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晋华：齐鲁三年枭雄王（全本）

tuffy05

转自 齐晋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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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三年枭雄王（1）

   2005年以《王效禹的倒台》、《王效禹的发家和倒台》等不同题目和多个网名发了几篇文章，一些网站和网友转帖，还有网友在自己的帖子里引用了部分内容。几年来，陆续看了些资料，与多名当事人交谈，发现文章有不准确的地方，也不全面，予以重写。2009年6月10日，以《文革名人王效禹》的题目和“冷眼文革”的网名首发在“飞扬军事”网站的“春华秋实”栏目。这一次（2011年1月），又作了重大修改补充，算第三稿，是定稿。
笔者亲身经历了山东、青岛的文化大革命，大的事件都熟悉。可毕竟40多年了，单凭记忆肯定不准确。文章中的大量具体过程和日期，基本来自文革历史资料和采访当事人，仅有很少几处是依据资料推算的。对原始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经过核对，发现并在本文中纠正了其中少数不准确的地方。但大部分内容、日期，笔者无法逐一核对，应该还有错误之处，敬请知情者予以指证。
下面是关于全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山东王效禹的文章正文。
2010年9月18日15时，风尘仆仆地站到王效禹的墓前。
阴沉的天空，风卷沙尘，飘落几滴雨星。
面对这位近1米8的鲁中汉子的石碑，感慨万千。文革中笔者与他是对立的两派，势不两立……
70年前的那场抗战，王效禹在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也算一员枭雄，战场上曾手持大刀血战沙场，与鬼子拼死搏杀，是顽强抗击侵略者的英雄。为此，我拿出白纸，给这名抗日老战士，也是40多年前的冤家对头擦拭了墓碑。
40年前的那场文革，恩恩怨怨。40年后静心沉思，究竟谁对谁错？恩怨的根源在何处？
本文涉及的康生、黄永胜、李作鹏、王效禹等人均被开除党籍，文革后的许多文章对这些人的批判连篇累牍，仿佛他们在文革中没有干过一件正确的事情。我的观点：错误归错误，罪行归罪行，这几个人都还有正确的地方。
文革中王效禹在山东从掌权到垮台，过程复杂。1966年9月至1969年年初这2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总体上支持他。也许他感觉到这一点，再加上中央文革是后台，这个山东王才敢如此张狂。直到1969年4月召开“九大”，众多军队、省市的司令和革委会主任群起而攻之，毛泽东仍旧持“保”的态度。
平心而论，70多年前的1938年，王效禹为了打日本鬼子参加八路。而从1966年到1969年，只经历了3年多的文革即被关押审查。这其中有王效禹的个人素质及野心膨胀，也有上世纪50和60年代大环境的塑造。
有道隔代修史。可始终不能忘却文革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写史应该尽量避免参杂个人感情，否则容易跑偏。但历史形成的观念，无法改变，只能尽量注意。可文章中还是带有倾向性。
参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和现代的回忆研究文章，采访诸多当事老人，历时7年，写成此文。
研究山东、青岛的文化大革命，必然牵涉王效禹。对于这个人，山东上了点岁数有些文化的人，基本都知道，全国许多经历文革的老人也熟悉他。很多人还知道他因为1966年的“青岛825事件”而一夜成名，从山东官场上的一名中层边缘人物，政治上突然发家，红极一时，不到半年时间，坐上了山东省第一把交椅，成为一方诸侯。以至有了“地方出了个王效禹，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之说，他还有“山东小太阳”的别名。
但是，王效禹1969年4月24日在“九大”当选中央委员，4月26日经康生提名，竟然进入上报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选人名单，4月28日成为中央军委委员后，在全国“团结”“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用形容词来说是“第二天”，也就是5、6月份，却轰然倒台，成为文革中第一个下台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王效禹倒霉了，1969年下半年，山东开始流传一首打油诗，何人所作，不详。
山东大地坑连坑，
黄河两岸焊壶声，
大明湖边炸油条，
胶州湾畔卖花生。
这首打油诗，有多个版本，内容大同小异，描绘1966年9月至1969年6月之间，山东的四位著名造反派。
1、“坑连坑”是王效禹，脸上有麻子。夺权后成为山东一把手。
2、“焊壶声”是韩金海，以前的焊壶匠，济南小五金厂和印刷厂的工人，曾任山东革委会副主任。
3、“炸油条”是马国莲，当年著名的“济南四根油条事件”主角，由此一跃成为济南革委会常委。
4、“卖花生”是杨保华，青岛革委会主任，青岛明胶厂工人，困难时期卖过花生米。青岛位于胶州湾畔。
本文主要分析探讨文化大革命中王效禹发家和下台的原因及过程。

一、历史
王效禹，曾用名赵尧清，1914年2月生于山东省益都县西北乡北段村（现为青州市高柳镇北段村）。那一带民风剽悍，20年代末，数千民众参加红枪会，与官军做对。
1938年初，中共益北特支书记王宗东到段村开展活动，6月发展王效禹等人入党。入党后他带领家乡100多人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战争。1940年8月任临淄县委书记，1941年5月兼任临淄独立营政委，1942年9月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当时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
1945年春末，王效禹任博兴县委书记，县委机关驻在陈户。日本鬼子虽然快要完蛋了，但在山东仍很猖狂。5月份鬼子指挥官下川纠集5000多日伪军包围陈户，王效禹指挥机关和部队分头突围。他这一路约200多人向东北方冲去，第一次冲击被优势的日伪军挡了回来。随后开始第二次突围，反复冲杀，同敌人肉搏三次，王效禹等36人突出重围。其他各路相继冲出。此战八路和群众伤亡约500人，100多名群众被抓。
1944年1月，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合并组建渤海区，辖6个地委和军分区。王力先后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关锋1944年任渤海区教育科长。王效禹这时期与王力、关锋逐渐熟悉。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清河地委的中心县委书记兼15团政委，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等职务。
康生1947年11月到渤海区搞土改，依旧是极左的那套政策，与区党委负责人景晓村等人意见分歧。王效禹同王力、关锋等人观点一致，支持康生，康生在大会上表扬过他。
1947年10月，文革中的另一位名人刘格平任渤海区党委组织部长。
1954年4月王效禹任山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1957年反右时，其手下关系不错的办公室女主任刘佩侠等4人被打成右派，王效禹当时正在青岛休养，急忙赶回济南，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按内部问题处理，他因此受牵连。1958年春天开始的山东省整风补课，王效禹被打成右倾，刘佩侠、刘新民等4人被定为右派。1959年5月给予王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撤销副检察长职务，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行政工资级别从10级降为13级。
1957年至1959年，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谭启龙1956年历任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白如冰1958年任省委书记、副省长。1957年至1959年反右期间，山东不少老干部被打成右派或者右倾。特别是1958年“整风补课”和1959年的“反右倾整风”期间一些人被追加为右倾而遭批判，大部分撤职降职。例如省委书记兼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李广文，省委副书记夏征农、董琰，省委常委兼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刘秉琳，副省长袁子扬，省政协副主席范予遂，省妇联主席王月村，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张耀曾，省财政厅长续中一，文化局党组书记冯毅之，省供销合作社党组书记兼主任李瑜，省计委副主任郭士毅、曹戎，原省劳动局长孙学之，济南市委书记丛林、张毅、副市长张东木，青岛市委书记孙汉卿、矫枫、副市长崔介，省委党校书记田海山，省劳动厅副厅长侯林翼，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效禹，《大众日报》总编刘健、副总编方正，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昌潍地委第一书记陈洪波，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泰安地委代理书记曹礼琴，菏泽地委副书记兼专员扈国华，淄博市委书记张国中、张哲民，山东工学院党委书记王夷力，省委委员、滨县县委书记傅爱农，省政协常委徐一贯，二级医学教授高学勤等等。孙学之、刘健自杀，王路宾、董琰、侯林翼、张哲民等人开除党籍，很多人一生就这样荒废交代了。文革后，赵健民、夏征农、董琰、王路宾、孙汉卿、王月村、侯林翼、刘健、方正等人都平反。这些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民主人士，以及一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员，被错打成右派右倾，有领袖们的责任，当年省委主要负责人也应该承担责任。
文革中山东的负责人遭到批斗，多少有这方面的牵连。1967年山东造反派到陕西把舒同揪到济南，他亲自布置，8月28日至9月20日在济南召开“斗舒会”，当年的“右派”王路宾、王月村、侯林翼等人批判控诉舒同“反右”的错误。1969年王效禹下台后，这次“斗舒会”成为右派大搞翻案的黑会。但过了10年，王路宾、王月村、侯林翼等人的问题彻底改正，省委承认犯了扩大化错误。
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决定对一些右派的问题予以甄别。1964年10月王路宾、王效禹参加省委海阳社教工作团，到大山公社瓦罐窑大队工作组。海阳工作团长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担任，当时的省委书记刘秉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历波都在那里搞社教，文革中成为王效禹大秘书的王崇训是工作组的笔杆子。
1965年1月，王路宾、王效禹同时甄别了右派右倾问题，王效禹定为11级190多元钱，但给留了一个反右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大尾巴，他耿耿于怀。同年6月4日离开海阳到青岛。
青岛已于6月1日召开市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他到青岛的第二天（5日），在会上补选为副市长，全家搬到青岛住在沂水路8号。8号是一座小楼，楼下居住崂山县老县长车迈，王效禹一家3人住楼上。10月3日，青岛市委组成崂山县四清工作团，他任副团长，常驻李村。
从1938年参加革命到1965年的27年间，王效禹经历了2次大的事件。第一次是1947年的土改，他站在康生左的一方，属于“正确”的，对立面景晓村等右的一方被撤职。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左的一方大获全胜，他属于右的一面而撤职。文化大革命他之所以表现的很左，应该有总结了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原因。
王效禹原在家乡和冯玉英结婚，有2个女儿。1950年3月调到济南任中共山东分局检查处长，这期间他结识一名小学女校长刘崇玉。这个女人原籍阳谷县，济南长大，能说会道，非常喜欢出风头，日伪时期在济南办稷若小学，自任校长。1949年后曾在刘家庄和麟祥街小学当校长，1952年因为贪污和体罚学生被撤职。她多次申诉，要求落实政策。1953年此事由王效禹所在部门负责，他为此积极跑上跑下，刘崇玉很感谢，经常提点礼物出入王家。发展到后来，刘崇玉竟然对老实的冯玉英说：“大姐，你回家吧，我们绝不亏待你，每月给你寄40元钱。”王效禹和原妻没有离婚，即与刘崇玉同居，1954年他俩结婚，生有1女。
王效禹怕老婆，也就是怕刘崇玉。原因之一在降职后，刘崇玉与他没有离婚。这在王效禹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坐上山东第一把交椅后，表现的淋漓尽致。后面详细介绍。
即便降职降级，王效禹仍旧13级，在文革前的50、60年代，还是属于高工资高待遇。

二、发家
王效禹在全国出名主要是文革时期。
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中发[66]267号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5月28日的中发[66]281号文件，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王效禹在渤海区工作的老领导康生任顾问，老同事王力、关锋成为该小组成员。
以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紧跟中央。5月12日省委决定批判副省长余修、省委党校副校长李景春、《大众日报》的丁秀生。5月27日《大众日报》发表两篇文章《戳穿余修的反动面目》和《揭开余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盖子》，当天下午省广播电台予以广播，3人被打成山东的“三家村”。6月19日省委决定撤销山东师范学院副书记刘砥石和副院长刘明矾的职务，众多大学负责人相继打倒。7月2日，省委常委25次会议决定揪出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省委宣传部长王众音。7月21日公开批判省文联副主席、《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
青岛市委按照省委部署，揪出市文化局副局长吴杰。6月19日，《青岛日报》刊登署名“文锋”的文章《彻底粉碎吴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文中把他定性为“吴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进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是一个钻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以上这些人，文革之后都予平反。
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全力投入领导文化大革命，搞的众多文人和曾经有“问题”的干部人心慌慌。市委当时统计，截止7月31日，全市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28万人共贴出252万张大字报，有近11万人在大字报上被点名。经过各级党委研究决定，已被定为“痛加批判”的3465人，批判的6395人。青岛除了点名批判吴杰等人之外，其他著名的还有：
6月13日青岛铸造机械厂王永乐等十几人被打成“反革命黑帮”；
6月22日青岛木器一厂厂长王民生、厂武装部副部长侯全德等人组织的“武装暴乱”案，上百人受牵连。
6月29日李村师范学校李淑兰为首的“李纪周反革命集团”案，181人受牵连。
同日（29日）第15中学批判“学生想领导运动”的“629事件”等等。
全市约万名经批准被批被斗的干部、职工、学生，以及受牵连的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大部分9月份后参与造反，成为批判“党内走资派”的主力军。
8月25日青岛发生震动全国的“825事件”。
1966年青岛只有3所地方大学：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化工学院、青岛医学院，简称“三大院校”。
6月1日，毛泽东批准，中央广播电台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揭开序幕，青岛的大学首先乱了。大学生积极参与造反，顷刻间大字报铺天盖地。
青岛医学院在青岛市立医院实习的部分大学生，6月25日在医院病房鼓动宣传贴大字报，受到医院医护人员的抵制，双方冲突。主持市立医院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张秀文等人出面做工作，很快平息。简称“625事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学生以及红卫兵，全国正式进入大规模“动乱”。以“破四旧”、“抄家”和“大串连”为主要内容，23日达到狂热混乱的第一个高潮，标志性事件是残酷殴打老舍等文艺界著名人士。
青岛红卫兵也开始大规模的破四旧，8月23日达到高潮。上午以海洋学院大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冲入哥特和罗马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圣弥爱尔大教堂，中国惟一的祝圣教堂），揪斗神职人员，焚烧宗教书籍。调来建筑工人，拆下教堂顶部2座十字架。修女们被一街之隔的第7中学（女中）的女红卫兵押到学校关在教室中。红卫兵在教堂内到处搜寻所谓潜伏特务人员藏匿的电台，砸破2楼的木板墙时，发现里面有许多细的金属管子，于是欢呼找到了电台。实际上，这是一部珍贵的大型管风琴，2400多个声调，誉为亚洲第一，被彻底砸毁。
青岛市委面对突如其来的破四旧砸教堂的行为，一是无法应对。直到23日下午，才想出以有组织的红卫兵出面到教堂维持秩序，这个任务交给了刚成立39中红卫兵营。39中的红卫兵营长、初三学生XXX领受任务时，领导交代：教堂中有许多封资修的罪证，为了更好的批判，必须保留这些罪证实物，不能砸毁烧毁。
8月23日晚上，XXX带领39中的XXX等100多名红卫兵进驻教堂。此时教堂被砸被烧得千疮百孔，仍有一些学生还在烧砸。XXX等人把这些人清除出去，关上大门。
四清期间，教堂中进驻市公安局的一个四清小组，公安人员简单向XXX等人介绍了教堂的情况。39中的几十名红卫兵在教堂中住了10多天，不准其他红卫兵随便闯入，这期间教堂没再遭到冲砸。
在破四旧运动的影响下，8月24日下午，青岛医学院大学生因为625事件到市立医院辩论，仍旧受到医护人员的抵制。约19时，上千名大学生到市委请愿。市委急忙作出决定，撤销市立医院副书记张秀文的职务。当晚大学生赶往市立医院，揪斗殴打了医院的9名医护人员。
青岛市委25日向省委汇报，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秉琳接的电话，请示谭启龙后，传达省委指示，要求学习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8日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十六条”。市委布置各单位上街宣传“十六条”，众多职工队伍集中前往位于黄台路的青岛医学院，医学院周围人山人海，职工与大学生形成对立。
8月26日零时30分左右，化工学院、海洋学院的红卫兵大学生，先后到青岛市委要求到外地串连，再次与职工群众发生冲突。26日凌晨时分，也可以说是25日夜间。
职工保青岛市委，大学生红卫兵反市委。以上几次冲突，统称“青岛825事件”。
谭启龙8月27日来到青岛，随同他一起来青的还有省委调查组，负责人于明。他们匆忙到市委听取汇报并到三大院校实地调查，谭、于当天返回济南。28日省委开会听取于明《关于青岛8月25日事件的调查报告》，决定责令张敬焘先行向青岛三大院校师生员工检讨，听取批评。省委电报通知青岛，并向中央呈报处理意见。
接到省委通知，三大院校和北京等外地赴青学生8月29日夜联合在第二体育场召开与张敬焘的辩论会，会上宣读省委《责令张敬焘做检查》的电报。开始张敬焘坐在椅子上，辩论很快演变成残酷批斗张的大会，把他押着跪在台上，头戴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挂牌子的铁丝接头处把脖子皮肤磨破，渗出血来。
批斗大会的情况迅速上报省委，谭启龙8月30日带领省委工作组到达青岛，当天在市委宣布经中央批准撤销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的职务，口头任命市长李元荣代理市委第一书记。没有提张的省委常委一职，此职仍保留。撤职原本是个缓兵的临时措施，以缓解大学生的情绪。
李元荣长期在省商业系统和银行工作，原任省商业厅长，1965年参加德州四清工作团。1966年4月19日青岛市人大六届一次全会上当选青岛市长时，他还在德州搞四清。文革初期青岛的一把手张敬焘，二把手市委书记处书记徐雷健，领导青岛运动主要是他俩人，省委已通知徐雷健到烟台任职。李元荣8月21日从德州回到青岛上任市长，正赶上825事件。8月25日15时，市委秘书长李克通知徐雷健：青岛医学院的红卫兵学生要找张敬焘和徐雷健，徐马上安排车匆忙离开青岛赴烟台上任去了。李元荣成为青岛二把手，青岛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他没有责任，在省城济南时与王效禹基本没有矛盾。
曾经“右倾”的王效禹，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就很紧张，生怕揪到自己头上，他对《人民日报》社论等有关文革的文章十分重视，仔细研究。看到8月23日《人民日报》同一期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的很》，以及新华社29日晚播发的《人民日报》30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党报表态支持红卫兵的行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青岛日报》8月23日全文转载，28日又一次重复转载。
8月30日上午，位于崂山的青岛工农中学（原第41中学）教师李守丰到市区办事，看到大学生在市委接待站前批判张敬焘，又听说29日夜召开了批斗大会。李守丰30日晚上回到崂山，工作队邓队长传达省委决定给予张敬焘撤职的处分，41中教师张鸿瑞起草一份《呼吁书》，先后有李守丰、黄祖源、张鸿瑞、孙秀美等10名教师签名。
文革开始后，崂山县四清工作团于7月8日召集全县3600多名中小学教师，在县委驻地李村举办集训班，主要进行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四清运动。集训班设临时党委，王效禹任书记。
李守丰、张鸿瑞等人30日写的大字报，认为“集训班党委是想用种种借口把我们死死关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也不难看出他们到底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教师们提出“查清事实真相，彻底清算集训班党委的错误”。
31日上午，李守丰、孙秀美等人赶往市区各大学串连取经，专门前往青岛医学院，在院子中大声宣布支持大学生的“革命行动”，受到青医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当时笔者是初中学生，就在现场看热闹。
留在崂山的张鸿瑞等人，也是在31日上午敲锣打鼓到崂山县委送“呼吁书”，王效禹出面接待。他在现场的讲话中表示支持教师们给四清工作团教师集训班党委写的大字报。
谭启龙31日下午很快得知41中教师在青岛医学院和崂山县的情况，以及王效禹在崂山县对41中人员给党委送大字报时的讲话。谭启龙亲自布置，崂山四清工作团采取了一些措施。
8月31日，谭启龙在政协礼堂召开的大学生红卫兵大会上宣布撤销张敬焘的职务。
简单介绍张敬焘以及50年、60年代青岛的情况。
张敬焘1961年10月由上海调到青岛，接替刘特夫任青岛一把手，张的两位前任滕景禄和刘特夫在青岛的工作都存在重大失误。滕景禄1955年12月27日先任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组长，1956年6月25日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任期内正是肃反运动末期以及处理“向明事件”和反右。1957年7月12日毛泽东等人来到青岛，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发表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的报告，这好似给山东、青岛的反右运动打了一剂强心针。在省委的领导下，滕景禄紧跟中央，错批错打了一大批干部。1958年11月22日，中央批准，滕景禄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他到济南去了。
1959年3月25日刘特夫接任市委第一书记。上任期间正逢大饥荒的困难时期。当时青岛市下属的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到1960年夏天不长的时间里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实际死亡159人。但初期的调查报告不是这个数字，第二次调查才揭露出真实情况。山东省委1960年8月3日作出批示：同一个大队同一个情况两份调查反映的情况和分析有很大出入：一个是死82人，一个是死159人；一个是年老有病而死，一个是因水肿病生活问题而死。如此严重的问题是从千里之外的一封来信反映出来。这是因为党内有部分干部存在着严重官僚主义作风，歪曲事实，甚至对反映真实情况的人打击报复。
华东局报中央批准，调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张敬焘到青岛任市委第一书记，1960年10月，陈丕显电话通知正在济南的张敬焘。正式任命11月2日下达，免去刘特夫的职务。张来到青岛，全力申请调拨解决粮食，缓解灾情。11月4日青岛市委提出贯彻执行山东省委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紧急指示的意见，指出青岛市农村灾情严重：1、全市粮食总产量只有55683万斤，比1949年总产量减少3.3亿斤，扣去种子、饲料一斤不征，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不足190斤，即墨不足120斤。2、病情严重，人口死亡、外流，大伤元气，劳动力比1957年减少11.7万多人，牲畜比1957年减少 55400头。浮肿病人约10万人，即墨县的出生率呈负增长。市委要求各级党委认识灾情的严重性，找出原因，吸取教训，团结全党全民共同奋斗，渡过灾荒。11月15日市委针对市区发生浮肿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短期内治愈现有病人。
随后按照中央和省委布置，甄别右派右倾问题。
1966年8月31日，得人心的张书记被撤职，引发青岛干部和职工老百姓的不满。另外，文革初期，各级党委基本按照50、60年代历次运动的经验惯例，布置并且组织在本地本单位抓各种各样“右派”式的反面人物。一些干部和职工群众认为大学中有右派学生。
31日下午开始，陆续有上万人汇集到市委和人民会堂这两处的大门前，彻夜静坐抗议，同时向北京发出电报，强烈要求恢复张敬焘的职务。静坐大会还自主选出青岛化工厂车间团支部书记夏乃健、人交公司逄积厚、山东大学赴青支持青岛市委的几名学生为主持人。夏乃建身穿海魂衫，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
而此时的王效禹于31日约22时找到41中教师，在崂山党校卫生室开会，表态要和大家一起造反。
王效禹为什么要对41中教师表态呢？原因在于31日上午他接到41中张鸿瑞等教师送的“呼吁书”，看到大字报的矛头对着教师集训班党委，他是党委书记。王效禹已经知道张敬焘因为大学生闹事而撤职，他害怕在运动中再犯错误，重蹈张敬焘的覆辙，所以急急忙忙专门找41中教师开会。
青岛的市级领导中，王效禹第一个公开支持大学生红卫兵。他接受反右时的教训，变成左派人物。
与王效禹观点一致的还有市南区委书记鞠维信。
周恩来9月1日凌晨约2时，从北京给在青岛荣城路4号的谭启龙打电话，对大学生要求召开10万人批判大会表态：在双方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建议不召开那样大型的会议。要文斗，不要武斗。并要谭穿上军装。谭启龙决定马上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穿上向67军要来的军装，他有济南军区政委的职务。
副市长郭士毅约3时在市人委的紧急会议上传达周恩来讲话要点，布置当日下午召开全市学生职工协商会议。
9月1日清晨，青岛市忽然传开一个流言，中央恢复张敬焘的职务。得到消息的各单位，迅速组织人员上街游行庆祝，同时声讨外地和三大院校中的右派学生。此消息迅速传开，支持大学生红卫兵的王效禹、鞠维信等人慌忙作检查。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华南布置在崂山县人委找了间房子，王效禹住进去，安排4个人看护。
当天下午，崂山县也开始集会，游行队伍扛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效禹”的大牌子。参与写呼吁书并与王效禹开会的41中的多名教师被揪了出来，接受批判。
谭启龙16时发表辟谣讲话。
同一天（1日），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报告新疆、青岛两地出现的一些情况。
青岛市委2日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对张敬焘撤职处理的决定。王效禹、鞠维信等人又来了精神。
9月3日，陶铸给谭启龙打电话：犯方向路线错误还是内部问题，不是反革命。就在一天，谭启龙向中央呈送解决青岛问题的报告。
王效禹4日凌晨通过崂山邮电局给中央文革小组发了份电报，谈了对青岛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全文如下：
北京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青岛事件以来犯有逃跑主义错误，
稍微一紧张就藏起来，不敢和群众见面，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
命行动，而是多方阻挠，在农村提出的口号是要热情欢迎、热情支持、婉言
拒绝，并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
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到游泳中去学游泳，是说服他们不准进
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我提出过不同意见，作过争论，没有解决。我在干
部当中揭发这些错误，准备开始斗争，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说我搞反革命
暴动，组织大会斗争。我不管几万人大会斗，也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因此，
如不及早制止，将有发生流血的可能。望速处理。青岛的问题，我认为学生
批判张敬焘同志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打人是错误的，应正面教育。组织
工人农民支援张敬焘同志，这是方向的错误，违背中央精神和“十六条”的，
势必把事情推得更为复杂。
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
发于禁闭室
9月4日2时
这封电报的台头值得研究，估计王效禹经过反复考虑，有意这样写的。1966年9月份全国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通过广播、报纸报道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的排名顺序，已经觉察中央的重大变化。毛泽东的声望如日中天，许多省市发向北京的电报和文件都把“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排在首位，有些还在“毛主席”的前面加上“最最敬爱”、“伟大”、“英明”等词汇。可王效禹却单独给中央文革小组发电报，为什么呢？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当年与他关系密切，和康生也熟悉，这应该是主要原因。台头只标中央文革小组而不写中央，就会保证这封电报能送到钓鱼台，而不会送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部门，王效禹在这些部门没有说了算的熟悉人。
中央9月4日发来《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电报，共3条。第1条“中央委托山东省委谭启龙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
谭启龙的报告和王效禹的电报都到了毛泽东的案头。7日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和长沙、西安等地类似问题，在王效禹的电报上批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
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
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
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
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泽东
九月七日
毛泽东批示中的“这个副市长”就是王效禹。
周恩来9月8日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毛泽东7日对青岛等地工农与学生冲突事件的批示。康生同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包括海洋学院在内的山东大专院校红卫兵学生代表会上，谈到青岛等地“连续发生镇压革命师生的事件”。毛泽东的用词是“组织工农反学生”，康生的用词“镇压”。
9月11日，中央给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发出电报，以中发[66]468号文件，转发毛泽东“九七批示”和王效禹的电报，同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4条具体规定。同日《人民日报》配发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谭启龙17日在青岛传达468号文件，王效禹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老干部中的著名造反派。
因为伟大领袖支持了大学生，青岛市委决定，“825事件”中表现突出的青岛医学院大学生张汉祥赴京参加国庆观礼，9月25日观礼团离青赴京。王效禹写了一封信，让张汉祥带到北京，面交王力、关锋。张拿着信，心存疑惑地问：王力、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能接信吗？王效禹回答：没问题，见到信，他们肯定接见你。在渤海区我同王力、关锋的关系很好。渤海区当时斗争很激烈，我们观点相同，是一派的。
张汉祥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直到国庆观礼结束，也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址，无法找到王力关锋。无奈，他于10月1日下午把王效禹的信贴上邮票，寄往中央文革小组，写明王力关锋收。没想到第三天（3日）有人通知他不准外出。王力、关锋15时亲自乘车到山东赴京观礼代表团驻地找到张汉祥等人，交谈了4个小时，询问有关情况。王、关两人谈到王效禹时表示：我们18年不见了，你们回去以后，一定代我们向王效禹同志问好。王效禹和中央文革小组挂上钩。
10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山东省只有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3人出席。会议刚开始，中央文革决定王效禹参加。康生告诉谭启龙，谭提出反对意见。周恩来又与谭启龙谈话，王力通知王效禹赴京到会。

