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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11 06: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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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七:红色恐怖戛然而止】缺,博文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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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9 R/ G- v) p6 ?6 S8 L我的文革纪事之十八: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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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3 ^% w: C/ @! t8 K1966年8月1~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进行中的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0日,稳操胜券的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来到群众接待站,会见革命群众,他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Q$ i+ ~2 I- o9 J+ f) `0 h
: m- [- \& X+ t. c! y6 n% t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虽然我在班里很孤立,很低贱,但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也到了无限的级别。$ ~/ N- g5 _5 F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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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率领重新排队的党中央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大中学生和革命群众。随后,从外地涌入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不见到毛主席谁都不离开北京。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11日,11月25-26日,又分别安排了七次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形式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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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次接见(即8-18),《我的文革纪事之十四》已有记述,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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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人数大约五十万。林彪做大会讲话,勉励大家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革命,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文斗,不用武斗。周恩来随后在讲话中,支持外地革命师生到京串联,并决定各地大专院校学生和中学生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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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9 F6 ]1 ?/ v- v) T' J. G, E(9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7 Q1 Y. r% I9 t- _$ S- 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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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5日,第三次接见选择在下午5点40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分乘6辆敞篷吉普,缓缓绕场一周,然后登上天安门。因为一度拥挤混乱,不得不出动军人紧急维持秩序。林彪讲话强调: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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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为当年国庆节,一百五十万人采用游行方式通过天安门。林彪在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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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8日,第五次接见在中午,50万人两列队伍绵延在长安街延伸道路两侧,席地而坐,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道警戒线。毛泽东身穿草绿色军装,一直站在敞篷汽车上进行了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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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是先开大会,后游行。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 在行进中接受检阅。毛泽东在七个小时的接见活动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先后九次走向城楼东西两端,向欢呼的人群招手、鼓掌。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于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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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10、11日,第七次检阅历时两天,人数达到二百万。10日那天,在六个多小时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分乘3000辆卡车缓缓通过天安门,整个车队绵延三十多里。广场还有30多万人,在车队全部通过后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涌向天安门,将气氛推向高潮。11日下午,毛、林分乘敞篷汽车,继续检阅了150万人。/ o/ j6 ~ \8 Y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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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25日、26日,最后一次接见的红卫兵约200多万。