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银林 五台县文化大革命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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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县文化大革命简述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五台县由“四清”运动转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高潮。全县四所中学停课，投入“文化大革命”，搞大串连。
　　1966年8月18日，五台中学红卫兵数十名代表赴北京接受了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紧接着全县机关、厂矿亦成立了一千多个造反队，开始揪斗“走资派”，冲击党政机关。红卫兵均制作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字，一度穿军衣，戴军帽，腰襟宽皮带，臂带红袖章，胸佩主席像，肩挎红宝书成为时髦装束，主席像、语录供不应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广大干部群众都以背诵毛主席语录为荣，干部讲话起草文件等必先讲一段或数段最高指示；老百姓田间地头、甚至结婚也要背一段语录；如有集会、游行随时将语录举在胸前。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老少皆然，日日如此。“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海能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和歌曲，祖国山河一片红。
       9月，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下令，将289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班玛才旺活佛和第四世多智钦日洛仁波切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法门寺住持良卿法师以自焚保护佛祖的灵骨，吓退红卫兵。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化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75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人间难得的血写的经书就从此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到处破四旧，五台山的东西南北四个台顶的佛教建筑全部被拆毁。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和被毁的寺庙，台怀北路有7座：广化寺、普寿寺、七佛寺、五郎庙、金刚窟、普乐院、宝华寺。台怀南路有6座：文殊寺、灵峰寺、万佛洞、栖贤寺、古佛寺、台麓寺；台怀西路有6座：三塔寺、铁瓦寺、三泉寺、玉花池、凤林寺、狮子窝。

　　是时全县有红卫兵组织820个，参加人数为27991人，并由县城向基层扩展，逐渐失去控制，到1966年冬，全县城乡各色各样的群众“造反”组织共有1163个，参加人数为38491人，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口号，把矛头对准了各级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受到猛烈冲击，大批领导干部被批斗，无法坚持正常工作。
       1967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台县人民武装部和驻军奉命介入五台县“文化大革命”运动，实行三支（支左、支农、支工）两军（军管、军训）。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继省、区夺权之后，五台县造反派于1967年2月17日，成立了山西省五台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当天对中共五台县委和县人委进行了夺权，县委书记赵锐、副县长胡靖华等被相继投入监狱。随之30个人民公社党委和大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也陆续被造反派夺了权。全县各级各部门党员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帮”而遭受批斗和靠边站。
　　批判、斗争、罚站、戴高帽、挂牌、游街无所不用。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玉和等老革命被迫站在两个高桌码成的桌面上，面向红卫兵交代，本性刚直忠厚的张玉和大声说：“我从20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下面的造反派一听交代的不对，没有按他们的意图交代，就在口号声中，一脚将两层高桌踹翻，年近五旬的张玉和重重地摔下来，血流满面，不省人事了。被小将们拖回监狱，一条左胳膊从此残废。县委组织部长刘艾华经不起肉体和精神折磨，半夜里自杀身亡。

       在全县范围内自上而下的“全面夺权”后，1967年4月15日，建立了中共五台县核心小组，同年4月23日，成立了五台县革命委员会。县核心小组和县革命委员会是一套工作班子，县核心小组组长兼县革委会主任，由军代表唐振亚担任。1967年6月，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及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砸烂公、检、法。1967年4月，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统管政法工作。1968年9月，对公安政法机关实行军管，成立军管组。下设办公室，政治组、办案组、司法组。
　　（随记：刘艾华之子刘俊飞后来到忻县电业局参加工作，和郜银林（即本文作者），部落成海牛同住一宿舍。其母改嫁当时由晋中地委调忻县地委任书记的王绣锦。刘俊飞性格刚烈很向他的父亲。）