三、积极参与青岛学生工人造反
康生的长子张子石（1948年参加革命）任青岛市教育局13级的局长，王效禹1965年6月才到青岛，与张不熟悉。王的老婆刘崇玉随同调来任德县路小学副校长，该小学属于市南区领导。
市南区委书记鞠维信在“825事件”中与王效禹一样，表态支持红卫兵，王、鞠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鞠维信是老青岛，与张子石熟悉。通过鞠维信，王效禹联系上张子石。依仗毛泽东的“九七批示”，造反时他紧紧抓住张，又搭上了王力、关锋，再加上以前就认识康生，有了依靠，王效禹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干部。
9月13日，王效禹致信谭启龙，对谭的9月9日、13日两天讲话发表看法，提出解决青岛问题的4点建议。
也是在9月13日，在“825事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外地赴青大专院校红卫兵学生，成立“外地赴青学生革命造反团”（简称“外地造反团”），负责人山东大学的王世歧等人。
谭启龙到青岛处理问题，感觉处处受到青岛和外地大学生的掣肘，青岛的大学生虽然还没有成立全市性的组织，但他们互相联系，统一行动。而省市委方面没有这样的学生组织。他考虑把青岛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起来。
青岛中等学校，以2中为最好。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后，2中迅速成立红卫兵，一、二把手是……
在谭启龙的支持下，9月15日组建支持市委的中学红卫兵组织“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简称“第一总部”），通过《青岛红卫兵第一总部宣言》，总部指挥班子由“五大常委”组成，他们是：梁军（2中）、张……
随后观点相同的“青岛市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负责人青岛化工厂的夏乃建。
说点题外话，第一总部诸多中学生常委……。现在，梁军病逝，其他人健在，分别居住在青岛、北京，南京等地。
海洋学院大学生9月15日开始到各工厂企业串连送支持信和团结信，先后去了68个工厂。
9月20日9时召开职工与大学生的协商会，1174名代表参加。会议期间纠纷不断，连续开会协商18个小时，虽然21日凌晨3时以938票通过了《青岛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革命干部代表协商会议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报告》，但因为会议主要一方三大院校的136名大学生持反对意见，协商会以失败告终。
青岛以“三院两校”（青医东方红、海院主义兵、化院东方红、冶校造反军、航校思想兵）为主，9月21日发起成立矛头对准各级党委的全市性造反组织“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简称“大中学校总部”），主要领导有化工学院杨云良，冶金学校孟庆祝等人，总部设在反修路（中山路）74号。
1966年10月1日，第13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青岛大中学校纷纷自行成立红卫兵组织，截止10月20日，全市学校中已有近500个，大的组织上千人，小的仅几个人。10月17日，大中学校总部和外地赴青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点名批判省市委主要负责人谭启龙、张敬焘，并把张敬焘押到台上。主持青岛市委工作的段毅、李元荣到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王效禹支持这些造反活动，保皇的红卫兵组织开始重点冲击他。10月27日第一次抄了位于沂水路8号王效禹的家，第二天（28日）他发表致青岛市委的“公开信”，并把此信寄往中央文革。
10月30日，青岛出现第一个全市性的职工造反组织，渔业公司杜文奎、木器一厂侯全德、莱芜四路小学女教师史兰英等人发起成立“青岛革命职工造反军”（简称“职工造反军”），设在位于中山路的大中学校总部内。
王效禹、鞠维信等人11月到济南参加省委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11月3日会议刚开始即遭到济南红卫兵组织冲击，在南郊宾馆北厅与省委主要负责人辩论。红卫兵到北京上访，揪着谭启龙一起赴京辩论。王效禹、鞠维信表态认为谭启龙等人对学生态度不好，两人7日在会议上发言，批判省市委。
11月青岛的工厂企业、商业事业等单位也乱了起来，纷纷成立造反组织。11月14日国棉9厂于宝德、国棉6厂孙相银、4808厂朱建国、化工学院刘孜青（女）等复员军人发起成立著名的“八一兵团”。
王力、穆欣11月10在北京接见山东等地赴京红卫兵学生。谈到平反问题时王力问：青岛做了没有？学生回答：没有。王力接着说：青岛没有做，而且10月25日还把小学生打成反革命，怎么能叫问题解决了呢？这一结论应由青岛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学生来做。
陶铸16日接见山东赴京代表，谭启龙在座。对平反问题，青岛渔业公司的XXX提出：青岛工人就打了好几千，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要坚决平反。陶铸表态：山东问题是内部问题，谭启龙同志到山东14年，是执行了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山东工作搞的比较好嘛。只50多天执行反动路线，这次态度又不好。山东省委是认识问题，执行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会改好的。
从陶铸和王力的讲话看出，对待山东和青岛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内的意见不一致。
韩同文由北京返回青岛，11月20日与王效禹交谈后，与从职工造反军分裂出来的杜文奎等人成立“青岛市革命职工造反联络总部”，总部设在团市委。
青岛，“造反”和“保皇”两派互相攻击，时有冲突。职工造反军11月24日给对立面“青岛红卫兵纵队”发出《警告信》。11月28日，青岛“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传单《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十大罪状》。
面对两派，王效禹继续站在造反的一边。12月7日夜，保皇红卫兵第二次包围了他的家，他马上起草电文，第二天（8日）凌晨由当晚在他家的姜言正到邮局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特急电报，指责红卫兵第一总部和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等群众组织是青岛市委的御用组织，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当天，大中学校总部上千人冲进位于第11中学内的红卫兵第一总部，两派组织冲突。第一总部被赶出11中。
保市委的职工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夏乃健等人，12月8日在市委就王效禹的电报提出也向中央发电报说明情况，被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郑干制止。文革初期郑干在淄博四清工作团，9月5日才回来，825事件时不在青岛。青岛市委9月8日成立“红卫兵联络站”，他任站长，主管与红卫兵组织的联络等工作。
李元荣12月11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武杰、李镇、郑干等人参加，研究如何答复电报中提出的问题，多人在会上发牢骚，可也无法。会议决定王效禹任青岛市委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当天由郑干、李克通知了王效禹。12日李元荣代表市委对所犯错误作检查。
但王效禹不买账，他于第二天（12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市委文革第一副组长的职务。
市南区委13日在浙江路灯光球场召开群众会议，鞠维信传达学习中央的中发[66]603号文件《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红旗》杂志第15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鞠维信讲话中公开支持王效禹。
12月份，济南的造反也是如火如荼，山大主义兵和山师串连兵控制的“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基本左右省城的局势。但该组织很快分裂，以山大主义兵为主，另行成立“山东红卫兵造反联络总站”（简称“山红联”），成为济南最有影响的红卫兵造反组织。谭启龙等人按照山红联的布置，于12月18日到青岛接受批判。
造反红卫兵对省委负责人的举动，惹起青岛保皇红卫兵和职工的愤怒，19日夜王效禹的家第三次被围被抄，两派群众组织在沂水路一带冲突。
青岛12月份继续出现全市性职工造反组织，22日“青岛市毛泽东思想文艺战士联合总部”发表成立《宣言》。
12月23日，全市最大的造反组织，号称20万实际不到10万人的“青岛东方红”成立，司令是青岛建筑五金厂“九二五战斗队”的负责人李希武。已在青岛的谭启龙派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到会宣读贺信。
谭启龙12月25日作检讨，主要检查执行资反路线和处理“青岛825事件”中的问题，他被扣在青岛。
青岛市、区两级党政领导机关内部也乱了，机关内的造反组织12月27日联合发起成立“青岛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总部”（简称“革干总部”），负责人市委机关一般干部鞠洪林。
青岛市委、人委被造反组织冲击的基本瘫痪，已经散架。
面对如此状况的青岛市委，谭启龙很着急，12月30日，利用批斗他的间隙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决定由李元荣、王效禹、冯起、鞠维信、郑干、李克组成“六人小组”，维持青岛的工作。谭启龙8月30日在青岛口头宣布，李元荣代理青岛市委第一书记，接替张敬焘。虽然9月中旬谭启龙指定由省委派驻青岛工作组组长段毅主持青岛市委工作，但李的代理第一书记职务一直没有宣布撤销。
王效禹提出在“六人小组”中只负责分管公检法。李元荣虽然排在第一位，但他听从排第二名的王效禹，王实际上已成为青岛市的一把手。省委谭启龙既然任命王效禹为青岛主要负责人之一，马上把住在沂水路8号王效禹楼下的车迈全家迁走，市委配备一套秘书班子和2名保卫人员，住在他的楼下。其中1名保卫人员是公安局的陈新茂，原来陈看不惯王效禹，组织上决定到王效禹处工作后，在毛泽东支持造反思潮的影响下，转变了看法。
1967年1月1日，白如冰清晨到达青岛，与被造反派扣在这里的谭启龙商议有关济南的问题。同一天，鞠维信、张子石等34人联名发表声明，提出把李克从“六人小组”中踢出去。
说点题外话，1月2日上午，谭启龙与白如冰在青岛谈了4个小时，只谈济南的山东工学院等问题，并约定3日再谈。但2日当晚白如冰不辞而别返回济南。从此，谭、白两人有了矛盾，发展到后来越来越严重。80年代两人退下来都在济南居住，据说从不来往。2008年5月，笔者到济南英雄山陵园骨灰寄存室祭奠，发现谭启龙和白如冰逝世后的灵骨同居一室。
也是在1967年元旦这一天，青岛明胶厂职工杨保华领导的造反组织“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简称“轻工分部”），利用该组织掌控的印刷厂，大量翻印海洋学院学生1966年9月数次采访王效禹的纪要，以及11月印发的《为王效禹同志平反！彻底平反！！》等材料。2日加印封面《王效禹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和吹捧“效禹同志”的前言，装订成册到处散发。由于卖力宣传王效禹的造反“功绩”，这支异军突起的杨保华和轻工分部，受到王的重视。
王效禹1月3日在莱阳路3号主持召开4人会议，参加者李元荣、XX（市委常委）、鞠维信，记录人市南区委办公室主任张文焕。王效禹布置：今天这个会议是造反会议，就是要把省市委的问题摆开，以李元荣为主，XX补充揭发省市委的问题。李元荣发言后，王效禹问他敢不敢把这些材料公开，李回答敢。王还要求：你们是否可以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李说：好。
从这次会议可以看出，王效禹实际已成为青岛市委一把手。这个市委的新班子，公开批判抗拒省委。
同一天（3日），济南的“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印发传单，向省委机关和各地市县委的革命同志发出“紧急呼吁”：《揭开山东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盖子》。
第二天（4日），王效禹布置鞠维信找李元荣和XX，要求他俩马上公开站出来，揭发批判省市委，先发表声明，暂时不用向中央发电报。谭启龙这一天在青岛起草《我的一张大字报》，号召大家起来揭省委的盖子。也是在这一天，“青岛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络部”（简称“公安造联”）成立，负责人公安局的女造反派XXX及XXX等人，鞠维信代表王效禹到会宣读以两人名义的贺信，其中一句：“大反特反，一反到底，就是胜利”。
革干总部1月6日在青岛人民会堂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3位老干部造反派王效禹、冯起、鞠维信联名发表《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要求“接管原中共青岛市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一切工作”。会上李元荣宣读了由他和XX两人署名的“声明”，批判谭启龙、张敬焘，认为王效禹“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我要虚心向他学习”。因为造反派不同意XX署名，后来以李元荣个人名义发表。
青岛东方红等造反组织1月15日冒着风雪，把谭启龙押到卡车上，在全市游街示众。对于游斗的这段经历，文革后谭启龙在回忆录《“青岛事件”与山东“文革”》中作了描述：“有一天，寒风凛冽，天空阴沉，造反派们把我强行架在一辆敞蓬汽车上进行游斗。汽车上放着一张桌子，4个红卫兵把我架在上面，把一块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的大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游斗从青岛市人民会堂出发，经中山路、市区，一直到崂山，然后再游回来。在汽车行进中，我被一根横过马路的电线勒住脖颈，倒在桌子上，差一点造成窒息。”
1月16日，谭启龙经驻青部队，向毛泽东、中央、华东局发出在任的最后一封电报，一方面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另一方面汇报在青岛的处境。

四、青岛夺权过程以及与上海一月夺权的联系
1967年1月中旬，全国刮起了夺权风，史称“一月夺权风暴”。
全国各地造反派，第一个接管省市委、人委的是山西，时间1967年1月12日，夺权主要负责人刘格平、杨承效等。但山西不是夺权风暴的发源地。
一月夺权风暴起源于上海，风暴的中心在北京。
笔者认为，上海耿金章的“二兵团”等造反组织1月15日到市委人委夺权后，得到领袖的肯定，直接影响青岛。为了使读者能够明白青岛夺权与上海夺权的关系，简单介绍全国一月夺权风暴形成的过程。
1967年1月3日，张春桥、姚文元以“调查小组”的名义到达上海。因为江青、张春桥没有回忆录，姚文元的回忆录没有发表，他们到上海的具体目的到底是什么？各种资料众说纷纭。有研究者认为，张、姚此行没有领受到上海夺权的任务，至少在表面上，他俩没有打算去接管上海市委。
1月4日，《文汇报》被报社造反组织夺权，紧接着《解放日报》也被接管。上海造反派实施的这些行动，拉开了上海夺权的序幕，一月夺权风暴即将爆发。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谈到，《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5日），刊登陈丕显签发的署名上海11个造反组织的传单《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
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在上海组织批斗陈丕显、曹狄秋等市委负责人，宣布罢官。
毛泽东1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日造了反，《解放日报》5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肯定了上海报社的夺权大方向，这是形成一月夺权风暴的关键基础。经领袖批准，新华社1月8日播发上海的“急告全市人民书”，改题目《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同时播发的还有《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1月9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继续刊登陈丕显签发的《紧急通告》，毛泽东看到后大加赞赏。
因为《紧急通告》是以上海32个造反组织的名义发布的，1月11日，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以中发[67]15号文件发出，其中的“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提议加上的。“贺电”肯定了上海的《紧急通告》。
从陈丕显的回忆录看出，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11日中央贺电肯定的《紧急通告》这两份文件，与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关系不大。
中央发表“贺电”，上海的造反组织争先恐后的接管市属各单位。
《青岛日报》1月11日被夺权。
青岛大中学校总部等7个造反组织13日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市公安局工作由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接管”，公安局的那位紧跟王效禹的造反女司令XXX可以发号施令了。
1月15日，上海发生一件大事，著名造反派耿金章率领他的队伍工总司二兵团，联合“上三司”等造反组织，凌晨3时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各种图章收了半袋子，同时向北京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通令”。通令中宣布：张春桥任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姚文元任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耿金章夺权前的1月14日向张春桥汇报要求接管上海市委人委，张不同意，答复需要请示中央。耿回去后，在上三司等组织负责人的鼓动下，先下手为强，15日擅自到市委夺权，并公布张春桥任上海一把手。开始张春桥不知道，很有些床底下拖出个黎元洪的味道。他得知后，把耿金章找去批了一通，逼迫二兵团撤出上海市委。
北京1月15日收到上海接管市委和张春桥任一把手的电报，报到毛泽东处，领袖表态支持。王力15日夜给张春桥打电话，通报中央承认上海夺权。张又把耿金章找去，转变态度对他进行一番安抚。
因为15日的夺权张春桥事先不同意，张、姚等人压了下来了，另外组建新班子。耿金章等人获悉真实情况后，开始闹事。上海新权力机构成了难产，一再推迟。直到2月5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但是，领袖1月15日支持上海造反派到市委夺权的消息，16日迅速传开，各地夺权风暴骤起。全国正式进入文革“动乱”的第二个高潮——群众造反组织乱中夺权。
毛远新消息灵通，著名造反组织哈尔滨的“红色造反者”1月16日开始筹备在黑龙江夺权。
北京是近水楼台，最先得到信息。在XXX的组织下，1月17日国务院下属的农垦部、水产部、林业部相继夺权。这一天中央气象局机关“红卫”组织也夺权。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的大学生和北京市公安局造反组织联合发布《重要通告》：“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谢富治表态支持。
1月18日北京夺权到了高潮，造反组织18日接管市委市政府后，把市委负责人吴德等人关到虎坊桥。同一天，中央组织部、国家科委等造反组织宣布夺权，中组部造反派责令在部里临时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曾涤和调来不久的原1军政委聂济峰停职反省。吉林、天津等省、市委也在这天被夺权。
教育部19日被夺权。华北局机关造反组织在聂元梓的支持下成立“夺权委员会”宣布夺权。
1月20日，财政部被造反组织夺权，批斗副部长吴波，另一位副部长杜向光支持造反派表现活跃。周恩来知道后表示：财政权属中央，财政部的权不能夺。
以上的叙述，说明1月15日耿金章等人到上海市委人委收缴图章，是全国一月夺权风暴的真正爆发点。
青岛的王效禹与王力、关锋关系密切，1月15日上海造反组织接管市委人委得到领袖支持的信息，王力等人是否及时通知青岛王效禹呢？笔者现在没有找到1月16日王力下达通知的证据。
王效禹在青岛夺市委党政财文大权的行动，从1月16日晚间突然启动，在其家中通宵连夜研究商议。17日派人赴京请示中央文革，17日白天他起草《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文章，17日晚上召集有关造反组织负责人中的老干部等人到家中继续讨论夺权接管的问题。笔者分析，王效禹从16日晚上开始，直到18日凌晨2时，昼夜连轴转了30多个小时，布置在青岛夺权的方案步骤。加上16日白天，连续忙了两天两夜约40个小时，很有可能是1月16日得到中央文革王力等人通报有关上海夺权和领袖支持等情况。
王效禹是名老干部，清楚到青岛市委夺权是件大事，首先需要摸清中央的真实态度。16日晚上，王效禹和XXX等人在沂水路8号商议决定，派人赴京当面向中央文革请示。为了保证能找到康生、王力等人，需要请张子石亲自去北京。约23时，XXX、XXX两人步行来到位于湖南路的张子石住宅门外，张已休息。敲开门后，XXX告知王效禹有请，张子石穿好衣服，外套一件皮大衣，来到沂水路王效禹家中。王效禹、XXX、张子石等人连夜研究有关赴京等问题。
XXX是青岛木器一厂职工，文革初期被定为参与无中生有的1966年6月22日“武装暴乱集团”被批斗，所以造反精神很强。王效禹知道任的情况，亲自约来要其跟着他造反，XXX成为住在王效禹家中的保镖。
1月17日，张子石、孙枫丹、张汉祥、王世歧一行4人，受王效禹派遣离青赴京，18日他们到达北京住进中央组织部的中苑招待所。19日17时王力到招待所对4人说：“你们赶快回去，机不可失，一天一个变化，旗帜不要让人家拿去”，“现在就是要夺权”，表态支持王效禹。王力谈完，要求4人马上返回青岛。可XXX提出希望“康老”接见。王力楞了一下，回答：我得回去请示，不知道康老是否有时间？
19日深夜，康生、王力、关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青岛4人，康生发表了一通大谈国际共运的长篇讲话，4人听的云山雾罩。最后说到正题：“现在又有个新问题，来了个夺权”，“青岛有个好条件，还有个王效禹。第二个是革命造反派接管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等等。
接见完毕，20日凌晨回到招待所，4人依据记录连夜回忆，XXX执笔整理出《康生同志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其他》和《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与我们的谈话》两份材料，打电话向王效禹汇报。
说点后话，1967年1月张子石等赴北京的4人中，至今有2人健在，XXX离休，XXX退休，均居住青岛。笔者采访了两人，他俩介绍了当年康生、王力接见谈话中的许多细节。
张子石等4人小组1967年1月17日启程赴京请示，王效禹加紧在青岛的筹备活动。
在王效禹支持下，造反组织17日在人民会堂召开批判大会，省、市委的谭启龙、郑子久、石华山、李秉政、张敬焘、周华南、郑干、李克等十几名负责人及夏乃建等多名“保皇派”被揪到台上。
17日晚上，冯起、牛家骥等海院主义兵的代表来到沂水路8号，王效禹提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实施夺权。冯起等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联系，不清楚上海等地接管市委的情况，认为应该先建立类似北京“三司”等组织，来推动青岛文革形势。双方意见分歧，争论到18日凌晨2时，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夺权后的《青岛日报》1月11日改名《红电讯》，11日至17日连发7天。18日恢复出版《青岛日报》，启用新的编号，这天的报纸编为“新1号”，刊登王效禹17日起草的文章《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8日这一天，王效禹到青岛木器一厂说：“现在市委已经乱了，它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要起来夺权”。
王效禹12月底已经成为青岛市委主要负责人。为了躲避对立面组织再去找麻烦，1月18日，他搬到青岛交际处在太平角环境幽雅的一栋欧式2层小楼中，这栋小楼的庭院有两个门牌号，分别为太平角一路16号和湛山二路1号。王效禹居住的小楼对面，就是湛山二路1号的对门，也是交际处的一栋2层别墅楼，连同庭院，占地大约6亩。这座楼也是两个门，分别是湛山二路2号和太平角一路14号，14号门常年不开，只走2号门。
轻工分部的杨保华1月20日主持召开本系统29个工厂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宣布夺了轻工局党政财一切大权，成立“青岛市轻工业革命造反接管委员会”。王效禹出席大会并讲话，表态支持。
在轻工局夺权会议上，杨保华提出接管青岛市委。
1月21日10时，青岛东方红、轻工分部、大中学校总部、八一兵团、崂山东方红、革干总部、公安造联、青医东方红、化院东方红、外地造反团、文艺联络部等12个造反组织负责人，汇集到湛山二路2号的1楼大房间，召开青岛夺权预备会议。 杨保华首先发言，提议接管青岛市委、人委。王效禹在会上讲话，主张对反对派“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等等。会议决定夺权后的新权力机构名称“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马上刻制新图章。由大中学校总部负责起草《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给毛主席致敬电》、《第一号通令》3份文件。
当晚23时在湛山二路2号继续召开第二次夺权预备会议。图章已刻好。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给毛主席致敬电》、《第一号通令》2份文件。19个造反组织参加这次会议，新增加三司驻青联络站、山大驻青反修团等。22日凌晨3时预备会议结束，各造反组织迅速赶回去，组织队伍参加当天上午的夺权大会。牛奔东等人负责重新起草的《告青岛全市人民书》，22日10时才写好。
参加21日夺权预备会议的各造反组织负责人有鞠维信、杨保华、李希武、张珂亮、孙相银、杨云良、高志宏、季铭玲、李守丰、牛奔东、曹智水、罗珂、萧竹、刘颂东、于景瑞等人。还有服务人员XXX、XXX、XXX等。
1月22日，青岛东方红（汇泉）广场上18个组织集会，昨天参加预备会的“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负责人曹智水（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人，因为没有海院主义兵等组织参与夺权而退出。
11时05分大会正式开始，主席团由杨保华、杨云良、孙相银、张珂亮、季铭铃、李守丰、于景瑞、牛奔东等人组成，主持人杨云良。先播放乐曲《东方红》，杨保华宣布夺权，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牛奔东宣读《告青岛全市人民书》，于景瑞宣读《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因为不知道曹智水抵制夺权，《告青岛全市人民书》上仍旧署名19个造反组织，包括三司驻青联络站。
王效禹、鞠维信因领导干部身份没到主席台上，22日王效禹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
1966年12月30日，谭启龙正式宣布：青岛市委主要负责人是李元荣和王效禹，王实际上的一把手，市委专门给王效禹配备了一套秘书班子。李元荣算青岛半个造反的左派干部。所以青岛“122夺权”，实际上是在康生、王力、关锋的支持下，王效禹导演了一出自己夺自己权的闹剧。
青岛的造反派之间原本存在各种矛盾，许多组织没有参与夺权，他们对只有18个组织的行动不满。22日夺权的当天晚上，反对派开始反击。23日凌晨3时，三司驻青联络站发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青岛联络站就“一二二”大会的严正声明》，认为1月22日夺权“是一个政治大阴谋，这个大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等等。海院主义兵、主力军、各中学的红旗等众多反对派开始张贴大标语大字报，向王效禹和夺权派发难。青岛的造反组织第一次大分裂。
1月23日，王效禹继续在太平角小楼主持会议，他的老婆刘崇玉在场，省外贸畜产公司经理贾金生等人参加。贾原任山东德州地区专署下属的德州市长时，与降职后在那里的王效禹关系不错。他在会上提出所在公司的“畜产红总”希望参与青岛夺权，另外还有4个组织也提出同样要求。22日已有18个组织，加上23日新加入的5个，24日约14时才印刷出来的当日《青岛日报》，刊登23个群众造反组织在青岛市夺权的报道。这23个造反组织的名单中，已经剔除了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
王效禹在23日的会上说：“权夺过来了，就得有坐镇的，花果山上要坐个孙猴子嘛。”经过讨论协商，决定夺权后青岛首届权力机构革命造反委员会的9名常委人选，9个主要造反组织各出一人：杨保华（轻工分部）、张珂亮（青岛东方红）、杨云良（大中学校总部）、张汉祥（青医东方红）、高志宏（化院东方红）、孙相银（八一兵团）、鞠洪林（革干总部）、李守丰（崂山东方红）、季铭玲（公安造联）。
王效禹名义上没有进入权力机构的人员名单，但实际上他说了算，他指定杨保华和张汉祥为常委召集人。
从23日到27日，支持和反对夺权的两派，在青岛市互相攻击，打得异常热闹。
因为事先得到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王效禹并不害怕。
1月27日晚，中央召开会议，批准承认王效禹在青岛组织的夺权。当晚关锋的电话打到王效禹家中，刘崇玉先接的电话，马上叫来王老公。同时军委27日夜通知驻青部队，
王力电话通知蒯大富的首都三司，27日晚他们得知中央承认王效禹在青岛的夺权，也知道三司驻青联络站是反对派，27日20时多发加急电报通知青岛的曹智水等人。紧接着27日午夜，从北京直接发电报：“青岛市造反委员会及王效禹同志：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全体战士充分支持你们夺市委的权，你们的行动好得很！一切站在你们对面反对你们的人都是极其错误的。祝你们夺取新的胜利！”电报发出时间1967年1月28日零时。
28日驻青岛的北海舰队和67军上街武装游行，公开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1月29日，《大众日报》报道青岛夺权。当天（29日）晚上，中央广播电台播发青岛夺权的报道，《人民日报》1月30日就此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是全国第三个，也是唯一得到中央承认的地级市夺权。《解放军报》30日也刊登了此消息。
《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报刊都以1月24日《青岛日报》的文章为准，报道1月22日参与青岛夺权的造反组织是23个。实际上1月22日只有18个组织，23日才凑成23个。
青岛市革委会成立后，北舰不同意王效禹打算任命青年造反职工任市革委一把手，再有其它原因，主任职位空缺。直到1967年12月北京召开青岛革委会、67军、北舰的3方会谈上北舰败下阵来，1968年1月决定67军李水清、陈继德调到济南军区工作后，1968年2月10日，王效禹正式任命杨保华为青岛市革委会主任。

