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中文革50周年祭——我所经历的忻中文革

reading

　　作者同学评论代编者按：摩兄的忻中文革50周年祭，是一篇难得的有价值的好文章。抛开作者这段叱咤风云的经历以及以后在事业上的建树不说，文章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曾经伤害过的老师及同学的深深的忏悔。还需指出的是，文革后的几十年里，作者对梁老师等受冲击的恩师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多次探望，组织聚会，捐款等，以补救当时的不敬于万一。说明作者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大帅才，有情有义的真男子。如果文革不发生，这位已经报考清华的高材生肯定是另一番光彩的人生。忻中文革，因为有你而丰富；忻中校史，因为有你而光荣！

忻中文革50周年祭——我所经历的忻中文革

摩尔晓德

后天，是忻中文革50周年纪念日，心情很不平静。五更披衣写点感想，以资回念（备注：忻中，时称忻县中学，是1902年与山西大学堂一起用庚子赔款建的中学，霍士廉毕业于此校）。
1966年，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从6月1日起，两报一刊就连续发表重头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每次重要文章发表，学校都买好多报纸分发各班，组织学习。紧接着批判三家村，北京公开点名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接着“大文豪”郭沫若通过中央电台公开检查，一切的一切都在为文革的全面开展制造舆论。对于高三学生来说，高考在即，既不想分心，又怕说落后，影响高考政治表现，因而备受煎熬。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1966年高考推迟半年。大家没有为此鼓掌，不少同学还在暗自复习备考。
6月17日，清晨的忻中没有了往日的平静，急匆匆的脚步声惊醒了六排四号高三（4）班的学生。原来是学校水塔砖壁上贴出了郭耀宗等人批判校长王法成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揭开了忻中文革的帷幕。起初校长王法成还算镇静，当初中同学拥到王校长家当面批判时，王说贴个大字报算啥，和和风毛毛雨。随着一拨又一拨学生的输番纠缠，这位1938年就是共产党保德县长的老革命终于崩溃了，开抬说起了疯话，用英语骂人。这一来大家又说他装疯卖傻。从六月十八日起，王校长被校批，班批，把老人家整得疲备不堪。几乎同时，学校大字报雪片般贴满校园各个角落。
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老师斗老师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我们的班主任梁代群在全校较早受到不公正批判，当时正值他新婚妻子来校探亲，他宿舍隔壁初中同学将山墙开洞，一天20多小时向梁老师宿舍广播，真不知年仅三十岁的他如何捱过那段苦难时日。批斗梁老师我是罪魁之一，五十年来每念及此，悔恨难当，痛彻心扉。
六月下旬，地委派到忻中工作组。组长田柱祥，副组长邢存栓，李白素等人为成员。工作组到校后的第一件事是成立文革委员会，郭耀宗理所当然成了校文革委主任，全校又将文革积极分子十几人作为校文革委员，我是其中之一，记得还有田有良，杨德波，贾尚武等。
随着学校批斗的升级，图书管理员王耀崔自杀了，学生会干部王富元写了绝命书。
七月上旬，破四旧开始了，学生们走上街头，深入五类分子家中抄家。我没有参加这些活动，听说我院一位校文革成员带领几个初中小同学进城抄家，抄出一铁皮小箱金条银元，谁都不知这些东西以后去了哪里。
八月中下旬，随着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忻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了，笫一批红卫兵是清一色红五类，全校有400多人戴上红卫兵袖章。虽是红五类，但多少有点不那么纯的，就加入红卫围，意思是围在红卫兵周围。忻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一任负责人是戴玉海、董继斌、刘应龙、曹孝簾、王肖剑等。到8•25事件在太原时，因省委将副专员王达、戴玉海的父親戴子祥（时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刘云基（刘应龙父亲），召到迎泽宾馆，让他们做学生领袖工作，玉海和应龙当即就软了，答应劝学生返忻，可学生不答应，强烈要求改组红卫兵总部，于是在赵雨亭湖滨会堂接见完忻县赴省请愿团之后，红卫兵在会堂召开临时会，免去玉海和应龙红卫兵负责人职务，由我总负责红卫兵工作。
九月下旬，毛泽东第x次接见红卫兵前，忻中各班2～3个名额赴京参加受阅，全校师生去了100人上下，由李气英老师王峰等带队，他们带着红袖章在天安门广场合了影，留下永久的纪念。
十月，忻中师生下乡帮农民秋收去了。整个学校安静了。
十一月中旬，忻中大串联开始，忻中1400多师生，除去极少数师生外，大部分都串联去了。十几个人一个小组，高初中搭配，每人九元补助。我在教导处负责开串联介绍信，拿到信后，凭信去总务处领补助费。开完全校师生介绍信已经到了十二月一号了，我和最后十来位同学于十二月初踏上串联路程。
我一月初回到学校。串联走时我借了王富元件棉小大衣，回来还他时，见到未去串联的富元在间教室内修课桌，教室外白纸黑字写着“为公大队”，我鼻子一阵酸，差点流出泪来。
