战斗”，“死也要死在一起”。关于这段经历，他的妹妹李成兰在其牺牲后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八月二十日他对我们说：“我参加了红联站。”我们听了感到很突然，因为八月二十日左右红联站的许多下属组织被砸抢，被反夺权，便问他：“为什么要在红联站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加入呢？”他泰然笑着说：“一个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总要经过几次艰苦曲折的考验，我们认为红联站是真正的造反派，他们虽然犯了错误，但责任不在他们，况且在中央会议后，小将们认识到错误，已反戈猛击了。我们和他们坚决战斗在一起。”他接着说：“我们要坚决站在刘格平一边，坚决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尽量为人民做好事。首先我们和革命小将在一起把堆积在解放路的灰渣清理了，他们去打砸，我们不参与，我相信这样做，好人是不会对我们下毒手的。”
    他又说：“我和厂里的军代表谈了，军代表不同意我加入红联站，说这样会妨碍我们掌权。我说，权只要掌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手中，我就在所不惜，至于我本人，不为捞半根稻草。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还是当我的工人。”
    九月三日下午他对我们说：“我已经住在十中七一了。”我们问他：“红联站下属组织几乎都被砸了，你们十中会不会出问题？”他说：“我们不做坏事，不去挑起武斗打别人，好人是不会下毒手的！”我们说：“人家有长矛大刀，你们有什么呢？”他诚恳地说：“我们是文攻武卫，那些东西没有用，我不会杀人，更不会用长矛大刀去杀害自己的阶级弟兄。”即使是拉家常，他也念念不忘党的事业。就在那永生难忘的最后一天里，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多为党做点工作，多为人民做几件好事，就是死了也安然。”五十多小时以后，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党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从文中可以看出，李成义虽然不能超越当时的认识水平，却是一个襟怀坦荡、做事虔诚的好工人，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个有胆识的男子汉。
    据当事人反映，当年不仅十中大楼对面的省委车库和南面宿舍楼阳台上有枪手，就连十中楼下也有不少枪手，只要楼上的人稍一露头，马上子弹就会打过来。“红联站五中红旗”的学生李治安被枪弹打中腹部受伤，事后子弹因故尚未取出；十中学生李真英在一个被打坏的窗口往下看了一下，顿时一颗飞弹打过来，击中他的耳朵，鲜血直流。好险，子弹若再偏一点，他就会变成第二个孟玲玲！还有一个学生，被枪弹击中下颚，这些惨景，一些当事人几十年后仍然没有忘记。
    在混战中，一伙“决死”队员用炸药炸开砖石封闭的十中教学大楼西门口，随后又将水泥和砖封闭的楼梯口炸开一个大洞，一些头戴柳条帽、手持铁矛“决死”工人正准备往楼上冲，十中学生用事先备好的溴水瓶扔下去，这是一种液态化学剂，遇空气则变成一种强烈的雾气，刺激人的呼吸道，使人暂时的窒息（而省革委会“九·八公告”中却将此溴水夸张为“硫酸”和“铵（氨）气”）。果然，溴水剂雾气腾起，当场有四五个工人被熏得昏倒在地，被抬出去治疗（几分钟后全部苏醒）。豁口的“决死”工人看此情景，被震慑了，不知楼上还有什么玄机和秘密武器，遂放弃了冲上楼的打算。

    关于攻楼是何人所策划指挥？答案很明确：前台是杨承孝，幕后则是刘格平。
    有人对这位三级干部、堂堂的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是“九·五镇压事件”的亲手策划和指挥者者，还有点怀疑。好，那就让我们再看点当年的传单资料吧。

