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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独立工会“全红总”纪实
（澳洲）方圆
三十年前的今天--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拐角的二四三号房间里，“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诞生了。提起“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也许年轻一代不太熟悉。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特别是海内外研究文革史、工运史的学者，不应该忘记“全红总”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所掀起的汹涌波涛--也就是中共官方所称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郑义先生在他的书信体自传《历史的一部份》中是这样评价的：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至迟在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现了一个工人组织--“全红总”。……这个依据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现出一种独立意识。虽然这些要求多为经济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政治要求的前奏。当这个组织刚刚展开全国性的活动，共产党最高当局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逮捕了它的领袖，取缔了它的组织。……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共产党为何偏偏说“全红总”为洪水猛兽而大下杀手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这是由於这个工人组织一开始就脱离了共产党“群众斗争为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所用”的轨道，而表现出反压迫、反剥削、争自由的独立自主倾向。这是纯粹的民主运动，这是真正的造反。
龚小夏女士在《北京之春》九六年十一月号发表的《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到：
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际，有一个名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组织活跃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这个组织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工人运动：它组织起大批在工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临时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经鼓动这一组织去冲击劳动人事部门，但在发现它并不热衷於去揪斗“走资派”而是试图争取工人的利益之後，就对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杨小凯先生和杨建利先生在《北京之春》九六年七月号发表的《身体自由脑袋不自由的自由》一文中指出：
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的。事实上，他们是对中共维持暴政十七年的各级官僚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削的反抗和报复，其发端是具有相当的正义性的。而且，迅速出现的群众组织里有一些类似於工会的鲜明代表一个社会群体利益的组织。例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就是鲜明地为合同工、临时工争取经济利益的造反组织，套用民主政治的术语，它们是明明白白的利益集团。
在我们谈到一些学者专家对“全红总”的正面评价的时候，也要看另外一类学者的相反评价。大陆王年一先生在其著作《大动乱的年代》的“经济主义歪风刮起”一节中说：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由极少数合同工、临时工凑合起来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在北京成立，其头头是王振海等人。十二月四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称：“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全红总”的头头揪斗领导干部，绑架工作人员，通知各分团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顷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
徐友渔先生在日本出版的《中国研究》九六年八月号发表的“关於‘两个文革’说”一文中说：
文革中，某些社会集团确实提出过自己的利益要求，比如有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福利待遇，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六十年代初从城市，工厂压缩回农村的人要求回城，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城，他们把这些要求包裹在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口号中。为了利用这股社会力量，江青等人曾接见过他们的代表，表示支持他们提出的要求， ……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於取缔“全红总”等为非法组织，逮捕其头头。
海峡两岸官方对“全红总”的看法又如何呢？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陆工会前身）编印的《大陆反毛反共思想组织与行动》（中华民国五十六年十一月）中提到“全红总”时是这样说的：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这是出现在北平地区的反毛组织，组织的成员是大陆各地的“临时工”与“合同工”的工人。这一个组织的成员，从各地涌入北平，……要求转正（即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及要求补发四十七年（方按：此处应为“十七年”之误）以来的转正费。据日本派驻北平记者二月十六日所发出的报道，北平“公安局”於二月二十五日贴出布告，下令取缔“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这一个组织。
中共官方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针对“全红总”作了这样的评价：
由於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底讲话煽动临时工、合同工造反，并提出一些不合理的经济要求，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批工人外出，闹转正，闹复工，闹工资福利待遇，闹增发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品等，从而刮起一股经济主义歪风，严重地冲击了国家财政经济。……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指出“全红总”，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取消。……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
其它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记事》、《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工会史》、《中国工人运动通史简编》、《当代工人运动》、《中国工运史辞典》中的“全红总”辞条，《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纪事》等官方典籍和史书对“全红总”的记载和评价也和前述的中共官方结论大同小异，这里不一一摘录。
笔者之所以花这些篇幅摘录前列关於“全红总”的论述，目的是向年轻的一代民运精英,尤其是目前尚在从事大陆自由工运的志士仁人,介绍“全红总”这一组织，前事不忘，後事之师。今天还在从事民运和工运的朋友们，应当重视当代中国自由工运史的研究，具备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或知识。而在中共的封锁下，相当一部人对此知之甚少。正如陈佩华在其《革命乎？组合主义乎？--工人及工会在後毛泽东时期》一文中所说：
“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都以为一九八九年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抗议共产党。反之共产党精英则痛苦地知道：这已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五次（而有时是在官方工会领导下）起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这种普遍缺乏关於早期抗议运动的知识表明共产党在控制中国人民了解现代历史方面的成功。可以说他们巧妙地贬低甚至抹去了民众对工人早期抗争的集体记忆。
第一章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和“全红总”的筹建
《论临时工合同工制度》
“全红总”的出现是和《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这份油印传单分不开的。正因为这份传单的传播和媒介，“全红总”的几位创始人才互相认识最後走到一起。自从我七八年底平反出狱後，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都一直在找寻这篇文章。直到我在澳洲国立大学访问期间，才在该校的图书馆，发现一篇《现有的合同工制 度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此文刊载於六八年二月三日的《劳工战报》。
《劳工战报》是由“广州市印刷系统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发行的。这份《劳工战报》发行在“全红总”已被打成“反动组织”近一年之後。当时我正因是“全红总”一案的“主犯”，被单独关押在贵阳市看守所一间漆黑的小牢房内。
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一九九九年，当时给这篇文章提供过重要意见，并为“全红总”贡献出青春，现在的中国工党副主席，当年中国民联的老战士李伯特冒险到大陆四处寻找，才找到一篇被大幅修改过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
尽管时光已逝去三十年，我读到此文仍然感慨万端和欣慰不已。一是可以看出，当年的自由工运并未因“全红总”被中共残酷镇压而消失。二是在这两篇文章中，可以大约看到《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一文的影子。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并非在文革期间写成。它完稿於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当时李伯特和我都是合同工，李伯特十九岁，我十七岁，可以说是两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
李伯特和我自幼相识。因为父辈都是国军将领且被中共关押，所以我们从小就在中共一党专政的重压下长大。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仲维光兄发表在《北京之春》去年十月号的一篇写得极好、极为精采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
在此文中，维光兄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文革中的年轻一代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剖析，指出了红卫兵并非造反而是卫道--卫毛泽东专制独裁之道，大搞阶级斗争之道，它顺乎六十年代初期在大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中共一党专政的“主流”思想。维光兄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更可贵的是，维光兄指出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当时想做奴隶而不得和在文革中想做奴隶而得到的可悲。
是不是所有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如此呢？这里，我就不太同意维光兄的两个论述：
“那时的平民们，即所谓造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不止是干部子弟，而是几乎所有的伴随极权社会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经丧失了自己‘独立’思索的能力，丧失了一般社会的判断能力。”
我不太同意维光兄这两个论述的原因是：第一，平民并非一定是造反派。平民中更多的是逍遥派。第二，说平民和造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也太绝对了。遇罗克应属於仲文的“平民”范围内，杨小凯应属於仲文的“造反派”范围内，尽管他们在当时的公开著述中没有明确地提到“人权”等等概念，但不能因此说他们所代表的一群人“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第三，“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对社会有不同於中共官方“主流”思想的看法，并非只有遇罗克等凤毛麟角的两三个人。
一群年轻的叛逆者
就以李伯特和我及我们周围的一批青年人来说，都是与维光兄同属“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也可以说大部分属於“老三届”。我们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属于“平民子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父母长辈和亲戚被中共“杀、关、管”。对我们这些在中共阶级斗争的苦水中泡大了的青年而言，从不认为中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我们认为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法统的正是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在学校里，老师教育我们，国民党是反动派，我们的父辈都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坏蛋，要我们和家庭“划清界限”。在家庭中，长辈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匪，依靠欺骗和暴力非法夺取政权。中共的胜利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孙中山先生才是我们崇敬的国父，继承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法统的正是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的统治缺乏合法性。
这两种切然相反的教育催我们这些苦命的孩子早熟。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我们相当一部分人从小就受洗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基督教文明中的平等、博爱、谦卑、原谅敌人等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从小生根。我们从小认为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只有神才是权威，才是全能的。人，不论是什么人，包括孙中山、蒋中正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有限的。而在我们的圈子中，一般称毛泽东为“毛匪”、“老魔头”，而称蒋中正和周恩来为“老蒋”和“老周”，略带一点敬意。
因此，我们绝不像有的学者武断地认为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的人，一定在极权文化的熏染下形成所谓“威权性格”--即是对权威的奴从和自己也想成为权威。当然，在中共一党专政的那个极权而残忍的社会中，有相当大的一批人的确具备“威权性格”--而不论其出身如何。这批人在大陆的的确确占了人口的很大比例。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逐渐多了，大多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些文学、政治、哲学著作。在我们那个年代，也就是文革初期“破四旧”以前，由於中共还没有在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还有一点宽松。特别是从“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的六二年开始，思想文化领域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活跃。当时在我的家乡贵阳，出现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批民办夜校和夜大学，我虽然当时只有十四岁，也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和自己的几个早熟的小伙伴进入了贵州师范大学（当时叫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梦渊和他的儿子王希龄创办的“黔灵中文速成大专班”，用一年的晚间“速成”中文系四年的课程。这些小伙伴中，有今天在中国文坛上有成就的思想家（为了他的安全起见，隐其名），也有以後成为“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组织--贵州分部的发起人之一的叶文筑。
六十年代初叶的中苏共大论战，吸引我们这批青年对马列著作发生兴趣。而中共批判苏共的“三和两全”--即“和平竟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全民国家、全民党”很合我们的胃口。苏共批判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不正是中共在大陆的丑恶统治的写照吗？是中共还是苏共搞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为什么在十几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统治思想？这些问题使我们这些青少年，在知识仍然非常贫乏的状况下，深入到那艰涩的马列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当时已经翻译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都尽量找来阅读。
我们还订阅了当时在布拉格出版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刊物--《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在这本刊物上，我们感受了当时已经出现的人类历史进步的主流--和平和包容。而当时中共猛烈抨击的凯恩斯的“人民资本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现代西方先进理论的启蒙教育。当时对我们影响较深刻的除了马列著作外，还有相当一批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作品中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等等。
对这些书籍的阅读和讨论，无形中形成了类似於八十年代的“读书会”性质的圈子。而我们这个小圈子中的主要成员，也成了文革中的“全红总”的主要成员和七八--七九年民主墙时期的“贵阳浪潮读书会”和八九民运时期的“贵州沙龙联谊会”与“中国人权同盟”的主要成员。