第一天是乘车环城接见,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车速很快,绕道到钓鱼台休息。第二天的接见改在西苑机场,上百万人争睹伟大领袖真容,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的吴德记得“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人潮。”/ n( w# f9 c9 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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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胆魄,决心让天下大乱到极点(以达到天下大治)。现在想来,老人家以73岁的古稀年龄,在极端纷乱喧嚣的环境里,头顶烈日动辄就是几个小时站在行走的敞篷车里,或在天安门城楼上从东到西来来回回地走大半天,最多一次检阅竟走了九趟!是什么精神鼓舞着他?若要打倒身边的赫鲁晓夫,若要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帝国,非要这样吗?伟大领袖是否也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患者呢?疑心、偏执、随意、喜怒无常这些早期症状,放在一个普通市民身上,至多牵累几个家人,可是最高领袖病态的任何举动,都让几亿人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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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 e8 K. N% a8 M/ {' l大串联就像水库的闸门,一经打开就风起浪涌,一泻千里。没有亲身经历者无法想象那种无序和极端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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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代市长的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中回忆,毛主席从1966年8月18日起,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1300万全国各地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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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负责官员不知被毛泽东的突发奇想弄得怎样狼狈不堪,连现场维持秩序的吴德,也常被挤得前胸贴后背,找不到北,喘不过气。让伟大领袖坐在车里检阅,或让红卫兵坐在车里受阅,各有各的麻烦。他说:“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亲自布置,当时真是时时提着心,生怕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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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 J, g% H) R$ [: H据吴德回忆,当时北京城区市民不过300多万,来京红卫兵最多一天竟也300多万,包吃住行还不算,大量南方学生还要送御寒衣服。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一带(北京市委接待处)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吴德没办法了去找总理,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机关一起在工人体育馆开动员大会。结果吴德一讲话满场起哄没人听,只好打电话求救总理。“周总理来后,当即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能住多少领走多少,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后来新任中宣部部长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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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2日,大连海运学院十五个红卫兵组成的《长征红卫队》历时一个月,步行两千多里抵达北京。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中说:“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是支持大串联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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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6 H5 B3 Y! r" Q,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组织的代表时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更有力量地斗,更有力量地批,更有力量地改。你们头脑要武装起来,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当中去。”+ i& K$ @- e& E* P# o
2 G6 c$ Q" W, `2 V7 `首都红卫兵第一、第三司令部及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北京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周恩来亲临大会表示支持。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 m% n) H) q" E* ^: M& I
3 D* j4 |9 _) K: [8 D2 q3 h毕竟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大学生也不过二十出头,很快就被忽悠踏上了长征路。无数支“长征队”,举着红旗,从北京出发直奔韶山、井冈山或延安,也有外地甚至边远省份的红卫兵长征队,日以继夜向伟大祖国的心脏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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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也是讲身份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最早在八月末就开赴外地了,他们冲到哪里,哪里就掀起革命高潮。地方官员面对突如其来的反对和声讨浪潮,纷纷不知所措。个别急中生智者如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文革初期曾一度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抓住了不久前因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而名声大噪的宋彬彬。王任重几次邀请宋彬彬和她的好友刘进去钓鱼台,宋彬彬是他的老上级宋任穷的女儿,刘进的父亲刘仰峤曾担任过湖北省委书记,是他的同事,两个女孩他都认识。九月初的一天,她俩去见父辈的战友。王一见到她们,就开门见山动员她们两个到武汉去。