五、在山东省城的夺权、掌权和武斗
青岛1月22日的夺权，极大刺激了济南造反派。1月24日，济南因为两派夺权在省委市委武斗，济南大乱。
王力1967年1月30日晚上给王效禹家中打电话，要他到济南。估计这至少应该是中央文革的意见，王力没有这么大胆量敢于个人随便决定调人赴省城。于是王效禹带领张子石、孙枫丹、刘崇玉、王世歧、牛奔东、警卫陈新茂、青岛肥皂厂的彭士杰等22人组成青岛代表团，31日乘火车离青赴济。
王力31日晚在《红旗》杂志社的谈话中说：象刘格平、王效禹……他们比较早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他们受到刘邓路线的打击，有这样的干部，但还是少。主席的思想是要这些人参加这场大革命，从床底下拖出个黎元洪，这样的都要。只要他站在毛主席一边，只要不是死顽固。王力的这段话，好像包含毛泽东的谈话精神。
文化大革命初期，济南造反派的领军单位主要是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学院。
先简单介绍山东大学造反派的历史以及与青岛和王效禹的有关情况。
1966年“破四旧”时期，山东大学改名“鲁迅大学”，对这个名称，山大的学生中有赞成的，还有不认可的。领袖“818”接见后，山东大学成立红卫兵组织，该组织被认为是“保皇”的。8月28日，部分到北京串连的山大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成立“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山大主义兵”），回到济南迅速扩大，成为济南和山东造反组织的中坚力量，主要负责人邵长文等人。该组织在学校内还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人支队”，负责人是学校职工汽车驾驶员董金福。10月7日，山大主义兵的红色敢死队进驻山东省委。
青岛发生825事件，三大院校学生到济南、北京散发“紧急呼吁书”。当时山东大学的保皇红卫兵张岱基、李长杰、韩明轩等9人组成“山东大学物理系赴青战斗小组”（山大赴青小组），最先赶赴青岛。经过实地调查，写出支持青岛市委和职工的材料《青岛“八二五”事件调查报告》，9月2日油印散发。随后，谭启龙和青岛市委决定大量印发这份“调查报告”，新“报告”9月17日修改补充加入11日、16日的一些材料。青岛印刷厂印制完毕，又接到通知继续加印，仅加印数近3万份。在青岛、济南、北京等地散发。
这份“调查报告”的内容，苏联1966年10月22日出版的《真理报》，在第3版右上角发表题目为《青岛事件》的文章中予以引用。苏联报纸的报道极大帮助了青岛、山东的造反派，他们抓住“苏修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罪证，批判省市委和保皇派。
山大主义兵的王世歧、牛奔东等许多人来到青岛。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造反红卫兵和王效禹。王、牛等人基本一直在岛城，与王效禹同甘苦共患难，受其重用。青岛的第一个造反组织是1966年9月8日由第9中学红旗的王长发等人联络15中、17中、39中等学校联合成立的“青岛市中等学校革命造反团”，因为仅是几个学校的中学生，在青岛没有影响。紧随其后13日，以山大主义兵王世歧等人为主，发起成立青岛第二个全市性造反组织“外地赴青学生革命造反团”，影响很大，为支持王效禹立下汗马功劳。特别山大中文系的王世歧，笔头子过硬，为造反派写了很多文章。1967年1月17日，王效禹派王世歧随张子石赴京向中央文革请示有关夺权的问题。青岛“122夺权”大会上，牛奔东宣读《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所以，王效禹到济南，带着王、牛等人。
再介绍山东师范学院。学院11个系12个专业，教职工约千余人（其中教师540多人），学生约2800人。1966年8月初工作组撤离，对党委和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开始串连，于8月11日成立组织，名称多次变化，因为其中有“串连”俩字，简称“山师串连兵”，1967年4月8日才定名“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连红卫兵指挥部”，还发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串连兵一把手是政治系的王竹泉，生于1941年，1960年参军，同年入党，1963年复员后考入山东师范学院。1966年8月学院改名“山东革命教育大学”，同山东大学一样，对“革命教育大学”的校名，山师部分学生不使用。8月23日山师成立红卫兵，也称“红旗红卫兵”，被视为保皇派。王效禹在青岛时，在支持王的方面，山师串连兵远不如山大主义兵。
1966年“818”之后，济南各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9月份组建统一的济南红卫兵师，被造反红卫兵批为保皇派。以该组织为核心，10月23日成立“山东省红卫兵总部”，发表的“宣言”中宣称“红卫兵是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和核心的革命组织”。11月21日，创刊出版报纸《山东红卫报》。
面对省市委和保皇红卫兵，山大主义兵和山师串连兵团结一致，9月份成立“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红济指）。10月12日，红济指在济南的省体育场主持召开12000多人参加的“山东省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济串连的北京、上海、黑龙江、内蒙、广西、四川、甘肃等16个省市和全省各地共300多个红卫兵组织代表出席大会。主持人王竹泉，山大主义兵代表第一个发言。第二位登台的是一位北京13中“飒爽英姿”的女红卫兵，她在发言中狠批北京谭力夫的讲话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10月23日继续在体育场召开万人“誓死保卫毛主席宣誓大会”，青岛大中学校总部及昌潍、泰安红卫兵造反组织派出代表赴济到会发言。
随着造反时间的推移，山大主义兵与山师串连兵产生矛盾。主义兵重新组建“山东省红卫兵造反总联络站”（山红联）。串连兵把持“红卫兵济南指挥部”，1967年1月25日改名“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红山指）。
1966年11月以后，济南的工厂商业等单位职工大规模参与造反，企业造反组织相继出现。
在山大主义兵和山红联的支持下，1966年12月17日，500多个造反组织的3000多名代表在济南珍珠泉礼堂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联合会”（山工联），标榜30万人，号称全省最大的造反组织。山工联主任张金城，指导员董金福等为主要负责人。省委书记、副省长栗再温代表省委到会表示祝贺。因为山工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董金福是山大的职工，也是山大主义兵的成员，红山指指责山工联就是山大主义兵的变种。
省城另一个造反组织“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负责人韩金海，1935年出生，曾在济南馆择街建工队、五金厂干过焊工和焊壶匠。相比山工联，韩金海的组织要小一些。但他有一段特殊经历，1942年至1947年，王效禹的老婆刘崇玉在济南任小学校长，韩金海是该小学学生，有师生之谊。韩金海与王竹泉结成一派，1月25日王竹泉的组织由“济南”改为冠名“山东”，韩金海的造反团改名“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山工总）。
1966年底，济南两派造反组织就有摩擦，1967年1月中旬矛盾表面化，起因在于争抢批斗省委走资派。山师串连兵一派1967年1月9日在珍珠泉礼堂第2会议室开会决定，1月15日召开全省有线广播“山东省各界革命群众愤怒声讨以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一小撮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大会”。山大主义兵抢先于1月13日召开批判会，因为谭启龙在青岛，把白如冰押到会场。批判会结束，白如冰被扣在山东大学内，主义兵又通知青岛扣住谭启龙不放，串连兵两次派往青岛去揪谭启龙的人员空手而归。15日大会开始，只揪来刘秉琳、秦和珍，最后把白如冰抢来才押到大会示众。对于15日的批斗大会，《大众日报》准备报道，两派又在报社冲突。
1月22日。已在省公安厅掌权的造反组织“革命造反总部”，表态支持韩金海和王竹泉为首的造反组织。韩、王等人士气大振。
1月24日，省城济南两派组织因为先后到省委和济南市委夺权，收缴图章。双方在省委、市委大院及办公楼里激烈争吵，抢夺东西，互不相让，动手动脚。这场由争权夺利引发的冲突马上就要进入高潮了。
在省公安厅造反派的支持策划下，弱小一派组织负责人韩金海、王竹泉等人研究决定先下手为强。24日深夜带领数千人预先部署完毕，首先派出宣传车挑事，然后突然袭击对立面山工联总部，抓捕董金福等近百人，殴打后把董金福等少数人送进同一派掌权的省公安厅关押，其他人陆续释放。紧接着韩、王指挥本派人员在大街小巷贴满“打倒工贼董金福”和邵长文等人的大标语。28日省公安厅的造反组织又出面，以冲入军工车间为理由抓捕7名山工联人员。
吃了亏的山工联组织反扑。至1月31日，事过7天，省公安厅造反派一直关押着董金福等人，31日山工联的2000多人冲进公安厅要求释放董金福。这些公安造反派不仅拒绝，还在大喇叭中反复播放攻击山工联的讲话，双方矛盾激化，激烈冲突。多名公安厅的造反派被打，28个办公室遭到冲砸。济南两派冲突达到高潮。
省公安厅的造反派到济南驻军要求支持，驻军不同意。
31日王效禹刚到济南，住进济南军区第5招待所，军队负责人与省公安厅人员一起到王效禹处征求意见。他不了解实情，听到的是同军队领导一起前来穿制服的公安厅人员汇报，也不清楚这些公安是济南两派群众造反组织中一派的成员。
王效禹当场表态：首先应当解围，不管哪个组织，这种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在青岛，我们就把他的头头捉起来再说，这里边定有坏人捣乱，不然是不会这样做的。王效禹说的“把他的头头捉起来再说”，“这里边定有坏人”这些话实在欠缺考虑。
实话说，济南的山工联主义兵与山工总串连兵的矛盾，王效禹基本没有责任。他刚到济南下火车后说的这一句“捉起来再说”，造成到省城的第一天，就完全陷进济南的两派争斗之中，日后王的许多错误罪行，由此而来。
有了王效禹的“圣旨”，1月31日深夜，济南造反组织中的一派以省公安厅的名义，宣布对立面山工联等为反革命组织，在省军区的支持下，山工联等组织被砸毁。2月1日在军队的八一礼堂召开“愤怒声讨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反革命组织滔天罪行大会”，省军区部队代表参加，批判董金福、邵长文等人。
现在分析，估计等到王效禹明白之后，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是按照他31日的指示办的。
说点后话。笔者搜集了很多1967年1月31日省公安厅武斗的原始文革资料、传单，绝大部分都是谴责山工联冲击专政机关省公安厅，殴打公安人员的罪行。但不提山工联冲击的原因，不提省公安厅造反组织事先参与策划两派群众造反组织的武斗，并且关押一派人员和山工联被打在前的问题。包括文革后的部分资料也是如此。
王效禹毕竟是位老干部，经历较多，迅速做出调整，弃用山大主义兵等组织。有中央文革和济南、山东省两级军区的支持，1967年2月2日联合山工总等25个组织在济南成立“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山东大联委”），这是全国6个夺权成功省市（包括青岛）中最啰嗦的权力机构名称。2月3日在省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宣布在山东夺权，王效禹、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在大会上讲话。
被扣在青岛的谭启龙得知“23夺权”，估计他已清楚是中央支持的，因此致电山东大联委表示拥护。
王效禹依靠部分造反派夺权，引起济南许多组织的不满。2月初至6日，济南两派分别集会游行，发生武斗冲突，造成伤亡。
夺权后，王效禹派张子石、韩金海赴京汇报。康生、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拒绝接见，要王效禹来京。
2月7日，中央批准承认王效禹在山东省的夺权。8日，驻济南地区部队出动数百辆军车，乘坐全副武装的士兵，拖上大炮举行武装游行，支持山东部分造反组织2月3日的行动。
2月21日21时40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由王效禹、童国贵率领的山东大联委和随同到京的青岛造反委员会赴济代表团。中央负责人听取王效禹、童国贵等人汇报。然后陈伯达先讲话。他提了5条建议：
1、王效禹同志从青岛到济南工作。
2、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3、建议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
4、请发一套新闻来，中央审查批准后发布。
5、山大主义兵和工人联合会的基层组织问题，要慎重处理，相信你们会处理的好的。
陈伯达强调：“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建议，周总理同意。”
周恩来讲话中提出“夺权要三结合”，“要不断扩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队伍，逐步达到团结两个95%”，“抓革命，促生产”，“学生方面，山大主义兵在初期是有贡献的，还是要把多数争取过来的”等等。
22日凌晨1时30分，周恩来看表后说：我们还有个会，同志们，是不是就到这里。接见结束。
山东代表团回到济南，省革委和省军区联合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2月26日，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到会讲话，开场白就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指定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组成领导核心”。
2月27日，山东大联委正式改名“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王效禹3月1日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做总结报告，第一句话：“我先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今天晚上8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我们山东夺权的消息。”
《人民日报》3月2日就山东夺权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1月30日该报曾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党报因王效禹两次夺权两次发表社论予以支持，这在全国是唯一的。
3月16日，王效禹在省革委办公室和原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13年前我在这里工作过，现在我又回来了。”13年之前，也就是1954年3月份之前，他当时任山东分局检查处长。
自山东二三夺权后，驻山东部队按照中央决定，派出人员进入济南市各单位支左。在实际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中，军人普遍不倾向造反派，与王效禹所依靠的韩金海、王竹泉等造反组织产生矛盾。4月2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萧华等人在北京的接见中批评杨得志等人。这一阶段王效禹和济南军区的矛盾，后面有专题介绍。
王效禹掌权后，授意手下大肆抓捕反对夺权的一派。其中很多曾同他一起共同冲击过省市委，批判当权派的老造反被抓被打，有些致残。
1967年4月1日，中央制定中发[67]117号文件《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简称“中央四一指示”。其中：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击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中央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17号文件中央4月5日正式下发，接到文件，刚掌权的王效禹还不敢明目张胆地阳奉阴违，只好把抓捕的反对派放了出来。可在释放前，王效禹派人到监狱中，强迫被抓的每个“反对派”写出“认罪书”。
释放出狱的“山工联”、“山大主义兵”等造反负责人，得知中央117号文件，这才明白写“认罪书”是被王效禹耍了大头。从中央文件看，逮捕是错误的，应该王效禹等人认错。释放后对王效禹有意见的这些人与文革初期反对造反派的群众联合起来，4月22日在济南八一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要求恢复名誉。大会起草发出《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表示拥护省革委和解放军，但对省革委以“反逆流”打击部分群众组织不满，会后举行了游行。
王效禹正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得知4月22日的集会。4月26日回到济南，指示与他一同夺权的韩金海、王竹泉等人召集山工总、红山指等组织，4月28日也在八一广场召开20万人大会，发出《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决议》，王效禹在大会上讲话，山东省军区派部队参加。
至此，济南分成“422”和“428”两派对立的群众派别。
4月29日上午，韩金海、王竹泉等策划428派数千学生包围济南驻军支左指挥部要求解答问题，认为军队支持422“保皇派”。从北京回到济南不久的王效禹、杨得志、XXX等人赶到现场，XXX首先说：“二三夺权时我们坚决支持了王效禹，我们一直是和左派站在一起的，但夺权后不久，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在支左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的问题，将来开个会是好解决的”等等。
接着王效禹对422大会表态：“这个会不能叫黑会，因为有几万群众嘛”，“不要认为所有参加这个会的都是保皇派”，“参加会的不能都算反革命”。王效禹的意思很明白，422大会的组织者是“保皇派”和“反革命”。“保皇派”在1967年是贬义词，属于保护“党内走资派”的群众派别。实际上，山工联、山大主义兵都是正牌的造反组织。特别山大主义兵的一些红卫兵大学生，1966年8月底到青岛，一直支持王效禹造反，曾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因为对山东省的夺权持异议，对王效禹有意见而被他抛弃，并被“污蔑”为保皇派。
杨得志最后讲话：“我同意效禹同志的意见。422大会是个什么会解决了，讲参加会议的都是保守的就增加了我们的对立面，这是个策略问题”。“山东夺权是个很大的胜利，中央给了我们鼓励，两级军区参加夺权，在全国这是第一个地方，周总理、康生同志也没讲我们都错了。”“我们自己要开个会，总结些经验教训”等等。
张春桥、姚文元两人4月30日到济南解决山东问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相信王效禹不做蠢事。张春桥多次对王说“你有力量我就支持你”。
按照张、姚两人的说法，毛泽东派他们到济南来的。姚文元5月4日在驻济南市军队排以上干部大会上说：“到这里来，是毛主席叫我们来的“。5月7日约16时，张春桥在济南珍珠泉礼堂召开的山东省红代会代表会上说的详细：“4月29日中央开会时得到材料，听说济南形势比较紧张，毛主席叫我和姚文元同志来这里看一看。”
5月5日张、姚在八一礼堂给群众组织代表作报告，王效禹明令不准给“422”派发票，引发不满，“422”部分群众冲击省革委大院。5月6日，山东师范学院另一派万志民等20多名学生到济南军区第5招待所找王效禹辩论，刘崇玉布置彭世杰和刚到济南的孙相银等人把学生轰走。彭世杰打电话调来体育学院50多名打手，殴打师范学院的学生，刘崇玉在阳台上边看边拍手大笑。
张、姚、王等人策划，以接见为名，欺骗约万名“422”派到省革委。王效禹、韩金海组织调动10万名头戴柳条帽，手持棍棒的“428”人员多路包围这些人。7日凌晨，济南文革中最大的一场武斗在张、姚、王的亲自指挥下爆发。“422”派被打的头破血流，溃不成军。有张、姚撑腰，王效禹拘捕关押388名“422”派负责人和群众。该派到省革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镇压“422”的行动被标榜为“五七大捷”。文革后审判“四人帮”，此次武斗成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效禹的罪状之一。
1967年5月9日，山东省革委会正式发文：根据中央决定，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第一副主任杨得志，副主任还有韩金海、王竹泉、赵修德。赵修德只是山东省军区正师职的政治部副主任，由他出任省革委副主任，虽然名列杨得志之后，可他原有军内职务实在偏低。估计这是王效禹点名提议的。王效禹在崂山四清工作团时，赵修德也在那里，他们两人关系比较融洽。特别是1966年8月崂山发生一起抢夺广播站的事件，周华南批评王效禹，赵修德为王说话。5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效禹的文章《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
1968年王效禹得知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在济南，境况不很好。他认为立功的时候到了，迅速抓住这个机会。
李干卿，日伪和国民政府时期任过伪警察、警长、巡官等职务，1939年还给江青写过策反信。1959年公安部指示山东省公安厅调查过李干卿的历史问题。
王效禹知道了这些情况，4月2日召开会议，指责当年参与调查李干卿问题的省公安厅干部“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时向中央发了电报。4月25日，他亲自赴京向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江青、叶群等人汇报。江青听后，一把鼻涕两行泪的说他哥哥：“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等等。
此案牵涉到伟大领袖，山东公安大难临头。4月29日，1959年参与审查的原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正，警卫处长于杰等6人，押上北京来的两架专机带往京城“拘留审查”。身患重病的原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被押往外地医院监护审查，受迫害病逝。受牵连的还有另外约40名干警及其他人员。
此时，王效禹的老同事王力、关锋虽然进了监狱，但支持他的康生还在。现在王麻子在江青面前露了脸立了功，立时趾高气扬，越发张狂起来。

