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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敬兰《我的文革纪事》(11-18)  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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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12 04:11: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一:学生斗学生,再掀狂澜) D5 C3 P4 s. d( |2 ?  l2 s

; g. b/ \* i6 _5 X; B工作组走了。作为“镇压学生运动的消防队”,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头雾水地被派到学校领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灰头土脸地突然撤出了校园。随后,他们的主要成员成为文革初期第二波被批斗的对象。
9 H! l" y3 g* F, I工作组驻校期间受压挨整的老师学生,从此可以获得解放了吧?不,只有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从右派转身成为左派,扬眉吐气、挥斥方遒。更多人因对联的横空出世,将陷入新一轮伤害之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一道鸿沟,划分出中国式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成为一道魔咒,嫉妒心、报复心、虚荣心、虐待狂等等人性的毒素,将以革命的名义继续发酵。
% O8 A1 x# S) ^, z, X! x5 H9 p* r' z校园里完全乱了套。军训的同学回来后,学校也没有人召集开个会或者广播一下,下一步到底怎么办。反正再也不用坐在教室里学习报纸社论、揭发校领导了。许多人都跑到大学看大字报去了,我因“有案在身”,格外小心,每天上午都去学校转一圈,看不到以往的热闹,班里也不见有什么动静。校园里大字报不多,记忆里有少量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贴在宿舍楼前,长篇大论,四平八稳,字体工整,一看就是老师们写的,可是没人爱看,大家的兴奋中心是对联。关于诠释对联的大字报,有本校学生写的,也有从外校抄来的,譬如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名篇《自来红们站起来》,开篇就是“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 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 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对联”不仅贴在校园里各种建筑的门楣上,也登堂入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由原版“基本如此”迅速变成“历来如此”、“就是如此”、“完全如此”、“永远如此”等等。 所有的学生,在对联面前,立即分成两个阶级,不论你是同意或是反对,没有第三种选择。自来红或自来黑,成为整人和挨整的唯一标签。 / E3 H; ^0 G1 i9 D. B& K
教师组织“星火燎原联队”的《大事记》简单描述了8月1日的校园。“在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别有用心的煽动下,今天校内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对联,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随之,校内‘混蛋’、‘狗崽子’骂声不绝,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极大的压力。造成群众间的分裂和严重对立。”这段文字用的是8月1日当天的口气,从认识上看显然是后来补写的。8 V( c2 M2 r% r# `! p9 i
高年级学生以辩论对联为借口在班里公开羞辱“黑五类”的集体活动,基本上没有。我询问了不同年级的一些高中校友,她们都否认自己班里在8月初的几天斗争了同学。我猜想主要的原因是高中各班在工作组期间,已经整过反工作组的同学,班集体或干部子弟早已分裂成两派。次要的原因是高中生稍微年长,“红五类”多少还保持着高傲和克制。例外的原因是高二、高三有的班干部子弟数量少,不成气候。(女附中招收的干部子弟以初一、初二、高一的数量最多,说明1964年以后,招生政策是有倾斜的。)尽管没有集中斗争“黑五类”,不过肃杀的气氛、歧视的目光、有针对性的羞辱并不见得少。只有受到伤害的人知道什么叫做冷暴力,心灵的疮疤会被几十年的历史尘埃掩埋,可是它没有消失,一碰就会出血。受害人不堪回首、不能原谅,加害者不以为然、不愿面对,双方至今回避在班级的聚会碰面,就是现实。
. x: x! z* V8 i' K4 U5 F6 E, G初中生的表现,则更直接、更公开、更狂热。由于年纪小,工作组期间,初中生普遍处于运动的外围,也没有反工作组一说。现在,终于轮到她们登场了。出身不好是硬杠,如果你长得好看、学习成绩拔尖、最先入团、多才多艺、人缘好、老师偏爱、与某个干部子弟有过节等等,同样会招来祸端。每个年级都有对“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进行公开羞辱、恫吓、谩骂、体罚,甚至暴力的集体性活动。: ~0 W/ Y4 q3 {
1966年冬天,我认识了初一3班的原少先队中队长仉乃华,一个长睫毛、大眼睛、高鼻梁的漂亮小姑娘,她说起8月的遭遇,我至今未忘。仉乃华的父亲因当过“资方代理人”被关了起来,身为中学教师的母亲跳龙潭湖自杀,每天中午她被初一的几个高干子弟罚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她们坐在阴凉处,一边吃冰棍一边辱骂她,不时有人骑车围着她打转,看她东躲西闪的狼狈样子,她们哈哈大笑,极为开心。那年,她们都是14岁。$ J! G  f3 q$ A3 \3 T
初二3班学生罗玉平有这样的回忆: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电话,我们班团支部的一位干部在电话里没头没脑地说:“我们给你念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说完这些,她很得意且坚决果断地放下了电话。我如坠五里雾中。……第二天我到了学校,满校园的墙上都刷上了这些字样。(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社,1999年1月,第221页)由于父亲罗瑞卿大将政治上已被判了死刑,罗玉平(点点)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入另册。比她更倒霉的还有初三2班黄梅,受父亲黄克诚大将的牵累,她从上初一就遭到了歧视,对联出来后班里学生分成三六九等,黄梅和另一同学成为最低一等,受到的欺辱加了倍。我记忆中的黄梅,小小年纪就是“少白头”,厚厚的近视眼镜,不知遮挡了她心中的多少屈辱和苦闷。
8 M( N3 {3 d0 D+ b8 P暴力,是从8月4日开始的。: z4 B( z$ E! a
1967届初中生、初二4班张鸿敏曾经著文写到,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 “红五类”同学找到她家,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说完转身离去。8月4日上午,她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当中摆着几排椅子,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三类, “红五类”坐在椅子上, “黑五类”站在黑板前,面对大家站成一排,十几个出身一般家庭的同学坐在地上,张鸿敏是“黑五类”之一。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董 × × 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被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原来那不是她的生父。董站进了“黑五类”行列。这时,20个正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她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接着,“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7 H# N2 M7 Z7 s$ U  U, T$ O7 C4 V一个初二女孩,被同学押着从二楼楼梯手脚着地向下爬,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马扎。红五类对黑五类令人发指的折磨,四十多年后让我的一个同班同学说起来还唏嘘不已。无论这个同学今在何方,她15岁那年受到的伤害都是终生不能抹去的记忆。侮辱她折磨她的同学,你会忘在脑后吗?) t+ Z9 \5 t  e) z5 Y/ v* c& T$ j' o7 Q
初二5班一位学生保存的日记,记有8月4日班里的批斗会,五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当场摘了红领巾和毛主席像章,连她们手中的《毛主席语录》也被抢去。她还记得,班里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路过初二4班门口,被这个班叫“扫敌”的干部子弟叫住,当众扇了耳光。“扫敌”的骄狂、冷酷,留在不同年级同学的记忆里,她对卞校长的侮辱,也以亲笔字迹保存在王晶垚先生那里。如果那年的8月,借对联之威欺负过同学的“扫敌”们能够读到这段文字,我希望你们勇敢地走出心灵的困境,去向曾经被你们伤害过的同学、老师登门道歉。道歉,是对自己精神的洗涤和解脱,无关乎受害者。因为她们没有你的道歉,也有自己的成长、自己的人生。不要用“那时我只是个孩子,文革干嘛让我负责”来开脱,道理很浅显,你是孩子,同学也是孩子,为什么人家要受你的欺辱、挨你的耳光?豁出去,道歉吧!哪怕要忍受谩骂也不要退缩,不要把自己应受的惩罚留给下一代。
4 }1 F* s. [: Q1 S我所在的初三年级,也是伤痕累累,同学之间的分裂至今不能弥合。每班都有骄狂蛮横、恣意践踏和侮辱同学人格的人,被大家永久记住。听说初三4班很例外,我曾问过一个同学,为什么你们班没有整“黑五类”?她说:“马秋莎不许同学斗同学。个别干部子弟欺负同学的事可能有,但是我们班没有集体斗过任何同学。”我印象中的马秋莎唇红齿白,人很漂亮,性格开朗、阳光,课间十分钟,有时都会听见隔壁教室里她说话的大嗓门。
/ I* I. m: b+ n& B) m在叶维丽、马笑冬的口述成长史《动荡的青春》(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马笑冬说:“一个班集体里会不会发生暴力和学生斗学生的事,常常取决于这个班上的干部。我很感激我们班的头头,她是文革前我们年级第一个加入共青团的,后来又是年级团支部书记。她人很成熟,文革中很讲政策。”马笑冬所在的女八中是文革初以暴力出名的女校,她的班开批判会,一上来那个当“头头”的同学就约法三章,不许打人、骂人和武斗。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国军军官,参加过江西的五次“围剿红军”,“这在当年可谓罪大恶极,如果我们班换一个头头,说不定她会挨打,她的父亲也早就没命了。”这个讲政策的干部子弟叫佟芮,我后来认识了她,心里对她非常敬重。! I% B8 s$ ?: y; E
遗憾的是,像马秋莎、佟芮这样小小年纪却头脑清醒、又有勇气,在狂热暴力的大潮流中,特立独行,坚守着人性大善的女孩,实在太少了。# @# i* \0 s  \! @7 E! k
8月4日下午,还发生了打老师的事件,胡志涛校长在文革后写的《“八五”祭》一文里写道,当时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我爱人看到我身上被抽打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我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 “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  5 O" l5 q/ u' L
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师大女附中当年在校生有1600多人,其中干部子弟(父母职位在司局长以上,或1945年以前参加革命)约560人左右,加上人数很少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烈士子弟,大约600人。当时,身处文化界、教育界的干部首当其冲,大部分已经靠边站,“红五类”的队伍正在缩水,最响当当的惟有军界干部子弟了。她们腰系皮带、一身褪色旧军装的打扮,引领了那个夏天的时尚,后来也成为暴力的象征。" F% R! Z0 ~1 G  d
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一直把师大女附中称为“皇家女校”。已故知名教育家、28岁就成为女附中教导主任的刘秀莹老师,生前接受网刊《记忆》的编辑戴为伟女士访谈时,有过这样一段话:政治局委员、常委、部长、副部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只要有女儿的,几乎90%在我们学校。她们之中,有的很优秀,有的不怎么优秀,有的很不优秀,或者说,表现很不好。我们做老师的,不能因为学生不好,就歧视学生。家庭出身不好的,不能歧视;表现不好的,也不能歧视。卞校长、胡校长教育我们,都要一视同仁,教育和帮助她们成长。卞校长是很热爱干部子弟的。干部子弟在学校什么都说呀,什么从家里听来的都说。上课,老师讲完课,她举手,她说:“老师你讲的不对,我爸那个文件说的,跟你说的就不一样。”老师说:“你爸那个文件我看不着,我只能按照我知道的讲。”你说这课堂还怎么讲下去了?卞校长看到了,就给中央写信,把这个情况都跟中央汇报,说在家里说话小心一点,有些事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讲;或者再嘱咐一下孩子。像刘少奇,他的女儿在我们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就跟孩子说,中南海里的事,你们要讲出去,我就打断你们腿,你们从此别回中南海。教育还是很严的。林彪,他自己的错误咱们单说,林彪对林豆豆,要求非常严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林豆豆在我们学校上了三年,班主任都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儿。她填父亲的姓名一直用林育容,到初三要毕业了,林豆豆说:“杨老师,我爸爸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顿饭”,班主任想,家长要请吃饭了,就去一下吧。去了,吓一跳,敢情是林彪。像刘伯承同志,用核桃那么大的字写的信(给我们),他眼睛瞎了呀。他的女儿在我们学校4 门不及格,校长要保送她去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刘伯承写一封信来说,该留级(就)留级,不要因为是刘伯承的女儿就特殊。这封信在学校一传开,大家都服气了。上世纪50 年代、60 年代,一些老共产党员,不象今天,他们对孩子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像李纳填家庭地址,从来都是中南海大伙房,根本就不敢写别的。 (《记忆》112期,4月30日)8 p6 J0 z  z1 P* o( a9 |
时过境迁。1966年8月,在“皇家女校”对老师同学首开暴力先河的,也是来自革命家庭的女儿们。她们虽然只是干部子弟中的少数人,却以残忍、冷酷和不可一世给母校留下了永远的耻辱。5 `6 j; g5 M  h+ P" k
8月4日 ,我在教室的黑板上看到一则通知,大意是明天上午召开班会,请互相转告,按时到校。我暗想,可能又要整我了吧?心里打定主意,明天不来学校!) O- S- I' x) k5 @# J* F0 n; ^0 ^
事后多少年里,只要想起8月5日,我就会奇怪,当年怎有那么大的胆子,居然敢“逃学”?!' n6 P- O6 c2 g