    一份《决死战报》宣称：就在这样紧急关头，刘格平冒险从外边回到了省革委，立即召开了常委和革命组织负责人的紧急会议。”注意：这就是说，在小轿车事件刚刚发生后，刘格平就来到了现场。这以后的行动，无不与刘有关。
     5日当晚12点，从省革委内梅山上打出三枪，打碎了路灯，紧接着又打出红、绿、蓝三发信号弹。
     6日凌晨1时25分，刘格平亲临红总站指挥部，发表了对红联站造谣诬蔑、夸大其词的动员讲话：“红联站一小撮坏头头，两次冲了军区，抢走了文件，三次冲了四六四二部队，昨天下午又包围了我的住屋，晚上又采取这种行动，他们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他们就是要闯我，幸亏我没坐汽车。”还说：“十中七一有地道，打起来有地道可以逃掉。”
     3时左右，刘格平通过御用组织东风兵团广播站对红联站提出三点要求：1、派5至10名代表到革委会来由我（刘格平）接见你们。2、由军区和六十九军部队负责保护你们代表的人身安全。3、如果你们同意，即用广播回答。在提出上述要求的同时，刘却又让杨承效、郝廷云等造反派头头召开各组织代表会议，布置“平息九·五暴乱”事项，按照他们早已画好的地图作战计划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红联站接到刘格平的三点命令后，经研究，很快用广播提出了四项要求：1、要求群众派代表参加接见。2、要求兵团参加接见。3、参加包围的武斗人员必须立即撤走。4、刘格平必须明确表态，（红联站）究竟围攻你没有？冲省革委没有？然后我们才考虑派代表与否。对四条要求，刘格平置之不理，很快便指使杨承孝向十中大楼弹射石子，发起进攻，要狠心干掉十中。
    正义的事业必定胜利。英雄的红联站守楼战士怀着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的必胜信念，打退了刘格平、杨承孝组织的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十中大楼上的红旗，依然高傲地飘扬。天快亮了，刘未老这头恼羞成怒的动物慌了手脚。于是便亲临视察，并看了红总站暴徒自相撞车死亡的三具尸体。就在他视察后不久，7时（编者注：应为6时）整，便响起了冲锋号。随即暴徒们向十中大楼开枪了。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战争威力无穷。在街头的群众和匪徒们自发地展开了英勇的拉据战。他们赶跑了运送武器、粮食的汽车，推翻了前来参加武斗的飞扬跋扈的空字025军团总部的小吉普，甚至白发苍苍的老大爷也彻夜不眠打着雨伞，关切地注视着十中。当他们听了来自省革委的枪声时，连小孩也不住地痛骂：“刘格平真是瞎了眼！”有些受蒙蔽的工人开始扔掉柳条帽，不愿再为刘格平卖命，混在人民群众中回家了。

    上午11 时左右，刘格平从十中的高音广播喇叭中，得知守方被打死两人。他觉得再如此对峙纠缠下去，后果难料。事情闹大了将来也怕难以向中央交待。为了迅速解决问题，避免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他命令调来了解放军六十九军一个团的指战员，来到十中教学楼下。指战员们手挽手搭成一条两人宽的人墙通道，一直通到不足百米外的省革委会大院中。
    在部队广播车的反复宣传下，中午12时，十中校园内“红联站”和“十中七一”选派了12名谈判代表，从二楼的一个窗户上用绳子吊下来，穿越两侧部队搭成的人墙通道，来到百米外的省革委会会议厅。
    过了一会儿，楼里的近400名十中学生也被省革委会的广播喇叭动员下来，穿过人墙行通道，向省革委会七一礼堂缓缓走着。这些年轻学生经一天一夜围困，已经滴水未喝，粒米未进，一个个疲惫不堪，沿途中不时受到解放军人墙外决死队员拳头或铁矛柄的戳打……
    下午5时，攻楼方以“决死纵队”为先锋的“红总站”工人组织已经全部乘车撤离。他们在撤离时，受到了沿途“马路兵团”砖头石块的击打，当场被砸毁卡车五辆，被打伤30多人。一些零星的“决死”队员被愤怒的群众喝令放下武器，随即受到一拥而上的群众的拳打脚踢，有1人当场被打死，数人被打伤，加上前面所述的被卡车挤压撞死的3人，共计死亡4人。其中1人在两辆卡车蹭车时被挤在中央，身体断成两截，惨不忍睹……这就是省革委会“九·八公告”中经夸张宣传的所谓“在‘九·五’反革命暴乱事件中，左派组织被杀死五人（其中被刺死两人，被压死三人）”的事实真相；而在“九·九公告”又改口声称：“红联站”集结在十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在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操纵下，“蒙蔽了近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从九月五日十二时起，动用长矛、大刀，开动汽车碾轧，杀害革命群众五人，重伤二十三人，轻伤四十二人。”不仅歪曲事实真相，将“红联站”和周边群众描绘成不可一世的“暴徒”，还将原来夸张数字的五个死人“驱逐”出“左派”队伍，划进“革命群众”的行列，可见是做贼心虚，欲盖弥彰！

