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 军宣队与山西省歌舞剧院

tuffy05

《记忆》2009年12月31日第40期

军宣队与山西省歌舞剧院
愚人

一、支左众生相
我也曾是军人。1947年我13岁的时候，就以杂技演员的身份入伍。最初是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剧社的社长就是写《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的傅铎。不久，我转到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卫生部（部长钱正英）宣传队，做小提琴演奏员。1950年卫生部宣传队解散，我被分到了绥远军区的36军文工团，还是拉小提琴。1951年去朝鲜演出。1952年回国。36军文工团撤销后，我到了后来改为建筑工程部队的106师。1955年，我们文工团集体转业到山西大同。山西省为了留住我们，特意成立了山西省歌舞二团。因为一个省养两个歌舞团不合适，1956年省里把二团与一团合并成了山西省歌舞剧院。
歌舞剧院位于太原市并州路，全院最多编制时是170多人，分舞蹈队、歌剧队、管弦乐队、舞台美术队和团部直属的艺术室（作曲家，剧作家，乐队指挥，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阎维文，舞蹈编导张继刚，民歌手刘改鱼等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
我到剧院时刚刚2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剧院领导对我挺重视，除了让我干老本行，当小提琴演奏员之外，还委任我当乐队副队长。
那时，歌舞剧院的支部书记是杨路，院长是张建。剧院很多人都对张建有看法，认为他拉帮结派，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62年调工资，张建对一些老同志说：我们受党多年教育，有相当的觉悟了，在荣誉与金钱面前，当然我们选择党性。就我们的级别、工资而论，比年轻同志高了许多，他们只有40多块钱，如果我们一个老同志不提这一级，就能给三个年轻同志提级，我们单位提级的百分比就会大大地突破，而工资额不长。经他这么一说，许多老同志放弃了提级，让给了年轻人。这样一来，年轻人被他拉了过去，而张建和他一伙的几个高级别者却都提了工资，一跃成了厅局级干部。许多老同志给他提意见，他就打击报复，企图把一些老同打成“反党集团”（这些老同志绝大多数是党员）。只是因为文化厅的干预，张建没能得逞。
文革发动时，张建带着歌剧队在晋南搞四清,杨路领导运动。因为上述原因，张建成了众矢之的。给他贴的大字报像狂风暴雨，呼啸而来。杨路一来为形势所迫，二来遵循“放手发动群众”的上级指示。在文化厅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那年我31岁，一个心眼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被选进了领导班子。而就在这时，另一种观点的暗流已经在剧院涌动。此后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基本观点就是保张建，另一派“11.28”则以保杨路为职志。尽管两派对此都不承认，但其根本分歧端在乎此。
作为领导班子中的一员，我自然被划归杨路一派。而几个月后，毛泽东说,前一段运动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人们就起来造反，因为我和杨路一起执行了“资反路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东方红”的打击对象。以侯桂林、张占明为首的“11.28”，成员年纪较大，党员的人数也多，对我执行的“资反路线”，给予了理解和原谅。当时我如果反戈一击，批判杨路，那么“东方红”就会放我一马。可是我死不认错,在“东方红”眼里，我就成了死保杨路的顽固分子，成了必须打倒的人物。
在两派极为对立之时，“东方红”和“11.28” 各自和社会的一派串连起来。“11.28”靠向了以杨承孝为头头的“山西省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后来杨承孝被枪毙），“东方红”靠向以郝廷云为头头的“山西省红色造反联络总站”（后来郝廷云被判无期徒刑）。这两派工人组织，对待旧省委的态度是一致的，都参加了1967年1月的夺权。他们对山西文艺界的问题根本不了解，在观点上又有很大分歧，但是对文艺界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约而同地跑到文艺界拉帮结派，以便扩大势力，使之帐下有一个演出团体，为其派性服务。而“11.28”和“东方红”恰恰也正需要一个工人组织做后盾，于是，二者一拍即合。