, @, K2 i0 c& \(下篇:我的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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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12 04:11:5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二:我的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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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5日下午,校园里发生了游斗卞仲耘等五位校领导的暴力活动。当时我被罚在教室里擦玻璃,对外面的喧嚣竟浑然不知。
; l- {; k( V% W# J6 g' |8月5日上午,我斗胆“逃学”了,可是躲在家里的半天,如坐针毡。吃完午饭,我妈让我睡觉,可哪里睡得着?忽然,我听见院里有人喊我的名字,出门一看,是我的两个同学。她俩从来没有来过我家,竟一下子就找到了。她们问我为什么上午没去学校?我说头疼。她们说,现在你跟我们去学校吧。就像逃犯突然被抓住,我从昨天决定逃避班会开始的不安和焦虑,反而消失了。- t& t6 e& u5 P1 w( x) \
我家离学校有三站地,步行半小时。我们一路闷不做声,她俩不理睬我,互相也不说话。走进学校大门口,也没见异常。我们初三年级的教室在南楼二层,她俩走进教室,核心小组一个同学在门口截住了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说头疼。她说:“红军叔叔爬雪山过草地,都不怕,你头疼就逃学?”我无言以对。3 T* e. P2 s- V8 r: w
走进教室,我不禁吃了一惊。教室中央横拉了一根绳子,悬垂着一幅长对联几乎拖地,上联是“老子打天下如何如何”,下联是“儿子镇妖崽如何如何”,粉色纸,隶体字,一看就是核心小组的A同学写的,她的家教中有艺术教育,她那时就画很棒的工笔画,仕女的发髻细致到根根发丝。那副对联原文曾经被我写入1983年发表的小说《路,这样走过》(河北省文联《长城》季刊1983-2),3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无法找到完整记忆,连那期刊物也丢失了。
) m4 q0 ~# ?7 o% P教室被绳子一分为二。讲台前大约十张课桌拼成一个长方形,是“红五类”同学的,她们坐在桌子上,俯瞰着同学。与长方阵斜对着、靠近前门有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是“红外围”。绳子另一侧,三十张课桌分成几堆挤放着,最小的一堆是三张桌子,被置于教室后面靠窗户的墙角。这是四个不同的等级。
  S8 x. K3 s) }# J/ M刚刚做完扫除,地上还有水迹。有的同学回家了,大部分还在。她们都原地站着,表情木然。核心小组的A同学不在,B同学站在讲台前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冯敬兰上午躲过去了,明天下午两点给她补课。她指了一下教室阳面的几扇大玻璃窗,对我说你今天就把那些玻璃都擦干净,以后做值日(指打扫教室卫生)就由你们三个人负责。说完,几个“红五类”就相跟着走了。这时,叶维丽忽然又回来了,她站在教室前门,大声说:“以后做值日还是按小组轮流做,不能光让她们三人做。我们也应该做。”说话时她的脸涨得通红。我非常感激她鼓足勇气,让“我们”和“她们”在做值日的问题上完全平等。多年以后,她已经不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往事对我却历历在目。3 s# i4 X  m# B( M% `4 l- ^
我的书桌和另两张书桌摆在教室靠窗户的角落,不知道另两位落难的是谁。这时小M(详情见《文革纪事之十一》)走过来,我立即知道她是其中之一,小声问:你怎么啦?她义正词严地答:“我和你的本质不一样。”我也知道她和我不一样,我因言论获罪,而她一点逾规之处也找不到,非常无辜。这个伤害在以后多年里严重毁坏了她的健康也改变了她的人生。另一位同学是Y,她回家了,那个下午我也没见她回来。原来上午的“辩论会”——最近我才知道,同学们管那个会叫“点名会”,坐在桌子上的红五类同学挨个点名,强迫挤坐在教室另一半的同学说是否同意“对联”。Y是公开表示反对“对联”的两个同学之一,她的父亲是右派,她是“黑五类”,居然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敢不承认“老子反动儿混蛋”!核心小组B同学当众扇了她耳光,把她的眼镜打到了地上。Y同学是蒙族姑娘,身强力壮,是学校舢板队的主力。假如她有资格打人,又下得去手,她准能一巴掌将B扇出一丈远。那时动手打人是要有资格的,光有资格不行,还要心狠敢下手。多少年过去,性格豁达、为人宽厚的Y,原谅了打她的同学,却没有遗忘那份侮辱。公开反对“对联”的另一同学,是原团支书小Z,她是第一个被点名的,如果不是父亲提早被批判,小Z也应该是坐在桌子上的“红五类”。如果她是核心小组的负责人,我绝不会挨整,也不会有侮辱同学的“点名会”。同学们记得,小Z站起来,因为激动有些口吃,她说,我我我反对!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她反对的理由是,许多无产阶级领袖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恩格斯本人还是大工厂主。坐在桌子上的同学和小Z争吵起来,小Z毫不示弱,表示即便是干部子弟,父辈出身不好的也很多,用对联怎么解释?小Z历来善辩,又站在理上,谁拿她也没辙。
6 f( n( l6 y; a5 c我搬动桌椅,摞起来去擦高处的玻璃窗。我们教室的阳面全部是大玻璃窗,上中下三层,每层三大块玻璃,不是对开而是上下推拉式的大玻璃窗。现在看来,那时的校舍设计真是周到地为学生的安全着想。如果当今的学校建筑也这样安装窗户,绝不会有学生“纵身一跃”,坠下楼去。别说探身出去,就连伸出脑袋也不容易,这就给我擦玻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给我留的是中上两层的6扇脏玻璃,我必须用湿抹布先擦去尘土和顽渍,再用报纸细擦干净。同学们陆续都走了,教室里没剩几个人,她们出出进进都默不作声,我爬上爬下,干自己的活。我们初三年级的教室在走廊南面,与走廊北面高二年级的教室相隔很远,完全不知道校园里已经闹翻了天。0 |2 x; ^8 d7 _# y- T) Q. J  R
初二2班学生张鸿敏在《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开放杂志》2010年8月号)一文中说:1966年8月5日,我和许多“黑五类”同学一起被押到操场上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锅炉房高台(常常是批斗会主持者和发言人站的地方)北侧的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强的胡志涛副校长(女)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什么,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攘,渐渐乱了队。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长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钉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大操场上批斗殴打校领导之后,她被带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渐渐散去,原来押着我们“黑五类”的“红五类”们也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同学魏 × ×、崔 × × 和孙 × × 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动物和人体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 w& ]  ]9 q% }4 y5 `张鸿敏的记忆,证实了她所在班积极参加了游斗校领导的活动。我最近了解到,初二年级6个班有5个斗争了“黑五类”同学。后来我们在调查校长之死时,多位目击者提到,殴打校领导的学生,以高一和初二年级为多。我为初三年级庆幸,至今没听到有当年在校的老师同学指认,8月5日下午有初三某班某某打了校领导。7 e' w+ C, A2 l7 L' ~- r
我的同学小六那个下午出去看了好几次。第一次看到的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穿着军装,她们把五位校领导押出来,往操场走。有人从楼里出来,给他们头上套上纸篓,也有高帽子(纸糊的,电影里斗地主恶霸时常有的镜头—笔者注)。后来操场上跟着看的人多了起来,她就回教室了。第二次出去,校领导正在东楼后的小操场挑土。梅(树民)主任身体好、年纪轻,能挑着两筐沙土沿小操场走一圈,又倒回原处。卞校长和胡校长连腰都挺不起来,卞身体不好,比较胖,年纪最大,实在干不了,胡校长态度强硬,于是她俩就挨打。刘(致平)副校长谢顶了,头上被贴一块用墨汁浸过的纸,墨汁流的哪儿都是。她们用带着钉子的椅子衬打人,打一下,再一拉,衣服就破了,血就留下来。第三次下楼,小六在小操场看到胡校长在刷茅坑盖,周围没有学生,她已不成样子,黑裙子后面撕开了叉。那个下午校园里的暴力,让她的心无法放下。最后一次,她在小操场看见卞校长被放在手推车上,头朝下控着,她想怎么能这样?就把车正了过来。卞校长终于头朝上了,可是屎尿却顺势流到地上。小六想,这下(卞)可完了。
% n2 i: W5 s$ o, I: ^另一同学小容记得,1966年8月5日的天气格外闷热。那天下午,教室里的同学并不多,因为刚开过“对联”会议,在教室的中间拉了一根行李绳,把“红五类”和“非红五类”人为地分开,同学们的心情都很复杂,气氛也很沉闷。下午两点多,小容走到南楼门口,正赶上五位校领导被押着走过来,他们头上戴着白纸糊的高帽子,边走边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走走停停。她直起鸡皮疙瘩,接受不了,又在心里批判自己是不是“右”了?等到第二圈转过来,老远看到胡校长原先的白衣黑裙,变成了一身黑,心想怎么还换了衣服?走到眼前才看见,她身上的墨汁直往下淌。后来在小操场,看见卞校长倒躺在手推车上,身上盖着大扫帚,塑料鞋底很白。旁边有高一学生说,装死!她还看见高一某同学让刘(致平)校长跪着,举手做投降状,给他照了相。有人还用厕所的脏屎笤帚往刘身上抹。工作组长张世栋也被揪到现场,有人威胁他说:“你不老实交待,也是这个下场!”
6 R$ J+ _( Q" W. Z, n8 H/ i! u# o我班还有一个同学记得,8月5日下午在宿舍楼,被强迫打扫卫生的卞校长正在洗墩布,一个初二学生把她的头按到脏水池里,灌她喝脏水。
# z8 y. r7 c$ Y: s$ }可是,8月5日那天下午,小六、小容等同学出出进进,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谁有什么异常。印象中教室里很安静(多年后小容告诉我,因为上午大家都被“点名会”整得灰头土脸,谁也不想和别人说话)。我因全神贯注地站在高处的椅子上(下边是两层课桌摞在一起)擦玻璃,或许还想着自己明天会被怎样“补课”,竟什么也没察觉。不然依我的个性,一定会跑出去看。等我把高处的六面玻璃窗都擦干净,桌椅摆回原处,教室里已经没人了。楼道里很安静,路过别班教室,也看不到几个人。校园里也很安静,完全没有刚刚发生过暴力活动的迹象。我下楼沿着大字报“墙”一路浏览下去。大字报写得更长更多贴得更高了,校领导的名字被划了大红叉子,有的前面还冠上了“叛徒”、“特务”、“伪保长”等等,使人感到了大革命的惊心动魄,那些激烈狂暴的语言让我头皮一阵阵发紧。
. K, @( D5 l8 A1 u2 V8月5日是中伏最后一天,那年的中伏是20天。四五点钟的日头仍旧灼人,转到东楼后面,大字报就很稀少了。小操场空无一人,我想去女厕所方便,没走到地方,就看见一辆手推车占住了路,车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覆盖着大扫帚和茅坑盖,他的两只脚从杂物下面露出来。我蹑手蹑脚地走上前,一眼看见了黄的稀便顺着车厢板流淌到地上。原来是卞校长,她没有知觉地瘫在车上,衣衫不整,五官肿胀,眼镜也不见了。她怎么啦?为什么被曝晒在这里?谁往她身上扔了大扫帚和茅坑盖子?我的心狂跳,充满了厌恶和恐惧,立即转身,逃之夭夭。
/ C3 R/ k% K3 V' C3 n( T别说是一个昏迷的伤者,就是一个正常人,置于烈日下暴晒半个下午,说不定也会中暑、脱水,危及生命。可是,直到傍晚卞校长才被一些老师同学送到医院。因为是“黑帮”,没有学校革委会证明,医院不予抢救。双方争执起来,最后李松文老师征得在场的几个高年级学生同意,大家签名担保,医院才予以施救。一切为时已晚,卞校长于当晚九点被宣布不治身亡。. z. f4 i3 [+ ~6 d; g3 a9 i# C
反工作组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当年十月贴出的“大事记”,对8月5日那天仅有一句话的记载:“一部分学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操纵、利用之下,武斗黑帮卞、胡、刘、梅、汪。白色恐怖笼罩校园。”卞校长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胡校长腰椎骨折身受重伤,汪玉冰主任住院多日,“大事记”竟只字未提。6 T4 k3 j0 w6 u
那天回到家里,我也一个字都没对家人提起。除了恐惧,我不记得心里有对校长的同情和怜悯,后来就忘了这件事。直到中年以后,我才想起校长之死,原来这件事已经成为我心灵的疮疤,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1996年三八节,我写了散文《记忆的疮疤》(见《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册P471,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次回溯8-5那天校园里的暴力,第一次发出自己的追问。
! C, h5 R* J3 Q- T- N7 M9 U) v( l我在文章中说:“可以把什么都归咎于文革,因此而原谅自己。可以说当年幼稚无知,因此而漠视过去。但是夜深人静的时侯,想起当年的情景,你真的能够心安理得?作为那所中学的学生,我永远感觉到的是一份耻辱——我们的女校长死于我们这些女学生手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是否也会想起从前?是否也会有一种疤痕在心的感觉呢?我不怀疑,她们会有更深的痛楚更长的悔恨。”7 y5 b7 W( o8 |6 {- f8 L
施暴者有她们洗刷不掉的耻辱。我为自己没有心肝的冷漠和遗忘同样感到耻辱。那个下午围观游斗校领导的同学们,在楼上躲在窗户后面一边偷看一边瑟瑟发抖的老师们,对狂热和暴力的集体屈服,对生命的广泛漠视,不也是全校师生永远洗不掉的耻辱吗?8 O9 V/ y; T- k7 h0 b! i. E