王还找了清华附中骆小海、卜大华等比较有名、有影响的学生,想动员他们到湖北去保省委。8 ?$ Q% L/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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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重说,湖北省委是革命的,现在有人反对省委,这件事可能是有什么背景的。他当时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就问她们怎么办?宋彬彬马上说,那不行啊,不能让他们反对咱们。她当时觉得王任重说的都特别对。王任重说:“那你们能不能去一趟武汉?”刘进脱口而出,说王叔叔,毛主席不是说让自己解放自己吗?怎么还让我们去呀?她当时没有想的更多 ,就觉得和毛主席“自己解放自己”的教导不一样,干嘛让我们去呀,湖北还有湖北人呢!然后王任重就转向宋彬彬,问:“彬彬,那你呢?”宋彬彬性格随和,轻易不会拒绝别人。她抹不开,当场答应去武汉看看。不久她就和高一2班的几个同学一块儿去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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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记得到武汉以后,她们和骆小海、卜大华等男生被安排在湖北省委招待所,随后就有好多保守派大学生来找她,请求声援。宋彬彬认为,应先到大学去看一下,了解情况后再做结论,当时并没立即承诺什么。她们借了自行车,天天骑车去大学、武钢看大字报,然后取得共识,起草了一篇文字,交给省委的人征求意见。 `$ W" W5 _8 I0 g) 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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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她们看到《长江日报》夹带了“宋要武”等5人的一封公开信,宋彬彬一看到那份署名“宋要武”等人的传单,就很别扭,再看内容,已不是她们的原稿,改动很大,措辞激烈,还夹杂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宋彬彬非常生气,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当事者,质问印发前为什么不给她们看?省委负责人和她谈话时,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人呢?” 她非常同情他们,确实不认为他们会反党反毛主席,不相信他们是走资派。想到不久前我们学校发生的血的教训,再不能重演,她就说,“我可以声明支持你们,但你们也要事实求是,不是我写的就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发表文章,更何况是用宋要武这个名字。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然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声明。”宋彬彬连夜写好声明,澄清上一篇文章的观点。她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湖北省委,也不愿意造成两派群众的对立。她还特别说明署名问题,她的名字是宋彬彬。第二天湖北省委通知她,说她父亲病重,回程火车票已经替她们几人买好了。几个高一学妹听了很高兴,说这下可以跟着彬彬去沈阳看看(宋任穷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家在沈阳)。宋彬彬心急如火,把更正声明交给了他们,得到公开印发的承诺,然后满怀焦虑直接回家。一看到母亲,就问父亲得了什么病?妈妈也很奇怪,说你爸没病啊。听女儿讲了事情原委,这位参加过万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告诫女儿以后再也不要提这事了。她说他们是在危难关头,不得不出此下策,不是说他们那样做是对的,但是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他们想利用一下你而已,而你又那么较真儿,你还要写第二封信,人家是拿你没办法才想的招。宋彬彬果然守口如瓶,四十多年里面对多次采访,坚持不谈“武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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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说我自己的事。很遗憾,毛主席八次接见,一次也没我的份儿。我家离天安门那么近,动辄就“戒严”,胡同口被便衣、民警和士兵看守,早已习以为常。毛主席那么辛苦的一次次检阅,我怎么一点不知情、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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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九月全校组织下乡劳动后,十月我班红卫兵再次组织全班去郊区参加秋收。当时班里的红卫兵大部分都去外地串联了,只有核心小组二号领导B同学(上将的侄女,前文中多有介绍)等两三个人和我们一同去劳动。那次劳动给不少同学留下了难忘印象,至今说起来大家已当成笑谈。一是伙食和玉米干上了。主食是玉米面糊糊、玉米面贴饼子、啃老玉米,副食是白菜汤。给大白菜地间苗后,遵照B同学要求,每人用衣襟兜一兜白菜苗,就是每天的青菜,白菜苗太小,不禁炒,只能撒到一大锅开水里,倒上酱油当汤喝。每天一顿的啃老玉米,对我们年轻的牙齿是个挑战,怎么也赶不上磨盘有劲。霜打了的老玉米棒子别提多硬了,只要晚饭啃了老玉米,半夜准打臭饱嗝,第二天一张嘴说话太阳穴就疼。二是晚饭后的集中训话。十月以后天就明显短了,那时农村电力不足,晚上就给一会儿电。我们坐在地铺上(住小学校的教室),在昏暗的灯光里(或摸黑)听小B同学训话。她站着,眼睛俯视到了谁,或心里想到了谁,就把谁挖苦几句。自然她是不会放过我的,她不点名,只是说:“瞧你那德行!两条大长腿,偷越国境倒方便,长腿一撩就迈过界桩子啦!”在她眼里,我始终是个贱民,腿长肯定是要偷越国境的。这句话后来成为同学们打趣我的笑话,至今还有同学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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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 J4 d0 k6 d( G/ e: t从郊区农村回来,学校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住进了许多青年男女,全都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他们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1966年4月集体转业,后被拆分。一部分组建了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把我校当成联络站,基本占据了一栋宿舍楼,每天出出进进,师大女附中忽然变成了哈军工的附中。5 r' A! {4 c) E( g. U& v1 f( A( B