有了社会上的两大派做靠山，“东方红”和“11.28”成了山西文艺界最著名的两派，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一心想把对方吃掉。“回原单位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等等指示、命令、要求，对山西歌舞剧院根本不起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山西省革委会决定向歌舞剧院派驻军宣队。
歌舞剧院共进驻过三批军宣队。第一批在1969年夏末进驻，共三个人，一名指导员带着两名战士。他们的任务是促成两派头头坐到一起，实现大联合。这三名军代表，虽然职务不高，但人家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来的，是在高呼“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形势下进驻剧院的。所以两派都不敢慢待，都使出全身解数，争取军宣队的支持。怎么才能获得人家的支持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给他们灌输自己一派的观点。无非是自己这一派如何受到打击，如何造反等等。两名战士则深入两派群众中了解情况。三位军代表成了全团最忙碌的人，有时吃饭也是边听边吃。
两派的群众和头头清楚，哪一派得到军宣队的支持，就会被列入左派的行列，在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时，就能把自己所保护的干部结合到新的领导班子里。可是，军代表在两派中间不偏不倚，于是引起“东方红”的不满，说军宣队“支左”态度不明朗，对立情绪再次出现，革命的大联合泡了汤。
1969年搞“备战”，全院一起拉练到了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在那里搞阶级教育。过了几个月，第一批军宣队撤了，听说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1970年5月左右，第二批军宣队进驻歌舞剧院，同时和军宣来的还有工宣队，他们的任务仍然是促进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这批军宣队来自北京军区政治部和69军，其中还有战友文工团我认识的人，可在那个时候，认识也装作不认识，他不敢和我说话，我也不能和他接触。
这批军代表，职务都比较高，最低也是营级干部。可能是接受了第一批军宣队教训的缘故，从进歌舞剧院的那天起，对谁都是横眉冷对，在他们眼里，“洪洞县没好人”，好像到处是阶级敌人。表面看，他们似乎是一碗水端平，对两派的态度都一样，实际上是戴着框框来的。
这批军宣队进驻以后，“11.28”头头们多次找军代表谈剧院情况，可每次都遭到拒绝。而军代表对“东方红”的头头们却有说有笑。有时军代表在会上讲话，也能听出他们对老党员，老同志们的反感，几乎和张建的论调如出一辙。这也难怪，“11.28”的支持者们，老同志居多，而在老同志中，“历史有问题”的人也比较多。清理阶级队伍一来，这些同志就成了牺牲品。歌舞剧院揪出来的所谓的阶级敌人，支持“11.28”观点的居多。这对于“11.28”来说是不小的压力。
在这批军宣队的治理下，歌舞剧院几乎成了监狱，“11.28”一派的个个成了囚犯，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业务不让搞，客人不让见，美其名曰防止串联。整天就是开会，不是批斗会，就是消除派性会，揭发检举会，促进大联合三结合的会，小会大会，没完没了。每次通知开大会，我的心里总是发颤，惟恐在哪个会上把我揪出来。
自批判“资反路线”以后，，我一直在外逃亡。当时“11.28”一派同情我，但不敢要我，也不敢为我辩护。“东方红”一派随时要抓我，正在我孤独无援之际，我的一位“右派”朋友张步法，帮我逃到了太原市供电局变电所。这里是“非本所人员不得入内”、更不能冲击的单位。我在这里躲避了几个月。
由于军宣队进驻，形势逼人,我不能不回，也不敢不回。回来之后，每天都是战战兢兢过日子，看到新的“阶级敌人”被揪出来，揪头发，扭胳膊，弯腰低头，我就感到一阵紧张。
这天又开批斗会，每人一个小马扎，按班组的位置，整齐排队进入排练室，坐到应坐的地方，空气像凝固了似的鸦雀无声，就连咳嗽声都会把人吓一跳。墙壁上贴着各样标语：“某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群众专政就是好”，“谁反对解放军就打倒谁”等等。工宣队和军宣队，分站在标语的下方，盯着头也不敢抬的我们，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现敌情似的。