' h% m0 Z2 o- }# s9 F" \7 S0 Y) o! R(下一篇:校长的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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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12 04:12:5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三:校领导的8-5
0 W3 h+ d0 e9 v! I5 \# s/ ^" @, V* h. {
我因逃避了5日上午班里的“点名会”, 8月6日下午两点准时被“补课”。关于这个会我不想说什么了,无非是把以前对我的揭发批判,又重演一回。这天早晨,我们从教室的广播里知道卞校长死了。你受的委屈再大,你还活着,可是校长却死了!这是8月4日校园里狂热斗同学、打老师的升级版, 8月5日下午,部分学生对五位校领导的游街示众、高台批斗、体罚劳动,终于酿出了大祸。9 R/ N$ C" W, R0 `1 N' Y
(《校长是怎样死的》,请看笔者在网易的博客:http://woaichadianer.blog.163.co ... 666122014014151278/4 {# R; W" n& L) |9 C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失势之前的7月24日,当毛主席决定立即撤走大中学校工作组时,他对撤销中学工作组的忧虑,马上被验证。中学生一旦没有成年人管理,无政府状态下的校园有多么可怕,看一眼这所著名女中就知道了!
8 R: ^6 S) |, z! K. t学校里对此混乱局势深为担忧的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胡志涛,尽管她已经被工作组革职,面对校园形势的失控,她仍旧心急如焚。8月4日下午胡校长去西城区委反应情况,请求支援,未果。8月5日一早,她又去北京市委“上访”,可以说是碰了一鼻灰,上级组织的无所适从和不作为让这位抗战初期就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满腔悲愤。
3 D. A  J! E5 _9 O* |( Y8 M进入8月,许多高中学生都游离于学校和海淀之间。那时的海淀虽是乡下,却是北大、清华和八大学院的集中地,是校园文革的发祥地和中心,是中央首长不分昼夜经常出没发表最新谈话的地方,是革命小将神速成长的大熔炉,也是各种小道消息、流言蜚语满天飞的地方。出了西直门或北太平庄就是农村了,公交车的牌子都是红底白字,和城里的白底红字正相反。马路很窄,两个车道,两边的钻天杨密密匝匝,马路边就是庄稼地。去大学看大字报,如同郊游,再被各种消息激动着,头昏脑涨又兴奋不已的感觉堪比初恋。
. e- O! L: A' T# A工作组时期的依靠对象学生代表会自动瓦解了,5位“代表”再也没有聚在一起“共商革命”。7月中旬成立的“革委会”,在高二2班学生罗治的文革笔记里只记有刘进说的“现在革委会成立了”一句话。教师组织“星火燎原”的《大事记》也是一句话:“通过学生代表宣布我校成立革委会,委员15人,其中教师二人,职工一人。” “革委会”还没展开手脚就黄了摊儿,以至于几十年后没人记起有这样一个机构。刘进和她的伙伴们想从社论里找到方向,而毛主席一回北京,报纸的社论也少多了。他的精神,都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处讲话中得到传达,总而言之,刘邓推行了错误路线,只有毛主席才是无比英明伟大的。这一切,都让刘进她们感到了莫大的压力,自己满腔热情干革命,却跟着刘邓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成为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帮凶,这让她们想不通、不理解、难接受。于是,工作组曾经的办公室——如今空置的史地政教研室,成了她们反省和清谈的地方,每天都有各年级的学生进进出出,想讨个主意,下一步怎么办?她们又去问谁?迷茫苦闷,不知所措,让她们完全失去了自信。/ [$ l2 J) K! J  `& r& _2 L9 R& ^- z
从前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辩论对联”斗争同学是刘进、宋彬彬等以学生代表会名义做的统一部署,最近为了写《文革纪事之十一》,我通过电话和Email向不同年级(初一年级除外)的多位校友提问:你所在班是否因“辩论对联”而斗争了“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多数作出回复,有的自己忘了就打电话询问同班同学。高一2班一校友正在美国参加女儿婚礼,及时用微信告诉我,她的班没有斗争过“黑五类”同学,因为她就出身不好。还有一位学者,他的小学同学是我校初二1班学生,他向她了解情况后立即转告了我。事实是:高中各班基本没有以辩论为名、斗争同学的集体活动。初三年级6个班,至少有3个班斗了同学。初二年级6个班,有5个斗了同学。全校共有37个班,因对联挑起的学生斗学生,既然是少数,可以认为是各班的红五类率性而为。
( U3 p  b5 w# h: A+ Z, P同样,8月5日校园里的暴力事件,也只是部分学生的狂热举动。
0 s$ ?7 J$ [8 j! W8月6日的北京市委《每日快报》,记录了5日全市有两个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一个是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总支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伤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见南方周末2014-3-13日D27)不足百字,对事件的发生时间、人物、情节、结果记录在案。
( V/ m1 b/ s+ j8 M高一3班起头的学生都是保工作组一派的,她们要用行动表现革命,那就是,把工作组时期“包庇”的黑帮校领导,揪出来示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头脑热昏的中学生眼里,“黑帮”和地主没两样。从前我们的老子干革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今我们红后代也要敢打敢杀。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历数的农民造反行动,譬如抄家、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街,为所欲为,一切反常,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的事,今天都要试一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 C$ l$ ?7 h, ?  s) B1 L% I于是,尽管当天下午很多学生不在校,高一部分学生的“革命”行动还是得到了不小的响应,最狂热拥戴她们的是初二年级的一些红五类,加上围观者,游斗现场据说人多时有数百之众。为什么是这两个年级里的学生参与最多?至今未见学界从心理学层面去研究。我也写过多篇关于母校文革问题的文章,以往我和别人一样,把目光集中在已逝的卞校长,现在让我们看看8月5日当天同样遭受殴打折磨幸存的教导处主任汪玉冰老师的回忆:- S, K0 q/ w$ J& ?. Q! v
八月四日下午,几个学生把我推到办公室,让我写东西。一进办公室,看见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都在写呢,我也坐下去写。是让我们写工作组是怎样包庇我们的,可是怎么写得出来呢?如果说让我写工作组是怎么迫害我们的还可以,也是写得出来的,但是却写工作组包庇我们。学生在后面骂着,用大粗木棒打下来,只好胡乱写,后来学生把我桌子上的玻璃都打碎了。木棒打在身上,我的心都裂开了。胡志涛被打得直喊毛主席,可是学生说,“好,你还顽抗。”因此,打得更凶。我们就这样写,一直到六点,在牛鬼蛇神登记簿上签了字,才许出校门。晚上我回到家里,心里想啊,想啊,老睡不着。+ Z0 Y5 L9 i% B8 Y
没想到,八月五日更大规模的武斗来了。大约下午三点钟的样子,我被学生赶到操场的时候,看到卞、刘、梅已经不像人样了。我就想,我也会变成那样的,果然马上就给我剪了头发,背上写了牛鬼蛇神,墨水从头上撒下来,流到脖子里面,戴上字纸篓,手里拿着簸箕,敲着游街。后来又让我们几个到高台子上下跪,嘴里喊着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带钉子的粗木棒一下下地打在头上、背上、屁股上。后来又罚我们去劳动,挑土,两个很大的筐,装满了土,还用脚踩实,又加(土),有一、两百斤重。我身体又不好,根本挑不起来,倒下去,又一阵乱棒。后来又罚我去打扫宿舍楼厕所,我头晕眼黑,腰又被打坏了,身体又有病,根本支持不住,我就喝了许多带厕所味儿的水,用水盆子一盆一盆地打水冲刷厕所,我几次站不住了,可是心里明白千万不能倒下去。厕所打扫完了,走出宿舍楼的时候,看见卞仲耘已仰面朝天地躺在门口,已经不行了。学生又让我去倒垃圾,让我把垃圾筐顶在头上,走下台阶去倒,眼前一片黑,可是我还在想,一定不能倒下去,最后还是一头晕倒在垃圾台上了。醒来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看着天。后来听到有学生在讲话,才想起今天下午的事情,又听到电报大楼的钟声,知道已经六点了,后来我自己一步步地爬回了家。
% q. c8 x+ U5 `  d  V到了家里以后,家里的人才帮我把脸上的泥土、浆糊,身上的墨水洗掉。躺在床上,头上、身上就往外流血,把床单子都浸了血,一躺下去,就动也不能动了,脑子昏昏沉沉,一直在流泪。第二天,家里人扶着我到医院去,就住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学生还把大字报、骂人的话往医院里送,医生和护士对我还进行了一些保护。我的脑子昏昏沉沉,什么也想不起来。八月十日,护士给我念十六条,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这回可好了,不会武斗了。十五日,我还看见学校里同学老师敲锣打鼓,就想要能和同学们一起去多好啊!(汪玉冰主任应该是住在与学校一路之隔的邮电医院,所以能从楼上看到校园里——笔者注)八月二十一日我出院了,才听到卞仲耘死了。+ l$ r. p4 `5 O" S. w
(摘自汪玉冰1967年1月批判工作组的发言)! G1 D3 R, R3 {  v9 ^) I
另一位幸存者、副教导主任梅树民老师记得,游斗是8月5日下午2点多开始的,让他们拿着清扫用具到大操场集合。当时他以为是到操场上扫地,只有胡志涛和卞仲耘觉得不对头。然后游街就开始了,当时头上被扣了纸篓,看不清楚是谁打他们,后来知道高一3班的很多人参加了。主要是高一和初二的学生。那天梅老师穿了一件新衬衫,学生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打在背上,钉子扎进肉里,后来新衬衫血迹斑斑。当天特别闷热,游斗告一段落,就让五位老师去挑沙子。梅老师第一个挑起来,(副校长)刘致平第二个,梅感到特别费劲,心想那三个女老师肯定很难挑起来。她们挑不起来就挨打,卞仲耘被打得最厉害,胡志涛因态度强硬,也挨打很重。梅老师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人也快晕倒了,于是他走到东楼前低声对高一3班某某学生说自己不行了,某某说你到楼里扫厕所去吧。他赶快到厕所去,先用凉水冲洗了一下,然后一直在打扫厕所。他和刘致平一直在学校呆到七八点钟都不敢离开,等到学校一点动静都没有时才敢回家。梅树民老师对高一3班某某同学网开一面,一直心怀好感,认为是她救了他。而胡志涛副校长却对那个同学的蛮横粗暴,留下了不好的记忆。$ I$ K0 X0 n% N3 Z4 x+ o
就像文革前在班里毫不起眼的学生,文革爆发后一夜成为“头儿”一样,高一3班也是个很普通的班,那一天却成为暴行的发动机。
  q) c/ x9 o! R" u8 Z9 o; z2014年1月4日,在一次关于“反思文革拒绝遗忘”的座谈会上,高一3班有位同学出席会议并具体谈到“八五”事件。她认为,高一3班发起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带有偶然性。发起人主要是高一考入女附中的学生,多数是军干子弟,文革初表现特别凶。为什么会这样?她说:这要从初中到高中的变化说起。我初中也在女附中,当时班里只有6个干部子弟,家长大部分是国务院系统的,虽然也讲阶级斗争了,但班里气氛还是挺好的。到了高中,情况一下子变了,干部子弟共有24个,学号全排在前面,我是37号。学校一直是按成绩排学号,后来有个机会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入学成绩是全班第二。这些招来的学生学号排在前面,但有些人学习不行,劳动也不行,累一点都受不了。表现是这样,还动不动说自己父母是老红军,干革命时经历了多少危险艰苦,用这个来表现自己有“阶级感情”。她们不能老是落在后面,所以文革中就更要表现。8月5日那天,有几个住在西边大院里的同学说要斗黑帮,那时工作组撤了,“主义兵”(反工作组的学生组织——笔者注)是革命的了,她们也想表现,于是把校领导集中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大家都在教室里,我们出身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坐在一起,她们让我们必须去看。我很尊敬胡校长,出于个人感情也想去看,就一直跟着她。胡校长(态度)很硬,挨打最多。……班里受学校宠的同学要跟胡校长“划清界限”,也有打她的,但看得出来是手下留情。打人厉害的,很多是高中才招到女附中的。以后文革稍微平静一些,这些人就不回学校了,再也不露面了。
; e; [* w6 J) m6 A“分崩离析”——高一3班另一学生杨团(原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如此形容这个班级的同学关系。“八五”那天她没在学校,第二天回来,发现班级里的气氛出奇地冷漠。+ B/ e- {# w) ~
闯了大祸,出了人命,相信谁的心里也不好受。20年后,这个班的学生王友琴(当时在读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终于忍不住了,她在《女性的野蛮》一文中,第一次披露了8-5事件中她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整个过程。
! C9 {5 ~  v! k3 E# A3 g对于高一3班更多的学生来说,沉默,也许是唯一的选择。对于那天参与暴力殴打和折磨侮辱校领导的所有学生来说,遗忘,也许是最好的心灵出路。0 @1 P3 L# U# k7 n- u: |
2014年1月初,南方周末的80后记者冯翔接受了报社的任务,他用了两个月时间,马不停蹄地采访了与上述事件相关的各方人士。3月13日,南方周末用四个版面刊登了冯翔对八五事件和宋彬彬问题的深度报道,视角开阔,内容丰富,展示了年青一代对文革的追溯和思考。; G. K- ]9 E* `! {) d