(未完。此文很长，已发的不到全文的四分之一)

tuffy05

齐鲁三年枭雄王（2）

说明：为了能够公开，这部分删去一些内容。我的博客中许多文章帖子，因为过滤词等种种原因，网管不准公开。


六、与北海舰队的冲突和矛盾
       文化大革命只进行了3年，王效禹就倒台了，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和军队的矛盾。第一个与王效禹冲突的部队是北海舰队，随后与海军的关系也紧张了，由此王效禹迈出走向垮台的第一步。文革中北舰内部的矛盾与海军连在一起的，王效禹参与其中，实施了一些左右海军和北舰负责人的行动，要求按照他的旨意办事，受到抵制。
       北舰与王效禹的矛盾与67军密不可分，济南军区某些人也有责任，他们的偏袒促成矛盾的加剧。
       为了使读者能够明白来龙去脉，先介绍北海舰队和海军的一些情况。
       文革初期青岛主要两大驻军，北海舰队和67军。北舰为海军兵力最多的舰队，执行兵团级权限，下属旅顺基地、北舰航空兵（简称“北航”）、烟台基地（1969年10月组建，原威海基地1964年2月撤销）等执行军级权限的部队。另外，舰队还直属快艇支队、潜艇支队、水警区等师级作战部队。防区为连云港以北的山东、河北、天津、辽宁所频临黄海、渤海的海空。当年因为与苏联关系紧张，加上日本、南韩及驻在那里的美军，为防止敌方从海上与空中突袭天津、北京，保卫全国重工业基地辽宁等地，海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在北部。到1969年，海军4个潜艇支队中2个，5个快艇支队中的2个，9个航空师中的5个，海军最大的4艘驱逐舰，中国陆海空三军中最大口径的180火炮全部都在此。其下属主要作战部队总数，大体相当于东海舰队与南海舰队之总和。这是一个直接面对敌方的重兵集团，有多支总参作战值班部队，中央和军委非常重视。舰队司令员刘昌毅、政委丁秋生因病主要在家休息，第二政委卢仁灿主持工作，二把手常务副司令员潘焱。1966年舰队共有16名开国将军（另外驻青海军院校中还有3名）。但其领导层内因历史原因矛盾重重，1961年12月由陆军调来的潘焱（曾任16军军长）作了很多协调工作，收效不大。
       驻青岛的67军领导层比较团结。另外，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忠厚不整人。所以，相比海军和北舰，济南军区和67军内部没有那么多矛盾。
       文革开始，北舰的矛盾与海军两派的斗争又搅和到一起。1966年5月27日，苏振华主持召开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以“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的影响为中心议题”，学习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批判罗瑞卿。6月17日转为海军党委全委扩大会议，被戏称为“海军马拉松会议”。北舰的卢仁灿、张晓冰（北舰参谋长）、宋景华（旅顺基地政委）、解长泰（北航副政委）等人赴京出席。会上，海军领导层中两派冲突，北舰与会者卷入其中。中央和军委领导批评了王宏坤、张秀川等人。林彪8月17日发话“停战收兵”，18日叶剑英、萧华向海军传达林彪指示，8月25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结束。这个马拉松式的会议没有解决海军的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发展，最高决策层内越来越乱，直接影响海军，复兴路海军大院内的两派重燃战火。
       1967年1月9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委托，传达林彪1966年8月13日对李作鹏等人的评价，称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旗帜鲜明”等等。16日海军党委下发文件，转发林彪的“评价”。18日海军党委174次常委会议上，决定李作鹏主持海军工作，批判苏振华。同时决定改组海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萧劲光任组长，李作鹏任常务副组长，王宏坤为副组长。张秀川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此为处理海军有关文化大革命日常工作的机构，简称“海军文办”。当时主持北舰工作的负责人被认为是苏振华的人，苏下台后，没有调整北舰领导层。海军中，称支持“李王张”的各级负责人为“左派”。
       北舰领导人一直比较谨慎，正派可有些固执的卢仁灿1953年5月任青岛市委常委。北舰副司令员邓龙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胶东地区作战，许世友的嫡系，参与指挥解放青岛的即青战役。他的大舅哥王云九，1928年的党员，青岛市副市长。北舰多位负责人同青岛地方领导关系融洽。
       以青岛三大院校为主的红卫兵学生1966年8月29日和30日两次批斗张敬焘。29日晚上的批斗会到30日凌晨2时多结束，30日上午接着在市委门前继续批斗，张晕倒现场，随后住进人民医院8号病房。谭启龙31日在政协礼堂召开的大学生会议讲话，学生要求张敬焘到场。谭启龙安排李元荣与两名红卫兵前往人民医院把张带来。
       为了保证张敬焘的安全，谭启龙以济南军区政委的身份31日找北海舰队，希望张书记等人到驻青海军医院休养治疗。卢仁灿当即电话请示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海军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同意，9月1日清晨4时张敬焘（化名王海）住进海军401医院高干病房二病区，当天晚上转到空勤科。海军部队想方设法保护他们。
       1967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发出文件《重申绝不许军队当防空洞的通知》：“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王效禹得势后，指责张敬焘住进401医院是北舰保护走资派。
       还有一个情况，王效禹1965年10月在崂山县四清工作团任副团长时，当时部队也派干部参加社教，北舰正师职快艇1支队政委张慕水（55上校）到崂山任副团长。张慕水到期回部队，北舰正师职原岸防政委独庆夫（55中校）作为第二批人员到崂山参加四清。工作团还有一位正师职陆军干部，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
       8月31日上午，王效禹在崂山县表态支持学校教师给四清工作团贴大字报，消息反馈到谭启龙，谭要求北舰领导布置舰队在崂山四清工作团的人员与王效禹谈话。因为独庆夫到四清工作团时间短，北舰司令员刘昌毅、政委丁秋生在东海饭店召来已回部队的张慕水，要张重回崂山工作团。
       张慕水8月31日下午匆忙赶到崂山县驻地李村，和周化南商议后，采取与王效禹下象棋的方式拖住他。但王效禹在22时左右借口出去有事在崂山党校召集41中等学校教师会议，再次表态支持教师们的行动。午夜时分，周化南、张慕水派人找回王效禹，张批评了他。王不服，与张慕水争论的面红耳赤。王效禹对北海舰队有了意见。
       王效禹策划领导了1967年“122夺权”，1月27日夜军委通知济南军区支持青岛夺权，67军连夜抢先派人到王效禹家中，把他请到位于武定路的军部，军部礼堂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效禹、张汉祥等人到达，有位军人喊了声“起立”。67军XXX上前报告：奉叶剑英同志命令，67军支持王效禹同志。
       第二天（28日）北舰才有行动，派部队与67军一起在青岛举行武装游行，支持夺权。北舰比67军晚了一步。
       另外，当时青岛市委常委中有3位驻青部队负责人：北舰卢仁灿，67军政委陈继德，青岛市武装部长何传修。1月22日夺权的当天，市造反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令》，其中第2条：“前青岛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各部委负责人，前青岛市市长、副市长、各局局长、处长，自本通令公布日起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
       对于此“通令”，卢仁灿不清楚夺权的情况，没理会。卢政委不仅没去造反派那里报到，1月23日还对舰队机关少数准备上街支持夺权的人员表示：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写支持的标语。
       67军的XXX，自觉前去报到。负责登记的工人造反派于景瑞，根本不知道青岛市委中还有军人常委。他看到一位驻青陆军领导前来登记，真有些受宠若惊。此情况汇报到王效禹那里，他认为67军主动支持配合夺权。
       以上介绍青岛两军情况，只是说明到1967年1月份，在王效禹心目中北海舰队已经落后67军的原因。1月份之前，67军没有什么大问题，陈继德、李水清的言行无可厚非。因为造反是毛泽东发起支持的，王效禹得到领袖认可。作为北舰和67军这一级的负责人，不可能怀疑和与中央文革小组作对，最多只能私下说一句不理解。
       从2月7日到3月8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增补驻青部队负责人为常委，他们是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张元培、政治部副主任胡汉生、北舰航空兵3师副政委刘同善3人；67军政委陈继德、副军长齐威和孔瑞云、副政委王金泉、军政治部副主任耿焕林5人，北舰和67军共8人到青岛市革委会成为支左军代表。张元培是张鼎丞的堂弟，开国少将，长征时即在中央红军总部工作，与周恩来熟悉。
       1967年3、4月间，北舰与王效禹发生正面冲突。原因在于如何选拔任命夺权后的青岛市各级革委会一把手。
       对这个问题，王效禹公开宣布的人选原则，是建立一支以年轻造反派为核心的领导骨干队伍，这正符合青岛杨保华、孙相银等青年造反派的心意。
       王效禹的这个方案，主持北舰工作的卢仁灿、潘焱等人认为不妥，舰队支左代表提出反对意见。但67军XXX等人却坐在了王效禹、杨保华一边。
       会上争论无效，北舰党委以支左军代表张元培等3人的名义，4月29日向中央军委和林副主席送交报告，共分8个方面，阐述他们不同意王效禹意见的理由。认为“迄今市革委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临时权力机构”，有些当权的造反派“压制打击革命群众，搞两面派，发展个人势力”等等。
       这下捅了马蜂窝，王效禹、杨保华这些造反派视北海舰队为仇敌。
       北舰张元培等人的报告，军委一直没有回音，1967年3月以后的军委也不可能有回音。抵制中央文革的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等帅级人物自身都难保，被打成“二月逆流”。这一时期，全国的内蒙、广州、成都、昆明、福州、武汉等大军区以及青海、湖南、广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等省军区纷纷因为“支左”犯错误，负责人被批斗或者写检查。
       北舰与王效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5月29日，中央调张元培到北京支左，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船舶工业）军管会主任。北舰派副司令员邓龙翔任驻青岛市革委会军代表。
       这一阶段（2月至6月），青岛出现了“拉鞠事件”，因为鞠维信与杨保华的矛盾，以及青岛市南区部分干部群众和造反人员对鞠的不满，数百造反组织联合提出“把鞠维信拉下马”。5月18日王效禹讲话同意批评教育鞠维信。
       5月份的北舰机关内部两派互相攻击，乱成一锅粥。
       此时，原本混乱的北舰在镆铘岛“529海战”中失利。北舰出动护卫舰1艘，护卫艇15艘，快艇6艘，猎潜艇1艘，组成3个突击群，将这场微型海战打的一塌糊涂。两次发生误击，死亡……，还撞翻渔民的1艘渔船。敌艇返回特务船“源渔”号上逃逸。
       当时北舰作战指挥所内两位主要指挥员XXX和XXX，正处于作战紧张阶段，北舰机关造反组织冲击作战指挥所，与指挥所外警卫连战士发生冲突，非要正在指挥所中的舰队领导出来。XXX只得中断指挥出来解答问题。
       这次作战区域属于济南战区，已是军区第一政委的王效禹抓住时机，向北舰发难。
       6月10日，王效禹以省革委名义向青岛发电报，认为鞠维信是“好同志”，不准“拉鞠”。鞠维信原任市南区委书记，北舰负责市南区的支左任务，快艇1支队副政委岳昆任市南区首席军代表。王效禹把“拉鞠”的责任嫁祸驻青海军，指责北舰是“拉鞠”后台。
       王效禹6月15日在济南接见驻青海军潜水艇学校支持王效禹的造反组织潜校红联总负责人XXX、XXX等人，以及海军政治学校红联和红革司，北舰护士学校延总等30多人，山东省军区副参谋长庄中一在座。王效禹表示“拉鞠”是北舰党委支持的。
       驻青岛海军军事院校的一些造反组织积极参与山东、青岛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王效禹、杨保华。王效禹也利用这些组织插手军内，搜集北舰和海军内部有关文革情报。简单介绍这些组织的来龙去脉。
       海军潜水艇学校（简称“潜校”）是执行师级权限的军事院校，校长于侠（64少将），政委赵宏博（60大校）。原来主要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军（简称“潜校造反军”）批斗赵宏博，1967年1月27日以造反军为主组建夺权委员会。对造反军不满的部分学员和教职工2月份准备建立新组织。4月9日，海军文办致信潜校造反军，肯定其在海直机关“一月革命”和“二月决战”中大方向正确，还未正式宣布成立的红联总负责人给全军文革打电话，状告海军文办对潜校打一派拉一派。4月20日和21日连续两天，潜校两派为抢广播站而武斗。4月29日，“海军潜水艇学校红色造反联络总部”（简称“潜校红联总”）宣布成立，因为潜校一些教职员对造反军文革初期的造反行动有意见，而且红联总与全军文革有联系，该组织迅速扩大。但是，潜校红联总参与了5月13日北京著名的军内两派演出冲突事件，支持“冲派”，不仅被造反军抓住把柄，还失掉李作鹏的支持。红联总要寻找新的靠山。
       海军政治学校（简称“海政校”）执行军级权限，校长康庄（61少将），政委吴罡（61少将）。原来主要的造反组织名称“红四野”（简称“海政校红四野”），批斗吴罡。1967年4月20日以红四野为主在海政校夺权，因为内部意见分歧，红四野分裂，下属组织“115师”4月25日宣布开除红四野总部，成立“红革司”，与另一造反组织“红联”联合。但这两个组织比较弱，在青岛地方文革中的作用无法与潜校红联总相比。
       王效禹接见后，潜校红联总从济南返回青岛，6月17日成立“揪拉鞠黑后台独立师”，XXX任“师长”。当日青岛革委会副主任杨云良和北海舰队文化部的XXX在人民会堂要求潜校红联总“抓住岳昆进行调查”。19日杨保华、杨云良、孙相银、XXX等6人到潜校找张克文等人商议后回去，约24时杨云良电话通知要求抓岳昆。
       6月21日下午市南区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这是潜校红联总与市南区革委会一把手XXX事先商议好的。蒙在鼓里的军代表岳昆参加会议，会议室隔壁房间坐着9名潜校红联总人员。XXX为了拖时间，会上讲了许多废话，19时许，丁告知10分钟后结束会议。过了1小时，岳昆离开市南区革委会回家，约21时行至广西路游泳馆附近，被尾随的红联总人员强行绑架到潜校关押审问。
       1967年6月22日海军获知岳昆被抓的消息，23日以海军党委名义向青岛打电话批评潜校红联总，要求“应立即把岳昆放出来”。但在王效禹、杨保华支持下，红联总23日24时发表声明，认为抓岳昆“完全是革命行动”。26日红联总在校内殴打校长于侠，并抢走手表。
       山东省革委办公室秘书张绪典奉旨6月27日给潜校红联总负责人XXX打电话：岳昆的问题不管怎么严重，还是打不倒的。关键是要通过他往上摸，了解舰队内部情况。不要干一步请示一步等等。当天，揪后台独立师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成立5个调查组，分别调查北舰卢仁灿、潘焱、易耀彩、张元培、赵汇川。随后“独立师”的这帮人马上赶赴济南汇报，王效禹28日在济南南郊宾馆接见。事后，王效禹对一起赴济南的杨云良说：“揪拉鞠后台，中央一广播，好让北舰下台”。
       毛泽东6月22日签发《总参关于北海舰队打击蒋匪特务船战斗失利》的通报。
       关锋7月2日在北京谈到青岛问题时说：“我看了一些材料和群众来信，很明显，北海舰队是不对的。”“海军分成两派是好事，通过这个事就可以把北舰的盖子揭开”。
       揪后台独立师7月10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加强对北舰航空兵（北航）的工作，策划北航脱离北舰领导。
       7月13日主持北舰工作的卢仁灿下台，舰队工作由常务副司令员潘焱负责。赵汇川，参谋长张晓冰，政治部主任李镜如等人受批判，青岛大街上到处张贴“打倒卢潘赵”的大标语。
       北航“左派”XXX（55上校），想通过支持王效禹增加自身资本达到任北舰政委或副政委的愿望，北航番号4100部队。他于7月11日就表态支持潜校红联总，16日又组织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一OO部队声明》，认为“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以杨保华同志为首的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红色新政权。”
       XXX的言行，驻青海军绝大多数人十分反感。
       1967年7月30日，王效禹在济南的一次谈话中说：“青岛问题在海军”。31日杨保华到北舰指责舰队党委“北海舰队执行了错误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青岛要是没有67军，第二个武汉事件就可能发生。”
       针对青岛的海军学校参与地方文革的情况，海军党委于1967年8月4日专门发出文件《对海军驻青岛学校当前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指示》，第三条“立即停止外出串连，双方立即撤回外出人员。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根据中央军委‘310’通知、‘529’指示和“621”通令的精神，今后任何组织和个人‘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联，也不要同本地区外单位及地方组织搞串联’，‘地方组织也不要到军队串联’，凡是已去外地或本地区外单位及地方组织串联，立即全部撤回；不准在外地或本地区设立联络机构，已设立的立即撤销；也不准以任何借口，把地方群众组织引入校内进行集会、游行或辩论，参与两派之间的斗争，介入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驻青岛学校的一切革命组织，要尊重并支持当地驻军领导和革命委员会，如有不同意见，应以口头、书面汇报的方式提出，或向上级领导机关反应，绝不能公开会、社会化。”该文件转青岛市革委会和67军。
       7、8、9月份北舰领导班子调整，这是个机会，王效禹完全可以抓住时机改善与北舰的关系。毕竟这是军队系统，与地方两回事。可小人得志的王效禹不重视，反而采取非常愚蠢的行动，直接插手海军的人事安排。北舰兵力部署和作战区域涉及3个战区：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对于北舰主要领导的人选，济南军区的杨得志、袁升平根本不参与意见，只有王效禹和杨保华等地方造反派在那里瞎忙活。他们所推选的人是XXX。
       9月2日至10月14日，北舰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王效禹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出席。刚到青岛，分别与北舰的易耀彩和XXX谈话，他的意思很明白，表明山东省革委会支持XXX。
       李作鹏根本看不上XXX，他的副军职务和1937年12月参加八路的资历相比较而言浅些了，而且因为支持王效禹，在北舰的威信如此低。李支持1929年5月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北舰副司令员易耀彩主持舰队工作。XXX彻底倒向王效禹和杨保华，想依靠他们来个咸鱼翻身。王效禹也想在海军有个高职务的内线，两人一拍即合，多次会面，X提供了许多海军和北舰内部情况。
       王效禹参加北舰党委扩大会议，具有戏剧情节的是他在会上把北舰两派都得罪了，而且都是针锋相对。
       海军没有按照王效禹的意图进行北海舰队的人事安排，王效禹不仅继续和北舰做对，与海军也顶上了。
       王效禹9月22日在青岛参加北舰会议期间，到67军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青岛造反派较年轻，没有受压，有部队支持，特别是6037部队（67军）给撑着腰，没有受苦。但是北海舰队在这方面插了一只脚”。
       王效禹在青岛支持陆军，反对海军。67军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北舰认为自己提的意见正确，级别高还不服67军，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军有了矛盾。舰队换了领导，仍旧受王的压制。10月24日，北舰支左办公室被捣毁。可新任舰队领导得到李作鹏的支持，得罪了舰队新领导也就得罪了李作鹏。
       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11月14日联名发出中发[67]344号文件《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摘录其中部分内容：
       “一、各大军区、海军舰队、军区空军机关、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目前一律不搞四大。”
       “三、，已经批准开展‘四大’的军队院校、文艺、体育、科研、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实现按系统、按部门、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各院校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积极进行教育革命。”
       “这些单位，必须坚决按照中央历次指示，不准再外出串连和在外地、外单位设立联络机构。”
       “对上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送材料。”
       “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要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要干涉和插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这份中央文件最后强调：“此通知，应立即向全体人员传达，并坚决贯彻执行。”
       海军根据中央344号文件，发出指示，要求海军军事院校的造反组织不要到地方串联。
       1967年11月底，北舰与青岛市革委会关系突然紧张，起因在于林彪为海军的题词。
       11月15日，海军召开“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北舰副政委宋景华，旅顺基地政委冯尚贤率团赴京参加会议。林彪29日为大会题词“大海航向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海军迅速将“林副主席”题词和报道电传下属各部队，北舰当晚举行庆祝活动。12月3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接见与会代表。
       海军将林彪题词通知北舰时，新华社还没有正式公布此消息。12月1日，北舰召开庆祝林彪题词大会，邀请市革委和67军参加。小心眼的杨保华倍加嫉妒，竟说召开庆祝会应该以市革委为主，北舰前来参加，向省革委和中央发电报，指责北舰以林彪题词来分裂青岛市革委会。此时北舰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庆祝会能使杨保华以此为由向中央告状。
       12月4日青岛市革委和67军联合召开庆祝大会，北舰应邀参加。
       也是在12月4日，与海军已经有仇的王效禹接见潜校红联总XXX等人，王直接批李作鹏的讲话，还指责“易耀彩主持舰队工作，我是知道的，北舰党委扩大会议以后继续向右转”。
       针对不准军队院校到地方串联的问题，王效禹4日的谈话中对潜校红联总的人说：“关于到地方串联问题，红四野不是还在地方吗？那你们也可以去”。“你们到地方是支左，不能说是串联。你们以后还可以继续去，有问题有困难找杨保华，我已经告诉他，叫他支持你们。”在王效禹的支持下，山东和青岛革委会一直与驻青海军院校的一些组织密切来往，通过这些人搜集海军和北舰的情况，提供给王效禹、杨保华、67军。
       北舰12月1日的大会，一些由海军支左的单位前去参加庆祝林彪题词，杨保华把这些单位一律视为支持北舰反对市革委。例如市交通局、水产局司令部、捕捞公司指挥部等等。其实这些组织都是老造反派，曾坚决支持过王效禹，也无意反对市革委。但杨保华的言行激怒了这些造反派，他们又和5月份的“拉鞠派”联合起来了。这些被定为犯错误的拉鞠派，很多都是按照5月18日王效禹同意批鞠维信后才参与拉鞠，没想到王效禹为了暗算北舰，6月10日突然决定不准批鞠维信，把这些组织定为犯了错误。他们趁着12月的这次机会，发泄不满。
       青岛又乱了起来，两派争斗，你来我往。王效禹、杨保华向中央发电，把责任完全推到北舰身上，67军与王效禹、杨保华的意见一致，向济南军区和军委办事组也是如此汇报。开始阶段，北舰还蒙在鼓里，海军的李王张得知后，批评北舰不注意团结。
       中央文革小组12月10日先把王效禹、杨保华等人召到北京，商议解决青岛驻军的问题，军委办事组参加。到北京的当晚，周恩来等人听取单方面的汇报直到11日凌晨3点多，周恩来宣布解决青岛问题由康生具体负责。康生与王效禹等人商议后，成立解决青岛问题13人领导小组，组长康生，组员杨得志、王效禹等人。
       杨云良12月11日即向潜校红联总的XX、XXX通报准备开始的北京谈判：“主要目的是解决北舰支左大方向问题，实际上是个你上我下，搞个水落石出。杨保华已于10日到济南和王效禹研究，再从济南上北京。这次看来是个硬仗，舰队很可能叫红四野去，因此找你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你们也去。走时最好能把舰队支左方面的材料和其它方面的有关材料准备好带去，具体怎么联系到哪儿再说。”
       12月12日召主持北舰工作的副司令员易耀彩，67军政委陈继德等人到京开会。
       杨云良与潜校红联总的人先后赴京，具体联系地点定在京西宾馆的接待室。会议开始后，每次会面，杨云良都把当天会谈情况，如中央哪个首长参加，会上谁发言，态度如何，有什么结果等等通报给石峥、李有贵等人。他们再写成文字资料，通过铁路系统的电话，直接打给67军驻青岛铁路分局军管会的人员，传回潜校红联总。驻青海军院校和开展四大单位中支持王效禹的一派马上行动，配合北京谈判，主动出击。搅的青岛一些海军单位连续发生武斗，一度混乱。极少数的海军人员上街张贴大标语，坚决支持王效禹和67军，批北舰。12月19日，海政校的红革司和红联在全市散发长篇传单《致易耀彩的公开信》，提出：“向支左红旗六O三七部队（67军）学习”。“你（易耀彩）必须向全市人民作出公开检查，低头认罪，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北京谈判会上争论激烈，王效禹、杨保华等人攻击栽赃北舰。67军又一次站在王效禹一边。X认为杨保华口吃，说不过北舰代表，马上打电话从青岛调来能说会道的著名造反派宫树德参加会议。王效禹报杨成武同意批准，召来支持省革委的北舰XXX和海航XX师XXX等人到京，并通过自建情报系统收集有关北舰犯错误的各种材料提供青岛市革委代表和67军，增加谈判的分量。
       中央文革站在王效禹一边。杨成武与中央文革观点一致，倾向王效禹、杨保华和67军，批评北舰。
       北京21天的打官司谈判，山东省革委王效禹、青岛市革委杨保华、济南军区、67军的强大联合阵线，在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的支持下胜利了。海军和北舰败下阵来。
       但李作鹏不是吃素的，后台是谁都知道。康生等人也批评了王效禹、杨保华等人对海军和北舰的恶劣态度。
       12月30日，青岛市革委杨保华和杨云良，67军李水清和陈继德，北舰易耀彩和田麟勋共三方负责人，联合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共6条。
       “决议”宣传67军在支持王效禹、杨保华等造反派的“‘三支’‘两军’工作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大方向，是广大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一面红旗”等等。
       同时认定北舰“前舰队党委常委的少数领导同志在几个关键时刻，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他们保护旧省委和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积极支持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夺权以后，他们有利用‘拉鞠’，支持‘炮轰政法部’，攻击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曾经给青岛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第五条规定：“部队和海军院校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一月十四日的通知，不准在部队内部串连，更不准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也不准干涉和插手部队的文化大革命。”
       第六条：“由北海舰队、六O三七部队（67军）、市人民武装部，并以六O三七部队为主，联合组成青岛市支左工作小组，在市革命委员会的协助指导下，统一领导军队支左工作。”
       1968年1月13日，中央批转青岛市革委会、67军、北海舰队三方在北京联合签署的“决议”，认为“这一决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1月16日，以中发[68 ]7号文件发出。
       此番较量，王效禹胜利了。随后，67军的军长政委升官了，真有些怀疑是否沾了王效禹和谈判的光，时间太巧合了。与此同时，另外一位肯定是沾光的，不满28岁的工人造反派杨保华，1968年2月10日正式任命为青岛市的一把手，坐上市革委会主任的交椅。第一副主任为接替陈继德任67军政委的王金泉，第二副主任为主持北舰工作的易耀彩。参与绑架北舰支左军代表岳昆的主要策划者，造反大学生杨云良也是副主任。
       易耀彩在市革委完全是挂名的，除了在表面的会议上说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废话外，基本不参与地方的文革。
       67军喜气洋洋成为青岛支左工作的主管者，也就跌进文革军队支左这个搅不清的泥潭当中，犯错误和倒霉的时候到了。
       青岛市1月17日接到中央7号文件，杨保华等人18日大量翻印，广为散发。
       北舰被批，XXX很高兴，此时他的女儿正与杨保华谈恋爱。其夫人XXX（第XX中学教师）对杨保华说：“想当初我们拿命来保你们，你们上了中央文件，什么都有了，现在我们X主任什么也没有。”
       李作鹏肯定不会使用与王效禹、杨保华紧密站在一起的XXX。1968年夏天，海军决定免职后通知他去天津休养。离开青岛前，杨保华单独与X及其家人在山海关路9号会面，于景瑞亲自把门。XXX发了顿牢骚。
       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请假检讨”去了，先下台。1968年3月22日，军委办事组换了人，不让XXX干了。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中倾向王效禹的人都进去了。
       王效禹一直仇恨海军，引发海军不满。以后连带着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都对王没了好印象，这些人那时在军内和政界位高权重。王效禹和他的继任者青岛一把手杨保华，自认为有中央文革作后台就可以占山为王，没理海军这个茬，就此王效禹在青岛埋下了倒台的第一步。
       1968年10月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央正式筹备党的“九大”，全国各地开始酝酿本地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山东的王效禹、韩金海、杨保华、杨恩华、国恕连等众多造反派成为代表。XXX也想成为九大代表，可在海军根本没有希望。他求助于王效禹、杨保华等人。为了帮助准丈人XXX，杨保华向海军发难。
       1968年12月开始，杨保华等市革委负责人指挥专业武斗组织文攻武卫连续向北舰军管单位、海军驻青岛军工厂和军事院校主动发起进攻，挑起武斗。12月16、17两天，6千多文攻武卫人员包围由海军军管的青岛捕捞公司，砸了军管会，军管会主任孙福财，副主任黄宏远等人被打伤。
       1969年1月22日凌晨4时多，数千文攻武卫人员冲进海军4406工厂，军管会成员被打并赶出工厂，档案文件被抢。
       1月26日，杨保华亲自策划，调集2万文攻武卫人员，在文攻武卫副总指挥刘仲石指挥下，设立总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以突袭的方式，攻打没有防备的驻青海军潜艇士兵学校（潜士校），同时包围海军高炮阵地和4808工厂等地，潜士校的数百名海军干部战士遭到殴打，抓走20多名现役军人，抢走全部军用汽车、9麻袋文件档案、大量军用物资和个人物品。北舰与青岛市革委会的矛盾达到顶峰。
       潜艇士兵学校是在潜校水兵训练团的基础上组建的，执行师级权限，校址青岛沙岭庄。文革时期两派主要造反组织红色战校和红总，红总支持王效禹，发展到后来，这个组织不到10人，长期在校外。1968年10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潜士校，原学校领导机关搬到天津草坨子，组建“海军草坨子五七劳动学校”，学校教职员海军另行分配。潜士校红总的几名成员估计不可能留在青岛，前途莫测，于是向杨保华告急。
       1969年1月，已撤销的潜士校向天津搬迁，红总的人编造学校正在向外转移海军、北舰整理的有关王效禹等人的黑材料。杨保华为了抓到海军反对山东和青岛市革委的证据，也为他的准丈人出气，决定攻打潜士校，找到黑材料。文攻武卫行动前，潜士校红总的人领着秘密查看地形。
       可是文攻武卫在潜士校没有搜出一份海军反对王效禹、杨保华的文件材料。北海舰队保持克制，没有派出部队和人员与文攻武卫正面冲突，只是搜集证据，迅速向海军和军委汇报。此时中央正在筹备“九大”，不能再“动乱”了。杨保华在青岛策划组织攻打海军院校的武斗，引起军委办事组的极大愤怒。
       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和前任不同，与中央文革走的不是那么近，他们非常反感王效禹。
       偏袒王效禹的中央文革1月31日凌晨就“攻打潜士校”不得不向王效禹发出3条指示：1、“请你查明事实，立刻报告中央”。2、如情况属实，请你指令杨保华立即制止这种错误行动。3、……等等。
       王效禹的秘书朱文接到电话，立即赶到王效禹家中汇报。王一声不吭，坐了好一会，才对朱文说：“你给杨保华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事，把中央的批评告诉他一下，如有这样的事，立刻制止。”
       中央文革来的电话，朱文不敢怠慢，又赶回办公室，3时30分给青岛打电话。电话接通后，青岛那边知道是朱文打的，朱文又不能透露电话内容，青岛方面答复杨保华夜间不接电话。朱文反复交涉，近2个小时后，杨保华才接电话，朱文传达了中央文革下达的3条。31日当天，杨保华即向省革委发来电报，不谈如何落实中央文革的3条，也不讲真实情况，通篇都是潜士校的种种错误和需要解决潜士校问题的各种理由。
       王效禹看了杨保华的电报说：“看来他们是进了潜士校了，很被动”，但王仍将这一电报转发中央文革。同时他以省革委的名义给杨保华发电报，重申中央文革的第1和第2两条。
       王效禹2月1日派济南军区副司令员XXX和韩金海赴青岛调查处理，又让朱文通知杨保华：“你要作高姿态检查，要主动，韩金海和XXX同志今天到青岛去。”当日15时，韩、X到达青岛，听了杨保华的检查，按照王效禹的调子，批评了杨保华几句。2月3日，韩、X在青岛主持召开青岛市革委、北舰、67军3方负责人会议，杨保华做检查并受到批评。北舰要求传达中央文革指示和单独汇报潜士校事件，会议主持者不予理会。
       韩金海、XXX回到济南，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杨保华已作了检查，批评北舰在此事件中姿态不高。
       北舰的报告也到了中央。此时的军委办事组与1年前的已经大不一样了，李作鹏是主要成员之一，黄永胜、吴法宪与李作鹏观点基本一致。
       实话说，杨保华幸亏没有攻打4808厂。这个数千人的大厂，除了少数人的“火线指挥部”支持王效禹、杨保华外，绝大多数人参加的“大学派”都是反王杨的。因为是海军的工厂，大学派一直没有被压垮。1968年初中发[68]7号文件下发，李作鹏下的死命令，青岛地区的海军部队、院校、工厂等等一律不准参与地方文化大革命，包括4808厂在内的海军企业的群众组织，严禁在厂区外与地方组织发生冲突。
       杨保华确实制订了强攻4808厂的武斗具体方案。1968年夏天，海军将XXX调离青岛，引发X的准女婿杨保华的愤怒，他要报复。1969年12月18日杨保华在检查中承认，当时他找来文攻武卫副总指挥陈国民等人亲自布置攻打4808厂。首先让厂内“火线指挥部”主动挑起武斗，文攻武卫以制止武斗为名强行进入，借机攻下整个厂区。为了防止“大学派”从海上逃走，事先在小港码头埋伏船只，封锁水上通道。这个武斗计划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执行。该计划文攻武卫的一些人知道，杨保华不得不交代，但他在检查中避而不谈制定武斗计划的原因。
       4808厂大学派的领导等极少数造反派，为了防止文攻武卫组织在67军的配合下强行武装攻打，私自秘密在厂区多处主要通道和地方埋放了大量炸药。如果杨保华指挥围攻，采取与潜士校相同的方式，以卡车乘坐文攻武卫人员强行冲入厂内，卡车和车上所有人都会被炸上天，那将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惨烈武斗。万幸的是，1968年12月至1969年1月，杨保华指挥文攻武卫攻打的是基本没有防卫的捕捞公司、4406工厂和海军潜士校，没有染指4808厂。当年如果在4808厂发生武斗，那时的青岛市革委会和北舰都逃脱不了干系。
       作为一级地方权力机构的青岛市革委会，杨保华1968年底不仅做了一件针对军方的错事，而且还是低级的蠢事。筹备九大期间出现有预谋的针对海军的一系列武斗，再凭李作鹏与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的关系，军委办事组直接插手处理这件完全由杨保华等人挑起的武斗事件，成为一个重大转折点。
       说点题外话。1968年夏天，针对李作鹏，XXX曾对杨保华恨恨地说：“我等他10年，看谁是野心家，谁是两面派。”
       1年后，王效禹倒台，XXX被批判，成为“野心家”。
       3年后，李作鹏被抓，所有的罪名中，“野心家”只是个小问题。
       9年后，因为是被李作鹏所整，申诉时就好办。XXX调出海军安排工作，到军队XXXX上班。离休后写了一些曾在四野和抗美援朝的回忆录《……》、《……》、《……》，这些书写的不错，提供不少真实资料。现在网上一些人大加赞赏。
       12年后，李作鹏被判刑。
       不妨再“等”若干个“10年”，将来的研究者，如有兴趣，会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中的小小插曲呢？