军代表一宣布开会，群众专政的头头就大喝一声：“把右派分子张步法押上来！”我心一颤。张步法跟我私交甚笃。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他表现得很积极，有人说他跳得高，企图不良，想利用文化大革命搞翻案，就这样把他揪出来了。正想着，只见几个人，按脑袋、扭胳膊，连推带搡地把张步法弄到大家面前，低头弯腰。我一看，张步法把头发剃得溜光，专政人员没法揪他的头发，只好抓着他的衣领。后来他对我说：“每次批斗，老子的头发都让他们揪掉好多，军宣队一来，我就把头发剃光，叫你们龟孙子还揪！”
批斗大会结束，无论老弱病残，所有挨批的，都得跪在毛主席像前，向他老人家长跪请罪。直到广大群众退场后，吃完中午饭，他们才能起来。这时候，有的人已经直不起腰了。
搞这些变相体罚，肉体和精神折磨，表面看是工宣队的人在干，可实际上，军宣队是在幕后摇羽毛扇者。他们整天在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种批斗场合，他们看见装没看见，这可能也是“阶级本能”吧。
有一天午饭后，大家刚要休息，一阵尖锐的哨声，把人们惊起。大伙赶紧到排练室紧急集合。一名军代表声色俱厉地宣布：“阶级敌人就是要破坏解放军支左！”人群里马上响起了口号声：“谁反对解放军就打倒谁！”军代表继续说，“我在吃饭前把暖瓶提进茶炉房，灌满水，等吃完饭提暖瓶时，瓶盖却滚在地上了，沾上许多灰渣。这不是阶级敌人破坏是什么？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家要提高警惕，把这个阶级敌人揪出来！”
我听了暗笑：瓶盖被开水蒸汽冲掉是常事，连这么点常识也没有！
这件事在军工宣队内部可能引起分歧，以后再没提了。而这第二批军宣队不久也就离开了。
1971年春，第三批军宣队进驻歌舞剧院。这批军宣队只有两个人，一名姓何，是个副团级干部；一名姓吴，是个营级干部。这时我们剧院两派，在上一届军宣队的强制下，已初步联合，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但两派对革命领导干部的看法仍有分歧，于是军代表就替代了革命领导干部，被结合成了第一把手。其他领导成员是两派选出来的头头。表面看，他们可以坐到一起开会，研究问题，骨子里派性仍很严重。军宣队认为：由于派性的保护，真正的坏头头还没有抓出来，如果我和侯桂林（党员）这样的坏头头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他们支左的目的就没能达到。几个月后，在山西省文化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习惯上称“太谷学习班”），我和侯桂林先后被揪了出来，这是后话。
第三批军宣队的两名军代表在对待剧院的策略、方法上大不相同，何代表对两派群众搞怀柔战术，最大限度地孤立所谓的坏头头，时不时地在群众面前宣称把一碗水端平，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他的小九九是，以后脱军装留在本院。吴代表则态度强硬，对谁都是一副冷面孔。对他来说，到这儿支左只是当一回过客，脱了军装就回家。
值得一说的是，何代表对美女们更加亲近，经常在女士（特别是美女）面前有说有笑，目光四射，似乎有普遍培育，重点开花的意思。我们知道他已有妻室，就故意问他：“何化同志，怎么不把老婆接来住住？”一听这话，他就支支吾吾，搪塞过去。
某天晚上10点多，邻屋的小郭夫妻把我叫到他们屋，对我悄悄说，你听听何代表和某某女在干什么。这房间下面就是何代表的房间，白天如果敞开窗户，说话声音大些就能听到。小郭指指床，要我贴近床腿、通过床腿的传导，听下面的声音。我照办了，果然听到了非常清晰的男女对话:
女：别大声说话，外面人能听见。
男：不怕。大家都睡觉了。这是牛肉。吃吧。
女：你再喝点酒。
然后是一阵笑声……
我不再听了。说实在话，我对男女的苟且不感兴趣。可是在那个年代，津津乐道的是用男女关系把人搞臭。当下是一位支左的军人，他有三点红，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样的行为不就是亵渎了二位领袖吗？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两派的群众对文革的一切，似有了点上当受骗的意识，不愿意不明不白地去被人利用，对军宣队态度，也由热情转变为冷淡。何、吴二人也留不住了，他们要撤，有人提议要搞欢送会，有人反对，最后决定和军代表合影留念。当通知到我时，我冷冷地说，谁想和他们照就去照，我不去——跟他们合影是我的耻辱，我不想留这种纪念！