: q2 o( v- ?1 @3 ?(下一篇: 八一八:1966年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全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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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12 04:13:3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文革纪事》之十四:八一八,结束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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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去世的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德,1966年5月下旬由吉林省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笔者注)、代市长,他在《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回忆: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1966年8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
' f4 Y* t: m  u+ P, `' U% A# q(笔者认为,吴德上文中提到的“中央工作会议”,应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扩大),简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扩大)”,于1966年8月1日─12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列席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
8 O9 L1 ?- m; |; z9 ~6 X! X" u2 J堂堂北京新市委,刚上台两个月,就无法控制局面,连传达中央会议精神都做不了,让群龙无首的基层怎么办?8 L) [' K7 X& \( R2 `( x( a
8月5日午夜,师大女附中高三3班刘进、宋彬彬几人从学校步行到北京饭店找新市委领导汇报当天下午校园里发生的暴力事件,她们见到了吴德。他听说学生打死了校长,沉默良久,才口气缓慢地说,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也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了就死了……。“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6 V9 i* K6 ^& [. [
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和她的伙伴们感到万分沮丧。她们走回学校,枯坐到天亮。昨天下午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的时候,许多同学不在校,必须向大家通报吴德的指示,那就是以后不能再出现打人的情况。谁来说?刘进走进了广播室。她通过有线广播宣布了卞仲耘死亡的消息,说这是违犯党的政策造成的,接着传达了吴德的讲话精神。多年后刘进在那个早晨的简短广播出现了许多截然不同的版本,甚至海外还流传有“广播稿”。尽管众说纷纭,但“以后不许打人了”,是大多数人的记忆。中五2班一位同学记得,刘进说过“今后必须按政策搞运动,不管是谁,再也不许打人了,我们学校以后再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了。” 8-5受害人之一梅树民老师回忆说:“第二天我才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了。当时我们在校办工厂劳改,我和刘致平(副校长)在一起听广播,广播中说再不许打人了,我们心里才觉得有了安全感。”
( r; f0 u+ e; |1 y4 A( V. V刘进觉得不能这样乱下去了,学校得有个组织能保证运动的正常开展。党团组织早已瘫痪,工作组又撤了,老师们根本不可能站出来,学生只有自己解放自己。刘进的想法和一些高年级同学不谋而合。她们说,干脆搞个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得了,这个名称报纸社论早已提过。8月7日,一些高年级学生聚在一起商量,正式提议成立 “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由13人组成,分别是(年级由高向低排列):赖迎利(高三2班)、刘进(高三3班)、梁二同(高三3班)、吴晓灵(高三3班)、宋彬彬(高三3班)、张若岩(高三4班)、耿丽兰(中五1实验班、相当于高三)、马恬(高二4班)、尹斐(高二4班)、邓榕(高一1班)、刘亭亭(初一2班)和李松文(教师)、赵德顺(工友)。高三年级7个代表,4个来自高三3班,初中18个班,只有初一2班刘亭亭一个代表。工作组时期“革委会”中的成员刘进、宋彬彬、耿丽兰、尹斐、邓榕、刘亭亭和李松文、赵德顺得到保留,另有蔡竖平、杨东荣、孙阿冰、郭松平、雷元、马德秀6位学生和教师陈云兰自动退出。“筹委会”中还增加了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代表张若岩和梁二同。刘进任主任,其余12人为副主任。各年级各班都有联络员。
* f% H  {4 Z) |& a' \# ]多年以来,刘进、宋彬彬、叶維丽等始终说不准“红卫兵”成立的具体时间,她们分别根据自己的调查,坚持认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8月8日筹委会成立之后到8月18日之前的几天,一哄而起的。当时中央正在开会,毛主席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消息透露出来以后,红卫兵有了合法地位,大家思想上才会接受。
* u) o6 H0 E& t0 c. Q9 E$ h1967届初二5班学生、法学专家李红云去年从一位校友那里,见到了“筹委会”和“红卫兵”成立的原始记录,她曾给我看过Ipad的影印件,64开本,记录文字是提纲式的,譬如:“筹委会会议  8月7日  当前任务:怎么干革命。主攻方向。对工作组问题速战速决。批工作组目的。组织好。明前(应是明天——笔者注)宣布成立筹委会。成立红卫兵,组织落实。大家讨论工作组问题。下午重点批工作组问题。红卫兵做(作)为先锋。”
$ i7 j/ z+ Z" ^# C5 h5 u4 Y. H% @) \李红云曾在网刊《记忆》102期发表研究论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 c) e* _1 ^) y: {& Z% D9 Y
显然,在讨论成立“文革筹委会”的会上,有人提出了成立“红卫兵”的问题,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李红云文章中全文引用了会议关于“红卫兵”问题的原始文字记录。9 f6 V" P) y3 L& R
★红卫兵:/ u5 {, _& c% {
动员: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学习解放军,大讲“三八”作风。
5 w, D" v7 {: d& O4 Z  [0 b组织落实:红旗可参加红卫兵,所有红五类愿意参加都要。
2 ~" a% c) D' S以大队、中队、小队形势(式)。中队有指导员。有政治部。干部回班。发挥同学主观能动性。先让大家提。红卫兵回班组织同学。坚决改变工作作风。同学起来造反。组织讨论:怎么造反。是不是不要政策。在红卫兵内大讲民主。( g  v' Q6 H# Q/ C( D
揭发工作组不能先下结论,要调查。
9 E6 m* X- x4 Q: Y" T要把学毛著提出来。大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密切联系。具体推荐文章。善于总结经验,对革委会做总结。做好统一工作。筹委会要有战斗作风。把大字报管委会恢复起来。明天下午让大家提建议。提出:大家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 ^# m( W7 M+ ]/ A% N7 |* i, h% a这份记录看上去并非会议的正式决议,而是各人发言要点。可以肯定,这个会历时一天,因为“下午重点批工作组问题”。筹委会正式宣布成立,是第二天即8月8日,同时成立的还有“红卫兵”。因为“筹委会”里已经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红旗)的代表梁二同,而且这个组织一直独立存在到1967年中期全校实现所谓大联合,所以 “筹委会”并非“红卫兵”的翻版。. m& V/ E6 ]/ U" D! d( x7 i
据刘进回忆,筹委会成立后没有组织过大的活动,譬如批判校领导或工作组,也没有具体管理学生的日常活动,只做一些事务性工作,譬如有人到学校来调查八五事件,家属来取卞校长的遗物,都有人接待了。各班仍自行其是,学生今天来明天不来,也很松散。筹委会既然包括了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两派学生,大部分人还是从惯性出发愿意跟着筹委会走,总比当无头苍蝇强。筹委会组织的最大一项活动,是全校学生参加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
5 w  p9 l! W. X7 n" y& f- G通知是两天前收到的,筹委会开始组织人力做准备工作。据刘进回忆,原则上以班为单位参加,没有名额限制,没有具体条件,谁都可以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全部参加了。其实,事实并不是像刘进所想的,谁都可以去。我就没有去,各班级都有人被剥夺了“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的权利。自从8月6日我班给我开了最后一次批判会后,我基本不去教室了,有时到学校看看大字报,没什么新鲜事,就回家了。每天不打照面,班里也没人管没人问。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开大会,我是因胡同戒严了不能上街才知道的。我家住在人大会堂西边,与中南海正门新华门直线距离也就一百多米,只要广场有重大庆典活动,胡同口就限制出入。多年以后我才听到同学们说,8月17日夜里就近住在某某家里,三四点就到校集合了。到了广场困得不行,许多同学都席地而坐睡着了。当时竟没有人事先给我透露一点风声,可见我已经被这个班“开除”了。* G4 c! p3 H9 d8 w% m) x+ I
实际上7日会上关于红卫兵的组织落实,只是空谈,事后并没有公布。为了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筹委会组织了各年级的一批积极分子,集中在学校大礼堂,把红色横幅撕开,也找了些别的布料,红绸布、布帘子、舞蹈服,还有红领巾,只要是红色的就行,全裁成布条。当时,初二的张××同学找来了“红卫兵”三个毛体字,卫字是繁体。高二的顾××同学用三合板刻了模子,涂了墨汁就往红布条上印。洇得很厉害,大量布条都废了,到8月18日凌晨一共才印了四十多条,剩下的红布条是没字的,也发给大家了。顾××父亲当时已经被停职了,她做了一夜袖章后,第二天问张××:“我能不能算红卫兵?”张说:“你当然可以算了。”于是她觉得自己也是红卫兵。6 H, Y, h! P& {% u, h' m
一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也积极参加了在红袖章上“描字”。高三年级一个写字好的同学在红布上用毛笔直接写字,她还画了一个葵花向阳的展板,表示“心向共产党,心向毛主席”,准备第二天举着去天安门广场,结果班里不让她去。她回家坐在门口就哭了。! }. J' T. X9 `& f9 Q# t
8月18日凌晨,全校集合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时天刚放亮。大概七点多钟,广场上的扩音器报了一些学校的名字,每个学校有多少名额,立即到天安门前集合。总领队刘进听到广播后,找到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得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过去吧。”% I9 D, U7 I4 |# ~5 i2 P9 x. J7 |) v
宋彬彬转身让各班挑选人,大家以为是去当标兵(维持秩序的人,现在叫志愿者——笔者注),特意选了高个子的同学。因为高中生个子都比较高,所以入选的高中生多初中生少。应该选四十个人,宋彬彬忘了自己也算名额,临出发时一点名,多出来的第41个就没让去,当时她就气哭了。4 @! x9 G5 n* Q
宋彬彬记得,一上天安门城楼就乱了。当时说法很多,一种是说警卫局领导看到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领导的脸色都很阴沉,气氛不大好,临时决定让一帮中学生到城楼上去改善气氛(2006年《炎黄春秋》第四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张辉灿口述,慕安整理)。学生们哪里知道刚刚闭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对权力核心做了改组,刘邓失势,中央文革小组得势啊!大家高兴得蹦啊跳的,城楼上气氛非常热烈、兴奋。胆大的就开始给中央领导戴红袖章。宋彬彬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毛边红袖箍,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把自己有字的袖章给了她。看到别人都上去献了袖章,宋彬彬身后一个空军大院子弟,名常砢,北京师范学院附中66届初中生,推了她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她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谢认识她。她问,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小同学张××也说她要去献红领巾,谢知道了她父亲的名字,就让她俩过去了。于是,就有了那几句著名的问答。- P1 x- \$ A( K& J# u
最准确的版本是:毛泽东问宋彬彬:“你叫什么名字啊?” 她回答,叫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说是。毛说:“要武嘛。”可是,流传了几十年的版本,最让人相信的,一是毛泽东“当场给宋彬彬改了名,叫宋要武”,二是毛泽东当场发出武斗的号召——“要武嘛”!' S' N+ e# i% J. F' v  R
宋彬彬平常也听父母说过,毛主席爱开玩笑,也会拿名字开玩笑,她认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含义。师大女附中的高干子弟们也普遍认为就是一句玩笑嘛,在那个圈子里她们见过、听过的多了,这算什么!宋要武——多难听啊!可是全国人民不这样看。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你改名,多光荣啊!你居然不改,岂不是不识抬举,谁信啊?!与宋彬彬无关的女生,从此改名叫“要武”的,我就认识一位。前不久,我还听一个熟人说:“我就不明白毛主席给宋彬彬改名,她干嘛不改呢?”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警觉地认识到,毛的“要武嘛”是向全国发出的武斗命令。
. ]1 b* X6 Y, R宋彬彬回到学校,很多人过来跟她握手,还有人问:“彬彬,你是不是改名叫要武啊?”她说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因为她觉得自己和刘进两个一直在犯错误,真的不配。当天下午,《光明日报》的一位男记者来学校采访她,问毛接见的情况,她就把那两句话复述了一遍。记者让她写下来,她说就这么几句话有什么好写的?那天晚上,宋彬彬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坐在一起说这件事,同学们也说,不写,就两句话,有什么可写的!
% b& S! Z& U6 V2 [' g- g% A5 o高三年级学生刘沂伦回忆,关于红卫兵,并没有成立的程序,你出身好就可以说自己是红卫兵。红五类就是当然的红卫兵。你不想当红卫兵你就在家待着,你想当你就是,至少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并没有开会宣布,我也不知道谁是头儿,我出身好,我就是红卫兵。如果有一天人家说你爸有问题你可能就不是了。我有军装。母亲给了我一件五十年代列宁式军装,钮扣上还绣着空军的标志呢,大家都说你这件军装真好,而且洗的都快发白了,正是当时最流行的,穿着特别牛。$ Q9 O' f* t1 `6 q3 U" g: w& e
“八·一八”那天是谁叫我去的想不起来了,反正我是有资格嘛我就去了,而且精神头儿还挺足的。本来以为在城楼底下仰望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没想到要挑人上去。彬彬自己肯定忘了挑人的标准,我还记得,要身体好、个儿头高、出身好的。我当时穿着军装,个儿算是高的,身体也挺好,又是高三的,就挑上了。我还问了一声,叫我们去干什么呀?旁边有个同学说:“不知道,可能去当标兵吧。”所谓的标兵,咱们那个年代,国庆游行啊、外国元首来访夹道欢迎什么的,标兵就是站在最前排的人,也管维持秩序。我们班挑上三个,排队集合后就上去了,我记得当时纪录片里还有我一个镜头。我东张西望,特别兴奋,上了天安门的坡道(走汽车的,当时没有铺柏油),有一个摄影师在那儿,我对着摄影师说了一句话就给拍进去了,兴奋的不得了。我们在城楼东边,下边是观礼台,那里的学生一边跳一边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当时不敢往前冲,就在那儿看着,觉得刘少奇的神情有点闷闷不乐,还看见了林彪,远点的就看不见了。后来听说宋彬彬、张××跑到中间去了,我和王××也想过去,但被警卫拦住了,让我们“加强纪律性”,大家就没再往前挤。后来周总理过来安慰了一下,最后毛主席也过来了,一个小护士一个警卫员陪着,大家都往前冲,想和主席握手,蜂拥一团。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 Q9 H; g4 V1 y  J: D从城楼上下来后,很多同学都羡慕死了,有一个没能上去的初一小孩搂着我班同学Z的肩膀激动地直哭。可是下午一回到学校,Z就看见了给她贴的大字报,说高岗反革命集团五虎干将之一的女儿上了天安门,如何如何……。她从此就不是红卫兵了。你问谁能当红卫兵谁不能当红卫兵,很简单,只要有一张大字报揭发说你爸是黑帮,你就不再是红卫兵了,从此就在家闷着吧。
* X# @6 K& X* M3 G+ T5 n" q) {3 E8月19日我去了学校,听说我班核心小组小A同学上了城楼,她和刘主席握了手,班里一些同学都上前和她握手。小孩子的天真一览无余,完全不知道、即便知道也不理解刘主席遇到什么麻烦了,小 A也不会想到,她的父亲很快就被打入刘少奇61人叛徒集团,几个月以后,她将永远失去母亲。后来,她就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班里来。
$ X, c$ F6 w3 d: O$ ]$ P8月18日下午回到学校,梁二同找到刘进和宋彬彬,说你们保工作组,是消防队,犯了错误的人,怎么能给毛主席戴袖章呢?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梁二同一边哭一边说。她认为明明是她们的胜利,事情怎么会成这样了呢?刘进和宋彬彬被问得无言以对,觉得自己又犯了错误,非常惭愧。刘进说要不然把你们的袖章给我,去换回我们的。后来她真的把“主义兵”的袖章,送到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那儿,希望他转交给毛主席。# S/ G4 ]4 `4 E4 S/ s
刘进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犯错,越想越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8月19日一早,她写了大字报,陈述了自己的错误,宣布退出“筹委会”,宋彬彬也签字退出。至此,她俩退出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中心。
  \- C  D, p0 P) W0 @) y7 P从6月2日写第一张大字报到宣布退出运动,前后80天的时间,刘进认为影响了她一辈子。那是一段革命的日子,虽然不了解什么是革命,却是真心实意地投入革命、献身革命。那时的形势一天一变甚至瞬息万变,不断有新东西撞击你激发你,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挑战层出不穷,每天脑子里都装得满满的,事情多的不知道该干什么,时间根本不够用。她家与学校仅一路之隔,那么近也从不回去。每晚就在教室前面的木讲台上,合衣倒头就睡,第二天爬起来又不知道去干什么了,天天这么过着。直到8月19日退出,自己也没搞清什么是革命、怎样才是革命。后来,同班同学梁二同告诉她,革命就在清华大学,她就去清华大学找革命了。住在那里天天看大字报,结果头昏脑涨,很失望。9月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联,步行“长征”,直到1967年2月才回来。
' c# s) R3 U! d" y( G宣布退出学校运动的宋彬彬,没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有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是:宋要武(宋彬彬)。当时她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气,跟在场的同学说:“宋要武这个名字我根本就不会用,现在连宋彬彬这个名字也不能用了。”后来,为了改名,同学们帮助她翻字典,翻到“岩”字,她接受了。从此,宋彬彬改名“宋岩”,但是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几十年来一直叫她宋彬彬。# d8 E: P  X' M. Q2 a4 z
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宋要武”立刻就在全国家喻户晓。宋彬彬也开始了伴随她大半生的多舛命运。- h8 R  H, V' D6 S0 E! Q
教师组织“星火燎原”的《大事记》如此记载:
2 L; _. W# j8 A$ E' Y8 N' p+ k八月八日+ H  Q9 O! E- T+ p) a$ _
不经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宣布由十三人组成的筹委会成立。委员都有哪些人,许多师生至今(应指《大事记》成稿的10月——笔者注)还不知道。筹委会的诞生毫无群众基础,因此它一出世就陷于瘫痪的状态,随即夭折。
; {3 P+ G+ [) a八月十九日
2 o  c2 m; A6 ~+ R/ R: M* [筹委会负责人宋彬彬等人宣布解散筹委会。8 s) ]) c* _9 C
对于刘进、宋彬彬来说,“革命”已经告一段落。对于一哄而起的“红卫兵”来说,革命刚刚开始。( \+ L% H( X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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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6-12 04:14:29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五:红卫兵来了, G  s+ f, J& [8 F3 O
+ Z9 M  S" c* R2 C: o" g& @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百万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后来被定为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据文革前期任北京代市长的吴德所记,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8次,人数总计达1,300万人,创造了世界检阅史上的奇观。)6 D/ U. \2 T2 w. i7 `3 Z
如果说,红卫兵的首创者是清华附中一些心高气傲的高中生,他们以不断质疑和持续造反为红卫兵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为红卫兵提供“LOGO”的,就是师大女附中的一些干部子弟。她们用黑色墨汁写在红布条上三个毛体字,即8月18日宋彬彬给毛泽东戴在左臂上的红布黑字袖章,是红卫兵标志的最原始版本。男生提供实质,女生提供形式,倒也符合人类有史以来的两性分工。