　　边玉堂所写的《无悔人生——记十届、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文成》（2012-07-06）中涉及到有关五台县文化大革命内容如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五台县由“四清”运动转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所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高潮。这年12月18日，张文成接到县委组织部通知，任命他为中共大石公社委员会代书记。上任伊始，按照县里开展秋冬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要求，他通过调查、研究，组织上马了潘家里引泉水灌溉农田的水利工程，他和社员们没明没黑奋战在工地上。不想“文化大革命”运动越闹越凶，全县四所中学停课，投入“文化大革命”，搞大串连。是时全县有红卫兵组织820个，参加人数为27991人，并由县城向基层扩展，逐渐失去控制，到1966年冬，全县城乡各色各样的群众“造反”组织共有1163个，参加人数为38491人，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口号，把矛头对准了各级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受到猛烈冲击，大批领导干部被批斗，无法坚持正常工作。张文成由于刚刚上任且从前并未当过什么领导，不知权是啥？妻子辛淑英当时正好在大石公社联校教书，耳里风言风语听说联校几名教师成立的造反组织准备到公社进行夺权，回家时悄悄将此事告知张文成，但张文成一听火冒三丈，他才不怕夺权，且夺了也无所谓，马上找到联校进行理论，教师们有得主张夺权，有的反对夺权，主张夺权的说好歹张文成是大石公社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夺权的说张文成刚刚到任，还看不出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引得两派争吵不断，落了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名声。一天夜里张文成刚刚脱衣躺下，一阵紧张的电话铃声将他又催起，他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县委副书记黄作兴给他打来的，黄书记得到可靠消息，台山林场造反兵团要到大石抓他，让张文成三十六计，走为上，出去躲上一阵。张文成左思右想，咋也想不出自己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思想和言行。大石公社党委和管委被造反派夺权后，将张文成等几位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上到各生产大队进行批斗，后又叫到下会里进行劳动改造，当然公社党委、管委组织陷于瘫痪状态，被迫停止工作，开工不久的潘家里水利工程不用说也停了工。
       由于局势混乱，失去控制，1967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台县人民武装部和驻军奉命介入五台县“文化大革命”运动，实行三支（支左、支农、支工）两军（军管、军训）。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继省、区夺权之后，五台县造反派于1967年2月17日，成立了山西省五台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当天对中共五台县委和县人委进行了夺权，县委书记赵锐、副县长胡靖华等被相继投入监狱。随之30个人民公社党委和大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也陆续被造反派夺了权。全县各级各部门党员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帮”而遭受批斗和靠边站。党组织瘫痪，全县党员都停止了组织活动，广大群众被分裂，组织上也陷于严重混乱的局面。在全县范围内自上而下的“全面夺权”后，1967年4月15日，建立了中共五台县核心小组，同年4月23日，成立了五台县革命委员会。县核心小组和县革命委员会是一套工作班子，县核心小组组长兼县革委会主任，由军代表唐振亚担任。1967年6月，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及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随后县、
社、队少数干部作为“革命干部”代表被结合进各级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这年6月张文成作为“革命干部”被结合进中共大石人民公社核心小组，任副组长。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在行使行政职权的同时，逐步替代了各级党组织的职能，未被结合进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县直各单位和各人民公社领导干部，被集中到学习班学习、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砸烂公、检、法。1967年4月，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统管政法工作。1968年9月，对公安政法机关实行军管，成立军管组。下设办公室，政治组、办案组、司法组，选拔张文成、刘俊义、徐俊义等25名干部充实到公安政法机关。张文成被分在办案组，主要负责审判工作，当时全县犯人共约150人，犯罪主要是反攻倒算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和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偷盗、抢劫、强奸等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审判人员主要是他和曲秀和。
       张文成自在大石公社被夺权后就得了一种象湿疹一样的奇怪皮肤病，全身7、8个部位先是发痒，后起疙瘩，再起潦泡，流水成痂，基本一月一次，很是难受。他顶着这种奇怪皮肤病的折腾和困扰，废寝忘食地审理着案件，结案后交卫生敏副政委、而后汇总，举办一月一次的公审公判大会。在军管组期间，有两件事，他至今历历在目，终身难忘。一件是在一个星期日，大部分同志都休息了，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值班，这时太原太钢军管组来人，要其配合抓捕闫俊贤三子。闫俊贤系阎锡山时期七十四师师长，解放战争投诚起义，建国后，任省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后回东寨老家务农。太钢军管组说其三子为现行反革命，要逮捕归案。张文成带领太钢军管组人员半夜十二点出发，到达东寨村，在治保主任家研究好抓捕方案，凌晨五点摸到闫俊贤家，按照抓捕方案，张文成推开门，太钢军管组人员乘机冲进屋将其压住，戴铐。可张文成上