有关解放军支左时的丑闻很多，太原大众机械厂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们厂就发生了这样的丑事：解放军进厂时，每人一个背包，一个语录牌，一本《毛主席语录》。等他们出厂时却是用大卡车往外拉东西。大衣柜，小衣柜，写字台、木材等等。不料出厂门时，被门卫老工人拦住，要他们出示物资出厂手续，这时的军宣队领导非常尴尬，既拿不出物资出厂单，又讲不出道理，由于这样纠缠，厂门口围观的人越聚越多，纷纷议论，支持老工人的做法。这位老工人对军宣队说，规章制度是你们定的，我现在就是按你们要求办。有围观者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可好，整车的往外拉东西！这时工厂保卫干部来解围，折衷地对老工人说，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们，先让他们走。老工人说，我认条不认人，这是他们教育我的。这时围观的人群中，有起哄的，有说怪话的，你一言我一语，弄得军代表们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后来只有革委会主任出面说，东西先留下，解放军先撤。此时围观的人才一轰而散。
由于解放军的“支左”。他们的高大形象已荡然无存。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军队这么拉一派打一派，政策水平这么低，作风这么不正，打起仗来，我反正不会去抢救伤员。

二、太谷学习班
军宣队从1969年派驻山西省文艺界，到了1970年秋，一年多了，还是没能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目标。两派之间貌合神离，所谓的革命领导干部没有进入领导班子，与社会组织没有彻底脱离联系。军宣队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坏头头没有抓出来造成的。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更严厉的措施：把文艺界的几个演出团体，调出太原市，实行封闭式的清查。这就是以后我们惯称的“太谷学习班”。
1970年秋，山西省文化局所属的歌舞剧院两派，山西省京剧院两派，山西省晋剧院两派，在几天之内离开了太原市，到了太谷县的省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集中办学习班。这个学院距离太原市大约60公里，是国内著名的农业专业院校之一。我们到来时，这里的教职员工、学生都不知去向，留下来的只有几个看守人员。教室、实验室都上了锁，满院荒芜，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校园。
我们三个演出单位，在文化局军宣队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单位军代表的带领下，住进了这座空荡荡的大院，占用了整整一座三层的学生宿舍。军宣队对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早出操，晚点名。并且定下了“七不准”：一、不准出大门，二、不经批准不得打电话，三、不准会客，四、不准串连，五、不准三人同行，六、不准通信，七、不准请假、探亲。每天的行动范围就是宿舍、操场、食堂、会场这四个地方。就连食堂也严格地划分区域，各单位不能混坐，以防互相交谈。我们从此与外界隔绝，成了变相囚犯，而这所学院则成了一座大监狱。
歌舞剧院和京剧院同住在一层楼，为了防止串连，在中间区域设置了可靠人值班，不让越界，双方人员，在楼道里见了面，只能点点头，连问安问好也不允许。
每间宿舍住六个人，两派各三人，分睡上下铺，以达到互相监督，互相举报的目的。我的上铺是“东方红”的张耀中，按说我和他有着不同观点，而且从文革初期就出现了严重对立，三、四年来，就没说过话，可是在这种环境下，对几年的运动，似乎都有了心照不宣的逆反心理，对没完没了的内斗有了厌烦情绪。
他有一台全院惟一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晚上熄灯后，他就把收音机拧开，听广播，当然我们也跟着沾光。但不知何故，有一天早晨出操回来，军代表突然找我谈话，让我揭发张耀中偷听敌台的事。我知道，这可不是小事，是现行反革命的严重问题，如真的查有此事，起码要判几年徒刑。我俩是两派，军代表为什么找我揭发他的问题？是利用派性矛盾，把问题揭出来？还是想陷我于诬陷罪？我想了想对军代表说，我们住同一个房间，没发现他偷听敌台（那时的半导体收音机没有耳机设置），如果他听敌台，我们都会听到，你们最好再问问别人。
此事以后再没有纠缠。
“11.28|”的一名主要领导人侯桂林被隔离审查，这对我来说是个警告，因为运动初期我俩就鳔在一起和前院长干。再往前推，1963年张建就想把我和侯桂林等四人打成反党小集团，由于文化局的干预，张建才没得逞。现在侯桂林被揪出来，我预感到灾难离我也不远了。
果然，几天后一个早晨，我出了宿舍，楼道里铺天盖地的大字，都是贴给我的。这些大字报，不是批判我执行资反路线，也不是批我和侯桂林的关系，而是说我“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光宇的罪行必须清算”，说我“毁我长城罪该万死”，说我“反对林副主席”，并发誓叫我“狗头落地”。当时我就懵了，我没想到，我和张光宇的关系，会被人家上纲上线到这种地步。