0 O/ H% \$ H8 W- V/ B' t( O& R, a+ I8月18日前后几天,“红卫兵”在市区一窝蜂问世、呼啦啦崛起,随即以汹涌之势“杀向社会”,掀起了名为“破四旧”运动的狂潮,从上到下猛烈地冲击了全社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毁灭性的破坏。
1 P: a8 ~4 {# v/ u也许清华附中红卫兵有理由对后来者不屑一顾,但不论是在高压状态下,以高傲姿态登场,还是八月中下旬一哄而起,在“破四旧”和制造“红色恐怖”中,他们在一个基本点上殊途同归。那就是经由“对联”进一步放大的血统论,对待贱民——早已被剥夺财产的地主、富农,历史与现行反革命,摘帽或戴帽的右派分子,坏分子(语焉不详的罪名),有产者(资本家、房产主和小业主),刑满释放者等等以及他们的子弟,红卫兵的首创者和后来者的态度完全一致。
+ `0 ^" B" b0 A北京大学学者印红标博士在题为《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一文里,对8月下旬蜂拥而起、一时间震动了全社会的“破四旧”有详细的举证和分析。该文认为,运动最初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但是短短两三天之内就发展到大范围的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驱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0 y4 _  v' K( z2 m! k
说来荒唐可笑。红卫兵的“破四旧”居然是从剪辫子、剁高跟鞋开始的。我班一个同学记得,一天教室黑板上有个“最后通牒”,勒令两位同学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剪掉长辫子,否则后果自负。最后通牒和勒令几个字用在同学头上,震撼了她,让她终生难忘。当她再次看到那两位同学,她们已经剪掉了长辫子。我班另一同学叶維丽在《动荡的青春》一书,谈了她见到的破四旧: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去王府井大街,听说那里带“封资修”色彩的老字号商店招牌都被拿下来了,我们想去看看。在亨得利表店门口有一群人,一看是一些男红卫兵围住一个梳长辫子的女人,让她把头发剪了,理由是邓拓赞美过长发,所以长发不好。我就问那些男生,邓拓也提倡喝白开水,那是不是我们就都不喝了?当时有很多人围观,我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后面拉我的衣角不让我说下去。我们都带着红卫兵袖章,那些男红卫兵不能把我怎么样,可我们还是很快离开了。我们里面也有一个留辫子的,路上大家都说还是剪了吧,省得惹麻烦,没过几天那个同学就把辫子剪了。我班同学梳长辫子的有十几位,几天之间全变成齐肩的小辫或小刷子。
2 `; X) E: P1 ~& [$ l1 ]首当其冲被野蛮整治的不仅有个人的生活方式,还有城市的市容市貌。从穿衣带帽到不准资产阶级雇佣保姆,从大街小巷的名称到老字号商店的牌匾,横扫一切涉及“封资修”文化的东西。
7 |) E5 B' P  [  C, t' }" w文革前的夏天,成年已婚女人通常穿旗袍(俗称大褂)、未婚姑娘穿布拉吉(连衣裙)和不过膝的短裙。“破四旧”开始没几天,那些丰富多样的衣服款式不见了,男人都换成了四个兜的中山装或建设服,女人不分老少都穿起了长裤。否则,就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撕烂衣裳、剁掉鞋跟(尖)、丢人现眼。我姐身材修长,穿“大褂”特别好看,可是从那以后,她这辈子再也没有穿过。而我呢,从16岁那个夏天往后十多年间没有穿过裙子。“破四旧”让中国城乡的大街上,除了国防绿,就是蓝白灰。
0 R) `, [0 z$ b砸商店牌匾、改街道名称成为肆无忌惮的活动。苏联大使馆前的马路改为反修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沙滩改为五四大街……全聚德烤鸭店改成北京烤鸭店,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所有涉及封资修的街道名称、店铺名称甚至个人姓名,统统都在改。我认识一位同龄女生,改名“向东永革”。更多人改名红卫、红革、红兵、文革、永革、卫东、爱党。北京女十五中红卫兵提出要改变交通信号灯,红灯行,绿灯停,因为红色象征着革命。国务院没有接受这个倡议,为此,周恩来还向红卫兵作了解释。
' M; }6 @* j% G. Z- V解散民主党派,也是破四旧的内容。 1966年8月23日夜到24日晨,北京八中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停止办公,并贴出内容大致相同的通告,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经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周恩来指示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中央暂时停止办公,向红卫兵交出印章,由红卫兵在大门贴上封条,避免冲突。
9 [: S1 a, T# A6 F如果“破四旧”仅仅是剪掉长辫子、不穿高跟鞋、旗袍和连衣裙、商店街道和个人改名换姓,也罢。如果仅仅是在形式上消灭封资修文化,也还不至于造成全社会的恐惧。然而这只是序曲。短短几天就变成肆意打砸抢、抄家、私设刑堂、剥夺私有财产、消灭和驱逐黑五类。
' f2 {$ N$ b# X' ^2 c& H3 c肆意砸毁文物、焚烧图书、捣毁寺院教堂。据印红标先生文章披露,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夏天的破四旧当中。被毁的不仅有公物,大批私人收藏的文物同样遭到毁坏。很多居民在红卫兵暴力抄家的恐惧中,丢弃或者自毁私家珍贵收藏,更是不计其数。. U+ b. i0 q3 l/ v- Y+ J) h: \
已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在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中说:“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吴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c; E6 {2 N9 z! K1 ?3 q0 W- B
各类宗教同样是革命的对象,宗教活动被迫停止,许多寺庙教堂遭到破坏。1966年8月24日,北京10多所学校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要求驱逐外国修女。28日北京公安局宣布驱逐8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外国修女出境。8 ^7 D; @0 O! S  c: ?4 w4 P
抄家
- N0 j) X  l9 c- G: U9 D! j8 Z2 i: `如果说,红卫兵对本校同学、老师实施抄家时某些人能够尚存一点斯文,那么根据派出所、街道提供的名单,对素不相识的“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各种“登记在册”的另类人群的住所实行突然搜查时,说他们如同土匪,并不过分。抄家通常从午夜开始,砸门、破门而入,先捆人,后抄物,当场贴条封门,将查抄对象扫地出门,只是一般程序。如果搜出来的仅仅是金银财宝还好说,没收即可,如果抄出“变天账”(譬如房契、地契)、青天白日旗、蒋介石像之类,这家主人很可能当场毙命。
  p: Q/ Q. |2 y最近我听到了两个同班同学讲述她们的经历。2 v0 m. S4 V% P! M9 K* W
甲同学,家有祖传房产、父亲是57年的右派。她在六姐妹中最小,长姐早年参加革命,尚未被打倒,其他几个姐姐也都大学毕业工作、成家。抄家之风刚起,在年长姐姐们的安排下,她家主动自我抄家。腾退出全部房产,毁掉所有值钱的字画古籍,父母分别疏散,只剩16岁的她,独自一人守着一间小屋,在恐惧和焦虑中度日如年,好歹逃过一劫。
, @5 ~, _/ W7 G乙同学父亲解放前在前门开金店,家境比较殷实。抄家之风骤起,她知道是祸躲不过,请班里某红卫兵去抄家,被婉拒。她认为家里的许多老唱片是祸害,先做了清理,砸成一堆碎片。8月下旬的一个凌晨两三点,砸门声响起,破门而入的是北京工业学院红卫兵。父亲交出了院门屋门柜门抽屉的所有钥匙。母亲小声说,只要人在就行。母亲的镇静让她终生不忘。大学生们把她的父母捆起来,开始查抄。家里没有存折和现金,只有珠宝首饰金表皮草什么的。除了家具搬不走,红卫兵把能抄走的细软塞满一只长躺柜,搬到车上拉走了。留下的红卫兵让她和家人去街坊院里,跪在一边看打反革命。被打的人是房管所的瓦匠,一次在中南海修房子时,他一边抹墙一边说:“现在毛主席住这儿,从前是皇上住这儿。”就这么一句话,被有心人揭发,成了侮辱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红卫兵对他殴打一轮后,接着强迫他的女儿打他。于是,女儿不得不动手打自己的爹。
9 K+ X/ P7 H; s1 o7 U8 _她和家人跪到早上,才回到自己院里。红卫兵让她们在自家的五间房里选一间,父母选了最小的一间耳房,其余四间成为红卫兵的办公室。她说,这辈子最怕深夜响起的敲门声。
7 |- A7 L4 H2 s+ C" |  e: p不知道我的同学中还有没有类似遭遇,各家都有自己的隐痛,大多数人或许永远咽进了肚子里。那时因为年纪小,我很少关注别人的不幸。几十年后听到我的同学们亲口说出可怕的经历,她们所受的伤害我感同身受。我感谢她们的信任,同时为自己当年的懵懂和麻木而羞愧。我班红卫兵虽然没有抄自己同学的家,可是有人却去抄了老师的家。高年级红卫兵或许很少有人殴打老师同学,但是抄家时表现的冷酷无情,同样会给受害者心灵划下口子。高三年级红卫兵还在学校礼堂搞过抄家成果展览。近年我多次听到同学们说起这事,勾起了我的记忆。我依稀记得礼堂舞台木地板上扬起的尘埃,光线很暗,展出的物件都带着陈年味道,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可是不少高中学姐都记得清楚,有的说,在那个展览上生平第一次看见了金元宝,有的说,绫罗绸缎散落一地,有个高三学姐直言,那是某某家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啊。土改运动(1949年)、工商资本主义改造(1956年)都没有被剥夺的私有财产,在文革中全被红卫兵抄走了!我还听说,有的红卫兵抄老师家时,将人家的存折据为己有,有的抄本班同学家时,将人家的现款存到自己名下。都是有名有姓、有头有脸、从小不懂得穷滋味的革命干部子弟。# A4 |4 H" d+ }; @/ C3 v3 S9 b+ Y
有的班当初组织、参与过抄家的同学从30年前就开始道歉,或在同学聚会上公开道歉,或给受害同学写信私下道歉,同学关系得到有效修复。然而更多人至今坚守着不道歉的理由,要么强调那是共产党的错误,毛泽东的错误,自己是个孩子,为什么要承担责任?要么认为抄出的物品都是剥削所得,自己并没有错。要么认为自己的父亲后来被打倒,受的伤害更深,大家都扯平了。更有甚者,认为“我们”不去抄你家,换做别的学校红卫兵去,没准出了人命,所以“我们”保护了你家。可你们难道真的不懂,对于受害同学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家庭多年积累的财富,受到的不仅仅是一时的惊吓,更重要的是人格被凌辱、尊严被践踏、自信被摧毁?是伴随一生的伤与痛?
4 v5 C1 z6 z2 o9 P+ U5 W: f印红标先生的文章《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一文里,披露了以下资料:1966年8、9月间,北京市有33,695户被抄家,被没收的物品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另据统计,北京市查抄没收了大量的金银、金银制品,以及现金、存款、公债、外币4,478万元;由各区、县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51万多件;各区、县收存的财物变价达1,867万元。# f- Y! J' g( o$ m
彻底剥夺私有财产
3 l! m& s$ }# B9 k" N! H) l1 ~红卫兵认为,在无产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应准许私营存在,建议把大街上一切公私合营字样都改成国营,把公私合营企业改成国营企业。
' A7 M8 y. H( o) }& a& h红卫兵勒令资本家“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不许资产阶级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房间一律交房管局处理”,房产主必须把私房全部交公。政府当即从9月开始停止向资本家支付定息,接收私有房产业主不得不交出的房产。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 G: L9 r1 t9 U* G& G( v3 Z, i
红卫兵还有更多荒唐的勒令,譬如资产阶级从九月份起把高薪降低于人民的水平。银行有存款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不许取走一厘一毫。废除银行的利息制度,让人们本着节约爱国精神储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各报纸今后一律不许给过多的稿费,一律不给地富反坏右分子退休金。
) Y5 f% R, r9 Z! u对于“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也不能放过。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1966年8月24日专门针对“社会青年”发出最后通谍,全文如下:
- [& q8 j9 ~$ c8 n- [社会青年们,0 X! q$ C  l8 X: l, m8 P+ E  G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发展,现在我们红卫兵已经向四旧发起猛攻了,革命已经革到你们头上了。1 R# L  L; W- g% [% z
过去,在旧市委的纵容下,你们这群白吃人民饭、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们,贪图安逸、享受,到处为非作歹,扰乱治安,干尽了坏事,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是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绝不能容忍的,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齐向你们投过去,把你们的旧思想、旧习惯打个落花流水,打个稀巴烂,绝不留情。( I9 i, c9 V* y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基本如此,你们的老子今天被人民专政了,跟他们一样作威作福当老爷是办不到了!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反革命的就叫你彻底完蛋。
3 D8 u7 _0 J; E现在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到广大的工农兵中去,彻底改造,彻底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否则,下一步棋怎么走,就由不得你们了。% |& s9 s) J, Y" o. m* \
最后,勒令你们在72小时之内到劳动局报到,上山下乡不得违令。
# F* k# x) I6 N2 H3 _1 r( D你们不革命,我们就坚决革你们的命!6 Q, }% f+ Y2 O" N" b& f& p* |
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消灭掉!/ r3 V* U6 P5 \6 P( e6 E0 L& M, V! Y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O! {* R/ }0 }" o5 x
我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因反工作组而成为受到毛主席支持的革命左派,工作组撤走后,组织得到急剧扩张,在“破四旧”中和“红卫兵”一样,成员自由组合、各自为战,至今不知道这张杀气腾腾的传单出自何人之手。
9 V2 ?8 d- G$ ~  ]私设刑堂
/ k' L. D' ~  B0 _6 N“破四旧”中,许多中学私设刑堂和关押场所。最著名的是北京男六中红卫兵设立的“劳改所”,不仅关押本校的教职员工、学生,也关押从校外抓来的所谓“牛鬼蛇神”,施以酷刑。高中学生王光华和86岁老校工徐霈田即被毒打折磨致死。他们还用红颜料把“红色恐怖万岁”写在劳改所的墙上。北京女三中的红卫兵同样残暴,她们在地下室对女校长沙坪轮番毒打折磨一整夜,第二天早晨还把气若游丝的校长拖上台继续批斗殴打,直至死亡。
/ }" N# U- X  A6 C- q: G/ A我们学校也私设了刑堂,地点是离学校大门不远的化学实验室。一个19岁的饭馆女服务员,在谈恋爱时被男八中的红卫兵抓住,打得鼻青脸肿,送到我校,交由一伙儿初中生(没有初三)折磨。那些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无师自通地把人家捆绑在柱子上施以刑罚。有知情者说,女“俘虏”要喝水,她们给她灌了很多涮墩布的脏水,喝完不久,19岁的姑娘就死了(事后知道她出身工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当天卡车来运尸体时,有同学看到死者的脸肿得特别大,已经没有人样了。最近我还听到一个高三学姐谈到她进入“刑讯室”查看的情况。屋里很臭。当时一个伪团长的小老婆被打得满地爬,看见她进来,爬过来扒着她的腿,一个劲说“饶命啊!饶命啊!” 她问两个初二小孩,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对方回答是公安局分配的任务。我校与西城分局看守所一墙之隔,经常听到那里传出的哭喊声。是否公安局把“不够条件”收容的人,譬如女服务员、伪团长的姨太太统统交由红卫兵处理了?
, A  C" y6 {* H& @我必须还要说到一个初一小孩,她14岁的残忍和冷酷,被许多校友终生留在记忆里。就在女服务员被打那天,有同学亲眼看到她在食堂的一排水笼头下把皮带浸湿,然后提着去打人。当年她抄家的目击者曾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把一个老头捆在树上,用铁锹铲断了人家的腿,临走时街道干部问能不能把人放下来?她说不行。那个目击者说,“老头肯定死了,她才14岁,怎那么狠?实在是太狠了!”我写这些文字时,如临其境,心如刀搅,几次停顿,难以写下去。我不能理解一个从小生活优越、在学校里被老师同学宠着捧着的小女孩,为什么视平民如草芥,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如今,那个孩子也已年过花甲,我不禁想问一句:你还记得自己14岁那年的残忍吗?几十年来,你如何洗刷自己双手上无辜者的鲜血?但愿你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赎罪。作为年长你两岁的校友,我在《文革纪事》中两度写到你,实在是想用这种方式提醒你,也提醒在那个夏天和你一样的所有中学生,法律可以赦免,天意不可违逆。赶紧用余生赎罪吧。
& ]# Z& S# `( ~+ n驱逐“黑五类”6 k& Z" X9 A! ]1 {( H: a5 ]& p
破四旧运动中,驱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后来波及到右派分子、资本家以及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限期离开北京。8月24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发出《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要求“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以前,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 “各派出所把所有地、富、反、坏分子名单用大字报公布,走一个销一个,便于群众监督、检查。”(见印红标先生文章)北京的三个火车站,每天都有大批的男女被押解来、驱逐去,其中许多是老人。我的同学在北京火车站亲眼看见一个妇女怀里抱的孩子,被红卫兵生生夺走。; v3 F  R3 X' w; Q
陈毅在1966年8月30日讲话中提到:“有的把黑五类往家送,走到半路就把人家打死了。”(印红标文披露)透露出一个元帅的内心焦虑。我同学的爷爷就是在遣送半路上被打死的。她从记事起,家里的日子就很困难,爷爷、父母、三个孩子,6口人过得紧紧巴巴。爷爷和父亲以修理钢笔为业,父亲因严重肺病手术切除了肺叶,身体很不好。八月二十几号她家也被抄了,因为爷爷是“地主”。家里实在太穷了,没有可以拿走的物件,红卫兵只好抄走了一把金笔尖。父亲决定让爷爷回老家去,把铺盖打包好,带着爷爷一起去西直门火车站托运。结果,爷爷被男三中红卫兵截住,当场给活活打死。那天她从外边回来,走到家附近,老远看见父亲吃力地用绳子拖着什么东西。走近一看,是爷爷的尸体。身体羸弱单薄的父亲,就那样半拖半拽着爷爷从西直门火车站走回车公庄的家,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没有人帮助他,他也不敢求助别人。爷爷火葬费的收据在桌子上搁了好久,她记得是28块5毛。
; G- R) X( c0 x7 F! P在红色恐怖的短短十几天里,这样的人间惨剧不知发生过多少?据印红标先生文章披露,8月13日至9月15日,北京9个城区和近郊区共迁出77,000余人。若从8月下旬计起, 40天里北京全市有8.5万人被驱赶回原籍。9 T/ w# H7 ?: T* z
上层对红卫兵抄家、驱逐等活动的态度是默许、迁就和姑息。周恩来1966年9月1日在接见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说:搜查也必须搜查,但是最好与解放军、派出所三方面商量,要调查研究;一般的地主,如果到北京已经落户了,原籍也没有家的,不需要把他们马上赶走;右派分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右派分子了;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定马上打倒,不要搜查、抄家。
0 ~8 F5 p2 [$ P) X% ~+ |3 z吴德在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中说,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V2 g% f. `& n! x2 Y9 s. ]
据北京市的统计,1966年8、9月期间,北京市被打死的人竟有1,772名之多。我同意旅美作家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一文中的观点:“文革中,群众性的暴力迫害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不论当时的政治环境为暴力迫害提供了多少方便(包括不受制裁的特权),党中央毛泽东毕竟没有直接号召打人。相反,他们还一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因此,施暴者本人难辞其咎。”6 G! i4 `  a6 ?  y. J
从我校的情况看,红卫兵在破四旧的活动中,并不是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体出动,而是“志同道合”者自由组合,纷纷打着学校的旗号,在社会上呼啸而过。并非所有的红卫兵都参与了抄家、打人的极端行动。仅从我所在的班看,十余个具有红卫兵身份的同学中,参与抄家、打人的不过一二,而且我是多年后才听当事人或目击者说起的。在我校具有红卫兵身份的有五六百人,占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她们当中参与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等活动的,也不会是多数。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否适用于北京的所有中学,可以肯定的是,正常人的心理,对于野蛮、暴力的反应,普遍应是退避和恐惧。
8 |9 d; R$ K# G/ R( Y! j: V! Q4 E, H然而,正是一部分红卫兵的狂热、残忍、冷酷和无法无天,给社会造成了毁灭性重创,给老百姓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他们以偏激举动和血腥暴力,让“红卫兵”以疯魔形象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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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11 06:02:4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文革纪事之十六:颤抖的胡同) J; w" y7 h" A/ f+ p2 x/ r) o, V- D