七、与济南军区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在领袖支持造反的主导下，整体局势越来越乱。全国各个省市区以下的各级党委政府，很快土崩瓦解，基本瘫痪，绝大部分负责人成为走资派遭批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核心的管理经济生产的体制。群众造反组织的猛烈冲击，不仅使全国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也基本摧垮了这套经济生产指挥体系。
       无政府的社会以及工业、农业生产停滞，大麻烦就要降临。60年代初期的状况就在眼前。
       1967年1月上旬，毛泽东从上海《文汇报》被接管等事件中得到启发，造反组织夺权，可以重新建立新的权力机构。1月15日上海造反组织接管上海市委和市人委，领袖予以支持，全国迅速刮起猛烈的一月夺权风暴。
       北京首先乱了。1月17日至20日，北京市委人委、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财政部等各部委造反派相继夺权。
       毛泽东就在首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控制北京的局势。但面对全国混乱的局面，各地造反派不是很听话，毕竟有些鞭长莫及。领袖马上作出决策，1967年1月23日制定中发[67]27号文件《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以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名义联名发出，命令军队插手地方文化大革命。
       山东各地驻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夺权引发的两派矛盾。一些地区的军队面对两派，倾向多数派和表态支持军队的一派，这一派一般开始成为掌权派。
       1967年4、5月份，济南和山东两级军区因为支左，与王效禹和造反派产生矛盾。这与北海舰队与王效禹的冲突基本在同一时间。
       省城济南的夺权，在全国是个特例。因为中央文革支持的青岛夺权在先，1月27日中央表态承认，当天深夜，军委叶剑英发出通知，要求驻青岛军队支持王效禹，命令首先下达到济南军区。所以王效禹赴省城夺权，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都清楚他的来头。按照王效禹的指示，1月底2月初省公安厅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抓捕山工联等正宗造反组织负责人，批判山大主义兵，压垮了在山东有赫赫造反功绩的这一派。2月3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组织在山东省夺权，济南军区和省军区都是支持的。前面已作了介绍。
       山东最大、人数最多的著名造反组织山工联、山红联的垮台，主要责任在王效禹。与山工联、山红联对立的，不仅有韩金海、王竹泉的山工总、红山指等造反组织，还有其他一些曾持保守观点的组织，他们欢欣鼓舞。在一些单位，持保守观点的组织很快填补了垮台造反组织留下的空白。这些组织党团员多，正派人多。
       2月中旬，按照中央关于军队支左的文件，军队人员进入工厂学校商业等等各单位。大部分军队人员参与三支两军后，与毛泽东、王效禹的意愿相反，倾向保守组织。省城出现两个人员汇集点，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了造反派告状的地方。
       济南之外的山东各地，1967年2至4月这段时间部分造反组织因为得到军方支持在当地掌权，对坐上山东第一把交椅的王效禹既不热情也不紧跟。1959年因为右倾问题他从政界销声匿迹，1965年6月才重新到青岛任职，山东军队以及当地造反组织，对这位从青岛起家的老干部造反派不熟悉，王效禹是个好大喜功又记仇的人。而对立面不掌权的少数派，却把翻牌的希望寄托在王效禹身上，表现的热情拥护坚决紧跟，王效禹兴奋异常。
       王效禹以省革委名义向中央和中央文革发电报，批评山东驻军支持保皇派。
       山东省军区的汇报不及时。
       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都站在王效禹一边，毛泽东也倾向王效禹。
       4月份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中央通知山东的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参加。王效禹带着老婆刘崇玉一起乘飞机赴京，为什么要带刘崇玉？后面文章中解释原因。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4月25日16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谢富治、张春桥、肖华、杨成武等人听取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的汇报，刘崇玉和山东著名造反派王竹泉、杜春胜参加。周恩来、康生、关锋、肖华等人讲话中批评军队支左的错误，要求马上改正。杨得志提出：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反映距离太大了！肖华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嘛，你的屁股坐错了等等。
       说点题外话。1967年4月25日16时至23时的这次接见，是按照笔者收集原始资料上的时间写的。现在百度文库收录资料上的时间是4月26日。谭启龙有回忆录《文革初期在山东》，按上面的时间推算也应该是4月25日接见。
       回到济南，韩金海、王竹泉的造反组织4月29日包围济南驻军支左指挥部，给军队一个下马威。
       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曾对湖南湘江风雷等组织作出批示，湖南省军区马上行动，抓捕该组织数千人。这一阶段，在全国一些省市实施三支两军的部队，对当地造反派采取了行动。例如青海八一八，河南二七公社，山东山工联，四川工造团，福建革造会等等，有些地方发生流血冲突。
       中央文革很快收回2月4日的批示，湖南省军区被套进去了。以上诸多冲突中，都有中央文革的身影，各地军队基本都犯了错误，中央文革抓住把柄。江青等人之所以制造冲突，主要原因在与她指挥不了军队。文革开始后，江青逐渐可以左右全国的形势了。军队属于军委领导，没有授予中央文革指挥军队的权利，军人支左后，这个女人发现自己说话有些不灵了，她要找事。另外毛泽东也支持造反派。
       但在全国军队基本都犯了镇压造反派的错误后，济南和山东两级军区2月初夺权时也镇压了造反派，因为有王效禹而没犯错误。3月份后军区与王效禹有了矛盾，中央文革抓住时机，把济南军区也打入犯错误的行列。
       张春桥、姚文元两人4月30日到济南解决山东问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作了抗争，但事与愿违，毛泽东倾向王效禹。
       山东省军区5月4日给济南军区并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
       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
       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
       三、侮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毛泽东5月7日在山东省军区的报告上批示：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来说，占少数），省军
                                    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
                                           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认为“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这确实给王效禹撑了腰。
       5月10日，毛泽东又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批示，此信的具体情况如下：
       刘伯承1967年4月30日转报的一封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这封写于1967年4月29日的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压，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
       这封信，刘伯承在请叶剑英等人转报时写了一段：“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加了着重号。
       对这封信，毛泽东5月10日作了两条批示，第1条批示：
                                   此件送总理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同志存。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
                            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毛泽东在刘伯承写的那段话加了着重号处写了第2条批示：
                                   这是张春桥、姚文远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表现的情况，其实
                            不是那样严重。
       针对济南和山东两级军区，毛泽东还有其它批示。
       5月9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178期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材料中说，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这两位军人是支持王效禹的，他俩在信中反应写了5个方面的问题：
       （一）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
       （二）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错误议论”。
       （三）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
       （四）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的问题。
       （五）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
       对178期“简报”刊登的这封信，毛泽东5月11日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
　　                              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另外，毛泽东5月13日还对参加济南支左人员秦厚德的来信作了批示。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明显支持王效禹，认为山东军队在支左方面“大都可能有些问题”，要求“纠正错误”。
       4、5两月，济南、山东两级军区与王效禹的矛盾，王也挨了批，康生等人批评他搞“效禹思想”等问题。
       但总体来说，在毛泽东的态度面前，军区败下阵来。一些老将军在与王效禹的交往中，看出了他的一些德行。袁升平、童国贵、何志远等人与王效禹拉开了距离。袁比较明显，童、何比较含蓄，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但山东省军区的一些副职，却倒向紧跟王效禹，成为山东驻军中紧随67军，第二个站在王效禹一边的军级单位。


