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立生《文革中的山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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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革中的山西》序

段立生

按：《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石名岗执笔，（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3月初版。书中有三篇序，其中丁东、何蜀的序已在2015年5月31日出刊的《记忆》第131期上转载。
作者简介：段立生，1944年生，山西祁县人，文革爆发时是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政治系65级三支部的支部委员，文革中曾任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总勤务员，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969年毕业于山西省委党校。曾任山西省清徐县委副书记等职。文革后在清查中被打成“三种人”而免职。现为某民营公司总经理。

《文革中的山西》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由文革亲历者的集体记忆和思考而写成的著作。有事实，有议论，也有反思。我们希望与广大读者、学者共同研讨文革，以企从中汲取对深化我国改革有益的营养。
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令人难忘的岁月。参与者之广，影响之深，不谓不大。在那段暴风骤雨般的颠簸中，充分显示和暴露着每个参与者的灵魂，也使中国的亿万群众从文革中切实感受到法制的重要，人权的重要，人格尊严的重要。
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从来没有间断过。特别对一些曽经积极参与过其中的人来说，更有回忆，思索，反思，总结的必要。这样做，不仅对总结自己一生的对与错，得与失会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将这段历史的一些具体而真实的史料及思考显现于社会，存留给后人。那将是对民族和社会的贡献。文革是一场灾难性的回忆，但它却像煤炭一样，挖掘出来，点燃它就会发出应有的光和热。
文革中的山西，在当时全国政治生态中，具有突出的榜样性：
一、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重型炮弹——“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活证人刘格平当时已贬官山西，经中央文革策划、包装，支持刘格平完成了“全国第一夺”，引发全面夺权；
二、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在山西，“农业学大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三十多年的深刻影响；其代表人物陈永贵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盲宰相”，其推行的极左思想，影响到工、农、商、学、兵，而陈永贵甚至滑落成江青的政治打手；
三、毛泽东临终前选定的接班人，也是粉碎“四人帮”的领头人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人，华在文革中调到中央工作时的两个老乡陈永贵，纪登奎，是其坚持“两个凡是”时的坚定支持者，华、陈、纪文革中在山西官场新营造的生态环境，在全国具有特殊性，甚至连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旧省委个别主要领导人王谦都为了谋求新的政治靠山，不惜卖身投靠，甘当“四人帮”的政治打手，扮演了全国唯一一个亲自带领省城十万之众上街游行“打倒邓纳吉”的省委第一书记。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长达十几年里，由于华、陈、纪的政治影响，山西高层的不少人长时间坚持“两个凡是”的思潮不放，坚持陈永贵、王谦的政策不放，终于导致山西成为全国坚持“两个凡是”的顽固堡垒之一，成为全国倒“清查”（清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的重灾区之一。
在“两个凡是”思潮的影响下，前些年，山西的一些官方所谓的什么“社科院党史研究所”，什么“史志研究院”，编撰出版的有关山西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的记叙中，不仅有许多地方站在“两个凡是”的立场上，更有甚者，甚至仍然时不时地使用山西一些曾经紧跟“四人帮”的前任高官的极左语言和论调。有的贵为史学研究机构，为仰承少数山西政坛高官的鼻息，竟然歪曲、隐瞒历史真相，颠倒是非曲直。把“紧跟极左路线者”说成是受害者，而把抵制极左路线者说成紧跟者，实在令人齿冷。山西1974年陈永贵、王谦等人秉承“四人帮”旨意，紧跟江青“炮轰谢振华”，专门为“批谢曹”而召开的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1974年3月5日至7月16日），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人员多达二、三千人，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人数之众，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流毒之恶劣，在山西党的历史上，堪称之最。像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省的史学研究机构，在自己编撰出版的，记录建国之后中共山西省委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会议的专著中，竟采取掩耳盗铃之手法，隐瞒，省略，近乎不提，岂非怪哉！山西这种怪事的发生与存在，既是史学者的悲哀，也是山西改革开放之后，成为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最为顽固的省份之一。
矛盾的普遍性植根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对矛盾的特殊性剖析得越深刻，对矛盾的普遍性认识得越透彻，研讨中国文革史，对山西地方文革史的收集、整理、研讨无疑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
在山西省，真理不张，是非曲直不明，难怪改革开放几十年，山西怪事层出不穷，极左路线终于走向反面，一帮人拉山头、划圈圈，结党营私，官商勾结，把改革开放变成他们发财的良机，终成为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
由此激发起一些文革亲历者醒悟与警惕。意识到，求真张直，革弊清风，应该是山西每个有进取心的人所追求的，特别是一些文革亲历者，更应该在有生之年，记忆尚健之时，将自己亲历的一些历史过程、历史真相公布于世，以供后来者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将自己用血与泪换来的醒与悟记录下来，留于后人借鉴，如果不干，那将会愧对自己，愧对社会。
参与回忆与讨论的这些同志，大都生在山西，长在山西，十分热爱山西。曾经积极而热忱地参与到山西文革中。当时的热血青年，现大都已年过花甲，有的已进入古稀。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人尽管大都受到过激烈而残酷的政治冲击，经历过人生起落沉浮，有的受迫害，遭遇过牢狱之灾，有的还差点为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实话，丢掉宝贵的生命。但这批人大都未能磨掉人性的良知，匹夫意识尚存，在古稀之后，克服种种困难，历时四年之久，采取集体回顾，分别采访，查找资料，汇总分析，辩论探讨，去伪存真，请教专家，反复修正，求大同，存小异，汇集成此书。希望此书的问世，能够引起更多更广的对文革的回忆，思考，反思与研究。使我们民族的这部分历史遗产产生或衍生出应有的历史价值，这是写作此书的初衷。
参与本书创作的朋友，都深刻地体会到，收集文革史料的过程，是一个十分有益于全面认识文革的过程，对史料反复讨论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不断反思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自己人生的又一次洗礼。
对于毎一种或每一历史阶段的回忆与记载，囿于观察视角不同，立场不同，会有不同的记叙及评价，这完全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看待和评价一个历史阶段或一个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都应当将其放在那个历史阶段中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下，进行客观、公正的审视，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可能性和历史局限性。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万就是万，不因一小而略之，也不因有一而夸大成万。更需要抛弃个人及一党一派之私利，坚持四项原则：一、看其言行对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带来的是利，还是弊；二、对国家巩固和强盛带来的是利还是害；三、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是贡献还是破坏；四、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点是，其言行，其政策，对百姓大众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祸害。这应该是评鉴的基本点和试金石。我非常赞同当今一位学者的高论：“今人的创业在当下，留下的却是历史，历史创造者的言行如何，分量如何，从来都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自己说了算，而是后来的历史学家说了算，政治家可以说谎，但历史学家不行。即便是历史学家喜欢跟着说谎，但历史不行，历史就是历史，它只为真实而存在，不为权力的功利而存在。谁赢得广大民众的尊重，谁就能赢得历史。”
本书在撰写和讨论过程中，努力按这些原则指导自己，要求自己，但囿于知识基础的局限，认识水平的局限，生存环境的局限，再加上收集到的史料所限，纰漏一定不少，殷切期望对本书关注的读者、学者能给予批评指正。更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关山西文革的历史专著问世。

2014年12月20日 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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