* O5 |; Q; q4 x学校完全乱套了,你是否去学校,没人管没人问。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什么叫无政府主义。  H4 J( o# D0 ~" _" m9 R) U7 S

5 u- R" ?( x) I2 i, L( y; G3 {/ Z我妈不让我到外面去,当然不是担心我惹祸,她是怕我中了暑热。我是她最小的孩子,我的四个哥哥姐姐和我之间隔着四个夭折的孩子,因此我在年龄和心理上与哥哥姐姐有着不小的距离。自从我父亲在“肃反”运动中自杀,母亲就使出了她后半生的全力拉扯我长大。母亲对我的爱是专制的,我上初中后就开始反抗母亲,常常把她想象成一个地主婆。该上学堂的孩子突然放羊了,这是啥社会?教员不像教员,学生不像学生!我妈忿忿地说,一直说到两年后我上山下乡。她至死不改乡音,管学生不说xue sheng,而是说成xiao(2声)sheng ,管老师不叫老师,而是叫教员。8 J4 K. \4 k2 \2 H1 M

0 U. _1 \4 d: k) H" ?6 ^  g2 \! Q% @我也不想出去。学校里没我什么事,大街上一片乱纷纷,我看见那些戴红袖章、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心里就特别反感。我妈说,红卫兵都是讨吃鬼,你看看,好人家的孩子谁当红卫兵?她一向管不学好的孩子都叫讨吃鬼,意思是长大了只能要饭去。我也知道她说的“好人家”,不是胡同里的小资本家张三就是大右派李四,他们那种家庭的孩子都是不多言不多语,看上去老实又本分。自从我初二年级开始接受阶级斗争教育,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因而和我妈的冲突也越来越多。不过她对待红卫兵的看法,我倒没有激烈批判她。% E& f% E8 G/ D! Q/ ]

2 h( H5 ~; B* `' q+ u! K8月24日,街坊小孩也是我的发小,附近一所中学的初三学生珠子找到我,说女一中红卫兵让咱们帮忙,看着叶子刚,你愿意吗?我跟我妈一说,要去看着大右派叶子刚。我妈问为啥要看着叶子刚?我说可能怕他自杀呗。我妈一向认为叶子刚是好人,就同意了。珠子她爸是工人,她是红卫兵,把任务交给我们几个小孩,就参加学校的活动去了。2 z! b) C: L. N+ y0 C;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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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25日一早上岗,轮班在叶子刚的家里,“看”着他。这个小院平时街门紧闭,显得非常神秘。原来,只有三户人家,叶家住着院里的一溜北房,好像自家就有抽水马桶。东屋沈姓人家和叶太太有点亲戚关系,夫妻都是知识分子。南边是邻院北屋的后墙。西屋住的小两口二十七八岁,可能也和叶家沾点关系。女的皮肤白皙,人很良善,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腿跛。男的戴了个红袖标,嘚瑟得不行,我们叫他小张。这二位也加入了我们的小组,我更多的时间是在小张家和他老婆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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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6日开始,胡同里的宁静就被打破了。房前屋后偶尔听到叫骂和哭声,空气里也浮动着紧张和不安。. }+ q7 V' z3 ^+ `8 }1 q7 g" 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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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是个星期六,我站在叶家小院里,就能听到相邻南边的院子,乒乒乓乓摔东西的声音。这天轮到我值夜班,傍晚我姐代表我妈去慰问我,给我送了一碗饺子。上灯以后,因为天热,门敞开着,屋里有蚊子,咬得我心烦意乱。这时小张走进来,说了叶子刚什么,老头儿显得颇不耐烦,小张突然举起皮带抽了叶子刚一下,皮带落在老头手臂上。小张下手不是很重,却把我吓了一跳。第一次有人在我眼前打人,我脱口而出:“你干嘛打人?不要这样!”小张咧着厚嘴唇子笑了笑,出去了。不一会儿,叶子刚就虚张声势地给自己手臂上涂了好几条红汞,让我也很反感。大约半夜了,我困得不行,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忽然被砰砰的敲门声惊醒,听见胡同里好像有许多人在喊叫奔跑。院门被砸开了,几个男生冲进屋里,不由分说就把我推搡到外面,从屋门口到院门口,两边都站着人,有人还站在东屋的房顶上。如今我已经想不起来,怎样一路被押解到附近的86中,当晚不值班的几个小伙伴也都被从家里抓来了。86中是所初级中学,就在人大会堂西边不远的绒线胡同,专门收留附近各个小学的落榜生,当年被我们好孩子看做流氓学校。我们被推进一间教室,一个瘦高男生让“立正”,我假装没听见,他走过来踢我的脚,还举起手里的军刀在空中乱划。我有点害怕了,才把脚收回来。他们也没戴红袖标,在我心里,小流氓还是小流氓。一会儿,进来一个女生,小个子,梳着两条短辫,有点少白头,她坐在桌子后,挨个问我们什么家庭出身、是哪个学校的,态度很和气,和我们学校盛气凌人的干部子弟比,简直是天使。听我说自己是师大女附中初三的,她说她也是初三,叫杜桂兰,又说没你们什么事,大家不要害怕,天亮就回家吧,叶子刚的问题我们会管。0 X$ R, ?0 K$ i) j* a