在我们的小圈子中，对中共的看法也在逐渐深化，并没有停留在童年时期幼稚的仇恨和偏见上。我们认为中共的出现与中国的工业化分不开的。我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封建专制和现代大工业相结合的怪胎，而马列主义尤其是斯大林，毛泽东的主张则是法西斯的一个旁枝。也许这些法西斯主义者的历史动机和理想可以给予某些正面评价，但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手段与目的相冲突。
在这时，我们不再把中共的领袖和干部看成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教育的暴徒，我们认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份子。在实现人类大同和促进国家进步这些基本目标上，我们与中共精英们没有冲突，但是在实现理想的方法上，我们主张和平，民主，非暴力，而中共则崇尚战争，独裁和专政。
由于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和我们也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开始对中国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一九六四年中共在“四清”运动中贯彻所谓“阶级路线”，我们这些父兄被“杀关管”的子女不论成绩和表现再好，也被扫出学校大门，被中共“阶级斗争”的铁扫帚扫进了社会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剥削最甚的临时合同工队伍。当时，李伯特成为贵阳市建筑公司的合同工，我则成为修筑贵阳磊庄机场的临时工。因此，我们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不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感兴趣，而且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产生了变革的向往。从一九六四年底开始，在李伯特的二哥帮助下，我和李伯特开始搜集中共官方有关统计数字，搜寻有关“两种劳动制度”的资料，并由我执笔写作《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为“全红总”的出现作了我们当时预料不到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从苦难走入历史
文革开始後，我们这群早熟的苦难青年，开始敏感到中共统治者为了争夺权力，不愿照旧统治下去了。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中苏醒了的中国人民也不愿再照旧被统治下去了。这应该是中国工人阶级实现自己真正当家作主的一个不算太好的机会。但当时怎样去利用这个机会，我和李伯特等人仍然心中无数。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我们走进了历史。
那就是文革初期贵阳的“六六事件”。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敏感的知识分子结合贵阳六中和贵阳九中、十中的少数敏感学生去《贵州日报》提意见。当天，我正从代课的贵阳洛湾小学请假进城参加六六届高考的社会青年体检。途经《贵州日报》社门口，看见一群人在贴大字报，四周围观的人被军警包围，几部摄影机忙着拍摄实况。我停住脚好奇地观看了几分钟就赶着去体检。谁知这几分种就惹了大祸。几天後，中共贵州省委下达了所谓“六九反击令”，把学生和知识分子向《贵州日报》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行为打成所谓“反革命事件”，不知当天在我停脚观看的几分钟内，有熟人看见我去告了密，还是自己被中共特务的摄影机拍了镜头，我也莫明其妙地被牵涉到事件中去。
大概是六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一吧，一向对我很好的金岚校长把我叫到她的寝室，问我在请假回城体检期间参加了什么活动。我当时真是一头雾水。金岚校长最後提醒我是不是到过《贵州日报》社，并向我出示了中共贵州省委的文件--“六九反击令”，我才知道那好奇观看的几分钟制造了麻烦。我向金岚校长解释了当天的经过，金校长也深信不疑，她叫我不必担心，说问题会搞清楚的，既然我没有参加什么“六六事件”，就写一个情况说明，由她交给上级以求澄清。当天晚上我就写好了报告，次日交给了金校长，自以为无事了。谁知半个月後，金校长正式通知我回城接受审查。
我回到家，因重病取保外医的父亲在被斗争後已经收监。家中人去楼空，只留下泪痕满面的苍老母亲。回家当天，我居住地的“工作组”和贵阳市公安局的人员开始对我轮番审讯，审来审去审不出什么名堂，在七月初正式把我母子送进所谓“牛鬼蛇神专政队”，押往贵阳城郊的东山岈口打儿洞“劳动改造”，每天在盛夏的酷阳下锤小石子，一锤就锤到九月上旬，成为刘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组”打击镇压的牺牲品。
“全红总”在酝酿之中
八月中旬，“十六条”已经公布。毛泽东已公开在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一个“破四旧”的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幸好我那时已到城郊“劳改”，李伯特也被下放到农场劳动，躲过了“红色恐怖”这一劫。
九月中旬，毛泽东打击的目标日渐明显，和“老红卫兵”不同的是出现了一批蒯大富，谭厚兰等真正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革命红卫兵”。这批“革命红卫兵”为了传达圣意，也参加了串连。所以，八月底到九月初，贵阳来了不同於第一批“南下串连队”的第二批“南下串连队”。这第二批不像第一批那样杀人越货，而是到各学校，各工厂去煽风点火，发动群众“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尽管中共贵州省委也把“八三一”和“九五”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但已力不从心，不可能像镇压“六六”事件那样得心应手了。两派群众的大辩论代替了一边倒的血腥镇压。在第二批“南下串连队”的游说鼓动下，贵阳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这时，工作组已经被撤走。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劳改队”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自行解散。在和李伯特商量後，我决定到北京上访告状，同时观察各地运动的情况和了解北京上层动态，以便在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当然，至於要采取什么行动，我和李伯特也说不出来。
我於九月底到达北京，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分配住到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内的原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当时临时改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招待所”）。和我同一寝室的有来自湖南长沙的杨政、安徽蚌埠的裴燕柱、江苏无锡的吴永湖、广西桂林的周泉等人。因为中共当时是按系统、按行业分配住宿，所以我们住在一起的都是各地上访的临时合同工。几乎每人都有一段悲惨经历，而且大部分都被解雇，贫病交加，同病相怜。大家对造成自己这样苦难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同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有的正式工虽然在政治上受迫害，但至少工资照发，有一碗饭吃。而我们临时合同工一旦在政治上出了问题，马上被一脚踢出单位大门，连饭也吃不上了。所以临时合同工制度成了我们抨击痛恨的首要目标。
我把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完成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给大家传阅，大家都感到我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杨政提议，把这篇文章印成传单，散发到社会上去，希望广大临时合同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这份刻写油印的传单于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工人体育场公开散发。当天，“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有将近十万各地来京的师生和工人参加。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印成传单散发後，在临时合同工中造成很大反响。从十月六日下午开始，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合同工和北京本地的临时合同工按传单上的地址找上门来，我和杨政等人在那段期间日夜忙於接待来访谈者，记得当时来的以後又成为“全红总”各级负责人的有北京的李云臣（後改名叫李卫兵），江苏的慕纪群、慕纪雄兄弟，安徽的杜某某（名字已忘）等人。
十月八日开始，毛泽东主持了中共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检查，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更加清楚。杨政和我商量後，决定组成一个争取临时合同工权益的组织，当时决定起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参加发起的人除了我与杨政之外，还有前面所述的李云臣、吴永湖、裴燕柱、慕纪群、慕纪雄、周泉、杜某某等人。
当时我提出大家都回家乡去，建立各地的基层组织，北京留下杨政等和北京本地的李云臣保持联络，等到六七年一月一日再回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总部。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我於十月下旬离京南下返回贵阳。
第二章 全国总部正式成立和第一个地方分部成立
“毛皇叔”和贵州分部的筹备
我回到贵阳後，感觉空气大变。群众造反组织“红卫军”、“赤卫队”先後出现。我到“红卫军”驻在贵阳医学院的总部和“赤卫队”驻在贵阳人民会场的总部找过“红卫军”的头头李铁乃和“赤卫队”的头头黄世民。
李铁乃是铁匠出身，头脑极为敏锐，反应很快，口才很好，他在批斗贵州省委书记贾启允的大会上妙语连珠，进退自如，表现出一定的领导才干。但我问到他关於运动的发展趋势，他的组织的远近目标，他对社会的基本看法时，他竟没有自己的定见，而且文化水准不高，历史知识欠缺，并且非常自负。这使我很失望。
黄世民和李伯特认识，同是贵阳市建筑公司的泥水工。黄世民为人耿直，很讲义气，但和李铁乃一样，文化不高，缺乏远见，脾气很暴，同样使我失望。
会见这两位负责人後，打消了我将这两个组织引向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方向的念头。我决定另起炉灶，自行组建“全红总”（当时未正式成立）的贵州分部。
我首先找了李伯特、叶文筑等人。他们都认为：我们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站在第一线，应找一些出身好的人参加筹建贵州分部。叶文筑提议，找他的一位朋友毛胜年来参加筹组贵州分部。他说这位毛胜年是他在水城修公路时认识的一位筑路合同工，如同当年刘备流落江湖一样，这位毛胜年也是一位落魄的皇亲国戚--他是毛泽东的远亲。 他说毛胜年敢说敢做，是一位人才。
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叶文筑把毛胜年带到我家。毛胜年中等个子，方脸，颇英俊，穿一身破军棉衣（这是当时的高干子女之所好）。他一进门，就高声叫我的名字，好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他一面叫着我的名字，一面连声说他是“三顾茅芦”来了。看来，他把自己当成“刘皇叔”了。
毛胜年很直爽。他知道我们对他的最大兴趣是他和毛泽东的“亲戚关系”。所以他一入座，就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的家乡是湖南平江，平江起义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组成部分。他的祖先和毛泽东的祖先是同宗，因此，可以算是毛泽东的远亲。他告诉我们，他的伯祖父名叫毛简青，是中共六大的湖南代表，也是平江县的首位中共县委书记，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彭德怀是知交。现在他的祖父住在平江，是中共平江起义纪念馆的负责人。而中共平江起义纪念馆则是他家的房子。
毛胜年介绍自己後，表示他早就想造“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反，只是苦於在理论上不行，又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说，他看过我写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後很感动。他希望参加我们的筹建工作。他表示大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今後就是赴汤蹈火，他也在所不惜。
毛胜年的直爽、豪气和亲切感动了我。我表示欢迎他参加我们的队伍，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牵头，希望他来当贵阳分部的出头露面的人。他表示他理解我的处境，欣然接受了。
全国总部宣告成立
十一月初，杨政从北京打电报给我，告知李云臣把北京分团的架子搭起，北京还来了两位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参加筹建工作，他们是王振海和郝维奇，都是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临时资料员。湖南长沙也来了两位组织能力很强的人，他们分别是长沙岳麓山化工厂的合同工罗运泉和长沙大信织布厂的廖阁夫。
杨政说，他们希望提前建立全国总部，不一定等到六七年元月，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当晚回电告诉他若条件具备，可先在北京把全国总部建立起来，这样也许对各地建立分部有好处。但我希望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等到全国有半数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了分部才召开。
十一月五日，杨政再次发来电报。他说，现在各地进京的临时合同工很多，建立全国总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我立即动身北上，参加十一月八日的全国总部成立大会。毛胜年等都不同意我立即北上。因为贵州的组织已到成立边缘，他们担心我一走就要停摆。我衡量一下局势，感到北上没有多大意义。北京少我一人不影响总部建立，因为北京人才济济。而我走了对贵州则影响太大，再说，一个全国性组织，如果一个地方组织都没有也不好，我应把全国的第一个基层组织组建好，带动其它各地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
我电告杨政等人，如期在十一月八日把组织建立起来，不必等我北上。而我一待贵州分部建立，将立即北上。
十一月八日，全国总部在北京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正式宣告成立，把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化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并简称“全红总”。
安徽的杜某某因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出身很硬，当选为“全红总”总部总指挥。无锡的季某某当选为副总指挥（季某某是无锡一零一八兵团的负责人，当时未出席会议，缺席当选）。
北京的王振海当选为秘书处秘书长，我则缺席当选为副秘书长。秘书处秘书有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慕纪群、慕纪雄，连同王振海和我共七人，是“全红总”的领导集体。
秘书处的分工为：王振海、郝维奇负责筹建北京分团和对外联络。我负责筹建贵州及各外省分团，兼管理论和组织工作。罗运泉、廖阁夫负责与中央各级机关的联络工作。慕纪群、慕纪雄负责内部的总务工作。
此外，任命了组织部长杨政、宣传部长龙云学、联络部长裴燕柱、接待部长张德明，北京分团筹备组长李云臣。
“全红总”十一月八日宣告成立後，当天就在罗运泉、廖阁夫带领下，由首批成员五十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并给予注册登记。但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人并没有把“全红总”的这五十来号人放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因此，这一静坐，直坐到十一月十八日，人数则由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来人。王志杰等人看十天来“全红总”的声势越来越大，不理睬不行了，连忙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马纯古又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李富春表态不要把事态扩大，要王志杰等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全红总”造“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反。十一月十八日，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全红总”成立後的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全红总”宣布正式成立的十一月八日和取得全国总工会承认的十一月十八日，贵州分部筹备组的毛胜年和我都联名发电报表示祝贺。
贵州分部率先成立
“全红总”获得全国总工会正式承认後，筹建中的贵州分部也把争取得到贵州省委承认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胜年和我到了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中共贵州省委座落在风光明媚的南明河畔。当时贵阳已经入冬，原来整洁的省委办公大楼前飘满了枯枝败叶。平时戒备森严的大门已无凶神恶煞的门卫。我和毛胜年从楼下找到楼上，只见有的办公室房门大开，桌上地下文件和纸张随着凄冷的寒风飞舞打转。有的办公室房门深锁，再也听不见那拿腔拿调的大呼小叫。找去找来，若大一个省委办公厅形如冷寂的墓园。我和毛胜年又转到省委秘书处，仍然不见人影。
秘书处後是锅炉房，一看，只有一个脸圆圆的年青的锅炉工，我们问他省委的人到什么地方去了？他问我们找省委哪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为什么去找？我和毛胜年向他说明来意，并把油印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送他一份。他很快看完了《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後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位合同工，也深受“临时合同工制度”所害。他当即表示要参加我们的组织，他告诉我们他姓朱，名字我已经忘了。他要我们第二天上午来找他，他会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我们。
第二天一大早，小朱告诉我们，现在省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在省人民政府交际处举行，在交际处负责会议的是省委孙副秘书长。我和毛胜年乘车到了城北的交际处（省委在城南）。按照小朱给的房间号，果然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孙副秘书长。