* y9 m/ Y) e1 U本校的红卫兵都到外地煽风点火去了,非红卫兵胆大的也纷纷出走,只有最老实本分、或出身不好的少数同学要么去伙房帮厨,要么留在学校做些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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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_0 W/ e0 H, w4 I5 r' l% o学校彻底乱了套散了伙没人管时,已是11月了。我和同班同学五菱结伴,决定壮胆去外地看看。我们也没有什么目标,懵懵懂懂到了北京站,心想逮着哪儿就去哪儿吧。车站广场上挤满了学生,排了好几股队伍。我们紧紧抱着自己的小提包,跟在一个去杭州的队伍后面。有带着红卫兵袖章的男女不时顺着队伍来回巡视,大声说着:“混进来的狗崽子们,主动站出来啊!”没人搭理他们。队伍时而往东时而往西,造成一阵阵骚动,最后从车站东边的一个小门进了站,好像都半夜了。# U, t- w1 a3 d: 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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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去杭州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别提心里多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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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上人山人海,车厢门都紧紧关闭。看到有人从窗口往车里爬,我俩也那么做了。我至今都不能相信,我,一个身高168公分体重47公斤的“麻杆儿”,竟然能从窗口爬进火车!而且在往返的火车上,撒尿喝水放风买零食,基本是从车窗爬出爬进。火车常常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里一停就没了准点,车门基本锁着,列车员早没了去向。孩子们无论大小男女,个个身手不凡,你托一把我拽一下,爬上爬下如履平地。4 ]: J3 o% X+ B) w6 h, I3 n. L
/ _! |' D1 n( `0 V3 I2 g5 `0 M& e2 ]/ E火车车厢被塞得满满当当,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一张三人硬座挤坐五六个人很正常,没有座位的孩子,不怕脏的就躺在长凳下面,有本事的就站在座椅靠背上,胆子大的干脆横躺在行李架上。大多数人则是前胸贴后背地站着,年纪小,又是第一次坐火车,心里的兴奋劲把精神吊得高高的,即不觉累也不觉苦。火车没有准点儿,我们也没有手表,完全失去时间概念。一路上走走停停,谁也不知道前方是哪儿,杭州又在哪儿。没有水喝没有吃的,碰到一个小站停车,下车先灌一个水饱。几天几夜不能平卧,站着也能睡着。只要熬到终点,就苦尽甘来。现在看到春运时的人山人海和拥挤不堪,真是似曾相识,只是我们那时更艰苦。# s: j7 {2 k6 Q0 x6 s- q. a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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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杭州人不知是否记得,当时大街小巷的门脸、墙壁都刷了红漆,红彤彤的特别耀眼。因为是冬天,满街筒子红似火,也不觉热。红色杭州,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俩“下榻”的地方是人去校空的一所中专。米饭是用碗蒸的,一人一碗,捧着青花瓷大碗,雪白的米饭涨出了碗沿,大块的红烧肉,碧绿的炒青菜,在北京的自己家,也吃不了这么好啊!往地铺上一躺,即刻就睡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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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Q! b9 i0 B+ R: G! P我俩在杭州玩了几天,天天在街上转,也弄不清东南西北。第一次吃黄岩蜜桔,那么小的果儿,那么薄的皮儿,酸甜多汁,我们每天都买一毛两毛钱的,装满衣兜,边走边吃。本想去浙江大学看大字报,一打听路挺远,就没兴趣了。当时杭州刚刚发生了一件事,解放军战士蔡永祥奋不顾身勇救火车的事迹已经传开。1966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在钱塘江大桥上的岗位值班。2时34分,由南昌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大桥飞驰而来,蔡永祥突然发现离他40多米的铁轨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为保证列车的安全,他飞奔过去抱住大木头跃出铁轨。列车安全地停在大桥上,而蔡永祥却在火车强大气流冲撞下当场牺牲。我和五菱特地去瞻仰烈士献身地,钱塘江大桥的总设计师是茅以升,大桥至今还在使用。; m- Y1 } W/ N( x(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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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玩了几天,觉得没意思,我们去了上海。坐的是闷罐车,大家席地而坐,车厢的两扇大门一关,立即陷入黑暗,云里雾里不知身在何方。闷罐车走走停停,比客车好的地方,是爬上爬下更容易。一路下雨,初冬的江浙特别阴冷,闷罐车的地板很冰冷,坐一会儿就想撒尿。火车不停,让尿憋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到了上海,我的鞋袜早已湿透,别提多不舒服了。鞋是我妈做的灯芯绒布底鞋,袜子是我刚学编织自己织的棉线袜,脚底板被湿鞋湿袜泡得颜色惨白肿胀发皱。闷罐车在一个叫安亭的小站停下不走了。离上海很远,我们浑身冻得发紧,往后的记忆全没了!当然,我俩没有走丢,又颠簸几天,顺利回到北京,上海擦肩而过。这就是我的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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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前,中国人口不及如今的一半。那时的孩子皮实抗造,吃苦的精神与生俱来,只要坐上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全国各地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校有些同学还去到青海、西藏、新疆那样遥远神秘的地方。但是,传播革命和免费旅行的日子没有持续很久,“大串联”的高潮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国家扛不住这么折腾了。0 m: J. T- A! _' P {/ I+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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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各地接待站陆续撤销,串联逐渐减少以至结束。其余波一直延续到了1968年。从1966年9月5日起至1967年3月19日止,全国大串联给国家经济造成多少损失,不得而知。" b* c$ u* O! ~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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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来了,我终于获得了革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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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v' Z6 [! Z 本文参考“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写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月的《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http://www.71.cn/2012/0409/614963.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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