张光宇是空军文工团歌剧团的一名主要演员，高高的身材，出身于工人家庭，可以说是苗红根正的好军人。他的妻子谢静珊是我院舞蹈演员，二人青梅竹马，因谢的出身不好离开了空军文工团，可是二人感情在全院也是独一无二。每次张光宇从北京到太原探亲，只要是逢我院演出，张光宇总是和我们一起装台卸台，搬箱倒柜。因我和张光宇都是军人出身，自认识后，我们的关系就很融洽。文革中，张光宇成了空军文工团一派的头头，当时军内两个司令部并不明显，张光宇这一派给吴法宪贴了不少大字报。空军文工团的另一派则是死保吴法宪。不知在军委谁的支持下，把张光宇这一派打成反动组织，于是到处抓张光宇。张光宇无处躲藏，我在北京正好有一处空房，我就把他藏在那里。后来，吴法宪得了势，张光宇就成了军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全军通缉，后来终于从我在北京的家里把他抓走，判了死刑。念其出身好，一贯表现积极，改判无期。不管死刑还是无期，我都是窝藏和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人。张光宇的妻子谢静珊，迫于形势和政治压力，不得不与张光宇离婚。
如果只是泛泛地检举我包庇张光宇，我并不担心。因为事实不是大字报写的那样，我最担心的是和谢静珊的一次谈话，一旦谢静珊把这次谈话举报出来，两个问题并在一起，问题就严重了。
那还是1970年，第二批军宣队进驻不久，听说张光宇抓起来判了徒刑，又听说谢静珊在重重压力下准备和张光宇离婚。一天我约谢静珊见面，时间定在某日的深夜，在二、三楼的楼梯口。她如时到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悄悄问她，你怎么想和张光宇离婚？她说，我的压力太大了，祖父是国民党右派，父亲是反革命被镇压了，张光宇又成了现行反革命……说着说着，她就抽泣起来：“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你是体会不到的。”我问她：“你想用行动表现争取入党？还是想当官？”。她说，你别拿我开心了，像我这样怎么能入党当官？后来我劝她沉住气，慎重考虑，最好不要离婚，否则张光宇的压力比你更大。
这次极秘密的谈话，只有我俩知道，我当时对她说，今天的事，你知我知。说完就各回宿舍了。
和谢静珊的这次谈话，一旦和窝藏张光宇的问题联系起来，就严重了。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包庇反革命，劝阻别人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都是反革命罪行。
在这次追查我的问题时，尚没有牵涉到我和谢静珊谈话的内容，虽然这样，我必须要有两手准备，预防谢静珊顶不住压力时揭发我，我只有一口咬死“没有的事”，反正就我和谢俩人，没有别人知道。
追查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人举报我参加了“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反革命组织。其实这是1967年3、4月份的事，当时我在太原供电局躲避批斗，一天，供电局负责我生活的小戴听说五一广场要召开“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联络站”成立大会，问我想不想去听听，并说陪我去。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憋了一两个月了，想出去转转，这样，两名工人陪着我到了五一广场，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转了转，看了看，觉得没意思，就回了供电局，这就演变为我参与了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现在把这些捕风捉影的问题都揭出来，许多不了解真相的人，还真以为我既窝藏反革分子，又参加了揪军内一小撮，那我就真的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有些人虽和我的观点一样，这时也和我疏远起来，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敢打一下。想找个人聊聊也遭冷眼，不过比起侯桂林来，我算是好的，起码没有被隔离审查。可我也深深感到，现在的人怎么都没了思想呢？只要领导说什么，大家就一窝蜂地跟上，不管对错，一事当前，先保自己。