八、插手江苏省徐海地区
       徐州，著名的战略要地，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
       当时大军区的划分，在那个动乱年代暴露出一些问题。江苏的徐州、连云港一线行政上属江苏省，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当地驻有三支部队：
       1、野战68军军部及下属203师师部在徐州，202师等部队在江苏的新沂等地，属济南军区管辖。
       2、徐州军分区，江苏省军区下属单位，也就隶属南京军区。
       3、空军29师，属于空军。
       另外，驻徐州的坦克2师配属68军，连云港的独立守备18师同样为济南军区下属部队。
       1967年1月21日，徐州部分造反组织夺权。
       按照1月23日中发[67]27号关于军队支左的中央文件，1月27日68军介入徐州地方文革。68军为该地区级别最高机构，徐海地区不同部队担负的“三支两军”任务，统一由其负责指挥协调。
       介入地方不久，军队认定徐州著名造反组织“红总”有问题，2月10日拘留红总负责人李长荣、王宜玺，2月24日宣布取缔红总等组织，先后抓捕152人。
       2月4日，中央文革对湖南湘江风雷等组织作出批示，湖南省军区马上行动，抓捕该组织数千人。这一阶段，在全国一些省市实施三支两军的部队，对当地造反派采取了行动。例如青海八一八，河南二七公社，山东山工联，四川工造团，福建革造会等等，有些地方发生流血冲突。
       1967年3月18日，经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共同批准，正式成立徐州市革委会，主任68军副政委刘汝贤。人员组成以支左军人为主，造反派成为配角。5名副主任中有1名造反组织负责人，14名常委中有3名造反派，11名核心小组成员中没有1名群众造反派。此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任命王效禹为山东和济南军区负责人。
       徐州铁路分局的杨正祥参加了徐州革委会，但4月初在北京矿业学院等造反学生鼓动下，认为徐州出现了“二月逆流”，驻徐军队支持老保，徐州革委会是老保掌权，另外杨正祥对自己在徐州革委会的位置也不满意。4月10日他第一个提出“踢开徐革会”的口号，发表《退出声明》，宣布退出徐州革委会，并马上乘车上街散发“声明”传单。当晚召开铁路分局“火车头”下属各造反团负责人会议，统一思想。
       第二天（11日），杨正祥召集全市相同观点的造反组织，他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会议，指责徐州革委会是“二月逆流的产物”，“比黑市委还黑”，“老保翻天”等等，决定建立全市性的组织。
       徐州的局势原本已经稳定下来，突然有组织宣布从革委会退出，面临分裂，68军党委4月11日召开会议，为稳定徐州局势，发表“声明”宣布“卫戍区和徐革会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军领导出面，分别做“淮海八三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六二四兵团”等组织的工作，力保徐州不出现大问题。。
       4月份中发[67]117号文件下发，被抓的红总等组织人员陆续释放平反。
       5月1日反徐州革委会的组织在体育场召开大会，成立全市统一的踢派队伍，口号“踢开徐革会”。
       徐州两派对市革委的态度不一致，正式分为“支派”和“踢派”。许世友和徐州驻军不仅反对踢派的分裂行动，而且对踢派攻击军队的言行更加不满，自然倾向于“支派”。支派和踢派在徐州冲突。
       杨正祥的踢派属于没有后台的在野派，他要寻求支持，把目光投向造反起家的王效禹。5月9日王效禹任山东革委会主任的文件下发，军委也决定他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5月14日，王效禹在济南第一次接见杨正祥，两人一拍即合，杨完全拜倒在王的脚下。
       徐海地区地方革委会原本应该江苏省管辖，但支左的部队因为属于济南军区，许多需要请示的问题按照管辖程序逐级报到济南军区，也就报到第一政委，就是山东省负责人王效禹那里。
       对于文革中具体的造反组织，许世友、王效禹、吴法宪等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必然影响属下部队负责人。
       还有铁路，徐州铁路分局隶属济南铁路局，干部由济南路局任命。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王效禹自从掌了大权，对上他把济南铁路局暗地划为山东省的下属单位，对下又认为徐州铁路分局既然是济南铁路局的下属，当然成为山东省的下属。徐州铁路分局主要造反组织“火车头红色造反司令部”的司令是杨正祥。
       杨正祥从济南回到徐州，5月17日召开会议传达他与王效禹见面的情况。得到支持的杨正祥18日继续在铁路机务段主持召开大小负责人会议，文革前徐州已经有些名气的肖德宣在会上宣传：“踢派的大方向是正确地，革委会镇压了造反派，革委会和警备区是一回事。你们要敢想、敢干、敢打、敢冲，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跑。造反嘛，越闹的大越好”。会议决定踢派在徐州实施“一打二夺权”的方针。
       说点题外话。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肖德宣任黄伯韬第7兵团所辖44军150师449团上校团长。肖乘机软禁了150师师长赵璧光和448团团长何亚颜，逼迫他俩一同起义，为及时全歼黄伯韬兵团立了功。80年代肖德宣写了一些回忆文章，现在网上有许多关于他的帖子，叙述他是抗战时期打入国军的地下工作者。
       1967年5月的徐州越来越乱，5月31日两派武斗，“踢派”挨了打吃了亏。
       这一时期，因为许世友非常讨厌造反派，受到造反组织的冲击，他躲到南京外，后来以养病为名跑到大别山，家被抄，自顾不暇，无精力再管省内事务。
       王力倒台之前的6月份，要求王效禹到徐海地区了解两派情况，做做工作，王力传达的应该是中央文革的意见。王效禹自认为有了上方宝剑，通过济南军区驻江苏部队和济南铁路局两条线，直接左右徐州等地的文革形势。
       68军隶属济南军区，但军部和202、203师等部队，毕竟在人家江苏省的地盘上。军长张轾秀解放战争期间曾是华野老9纵（27军）的师长，9纵司令许世友。名列副军长第一位的吴怀才和副军长胡贤才原本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与许司令出身相同。几位军领导历史上同许上将关系密切，徐州的一些问题，68军听从许司令的指示。
       1967年7月4日，王效禹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打着中央文革以及视察济南军区驻徐海地区68军的旗号，来到徐州。“支派”因为支持江苏省革委会和徐州革委会，有许世友和68军撑腰，没有理会王效禹。
       而“踢派”属于在野派，上头无人支持。踢派主要负责人杨正祥已经与王效禹挂上了钩，见他来到徐州，当成大救星，马上大肆吹捧。徐州的踢派小报登出“东方红，太阳升，王效禹来到徐州城”。
       王效禹明显倾向支持反许世友的“踢派”，批评指责68军“脚踩两只船”。
       军委办事组主要负责人，为了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认同王效禹在徐州的言行。
       驻徐州的部分部队迅速转弯，转的最快的是空军29师。
       空29师7月11日给空六军、济南军区、空军党委送交报告《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认为“如果不是中央委托王效禹同志亲自来徐对我们进行耐心帮助教育，我们势必越陷越深，将会给党造成更大损失。”并表示“坚决支持‘踢派’的革命行动”等等。
       王效禹在徐州的言行，惹怒了支派。7月12日，支派群众在李金山带领下围住王效禹辩论，批王到徐州搞分裂。已经转弯的空军29师迅速派出部队保卫王效禹，29师在王效禹面前立了功。
       在徐州，王效禹耍手腕搞两面派。7月17日他在驻徐州地区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表示：“革委会，是南京军管会批准的，南京、济南两大军区点头的，夺权是左派，这些我都知道”。并在接见支派代表时说：“革委会我是想保的”。但是两天后的20日，王效禹在接见坚决支持他的踢派代表时授意：“革委会踢不踢，不在于批不批，批了也可以踢”等等。
       正在此时，爆发武汉720事件。毛泽东7月14日抵达武汉，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水利学院传达毛泽东谈话精神，认为钢工总等组织是造反的，由此引发百万雄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战士的不满，大批不满群众和少数部队战士包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驻地，在现场劝阻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挨了打。群众冲了进去，抓住王力打瘸了腿。
       北京的林彪、周恩来非常紧张，不清楚武汉的具体情况，周恩来乘飞机，带领数百8341部队人员飞赴武汉。林彪坐镇北京，调动部署驻在武汉的空军、海军部队。7月22日，首都数万人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回到北京。
       7月24日，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随后，全国各地相继召开大会，这是具有表明态度的原则性大会。
       就在各省市不了解武汉事件真实情况的非常敏感时期，7月22日，军委和中央文革对29师的“初步检查”作出批示，评价“当中央文革小组派去解决徐州问题的王效禹等同志受到威胁时，他们提出：绝对保证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有二十九师的部队在，就有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等等。空29师师长XXX发表讲话，与王效禹的观点一致。
       武汉群众7月20日包围中央代表团被声讨，7月22日军委和中央文革表扬保护王效禹的空军29师。
       在徐州的203师和坦克2师匆忙转变立场，支持王效禹和踢派。如此一来，68军军部几乎被架空。
       徐州踢派于7月24日召开大会，欢呼军委和中央文革对29师的批示，踢派和支派又发生武斗。第二天（25日），徐州驻军武装游行，以29师为主，支持踢派。
       空军上报军委，把29师树为全军支左模范部队。许世友对吴法宪、XXX很有看法。
       说点题外话。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岁月艰难》714页：“到了一九六七年底以后，我就感到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毛泽东、林彪对杨成武的信任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其中真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这本书中，还谈到许世友向毛泽东、林彪上报有关XXX叛徒问题的材料。
       杨余傅事件很复杂，诸多原因。笔者想在此提出的是，1967年底北舰与王效禹的矛盾中，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一致，支持王效禹，李作鹏有意见。关于徐州，军委办事组又与中央文革一致，支持王效禹，许世友很恼火。这些是否也是原因之一呢？
       许世友为什么要写那封有关叛徒问题的材料？估计也有多种原因。其中应该包括这2点，一是1966年6月6日空军召开第11次党委全委会议上，聂凤智站在6常委一边，会议后被批被整的很惨，许世友与聂凤智的关系众所周知。第二点就应该是前面谈到的，空军把坚决支持王效禹的29师树为全军支左模范部队，造成68军的203师和坦克2师也倒向王效禹，支持许世友的徐州革委会垮台，重新在徐州的掌权者专与许世友作对。
       徐州还有一个大单位：华东煤管局（原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该局文革前直接隶属煤炭部和华东局领导，负责管理华东6省的煤矿系统。王效禹明白，插手华东煤管局，就可以间接左右华东6省的煤矿企业。7月23日，在离开徐州的前一天，他接见煤管局的踢、支两派，两派分开接见。当然先接见踢派，听汇报并谈了3个多小时，王效禹当着踢派的面指责煤管局的“东方红公社”和“红旗大队”等支派组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保守”组织。然后用20多分钟接见支派。煤管局副经理夏际霞50年代任淮南市委第二书记兼淮南矿务局局长，1957年反右时被错打成右派，1962年3月甄别。他与王效禹有共同语言，被任命为煤管局革委会主任。其后王效禹在济南多次接见这个不属于山东省领导管理的华东煤管局的人员，下达指示，华东煤管局变相成为山东省的下属。
       王效禹在徐州视察完毕，7月24日回到济南。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讲话中宣传武斗中要“文攻武卫”，第二天（23日），《文汇报》刊登“文攻武卫”的口号，28日，王洪文的上海工总司报纸《工人造反报》发表文章《文攻武卫好的很》。
       王效禹的徐州之行颇有收获，除了68军部，驻徐州的空29师、203师、坦克2师都转向支持踢派，有了底气的王效禹7月底至8月份，在济南连续接见杨正祥等人，7月29日的接见中说：“自卫是要自卫的，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在徐州现在条件很好，3个师支持你们，29师是中央批的，卫戍区在转”，“要准备独立作战，不要依靠在卫戍区会议桌上解决问题，要准备自己单独干”。31日在济南南郊宾馆向杨正祥布置“再发动一个大的攻势，大干起来，打个歼灭战，不搞个大的不彻底”。8月11日、14日接见说：“部队是穿军装的踢派”，“你们的棍子是放不下的，现在是部队扛着，不是扛的棍子，而是扛的枪杆子”，“部队要做适当准备”，“打他个歼灭战，不搞个大的不彻底，徐州还没有搞个很大的”等等。
       回到徐州，杨正祥连续召开会议反复研究。空29师的XXX站在杨正祥踢派的立场上。
       8月23日开始，从驻徐州的部队中调集电台等通讯工具，架设专用电话线。25日，某师师长XXX到踢派总部，根据王效禹的指示研究发枪等问题，随后给踢派下发1400多支枪和弹药，调集上百辆汽车，王效禹在山东临沂、薛城、枣庄组织武斗队伍准备开赴徐州。
       新成立的徐州卫戍区紧跟王效禹，把从支派手中缴获的6卡车武斗凶器，30日全部交给踢派。
       踢派已经准备好了，踢派原定29日召开拥军大会，连续推迟，在等时机准备开战了
       8月31日上午，支派“八三一”召开庆祝该组织成立1周年大会。踢派马上召开已推迟2天的大会，把踢派人员集中在一起。会后游行时两派发生冲突，徐州最大规模的武斗爆发，杨正祥任踢派“围剿”总指挥。
       29师等部队人员不仅拉偏仗，压制支派，随后近20名科至师级干部进入指挥部，参与对支派的围剿。
       连续7天，打死支派17人，上千人负伤，万人被关押，还有4万多人被赶出徐州，“淮海八三一”等支派组织总部转移到了南京。
       徐州两派的武斗，双方都有责任，但是，王效禹把责任完全推到支派一边，上报的材料中都是支派的错误罪行。那位亲自参加会议同意给踢派发枪的师长，在以后的讲话中大谈支派如何挑起武斗，踢派怎样忍耐等等。
       这位迅速转弯倒向王效禹的师长，对68军军长等人不同意仅仅只支持踢派，师长自己说7月下旬“我们三个师的负责同志很着急，如果军不参加，我们也要电报中央”。
       徐州831武斗后果严重，68军党委常委内部分歧尖锐，为此，68军党委常委秘密召开6天半的会议。军长张铚秀、副军长吴怀才等大多数常委认为831事件大方向完全错了。只有2名常委认为大方向完全对，要统一到王效禹的认识上来，只是打击面宽了一点。这2名常委中的1人说：“实事求是就不能支左，支左就不能实事求是”，“枪口对准贫下中农，并不等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看是站在那条路线一边的贫下中农”。大多数常委否定了2位常委的意见，否定了那个“站在那条路线一边的贫下中农”谬论。
       济南军区为了压68军常委转弯，责令常委会搬到济南召开。王效禹参加常委会，68军张铚秀、吴怀才等人责问王效禹：“枪是谁批准发的？”王效禹回答：“不要问了，错了我负责。”
       对于“发枪”打死人这一点，军委办事组和济南军区态度暧昧。
       在高压下，68军多数常委非常不情愿的转弯了，10月19日，召开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杨得志到会讲话。
       王效禹利用这段时机。打跑支派，踢派开始进攻殴打驻徐州城内的陆军部队。1967年11月28日，踢派冲进占领隶属南京军区的徐州军分区大院，把数百军人赶走，还高呼口号：“南京部队滚出徐州城”。
       徐州卫戍区和踢派的“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总指挥部”12月3日联合召开名为“拥军爱民大会”，徐州革委会主任、68军副政委刘汝贤在大会上作检查。当天，反到底总部大量翻印散发这份检查，标明刘汝贤的职务是“68军副政委，原‘徐革会’主任委员”。徐州革委会已经被踢派否认了。
       1968年1月5日，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讲话，会议11日结束。周恩来、康生等人13日接见出席铁路会议的全体代表，周恩来讲话中传达毛泽东对徐州两派的指示：“支持踢派是对的，把支派打垮不好吧。”周恩来、康生当面对68军参加会议的干部韩培成回去后向军领导传达不要再支一派，压一派。韩培成回到济南向有关部门汇报北京会议情况，他的记录本当即被收去，并通知他：你没有传达任务。韩培成乘火车连夜回到徐州，向68军负责人汇报了周恩来讲话精神。
       紧接着王效禹从济南乘飞机赶到徐州参加68军党委扩大会。开始他以无传达任务为借口，不谈周恩来13日关于徐州问题的讲话，后来只说了毛泽东讲话的前半句“支持踢派是对的”。在68军张铚秀等人的追问下，才说：“主席讲把支派统统搞垮不好”，王效禹擅自给加了“统统”两字。并且很自信地说：“我可能有缺点错误，但你们不要幻想我在徐州问题上犯错误”。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关于徐州两派的指示传达后，王效禹和济南军区没有贯彻执行的行动。不甘心的徐州淮海八三一少部分人经过策划，1968年1月29日，也就是农历的腊月30除夕，开始策划在徐州外围爆炸铁路桥。2月4日上午11时，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向总理值班室汇报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2月2日，桃山集至三铺站间铁路被炸坏一处，徐州到桃山集、曹村、大粟园的调度电话中断。这样，徐州至蚌埠间客货运输中断。2月3日，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夹河寨站间老黄河桥被炸坏，陇海线中断。
       被打出徐州的支派，为孤立徐州，在城外截断大动脉铁路津浦线、陇海线，炸毁桥梁。这一行动惊动周恩来，他严厉批评：“谁参加炸桥谁就是反革命。不能笼统讲哪一个组织，不要犯扩大化的错误。”
       2月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并附上铁道部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1968年2月6日，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联名以中发[68]26号文件发布《命令》（简称“中央二六命令”），要求坚决制止徐州支派阻断津浦线的行为，共4条。其中第1条：“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镇压法办。受蒙蔽的群众要立即猛醒，反戈一击有功，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交出凶手，揪出幕后操纵者无罪。”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济南、南京、武汉3个大军区野战部队各派一个团围剿炸桥的支派。武汉军区下属驻河南的1军2师5团接到命令，行动最快。12军、68军各出动一个团，3个团统归68军指挥。
       炸铁路桥的一帮人很快被清剿，军委调驻在青岛附近即墨县马山的67军199师595团到徐州，负责保卫徐州铁路分局管辖范围内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线交通运输安全。595团急速从马山营房经城阳火车站乘专列直奔徐州，部队除了进驻江苏的连云港、徐州等车站外，还进驻位于安徽的津浦线符离集车站和陇海线砀山车站。
       王效禹抓到理由，为了抢在江苏省革委会成立之前，建立属于山东省王效禹领导的江苏省徐州革委会，立即把杨正祥招到济南布置：“到时候了，要赶快，不要再拖”，“一定要赶在江苏前面，二月底建立起来”。王效禹非常清楚，如果江苏省建立了革委会，徐州成立革委会再由山东来批准，那的确名不正言不顺。
       杨正祥迅速回到徐州，昼夜协商，拟定革委会人员组成名单。2月27日连夜赶往济南向王效禹汇报。
       3月1日，经济南军区批准，徐州第二届由踢派独霸的革委会成立，杨正祥任革委会主任。王效禹起名“改组”徐州革委会，他解释：“说改组是为了南京方面容易接受”。
       但王效禹竟私自盗用新华社南京分社的名义向北京发了一个“徐州市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消息。中央电台广播报纸刊登后，南京分社不承认并追查消息来源。为此，新华总社在内部作了检查。
       1968年3月20日，中央发出中发[68]49号文件，批准成立江苏省革委会，许世友掌权。可4月7日、8日连续两天，支持王效禹的数千造反派，又冲进徐州警备区，打伤许多军人，其中有些致残。
       踢派占领徐州，残酷镇压支派，冲击殴打南京军区的部队指战员，徐海地区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王效禹在江苏徐州地区的所做所为，引起许世友的极大愤怒。
       周恩来明白了徐州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王效禹的插手。
       4月12日，中央制定中发[68]59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决定在北京举办江苏徐海地区学习班，同时向济南军区发出电报：徐州支、踢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选派不超过十人的代表，到京解决问题。济南军区向68军转发中央电文时，王效禹把“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中的“革命”两字删去，并指使驻徐州部队中紧跟王效禹的个别负责人拼凑一个假的支派5人代表团，赴京住进西苑旅社。徐州的假支派和真踢派住在北京同一个旅社中，旅社服务员都看出其中猫腻。他们说：其它省两派刚到北京，互相之间横眉冷对，火药味很浓。唯独徐州这两派能够和平共处，亲如手足。
       杨正祥来到北京，多次到京西宾馆与住在那里的王效禹见面。5月3日杨带领属于华东煤管局的《华东煤矿报》踢派记者陈忠煌一起去见王效禹，王对他们说：“不能承认淮海八三一”。
       中央发现问题后，5月13日电示南京军区，通知徐州的真支派“淮海八三一”的5名代表到京。
       周恩来5月6日与杨得志、王效禹谈话，（见周恩来年谱）
       5月23日中央文革会议上，周恩来谈徐海问题。（周恩来年谱）5月份，中央批评了王效禹。
       中央批评王效禹在徐海地区的错误。6月1日，杨得志代表济南军区就连云港的问题作检查。王效禹就徐州问题也作了一个口是心非的检查。
       周恩来7月5日在全国煤炭会议讲话说：“徐州还闹宗派斗争”，“徐州是一派当权即踢派当权，是不对的”。
       可是，由于中央文革支持王效禹，其他人的批评他当耳旁风。
       7月12日中央在北京办的“徐海班”正式开班，解决支派和踢派的问题。王效禹仍旧积极插手徐州问题，继续于7月15日晚上在济南接见杨正祥，杨说徐州最近可能要乱起来。王效禹马上派秘书朱文连夜赴徐州。16日晨到徐州找空29师的XXX了解情况，X告了68军一状。朱文当天返回，17日向王效禹汇报。7月28日，9月26日、30日又单独接见杨正祥、徐锋等人，表示坚决支持他们。
       在王效禹的影响下，徐州又拼凑了一个50人组成的假支派代表团要求参加学习班，到京后不准他们进入学习班所在地政治学院。这些人冲击学院，与北京卫戍区的警卫战士打了起来。
       8月29日，在山东泰安召开驻徐海地区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支持王效禹的68军副军长XXX在会上发言批判南京军区：许世友是支派思潮，毛主席调不动他。泰山比紫金山高，踢派在江苏无立足之地，只有依靠山东。
       9月10日，王效禹在菏泽召见济南铁路局负责人李金亭，李主要汇报按照王效禹的安排由山东向徐州铁路分局派出工宣队支持踢派的情况。杨得志获知后表示：“要派可以，得有解放军参加，办几天学习班”。王效禹根本不听，让李金亭带领工宣队连夜出发。这些人到了徐州，立即上街游行支持踢派。
       山东工宣队在江苏徐州支一派的言行，中央很快知道了。黄永胜给杨得志打电话：“怎么山东的工宣队派到人家江苏去了！叫回去！”杨得志想缓解一下，于是说：“得和王政委研究。”黄永胜回答的很干脆：“研究什么，快回去。”从黄永胜说话的口气和态度来分析，很有可能是周恩来交待他找杨得志的。
       打着济南铁路局的名义派到徐州的工宣队只得返回山东。但王效禹仍旧布置济南军区副参谋长、济南铁路局军管会主任XX发表声明，直接对着徐州铁路分局军管会。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黄永胜、吴法宪等人10月7日接见68军军长张致秀、政委李布德。黄永胜明确表示：“山东更不应该管，徐州不是山东的嘛，是江苏的嘛”。吴法宪直接点名：“王效禹更不应该伸手”。
       1968年10月9日，军委办事组再次接见徐海班领导小组成员。黄永胜说：徐州的问题“两个省都不要管，中央直接在管嘛”。吴法宪接着说：“山东不要管，江苏也不要管，中央直接在管”等等。黄、吴讲话传达徐海班学员后，陈忠煌带上记录稿，马上乘火车到济南交给王效禹。
       毛泽东10月13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时说：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专政。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做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从毛泽东的讲话可以看出，领袖对徐州的一派（踢派）掌权不太满意。
       对领袖讲话中的“还是军队不一致”，需要说明的是：杨得志、袁升平从来不想插手去管徐州的文化大革命，济南军区驻徐州的68军军长张致秀，副军长吴怀才等人以及203师、坦2师、空29师等，开始与许世友基本一致。是王效禹在1967年6月得到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的支持，打着济南军区的旗号，强迫68军等部队转弯。
       军委办事组的李作鹏早就反感王效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也对王有了看法。吴法宪上报军委批准，1968年11月7日将驻徐州机场和连云港白塔埠机场的空军29师调到浙江衢州、笕桥机场，驻衢州空12师调到徐州。支持王效禹的空29师师长XXX等人随部队调离徐州，搬掉了王在徐州驻军中的一块主要基石。
       空29师调到浙江，可下属部队一些陷进踢派泥潭不能自拔的军人以各种理由留在徐州，继续参与地方文革。1969年5月25日纠正王效禹错误的中发[69]26号文件下发，他们仍不醒悟。军委早就发出通知，要求所有私自离开部队流到社会上的人员一律归队，但少数人拒不执行。7月15日，军委办事组决定，原驻徐州空军区队XXX及XXX等5人抗拒军委决议，开除这些人的军籍、党籍和公职，各单位不得挽留。
       说点后话。XXX曾是空军的一员空中战将，抗美援朝时他任空XX师XX团2大队副大队长，1951年XX月XX日的空战中，他驾驶米格-15击落美军F-84飞机1架。文革中转变观点支持王效禹，固然有他自己的原因，但离不开文革大环境这一重要因素。另外1969年开除XXX等人军籍党籍是由黄永胜、吴法宪的军委办事组决定的，不清楚以后这些人是否因为曾受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的“迫害”而落实了政策。
       1968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铁道部谈徐州铁路问题，25日召集徐州两派开会。29日接见徐州两派代表，当天周恩来通知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委会，提出一个人员名单到京开会，解决徐海问题。
       1969年1月11日，周恩来接见驻徐州军队负责人。
       1月22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召开解决徐海问题的会议，济南军区张仁初参加会议。总理在会上严肃批评济南铁路局向中央送交的要求对铁路实行双重领导的报告，批评济南铁路军擅自停止青岛铁路分局革委会工作的决定。济南铁路局的报告和对青岛分局的决定，完全按照王效禹的旨意办理的。
       王效禹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与海军早已针锋相对，又惹怒了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在徐海地区他支一派打一派，成为武斗的幕后策划者，能有好结果吗？这是他倒台的两条主要直接原因之一。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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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三年枭雄王（3）