一月，学生们陆续回来了。上边又提倡徒步串联，于是我又和赵生玉、张双科、张桃青四人徒步到太原了。午饭后出发，傍晚走到大盂住下来，脚磨了两血泡，挑破了，第二天继续走，走到尖草坪，趴了一趟公交车去了五一广场，随后去了河西太工接待站。百无聊赖，四人发起个红卫兵组织起名“红军号”，刻印了红军号几期传单，趴上卡车沿迎泽大街散发。
从太原回来，全国批老红卫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忻中几天之内成立了几十个组织，半年多受压制的师生开始扬眉吐气。老红卫兵因执行反动路线士气低迷，灰头土脸，一些初中同学不敢来校了，不少干脆回老家了。连红卫兵发起人戴玉海等也退出红卫兵，聚集地委干部子弟成立了“韶山”战斗队，还有王鞠她们成立了“击水”战斗队，贾尚武的“东方红”，段玉林的“延安”，朱玉宝、赵生玉、张希田的“红旗”，还有“红大刀”、“鹰击长空”，但真正有实力能和红卫兵抗衡的只有“红旗”。
忻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虽然犯了错误，但不能倒下，我和总部周还银、王峰、岑虎等研究怎么使红卫兵恢复元气的问题。最后采取的策略是首先“承认错误，取得谅解”，在此基础上稳定队伍，以图发展。于是各班老红卫兵纷纷向老师同学道歉，取得一定效果。队伍从又恢复到200人。正在为队伍的逐渐恢复高兴之时，忻县区“二•四”夺权了，对立面“红旗”不仅参加了夺权，朱玉宝还当了副总指挥，这一棒打得不轻。对方口口声声摧毁老红卫兵组织，怎么办，不管它了，回老家过年去！
过年回来，已经三月半了。留在红卫兵组织的200多人都是铁杆，大家都憋着一口气，绝不自暴自弃。正在这时命运之星再次降临了。三多下旬，“红旗”贴出一张“请辩书”，要和红卫兵公开辩论，以图一举摧毁红卫兵。接到“请辩书”，我如获至宝，当即应辩。
经过三天准备，辩论会如期举行。大礼堂坐无虚席，除去忻中各派师生，还有地委、忻师、卫校师生。上午九时，列队入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坐礼堂南向，红旗兵团坐北向。红卫兵主辩董继斌，副辩周还银，红旗主辩田昌安，副辩张文学。主持人是延安公社张之直。
这次辩论红卫兵略胜一筹。红旗辩手一步步上了红卫兵绳套，被红卫兵牵着走。我当时的杀手锏是将显然错误的结论加在对方头上，然后旁征博引加以驳斥。而这些错误的结论又都是红旗的小报上摘引的，红旗的辩手只是被动的解释，没有主动出击的机会，这样我说们就在气势上占了上风。凭心而论，昌安、文学思维敏捷，尤其张文学很能及时触摸到对方的软肋，很是了得，然而最后还是屈居下风，非道理不足，是策略欠周是也。这次辩论大大提振红卫兵的士气，使即将散伙的红卫兵迅速恢复到300多人。
1967年5月，以李瑞德为首的军训团进驻学校，他们的任务很明确，一是推进大联合（当时红旗、延安已经合并成井冈山），二是引深斗批改。军训团到校后，两派都在做工作，结果军训团内很快形成两派，一派支持井冈山，一派支持红卫兵。为统一思想，军训团回部队集训，集训后的军训团将支持红卫兵的全部调回部队，又新来了一批。但从军训团本意来讲，并不想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还是千方百计搞联合。到1967年十月左右，两派组织基本停止活动，实现了复课闹革命，同时成立了忻中革命委员会。主任肖度，张桂林副主任，我和赵生玉、段玉林都进了校革委。差不多同时忻中15位优秀学生选抜到区革委核心小组工作。
1968年2月，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笫X次全体会议增补段玉林、赵生玉、董继斌为区革委委员。1968年4月，学校派我和张奋理去北京草场地中学学习他们复课闹革命的经验并采买课本。我俩完成任务回到忻中后，忻中初中班复课正式开始。
由于我校复课较早，成了华北地区先进典型，《光明日报》采访作了报道。因我是教改组副组长，张桂林让我写写忻中复课经验，以应付《光明日报》约稿。憋了三、四天写成8000字的文稿，寄到报社。半个月后《光明日报》头版二条刊登了5000字的经验介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将自己的作品付诸正规出版物。
1968年4～5月一个月时间，我班孟嫦英、李计良因患脑膜炎去世。5月10学校,召开了追悼会，军训团才子刘德仁写了一幅挽联：
峥嵘岁月锻成革命小将深切敬佩
骤风袭来熄灭青春火花沉痛哀悼
1968年夏秋之交，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声浪中，以轩岗煤矿贾巨清为首的工宣队进驻学校，不久高中部分同学去轩岗煤矿工程处等单位学工，学工回来又停了个把月到秋冬之交，全校学生毕业，哪来哪去。有个学生写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白念十年书，死也不还乡”，被工宣队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加以批判。就这样除区革委十几位同学和学校我们三位还有教改处留下的阎文杰外，其余同学都不无遗憾地悲壮地离开了学校。
学生全走了，老师们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逼迫下要下放，最后有三十多位老师下放到五寨师范等学校去了。
留在区革委和学校的18位学生何去何从，玉宝、希田们在奔走找门路，先是6904厂，又是田村油库，最后定在轩岗煤矿，煤矿就煤矿吧，总比回农村強。就这样，在1969年1月31曰，忻中文革中最后一批18个学生到轩岗煤矿当了工人。

http://chuansong.me/n/1355709252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