我憋得太难受了，一天晚饭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硬着头皮叫住了王宝灿，问他能不能跟我一起走走，他也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我想跟他谈谈有关张光宇的事，哪知他根本不想听，只说些开导我的话，讲些一般道里。后来我说，他们一定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就豁出去了，党籍、资历全不要了，我就彻底堕落。我说的堕落，就是和他们干到底，听了我说的这些话，他又是一番劝导。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到宿舍楼一看，一批新的大字报贴满了楼道，大部份是针对我这一小时的活动，有人质问我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有人写道，想找同情人，是痴心妄想，有人警告我，只有老实交代，否则是死路一条。
这时我才想到，原来一直有人在跟踪我，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他们订的约法七章中不准三人同行，现在我们二人走走也成了“搞阴谋诡计”。
对我揭发批判进行到第二阶段，即大小会相结合，个别谈话与群众见面相结合，软硬兼施的阶段。后来我得知，自到太谷学习班后，我一直是军宣队领导者们眼中的重点对象，只是他们一直没有触动我，按他们的计划和步骤，先动谁，再动谁，内查外调怎么进行，现在可能是动我的时候到了，所以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以致跟踪监视也有专人负责。
在和群众见面的会上，没有让我坐“喷气式”，只是安排了不同的人对我检举、揭发、批判，让我交代和张光宇的关系及参加“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等问题。我一一作了说明，于是说我态度不好，人格侮辱，破口大骂一齐都来了，弄得我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会后，军代表找我谈话，很温和地劝导我，会上不好说的可以会下说，只要把问题说明白就行了。我对军代表说，我确实是让张光宇住到我家，他也是在我家被抓走的，可那时我不知道张就是反革命，更不知道吴法宪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我说，我跟本不会参加什么这方面的活动。军代表不相信我说的，让我老实地考虑交代问题，不要和群众对立。
对我的批斗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大约是9月底，突然通知我参加党员大会，听保密报告。礼堂的四周戒备森严，各单位所有的人保干部，都集中在礼堂的入口处，确认是不是自己单位的党员，部分军代表，在礼堂外围巡逻，似乎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排在队伍里，顺序进入礼堂就坐，主席台上就坐的全是军代表，看着他们个个一脸的严肃，大家也跟着紧张起来，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大会宣布开始后，军代表似乎还有点担心，怕走漏了风声，他看了看四周的门窗，觉得万无一失才说话。正式念文件前，他强调说，这是一份党中央的绝密文件，只传达到我们这一级党员同志，大家要严格保密，无论谁泄露出去要受到党纪处分（参加学习班的人都没恢复党籍）。
军代表逐字逐句地宣读中央文件，大概内容是林彪企图抢班夺权，投敌叛国，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在场的人都弄懵了，个个都屏住呼吸静听文件，惟恐丢掉一个字。我和所有听报告人的心情一样，不同的是，我感到庆幸，庆幸正在整我的反军问题的时候，林彪摔死了。后来我想，我因林彪而挨整，我也因林彪而得福。实际上，我既没反林，也没反军。
大会最后宣布：清理阶级队伍，按原计划进行，不能急刹车，所有场合的标语，挂像一律不动，保持原样。批判会，发言稿一律不改动。
对我的批判会照样进行，批判我的人们仍然是那么激昂愤慨，满怀无产阶级豪情，批判我反对林副统帅的罪行，可我的心里却暗笑：我们都是傻帽。
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太谷学习班”也匆匆结束，我的问题也不了了之。一年多了，我妻子音信全无，不久我回北京探亲，妻子对我说，这一年多时间，来过三批外调人员调查我的问题，而且都是山西省公检法的人员。
不久我又见到了张光宇，他告诉我，自军事法院判了无期以后，他就被流放到东北，可喜的是，监管他的连长，曾看过张光宇的戏，认识他，对他有些特殊关照，但他仍觉得前途渺茫，一天他想卧轨自杀，多亏被那位连长及时发现，使他捡回了一条命。他说：“当时我真的死了，咱俩就见不到面了。”这天我俩喝了一瓶二锅头，整整喝了七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