这位孙副秘书长身材很瘦，中等个子，穿一身灰色棉毛衣裤。他睡眼朦胧给我们开门，误以为我们是南下串连的北京学生。他一面给我们倒茶倒水，一面问我们是北京哪间大学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革命造反组织的，目的是要求省委承认我们组织的合法性。他一听我们是群众组织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他连忙问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在当时的贵阳市，群众分为炮轰派和保皇派两派。炮轰派的口号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保皇派的口号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我们告诉他，我们口号只有一条- “改革一切不适合於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听後颇感奇怪，因为从口号上无法区分我们是炮轰派（即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他接着又问，我们要改革哪些“上层建筑”？我们告诉他，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我们是要造这个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的反，争取临时合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
他听後大大松了一口气。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我们提的口号和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他说，他很支持我们造一切剥削制度的反。他说，“我们党革了四十几年的命，建了十七年的国，是不应让工人吃苦了。工人的工资，福利，劳保是应该改一下了。斗来斗去，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群众还会支持我们，拥护我们吗？”他还说，可惜他身为省委干部，要不他会参加我们的组织。现在社会很乱，希望我们这个组织迅速壮大起来，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他说他会尽快把我们的要求向省文革和省委报告，要我们次日下午二点半钟来这个房间听他的回话。
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半钟，毛胜年和我如约来到交际处。孙副秘书长面带喜色地告诉我们，省文革和省委常委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召开常委联席扩大会议，邀请毛胜年和我参加。
二十五日晚八时许，毛胜年和我参加李再含主持的这个会议。在会议上，我介绍了“全红总”在北京获得全国总工会承认的情况，要求省文革和中共贵州省委 立即承认贵州分部。会议还讨论了是否承认刚成立的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的问题。最後会议作出决议，先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以後再决定是否承认“工人纠察队”（事後第三天也承认了“工纠”）。当场，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陈朴如（分管工交口） 和张一樵（贵阳市长）在我拟的报告上签字正式承认贵州分部。
二十七日（周一），我们按省委给的地址在贵阳市总工会找到了官方的“工人联络站”负责人沈争真。由他出具公函给我们刊刻了公章印信，拨出贵阳市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左侧的办公室给我们使用，并决定给我们一笔专用活动经费，金额是每天可以实报实销人民币二千五百元，成为贵州省专用经费报销额最高的群众组织。
当天（二十七日），我们召开贵州分部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选举杨同春（中共党员）为总指挥、我为副总指挥兼秘书长，毛胜年为副总指挥，李伯特为组织部长，邓德礼为宣传部长，杨爽秋为联络部长，赵琳为内务部长。当天我向北京的“全红总”全国总部发了电报，当天夜间收到了全国总部罗运泉、廖阁夫署名的贺电。
这样，继“全红总”全国总部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後，“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分部--贵州分部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贵阳正式成立。
第三章 封闭劳动部，进驻全国总工会和江青接见
静坐全国总工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全国总部两次来电催我北上。十二月一日我把公章印信交给李伯特和杨爽秋共同保管，并确立财务开支制度後，乘坐当天六六六次串连专车，和毛胜年一道以贵州分部代表的身份北上，十二月三日到达北京。
这时，“全红总”正在全国总工会八楼进行预计为期十天的第二次静坐。这次静坐有各地临时合同工赴京代表三百余人，目的是要求“全总”把对“全红总”的口头承认落实为合法注册，刊刻公章印信和拨给活动经费。
我和毛胜年一到北京，罗运泉和廖阁夫就把他们拟的“全红总”宣言草稿交给我，要我根据《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内容修改补充。经过十二月三日的一夜奋战，“全红总”宣言终於定稿付印，并於次日正式发表。
十二月五日，北京分团正式宣告成立，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王振海和我到场讲了话。紧接着，“全红总”的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相继在各地成立。一场为临时合同工，同时也为正式工争取权益的声势浩大的风暴席卷了全中国。
十二月六日，全总马纯古和劳动部党组负责人联名向李富春和中共中央送了《关於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请中共中央重视“全红总”所领导的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造反问题，指出临时合同工制度如不加改革的严重性。在当时的中央工交口会议上，李富春向周恩来作了关於“全红总”的汇报。周恩来表示应予正确疏导。
十二月八日，全总经过李富春批准，终於正式为“全红总”刊刻了公章，办理了注册手续，并和“全红总”再达成“会谈记要”，表示支持“全红总”的革命行动，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临时合同工，并决定和“全红总”确定再次会谈研究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全红总”原来预计静坐十天，而实际静坐了八天就取得了胜利。
十二月十日，“全红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协商筹备与全总、劳动部会谈具体方案。会上，罗运泉提出成立会议筹备组专司会议筹备事宜。但任总指挥的杜某某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原来一个秘书处的集体领导已经把他架空，现在再成立一个会议筹备组将置他於何地？但他的意见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而被否决。当时，杜某某和慕家兄弟及裴燕柱四人宣告辞职并退出“全红总”。
杜某某退出“全红总”後即和一批复员退伍军人组织了“红旗军”，以後也遭到中共镇压和取缔，这是後话。
杜某某等人退出後，“全红总”不得不立即进行改组，这是“全红总”的第一次改组。这次改组把原秘书处改称为“五人小组”（对外称秘书组），宣布一切权力归“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由王振海、我、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组成。分工是王振海负责北京分团，我负责理论和日常事务的处理，罗运泉、廖阁夫专司对上联络，郝维奇负责对其它群众组织的联络和科委系统的“全红总”分支组织的组建。
此外，任命了毛胜年任组织兼内务组长，杨政任保卫组长，唐静（女）任宣传组长，韩琳（女）任联络组长，张德明任接待组长，王振海兼任北京分团团长。
最後通牒
从十二月十日开始，我除了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外，每天晚上都要草拟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和回复一些重要的电报和信件。电报多是各地分团的请示报告，而信件则多为各地临时合同工受解雇、受剥削、受压迫的严重情况。当时各地投诉的信件每天多达二千来封，我的秘书余洪珠一天看信看得昏头胀脑。但从这些信件和各地分团的来电中可以看到，各地解雇临时合同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发生多起被解雇後的工人自杀事件。
罗运泉、廖阁夫天天去找全总和劳动部的王志杰，郗占元、李正亭等人，希望他们早日与我们会谈，通过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并报国务院批准。但一碰这些具体问题，这几位部长、书记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确定会谈的日期。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关将近，各地的投诉电报、信件日益增多，需要五个人拆阅分类。那时的信件每天已经不是几千封的问题了，而是几大麻袋。但内容都是相似的，而且情况越来越紧急严重。
十二月二十日我们再次召开总部扩大会议，责成罗、廖二人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作最後交涉，要求他们在二十三日前确定三方会谈日期。罗、廖二人结束会议後立即赶到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向他们提出了最後通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三方会谈订於次日在劳动部礼堂召开。我们松了一口气，分头作好会谈资料的准备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劳动部来电话通知会谈延期至次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劳动部又来电话将会谈延期到次日。
这两次延期引起所有总部委员的愤怒，当时，“全红总”已由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搬迁至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因为总部要员已达八十余人，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楼已住不下了。因此，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全红总”召开了总部会议，并作出一致决议：如果明天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就在当天先把劳动部封闭，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把全国总工会封闭，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表达我们要真正当家作主的决心和力量。
占领劳动部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团，动员北京分团全体团员处於紧急待命状态，动员人数不得少於五万人。
二、总部委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振海和我、杨政带领，专门准备主持北京分团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行动。其中，我负责拟定王振海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时的发言，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後发表的宣言和声明。杨政负责组织三百人左右的纠察队，以维持秩序，力争行动中不伤一人，不毁一物。另一部分由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带领，先期进入全国总工会维持全国总工会的秩序和现状，准备迎接大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封闭全国总工会。
三、拟定这次行动的口号：
(一) 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二)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三)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主动到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联络的罗运泉、廖阁夫带着绝望和无奈的口气打回电话：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仍然耍起拖拉推延的老花招--竟然又把决定在二十五日召开的三方会议推延了，而且这次是无限期的推延。他们说，劳动部和全总的负责人说元旦将近，过了新年再说吧。
我把电话放下後，立即通知总部委员根据昨天的决议进入自己的位置。我拔通了王振海的电话，要他在下午两点前把人马带进天安门广场，两点正准时集合，进行动员，天始行动。
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北京分团开着数辆宣传车，准时而有秩序地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分团当天可能来了五至六万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两点正，王振海在一辆宣传车上讲话，布置了今天的行动。在王振海讲话的时候，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工合同工和上访者，串连学生闻讯赶到天安门广场，加上围观的群众，人越来越多，长安街的交通终於阻断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王振海讲话结束後，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徐徐移动。本来的安排是我和王振海乘坐宣传车带领大队向劳动部行进，杨政率领纠察队的三百余人乘坐几辆北京分团借来的大客车先到劳动部向工作人员说明封闭行动的目的和方法，争取得到理解和配合，避免大队到来时发生误会和冲突。但是我担心杨政脾气不好，就随杨政率纠察队先行到达劳动部，经过我们的解释和说明，工作人员也乐於回家，所以纠察队的三百余人在劳动部的造反组织的配合和带领下，迅速封闭了劳动部除礼堂、二楼会客室和总机房外的一切办公室，并站好了位置，以防不测出现。
王振海带领的大队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王振海再次通过劳动部的广播系统发表谈话，宣读声明，宣布纪律，直到八九点钟，队伍才慢慢散去。
二十五日晚深夜十二点左右，我和王振海等总部委员们正在劳动部二楼会客室休息，几位纠察队员忽然带着两名军人进入会客室。他们一进门就要找王振海和我。那几位纠察队员颇为紧张，担心军方干预我们的行动，或直接来逮捕我和王振海。所以，其中一位迅速出去叫来几十位纠察队员把大门封住。这两位军人看着他们惊疑满面、准备拼命的样子笑起来了，连声说：“请不要误会，请不要误会！我们是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来支持你们的！”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口号：“感谢中央文革！感谢江青首长！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一时间，口号声和掌声此起彼落，这两位军人和王振海与我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真是否忙得不亦乐乎。这也是这次封闭行动第一次出现拥毛拥江拥中央文革的口号。
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军人自我介绍是“解放军报”的编辑，名叫邵一海。他把我叫到一旁，压低声音说：“毛主席七十三寿辰的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中央文革首长要接见你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你必须从现在起保密，绝对保密！希望你把总部人员的档案交给我们，便於中央审查和决定参加接见的人员，现在就走，好吗？”我把情况悄悄告诉王振海，要他通知所有总部委员在二十六日下午三点钟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集合，不得有误，其中包括他自己。我告诉他，把劳动部现场交给纠察队看管即可，快快休息一下赶回总部。说後乘坐邵一海等二人开来的一辆华沙牌小车回到西什库，把所有总部委员的档案副本交给邵一海。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邵一海只身来到西什库，交给我一张打印好的名单，一共有十五人。他告诉我，中央文革决定接见这十五名“全红总”的代表，要我分别秘密通知这十五个人，晚上七点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右侧的街口等待，在七点正会有一辆车前亮着三盏红灯的草绿色大客车来接我们。
当天晚上七点钟，这辆大客车如约准时到达。我们上车後，车子先开到平安里《解放军报》社大院内停下，然後上来两位军人。邵一海向我们介绍，这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民日报》代总编唐平铸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胡痴。在大家的掌声中车子开动，直奔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直到停车坪，几排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下车後在邵一海等人带领下，穿过这长长的军人队伍，在这些军人的敬礼和鼓掌中进入了东大门，到达东会议厅。此时我看挂在墙壁上的大挂钟，正是七点四十分。
中央文革接见及进驻“全总”
我们坐下片刻，正当时针指到七点五十八分时，江青率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进入东会议厅。
江青一进门就大声说：“同志门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在大家的口号和掌声中，江青先按邵一海给的那张名单的名字一一点名，并问每人的情况後才入座。
江青坐下後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这次接见从当天晚上七点五十八分开始直至次日凌晨零点三十四分为止，长达四小时三十六分。
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全红总”代表的发言和江青等和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及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的问答，其余的约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江青讲话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简短插话。江青讲话长达两至三小时。
我和唐静、邵一海都作了记录。而我用速记方式的记录使用了几十张纸。会後“全红总”印发的江青讲话仅四千来字。这份记录是我在当天晚上连夜整理後交《工人日报》铅印的。
除了这份记录外，邵一海等也印发了另一份更简短的打印记录。现在这两份记录都流到海外，这就是所谓江青讲话记录的两个版本的由来。在整理这份记录时 候，邵一海要求我把江青谈话中与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无关的部分尽量删除。所以说，现在流传到海外的这两份江青讲话记录都是极不完整的。
在这次接见中，江青当场要“全红总”代表拟一个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通知。这个通知当即由我草拟并交给江青过目。内容是：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岐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应宣布立即平反，赔偿损失。
江青接过我拟的这个“三条”，和陈伯达、康生交换看过後说：“我建议修改一下。其中第三条在‘十六条’中和中央军委的平反命令中已经提到了，不必再提。我听说合同工队伍中有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除了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也要给他们一碗饭吃，我看这样修改好不好？”