    ●弱势与强权的对话

    下楼的“红联站”总部和“十中七一”的学生于当晚7时，在革委会七一礼堂当局有关人员一番训导后，于当晚全部释放；而那12名谈判代表却被当成“一小撮坏头头”，遭到了非法扣押和审讯。为此，第二天，“十中七一”几十名学生在省革委正门前静坐示威，要求刘格平立即释放谈判代表。   
    据十中一名六六届高二学生、谈判代表张某回忆说，当我们的谈判代表来到省革委会议厅坐下后，不一会儿，省革委会的领导刘格平、杨承孝、丁磊、郝廷云等人来到会场，刘格平厉声说：“都站起来！”随后又说：“把椅子给他们撤了！”这时，丁磊大放厥词说：“你们这些小反革命，还想搞暴乱！”随即宣布了“九·五命令”，要点是“九·五事件”是一起反革命暴乱事件，是“红联站”单方面挑起的，“红联站”应负完全责任，必须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要交出肇事的指挥和策划者；立即交武器，交出以前冲击省军区抢走的文件，全部撤出工事，交军队听候处理。今后不许再冲击革命委员会、军区及要害机关，不准抢劫文件，拦砸车辆等。宣布完“九·五命令”后，来了一些人将我们押走，关进省革委会的一座临街楼上，二人一间，门外和楼梯口，均有手持铁矛的工人站岗看管。这哪里是什么谈判，而是以所谓谈判为借口，把我们诱骗扣押起来了！刘格平、杨承孝言而无信的丑恶面目暴露无疑。
    当年署名“红联站尖刀战团”的一份传单，对谈判代表的遭遇做了如下描述：

    敢于恶魔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中午11时，红联站派出12名代表怀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必胜的坚强信念高呼着：“可挨打，可挨揍，誓死不低革命头！”昂首挺胸走进省革委，前来和刘格平谈判、斗争。同学们喊口号：“听毛主席的话，支持刘格平！”刘格平却说：“不用喊了，我什么也知道了。你们支持我？我没让你们给害了！”他猛抬头，从一同学身上搜出一截弹簧，立即大叫：“好大胆子！汽车里你们没害死我，现在又跑到这里来准备行凶了！”少顷又说：“三点多第一次叫你们来谈判，你们不但不听，我搞了三条，你们就搞了四条，比我还多一条。胆子真不小！”他边说边拍着桌子，摄影机在飞快地转动，照相机对准了每个代表。想不道堂堂的省革委竟被刘格平搞的如此污七八糟、杀气腾腾，丁磊、杨承效、霍××、张××、一个个呲牙咧嘴分列两旁。刘格平又讲：“现在你们盘踞在十中里面，聚集了社会上的一批牛鬼蛇神、东野、卫东彪，还有李一夫、刘贯一、李××、杨保明、段立生、邢晓光。”“听说你们十中有两挺机枪，许多步枪、手榴弹。上次冲军区被你们抢了好多枪支弹药。你们昨天上午又挑动群众冲击省革委，并且砸毁了小汽车，殴打了我的秘书和司机，并且抢走了皮包，里面有军事机密文件。还准备向我行凶，你们还有一点王法没有？！”……我方战士义正严词地驳斥他：“我们根本没有砸你的小车！”当讲到群众推车时，十中七一广播台连续广播20分钟，要群众爱护国家财产。刘格平竟恶狠狠地说：“那是你们挑动群众，那些群众都是你们红联站观点的。小车上被砸了两个洞。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刘格平？还有没有革委会？依我看就得对你们实行专政！”
    刘格平随后大骂全联站：“都是武汉百匪、河南公安公社、四川产匪、吉林荣复军，还有北京联动组织成员！”“你们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你们到这里是反革命。你是河南二七公社的败类、叛徒……”当他宣布了对红联站的九条命令时，全联站一战士表示坚决不接受时，刘格平竟然把桌子猛然一击道：“你就是反革命！我们三大组织支持你们钢二司、河南二七公社，你们来了支持红联站，进行反革命复辟。”一位全联站战士怒斥：“我支持红联站的抗暴斗争。”刘格平大喊：“什么抗暴斗争，你抗什么暴？抓起来！”于是，就这样，全联站代表和红联站代表被一小撮暴徒呼地上去，把他们连推带打带走了……
    谈判变成了刘家的一言堂，变成了刘格平对革命小将的非法审讯。为了达到其卑鄙目的，刘格平歇斯底里指着一个同学逼问说：“你说，你父亲是不是三反分子？”同学答：“不是。”刘碰了一鼻子灰后，又指着一个工人问：“现在你说！”工人答：“我在太钢工作。父亲四清后是好工人。”刘格平见一点油水也捞不到，便气急败坏地咆哮起来：“工人怎么的，你出身好，你背叛了你的家庭。已经成了刘邓司令部的人了！弄了半天，你也是坏蛋，带下去！”顷刻，如狼似虎的打手们，便把这个工人也扣押了。刘格平完全失掉他一个三级干部应有的风度，露出了他穷凶极恶的流氓本性。