前一推门，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照他门面“嗖”地一下打来，张文成下意识一偏头才未被打着，紧接第二块石头又打来，这时太钢军管组人员早已冲进屋将其压住。在带其沿小叶河往县城走时，其人乘大伙儿不注意又准备跳河自尽，因为他知道回太原后，太钢军管组人员不会给他好果子吃，回到军管组办公室后，他们将闫俊贤三子用麻绳绑在床上，而后才各自打盹小息了一会儿。后来张文成听说他们将其三子刚抓走，闫俊贤因悲愤过度，一头扎进水缸而亡。另一件事是东冶北街宋三与白云成因琐事而争吵，发展成打架斗殴。后宋三装疯卖傻，一直搞得白云成家破人亡，北街村有很多群众看破宋三系装疯，并且太让人看不惯，在下乡时有几位反映了这个情况。在军管组组长李二欧带领下，张成计、郑合义、周俊奇等公安人员连续半个多月夜里在宋三房顶秘密蹲点，发现其装疯破绽后，将其抓获。在看守所宋三仍然装疯，使案件一直难破
，后李二欧将审案任务交张文成，要求尽快结案。张文成找准宋妻赵文英探监时，采取政策攻心，将宋三和妻子赵文英二人说得大哭，宋三终于承认其装疯，逼白云成家破人亡，案情水落石出，终于告破。经自己申请，张文成被改任军管组办公室主任，负责撰写四好、五好等典型材料。后来军管组希望张文成留在公安系统，这次被他一口回绝。
       回忆起肃反办，军管组两次借调，充实公、检、法队伍，张文成感到哪个饭碗难端。一是过去运动多，来一个运动，五台总有招标，要枪毙几人。二是那时候不像现在法制健全，一个人的生死就掌握在几个人手里，难免造成冤案、错案。这些他都看不惯，想不通。
       1970年9月至1972年4月，恢复后的中共五台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指示，对全县562个生产大队和140个县、社机关、企事业单位分三批进行整党建党，恢复受“文化大革命”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基层党组织，对党员队伍进行吐故纳新。提拔了不少党员为各级领导干部。从1971年开始，中共五台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等运动，结合运动培养了大批党员干部。1971年6月4日县委组织部任命张文成为中共红表人民公社核心小组副组长。
       1971年10月10日，按照县委安排，中共红表人民公社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上红表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本届公社党委会，张文成当选党委会书记。1972年12月26日又兼任红表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在红表人民公社将近两年的时间，张文成带领红表人民大兴农田水利，在全公社农业学大寨，深翻土地的基础上，殿头生产大队筑大坝，桑园生产大队水库维修，大天池生产大队修水库，其它大队打井、垫地、修渠、集水、基本做到了每个大队都有工程，还新盖了公社办公场所，通过开现场会观摩等形式，促进了农建工作，出现了红表规模，探头速度等典型。同时狠抓了社会治安工作，将小偷小摸、投机倒把、聚众赌博等人员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参加背柴、打井、盖房等集体劳动，使这些人身心得到改造。在1972年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红表人民公社受到县委、县革委的表彰，奖状、锦旗、镜框得了很多。并受到忻县地委、行署表彰、张文成被授于“模范干部”称号。
      1973年2月24日，张文成经中共忻县地委、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任命为中共五台县委常委、五台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县委书记为张喆，成员有王存文、安存贵、王聚清、张敏、高贵生，罗松良等。工作主要分管农业和文教，包点是台山和耿镇片。当时正好全国上下掀起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热潮，五台作为农业大县，当然农业学大寨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秋收、秋播等三秋一结束，利用冬春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张文成等县委常委、革委副主任，首先是一批又一批地带领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领导到昔阳县大寨参观学习，他回忆73年到76年三年时间，仅到大寨参观学习就去了十一回。全县各生产大队年年都有工程，沿河垒坝造地，靠山开山造田，最起码也得用钢锹深翻土地。各人民公社都培养重点工程，以备全县交叉检查、现场会观摩。大点的工程有县城唐家湾水库、豆村清凉大渠，耿镇清水河大渠等。生
产队社员实行早六点上工，晚六点收工，即所谓六对六，春节全部战斗在工程工地，也就是大力提倡的过革命化春节。教育开始复课闹革命，农村试行小学中学七年一贯制和九年一贯制，即“五、二、二分段制（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全县小学大都附设了初中班，学校贯彻“五、七”指示，大办工厂、农场、厂校、队校挂勾，聘请工人、贫下中农担任教师，学生学工、学农、学军，突出政治课，忽视文化课，劳动代替教育，教学质量大为下降，在忻县地区教育排名由文革前的前三名，下降为十三名，倒数第二。张文成看到教育现状如此，非常痛心，心里非常着急，但毫无办法。他和文教组张泰来、贾银金、张金良等组长、副组长协商决定，在1971年五台中学附设师资培训班四个，200余人，1972年补充老师自然减员，录用100名为正式教员外，其余人员要分批选送忻县师范学校继续学习，以备今后有机会充实教师队伍。在岗教师提倡在职进修，学习中专和师专教材，以提高不及中师文化程度的小学教师和不及师专程度的中学教师。1975年6月29日，经县委书记张喆提议，县委常委会通过，张文成兼任县计委主任，分工亦增加工交系统，即工业和交通。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历史。五台县同全国一样，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李贵武，赵静所写的《平生坎坷志不移如火岁月立丰碑，记五台县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玉和》（2012-07-06）中涉及到有关五台县文化大革命内容如下：