接着，她念了她亲手修改的“三条”。其中一、二条不动，只是第三条作了如下改动：“现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在整理这份记录时，我感到这样提不妥，打电话给江青，经她同意修改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条处理”
在这次接见中，江青还要“全红总”办三件事：
一、开一个中型的控诉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二、拟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报中央。
三，到门头沟煤矿作一次调查，立即将材料交中央文革。
接见结束时，江青给我留下她的电话，并指定唐平铸、胡痴、邵一海作联络员。从此，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六日，邵一海基本上常驻“全红总”。
江青接见後的次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全国总工会派出数辆大小汔车，把我们接去，办公在全总大楼，住宿在小灰楼。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全总陷入瘫痪，“全红总”主持了原全总的一切工作。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全红总”完全取代了官方的“全总”，直到“全红总”被中共取缔。
在江青接见我们的当天--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中共迎接来的是什么“新高潮”呢？
可惜，这个“新高潮”并没有按毛泽东的旨意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了中共的剥削制度。一场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争政治平等、同工同酬、改善福利待遇、补发拖欠工资的工人运动汹涌而来了。
第四章 “全红总”第二次改组和《三家联合通告》
江、周势力渗入“全红总”
在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见“全红总”的会议上，江青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新朋友--李晋暄。李晋暄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内部听众联系组的临时雇员。李晋暄带领中央广播局五百多名临时合同工造反，成为中央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头头之一。因江青直接插手中央广播局的运动，所以颇为器重李晋暄。当天的会议上，江青直接推荐李晋暄加入“全红总”。李晋暄也表示从此中央广播局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成为“全红总”的一部分。
十二月二十七日，“全红总”召开总部会议，讨论总部工作正规化和李晋暄等的职务安排问题。会上，许多未获江青接见的总部委员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两个无辜的人身上--罗运泉、廖阁夫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们分管对上联络工作，大家以为被接见人员的名单是他二人敲定，认为他们办事不和大家商量。任我怎样为他们解释，大家都听不进去。加上平时罗廖二人不太合群，在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瞧不起别人的意思，他们所分管和全总、劳动部的会谈又一拖再拖，大家早有意见，所以一下发出来。由唐静等四十人联合提出动议，要求改组总部。
这样，会议突然转向，成为“全红总”的第二次改组。在改组中，大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重新选举了“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有以下五人当选：我、王振海、李晋暄、金展云、郝维奇。大家要求我担任“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被我坚拒。公开的理由是年龄太小，知识和经验不足。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没有说出来--家庭出身不好，容易成为被攻击的把柄，造成对组织的损害。在我的坚决拒绝和推荐下，王振海担任第一把手，我成为王的副手。
当时改组後的“五人小组”是这样分工的：王振海掌握全盘，我则辅助之，我兼管理论、组织和主持日常工作。李晋暄专司和中央文革联络和兼管广播系统的分支组织。金展云专管国际联络（外交）。郝维奇专管对内联络和北京分团。
由我提名，会议批准了以下职务变动：湖南的杨政任保卫部长，湖南的余云庆任组织部长，贵州的毛胜年任内务部长，贵州的张德明任接待部长，吉林的唐静（女）任宣传部长，陕西的韩琳（女）任财务部长，黑龙江的李宝城任联络部长。会议决定，由首都三司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筹备组负责人史学忠和唐静、毛胜年三人组成“批判临时合同工雇佣劳动制度誓师大会”（即江青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那个“中型大会”）筹备小组。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李晋暄进入“全红总”的领导班子，应是江青插手“全红总的开始。李晋暄本来就是江青欣赏的人，本人也是中共党员，其夫是中央广播局的处级干部，所以和中共高层有一定关系。
首都三司的史学忠等则是不请自来，毛遂自荐协助“全红总”筹备大会，他们和江青、周恩来都有密切联系，和周的联系超过和江的联系。所以，不论他们的背景是江还是周，都是中共高层企图利用、控制“全红总”的一枚棋子。至於身为中央文革联络员的邵一海，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更是公开坐阵“全红总”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了。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进入“五人小组”的金展云不是合同工，而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外部的波兰语组翻译。他的背景是中央广播局当时掌权的“三人小组”负责人之一的李敦白。李敦白是是美国人，延安时期随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中国，早年加入了中共，一直在中共的要害部门--广播电台负责英文广播。中共很器重他，文革前每逢中共“十一”、“五一”观礼，他总是站在毛的旁边。文革中江青派王力接管中央广播局，成立“三人小组”，王力任组长，李敦白任副组长。以後李敦白被中共打成“美国间谍”，关押至七八年与我几乎同时释放。现在李敦白在他的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的一千天》中曾不指名的提到“全红总”。在英国ＢＢＣ广播公司所拍的那部暴露毛泽东性生活的影片中，李敦白是主持人之一，这是後话。
独立独行的“全红总”
在大陆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八八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百五十五页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他们（王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王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於坏分子还给他们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这是江青第一次煽动合同工造反。这是在谷牧十二月六日建议中央慎重处理合同工问题後讲的。会後（方按，王所指应是所谓十二月十八日的接见会），“全红总”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
王年一先生在这里把“全红总”封闭劳动部的行动，完全说成了受江青“煽动”，亦即“全红总”是跟着中共高层中毛江一派的指挥棒转，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推断。
因为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接见“全红总”代表前，我们作为“全红总”的主要领导人和封闭劳动部的决策者，根本不知道江青有那个王一年所指的“十二月十八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的讲话。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见 我 们时，李晋暄提到了江青十二月十八日对中央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讲话“受到有些单位负责人…不信任抱怀疑态度”时，我们才知道江青在十二月十八日还有一个关於临时合同工制度的讲话。这个讲话内容李晋暄等并未正式发表，李晋暄为此还懊悔不已。我们认识李晋暄後，经李口述方知这一讲话内容。我们在作出封闭劳动部这一决策时根本不知道江青这个讲话。如果知道，我们不一定会冒风险去先封闭劳动部，而是要按江青的指示先进驻全总了。所以说，“全红总”封闭劳动部的决策，完全是“全红总”的独立决定，并非受什么上层主导。
而《三家联合通告》的签定和印发，更是“全红总”独立独行，不受江青等中共高层利用的铁证。
江青暗示：炮打周恩来
《三家联合通告》即“全红总”、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在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签发的《联合通告》。主要内容是：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一、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二、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
三、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大约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邵一海把我和杨政叫到全总四一六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是专门给邵一海使用的。邵一海常驻“全红总”後，特别注意接近我和杨政。我想是因为我和杨政是“全红总”全国总部年龄最小的两个重要成员--也许在邵一海的心目中，我们这两个当时才十八岁的毛头小子，可朔性较强，较幼稚，不成熟，较容易控制吧。
邵一海当时表情沉重地告诉我们：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的“三条”在常委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没有通过。常委中阻力很大。我听後感到颇吃惊。因为我认为当时在中共最高层，一直是毛泽东说了算。怎么会出现这种毛说了不算的情况呢？我问邵一海：刘邓不是垮了吗？彭真不是倒了吗？为什么还有人给毛主席唱反调？邵一海沉默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彭真是倒了。但刘邓不是那么容易垮的。前段时期陶铸不是暗中还在保刘邓吗？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就是刘邓陶全部都垮了，阻力仍然存在。不然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干啥？”
我听後自然明白“刘邓陶”垮了以後的“阻力”应该数周恩来了。我为了弄明白邵一海话中之意，故意问：“阻力是否来自国务院？”
邵一海听後深深望了我一眼，猛吸香烟。政治经验老道的邵一海用默认的方法想把矛头引向周恩来。
杨政则直接提出：“既然总理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炮打总理！”
邵一海一听，眼睛都睁大了。他说：“炮打总理，你们有这个胆量吗？”
杨政大声说：“没有？人头落地，不就是碗口大一个疤？我们怕什么？”说着就要出去，好像马上就要行动一样。
邵一海和我几乎同时出声叫住杨政。邵一海说：“你这样轻举妄动还行吗？现在的提法你要清楚：炮打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说完，邵一海看话已说透，就站起身来准备走。临走前，他对我说：“小周（我当时使用的名字是“周牧”），你们要多动一下脑筋。克服阻力要想办法，蛮干是要吃大亏的。你可以和大家商量，集思广益，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配合中央文革的下一步行动。”
邵一海走後，为了搞清江青的真实意图，我立即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是戚本禹接的电话。我问他江青的“三条”在常委会没有通过是否真有其事？他肯定地回答是真的。我又问他江青有何指示？他说不太清楚，他要我半小时後再打电话来，他请江青直接听电话。
半小时後，我和江青直接通话。江青先是问寒问暖，问全总的走资派是不是还在为难我们。我告诉她我们按她的指示进驻全总後，一切顺利。还告诉她“全红总”第二次改组的情况。最後我问她，常委会通不过“三条”，各地仍在大量解雇和迫害临时工合同工，怎么办？
她在电话中沉思片刻，问我：“小周，你难道忘了‘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这首歌吗？”
我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看来，她要我们继续施加压力了。
总部会议：不卷入高层权力斗争漩涡
不可否认，毛江一派当时是非常想利用“全红总”直接打击对手的。而他们所希望“全红总”直接打击的对手，不是刘邓陶，而是周恩来。因为当时刘邓陶均已失势，不能构成对毛江的直接威胁。问题在於，我们是否被江牵着鼻子走上炮打周恩来的道路呢？
如果“全红总”的主要负责人都是那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在当时得到奴隶主总头目毛泽东的支持和江青的重用，一定会象江青受审时所说的那样--“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指到哪里我就咬到哪里”了。
是不是“全红总”缺乏胆量呢？“全红总”的领导人们从下决心造反的那一天起，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无人支持的情况下，在中共建政後史无前例的情况下，都敢於冒着杀头的风险封闭劳动部，何况是在有後台的情况下不敢去炮打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弱者的周恩来？
这是因为周恩来温文尔雅的装扮给人们一种虚幻的民本主义的安慰，这是周恩来十七年来一副在恶婆婆前面的温驯好媳妇的形象博取了人们的普遍同情。人们都把周恩来看成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中共温和路线的代表，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人们期盼周恩来有朝一日如同批判斯大林一样去批判毛泽东。
所以，“全红总”的决策者们不仅没有按照江青指挥的拍子跳舞，而是独立独行地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争取周恩来支持的道路--後来证明同样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由於我一直把周恩来误认为是中共党内的“健康因素”，极其幼稚地想和这种“健康因素”相结合，籍以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现在反省起来，对周恩来的这种好感误导了“全红总”的某些行动，甚至是“全红总”失败的原因之一。
最糟糕的是，当时对周恩来的这种好感，含有相当一部分个人的感情成份。因为我父亲在东征时，与周恩来同在第一军。那时第一军军长是贵州人何应钦。周恩来当时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家父则是何应钦身边最亲信的参谋。所以，家父一直认为周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材。父亲对周的好感影响了我，所以我当时极力反对炮打周恩来。
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我在“全红总”总部会议上，说服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杨政，使他放弃了炮打周恩来的提议。我在会议上提出，不要把国务院树成对立面，没有必要卷入权力斗争旋涡。我们的目的是改革旧制度，而不是追求权力。为了给目前处於困境中的临时合同工解决实际问题，应该把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找来，通过正常的程序，共同签发一个有行政效力的文件，做一两件扎扎实实的事情。这比去炮打哪一个更有利於临时合同工。
我的提议首先得到了王振海的支持。在表决通过後，王振海立即通知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全总党组负责人王志杰在六七年元月一日晚到达全总大楼会议厅共同签署《三家联合通告》。
掀起“经济主义妖风”
《三家联合通告》由我草拟。通过时，李正亭提出第一条中“所有单位一律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过於繁琐，重要的是和江青的“三条”的提法有出入，为了表示和中央文革一致，他提出改为“一律不得解雇”。他的提法获得了多数人的赞同。郗占元、李正亭、王志杰三人当时非常配合。李正亭在揭发“四人帮”的书面材料中根本没有提到《三家联合通告》，我想他是不愿意让人们了解当时他们大拍江青马屁的历史（李正亭的揭发可见《预审张春桥副卷》一九五卷七一九页）。
《三家联合通告》签发後，立即送《工人日报》印刷厂套红大字铅印，同时由邵一海向中央文革报告和由郗占元向国务院报告。
元月三日，邵一海告诉我们，中央文革认为这个文件很好，可以发往全国。但印刷厂因印刷量太大（三十万份），要等到五日才能印好。
元月五日未到，一天之间，事情就出现惊人变化--元月四日一大早，邵一海气喘吁吁跑来找我，说中央文革决定缓发《三家联合通告》。我问他是何原因？他也回答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叫缓发就缓发，你必须执行。”说完就匆匆走了。
当天上午十点正，我接到江青的电话，她要我们缓发《三家联合通告》。我向她请示“缓发”原因，她只说了几个字：“现在发太被动”，就放下了电话。十一点，李晋暄接到戚本禹的电话，内容同样是缓发《三家联合通告》。
元月五日《三家联合通告》印好后，邵一海找到我和杨政，告诉我们中央文革决定要销毁《三家联合通告》，原因是“有人借此向毛主席施加压力”，“中央文革不愿在此时把事情搞得下不了台”，所以，干脆销毁算了。等一段时间，再争取中央常委通过江青的“三条”。
这时，李伯特和杨爽秋由贵州来京汇报贵州分部粉碎邓德礼等人篡权的情况。我把三份印好的《联合通告》交给李。告诉他中央文革已下令销毁。我说，这是好不容易取得一点可给工人带来实惠的成果，眼看就要毁之一旦。
我把毛周不和，江青出尔反尔的情况一一告诉他，希望他能珍藏这一历史的见证，如果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设法在边远地区印发，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共让步，同时也使处境悲惨的临时合同工得到一点好处，坚固争取自身权益的信心。李伯特表示，为了中国工人的利益，冒再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他将设法在西南地区重新印发。为此李伯特和杨爽秋在北京仅仅停留一天，就匆匆南下。
不几日，他已在云南昆明将《三家联合通告》大量翻印，发往全国。结果如同王年一先生所说那样：
“不少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掐着领导脖子强令发款。一些单位，……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甚至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资，夜班费，加班费等”。“倾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五七页）
第五章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和周恩来遇刺事件
打开国际通道
“全红总”的独立独行，不仅表现在不受中共高层操控。力图冲破中共的高压力和封锁，打开国际通道，也体现了“全红总”的独立意志。闭关锁国，剥夺人民的知情权，是中共建政十七年，特别是在文革初期的特征。对外交往在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的“大逆不道”的“里通外国”行为。但“全红总”首开了中共建政十七年来的民外交往的独一无二的先例，那就是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在西苑饭店召开的“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又称“国际记者招待会”）。