    据张××回忆说，当晚，对我们谈判代表分别进行了审讯，其中对我是郝廷云审讯的，反复问我们楼里有无枪支，谁是幕后操纵者等等。对此无中生有的问题，我一概回答是无。当问及我们为什么要打他们时，我回答说：“是你们调集大批人马来打我们的，我们自卫有什么错？”将他顶了回去。其实，对于（后来看到的）“九·八公告”中所提到的所谓“内部人杀害”的楼中两具死尸，这个足以将对方置于死地的要害问题，省革委方面却没有任何人追查“凶手”，甚至没有提及一个字，可见，他们对此问题是心知肚明、有意回避的。
    刘格平、丁磊、杨承孝等人非法扣押的12名学生谈判代表，经逐个审讯后一无所获，几天后被迫分期分批悄悄释放。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是被秦刽以“莫须有”罪名陷害于风波亭的。所谓“莫须有”，本意是“也许有”。
    “文革”时期，是一个莫须有罪名流行的年代，你有没有罪，往往只需当政者一句话即可定夺了；而且往往是先定罪名，后找材料。完全颠倒了惯常的法律程序。在“九·五事件”中，高兴加就成为这样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在省革委会的两个公告中声称：“九·五反革命暴乱”事件是由美蒋特务、苏修特务操纵的。可在被诱捕的谈判代表中，他竟然找不到一个台湾籍或留美的中年人来承担“美蒋特务”的罪名，于是便挖空心思在“苏修特务”的罪名上做文章。在扣押的谈判代表中，有一个高兴加，是太原某建筑设计院的一个留苏归来的工程师，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于是，便在他身上大作文章，硬逼高承认是幕后策划“红联站”“九·五反革命暴乱”事件的“苏修特务”。高坚贞不屈，拒不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尽管如此，刘格平还是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第三份报告。报告中把高兴加诬蔑为“苏修特务”，是“九·五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策划者之一。还说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六次盗窃国家机密材料。”最后，对高兴加的非法审讯毫无进展，也只得悄悄释放了他。有关方面坦然承认，“整高是为了陷害红联站”。