九、实施反复旧运动
       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直接的主要原因，是鼓动实施“反复旧”运动。反复旧中，与济南军区的矛盾激化升级。
       他为什么要发动反复旧？最初的原因在哪里呢？
       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对王效禹不利，主要有两点：
       1、领袖不满意徐州踢派这一派的掌权，曾亲自批示“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而王效禹在徐州坚决支持踢派，残酷打击支派。
       2、毛泽东认为谭启龙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等等。周恩来插话：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正是王效禹亲自从北京把谭启龙“押”回济南的，他与谭是死对头，千方百计要将谭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彻底打翻在地。
       估计王效禹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心里有些发毛，他要寻找机会改变自己的处境，重塑形象。
       1967年4至5月，王效禹曾与济南军区有过冲突，矛盾根本没有消解。济南军区的一些老将军们一直看不惯王的所作所为，以袁升平为首，主要有王建安、杨国夫、李耀文、张铚秀、况开田、刘涌等人。李水清以前不认识王效禹，1967年1月青岛夺权时遵照军委命令表态支持，王效禹1月底离开青岛到了济南。1968年2月李水清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来到省城，发现王效禹的许多错误，从此与袁升平站在一起，加入济南军区反王阵营。1968年10月份的王效禹，心里清楚他与军委办事组、海军、南京军区的关系也很紧张。
       根据以上事实，笔者分析，这就是王效禹之所以决心实施反复旧的根本原因所在。
       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对贺龙不保了，江青、张春桥、军委办事组的人狠批“三老四帅”的“二月逆流”。黄永胜等人的批判，给王效禹找到了向军队发难的依据。10月31日全会印发有关刘少奇的材料。王效禹认为又来了机会，打算借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山东搞一个影响全国的大运动。他没有胆量明目张胆的对着军委办事组，目标指向南京军区、北海舰队、济南军区中部分老将军。
       王效禹还在济南传播一个消息，准备成立华东军区。1968年11月下旬召开的山东党员代表大会期间，杨保华在王效禹家中谈论九大代表的问题。王效禹突然问：你听说没有，要成立恢复华东局。杨保华回答：没有听说。刘崇玉在旁边说：开了九大，选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各级都要召开党代会，华东局首先恢复。恢复华东局，谁当政委书记？张春桥在中央，地方上还不就数着王效禹了吗？杨保华接着说：那就是说，恢复华东局，王效禹当华东局书记，政委是没问题了。一帮人正在谈论的兴高采烈时，韩金海一头撞进来，杨保华马上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他：“告诉你一件特大喜讯，华东局要恢复，王效禹当书记政委，将来我们都要在华东局领导下工作了”。王主任坐在一边笑而不语。
       以什么方式来名正言顺实施他的计划？王效禹如何想到反复旧这一名称？这要从头说起。
       1968年，省会济南掌权的造反派主要分为两大派：一为韩金海的省革委派，另外是杨恩华的市革委派。
       韩金海任省革委副主任，把持山工总。铁杆弟兄有省革委常委张美智、刘长茂，济南文攻武卫司令孟庆芝、山工总常委穆悦奎等一帮混混级的人物，简称“韩派”。
       杨恩华占据济南地方。当时济南市革委会主任由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傅建吾担任，傅听王效禹调遣，但对韩金海、杨恩华不买账，不参与两派的争斗。杨恩华是济南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以他为首，拉拢济南市革委常委常山林等人，以及各区、各大工厂企业掌权的造反派自成体系，简称“杨派”。
       文革中的王效禹手下有“三杨”：青岛杨保华、徐州杨正祥、济南杨恩华。这3位都是青年造反派，能打能冲，为王效禹立下汗马功劳，对社会和老百姓犯下重罪。
       济南韩、杨两派矛盾重重，正符合王效禹的需要，他利用两派的冲突而互相制约，互相监督。韩、杨两人为了自己能站住脚，都千方百计讨好王主任。在解决肥城问题时，杨派胜了，韩派败了，韩派不服。
       1968年5月中央批评王效禹插手江苏徐海地区，为了稳住紧邻徐州的山东临沂地区，他8月份亲自布置韩金海的韩派人员带领省工宣队到临沂搞武斗，韩金海等人在那呆了几个月。
       10月中下旬，王效禹在北京参加十二中全会，韩金海等人在临沂。此时，杨恩华一派独占济南发号施令。韩派的孟庆芝、穆悦奎等人跑到临沂向韩金海告急，刘长茂在电话中向韩金海哭诉。韩金海马上赶回省城，在山工总开会研究对策，为了反击杨派，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和理由。
       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的第二天（14日），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审阅的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中有一大段关于“反对复旧”的论述，摘录如下：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
                        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是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
                        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
                        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
                        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阶级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
                        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
                        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
                        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
                        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
                        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社论发表前姚文元送毛泽东，原安排在第4期《红旗》杂志目录中的第4篇。第1篇毛泽东题词，第2篇林彪讲话，第3篇两报一刊国庆社论。毛泽东把“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社论改为第1篇，可见领袖之重视。
       这篇毛泽东审阅的重要社论，成为王效禹、韩金海大规模发起“反复旧”运动的主要依据。
       文革后，武汉著名造反派吴焱金口述的回忆录中谈到，1969年5月因为湖北学习山东反复旧，中央在北京办的湖北学习班与山东版同在京西宾馆，吴焱金和胡厚民等人拜访王效禹时问：“您是济南军区政委、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你们在山东搞反复旧，中央到底给您交过什么底？”王效禹说：“没得底，就是看到《红旗》杂志第四期上面有一句话。”
       九大上，军队司令和革委会主任因为反复旧的问题对王效禹群起而攻之，毛泽东仍旧持“保”的态度，估计主要原因之一在此。
       山工总会议上，决定韩金海、孟庆芝、乔世俊、穆悦奎到北京找王效禹。因为八届十二中全会不准随便找人，韩金海在电话中向王效禹告状。王答复：济南市恐怕是搞了复旧，你们先回去做些调查，我回去后再处理。
       韩金海从北京回到济南，1968年10月20日挂出“反复旧”的旗号，在韩的起家之地济南印刷厂召开23个工厂参加的现场“反复旧誓师大会”。对于韩金海开展的反复旧，济南军区和省革委在省城的李水清、赵修德、张子石、傅建吾等人认为不妥，李水清发表讲话明确表示反对。
       中央全会结束，11月1日王效禹回来，下午先听取韩金海、刘崇玉等人汇报，研究商议有关情况，反复旧这个旗号正符合王效禹的心意。
       11月2日，济南市召开庆祝发表八届十二中公报的军民大会，王效禹在讲话中说：“如果不击溃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企图干扰和破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提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种反动思潮”。2日他继续在在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省革委常委会上重点谈“二月逆流”问题。3日上午与韩金海策划，下午听取孔世君、田雨汇报，晚上和傅建吾、杨恩华谈话。4日继续开会和谈话后，决定开展“反复旧运动”。
       但王效禹和韩金海的目的根本不同，王的目标向南京军区、济南军区、北海舰队发难，他异想天开的打算以此运动搞乱军区，引起中央重视，达到改组济南军区和北舰的目的。从而增加自身的政治资本，为当上他梦中的华东军区政委铺路。韩金海没有如此“远大理想”，他的目标完全对着杨恩华的济南派，要杀杀杨派威风。
       11月10日，张春桥、王洪文掌控的著名上海帮派报纸《工人造反报》第181期发表“学习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文章《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摘录其中部分内容：
       “彻底批判‘二月逆流’，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谭震林等为代表的一小伙人，掀起了一股‘二月逆流’，今春又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
       “‘二月逆流’的干将借口‘保户老干部’，妄图否定毛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路线”。
       “‘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还恶毒地倒打一耙，妄图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戴上‘乱军’的罪名”。
       “关于反对复旧问题，复旧是存在的，但这是很少数单位的问题”等等。
       这篇文章，王效禹极为欣赏，他找到上海这个支持者。山东的各种“学习材料”大量转载。
       王效禹实施反复旧的内容，基本取决于毛泽东审阅的红旗杂志和上海《工人造反报》等文章。主要有：
       1、老干部掌权的单位，都有复旧嫌疑，《红旗》杂志说“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
       2、全力突击造反派入党。《红旗》社论中强调“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阶级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
       3、批判多中心论。在山东省，包括济南军区，只能以王效禹为核心。《红旗》中有“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4、以批判二月逆流为名，矛头指向济南军区。《工人造反报》的文章宣传“今春又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文章指责“‘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还恶毒地倒打一耙，妄图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戴上‘乱军’的罪名”等等。
       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经历，王效禹已经觉察到，军队和地方大多数老干部，对王效禹存有戒心。对王顺从的，只有一帮造反派。九大就要召开了，王效禹所能依靠的就是这帮无政治斗争和官场经验的年轻人。为了使他们能为自己卖命，充分发挥作用，解决这些人的党籍问题，是一个捷径，能刺激这些人的积极性，也为将来组建他能完全控制的山东省委打基础。
       60年代入党，一个主要的基本条件是“出身”。可跟随王效禹的一帮造反派们，很多人出身成问题，并且一些人本身曾经是社会上的“混混级”人物，有的还有犯罪记录。可他们反抗精神很强，有些人从社会底层造反到了领导岗位，所以非常感谢王效禹，对王忠心耿耿。按照《红旗》社论的口气，王效禹把他们标榜为“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阶级斗争”的造反派。
       要把这些人拉入党内，存在很多障碍。有些是王效禹自己造成的。
       1968年2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以及军委办事组和驻山东部队部分人的配合下，王效禹连续取得针对海军和南京军区的胜利，对济南军区中倾向他的人有了好感。
       王效禹知道追随他的一些造反派的毛病。1966年底到1967年初在青岛造反时，有些正派的大学生造反派XXX等人非常反感XXX等一些混混级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曾问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人？王效禹回答：这些人能冲能打，关键时刻，稍一鼓动，就能冲上去。当年搞土改的时候，有些地方的贫下中农比较老实，难于发动。就是利用流氓无产者，先打开局面，群众发动起来了，再教育和处理这些流氓无产者。
       对一些造反派，王效禹想了解他们的底细。1968年2月17日，省革委召开“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大会”（简称“省革代会”）。会议刚开始，王效禹对在省革委任职的军人赵修德、陈风来说：“要尽快组织一个班子，将新旧领导班子的成员审查一下”。并交待：这个班子由他本人和支左军代表赵修德、陈风来、秦洪洲4人负责，工作人员不要地方的参加，全从军队抽。陈风来专门向杨得志汇报后，从军内各单位抽调师职干部1名，团职干部6名，其他干部6名，3月初组成审查小组，组长由淄博武装部副政委XXX担任，隶属省革委政治部。成立后的8个月中，分两批审查了一些省革委委员和机关领导小组成员，给部分成为各级领导的造反派建立了档案。
       1968年3月下旬，军委办事组换了人，少了重要一方的支持，王效禹逐渐走下坡路，他对军队不感冒了。
       毛泽东审阅的1968年10月《红旗》杂志社论，就是要求发展文革中的造反派入党。王效禹打着这个旗号，要把他的死党造反派拉入党内。但一些人不仅出身有问题，在省革委政治部审查小组的档案中还有许多劣迹斑斑的记录，这可麻烦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从10月31日到11月12日，中央连续发出6份正式文件：
       152号文件：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
       153号文件：12中全会传达及文件处理的通知。
       154号文件：新党章草案。
       155号文件：关于审查刘少奇的报告。
       156号文件：转发有关12中全会北京和张春桥的两个报告。毛泽东批示：此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
       157号文件：关于九大代表年龄上应包括老中青等规定。
       这些文件，王效禹加以充分利用。
       山东反复旧11月5日拉开序幕，这天王效禹带领韩金海、孟庆芝等人到济南车辆制修社搞试点，抓典型。
       然后，开始反复旧的第一个大战役，把矛头指向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的审查小组。
       济南革委会副主任张廷藻布置，市革委常委XXX和市革委材料组的山师串连兵XXX为首，从济南12中、16中、28中、铁路技校这4所中学调集红卫兵学生共23人组成济南市红代会反复旧调查组，11月11日冲进省革委组织组，查封黑材料。省革委政治部的人没接到任何通知，面对突然从进来的红卫兵，拒不交出钥匙。王效禹把组织组的人叫去，命令他们把门打开，让红卫兵检查。13日，红卫兵以发现有杨恩华、张廷藻等人的黑材料为名，查封组织组下属的材料组。王效禹召集省革委机关全体人员开会，说明情况。
       张廷藻等人把查封材料的情况写了书面报告。王效禹11月19日在报告上批示：“吸收若干方面的代表把那些黑材料整理后烧掉。”就这样，审查小组调集的文革前和重新调查整理的全部档案材料付之一炬。
       11月11日，杨恩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王效禹找杨恩华和韩金海谈话，要求两人团结一致，共同反复旧。以杨恩华为主，在山工总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发展韩金海等人入党。韩金海的入党手续成为典型，山工总临时党支部通过后，由山工总总部作为上级部门审查盖章批准韩金海等人入党，山工总是一个群众造反组织。
       王效禹钦点的山东省九大代表名单出来时，因为分管省革委政治部的赵修德对韩金海的历史有疑问，此时还没有发展韩金海入党，王效禹预留了九大代表名额。韩金海办了入党手续，马上补为九大代表。
       第一战役取得胜利，大批历史上没问题和有问题的造反派，统统可以入党了。
       王效禹的反复旧与反济南军区是搅在一起的。为了说明这一情况，做点简单介绍。
       全国夺权成功的省市共6个（包括青岛）。夺权后上海市一把手张春桥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山西刘格平是个老资格，先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宁夏政府主席，后调任山西副省长；黑龙江潘复生曾任河南省委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贵州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只有山东的王效禹是个副市级。以后建立的省级革委会配备的一把手，都是原来省军级以上的领导。上世纪50年代“反右”中，王效禹成为右倾人物，这又是他的劣势。
       196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第68次常委会议研究干部任免等事项。5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发布命令，上述5人在大军区都有了职务。张春桥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效禹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格平和潘复生分别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李再含升任昆明军区副政委。这5人中有4人在任职的大军区发挥不出大作用。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四眼想管事可没人理他。刘、潘、李不是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说了不算。军区所属的野战军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不听。
       就是王效禹所在的济南军区，杨得志算个老实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心计，又没有许司令那样的霸气，王是第一政委，还是山东省的一把手，他起的作用可就大了。
       在对待王效禹的态度上，济南军区负责人不一致，军区的一些老将军对于王效禹的一些胡作非为很有看法，以政委袁升平为代表的一些人，抵制王的一些错误做法。文革后袁升平在口述的回忆录中谈到，王效禹策划操纵的1967年5月7日济南大武斗，确立了他对王的反感。王效禹把袁升平等人视为眼中钉，经常唆使造反组织去找茬。在济南军区领导层内，王只得到副司令员XXX等少数人的支持。
       下属各军级单位态度也不一样。
       坚决支持的为67军。明显站在王效禹一边的有军政委XXX等人。
       排第二位的为省军区，开始司令员童国贵、政委何志远是支持的，很快两人发现王效禹的毛病，与王拉开了距离。但省军区内一些人还是站在王的一边，突出的有副司令员XXX，还有副政委XXX、副参谋长XXX等人。
       反对的有68军军部及204师等部队，济南军区后勤部、装甲兵等军级单位。
       从1967年4月开始，王效禹先后向北海舰队、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徐州68军、昌潍军分区、临沂军分区、徐州军分区和204师等部队发动攻势，取得连续“胜利”。看到军队中一批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冲出来的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挨批挨斗，王主任确实有些趾高气扬。
       杨得志不想惹是生非。为了协调济南军区和省革委的关系，他派副司令员杨国夫参加山东省革委会的工作。杨副司令抗战时历任清河军区、渤海军区司令员，是王效禹抗战时期的老上级。其实杨国夫对王效禹的所作所为也看不惯，但老司令高姿态，当配角，负责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工作。可老下级王效禹为了折腾济南军区，不仅不给老领导面子，还拿老司令开刀。
       实施反复旧，最大的障碍就是济南军区。为此1968年11月，他向山东最大的阻力济南军区发难。
       王效禹11月12日以教训的口气致信济南军区党委常委，为他的反复旧鸣锣开道。信中提出4个问题，认为“二月逆流影响山东”，“有的同志想为二月逆流翻案”。“反对省革委和各级革委的邪风，在山东刮了已近6个月”，“济南部队党委看到这样严重的问题，而不认真对待，就不太合适了。”信中公开批“三支两军办公室有鬼”，指责军区后勤部和装甲兵的负责人。提出济南军区支左军人如成为九大代表，军区定下后要省革委商量后再报。
       王效禹先在省革委党员常委会宣读这封信，会议没有通知杨得志，何志远、陈风来等军人常委参加。随后布置打印20份，发给济南军区党委各常委，他还指定发给省军区的XXX和XXX各一份。11月12日同一天，王效禹还以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批示了十几封军内人员支持王效禹的来信，进一步给济南军区党委施压。
       对于12日王效禹发出的致济南军区党委常委的信件，济南军区没有回音。他不甘心，采取进一步行动。
       2010年12月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刊登济南作者丁龙嘉的文章《山东文革中的“反复旧”》，提到王效禹看了中发[67]156号文件中转发的张春桥报告，向中央送交报告，摘录丁先生的文章：
                            11月14日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呈上一份
                     报告。内中称，“我在传达中，遵照中央的规定，对‘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没
                     有点名。从山东的情况看，还是点名好。特别是军队中，不少人对‘二月逆流’
                     中‘支左’的错误不仅不认账，而且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刮得很大。点了
                     他们的名，对于促进犯错误的同志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上来；对于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对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都是很有好处的”，“近日，我们即照春桥同志的做法，召开较大的会
                     议，深入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
                            上述两份报告送上后，至今没有发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同意的批示。
       感谢丁龙嘉提供这份重要的资料。
       笔者认为，这是一份典型的先斩后奏报告，王效禹经常使用的手法。因为11月5日济南正式开始反复旧，11月11日进行反复旧的第一大战役，也就是冲击接管省革委政治部材料组，11月12日王效禹又发出致济南军区党委常委的一封信。他已经把事情闹大，造出了声势。济南军区直通中央和军委，不是王效禹个人所能左右的。他这才向中央请示汇报，挂出批二月逆流的旗号，使反复旧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以便日后为自己开脱留条后路。
       中央不表态，可以理解为不反对。这使王效禹有胆量敢于批评反对反复旧运动的各大军区和省市负责人。
       山东省革委1968年11月下旬在济南召开全省县以上党员代表大会，11月20日杨保华带领鞠维信和青岛台东区的XXX，四方机车厂XXX等人参加会议。在青岛马上就要上火车了，才想起XXX等人还不是党员，去参加全省的党员代表大会似乎有些不妥当。他临时遇到市革委非党员办事员XXX，命令他急速办理审批这些人的入党手续。上了火车，杨保华对XXX等人宣布：现在你们已经是党员了，从这个月开始，可以交党费了。
       11月21日晚间杨保华到王效禹家中，王对杨说：“杨国夫这个人保早了”，“从今年春天到处乱窜，搞翻案活动。这次揭杨国夫的盖子，军区一定是不敢揭，最好是省革委常委和各地市领导人一起开会来搞。”两人下楼，王让秘书XX拿出11月12日写给济南军区党委的信件给杨保华看。杨看后问王效禹：是不是按这封信内容发一个声明？王点头同意。杨保华回到南郊，22日与傅建吾、刘崇玉等人共同商议，由青岛XXX起草了第一稿，杨保华修改后送交王效禹，王再做修改。11月23日，青岛、济南两个代表团联合发表《中共山东省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会议济南代表团、青岛代表团关于目前山东形势的严正声明》，支持王效禹，批判军队的支左问题。1969年5月，九大后北京27人学习班上，王效禹不承认联合声明是他授意的。杨保华真急眼了，面对中央领导，他不想替主子背这个黑锅继续惹怒康生、黄永胜以及杨得志、袁升平等人，当场坦白起草的过程，把王效禹揭发的满头大汗，狼狈不堪。
       1968年11月24日，山东省召开省革委全委扩大会议，王效禹开始筹划针对济南军区的第二战役。会议开始不久，王效禹对韩金海说：“看来省革委这个权不在我们手里，生产指挥部杨国夫大搞独立王国”，“要组织工宣队进去”。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虽然由一些紧跟王效禹的学生红卫兵控制，但很不得力。12月3日全委会议结束，通过决议《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以鲁革发[68]310号文件下发，正式决定在全省开展反复旧运动。
       韩金海、刘崇玉12月3日在王效禹家中会客室召开会议，杨恩华、孟庆芝、穆悦奎等人参加，决定组建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组织组和生产指挥部。韩金海讲话：“准备派工宣队进驻组织组、生产指挥部”，当场指定穆悦奎任进驻政治部组织组工宣队的队长。孟庆芝在会上讲：“让你们去做大官，当厅局长了，好好干，没有错。”
       12月4日，由文攻武卫、山工总、济工总出面，调济南机车厂、汽车总厂、山东化工厂、机床1厂、小清河航运局等单位70多人成立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工宣队，队长韩金海，副队长张美智。
       5日在济工总第2会议室召开全体会议，进行“战前”动员。韩金海讲话：“现在山东、济南形势很紧张，有人为二月逆流翻案，把矛头指向了效禹同志”等等。刘崇玉也讲了话。当天下午，工宣队带领助威的约千名人员，前面三轮摩托车开道，紧跟着5辆宣传车，后面30多辆汽车，浩浩荡荡冲进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到那里宣布了夺权声明，基本内容3条，第1条：一切大权归工宣队。工宣队主要批判杨国夫。
       同日，穆悦奎也带领4男1女共5人工宣队，从王效禹家中乘车进驻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第二天（6日），工宣队宣布：“根据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进驻组织组。从即日起，组织组的一切大权归宣传队，处理任何问题，不经工宣队批准，一律无效。”
       工宣队到省革委组织组夺权后，向刘崇玉汇报：“现在材料组的人都走了怎么办？”这些人是济南军区干部部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的现役军人，已经回到部队。刘崇玉答复：“把黑材料组的正副组长都揪来，先进行批斗”，“不管穿什么衣服的，一样斗”。穆悦奎等人把材料组长、副师职军人XXX从淄博武装部揪回来进行批斗。
       1968年3月27日，王效禹曾致信济南和山东省两级军区党委常委，提出以后不要再呼喊“向王效禹学习”等口号。第二天（28日），他在济南军区第三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专门谈到：“昨天我向革命委员会、军区、省军区的常委写了一封信，就是这几天我参加了几个会，会上有那么几个口号：向王效禹学习呀！向王效禹致敬呀！我说这些口号，还是建议同志们以后不这样的呼。”
       王效禹的这封装模作样的“谦虚”信件发出8个月之后，济南军区1968年12月份召开四好连队代表大会。大会口号单上原有支持王效禹等一类的口号，被XX副司令员删去。12月7日，杨保华通过军区前卫文工团的XXX拿到一份闭幕式的口号单，发现上面没有支持王效禹的口号，马上送到王的家中。当天晚上，还有韩金海、杨恩华、张廷藻等人在场。作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王效禹，指令他的这几个死党亲信连夜组织4万人，第二天（8日）冲击大会闭幕式，在大会操场上演丑化军区负责人的活报剧。杨保华向济南革委会借了辆安装好大喇叭的宣传车，并且派车把在济南参加省革委召开的县以上党员大会代表拉到会场参与冲击。
       1969年5月在北京办的27人学习班上，中央领导问王效禹知不知道冲击军区会场的事情，王矢口否认。在杨保华、杨恩华等人的揭发作证下，他这才哑口无言。
       1968年12月山东省军区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王效禹以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的名义参加会议。会议起草决议，他把11月12日致济南军区常委信件的内容写进其中，以省军区会议向济南军区施压。济南军区没有在此问题上计较，高姿态批转了省军区党代会的决议，王效禹打算挑起两级军区冲突的企图没有实现。
       11月下旬召开的山东省县以上革委党员代表会实际上取代中共山东省党代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一是确定九大代表，二是反复旧。王效禹、杨保华、国恕连、杨恩华、鞠维信、高志宏等众多造反派成为九大代表。
       同一时期，济南军区也召开党代会，确定九大代表。王效禹对济南军区的态度激怒大多数的老将军们，他虽然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和第一书记，但属于绝对少数。军区中坚决反王效禹的袁升平、李水清、张铚秀、况开田、刘涌等人都成为九大代表，而支持他的老资格副司令员XXX却落选。王效禹被杨得志结结实实地软顶了一次。
       王效禹施展他的权利，提出如果XXX不能成为九大代表，况开田等人也得拿下。杨得志等人让了一步，XXX成为九大代表。
       王效禹还不甘心，耍开低档次的小手腕。11月指使各地市支左军人中倾向他的革委会负责人，以向济南军区联合汇报工作为名，给杨得志、袁升平提了几个小时的意见，一直到下半夜。这些人有泰安军分区XXX，聊城军分区XXX，菏泽军分区副XX等人。同时他找一些山东驻军负责人谈话，除了上述几个军分区的人之外，还有67军的XXX等人。
       12月9日王效禹讲话直接点名：“从二三夺权以来，在新机构里，杨国夫作了许多坏事，济南部队支左指挥部有问题”，“要使大家认识，把杨国夫的盖子揭开还是很艰巨的，今年不同于去年，因军内情况和形势不一样了。”
       请注意这段话，“今年”是指1968年，“去年”就是1967年，为什么“军内情况和形势不一样了”？值得推敲。其中有一个明显的不一样，军委办事组换人了，不倾向不支持王效禹了。
       这期间，王效禹支持军工厂中他的一派进行武斗。7313工厂两派武斗打死了人，王效禹指使军内四大单位人员抬着尸体游街示威，大闹后勤部，最后把尸体抬到济南军区后勤部长况开田家中的床上，开国将军况部长家中私人财物被洗劫一空。
       1968年12月的一天，杨得志、袁升平两人19时一起到王效禹家中商议有关问题，秘书朱文上楼通知王效禹，他拖着不下来。杨、袁两人在楼下的会客室等了半个小时，秘书朱文实在坐不住了，第2次上楼告知王效禹，他才慢慢下来。1969年1月的某天，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勃19时30分到王效禹家中，等了1个多小时，他始终不下楼。最后，叫刘崇玉下来把李勃打发走了。
       反复旧开始后，王效禹连续发动的两个大战役都胜利了，之所以取胜的原因之一在于济南军区没有坚决反击。
       第1大战役是11月11日红卫兵进驻省革委政治部，矛头对着分管政治部的省革委副主任、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以及完全由济南军区支左军人掌管的省革委政治部审查小组。
       第2大战役是12月5日工宣队到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夺权，矛头对着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
       12月15日是个星期天，要开批判会。王效禹提前布置好了，会前他明确授意韩金海、杨恩华、张廷藻等人：对赵修德“我在会上越保，你们就越斗。”
       为了不让会议批判和口号声音传出房间，选了15日这个星期天的休息日，会议安排在省革委地下室的一个房间进行，赵修德到会。会上呼喊“打倒杨国夫、赵修德”的口号。
       王效禹在会上说：“不要批判赵修德了，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还是支持我们的。”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王效禹说：“今天这个会，不是什么斗争会，而是谈心会。材料组的事我是知道的，你们再这样搞（指批斗赵修德）方向就错了，我就不支持你们了。”
       王效禹要发起第三战役，文攻武卫接管公安系统。济南文攻武卫，已经成为他的私人的准军事部队了。
       文革夺权后，机构精简调整，公安、法院、检察3家合为一家，实际以公安为主，公安下面有派出所，负责社会治安。公检法联合成立省革委直属的政法部革委会，原省公安厅的花光隆为一把手。
       1967年12月9日，中央发出中发[67]379号文件《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王效禹对此一直有抵触情绪。花光隆的省政法部完全听命于他，王效禹担心军管后他指挥不灵，以山东夺权早，已经有了政法部革委会，再有军管会就冲突等等为理由，不准军管。后来勉强同意，1968年2月16日，济南公安机关实行军管。
       济南文攻武卫完全控制在王效禹手中，这次利用反复旧，要以文攻武卫取代公安。
       1968年12月16日，韩金海、孟庆芝等人经过商议，决定文攻武卫接管公安派出所。12月17日凌晨2点，济南文攻武卫“司令”孟庆芝在王效禹家中，对红旗区（原市中区）革委会常委XXX，区文攻武卫负责人XXX等人说：“现在派出所整了省市革委负责人黑材料，妄图颠覆省市革委，那里复旧很厉害，要把权夺过来。早上7点半以前必须进去，档案材料要全部查封”等等，要他们进驻官驿街派出所。文攻武卫进驻后，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派出所20多名民警全部集中关押到楼上，办了3个多月的学习班。
       随后，红旗区文攻武卫XXX接到孟庆芝的文攻武卫“总参谋长”李志江从王效禹家中打来的电话，要他带人查封红旗区公安分局军管组的档案材料，同时交代：“要对军管会绝对保密。”
       王效禹实施的文攻武卫试探性接管红旗区公安的情况，济南军区没有太大反应，接管公安的工作全面铺开。
       1969年1月7日，文攻武卫的李志江到市公安局，命令公安局以“指挥部”的名义写报告，要求文攻武卫进驻公安机关。1月10日，在庆祝济南文攻武卫成立1周年大会上，杨恩华讲话，中心话题之一是要文攻武卫担负起改造公检法的任务。杨恩华大讲特讲文攻武卫，此时的他根本没有预料到，40天后，他也被抓到文攻武卫的牢房中，被好好“改造”了一番。
       1月16日，济南市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傅建吾，市革委第一副主任杨恩华，济南文攻武卫参谋长李志江3人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成立济南市革委会区街公安派出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杨恩华讲话布置文攻武卫、派出所、街道造反派结合起来，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公检法的权夺过来。XXX说：不能受军管框框的束缚，不能抱住军管框框不放。中央的军管命令1年多了，情况发展了，要适应新的情况。
       新成立的济南市革委会区街公安派出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共有10名成员，文攻武卫6人，市公安局3人，公安军管会1人。小组受文攻武卫司令孟庆芝领导，组长由文攻武卫的李志江担任。
       1月25日，以文攻武卫179人为主，加上其他人员，一起乘汽车在济南游行，然后进驻全市4区的38个派出所。文攻武卫代替军管会，掌管了济南的专政机构。
       山东的反复旧运动中，出现一个造反派内讧的插曲——著名的济南“四根油条事件”。
       在济南首先发起反复旧的是韩金海，他的目标原本对着同一营垒中的另一派杨恩华的杨派。王效禹11月初回来决定大规模实施反复旧，在他的压力下，济南的“韩派”与“杨派”尚能共同对外。在取得一连串“胜利”之后，两派又开始勾心斗角。
       1969年1月26日，为买4根油条，杨派干将、济南革委会常委常山林与大明湖边炸油条的女工XXX冲突，常山林威胁要把XXX从单位开除。那年月造反，锻炼出了一些人，马女士也是敢说的人，她写了多封信向省市革委会告状，其中一封信落到韩派骨干孟庆芝的手里。
       韩派的人员拿此事大做文章，把马女士标榜为“反复旧”的代表人物。
       同一天的1月26日，青岛又出大事了，王效禹嫡系死党杨保华调动文攻武卫武装攻打海军潜艇士兵学。前面已介绍，中央文革予以批评。
       王效禹需要找替罪羊，以转移中央的注意力。从“临沂事件”到“反复旧”，韩金海为王效禹冲锋陷阵，比杨恩华作用大。杨恩华2月4日又搞出个1600斤的“面粉事件”，惹火了王效禹。他决定拿杨恩华开刀。
       2月7日，济南市工总召开政工会议，山工总“韩派”大员到会，大力宣传表扬马女士，批斗会上刘长茂的老婆XXX打了杨恩华。与杨恩华关系很好的泰安国恕连到王效禹处批评山工总的打人行为，王效禹更认为杨恩华搞串联与自己作对。2月28日，傅建吾、韩金海、孟庆芝等人在黄台电厂召开大会，文攻武卫抓捕常山林以及济南汽车总厂革委会主任尹昭瑞等7名“杨派”人员，以男女作风问题扣留杨恩华，韩金海可出气了。
       随后，王效禹给周恩来打电话，谎报杨恩华等人策划准备炸毁发电厂。对王效禹欺上瞒下有所察觉的周恩来根本没有表态，可王对外说上报周恩来同意。按王效禹指令济南撤销杨恩华“九大”代表，换上王的嫡系赵星元，同时开除常山林等人党籍。王对赵说：“段福兴不是卖小鱼的吗，怎么还能当省革委委员呢？卖油条的为什么不能当常委？”“明天在市革委通过以下”。XXX离开大明湖边油条摊到机关上班去了，她被戏称“四根油条常委”。此会议成为文革中济南著名的“四根油条政工会议”。
       杨保华在青岛授意驻商业工宣队2月2日炮制一份《把地下司令部挖出来示众》的报告，抓了几个与攻打潜士校事件根本无任何联系的供销系统XXX，省外贸畜产贾金生，青岛医学院XXX等人，发动全市批判，定性为“青岛地下黑司令部”。这3人，都是青岛干部中的早期造反派，贾、X两人还是老干部，贾金生曾与王效禹关系不错。
       1968年11月开始，在王效禹的策划推动下，反复旧运动在山东省逐步全面铺开。
       反复旧初期，为了给全省树典型，王效禹抓了点理由，于1968年11月13日首先批准撤销泰安地区革委会主任房众夫（原地委副书记）的职务，换上军代表李毅之。有了样板，山东各地一些老造反重新夺权，只要是原老干部掌权的单位，基本都属于复旧行列。全省短时间内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又陷入混乱之中。
       青岛杨保华因为“思想不解放”，王效禹在1968年11月14日的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骂了杨保华一顿。16日回到青岛，杨保华仿照济南也导演了一出冲击市革委政治部的闹剧，批判市革委常委、政法部负责人XXX等人整造反派黑材料。因为市革委委员于景瑞出身和本人都有问题，市革委二把手67军政委、市革委第一副主任王金泉不同意于入党，王效禹、杨保华直接与王金泉顶牛。
       青岛市1968年11月17日召开市革委全委扩大会议，杨保华按照王效禹的布置造舆论的内容，在会上发表长篇大论，鼓吹反复旧，此即著名的“1117讲话”。对于这篇讲话，王效禹安排济南印刷厂大量铅印，全省全国散发，广造舆论。
       湖北、陕西、浙江、山西、西藏等地的造反派从山东学会了“反复旧”的一套，开始行动。
       1969年初湖北造反派胡厚民到青岛向杨保华取经，回到武汉立即反复旧。“九大”开幕，4月11日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打着反复旧的旗号，向张体学发难。5月7日冲击湖北省革委会，要打倒张体学。张战争年代一直在部队，出生入死，中原突围中是李先念的老部下，周恩来信任的人。
       江苏徐州的杨正祥等人迅速行动，以反复旧为名，指挥造反派疯狂冲击部队及军管会。1969年1月14日，冲进徐州警备区，砸烂警备区大门并焚烧牌子。紧接着27日冲击公安局，将军管会孙主任打成重伤。
       福建的老造反借反复旧，重新拉组织抢武器并且打死了人。“九大”前夕，社会需要体现团安定，韩先楚及时出手，予以镇压。王效禹指责福建是军人掌权，造反派没有活路。“九大”小组会上福州军区当面批判王效禹直接插手福建地区，会后王效禹布置韩金海、杨保华、鞠维信向中央写信反驳福州军区。
       江西程世清把搞反复旧的省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浪撤职查办。程世清原任驻山东26军政委，王效禹说“江西省革命领导人是我派去的”，“到了江西变右了”。
       1968年12月12日，河南革委会三巨头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召开全省地市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刘建勋开头就讲：“今天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总结报告，前天王政委（王新）的讲话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总结。这里，我只就最近议论较多的反复旧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在全省的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妖风，这股妖风就是利用反复旧这个革命口号刮起来的”，“这股妖风刮遍了全省。有的地方，几个反动的多中心论者经过周密的计划，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了全城，喇叭上街，揪斗革委会的工作人员”等等。刘、王、纪3人点名批实施反复旧的造反派。王效禹在山东讲话批刘建勋和纪登奎是“干部上台，思想回潮”，“右的表现”。他还布置《大众日报》发表专门针对河南的两篇文章《秋后算账派可以休矣》和《彻底砸烂唯成分论》。
       山西造反派印发杨保华反复旧的讲话，要刘格平向杨保华学习。
       甘肃著名造反派张恒云12月专门到青岛向杨保华取经，1969年1月10日，兰州热电厂大量印发《紧急呼吁》，20日兰州文革小报《工人战报》转载浙江《金华日报》刊登的杨保华“1117讲话”。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冼恒汉1月22日在省革委召开的兰州地区工宣队、军宣队、县以上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会议讲话斥责说：“有些工宣队、军宣队对当前兰州地区出现的一股反动逆流，要求兰州地区、省革委会讲一讲”，“兰州市这个月的10号出现了一张《紧急呼吁》的大字报，说是‘打击了造反派’，‘复旧’”，“这个总后台，他们说是张、冼，就是张达志、冼恒汉。好，我们等待他来揪”。“一个《工人战报》大量散发，把山东杨某的讲话，在一些单位，作为学习班的文件，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依据，以这个来代替毛主席的批示和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命委员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代替十二中全会公报，代替元旦社论。杨某的讲话是错误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等等。冼狠批兰州工代会按照山东、青岛反复旧的宣传资料，准备在甘肃实施反复旧的活动。得知兰州军区对山东反复旧的态度，杨保华和鞠维信在济南发表谈话，认为兰州军区“镇压造反派了”，准备以青岛市革委会名义公函兰州军区。
       一些省市造反派效仿王效禹的反复旧重新开始折腾，社会秩序又陷于混乱，直接影响生产运输。例如国家重点企业山东923（胜利）油田，军代表不同意有问题的造反派油田革委会副主任朱家胜入党，成为复旧典型，因此受到严重干扰。九大召开的4月份，仅钻井一个系统，就发生武斗打架数十起。油田根本完不成钻井和采油计划，欠产太多。石油是国家的命脉，可在向九大献礼的4月份，胜利油田原油产量大幅度下降。
       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军队成为恢复各级领导机构和社会秩序、生产的唯一力量，军队的稳定成为恢复国家稳定的前提。1967年武汉的720事件，引起领袖的深思，他做了重大政策调整。这时候毛泽东明白，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制约各个无法无天的造反组织，任何人不能再搅乱军队了。为此，领袖于1967年8月开始，先后拿下中央文革小组的3员大将“王关戚”。
       而王效禹开始依仗康生、王力、关锋，后期依靠江青的中央文革，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把山东建成了王家的独立王国。他不仅诽谤南京军区，还不听杨得志和袁升平的劝告，时常给济南军区出个难题，对军区多名负责人进行打击批判。在青岛，杨保华依仗着王效禹的势力，攻击北海舰队，武装攻打军事院校，殴打海军战士。
       王效禹的所作所为，已经惹恼了军委、海军、南京军区，反复旧又得罪了济南军区、福州军区、兰州军区等军队的众多老将军们。