“全红总”五人小组的金展云，前面已经提过，他并不是临时合同工，而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外部波兰语高级翻译。他进入“全红总”的领导核心後分管对外联络亦即外交工作。这在当时的群众组织中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当时的群众组织多在炮轰某一地区、某一系统、某一单位的“走资派”，批“资反路线”。但与众不同的是“全红总”早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改组後就把打开国际通道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我和王振海商量提名金展云进入领导核心的时候，有一个想法--中国的自由工人运动和独立工人组织需要国际上的声援，支持。金展云分管外联工作後，的确非常出色。他通过李敦白的关系，向许多外国左派驻京代表，外国专家，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们介绍了“全红总”。
《三家联合通告》签署後的次日--一九六七年元月三日，金展云在“五人小组”碰头会上告诉大家，为了让国际上了解“全红总”，应该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五人小组”一致同意了金展云的提议，并责成他和李敦白去筹备这个会议。金展云和李敦白的办事效率很高，才一两天时间就筹备就绪，并把通知发给被邀请与会的外国朋友们，决定元月八日召开此会。关於会议名称，原订为“国际记者招待会”，但考虑到这个名称太敏感，改为“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会期确定以後，金展云在总部会议上作了简报，大家也准备了与会的资料。
我把“全红总”的这一决定告诉了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邵一海听後很吃惊，他告诉我：“对外交往是需要中央批准的，你们要特别小心，最好少和外国人打交道。这些外国朋友中混有别有用心的人。”邵一海说他立即报告中央文革，要我们等待中央文革同意再开会。我对他说，请帖都发出去了，希望他催促中央文革早些批准。这是六七年元月四日的事。直到会议召开前的元月八日中午，邵一海都没有肯定和否定的回答。
元月八日中午吃饭时，我告诉邵一海，中央文革到现在没有否定的指示，会议应该如期召开，我希望邵一海能出席这个会议。邵一海听後脸色相当难看，情不自禁地念着：“胆大妄为，胆大妄为……”放下半碗没吃完的饭起身就走，也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这是我看见邵一海第一次生这样大的气。
邵一海走後，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王振海和我身上。不言而喻，大家都想知道，在邵一海生气和中央文革未作答复的情况下，这个会还开不开。王振海用肘拐了我一下，我在他明亮的眼睛中看到坚定的闪光，这时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对他，也是对大家眨了眨眼，“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一下不约而同大声鼓起掌来。看来，近八十名“全红总”的总部委员虽来自五湖四海，出身、背景不尽相同，但大家都在心底里有一个在当时不能说出来的信念--管他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元月八日晚八时，“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在西苑饭店大会议厅召开。有一百多名各国外交官、驻京记者、左派组织驻京代表、援华专家参加。“全红总”全体总部委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我主持，李敦白担任司仪和英文翻译。王振海代表“全红总”作了重要讲话，其他的总部委员张宝成（辽宁代表）、余洪珠（贵州代表）等也介绍了本地区的临时合同工的悲惨遭遇。“全红总”的几位代表发言结束後，外国朋友纷纷提问，由我和王振海回答。会议进行到近十二点才结束。
会议结束後大家合影纪念。这张合影照，在我被逮捕後成为中共诬指我“里通外国”的证据。其实官方除了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出席会议外，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记者近二十人到会摄影采访。而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都全程摄像录影。会议结束後，所有的中共官方记者都来请示邵一海，关於会议的新闻发不发？只见邵一海黑着脸说了四个字：“一律不发！”後就匆匆走出了会场登车而去。
邵一海之所以这样生气，一是我们“胆大妄为”，“擅自”召开国际记者招待会。二是会上我们用大量事实揭穿了中共自诩“没有失业人口”的谎言，让全世界第一次了解了铁幕後所谓“当家作主”的大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对於面子胜过肚子的“假大空”中共党文化来说，的确是极大的“犯上作乱”。这才是真正的“反了”。中共高层也开始尝到了对运动失控的味道。这大概也是以後中共决心取缔“全红总”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恩来插手“全红总”
会後，周恩来与我通电话时批评我：“你们就是不听话，不听打招呼。在外国人面前哭哭涕涕象什么话！家丑不可外扬嘛！你们这样做置中央於何地！”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以後，中央文革较少和“全红总”直接电话联系了。邵一海虽然经常来，但多是默默地观察，很少发号施令。他知道，他讲的话，我们不一定听。直到元月十六日晚“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时，邵一海都象幽灵一样在我们身边。
奇怪的是，元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即将出席“全红总”万人大会的前几分钟，也就是周恩来的座驾已离开了中海南，快要到达北京工人体育馆前的几分钟，邵一海突然失去了踪影。
在邵一海失去踪影的同时，我听到一个更惊人的消息--周恩来在快接近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路上遇刺。
“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这个万人大会，就是江青曾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开的那个“中型会议”的扩大。
“全红总”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进驻全国总工会後，如前面提到过的，有一伙首都三司的学生不请自来，毛遂自荐地协助我们筹备会议。这伙人曾筹备过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近十万人“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应该有筹备大型会议的经验，所以我们同意他们住进全国总工会为我们筹备大会。这个会议原来准备在元月三日召开，但不知他们搞什么鬼，一拖再拖，拖到元月十六日才开成。我们当时忙於签署《三家联合通告》，召开“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和各省分团的成立，也没有太多精力过问他们的筹备工作。“全红总”分管此项工作的毛胜年和唐静，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其中。所以可以说这个大会完全是这伙人一手包办的。
这伙人的头头有两名，一名是“地质东方红”的史学忠，一名是“清华井岗山”的宗祥荣。直到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元月十五日上午，史学忠突然把我拉出我的办公室，说有重要事情向我汇报，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会见了已在其中等候我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赵秘书。
赵秘书客气地寒喧了一番後告诉我，周恩来明天（元月十六日）将出席我们的大会，问我希望周恩来讲些什么？我当时听後又喜又惊。喜的是我从小尊敬的偶像--周总理现终於要公开表态支持我们了，这将大大减少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阻力。
《三家联合通告》签署前，江青等曾暗示我们去炮打周恩来。当时我们对江青印象不好，认为她太跋扈，太轻狂，加上老毛在我们心目中一直是专制暴君老魔头，结果谁也没有听江青的话。这次召开的大会，因为是江青所提议的，出於一种良好的，但是极幼稚的想法--不希望周在这个会上尴尬，我们没有主动邀请周出席。现在周不请自来，姿态很高，我们怎么不高兴和惊奇呢？
我对赵秘书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能出席我们的大会，已经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了。我们希望在周总理不为难的情况下，为广大的临时合同工说几句关心他们疾苦的话，使他们看到改革临时工制度的希望。赵秘书略为沉吟，告诉我，他立即用电话向周总理请示。
说罢，他拨通了周的电话，把我们的想法向周报告。他说後，不知周在电话中给他说了什么，他把电话递给我。
周在电话中颇为诚恳地对我说，我们的要求他可以办到，他一定会表示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的大方向是对的，党中央是支持的。
他说，他有一个要求，希望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就是大会要提出两个主要口号：一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另一个“抓革命，促生产。”
他说，要“全红总”通过这个大会做好来京临时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们立即离京返乡，减轻中央的压力，便於整顿北京的社会秩序。
他最後问我能不能办到？我回答他：能。他说他会和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一道来，要我们对刘宁一客气一些。
周和我通完话赵就离开了史学忠的办公室。
神秘的“周恩来遇剌事件”
元月十六日晚七时许，我和赵秘书，邵一海、王振海、杨政等提前到达北京工人体育馆。体育馆外有数千解放军担任警卫。体育馆内早已拥满各地来京的工人，座位无法坐下，许多人站在和坐在通道上。主席台周围布置了三层警卫：第一层（最外层是数千名解放军和军事院校学生。第二层是“全红总”总部卫队（前进战斗队）队员。第三层（最内层）是中央警卫团和公安人员。
我和杨政与赵秘书在休息室等接待周恩来。邵一海、史学忠等人也在场。王振海在台上主持大会。大约七点半钟，赵秘书和中南海通了话，告诉我们，周恩来和刘宁一分乘两辆小车离开了中南海，将在八点差十分左右到达工人体育馆。八点差一刻左右，刘宁一的座车先到。赵秘书问刘宁一，周总理的座车是否在後面？刘说在後面，一两分钟就到。赵秘书带着我和杨政，还有近百名公安便衣警卫队在入口处等候周的来临。
寒风中，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赵秘书焦急地一次又一次地看手表。时间已到八点，周的座车仍然未来。八点十分仍然不见周的座驾踪影。
赵等不住了，焦急地去休息室打电话。
不一会，赵自言自语地从休息室出来，他一边走边看手表边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问他究竟怎么啦？他说，中南海说总理已经来了，怎么这样久还未到？大概到了八时二十分，周仍未到来，赵秘书已如热锅上的蚂蚁，满头大汗。 这时，一位警卫人员从休息室走来，叫赵秘书和“全红总”的负责人接听电话。赵进入休息室听了电话，脸色大变。他放下电话，悄声对我说：“总理途中遇剌。几十个骑摩托车的人向周总理的车子开枪，幸好红旗牌的防弹装甲很厚，马力又大，总理已经安全脱险回到中南海。你必须绝对保密，只能对群众说总理有特别紧急的事要处理，不能参加大会了。你快去请刘宁一书记（刘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来，我和他们马上回去。”
我听後很吃惊，很沉重。只得去前台把刘宁一请下台来，让刘和赵迅速离开工人体育馆。当天会议结束後，我只将此消息告诉了王振海和杨政二人。
事後杨政问我，当时是不是周恩来编造遇刺假像，用以栽赃“全红总”又可籍口不出席大会？但据我看当时的情况不太可能。一是周当天若能出席大会，可以化解临时合同工对他的不满。以周的圆滑和精明，他决不会放弃这个化敌为友的良机。二是刘宁一当时没有必要说谎况且没有任何说谎的迹象。三是赵和我一直在一起，他的焦急决不是装出来的。再说临时合同工问题一直是周的一块心病，当天即可轻快除掉，并把毛利用来炮打他的力量为他所用，他何乐而不为？
当时事有蹊跷之点是：
一、江青一伙本是这次会议的提议者，会前一口应承要来，当天为什么不来了？
二、邵一海作为中央文革联络员，当天为什么中途失踪？而他失踪的时间正巧和周遇刺的时间如此接近？
三、从这一天後，邵一海就和我们失去了联络，中央文革也不愿接听我们的电话，难道其中没有原因吗？
四、江青的座驾在长安街上也曾被“联动”的一群狂人骑自行车追逐碰撞，为什么周的遇剌如此相似？只不过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
以上这些疑点均在目前无法澄清。究竟是有人想挑拔周恩来和“全红总”的关系并籍此嫁娲於“全红总”？抑或是周恩来玩了“全红总”一手为今後镇压“全红总”制造理由？还是周的政敌剌杀周选上那天的时辰，周之遇剌与大会无关纯属巧合？
由於没有充分的证据，以上的推测只有等中共的有关此一事件的档案解秘曝光之日才知分晓了。
第六章 王振海被劫持和“一二三”事件
周江联手施压
在王振海被劫持前，形势对“全红总”非常不利。六七年元月九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广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根据周恩来指示，操纵一些群众拟就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第一次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元月十一日，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於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
正如刘国凯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然而形势突变了，毛的中央从惊愕中醒悟过来，立即决定采取断然行动遏止这汹涌的浪潮。毫无疑问，群众的这一自发行动与毛的一贯思想和现实意图都大相庭迳，毛的一贯思想是高积累、低消费、多援外，岂容群众的行动干扰背离这一目标！一股强大的飓风骤然拔地而起，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人民群众的欢欣和希望。毛，这个自诩为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最推崇群众运动的人，曾讥笑别人“叶公好龙”的人，此时却对真正的群众运动十分嫌恶，并刻不容缓地进行了压制……为了使压制来得冠冕堂皇，他除了把广大群众的合理要求诬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外，还无中生有地硬说这场发自群众内心的运动是走资派阴谋挑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文化革命简析》一百三十一页）
元月十七日，即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的次日，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和解放军文艺团体和国务院各部造反派的会议上，和她恨之入骨、欲去之而後快的周恩来又一唱一和，向中共一党专政的疯狂党卫军--所谓“红卫兵小将”们和国务院的投机官僚们发出了动员令。动员这些打手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一百万（周恩来言）外地来京工人骗回去，压回去，打回去。江青横蛮地说，“到中央来干什么？把矛盾上交，你们说对不对呀？（众：不对）而且，住在这里不走，消耗国家很多的财力，物力，要什么都得给什么。”“…我觉得简直是养老的了，这个要好好给他说服，不行就给他施加一定的压力…”（《红卫兵》首都一司主办，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第十九号）
对“全红总”的“说服”开始於元月十七日。在江青发表这个讲话後几小时 后，首都三司驻“全红总”联络站的史学忠、宗祥荣找到王振海和我，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们：中央希望“全红总”做“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模范”，自动撤销组织，通告全国。这个无理要求被王振海和我拒绝。我们告诉这些“小将”，要撤你们带头撤。这个“模范”你们去当吧。当时宗祥荣气急败坏跳起来吼道：“难道你们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你们要知道革命小将的脾气不是很好！”我当时笑着对他说：“脾气不好应该多做自我批评，你们想和工人阶级主力军较量较量吗？”
史学忠和宗祥荣软硬兼施地游说碰壁後，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要我们迅速自动撤销组织，不要让中央文革太被动。
元月十八日，李晋暄提出，现在形势恶劣，有人扬言要来砸“全红总”，我们应该早作准备，以防不测。如何作准备呢？李晋暄说，应把总部的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保管起来。她自告奋勇地说，她家住中央广播局宿舍，是中央下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和冲击的禁区，有解放军把守，她愿保管总部的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当时，大家都认为她的提议很好，一致同意把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移送她家。
元月十九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周恩来不允许有全国性组织。他说，地方组织可以夺地方上的权，你们全国性的组织是不是要夺中央的权？中央拟在最近就要下达撤销全国性组织的文件，希望你们自己主动撤销，带头遵守中央的指示。接到这个电话，我在总部会议上向大家传达，并提请大家讨论是否主动撤销组织。讨论的结果，没有一个人奴从中共的高压和接受中共的欺骗拢络。
威胁与利诱
元月二十日，北京的主要街道出现“砸碎反动组织‘全红总’！”的大型标语。当天下午，王振海来找我陪他去国家科委。当时，国家科委已被“造反派”夺权。夺权後的新当权派--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张本（女）要找王振海“谈一些重要问题”。
我和王振海是傍晚时分会见张本的。这是一个骄横跋扈、工於心计的女人。一见面，她就说她是奉周恩来的指示找王振海谈谈的。她指着我对王振海说，“请你把你的警卫人员（她误以为我这毛头小子是王的保镖）叫到外面去。”王振海看见她误会了，也是为了维护我的自尊，连忙解释：“对不起对不起，忘了介绍，这是我们‘全红总’的年轻理论家周牧。如果我们的谈话涉及‘全红总’，必须有他在场只有我们两人定的事才能决定。”
张本看她误会了也有几分不好意思。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周牧这样年轻！欢迎你欢迎你！希望大家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坐在一起。”
接着，张本开门见山地说：“周牧在场也好。周总理要我转告你们，‘全红总’应该主动撤销。因为你们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了。你们迎来了工矿企业文化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目前正在被走资派利用，走资派正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她说到这里停下，也做出周恩来经常出现在新闻片中的那个样子--斜靠在沙发上，一支手撑着下巴一侧，一支手的手指敲打着沙发扶手，双眼瞪着我们说：
“你们应该知道，毛主席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夺权。中央原来叫你们进驻全总，就是叫你们去夺全总的权。但你们进驻全总後集中精力去搞什么‘三家联合通告’，完全没有领悟中央指示的精神。现在夺也不行了。一下子冒出这样多全国性组织，你们夺了全总的权，别的组织夺什么权？夺中央的权？夺国务院的权？想杀头吗？”她说到这里，双目透出凶光。