reading

“九·五事件”前后（下）
――摘自《新太原50年纪事》第十七章

●顽强的抗争与迟到的平反

对“九·五事件”，当年不同观点的人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以刘格平为首的帮派体系将此事件解释为在省革委门前发生的所谓砸汽车、殴打秘书和司机、冲击省革委的“反革命暴乱事件”；而“红联站”则解释为7万“红总站”工人组织围攻十中400多学生组织的“反革命镇压事件”。事后，两派针锋相对，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省革委会发布的一个“命令”、两个“公告”，在市内大街小巷广泛张贴，还开动省广播电台机器大肆宣传，强加在“红联站”和“十中七一”学生组织头上的“反革命暴乱”帽子却像紧箍咒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其潜台词十分清楚，既然“红联站”和“十中七一”搞“反革命暴乱”，那就是“反革命组织”。“左派组织”对其所采取的打砸抢和镇压就是天经地义的“革命行动”，你方死伤多少人都活该！况且还有杀死两个企图弃暗投明同伴的“新罪行”！
刘格平三次向中央文革打了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造谣报告，其中在法医还没有找来，解剖还没有进行的情况下，结论却已出来了：“从十中大楼上抬出来的两具尸体，经过初步验尸是被他们内部人杀害的。”并且此观点不仅上报到了中央，还铺天盖地出现在太原大街小巷张贴的“九·八公告”上。9月6日，刘格平对史××讲：“李、孟二人是红联站自己内部打死的，子弹已打穿尸体。”7日又讲：“子弹没有打穿”，弄得史哭笑不得。
在“九·五事件”中，刘格平惟恐六十九军、山西军区不能“坚决支持刘格平”，为“平息暴乱”出力，在镇压行动部署中，把空字025总部、组训五师等支派部队放在第一线，然后才通知六十九军、山西军区进行配合。事后，丁磊给他们打电话，声称“对九·五事件表不表态，是看你真支持刘格平还是假支持刘格平的态度问题”，逼迫六十九军军长在事先写好的声明上签字，并以山西省军区和六十九军联合发表了《关于太原‘九·五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这还不够，为了寻求广泛的同盟军的支持，刘格平9月后的短短一个月时间，外出到阳泉、晋东南等地，向当地革委会和造反派群众组织作了70多次讲话，连很多在省城不敢讲的不实之词和谣言，在外地却信口雌黄、大讲特讲。
在“九·五事件”中，刘格平、杨承孝等人以7 万手持铁矛的工人对400手无寸铁的学生，明明是一场实力悬殊的镇压行动（十中方在宣传中指责为“反革命镇压”行动），却反诬对方搞“反革命暴乱”！甚至说“九·五事件”中，“红联站十中七一”是受“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操纵”，可事后却没有任何事实能证实这种说法；十中方的两具尸体明明是被攻楼方打死的，却被倒打一耙，说成是“他们内部人杀害的”，这世上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明明是当十中学生撤离后，“决死纵队”工人以“搜索武器弹药”为名，将该校理化室的教学仪器被打砸浩劫一空，将学校楼顶上的大喇叭、广播室的扩音器材、油印设备、纸张等物资抢劫一空，却在公告上贼喊捉贼地声称“有一批坏人冲进大楼破坏了现场，并且拿走了很多物资”；此外，还有什么“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向革命群众开枪”，什么“殴打了刘格平政委的秘书、司机和门口警卫，抢去刘格平政委的军用密码电报和机密文件”，什么“私放硫酸、铵（氨）气，动用长矛、大刀，开动汽车碾轧”等等，总之，把十中学生说成是一些十恶不赦的强盗，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其实，很多劣迹恰恰是“决死纵队”等组织所为，却把罪名反扣在对方头上。
“红联站”的学生愤怒了，周边的老百姓也愤怒了！几天后，“红联站”和“十中七一”学生们，在十中校园旁的街道墙壁上，贴出很多大字报，向路人散发传单，
开始揭露“九·五事件”真相，对其造谣和诬蔑进行反击。正好当时报纸上刊登了香港同胞对港英当局进行抗暴斗争的报道，于是，学生中的笔杆子把“抗暴”一词借用过来，以“九·五抗暴”斗争为大主题，广泛宣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当年“红联站”下属组织“新育英公社”的一位小报编辑回忆说：为了披露“九·五事件”真相，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我们特意编辑印刷了一期小报专刊，是刻钢板油印的，八开四板，印刷的100份小报，被本组织两个初一的女学生拿到十中附近的街头散发，群众一抢而空。不少人民群众含着眼泪，说着语重心长的话，把钱和粮票硬塞到她们手里，一再推辞都推不了，场景极其感人。这期小报也使该组织知名度陡然升高，在后来“红联站”的抗暴游行中，一些群众一见标着“新育英”字样的大旗，纷纷鼓掌致意。
“九·五事件”结束不久，十中几个学生头头就去北京上访，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告状。10月5日，为纪念九五抗暴一周月，十中七一在学校的两间教室，举办了《“九·五”、“九·六”事件真相展览》，还为牺牲的孟玲玲、李成义两位战友布置了灵堂，把他们誉为“烈士”，予以庄重的悼念。在孟玲玲的素描画像下，以“生前好友”名义写的一首悼念诗，更是催人泪下。一时间，十中校园内外变成了花圈和挽联的海洋，众多“七一”战士、“红联站”在各校的下属学生组织、人民群众自动聚集到那里，寄托哀思，祭奠英灵。
据当年“红联站尖刀战团”传单披露：