2 m' T1 D) h4 N5 R$ Q; J" [4 S+ H5 g天刚放亮,我就回家了。小胡同里特别静,一点儿看不出惊心动魄的痕迹。八月末了,清凉的早晨,我走在没人的胡同里,脚步声沙沙地陪着我。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那个叫杜桂兰的女生,在这所我一直看不起的学校,在红卫兵比流氓更野蛮更霸道的日子里,是杜桂兰改变了我对86中的不佳印象。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杜桂兰这个名字,她是那个夏天里我见到的最友善最讲理的红卫兵。, j/ Y: C' m& z8 i4 z' p! z& `

4 S3 x8 q/ j8 o5 P推开院门,几步进到前院,我立即被吓住了。南屋大叔只穿了一条格子棉布短裤躺在湿漉漉的砖地上,惨白的双脚冲着我的方向,脸上盖了一张织锦的洋人像(后来知道是苏共领袖马林科夫)。靠着小西屋山墙的公共自来水笼头上连着一根胶皮管子,另一头游离在大叔身旁。院里死一般安静,大叔家也门窗紧闭,毫无声息。大婶和四个孩子在家吗?" H( i! K6 A/ r

1 K+ q4 I1 {/ L我三步并作两步,穿过夹道,我家在后院。我说南屋大叔怎么啦?躺在当院好像死了?我妈说,你哪里知道?半夜砸门,前院不知进来多少人,连房上都站着人。北屋老三给开的门,就听见老三带着哭腔说话,那么老实胆小的孩子,不知犯了啥。刚消停了一会儿,听见人更多了,嚷嚷一片,啪啪地那是皮带抽人呢,后来听出来了,是打小晨他爸呢。一夜没合眼啊,这是闹土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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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她是见过土匪的。我的家乡河北蔚县(隶属于张家口)曾经属于察哈尔省,是军阀拉锯的地方。我妈见过的军队多了,奉军、日本人、阎老西儿的顽固军、二十九军、中央军、八路军,她也跟着家人跑过反(跑反,指为躲避兵匪战乱而逃往别处)。可是,我妈显然也被镇住了,她说一夜没敢合眼。我无法想象大人们如何心惊肉跳,辩不清方向,不敢开灯,不敢长出气。悄悄掀起一角窗帘,天光里发现前院老三家房顶上影影绰绰站着人。夜深人静,突然冲进来一帮人,把南屋大叔揪出来一顿暴打,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一夜?& Z: G8 \2 \# e. J5 W8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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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为了找到变天帐,把大叔家地当间儿挖出一个大坑,自然是什么也没有。大叔54岁,身强力壮,按说不至于即刻被打死。他口渴难耐,乞求给一碗水喝,他们把胶皮管子直接插进他的嘴里,打开了水龙头,结果炸了肺。他们还把北屋老三家炉子上坐的一壶开水提走了,直接灌他,大叔或许是烫死的。这都是后来陆陆续续听母亲说的。人家出了那么惨的事,谁能直接去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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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说起这事,我姐总是这样开头——那天(27日)下班我走进前院,南屋大叔正站在房檐下,他说:“大姑娘(重音在大字,我被老街坊叫做二姑娘——笔者),快把你的头发用卡子别住吧,这几天外边挺乱的。”我刚烫发没几天,花儿挺多的。我说:“知道了。”没想到,那是南屋大叔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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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j- f# w: r' S) F南屋大叔好象没有正式工作,经常呆在家里。平时他戴一金丝眼镜,头发有些稀疏却纹丝不乱,永远是腰背挺直。夏天穿一件本白的纺绸半袖衫,银灰色吊带西裤,皮凉鞋也是那个年代有身份的男人穿的款式。他煽凉用折扇而不用蒲扇。他管街坊们叫王先生刘太太,不管对方是卖苦力的壮工或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听大人们私下里说,他是国民党军官,右派,被劳动教养过,因此我有些怕他。他见到我经常问的是作业难不难啊?考试成绩怎样啊?后来我考上了师大女附中,大叔知道我是好样的,便不再问我学习的事。大婶比大叔年轻不少,留在我印象里的大婶,就是最底层的劳动妇女,说话直率,笑声朗朗。她无冬历夏给电影院看自行车,夏天晒得脸色黑红,冬天戴着棉套袖,两手背满是冻疮。1966年8月27日傍晚,大叔提醒了我姐,不要顶着一脑袋卷儿上街,留神碰见红卫兵。可是,南屋大叔却没想到死神正向他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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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左邻右舍、前院后院,整条小胡同,谁家不屏息静气,藏在窗帘后面打哆嗦呢?5 E" ], M8 k+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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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上午八九点钟,我的外甥女(姐姐七岁的女儿)出去玩,看见南屋大叔已经被停放在院门口堆放杂物的一间小房里,留在小姑娘终生记忆里的,是一双伸在外面的惨白的赤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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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I5 y% [7 R% x- W4 t那天早晨,姐上班前,用了不少黑卡子把头发的卷儿统统别在脑后,29岁的她,看上去老成持重像个中年妇女。南屋大叔此生和姐最后的对话,让她记到了现在。一说起这个,她就长叹一声说,大叔跟我说话的表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真没想到是他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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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我的记忆定格在了那个早晨。大婶和四个孩子后来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走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1968年6月,我下乡去了北大荒。有一年回来,听母亲和姐说,南屋大叔的两个儿子小晨和小新从内蒙兵团回来看过她们,母亲还给哥俩包了饺子。关于大叔之死,我听到了新的说法,一个原因是老家有人检举,另一原因是邻居某老太,检举他家埋了变天帐。+ Y9 {& n( e+ e7 x3 S! t

7 O! i5 ^, j: ^/ f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四处打听,特别想找到大叔的孩子们,那三个男孩可以说是与我比肩成长的发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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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这么熟悉的声音,我脱口而出也叫了他的名字。他是大叔的长子小晨,比我高一届,文革开始上高一。我们电话里聊了一会儿,我终于搞清在我下乡那年的早春他们全家就回了河北老家。他说,我们走那天你一早就来我家了,还问怎这么快就走呀?可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小晨告诉我,他和小新在老家仍按北京知青待遇,被批准去了内蒙兵团。他在内蒙干得不错,是连里的会计。后来落实政策全家都回北京了,他和小新入了党,当了干部。我忍不住还是提到从前,问那天夜里来的是哪个学校的?他说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文革后他去找过,人家说学生早毕业走了,上哪儿去找?我问,听说是某老太告密的?说你们埋了变天账?小晨说,冬天笼火,有一次我劈劈柴把地上一块方砖给劈裂了,就从院里找了一块给换上了。那时人的警惕性多高哇!某老太看见小晨搬砖铺地,竟然联想到是埋变天账!我早就听我妈背地里骂某老太是个“舔B匠”,净到居委会去打小报告。譬如我三哥从外地来探亲,前脚进门,居委会后脚跟进,让赶紧报临时户口,我妈就说一准是某老太去给送的信儿。有时家里来个亲戚,某老太一定会来搭讪,仿佛要探听什么。后来老太太心梗走人了,我妈不厚道地说“都是损的!”( ?0 s0 Y) O2 E; 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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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晨见面了,我俩相约去从前的“老家”看望老三。我们的“老家”如今和人民大会堂隔着大剧院的巨蛋遥遥相望。我们走进破败的小院,前后院邻居换了好几茬,只有老三还在,前院是他家的私房,文革后归还了房主。我们三人的长辈都已下世,触景生情,我们不能不想到他们。我谨慎地提到了1966年8月28日。老三叹了一口气,说:“他们是从我们家要的开水,把壶提走了,我以为是他们要喝,谁能想到——嗨!”是的,谁能想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的一帮畜生竟然把开水灌进大叔的嘴里。小晨说,他们走后落下一张纸,上面写了二十多个名字,我看了那个名单。一会儿有人又回来找,还挺横地问我们看了没?我们说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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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下旬的那些深夜,全北京发生了多少血腥的暴行?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仅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这伙人要“解决”的,就有二十多人!1 d2 ^; B, c+ E" x- Y% ?6 r% u

  q5 N" A  M& e3 o5 F' G小晨说,别老想着过去的事了,都过去了。保重好身体,好好过晚年吧。是啊,那么可怕的记忆!大叔的惨死,对于我这个邻居的小孩,都留下了终生不愈的伤痛,何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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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屋大叔曾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上尉军需官。他被夺命的那年,只有54岁。在我的记忆里,大叔没有工作,老在家呆着。小晨告诉我,他父亲与人合办过一所会计学校,文革前就被停了,改为幼儿园。那么,家里的日子就靠大婶看自行车的微薄收入吗?……我一直想问的许多事,决定永远不问了。1 c% p4 E! z) C% O4 ?. y. U6 S

5 `1 i, L  i! {. f大叔没了。老右派叶子刚还在,从那天以后,他每个清晨准时出现在小胡同里,戴着金丝眼镜,穿着吊带西裤,非常绅士地抱着大扫帚,慢条斯理地扫着。我妈每次看见他,都上赶着和人家说话。叶子刚浓重的南方口音,她肯定一句也听不懂。可是我妈说:“叶子刚可是个好人,一点架子都没有,一看见我,总是人家先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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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七:红色恐怖戛然而止】缺,博文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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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十八: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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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进行中的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0日,稳操胜券的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来到群众接待站,会见革命群众,他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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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 d$ ]) M! T. P( n4 P" \/ w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虽然我在班里很孤立,很低贱,但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也到了无限的级别。6 h& E- ~6 C+ }3 O5 t6 V2 b- k

. A  R+ k) x/ R4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率领重新排队的党中央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大中学生和革命群众。随后,从外地涌入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不见到毛主席谁都不离开北京。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11日,11月25-26日,又分别安排了七次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形式的接见。1 z( o0 Y; {3 m+ k* k) [7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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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次接见(即8-18),《我的文革纪事之十四》已有记述,不再重复。】6 x1 T; \7 A% F7 V( a, b

. }" k; S2 ]5 y5 K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人数大约五十万。林彪做大会讲话,勉励大家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革命,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文斗,不用武斗。周恩来随后在讲话中,支持外地革命师生到京串联,并决定各地大专院校学生和中学生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f0 T, m; Y# H0 D

( {, y  S; y4 s(9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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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5日,第三次接见选择在下午5点40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分乘6辆敞篷吉普,缓缓绕场一周,然后登上天安门。因为一度拥挤混乱,不得不出动军人紧急维持秩序。林彪讲话强调: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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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为当年国庆节,一百五十万人采用游行方式通过天安门。林彪在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5 X8 b* p! @( R. ~2 B5 b" {  ~: Z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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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8日,第五次接见在中午,50万人两列队伍绵延在长安街延伸道路两侧,席地而坐,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道警戒线。毛泽东身穿草绿色军装,一直站在敞篷汽车上进行了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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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G& f4 z; r1 G9 K* z1966年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是先开大会,后游行。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 在行进中接受检阅。毛泽东在七个小时的接见活动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先后九次走向城楼东西两端,向欢呼的人群招手、鼓掌。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于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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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3 N2 }% O! W1966年11月10、11日,第七次检阅历时两天,人数达到二百万。10日那天,在六个多小时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分乘3000辆卡车缓缓通过天安门,整个车队绵延三十多里。广场还有30多万人,在车队全部通过后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涌向天安门,将气氛推向高潮。11日下午,毛、林分乘敞篷汽车,继续检阅了150万人。; l7 c8 E+ _  u: N# U$ A4 n

$ w" l" ^! ]7 J. m9 ]1966年11月25日、26日,最后一次接见的红卫兵约200多万。第一天是乘车环城接见,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车速很快,绕道到钓鱼台休息。第二天的接见改在西苑机场,上百万人争睹伟大领袖真容,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的吴德记得“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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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1 Z& m  L" A, G* f: T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胆魄,决心让天下大乱到极点(以达到天下大治)。现在想来,老人家以73岁的古稀年龄,在极端纷乱喧嚣的环境里,头顶烈日动辄就是几个小时站在行走的敞篷车里,或在天安门城楼上从东到西来来回回地走大半天,最多一次检阅竟走了九趟!是什么精神鼓舞着他?若要打倒身边的赫鲁晓夫,若要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帝国,非要这样吗?伟大领袖是否也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患者呢?疑心、偏执、随意、喜怒无常这些早期症状,放在一个普通市民身上,至多牵累几个家人,可是最高领袖病态的任何举动,都让几亿人遭殃。' A- Q# x# }0 V- e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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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就像水库的闸门,一经打开就风起浪涌,一泻千里。没有亲身经历者无法想象那种无序和极端混乱。' U$ p' }7 [* N* l% A/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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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代市长的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中回忆,毛主席从1966年8月18日起,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1300万全国各地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L4 n0 ?. L& h4 C& L- `' I