她接着说：“所以，中央决定取缔一切全国性组织。至於你们，你们有些功劳。江青首长支持过你们，你们的确有一定的号召力，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理要我告诉你们，最好有个善始善终。我想，你们是考虑组织撤销後自己怎么办吧？我看不用担心。振海可以回到情报所。如果你认为情报所格局太小，我可以把你提到科委来，作为我的副手，你认为怎么样？”她说到这里，双目紧盯着王振海，等待着王振海的反应。
王振海听後问张本：“我可以到科委，那么周牧他们怎么办？总部一大摊人怎么办？怎么对群众交待？”
张本翻了翻眼白，慢声慢气地说：“有什么不好办？他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嘛。回到本地区，本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嘛。去夺本地区、本单位的权嘛。群众，要靠你们去做工作，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工作做好了，中央不会亏待你们的。
张本说到这里，停下来转过话头问我：“周牧的家乡是哪里？原来做什么工作？”我告诉她，我的家乡是贵阳，文革前是一名合同工教师。
张本听後说：“振海如果愿意来帮助我，做科委班子的副手，也可以带一些人来协助你工作。如果周牧愿意，也可以来嘛，在科委可以搞一些理论研究嘛。你的意见怎样？”
我听後感到一阵恶心。我和王振海相视一眼，彼此的心情尽在不言之中。张本看我和王振海均未表态，又加重语气说：“过来吧。不要担心待遇问题。我是行政九级，振海作我的副手不会低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女人赤裸裸地以高官厚禄引诱我们了。这种场面过去在小说中看见过，现在居然活灵活现在眼前。如果说刚才是恶心，现在已是愤怒了。张本误解了我们造反的动机。她赤裸裸的引诱伤害了我和王振海的自尊。好样的王振海！在高官厚禄面前不但不动心，反而拍案而起，客气地更是坚定地对这个行政九级官僚说：
“对不起，张本同志。我们感谢你的关心和好意。请你转告周总理，我们革命造反的目的，是改革一切雇佣劳动制度，改革一切不适合於社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不是想当官。我们对权力没有太大的兴趣。如果感兴趣，我们早就夺全总的权了。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会给大家传达。你的好意和器重我们长记在心。对不起，我们要告辞了。”
说完，王振海和我抱起大衣凛然离张本而去。
不屈的反击
因为我们不吃“敬酒”，“罚酒”果然来了。元月二十一日，大约有二三百名首都三司的红卫兵来砸“全红总”，因为看见近千名雄赳纠、气昂昂的“前进战斗队”（“全红总”总部卫队，系参加原首都民兵师的地下铁道工人组成）全副武装守卫在全总大楼周围，狂喊几句口号後屁滚尿流跑掉了。当天晚上，总部会议决定，为了显示“全红总”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决心和争取临时合同工的权益，同时也为了反击当时指向“全红总”的凶涛恶浪，在元月二十二日中午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和示威。
元月二十二日，“全红总”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一面巨大的“全红总”大旗飘扬在金水桥前。当天的交通警察和广场守卫部队相当配合，不仅为我们维护交通秩序--截断了长安街的交通，而且把天安门广场的广播系统借给我们使用。王振海主持了大会并作了长篇讲话。当天我们的主要口号有：
“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饭，要生产。”
“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
“全红总’是革命群众组织！”
“青松不老，红总不倒！”
集会後，近三十万人的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到复兴门外大街的全国总工会大楼。在全国总工会前，高昂悲怆的“国际歌”声响彻云霄。当天寒流滚滚，天气阴沉。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总部。
当晚近十二时，郝维奇惊惊慌慌地跑来找我和王振海。当时我正和王振海商量一个大计--准备在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进驻全国总工会後的一个月，“全红总”撤出全总大楼，搬到广州、上海或长沙，把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斗争坚持下去。郝维奇送来一份打印的传单。这份传单以“首都三司”的名义印发，内容是陈伯达的“六点指示”。
这“六点”的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
（1）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没有接见任何临时合同工代表。所谓江青支持“全红总”的讲话是伪造的，中央文革正式辟谣。
（2）临时合同工制度中的不合理部份，留待运动後期改革。
（3）“全红总”是非法组织。
（4）“三家联合通告”是非法文件，应予取消。
（5）所有来京的外地工人，必须迅速回到本地区本部门参加那里的夺权斗争。
（6）各地的“全红总”分团必须立即解散。
我们看到这份“六点”都非常气愤。我立即打电话给陈伯达，问他是否作过这“六点指示”？在电话中他一口否认，并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有人在挑拨中央文革和广大临时合同工的关系。要我和王振海立即带着这份传单到中央文革。当时已是元月二十三日凌晨。
绑架王振海
我和王振海商量一下，决定通知李晋暄和我们一起去中央文革。因为李晋暄是分管和中央文革联络的“五人小组”成员，也是江青给我们推荐的。我马上和李晋暄通了电话。她当时已经入睡。她说她马上起床，要我们去她家接她。我和王振海为了防备不测，叫杨政通知了几个“前进队战斗队”的队员，分乘两辆小车--我和王振海、杨政三人坐前面一辆“别尔卡”黑色轿车，其他几名“前进战斗队”的队员乘坐一辆“嘎斯”吉普。我们在前，他们在後驶向李晋暄家。
就在通往李晋暄家（广播局宿舍）的一条小街上，莫名其妙後面那辆吉普失去了踪影，一辆大客车横在前面路上。我叫司机鸣号要前面的大客车让路，谁知这辆大客车不但不让路，反而从车上冲下来二三十名戴着白口罩、身着绿军装的人。我看情况不妙，立即叫司机掉头。但司机还未掉头，另一辆大客车已横拦在後面路上，同样冲出几十名白口罩、身着绿军装的彪形大汉。
这一前一後几十人迅速包围了我们的小车，问：“王振海在吗？”王振海并未惊慌，沉着回答：“我就是王振海，你们要干什么？”那堆人中的头目说：“请和我们走一趟！”
边说边强行拉开我们的汔车门，一拥而上，两三个人挟一人把我们强行挟到前面的大客车上，关上门就开走。这时，依靠路灯，看见其中有些人戴的袖套上有“国家科委革命造反兵团”字样。车子很快来到公安部门口停下，几个人大概进去交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看样子公安部不肯收留。
车子又驶向北京市公安局。大约交涉了半小时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公安人员随他们去交涉的人上了车，把王振海、杨政和我带进北京市公安局。在进入大厅後，那几个押着王振海、臂带红袖章的人把王振海押进一间房子，而这个公安人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约有五十来岁，看样子是一位级别不低的官员。
他客气地招呼杨政和我坐下，首先给我们道歉，说让我们受惊了。他说，国家科委系统的造反派已查明王振海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现将他揪送到公安局审查。公安局不予收留，因为这是他们本系统内的事。现在他们把王振海带走，去向不明。希望我们回去後不要告诉“全红总”的群众，以免造成群众斗群众。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和杨政要负一切责任。
他劝告我们快回家乡去“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再管北京的事了。否则，会有更大的麻烦，等等。说了近两小时，他把我们送出北京市公安局大门。此时，已是二十三日清晨七点钟。
我和杨政出了门，立即找了一个公共电话亭将夜间的事向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报告。他们都是一个腔调地告诉我们：中央将迅速去查明情况。在情况不明前，千万不要把王振海被劫持的事告诉群众，以免造成群众斗群众。我和杨政还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找到他们的负责人。他们的负责人和戚本禹通话後，说戚本禹听後很生气，中央文革将立即派专人清查，叫我们先回去休息。
临危不乱的总部会议
等我和杨政回到“全红总”时，已近中午时分。只见全总大楼内内外外都贴满了大标语，内容是：“王振海反对党中央已被逮捕法办！”“坚决砸烂反动组织全红总！”
这时，“全红总”北京分团数千名团员和总部卫队“前进战斗队”近千名值班队员挤满了全总一楼大厅，人人神情焦虑气愤。一看见我和杨政进了大门，不约而同呼叫起来。大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王振海呢？”
我告诉了大家王振海已被来历不明的坏人绑架。接着，我和杨政把昨晚我们被劫持经过简要地告诉大家。一时，人群激愤，不少人大喊：“去科委把王振海救回来！”我希望大家先冷静。现在王振海是否在科委还是大问题。我要大家先等一等，我去打个电话问问科委系统的“全红总”同志再说。
我上楼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後，看见除李晋暄、金展云而外的总部委员正在毛胜年、余云庆主持下开紧急会议。郝维奇正在隔壁的通间焦急地拔电话。大家一见我和杨政回来，轰的一下围上来问长问短。我和杨政把昨晚被劫持的情况又简要地给大家讲了一遍，请大家继续开会。
我到隔壁找郝维奇，问他可否打听到王振海的下落。他说昨晚我们失踪後，总部已下紧急动员令。今天上午有王振海被捕的消息传来，但他不知道有科委“造反派”插手其中。我请他立即返回情报所，动员一切力量到科委找寻王振海。郝维奇急急忙忙走後，我打了一个电话问张本。张本在电话中一口否认科委“造反派”插手此事。她说，昨天那些戴“科委造反兵团”臂章的人是冒充的，是有意混淆视线。我请她马上打电话去公安部说明和报案。
打完电话後，我参加了总部紧急会议。会议作了如下决议：
一、以杨政、郝维奇为首成立王振海事件调查小组负责营救王振海的工作。
二、通知北京分团，每隔八小时派一个纵队来总部轮流值班，协助总部卫队保卫总部。
三、一旦有人来砸总部，力争做到骂不回口，打不还手，做好说明解释的工作。
四、责成李晋暄立即去中央文革向江青报告，希望中央文革向公安部查清王振海的去向。
五、由我拟出《告全国人民书》，以备出现紧急状况时散发。
六、通知金展云和李敦白，随时准备在全总会议厅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
红卫兵围困总部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点左右，总部卫队从楼下打来电话，说有十车左右的打着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等旗号的红卫兵包围了全总大楼。我立即通知大家紧急集合应变。
八点左右，连同前些时间来的那十来车人，全国总工会大楼外大约集结了近万名打着各种旗号的红卫兵。他们手持棍棒，也有少数人拿着汽枪、猎枪、小口径步枪等形形色色的武器，在全总大楼周围组成一个大包围圈。因为大楼内有几千名北京分团的团员和一千名左右的全副武装的总部卫队，他们只敢狂呼口号，出言挑衅，还不敢冲进大楼。这时，听到总部被围，北京分团部分团员从各方赶来，把这近万名红卫兵反包围。
十点左右，外面响起轰轰的汔车声。我在窗边一看，只见几十辆卡车运着更多的红卫兵赶到全总大楼下，把反包围红卫兵的北京分团的群众再反包围。此时，我正式通知北京分团各纵队各派三分之一的群众火速增援。
到了近十二点钟，各纵队增援群众赶到，又把第三批红卫兵围个水泄不通。这时，外面人声沸腾，如一锅烧开的开水，我叫余洪珠广播了“不许主动出击，但也决不退让一步”的命令，并用广播带领“全红总”群众高唱“国际歌”，“我们工人有力量”，“工人阶级硬骨头”，“下定决心”等歌曲。
到了深夜一点多钟，双方开始扔石头砖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多次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希望他们出面劝导学生撤走，否则，一旦发生严重後果，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到了三点左右，红卫兵开始用汔枪、猎枪、小口径步枪（也有可能有手枪）向全总大楼射击，“全红总”群众受伤人数已近百人。杨政、毛胜年和北京分团各纵队负责人一再要求我下令还击。但身为基督徒的我，从小对暴力极为反感，更不愿意看到流血，一直劝他们忍耐。我告诉他们，对方是一群上当受骗的狂热青年，人数比我们少，他们嘴上叫得凶，实际上是弱者，我们何必和小孩子做一般见识。这时，毛胜年提出，如果有军方或其它武装力量介入怎么办？我告诉他，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愿与全总大楼共存亡。这样，大家一忍再忍。
到了快天亮时，“全红总”的群众已无法忍下去，齐声大喊：“前进战斗队快开枪！”“前进战斗队快开枪！”
我看局势发展如此，再也难以控制。我向总理办公室打了最後一个电话，告诉他们如不在一小时内叫红卫兵撤走，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局面。打完电话，我一怒之下，连电话带电线一起扔了，和杨政等下楼去做最後的说服工作。
说来也怪，我这一扔电话，不到半小时，几辆黑色小车从广播局方向开来，居然把这些疯狂的红卫兵叫走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得以制止。
第七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令取缔“全红总”
做好杀头的准备
元月二十四日下午，沉着击退了红卫兵大杂烩疯狂进攻的“全红总”总部委员们，顾不得一夜的紧张和疲劳，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召开了王振海被劫持後的第一次总部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应变。大家都认为，劫持王振海後立即来砸“全红总”，是希望在“蛇无头不行”情况下一举铲除“全红总”。现在目的没有达到，中共决不会就此罢手。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主动撤掉组织，逃回家乡寻找安全，但难保中共不会秋後算账。二是硬顶下去，大家都要作好坐牢杀头的准备。但只有这样才能为临时合同工争到权益和尊严。就是失败了，也可以唤起广大工人的觉醒。
因此，大家决定作一次无记名投票，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投票结果，与会的五十六名总部委员中五十五名选择坚持下去，一名选择撤销总部。紧接着，大家提出应立即推选一人接替王振海主持大局。经过选举，五十二票（不含本人）推选我出任“五人小组”（此时只有四人）负责人；四十八票推选杨政增补为五人小组成员，仍兼任保卫部长，其余成员职务不动。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二月一日撤出全国总工会大楼。发表声明，说明“全红总”总部将迁往广州。
二、杨政、余云庆、廖日海、周泉四人在二月二日前飞到广州做好总部搬迁的准备工作。
三、总部搬迁至广州後，北京建立“全红总”驻京联络站，地址设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
四、通知“全红总”西南区指挥部负责人李伯特在云、贵、川三省物色一处条件具备的地点建立基地。
五、北京分团二月一日撤出劳动部，迁往石景山钢铁厂。
六、郝维奇立即和各全国性组织和外地驻京联络站联系，召开一次全国性组织座谈会，建立全国性组织革命造反统一战线。
二十九日我将拟好的声明送李晋暄家，请她打印和盖上公章。
三十日下午，李晋暄将打印好的声明送到我处。我一看此声明，大吃一惊。因为这份声明与我拟的那份声明相差十万八千里。李晋暄拟的这份声明竟然是宣布“全红总”在二月一日自动解散，各地分团自行改名，参加本地区本部门的革命大联合。临时合同工制度留待运动後期改革。
我问李晋暄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振振有辞地回答，因为她分管和中央文革联络，所以她把二十四日总部会议的六项决议和二月一日撤出全国总工会的声明都送到中央文革。她说，中央文革指示，要把声明改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样，对上对下都有好处。
我问她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不和大家商量？她说，难道大家还会反对中央文革么？没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能生存下去吗？我很气愤地问她，组织都撤了，还生存什么？她把脸一板，厉声问我：“你敢和中央文革对抗？”
我不愿多和她争论，立即叫秘书余洪珠通知所有没有外出的总部委员到我的办公室开会，大家来後我把和李晋暄的争执向大家报告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所有的人一看李晋暄的那个声明都发火了。杨政要李晋暄把印好的这份声明全部交出来。李晋暄从她手提包拿出大约三百份往桌上一摔，说：“我怎么知道你们敢反对中央文革？我早就把声明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广播局的造反派组织）的同志们分 头去散发了，剩下的全在这里。”
杨政把桌子上的声明哗的一声全推散在地上，把手往李晋暄面前一伸，说：“对不起，请把总部的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交出来。”
李晋暄急了，问大家：“大家同意交给杨政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同意！”
这一下李晋暄傻眼了。杨政问她：“你带来没有？”她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没有带来。”
杨政说：“走，到你家去拿。”她连忙说“不………不……在我家……”
杨政的火更大了，毛胜年和余云庆也气得顿足，杨政大声吼：“你耍什么花招？你不交出来小心你的安全！”
李晋暄一听大耍无赖：“你威胁我？我就是不交，你敢怎么样？
杨政也不理她，叫上毛胜年和余云庆就走。李晋暄连忙拦住他们，大叫：“杨政你要去哪？你可不许乱来！”说着和杨政拉扯起来。
我上前去隔开他们，严厉地告诉李晋暄，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是必须交出来的，如果你李大姐不愿交给杨政，可以交给我也应该交给我，因为大家已推选我接替了王振海的工作。
她看无计可施，才把手一摊，翻着白眼说：“告诉你们实话吧，公章和档案我早就交给中央文革了。不信你们自己去问。我宣布，从现在起，我立即退出‘全红总’。再见！”说罢，灰溜溜逃之夭夭。从此，我再没有见到这位大姐一面。
泰山压顶
中共看抓走了王振海整不垮“全红总”，煽动红卫兵砸不烂“全红总”，叫李晋暄偷天换日撤不掉“全红总”，终於亲自出面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於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撤销。针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一通告，“全红总”发出《二告全国人民书》，采取和这个通告对立的的立场。我们又贴出大字报并印发了传单，质问中共：为什么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学联、全国青联、全国工商联这些“全国性组织”有权存在，我们的全国性组织却要勒令撤销？公理何在？宪法何在？
中共看“全红总”仍然不肯就范，在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直接针对“全红总”发出《关於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全文如下：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生产单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处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 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共的这个文件发出後，尚未离京的“全红总”外地委员和北京藉的总部委员约三十多人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楼开了“全红总”在京总部委员的最後一次会议。“五人小组”成员金展云、郝维奇和我一起主持了这最後一次会议。
最後的总部会议
会议开始后，我们首先讨论了中共取缔“全红总”的文件。