李、孟二烈士的鲜血擦亮了人民群众的眼睛，人民早已厌倦了刘格平这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恶狼。刘格平也感到了政治上彻底垮台的危险。10月6日，在二十次常委会上，刘格平终于跳出来对哈派们做了“紧急动员”。说什么“反对刘格平就是反省革委”，“红联站把省革委骂得不成个样子”。这一段我们接待外宾，不让刷大标语，红联站不听，于10月1 日到3日贴出了大量的大字报，宣扬什么“斩刘贼之首，祭忠魂之灵”，“砸烂黑九条，批臭黑公告”，“必须给红联站彻底平反”，“山西人民要求彻底解放”，“请求周总理派人调查九·五事件”，“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等等。“山西是中央肯定了的，安排外宾来山西参观，是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但红联站却持相反的态度公然对中央指示采取对抗。鉴于红联站最近一再恶毒攻击省革委，要很好考虑红联站的问题”。

对于“红联站”和“十中七一”揭露事实真相和鸣冤的舆论攻势，刘格平一律看成是攻击省革委会的新动向，指示媒体进行反击。
10月7日《山西日报》刊发恶毒攻击“十中七一”学生组织的社论《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不久，又连续发表《革命委员会好》、《坚决维护省革委会的无产阶级权威》等社论，并在五专三市掀起了声讨和围剿“红联站”的浪潮。
与此同时，刘格平、丁磊、杨承孝等人还以省革委会的名义，拨款7500元，催促下属在南宫某层楼搞了另一个展览，即所谓《平息九·五反革命暴乱事件展览》，“十中七一”的学生闻讯后，在一个晚上，去了一伙人，撬开门锁，将绘制好展品全部损坏、砸毁，使这个展览还未出笼便遭流产……
刘格平一面还声称：“红联站当然还是革命组织”，在唱高调的同时，则指示报纸制造舆论，把红联站打成“反革命”和“专政对象”，并且迫不及待地向中央写了《关于要求批准取缔反动组织红联站的报告》，并放出风声，中央已决定10月15日取缔“红联站”。

为了广泛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红联站”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九·五抗暴”游行，队伍中前列，两个女学生拿着一个花圈，紧跟后面的是两人用竹竿挑着一条横幅：“刘未老还我战友！”再后面，有孟玲玲亲属端着女儿的骨灰盒，有李成义遗孀端着李的遗像，跟着三个带着黑纱的儿子，以及各“红联站”各校下属组织分别举着队旗，带着袖章，两千多人的游行队伍从解放路、迎泽大街和五一路绕城环行。游行队伍中，“揪出混进省革委会的黑手！”“李成义、孟玲玲烈士永垂不朽！”等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与街道两旁的人民群众交融在一起，几乎把太原城挤得水泄不通。〔未版先睹〕“九·五事件”前后（下）
红联站和十中七一学生组织举行数千人的抗暴游行，受到市民同情和欢迎。