: W: B1 s. q$ b当时的负责官员不知被毛泽东的突发奇想弄得怎样狼狈不堪,连现场维持秩序的吴德,也常被挤得前胸贴后背,找不到北,喘不过气。让伟大领袖坐在车里检阅,或让红卫兵坐在车里受阅,各有各的麻烦。他说:“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亲自布置,当时真是时时提着心,生怕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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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德回忆,当时北京城区市民不过300多万,来京红卫兵最多一天竟也300多万,包吃住行还不算,大量南方学生还要送御寒衣服。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一带(北京市委接待处)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吴德没办法了去找总理,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机关一起在工人体育馆开动员大会。结果吴德一讲话满场起哄没人听,只好打电话求救总理。“周总理来后,当即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能住多少领走多少,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后来新任中宣部部长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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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2日,大连海运学院十五个红卫兵组成的《长征红卫队》历时一个月,步行两千多里抵达北京。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中说:“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是支持大串联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B7 o9 L& w* Q! _  g6 c  A/ [

2 f# s: Y" i* n% p9 l- }) X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组织的代表时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更有力量地斗,更有力量地批,更有力量地改。你们头脑要武装起来,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当中去。”0 v1 D4 u)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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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红卫兵第一、第三司令部及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北京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周恩来亲临大会表示支持。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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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_. p7 g3 v% t7 ~毕竟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大学生也不过二十出头,很快就被忽悠踏上了长征路。无数支“长征队”,举着红旗,从北京出发直奔韶山、井冈山或延安,也有外地甚至边远省份的红卫兵长征队,日以继夜向伟大祖国的心脏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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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u4 |  P2 y1 @# _- A串联,也是讲身份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最早在八月末就开赴外地了,他们冲到哪里,哪里就掀起革命高潮。地方官员面对突如其来的反对和声讨浪潮,纷纷不知所措。个别急中生智者如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文革初期曾一度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抓住了不久前因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而名声大噪的宋彬彬。王任重几次邀请宋彬彬和她的好友刘进去钓鱼台,宋彬彬是他的老上级宋任穷的女儿,刘进的父亲刘仰峤曾担任过湖北省委书记,是他的同事,两个女孩他都认识。九月初的一天,她俩去见父辈的战友。王一见到她们,就开门见山动员她们两个到武汉去。王还找了清华附中骆小海、卜大华等比较有名、有影响的学生,想动员他们到湖北去保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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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重说,湖北省委是革命的,现在有人反对省委,这件事可能是有什么背景的。他当时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就问她们怎么办?宋彬彬马上说,那不行啊,不能让他们反对咱们。她当时觉得王任重说的都特别对。王任重说:“那你们能不能去一趟武汉?”刘进脱口而出,说王叔叔,毛主席不是说让自己解放自己吗?怎么还让我们去呀?她当时没有想的更多 ,就觉得和毛主席“自己解放自己”的教导不一样,干嘛让我们去呀,湖北还有湖北人呢!然后王任重就转向宋彬彬,问:“彬彬,那你呢?”宋彬彬性格随和,轻易不会拒绝别人。她抹不开,当场答应去武汉看看。不久她就和高一2班的几个同学一块儿去了武汉。4 I* `) @& r)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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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记得到武汉以后,她们和骆小海、卜大华等男生被安排在湖北省委招待所,随后就有好多保守派大学生来找她,请求声援。宋彬彬认为,应先到大学去看一下,了解情况后再做结论,当时并没立即承诺什么。她们借了自行车,天天骑车去大学、武钢看大字报,然后取得共识,起草了一篇文字,交给省委的人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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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她们看到《长江日报》夹带了“宋要武”等5人的一封公开信,宋彬彬一看到那份署名“宋要武”等人的传单,就很别扭,再看内容,已不是她们的原稿,改动很大,措辞激烈,还夹杂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宋彬彬非常生气,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当事者,质问印发前为什么不给她们看?省委负责人和她谈话时,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人呢?” 她非常同情他们,确实不认为他们会反党反毛主席,不相信他们是走资派。想到不久前我们学校发生的血的教训,再不能重演,她就说,“我可以声明支持你们,但你们也要事实求是,不是我写的就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发表文章,更何况是用宋要武这个名字。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然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声明。”宋彬彬连夜写好声明,澄清上一篇文章的观点。她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湖北省委,也不愿意造成两派群众的对立。她还特别说明署名问题,她的名字是宋彬彬。第二天湖北省委通知她,说她父亲病重,回程火车票已经替她们几人买好了。几个高一学妹听了很高兴,说这下可以跟着彬彬去沈阳看看(宋任穷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家在沈阳)。宋彬彬心急如火,把更正声明交给了他们,得到公开印发的承诺,然后满怀焦虑直接回家。一看到母亲,就问父亲得了什么病?妈妈也很奇怪,说你爸没病啊。听女儿讲了事情原委,这位参加过万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告诫女儿以后再也不要提这事了。她说他们是在危难关头,不得不出此下策,不是说他们那样做是对的,但是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他们想利用一下你而已,而你又那么较真儿,你还要写第二封信,人家是拿你没办法才想的招。宋彬彬果然守口如瓶,四十多年里面对多次采访,坚持不谈“武汉之行”。/ |8 K( W3 a; V  Z, D* z6 `+ ?

4 k6 _/ J$ W3 C3 w' p现在说说我自己的事。很遗憾,毛主席八次接见,一次也没我的份儿。我家离天安门那么近,动辄就“戒严”,胡同口被便衣、民警和士兵看守,早已习以为常。毛主席那么辛苦的一次次检阅,我怎么一点不知情、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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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6 G4 X, a9 u* z2 }* }* c6 K* v继九月全校组织下乡劳动后,十月我班红卫兵再次组织全班去郊区参加秋收。当时班里的红卫兵大部分都去外地串联了,只有核心小组二号领导B同学(上将的侄女,前文中多有介绍)等两三个人和我们一同去劳动。那次劳动给不少同学留下了难忘印象,至今说起来大家已当成笑谈。一是伙食和玉米干上了。主食是玉米面糊糊、玉米面贴饼子、啃老玉米,副食是白菜汤。给大白菜地间苗后,遵照B同学要求,每人用衣襟兜一兜白菜苗,就是每天的青菜,白菜苗太小,不禁炒,只能撒到一大锅开水里,倒上酱油当汤喝。每天一顿的啃老玉米,对我们年轻的牙齿是个挑战,怎么也赶不上磨盘有劲。霜打了的老玉米棒子别提多硬了,只要晚饭啃了老玉米,半夜准打臭饱嗝,第二天一张嘴说话太阳穴就疼。二是晚饭后的集中训话。十月以后天就明显短了,那时农村电力不足,晚上就给一会儿电。我们坐在地铺上(住小学校的教室),在昏暗的灯光里(或摸黑)听小B同学训话。她站着,眼睛俯视到了谁,或心里想到了谁,就把谁挖苦几句。自然她是不会放过我的,她不点名,只是说:“瞧你那德行!两条大长腿,偷越国境倒方便,长腿一撩就迈过界桩子啦!”在她眼里,我始终是个贱民,腿长肯定是要偷越国境的。这句话后来成为同学们打趣我的笑话,至今还有同学提起。8 K: }! f( m, V8 W1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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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郊区农村回来,学校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住进了许多青年男女,全都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他们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1966年4月集体转业,后被拆分。一部分组建了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把我校当成联络站,基本占据了一栋宿舍楼,每天出出进进,师大女附中忽然变成了哈军工的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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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X5 H+ C4 ?5 @4 K: W# @本校的红卫兵都到外地煽风点火去了,非红卫兵胆大的也纷纷出走,只有最老实本分、或出身不好的少数同学要么去伙房帮厨,要么留在学校做些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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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5 D3 {& @  g! s& g5 d学校彻底乱了套散了伙没人管时,已是11月了。我和同班同学五菱结伴,决定壮胆去外地看看。我们也没有什么目标,懵懵懂懂到了北京站,心想逮着哪儿就去哪儿吧。车站广场上挤满了学生,排了好几股队伍。我们紧紧抱着自己的小提包,跟在一个去杭州的队伍后面。有带着红卫兵袖章的男女不时顺着队伍来回巡视,大声说着:“混进来的狗崽子们,主动站出来啊!”没人搭理他们。队伍时而往东时而往西,造成一阵阵骚动,最后从车站东边的一个小门进了站,好像都半夜了。( J' @7 S. D, e+ }3 N

4 ]" q0 S, I) L: d# V+ z我们要去杭州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别提心里多高兴了。2 u! i/ B4 f+ v9 y/ Z7 f; O( A

9 k* u+ U! O# |  Q% Q站台上人山人海,车厢门都紧紧关闭。看到有人从窗口往车里爬,我俩也那么做了。我至今都不能相信,我,一个身高168公分体重47公斤的“麻杆儿”,竟然能从窗口爬进火车!而且在往返的火车上,撒尿喝水放风买零食,基本是从车窗爬出爬进。火车常常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里一停就没了准点,车门基本锁着,列车员早没了去向。孩子们无论大小男女,个个身手不凡,你托一把我拽一下,爬上爬下如履平地。' l9 y8 Y5 X#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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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车厢被塞得满满当当,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一张三人硬座挤坐五六个人很正常,没有座位的孩子,不怕脏的就躺在长凳下面,有本事的就站在座椅靠背上,胆子大的干脆横躺在行李架上。大多数人则是前胸贴后背地站着,年纪小,又是第一次坐火车,心里的兴奋劲把精神吊得高高的,即不觉累也不觉苦。火车没有准点儿,我们也没有手表,完全失去时间概念。一路上走走停停,谁也不知道前方是哪儿,杭州又在哪儿。没有水喝没有吃的,碰到一个小站停车,下车先灌一个水饱。几天几夜不能平卧,站着也能睡着。只要熬到终点,就苦尽甘来。现在看到春运时的人山人海和拥挤不堪,真是似曾相识,只是我们那时更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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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杭州人不知是否记得,当时大街小巷的门脸、墙壁都刷了红漆,红彤彤的特别耀眼。因为是冬天,满街筒子红似火,也不觉热。红色杭州,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俩“下榻”的地方是人去校空的一所中专。米饭是用碗蒸的,一人一碗,捧着青花瓷大碗,雪白的米饭涨出了碗沿,大块的红烧肉,碧绿的炒青菜,在北京的自己家,也吃不了这么好啊!往地铺上一躺,即刻就睡实了。8 z0 }$ ^0 q4 L$ Q9 e& C$ _7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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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在杭州玩了几天,天天在街上转,也弄不清东南西北。第一次吃黄岩蜜桔,那么小的果儿,那么薄的皮儿,酸甜多汁,我们每天都买一毛两毛钱的,装满衣兜,边走边吃。本想去浙江大学看大字报,一打听路挺远,就没兴趣了。当时杭州刚刚发生了一件事,解放军战士蔡永祥奋不顾身勇救火车的事迹已经传开。1966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在钱塘江大桥上的岗位值班。2时34分,由南昌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大桥飞驰而来,蔡永祥突然发现离他40多米的铁轨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为保证列车的安全,他飞奔过去抱住大木头跃出铁轨。列车安全地停在大桥上,而蔡永祥却在火车强大气流冲撞下当场牺牲。我和五菱特地去瞻仰烈士献身地,钱塘江大桥的总设计师是茅以升,大桥至今还在使用。3 S) f6 g4 D' y. F+ f;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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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玩了几天,觉得没意思,我们去了上海。坐的是闷罐车,大家席地而坐,车厢的两扇大门一关,立即陷入黑暗,云里雾里不知身在何方。闷罐车走走停停,比客车好的地方,是爬上爬下更容易。一路下雨,初冬的江浙特别阴冷,闷罐车的地板很冰冷,坐一会儿就想撒尿。火车不停,让尿憋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到了上海,我的鞋袜早已湿透,别提多不舒服了。鞋是我妈做的灯芯绒布底鞋,袜子是我刚学编织自己织的棉线袜,脚底板被湿鞋湿袜泡得颜色惨白肿胀发皱。闷罐车在一个叫安亭的小站停下不走了。离上海很远,我们浑身冻得发紧,往后的记忆全没了!当然,我俩没有走丢,又颠簸几天,顺利回到北京,上海擦肩而过。这就是我的大串联。5 ?% |& u3 u' Z- B1 P&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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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前,中国人口不及如今的一半。那时的孩子皮实抗造,吃苦的精神与生俱来,只要坐上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全国各地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校有些同学还去到青海、西藏、新疆那样遥远神秘的地方。但是,传播革命和免费旅行的日子没有持续很久,“大串联”的高潮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国家扛不住这么折腾了。0 ?. a9 G4 Q/ E6 s+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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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各地接待站陆续撤销,串联逐渐减少以至结束。其余波一直延续到了1968年。从1966年9月5日起至1967年3月19日止,全国大串联给国家经济造成多少损失,不得而知。3 p* O3 }5 ^% a# W! h0 B: V+ n

1 X( M4 ?& o( o* O- k1 `/ X) h1 _: [冬天来了,我终于获得了革命的权利。8 ~1 O* n2 D' n  h' r, 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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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9 g& c: A: T6 C   本文参考“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写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月的《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http://www.71.cn/2012/0409/6149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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