文件中的第三条指出临时合同工“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临时合同工和正式工一样“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这和《三家联合通告》中的第一条和“江青三条”中的第一条接近。这三个文件都规定了临时合同工有参政的权利。文件中的第四条，和《三家联合通告》中的第三条相似，不同之处有两点：
一是不提“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提“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可见文件的制定者根本不承认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存在。
二是把《三家联合通告》中第二条中补发工资一点含进去了。
因此，文件的第三、第四两条基本上是《三家联合通告》被阉割後的翻版。这说明了中共为了笼络民心，对“全红总”代表广大临时合同工所争取的权益也不敢否定，更显示了“全红总”抗争的正义性。而正义的“全红总”却在同一文件被勒令解散，真是中共自相矛盾的专横霸道。
它无异於向广大临时合同工宣布：好处只能由我给你，“革命”的特权只能由我垄断。一切改善不能由你自己争取，只能由我赐予。
中共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已把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相对立。中共“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矫情外衣，被“全红总”的斗争无情地揭起一角，人们可以再一次看清“社会主义”外衣内包裹的只不过是一具成妖的封建僵尸。
会议决定，搬迁到广州的全国总部鉴於中共公开取缔“全红总”，立即改名为“改革临时工合同工制度联络总站”。分团各自更改组织的名字，进一步整顿基层，等待有利时机。北京分团改名後，可参加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保障组织不散。会议最後决定印发《三告全国人民书》，大家尽快离京，六七年“五一”劳动节在广州汇合。
全国镇压
会议结束後，外地赴京的“全红总”成员先後离去。我和毛胜年等待所有总部成员安全转移後，在二月二十二日取道上海南下，二十六日回到贵阳。
“全红总”贵州分部此时已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李伯特、杨爽秋等北上去找我和毛胜年，和我们正好错过。贵州分部由潘汉发、曹绍忠等一批老工人主持。
三月二日，我和毛胜年在贵阳看见了以牟立善为主任的北京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布告”。在这份布告上，数十个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其中赫赫头一名的就是“全红总”。
这份布告勒令被打成“反动组织”的基层成员要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登记，勒令各层负责人必须去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公开宣称要逮捕镇压主要头头。看来，中共并没有以取缔“全红总”为满足。现在，中共已公然举起屠刀了。
为了保护贵州分部的广大群众，我和毛胜年到了夺权后新建立的贵州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指出北京市军管会的这份“布告”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文件相抵触。因为在二月十七日的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虽然宣布取缔“全红总”，但并未将“全红总”打成“反动组织”，并称参加“全红总”的群众为“革命群众”（第六条）。
我们告诉贵州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北京市军管会的这份“布告”不仅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文件相抵触，而且与中共的宪法相抵触。再说北京市军管会也擅越了自己权力。它有何权力对其它省份的组织妄加判定。
贵州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的负责人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二月十七日文件後，觉得的确与北京市军管会的“布告”有出入。他们安慰我们，要我们向中央反映，他们也会向中央请示。
我和毛胜年则做好了被捕的准备。
当时许多朋友劝我们快离开贵阳去避避风头。但我和毛胜年一一婉拒。因为我和毛胜年认为，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光明磊落，何罪之有？如果一走，正好授予中共的“畏罪潜逃”的把柄，籍此迫害贵州分部的群众。再说，我们还要等待正在为我们奔忙的李伯特一行回来，不能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替罪羊。
三月三日晚，李伯特一行回到贵阳。听说我和毛胜年已回来，他们顾不得回家，立即深夜赶到我家。
李伯特告诉我，他们已在云南红河地区建立了安全基地，这次去北京就是准备去把王振海、毛胜年和我等接到红河。他早已买好次日凌晨到昆明的火车票，要我和他们马上去毛胜年家叫毛胜年准备立即动身。
当我们正准备吃完宵夜出发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我家。贵州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来执行任务的负责人说，他们是奉中央之令来逮捕我们的。
当晚，李伯特、毛胜年、杨爽秋（女）和我等被捕。次日，“全红总”贵州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发、邬光顺、廖蓉花（女）、王秉忠等数十人和总部成员张德明、余洪珠（女）等均被关押。
此时，全国各地的“全红总”各级负责人大都被捕，因此受到株连的群众则无法统计。
自由的火种
临时合同工的斗争并未因“全红总”被残酷镇压而消失。一批勇敢者仍在顽强地苦斗。直到六八年元月，中共又下达镇压临时合同工、反对“经济主义”的文件，并在六八年公开将“全红总”已被捕的负责人判刑，开展了新一波对临时合同工斗争的残酷镇压，才使波涛汹涌的临时合同工运动，也是文革中自由工运平息下去。
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全红总”三十年前播下的自由工运的火种并未熄灭。不论是在西单民主墙时期，八九民运时期直至最近，都可以听到大陆工人争政治自由，争经济平等的声音。
在所有被判刑的“全红总”负责人中，本人被判得最重--判有期徒刑最高刑二十年。王振海被判刑五年。贵州籍的“全红总”成员毛胜年被判刑十五年，石应宽被判刑十五年，李伯特被判刑十年，欧阳林被判刑七年。其中除毛胜年在六九年提前“教育释放”，欧阳林坐满刑期七年外，其他几人均坐了十年以上的大牢，在“四人帮”被捕後先後平反。
这些人平反後情况如何？
倔强的湖南人杨政（“全红总”保卫部长）平反後从未停止反抗。长沙的官僚们罗织罪名，使他几次陷狱。直到八九民运前夕，他仍然未重获自由。
贵州人李伯特在西单民主墙时期就参加了贵州“中国人权同盟”的活动，一九八二年赴香港定居，在王炳章创建中国民联时期加入中国民联。李伯特以後在我的帮助下认识贵阳浪潮读书会的一批精英。并通过这批精英中的一些人和贵州“启蒙社”的精英筹组了中国民联的贵州分部。
笔者七八年出狱後筹建了贵州的“中国人权同盟”。八九民运中，险些儿落入法西斯手中，现在被迫流亡海外。
至於“全红总”的领袖王振海，在八九民运前夕，笔者听说他准备在长沙筹办一所民间大学，不知现在是否落成？
第八章 结语：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自由工人运动
回首流逝的岁月，在无限感慨的同时，有更多的反思。在长达十二年的监狱生活中，每当看见铁窗外的明月，翻滚的思绪就会平静下来，不断思考一个问题：“全红总”为什么会失败？因此，对本文前言中提出的四个问题，我现在谈谈自己的见解：
1、“全红总”在文革中的抗争算不算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它和当时的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有何区别和联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运动，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助纣为虐的红卫兵运动
关於什么是红卫兵运动，海内外史家和论者争议不多，这里从略。至於红卫兵的运动特征，不论是早期的红卫兵还是“红八月”以後产生的红卫兵（即所谓“ 老红卫兵”与“革命红卫兵”），如仲维光先生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一文中所说，在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敌视一切不同思想，在行为上，狂热的领袖崇拜，血统论的阶级路线，群众性的暴力行为。
其实，许多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毁灭传统文化，伤害无辜人民，破坏社会秩序，抢劫公私财产的“打砸抢”暴行，都发生在那个“破四旧”的“红色恐怖”年代。而红卫兵的这些暴行，又被中共官方和御用文人栽脏在“造反派”头上。
事实是，红卫兵施暴的时候，“造反派”多被压制迫害，哪有这种在光天化日下杀人越货而不被惩罚的特权！
红卫兵实实在在是中共一党专政的疯狂卫道者，是中共法西斯政党的疯狂党卫军。所以，对这个灭绝人性的红卫兵运动，必须痛加遣责，彻底否定。
跪着造反的造反派运动
关於造反派运动，海内外的史家和论者争议很大。因为对於造反派的定义和评价，人们就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较有代表性的举例如下：
徐明旭先生有“狭义造反派”和“广义造反派”一说。徐先生言：
“老造反派即狭义造反派”，“由保守派转化而来的新造反派即广义造反派”。徐先生说：“在我看来，按是否斗过共干的标准商量，邓、胡把两者都叫作造反派是对的。”（徐明旭《也谈“文革”及“造反派”》）
刘国凯先生有这样的见解：
“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民众中许多人带着自身的看法、感受、思索、要求、利益去响应毛及中央文革的‘战斗号召’投身运动。尽管他们在口头上，甚至在内心上是拥护毛，但其行动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冲击了中共的社会结构，政治秩序，削弱乃至打击了中共的统治。藉此，我们可以继而进行判定：那些较明显具有‘文革造反’性的群众组织便属於造反派。”（《我的“文革”见闻与见解》）
仲维光先生说：
“……产生於文化大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们同样也是极权社会、极权文化的产物。尽管他们在那个社会受到压制、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他们总是不断地用各种方法表明自己的‘可靠’。……红卫兵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二者当然有区别，区别在於红卫兵的矛头是权力阶层以外的人--被统治者，而造反派矛头所向的是权利阶层以内的一部分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史实》
如果按徐先生的“是否斗过共干的标准”商量，我看，可以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诸公叫作造反派了。因为在文革中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里，叶、徐、聂、谭、李也曾犯上作乱，斗过共干--斗过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但叶、徐、聂、谭、李诸公乃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共干，而不是什麽造反派。
徐先生所说的这个“是否斗过共干的标准”的要害，是抹杀了在文革中斗过共干的人民群众，斗过共干的造反派，斗过共干的共干这三者的原则区别。
在这里，正义与非正义，镇压与反镇压，施暴与抗暴的根本区别不存在了。“造反派”成了“捣乱派”。是把在文革中人民群众反迫害、反官僚的自发的斗共干的正义行为，等同为造反派被毛利用成为权争工具清除政敌的奴从行为；等同为共干之间狗咬狗的权利斗争。
徐先生先後引证并痛加遣责的如“联指”和“四二二”的武斗，“新华工”掌权後的施暴等等，大都发生在夺权阶段。而人民群众对造反派的鄙视和愤恨，大都产生於这个造反派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大搞武斗，殃及无辜的阶段，产生於这个造反派想做奴隶而终做成了的阶段。
至於在“反资反路线时期”，造反派们斗共干，虽然斗得不甚文明，斗得反人权法制，但人民群众看见平常那些耀武扬威的官僚们威风扫地，心中也有几分快意，甚至参加进去斗他一番。
在这里，我不欣赏任何以暴易暴，冤冤相报的行为。我只希望在一个现在仍在严重践踏人权，藐视法制的国度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引导人区别砍下杀人犯的头和砍下无辜者的头的质上的不同。
所以，笔者希望诸位先进看到，文革中人民群众对成为毛工具的造反派--这些打手，帮凶的愤恨中，包含了对唆使利用他们的毛主子的更大的愤恨，包含了对毛所代表的中共暴政的更多的愤恨。
如果把“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根本区别抹掉，把主子与奴才的根本界限抹掉，很容易抹去大陆人民对文革的集体记忆，或者歪曲这些集体记忆。
造反派不论是在批资反路线的阶段还是在夺权阶段，造反派的矛头主要指向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保皇派则是统治集团的忠实走狗和马屁精的大杂烩。
造反派斗某些共干的确给某些共干造成很大痛苦。但和这些共干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比起来，哪一种痛苦要大一些呢？
造反派在武斗和派争中的确也伤害过无辜的人，但和红卫兵灭绝人性的对无辜人民的伤害比起来，哪一种伤害给无辜人民造成更大的痛苦和损失呢？
在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同样留下劣迹。我认为红卫兵留下的毁灭文化残害生灵劣迹大得多。但我也决不会因造反派的劣迹小於红卫兵的劣迹而放弃对造反派劣迹的谴责。再小劣迹也是劣迹。
所以，我对文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给予基本否定的评价。
这个“基本否定”的评价，之所以不同於对红卫兵运动的“彻底否定”的评价，原因是“造反派运动”的早期，炮轰派的抗争确确实实冲击了文革前夕那种官僚化倾向十分严重，极端缺乏民主的沉闷的社会秩序，沉重地打击了中共的官僚体制。在人民头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上砸开一个不算小的裂缝，并从这个裂缝中闪射“极左思潮”亦即“文革新思潮”的电光，划破了万马齐喑的寂静夜空。
站着造反的自由工运
造反派运动同自由工人运动都开始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如果说造反派们此时是奉旨造反，造当权派的反，那么自由工运人士则是趁机造反，趁反资反路线之机造中共剥削制度的反。
此时的炮轰派、保皇派、自由工运人士大多是没有成型的组织。自由工运人士大多和炮轰派站在一起，和保皇派辩论对峙。
此时中共各地各系统的横的纵的组织和机构大多瘫痪。平常穷凶极恶的基层公安派出所、办事处的官员和他们的爪牙--居委会的革命大妈们，面对这一锅烧开的热粥，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这是中共建政後控制力最低的时期，也是空气最自由的时期。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为自由工人运动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在那个炮轰派和保皇派严重对峙的年代里，“全红总”被人们视之为既不“保”又不“轰”的“四不象”组织。但很快人们就明白“全红总”提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真实含义--“全红总”正企图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
这时不论是保皇派还是炮轰派中的一些群众，纷纷退出保皇派组织和炮轰派组织，加入这个不轰不保，但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独立工会团体。这样，“全红总”组织的急速扩大，自由工运的声势越来越大，远远地盖过了“炮轰”和“保皇”的辩论声。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全红总”基本主导了当时的运动，直到来年元月下旬“全红总”被镇压。
在“反资反路线”时期，自由工人运动和造反派运动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只是在毛周联手把自由工人运动镇压下去後，在毛的扶持和利用下，造反派运动才真正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主导了文革中的夺权阶段，继而争权武斗，直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都被关进牛棚和监牢。轻一点的则回家加入了做家具炼气功钓大鱼的逍遥派阵营。
自由工人运动和造反派运动的主要区别是：
第一，自由工人运动有自己独立的指导思想，而造反派运动则没有自己独立的指导思想，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
第二，自由工人运动是一场自发的，独立於毛的战略部署的运动，而造反派运动是毛亲手发动的，按毛的战略部署行动的运动。
第三，自由工人运动从始到终都以争政治民主、争经济平等为诉求，坚决地反官僚特权，反剥削制度。而造反派运动——进入它主导的夺权——争权阶段，早期那点反迫害的民主色彩尽失，甚至堕落为压迫人民的新官僚。
第四，自由工人运动和造反派运动的根本区别，在於造反派们是“奉旨造反”，自由工运人士是“乘机造反”；造反派们是“跪着造反”，自由工运人士是“站着造反”。
第五，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特权阶级以外的某一部份人民群众，“造反派”的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特权阶级以内的某一部分当权官吏，自由工人运动的斗争矛头则完全指向整个特权阶级和剥削制度。
因此，“全红总”所领导的为工人争权益，谋福利的运动，以它影响全国的规模，以它主导过文化革命某一阶段（“反革命经济主义”阶段），以它独特的理论政治纲领，以它周密的行动日程安排，以它近千万的庞大群众，以它的长达一百天的持续时间（远远超过“二七大罢工”、“安源罢工”、“五卅运动”。巴黎公社也不过仅仅坚持了七十天），都堪称是一个自发的、真正的自由工人运动。
2、“全红总”的抗争是否有独立性？“全红总”属於什么性质的组织？
从前一个问题的探讨中，不难看出“全红总”是个代表文革中的自由工人运动的独立工会组织。
它和所有的独立工会组织一样，为它所代表的工人，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临时工合同工争政治上的权利，经济上的平等。
它和大多数独立的工会组织一样，希望统治者能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它希望能监督统治集团的劳动立法。它希望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它希望能有效地、理性地调节既得利益集团和它所代表的工人利益集团的关系。
它代领广大工人为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去勇敢抗争。它是广大工人无畏的代言人。
笔者说“全红总”的抗争是独立的，是因为：
第一，它有自己独立的指导思想。
“全红总”的指导思想，是包裹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中的民主、平等思想。“全红总”的领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某些知识分子的历史正义感与穷人对富人的狭隘嫉妒心奇妙结合的杂种，故有杂交优势，统治了十多个落后的国家。
正因为打抱不平的历史正义感是马克思主义的父本。故马克思主义中有若干合理的成份，如那对剥削制度义正辞严逻辑严密的剖析，那对剥削阶级毫不退让决不妥协的抨击，那对历史事件精采深刻入木三分的分析。
至于狭隘的嫉妒心，如那基于仇恨挑动仇恨的阶级斗争理论，那残酷暴烈灭绝人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那分光吃光全民均贫的大锅饭制度等等。
当年“全红总”年轻的领袖们，早把马克思主义视之若敞履。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全红总”的斗士们，在自己的抗争中，不得不挥舞这只肮赃恶臭的破鞋，是何等恶心，何等无奈呵！