亲爱的战友们，
请放心，
革命自有后来人，
自有后来人。
红旗一展天下红，
踏着血迹向前进，
踏着血迹－－向前进！

这是“十中七一”编排的歌剧《晋阳红旗颂》（以下简称《红旗颂》）的主题歌《踏着血迹向前进》。
《红旗颂》以“九·五事件”为背景，突出了“十中七一”学生组织在抗暴斗争中团结战斗、坚贞不屈的主题，尤其是剧中悼祭牺牲战友的悲壮气愤，更是催人泪下。该剧曾在十中学校礼堂演出，学生和附近群众自发进场观看，十分火爆。这首主题歌也一时被人民群众广为流行传唱。
《红旗颂》迎合了中国人传统的同情弱者的心理，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暴力和武斗，期望平等和安定的愿望。起初演出，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泪水哭声一片，成了十年“文革”中文艺舞台上少有的奇葩。据说这个节目除在十中礼堂演出外，还应邀在“红联站”下属各单位巡演，一连演了20多天，场场爆满。包括很多对立派组织的人员、素不相识的群众看后，无不表示同情和赞许。
对“红联站”的舆论宣传，刘格平夫妇、打砸抢司令杨承孝等人恨得咬牙切齿，可又无可奈何，真好比豆腐落进灰里－－拍不得，打不得；而任其折腾又不甘心，总企图再次实行报复。终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一次，有个在省府大院欲砸四六四二部队宣传车的人，声称是“十中七一”的，结果被赶来的“十中七一”和围观的人当场抓住。经审问，那人供出，他是“红总站东风兵团”的成员，叫刘××。这一事件很快被大字报披露了。“红总站”蓄意制造事端，企图嫁祸于人的做法受到公众的谴责，刘、杨等再次报复“红联站”的阴谋也因这件事曝光而流产……
1967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这次会议上，为山西“文革”的形势“翻”了“烙饼”。刘格平破坏省城团结和稳定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红联站”和“兵团”等群众组织也开始炮轰刘格平（7）。这次会议产生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其中第五条作出重要决定：“红联站”和“十中七一”组织在“九·五事件”中，虽犯有严重错误，但不应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应予以平反。这个平反决定虽然很不彻底，留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尾巴，但毕竟为“九·五事件”摘掉“反革命暴乱”的帽子，是一个很好的转机。
《纪要》还做出重要决定，后在1968年元月3日由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命令，确定山西“支左”工作由人民解放军六十九军党委统一领导。由此该军成立支左委员会，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任主任，政委曹中南任第一副主任，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任第二副主任。
北京的“十二月会议”后，刘格平的领导地位受到削弱，新上任的省支左委员会主任谢振华在省城工作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山西“支左”工作的主体易军，“支左红旗”悄然褪色。同时，增补谢振华为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也标志着毛泽东在“文革”中开始运用“掺沙子”的办法来调整诸侯班子，为今后改组山西新政权的工作拉开了序幕。
1968年1月，冰冻的十中校园附近的解放路大街上，出现了十余辆飘着“决死纵队”旗帜的汽车。一些佩带袖标的决死队的工人手持铁锹，在清除路面上堆积已久的垃圾。原来，刘格平指示杨承孝组织“决死纵队”干几件市民看得见的好事，以改善其不良印象。于是便出现了上述的情景。一天后，附近街墙上出现了一些大字报，说是“老决”到底是改恶从善了，还是哗众取宠，人们还要看一看。
愿望和可能往往是有距离的，纸上的东西也不等于马上可以实现。《纪要》虽然决定给为“九·五事件”平反，但刘格平却迟迟没有落实的下文。相反，元月3日，刘格平在湖滨会堂的一次讲话中说：“在九·五事件中红联站犯有严重错误。”不久，刘在接见平顺县西沟贫下中农代表时宣称：“九·五事件处理过急，搞成反革命暴乱……当然，他们冲革委会是错误的。”仍然诬陷红联站“冲击革委会”。
早在1967年12月17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刘格平曾接见了“红联站”代表。对于刘格平到处宣传的“红联站”在“九·五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问题，代表们摆事实、讲道理，逐条批驳了“九·五命令”（“九条”），并给刘格平两分钟考虑时间，让他谈谈“红联站”究竟有什么错误？此时刘格平头上只冒冷汗，一言不发，连连向秘书要水喝。不得已，只好承认自己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有错误。
为了推动“九·五”事件的平反，“红联站”于1967年底成立了“九·五事件平反办公室”，“兵团工总司”于1968年2月成立了“九·五事件平反联络站”，他们互相配合，积极造舆论，为“九·五事件”鸣冤，促进平反工作的进展。