　　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县里紧跟形势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五台、东冶、豆村、耿镇四所中学开始组织红卫兵。
　　8月18日，五台中学红卫兵数十名代表赴北京接受了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紧接着全县机关、厂矿亦成立了一千多个造反队，开始揪斗“走资派”，冲击党政机关。红卫兵均制作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字，一度穿军衣，戴军帽，腰襟宽皮带，臂带红袖章，胸佩主席像，肩挎红宝书成为时髦装束，主席像、语录供不应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广大干部群众都以背诵毛主席语录为荣，干部讲话起草文件等必先讲一段或数段最高指示；老百姓田间地头、甚至结婚也要背一段语录；如有集会、游行随时将语录举在胸前。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老少皆然，日日如此。“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海能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和歌曲，祖国山河一片红。
       1967年2月，张玉和的大女儿张美莲从原平参加完社教运动回到县政府找父亲。一进大院傻眼了，整个大院的墙上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机关干部群众围在外边看大字报，吓得不敢呼唤，从背影中寻找着自己的父亲，终于没有找见。平时，父亲一米八的个头，身披白茬羊皮大衣的形象，他一眼就能看到。今天来回走了好几趟，也没有看见，这时一个叔叔悄悄把她拉在一边，告诉他张书记与赵锐书记、郑殿文副书记、胡靖华副县长等已被关进了五台监狱。她吓傻了，不知怎么从县城走回五十里外的老家与母亲哭诉。
       就在这个月，五台县的造反派大联会，成立了“山西五台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开始夺权，造县委的反，揪斗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县委领导。批判、斗争、罚站、戴高帽、挂牌、游街无所不用。张玉和等老革命被迫站在两个高桌码成的桌面上，面向红卫兵交代，本性刚直忠厚的张玉和大声说：“我从20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下面的造反派一听交代的不对，没有按他们的意图交代，就在口号声中，一脚将两层高桌踹翻，年近五旬的张玉和重重地摔下来，血流满面，不省人事了。被小将们拖回监狱，一条左胳膊从此残废。县委组织部长刘艾华经不起肉体和精神折磨，半夜里自杀身亡。
       张玉和的二女儿，那一年本村小学毕业，虽然成绩优秀，也没有权利上阳白中学。作为当权派的后代，她几乎每天都遭受欺负和侮辱，那些欺负和侮辱来自和她同龄的天真孩子。只要他们一喊出“走资派、当权派的狗崽子”，小建莲立即失去了一切尊严和抵抗，任意受他们欺负，接受他们心血来潮的惩罚。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过早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咬着牙关，承受着因父亲成分而遭受炼狱般的折磨，直到第二年才勉强上了初中。
       张玉和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也不伸冤、不争辩，他坚信党是英明正确的，坚信自己没有愧对党和人民，坚信这种颠倒黑白的局面会很快结束。在那非常岁月里，自己的亲人是不允许探监的。里外音讯全无，每天夜里对着窗外的月明爷儿思念着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女儿，想象他们此时此刻在做些什么，也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思考着县里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他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公民，而是一个曾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
       这年九月的一天，妻子武粉莲正在地里受苦，她似乎是一个机器人，在毫无表情的做着重复的动作。村里的远亲张喜治悄悄给她捎来话，说赶紧给老张送点衣服吧，天这么冷了，他还是只穿一件衬衫，监狱里阴的咳嗽起了。她再也挨不住了，辛酸的眼泪在眼眶里噙不住，挂在冰冷的脸颊上，也顾不上向生产队长请假，疯一般奔回家，提了半篮子玉米窝窝包了个包袱就一路小跑到了东冶。先在大姑子家打了个照面，就搭上车上了五台城。监狱里的人一听说老张家来了，也不刁难。他夫妻二人离别七个月后，终于见面了。她端详着自己的丈夫，虽然还是颀长的个子，但腰略略弯了。左胳膊也不大自然，胡子拉碴，显得脸色苍老了许多，削瘦了许多，让人心痛、辛酸。然而20岁就入了党，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镇反肃清、三反五反、四清社教等运动的武粉莲，硬是没有流出一滴泪、哭出一声来，她唯一不理解的是自打结婚就埋地
雷、打游击、送情报、闹土改，投身革命的丈夫怎么就成了走资派。老张只是淡淡的问了句，咱嬷可好？两个女儿要好好劳动好好学习，说完就揸起一个窝窝啃了起来。吃完，说你回吧，把窝窝留下，郑书记、胡县长们也喊饿，让他们也饱餐一顿吧！
       张玉和在监狱里整整坐了一年零两天，第二年正月十二出来就住了医院，后来到崞阳“五七干校”学习改造了七个月，临“毕业”，干校发给220元安置费，就让他回家了，一个国家干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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