第二， 它有自己独立的理论纲领。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就是这样一个理论纲领。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工矿企业根据生产规模的变化，产品的转型，季节性的原材料供应等因素，对劳动力将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变化。有部分工人需要经常流动，平衡各部门劳动力，这是社会的合理需求。但是，反映这种合理需求的临时合同工制度却是不合理的。
因为临时合同工制度没有保障这批处於流动中的工人的正当权益。他们没有工龄，没有福利，没有公费医疗，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受到歧视凌辱，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一旦被解雇，就失去饭碗，妻儿老小的生存受到威胁。临时合同工制度严重地侵犯了工人的劳动权和生存权，而工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在五四年制定的宪法九十一条到九十八条中明文规定必须保证的。
文章说，为了国家的发展，这批工人可以为了平衡社会劳动力的需求牺牲自己对稳定收入的追求，但是他们绝不能牺牲自己对稳定收入的追求。
临时合同工与正式工同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们只有岗位的流动与固定的差别，而没有人格和尊严的差别，也不应该有政治待遇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工人阶级队伍不应也不能分裂成对立的两部分。不能在工人阶级中制造阶级。党内最大走资派想利用“两种劳动制度”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制造一小撮工人贵族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们想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冲突来转移工人阶级和走资派的冲突。今天的正式工，就是明天的临时合同工。
工人阶级和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现今社会的主要矛盾。走资派是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国家。如果一定要说临时合同工制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哪里去了呢？
文章指出，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但是，建国十七年来，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仍为温饱而忧虑。
十七年来，已形成一个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打着“全民所有制”的美丽招牌，占有和垄断了全民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已蜕变为走资派所有制。“公有制”的闪光外衣下是一张张贪得无厌的血盆大口。
十七年来，在走资派的压迫剥削下，劳动人民不论是做工务农，都处在“供不应求”的经济危机中。如果说“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而“供不应求”则是走资派专政社会的痼疾。
走资派把“供不应求”解释成购买力上升的繁荣，实际上“供不应求”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资料极其短缺，反映了社会的普遍贫困。“供不应求”决不是经济繁荣的象征，而是走资派专政社会的挥之不去的经济危机的阴影。走资派专政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五年左右循环一次的社会经济危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人民的普遍富裕，而不是普遍贫困。文化大革命吹响了向走资派发动进攻的号角，中国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的时候来到了。
文章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结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篇文章因为时间久远，无法记忆原文。以上仅是大意。从文章大意中可以看到，虽然受到文革的历史环境限制，在批判走资派的话语中仍然包含了工人阶级要真正当家作主的思想内涵。
第三，它有自己独立的行动计划
不论是在全国总工会两次静坐、封闭劳动部、签署《三家联合通告》、召开《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举行天安门广场的示威集会和游行，全部都是“全红总”自己完全独立的决定，与中共高层无关。
与中共高层有关的行动只有两次，一次是进驻全总。当时江青如果不叫“全红总”进驻，“全红总”自己也早有封闭全总的日程安排。另一次是召开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这两次与中共高层有关的行动，占“全红总”行动全过程中很小比例，影响不了“全红总”行动的独立性。
再说，中共最高当局下令“全红总”销毁“联合通报”，“全红总”阳奉阴违，在暗中大量印发。中共最高当局下令“全红总”自动撤销组织，“全红总”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直到中共当局把“全红总”打成“反动组织”，“全红总”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抵抗。
3、“全红总”是不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产物？它和当时中共上层斗争有无互动关系？
早在中共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年代，青年期的李伯特和我就已经注意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两个口号的出现和对立了。
当时我们认为，经过六二年以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过两三年放宽政策的养息生存，遭受“大跃进”严重伤害的中国大工业发育不良的畸形躯体，已经迟缓地成长起来了。“工业学大庆”就是中国大工业形成的讯号和标志。“农业学大寨”只不过是以毛为代表的大农奴主阶级对抗以刘邓周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反映。
随着中国大工业逐渐形成，大工业的一体两面--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渐成熟。中共诞生之时，中国的工人阶级既不够先进，又不够强大。但是当时同样是幼小的中共可以说是真心实意为这个幼小的阶级争权益的，尽管中共更多地可以说是一个农民党。
当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大工业开始形成并渐成气候，也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真正成熟的时候，占有生产资料的中共反而不能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也不再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权益了。中共的社会地位迫使它不得不去代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并为这个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垄断资产阶级谋利益。
因此，我们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特别是觉悟了的一员，必须为自己争利益。正是基於这一理念，青年时期的李伯特和我一直在作迎接革命危机的准备。文革开始前，《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已经写好。
就算毛不发动文革，中共党内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农奴主阶级的决裂和决斗是迟早要爆发的。
所以，中共上层斗争只能为“全红总”的出现提供机会。而“全红总”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产物。
利用与反利用
“全红总”虽然不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产物，但和中共上层斗争的互动关系是存在的--这就是中共上层与“全红总”之间互相利用和反利用的关系。
毛刘之争在“全红总”看来是一个缺口，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也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全红总”的领导核心早就计划在解决了临时合同工问题後，将提出一系列的劳动、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工人的参政权、工人在企业中的管理权等等问题。
毛和周都是政治上极成熟、极敏锐的搞手。他们从来不敢轻视这股自发的力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面对已成气候的“全红总”，毛周都准备去利用这桶烈性炸药了。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就是在“全红总”封闭了劳动部的次日，江青接见“全红总”的十五名代表的当天发表的。毛为这个他未曾意料到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叫好，就像他当年为湖南农民运动叫好一样。他在叫好的同时，也想挥动他那指挥过千军万马，包括正在指挥他的疯狂冲锋队红卫兵的大手，把这股自发的力量纳入他的轨道。
毛集团在“全红总”显示力量封闭劳动部後，通过江青接见，就公开向“全红总”伸出了操控之手。毛首先想到利用“全红总”去夺全国总工会的权。
全国总工会一向很不讨毛喜欢，因为毛一直认为那是搞工运起家的刘少奇的黑窝。毛是靠搞农运发迹的。他一直对他的同盟者非常不放心。此时如果夺掉这个花瓶机构的大权，又安全又解恨，何乐而不为？
在六六年十二月底至六七年初那个阶段，毛认为夺权时机已经成熟。毛一贯的手法是树立一个典型，取得点上的经验，然後推广到面上去。当时，毛非常需要树一个夺权的典型。碰巧“全红总”这时封闭了劳动部，并决定次日要封闭全国总工会。
“全红总”封闭劳动部的动作和夺权的动作已很接近。所以，神经过敏的毛对“全红总”有了一个极大的误解--他误以为“全红总”已悟了他夺权战略的禅机，如聂元梓悟了他反当权派，蒯大富悟了他反工作组的禅机一样。於是才有江青的“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
但是，进驻全国总工会後的“全红总”，并没有按“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去夺全国总工会的大权。毛以为“全红总”还有顾虑，所以派出解放军--《解放军报》的编辑邵一海“支左”（当时还没有“支左”一辞出现，但毛应早有派军队“支左”的打算。），并找来了全总国际部副部长、老革命陈乃康。江青的亲信李晋暄也“掺沙子”掺进了“全红总”。以後在文革夺权时期出现过的一系列花招，此时都在“全红总”提前出现了。老人家想把“全红总”经营成他的试验田。
李晋暄等人，早就向王振海和我透露过“伟大领袖”的战略企图--夺权。“全红总”五人领导小组也认真讨论过是否去夺全国总工会的大权。但王振海和我明确表示“全红总”的当务之急是解救那些陷於苦境的临时合同工。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解雇後流离失所，悬梁跳河。我们对夺权当官的确没有兴趣。
当时，《工人日报》造反派头头跑来找王振海和我，希望“全红总”配合他们再加上《解放军报》的邵一海，一举夺下全国总工会的大权。这已经是不久就将出现的“三结合”夺权模式了。但是，王振海和我婉言拒绝了他们的苦苦请求，告诉他们，要夺权他自己去夺。结果，这伙人还是去夺了《工人日报》的权并将之改名为《工人造反报》。
如果当时“全红总”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去夺了全国总工会的大权，可能文革中又多了一个聂元梓、蒯大富那样的造反英雄了。“全红总”可能被树成夺权典型了。历史决不会因此改变。了不起王振海变成王洪文。
“全红总”没有成为毛的夺权工具，可能毛认为这伙人太愚钝，有勇无谋。虽然不满意，但仍然想利用“全红总”去做点什么--因为“全红总”的确有些力量。不讲全国除西藏而外都有分团，光是北京就有团员五十多万人。还不算（据周恩来说）上百万的外地来京工人。
这百万外地来京工人中，大部分是临时合同工--被解雇了无工可做无饭可吃，走投无路只有上京告御状的饥饿工人。
毛当年在湖南玩过农民运动。他深知一大群饥民聚在一起可能发生什么--历史上的陈胜吴广李自成，当代的彭湃毛泽东，哪一个不是饥饿人民的“天才的创造性的”煽动者和组织者。
因此，毛想利用“全红总”这桶烈性炸药去炸掉他真正最棘手的敌人--周恩来。
反 周 与 拥 周
历史上反毛反得最凶的是周恩来而非刘少奇。但毛要除周远不象除刘把样容易。因为中共的军队一直牢牢掌握在周的手里。如果军队真正掌握在毛手里，就不会有什麽“ 文化大革命”了。
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共的历史就进入一个怪圈－－军队的统率权与指挥权分离，亦即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的怪圈。现在搞的什麽企业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已不是什麽新鲜货了。
在“遵义会议”上，当时的军委主席周恩来，这位解放军的真正缔造者和统帅，因为务求考虑问题全面周到，下不了战略决心，输掉了“反围剿”战争，在形势逼迫下交出了军队的指挥权。至于统率权即所有权，他则紧紧抓住不放。放了就没有以后的周恩来了。
在军阀割据，群雄争霸的二十年代，谁创造了军队谁就拥有军队。这倒不是中共的发明。有枪便是草头王，这是封建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军阀军队的一惯传统。在那个年代创建的中共不可能例外。
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毛在“长征”途中大搞串连－－可见红卫兵的“大串连”的发明权的确应该属于他们的红统帅。
毛串连的结果是“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三人小组”与毛分权的体制。毛成了共军第一位只有指挥权即使用权的统帅。而统率权名义上由“三人小组”即党中央拥有而实际上由周一人所独有。
从此，党中央与毛主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有了源头。
在文革中，毛知道与周结盟是相当痛苦的。但与其让周刘结盟除掉自己，还不如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而这个“次要敌人”才是最可怕的敌人。
当毛看见心目中真正的敌人在他老人家身旁，毕恭毕敬又意气风发地穿上那令他刺目痛心的绿军装的时候，怎麽能不深感恐惧和痛苦呢？
这些中共上层的恩恩怨怨，一直受到“全红总”的头头们关注。
“全红总”的负责人们大多认为，周虽然是中国大陆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但他毕尽代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步方向。代表大工业的垄断资产阶级，势必战胜小农经济的农奴主阶级。
因此，作为大工业的产物的“全红总”，不愿协助总农奴主毛泽东去炮打周恩来－－这群“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仲维光先生语，并未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只不过由于年纪太轻，把周恩来太理想化了一点。
“全红总”既不愿去做夺权典型，又不愿充当炮打周恩来的工具，更可恶的是“里通外国”--去开什么“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不可饶恕的是偷偷印发《三家联合通告》，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是为了顾及老婆和自己的面子，就叫“全红总”自动解散吧。如果这次“全红总”在高压下听话，也可省去不少麻烦。这笔账留到秋後再算吧。可是，“全红总”吃了豹子胆了，偏偏不听“首长”的话，胆敢和“伟大导师”对着干。毛又和周再次结盟，镇压了自由工人运动。
周本来想把毛利用的这股祸水，反利用引它冲到毛的头上去--这是周准备参加“全红总”召开的大会的本意。但是周去开会途中遇剌，不说对“全红总”恨之如骨，也是非常不喜欢了。特别是全国性组织本身就有夺中央当权派大权之嫌。中央当权派乃打不倒的国务院总理是也。但因毛一直纵容“全红总”而不好下手。现在毛同意铲掉“全红总”，周趁机把一切全国性组织包括各地造反派组织来个一锅端。於是就有了“二月镇反”。
“二月镇反”後毛大为後悔。因为他好不容易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第三次被扑灭下去（第一次被“六七月份的资反路线”所扑灭，第二次被“红八月”红卫兵所扑灭）。
他又来了一次大平反，“二月镇反”变成了“二月逆流”。不过，这次大平反中却没有“全红总”的份--历史说明了“全红总”和中共高层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用与反利用，控制与反控制，镇压和被镇压的关系。
4、“全红总”的抗争对文革历史和当代中国大陆自由工运有何影响？当前的大陆自由工运人士应从“全红总”的抗争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全红总”的抗争对文革历史的影响在於它曾独立地主导了六六年十二月至六七年元月那一时期的文革造反运动。也就是中共官方史官所谓的“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那个寒冬。
这是文革中，也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群众自发的自由工人运动。
中国工人在改革开放中生活品质有了一些改善，但受惠不多。市场经济的建立不应损害中国工人的利益。
如果中共当权者真正愿意为中国大陆工人的利益考虑的话，应该知道自由工人运动人士决不是它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由工运人士是社会中的建设性因素。它的出现只会增加社会的稳定力量。
如果当权者能理性地顺应自然和顺应历史，自由工运人士不构成对中共精英的威胁。因为自由工运人士在争取中国工人的权益的时候，懂得尊重其它社会集团的利益，包括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也应该懂得，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能由它所独占。它只有懂得充分尊重每一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它的既得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 全红总” 浩气长存
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前，都会出现“全红总”这样的独立工会组织，何况在今天市场体制已经形成的大陆中国？
过去的已经过去。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并不愉快。三十年後的今天，我们希望忘掉仇恨，但不能忘记历史。
今天的自由工运人士应该更加清楚地记得“全红总”三十年前曾指出：中国工人为了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能牺牲自己对一个稳定职业的追求，但不能牺牲自己对稳定收入的追求。
为中国工人争取他们的社会保障和争取他们在企业管理上的发言权，这是当年“全红总”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现在已义不容辞地落在今天年轻的自由工运人士肩上。
“全红总”当年同样是年轻的一代，为了中国工人的切身利益，为了中国工人能真正当家作主，前扑後继，奋不顾身，许多人在监牢里耗尽青春。
要做顶天立地的主人，不做跪地求饶的奴才，这应该是“全红总”留给後代自由工人运动的一份遗产。
为了中国大陆的自由工运贡献了青春和生命的先驱浩气长存！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 坎培拉
（此文连载于美国《北京之春》九七年三，四，五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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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16 00:3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