同年3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和四六四二部队率先联合发布了《撤销<关于太原‘九·五’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根据中央1967年12月解决山西问题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纪要》第五条对‘九·五事件’应该平反的决定，特郑重宣布撤销我们1967年9月8日《关于太原‘九·五’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并向红联站十中七一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
8月10日，省革委会发表公告指出：“1967年9月5日在省革命委员会驻地发生的“九·五”事件，不应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现决定给“红联站”平反；省革命委员会就此事件发表的“九条”及两个通告，一并予以撤销，特此公告。”在这个公告中，虽然还有“省革委会驻地”的字样，但已不再提“红联站”的所谓错误，在“九·五事件”的平反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
1968年冬季，山西省革委会在五一广场召开了为“九·五事件平反大会”，与会者达上万人。会上，省革委会常委张怀英当众宣读了省革委会对“九·五事件”平反的决定，还在会场上，当场烧毁了对“九·五事件”有关错误定案的案卷材料。虽然这次平反的基调还离不开省革委会公告的精神，但宣告了“红联站”的抗暴正义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1970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公检法军管会将杨承孝逮捕后，发出《通知》，将其罪行材料公布于众，要求人民群众讨论处理意见。《通知》中指出：“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杨犯自任总指挥，镇压十中革命小将，使二百余名师生惨遭毒打，并调集射手开枪打死工人李成义，学生孟玲玲。打伤二十余人，使国家遭受二十五万元的巨大损失。”至此，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九·五事件”为杨承孝策划指挥的镇压行动，工人李成义、学生孟玲玲是杨承孝调集射手开枪打死的（而非“内部人杀死的”），如实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为“九·五事件”受害的学生组织彻底平了反。
“九·五事件”，原本是刘格平为镇压“红联站”等对立派学生组织所采取的一次蓄谋已久的大规模武斗镇压行动，企图一举摧垮对手，实现其一派掌权的既定计划；然而，这一事件的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了两派群众组织死亡6人，伤数十人的悲剧，不仅激起了对立派更加强烈的抗暴宣传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也引发了省城群众组织之间更多更烈的武斗事件的发生，并影响到中央（文革）对刘的看法，造成了其政治上的被动。“九·五事件”也因此成为刘格平帮派势力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为这个造反夺权起家的刘氏政权在两年后彻底垮台埋下了伏笔。
在“文革”中，虽然两派造反组织在“文革”的总方向上都是左倾和错误的，但在“文革”的某些时段上，任何为减少“文革”的破坏性上所做出的努力，不论是组织行为还是个人行为，都是可取的，都是值得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联站十中七一”等组织，在“四·一四事件”至“九·五事件”前后数月的“文攻”宣传中，尽管有派性、派仗等因素，但总体上是为遏制乱批乱斗革委会领导干部倾向，反对分裂，反对武斗，为维护省革委会的团结和省城社会的稳定所做的努力，也是对林彪、江青等极左路线的抗争，因而具有正义因素和进步意义。尽管他们在“九·五事件”中遭到残酷的镇压，但他们的抗暴斗争得到了省城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还原了历史的公正。
“九·五”抗暴斗争，也是“红联站”及下属的“十中七一”等组织，以及广大省城人民群众对逆来打砸抢横祸的一次直觉的反抗，它引发了省城人民群众对刘格平等“文革红人”及杨承孝等“革命左派”的怀疑和不满，以及对血腥武斗的愤恨，也促进了后来人们对“文革”悲剧的理性的反思，导致了省城后来的“张赵重大冤案”（详见第二十一章）的发生，为最终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文革”敲响了丧钟，因而，也具有不朽的意义！
往事不堪回首。40年过去了，当年“九·五事件”的发生地太原十中，今天已成为高楼耸立、杨柳青翠的山西省实验中学。放学后涌出校门的那些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他们当中恐怕没有几个能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动乱与浩劫，更不知道当年两个不能称为“烈士”的冤魂叫什么名字。但是，这一所学校、一个时代、甚至一代人的悲剧，却给后人提供了一份沉甸甸的财富，那就是永记历史的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注释：

（7）兵团炮轰刘格平是因同年底在太原并州饭店发生了“红总站”攻打“兵团”总部的“一二·三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兵团”认为刘格平对此事件应负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