十、鼓励“右派”起来造反
       1967年，王效禹鼓励支持与他相同遭遇的右派老熟人起来造反。笔者认为，这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的60年代，第一个承认许多右派是受迫害，大规模积极为右派平反的在职省级主要负责人。
       前面已经介绍，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8月份在青岛，召开部署反右的政治局会议，写了有关反右的文章。领袖与山东省委、青岛市委的第一书记舒同、滕景禄谈话。滕景禄汇报了一些青岛反右的情况，得到领袖的肯定。
       山东、青岛的反右运动异常猛烈，众多讲实话的干部和一些犯了一般错误的人员被打成右派、右倾，其中不乏因为与领导有矛盾而遭到打击报复的。
       王效禹在1958年山东“整风补课”期间、因为对“反右”不满被打成“右倾”而降职。
       60年代按照中央布置，山东省委虽然做了一些甄别改正工作，但一些人还是留有尾巴，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没有彻底平反。
       1967年2月初王效禹在济南实施夺权后不久，原济南市委第一书记、曾打成右派的王路宾被任命为省革委常委。2月7日王效禹当面听取原省妇联主席王月村和原劳动厅副厅长侯林翼申诉右派问题。11日夜又召见王、侯两人，他对侯林翼说：“你是个错案”，“翻就翻吧，手续问题可由省革委办理”。侯林翼恢复了党籍、原职和原薪。
       曾是右派的王斌、张坚、范玲等人4月份前往北京找中央文革反映有关问题，无法联系。正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王效禹4月26日在京西宾馆热情接待这几个人并说：“王路宾是受迫害的，还有人喊打倒，这是谭启龙的阴魂不散。”“这个问题我了解得比你们多，和家里每天都有联系。回去吧，问题解决了。”
       王效禹为右派平反的行动，得到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曾被打成右倾，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李广文的支持。
       5月份XXX在济南接见山大红旗和山东师范学院冲锋号2个造反组织代表时说：“你们青年人对历史情况不了解，要找受过迫害的人调查一下就清楚了。”山大红旗回去立即成立专门“联络站”，收集1958年整风补课时期的材料。5月20日在济南市招待三处召开调查座谈会，十几名当年的右派人员参加会议。
       山师冲锋号组织8月份到陕西把舒同抓到济南。王效禹8月14日在南郊宾馆听取省级机关造反派代表汇报舒同的情况时说：“既然已经揪来了，批斗些天就送回去吧。”
       8月28日至9月20日，右派们在师范学院批斗舒同。孙学之与王月村是夫妇，孙1932年入党，王是1938年的女党员，两人因为资格老，不服气，一起被打成极右，孙学之自杀身亡。批斗会上，王月村哭着批舒同。从9月1日开始，不仅右派们到山师批判，还把原省地市各级监委的部分负责人叫到现场，以见证人的身份参加会议，与会者均持有省革委的正式通知。
       山东省建立革委会，“三结合”极少数原省委的领导干部，原省委副秘书长王历波是其中之一。选中王历波的主要原因是1965年1月海阳县工作团给王效禹甄别摘掉“右倾”帽子时，王历波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工作团成员，在海阳王立波与王效禹关系不错，在原省委中他属于造反较早的老干部，1967年2月23日任命其为省革委常委。王历波还有正义感，他发现王效禹的一些错误，当面提出过意见，王效禹很不高兴。
       那个年代属于“极左”年代，反右运动还是正确的。1967年10月26日，中央制定中发[67]325号文件《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其中有不准“右派”翻案。
       王效禹觉察到325号文件对自己非常不利，迅速转弯。
       ……（说明：第十部分有些内容不想公开，所以删去的比较多，只发到此。）


十一、支持操纵武斗大搞独立王国
       王效禹掌权后所实行的一些极左帮派政策以及胡作非为的行为，不仅受到北海舰队的抵制，济南军区一些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将军和抗战老八路也很反感，王效禹向批评他的军队发难。
       一、昌潍军分区和炮8师
       昌潍地区的文革主要以潍坊市为主。与全国一样，文革过程中，潍坊形成两派。学生红卫兵组织主要是红卫兵潍坊市总部（简称“市总部”）与红卫兵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指”），红联指支持军分区。
       工厂企业以潍坊柴油机厂东方红组织为主，1966年12月15日成立山工联潍坊分部（简称“东方红”）。第二天（16日）对立面成立“工人总会”。东方红骂工人总会为保皇派。
       1967年1月15日，市总部等造反组织抓住昌潍地委书记魏坚毅批斗，在此之前的66年12月份，东方红批斗潍坊市委书记郑伟民。市总部与东方红为一派不到4万人，是造反的少数派。工人总会和山红联等组织为一派约17万人，在潍坊是绝对多数派。
       地委书记被批斗，地委机关一些人1月17日成立“昌潍地直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刚成立时，该组织支持红卫兵市总部。
       1967年1月31日王效禹从青岛赴省城夺权，表态支持省公安厅造反组织，在省军区的配合下派抓捕对立面正牌造反组织山工联、山红联的负责人，昌潍军分区很快知道王效禹在济南的这些情况。
       昌潍军分区和驻昌潍地区的炮8师1967年2月开始介入当地三支两军工作。2月7日，昌潍专署公安处、 检察院、法院的“造反派”联合成立“政法革命委员会”，夺了公检法机关的权，得到军分区的支持。
       在济南，山工联总部已经是反革命组织了，军分区司令员韩进忠仿照省城济南，宣布山工联在潍坊的下属组织东方红，以及与东方红一派的市总部等为反革命组织，抓捕负责人张继胜、张兆先等人。派出大量工作组，进驻到工厂学校，组织批判市总部等组织。
       王效禹因为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济南军区和省军区不敢得罪，所以省公安厅执行王效禹的指示实施的抓捕对立面造反派的行动是正确的。按照王效禹的言行在潍坊抓捕造反派的韩进忠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3月13日，以“昌潍地直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为主，联合其他一些群众组织夺了地委、专署的权，组成有军代表参与的“三结合”班子，成立“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昌潍军分区司令员韩进忠，炮8师师长史秉廉与韩进忠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史秉廉没有参加地方革委会。
       4月初中发[67]117号文件下发，受到打击的造反组织开始反击。
       济南被压制的造反派等组织组成“422派”，但被王效禹策划的57大武斗彻底打垮。潍坊被压制一派却得到省革委的支持，王效禹为了重新建立顺从自己的革委会，以此为借口和理由，济南以外地区压制造反派被认定为错误的。
       4月上旬，王效禹派王历波带领省革委工作组到潍坊，市总部和东方红认为来了大救星，对王效禹大家赞扬，批对立面是保皇派。省工作组一屁股坐在受压的“东方红”一边，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与市总部、东方红一派的“首都三司驻潍联络站”等，4月18日组织300余名学生和群众，突然袭击潍坊广播站，捣毁机房门窗，架走线路员，殴打广播员，强占播音室，破坏三个机器的线路，并对执行军事监督的军代表进行围攻毒打。两派武斗加剧。
       王立波在潍坊的所作所为，引起支持市革委一派的不满，他们冲进省革委工作组驻地与其辩论。并组织数百人到济南、北京状告王效禹、王立波、王路宾，成立“揪三王战斗团”，张贴“砸烂王立波的狗头”的大标语。
       5月4日，潍坊两派武斗，双方数百人受伤，但人数少的一派吃了亏伤的人多。9日夜多数派数千人包围冲入潍坊柴油机厂，东方红组织的上百人被打伤。
       毛泽东5月份对山东问题的多次批示，对王效禹很有利。
       1967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人在北京接见杨得志、王效禹等人时，康生说了句“武装部就是穿着军衣的地方干部”。王效禹5月12日在济南向青岛杨保华、杨云良、孙相银亲自交代说：康生说军分区和武装部是穿军装的地方干部，冲他们，轰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冲他们，轰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句康生没说，是王效禹的话。他12日还对杨保华等人布置：“潍坊不是我们的，那里21万人，有17万是老保。韩进忠是杨得志支持的，是杨得志树的样板，你们给我把他反过来。”
       从王效禹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出，潍坊21万人，支持昌潍地区革委会的17万人。除去逍遥派，反对派顶多3万多人。
       杨保华等青岛几十人13日分乘12辆汽车到潍坊，同时从青岛调来大批人员冲击昌潍军分区和革委会，散发3万份《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干部王效禹》的传单。孙相银带人冲进军分区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把昌潍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李汉东抓到青岛打得鼻青脸肿。驻青海军院校王效禹派的潜校红联总把韩进忠绑架到济南，打掉两颗牙。
       王效禹指使青岛造反派到潍坊武斗打人，冲击军分区殴打军人，抓走革委会负责人。但杨保华等人清楚青岛的数百人跑到昌潍武斗，根本不是潍坊对立面十几万人的对手，只能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迅速撤出潍坊回到青岛。但他们的行动激起昌潍多数派的愤怒，惹恼了支持昌潍驻军和革委会的一派人员。5月19日潍坊两派群众组织在潍坊火车站武斗。
       潍坊武斗骤然升级，吃亏挨打的肯定是支持王效禹的少数派。
       王效禹以省革委的名义，把潍坊两派数百名负责人和骨干招到济南办学习班。5月28日，省革委发布关于昌潍问题的8条决定，认定支持王效禹的少数派是造反和革命的。
       说点题外话。从山东省革委会的528决定，自然联想到武汉720事件。毛泽东认为少数派钢工总等是造反和革命的，由此引发出一场著名的大事件。本帖下一个关于204师和临沂军分区的专题，在1967年7月19日临沂发生了与武汉720事件极其相似的一场冲突，目标是对着王效禹的。
       山东昌潍地区的争端，省军区走在了前面，5月28日发表声明，先做检查，再表态支持王效禹和省革委会。省军区之所以主动，主要原因在于王效禹是第一政委，副职和其他干部中有一些紧跟王的粉丝。王效禹在济南军区没有这么大能量，他以省军区的声明来压济南军区。
       5月29日，潍坊支持昌潍革委会的多数派宣布成立“潍坊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简称“大派”），想做最后的抗衡，潍坊武斗达到高潮。对立面的少数派，简称为“小派”。大派和小派这两个简称，就是当年（1967年5月）潍坊两派的实际名称。
       大派成立的当天（29日），在潍坊火车站拦截从济南归来的200多名小派人员，东方红的这些人确实挨了打。
       5月30日，山东省革委会等6个组织联名发布《联合紧急通告》。
       6月1日，潍坊两派在火车站继续武斗，小派又挨了打。
       6月3日，大派包围小派据点昌潍师范，大派人员在外呼喊口号“不要给三王（王效禹、王立波、XXX）卖命了，快投降吧”。
       5月29日至6月7日，潍坊各处武斗此起彼伏。
       4月和5月，济南军区与王效禹在支左中意见分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倾向王效禹，济南军区犯错误。
       在北京重重压力下，加上省军区首先转向发“声明”，济南军区党委于6月7日发出《给山东省革命群众的一封信》，承认“在支左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甚至在某些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随后表示“坚决支持山东省军区五月二十八日的声明”，“坚决支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等六个单位五月三十日发出的联合紧急通告”，“昌潍军分区韩进忠同志在支左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要立即停职检查”。“我们坚决支持王效禹同志，坚决支持省革命委员会，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6月7日同一天，济南军区上报军委，决定调支持王效禹的67军进驻昌潍地区，代替军分区和炮8师实行三支两军。第二天（6月8日），济南军区将所发的“一封信”上报中央文革和军委文革。
       中央6月12日以中发[67]182号文件予以批示：“昌潍军分区问题如何解决，中央授权济南军区党委会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山东省军区党委全权处理。”13日，67军进驻昌潍，又一次坚定贯彻执行王效禹的意图，明确倾向支持王效禹的少数派“昌潍东方红”，打击分化瓦解占多数的大派。
       大派很多人赴京告状，没有效果。
       王效禹6月21日在省革委会议室接见青岛、昌潍等6地区赴济参加省工人造反总部会议的代表。昌潍东方红代表汇报：“67军到昌潍后，形势大好，问题已经解决了”。
       林彪8月3日下午在北京接见杨得志，林的讲话中依旧有一大段的套话官话（时至今日还不能算是废话），也就是伟大领袖如何的无比英明等等。但也说了几句实际话，一是要相信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二是你们早检讨早转过来是好的。这两点针对杨得志、袁升平说的。8月6日，济南军区党委将林彪讲话记录要点下发团以上党委。
       9月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67军副军长XX任主任。原地区及下属县市革委会和大联合造反组织解体，韩进忠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苗长松被揪到大会批斗。
       1968年2月14日， 王效禹正式批准第二次成立的昌潍地区革委会，主任XX。
       王效禹倒台后，1970年2月3日，经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 免去秦镜昌潍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和地革委会主任职务，济南军区和省革委任命炮8师师长史秉廉任昌潍革委会主任。此时的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委会可以说是一回事了。
       二、204师和临沂军分区
       68军204师1955年3月24日从朝鲜回国，4月10日到达山东薛城地区，1957年1月进驻临沂。
       1967年1月24日，临沂8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临沂地区各革命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八大组织”），宣布在地委行署夺权。26日临沂军分区和204师联合发表声明，支持八大组织的夺权行动，并组成联合支左指挥部，与八大组织商议建立三结合权力机构的问题。
       临沂军分区第一次上报省革委，支持王效禹的省军区副政委XXX插了一手，他表示“临沂驻军支持的八大组织不纯，很可能是反革命组织。”先后有4个调查组到临沂调查，结论没有大问题。
       几经反复，4月9日省革委批准，济南军区同意，建立临沂地区革委会，主任由临沂军分区政委庞世泽担任，204师政委孙子斌参加革委会工作。
       临沂的情况与昌潍有不同点，也有相似处。不同点是临沂没有宣布哪个组织是反革命，没有抓那么多造反派。相似处是临沂军分区和204师以及当地造反组织对王效禹不熟悉，没有表示出热情和紧跟。
       临沂还有个少数派“六大组织”，因为不满意在地区革委会的任职，革委会成立后的第7天，在山东师范学院串连兵著名造反学生王春林等人的鼓动下，4月16日从临沂革委会拉出一帮想当官的造反派组成反对派，批判临沂革委会是“军政府”。前面已经介绍，王效禹1967年1月底从青岛到省城夺权，原本想依靠山大主义兵。谁知阴差阳错的把主义兵打压下去，他改为依靠山师串连兵了。串连兵自从成为王效禹在济南夺权掌权的左膀右臂，一些大学生也跟着张扬起来。王春林通过山师串连兵可以直接向王效禹汇报六大组织的情况，得到王效禹的支持。
       临沂军分区和204师认为已经成立革委会，经过艰苦工作，好不容易地区局势才趋向稳定。按照中央精神，原有造反组织应该自行撤销，归口大联合。所以，反对再成立新的造反组织。可王效禹支持六大组织，该组织提出的口号“枪毙庞世泽，解放沂蒙山，活埋孙子斌，解放新农村”，5月23日，王春林等人主持召开六大组织的大会，矛头完全对着临沂军分区和204师以及临沂革委会。
       由于八大组织在工人和农村占多数，六大组织处于劣势，虽然有王效禹的偏袒，一时还无法掌权。临沂陷于两派的争斗中，多次发生大规模武斗。
       临沂革委会向省革委汇报了当地情况，省革委6月24日复电庞世泽“来济协商的双方都是革命派，专此复电。”表面上王效禹表示“八大”和“六大”都是革命组织，实际上他只支持六大一派组织。
       7月13日开始，六大组织连续砸了八大的工人指挥部和贫下中农指挥部，八大马上进行反击。16日深夜，六大突袭八大贫下中农指挥部，抓捕多名负责人。在农村占绝对优势的万名八大群众，18日包围地区农业学校内的2千六大人员，要求释放被抓的负责人。
       王效禹7月17日派省革委常委刘长茂、济南军区作战部副部长XXX带着省革委、军区调查组到临沂。XXX原任XX军作战处长。前面提到的XXX也是XX军的，抗美援朝时任……，文革中支持王效禹。XXX和XXX与老首长XXX观点一致。18日XXX按照王效禹的意思发表3点声明，表态“六大组织是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组织，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等等。204师一些住院治病的战士不服气，擅自与八大组织一些人到招待所找XXX等人辩论，X不认错，惹起愤怒，遭到围攻殴打，简称“临沂719事件”。
       第二天爆发“武汉720事件”，王效禹抓住天赐良机，把“临沂719事件”定性为“武汉720事件”的继续。在武汉720事件重大压力下，济南军区同意，7月30日204师和军分区负责人被召到济南，王效禹和庄中一宣布：停止204师政委孙子斌、副师长张平，军分区政委庞世泽、副司令员谭子银4人的职务。孙子斌、庞世泽等人在济南和临沂惨遭多次批斗。
       说点后话，现在来看，“临沂719事件”与“武汉720事件”相似的如出一辙，
       王力因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认为钢工总等少数派正确，引发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等部队战士和多数派百万雄师的不满，冲击毛泽东住地，王力被打瘸了腿。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人遭撤职。
       济南军区XXX按照王效禹的布置，宣布六大是左派组织，引起204师战士和多数派八大组织的不满，XXX在住所被打。204师和临沂军分区多名领导被停职批斗。
       王效禹、庄中一指责“临沂719事件”是“武汉720事件”的继续成了滑稽戏，因为19日之后才是20日。
       8月份，济南军区同意，王效禹安排XXX、XXX、XXX等人带领临时工作团到临沂，强迫204师干部战士转弯。在他们的支持下，调来其他部队和邻近地市2万多王效禹派的人员到临沂，帮助六大组织向八大组织进攻，连续发动汤头、白沙埠、大芦湖3次大型武斗，打死1人，打伤数千人，抓捕八大组织负责人张学山、辛佃章、刘正吉等人。简称“文革临沂三大战役”。八大组织被赶到农村。
       1968年1月25日，临沂重新成立六大组织一派掌权的革委会。主任换上倾向王效禹的军分区副司令员孔世君，204师以政治部主任田雨为首的极少数王效禹派的军人也进入地区革委会。
       可八大组织原属多数派，在农村群众基础雄厚，一直没有被压垮，两派武斗越来越频繁，临沂革委会已经控制不住当地局势。孔世君、田雨等人把被打跑的八大组织称为“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
       1968年5月，因为徐州问题，中央批评了王效禹。
       6月1日，济南召开的会议上，杨得志代表济南军区党委就连云港问题做检查。
       王效禹就徐州问题做了个口是心非的应付检查，204师对省革委和济南军区一些人在临沂地区支一派打一派的行为提出批评。
       王效禹记恨在心，他在寻找机会报复。
       临沂的八大组织被赶到农村后，粮食成了大问题，那年月粮食紧张，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八大组织的少数人采取与徐州支派相同的方式，被赶出徐州的支派少数人采取炸铁路桥的方式报复，被赶出临沂城的一些人为了吃饭到粮库强行借粮，实际上的抢粮。这也就是“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名称的主要来源之一。
       王效禹抓到了理由。
       1968年8月，王效禹亲自布置韩金海按山工总体系，从全省抽调人员组成“工宣队”到临沂，组织和支持当地的一派，武装攻打抓捕另一派。随后王效禹离开济南到省内其它地市视察去了。
       韩金海8月19日在山工总要求立即组织工宣队进驻临沂。20日招来临沂革委会副主任XXX介绍马陵山游击队的情况，同时召开山工总各地市负责人紧急会议，发表《关于临沂问题的决议》，宣布“刮起十二级台风”，对马陵山游击队“血战到底”。23日全省16支工宣队1400多人集中济南珍珠泉招待所，计划集训5天。
       杨得志知道后，8月23日亲自给在肥城的王效禹打电话，反对他的做法。王效禹在电话中居然撒谎说：“派工宣队的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山工总搞的”。当天晚上，他命令从济南刚赶到肥城汇报的张美智：“工宣队不用集训了，明天就出发”。8月24日，韩金海、张美智率领千余人的队伍，从济南珍珠泉礼堂乘上几十辆汽车杀向临沂，号称“16路联军”。会同临沂支持王效禹的六大组织开始包围冲击204师等部队，武斗和血腥镇压当地反王群众。
       也就在8月24日这天，王效禹在肥城指示秘书王崇训起草了一份《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拥军运动的指示》，8月25日以省革委的名义上报中央，下发全省。文件洋洋洒洒，写的冠冕堂皇：“对待解放军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一定要拥护和热爱解放军”，“绝对不容许散布对解放军的不满情绪，绝不容许贴标语、发传单攻击解放军”，“对于围攻解放军的人，要进行严肃批评，令其公开承认错误，为首的要严格执行纪律”等等。
       王效禹9月4日晚在枣庄电话招韩金海，5日韩带着孔世君等人前去汇报，王布置：“不要划框框，不要以革委会的名义出现，要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搞。事后既是出现一些问题，各级领导和革命委员会就是承担一些对群众教育不够的责任就行了”，“争取在2、3天内解决问题”。
       当天晚上，韩金海等人经苍山返回临沂，向在苍山的张美智传达王效禹的意见。张美智马上召集县革委会、武装部、驻军、驻苍山的省工宣队（德州、泰安等）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连夜包围反对派“马陵山游击队7支队”所在地苍山县神山区西北村。9月6日，在省工宣队的参与下，抢了神山区武装部的枪支。上千人拿着这些枪和各种冷兵器攻入村中，打伤大批群众，抓捕多人。此为“苍山大捷”。
       9月8日，韩金海挂帅，张美智为副总指挥，以省工宣队昌潍“飞虎队”为先锋，纠集上万人包围204师610团，打伤干部战士280余人，重伤18人。打伤“八大组织”群众500多人，其中重伤25人。同时抓捕上百人，简称“山前营房98惨案”。韩金海等人称为“98大捷”。
       第二天（9月9日），韩金海、张美智在临沂城召开庆祝“98大捷”大会，把抓捕的40多名八大组织负责人押到台上示众。因为老百姓中八大是多数派，群众不满，造成混乱，踩死2人，伤20多人。
       临沂98行动副总指挥、山工总常委穆悦奎到菏泽，向王效禹汇报9月8日攻打204师和八大组织的辉煌“战绩”，王效禹兴高采烈，大加赞赏。穆悦奎事后到处说“我这个汇报，王政委越听越愿意听”。
       王效禹布置秘书王崇训写了文章《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大众日报》9月18日署名“评论员”予以发表，宣传“临沂地区广大革命群众，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配合下，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初获大捷”，“表示热烈地祝贺”。这是篇欲盖弥彰的文章，支持王效禹的仅是XXX、XXX、XXX、孔世君、田雨及XX军等军人。
       18日的《大众日报》送到临沂，孔世君、田雨等人如获至宝，马上翻印10万份在全区和全省散发。并在临沂到处张贴“王效禹的九月十八日的评论员文章好的很，好极了！”等大标语。
       9月22日，2千多工宣队和六大人员继续冲击204师师部，打伤154名军人，其中重伤17人。10月21日，工宣队青岛分队XX、XXX、XXX等带领上千人冲进611团团部及营房，殴打部队指战员，抓走副营长XXX，副连长XXX，团部兽医所兽XXX、XXX等9名军人，全部被打致伤，打断XXX左臂。青岛分队带人28日又抓捕611团政治处副主任庞乃明，残忍折磨致伤并留下后遗症。
       11月16日，八大组织和六大组织又爆发武斗，双方死亡9人，伤15人，抓捕八大200多人。
       王效禹一方面组织支持临沂的武斗，摧毁八大组织。另一方面布置孔世君、田雨等人以临沂革委会的名义，向省革委和济南军区发电报，并把204师发给军区的一些电报批给孔、田看，让他们有针对性的起草电报。同时王效禹接见204师少数投机的团长、政委，听取汇报。指使孔世君动员这几个人向省革委发电报诬告204师负责人，王效禹再把电报转报中央。
       从8月到12月，王效禹指使孔世君向中央转报20多份电报。有一段时间，孔世君长期住在济南南郊宾馆等地，组织人往返济南临沂之间或电话收集材料。不少临沂革委会发出的电报，是在济南宾馆内起草的。
       从9月到12月，王效禹、韩金海等人支持组织下，冲击204师各部队共56次，殴打和绑架军人约2400人。打伤730人，其中重伤179人，致残20人。抢走各类枪支武器3500多支，弹药55万发，汽车等其它装备3000多件（台）。还有大量个人财物。
       济南军区为了缓和关系，报请中央军委批准，1968年12月20日把反对王效禹的68军204师从临沂换防到青岛地区归属67军。同时调支持王效禹的67军201师到临沂归属68军。
       12月26日，周恩来就临沂、徐州问题打电话给王效禹：临沂六大组织告诉他们不要翘尾巴。一大派掌权，也要把其他组织联合起来。外出的人要接回来，把他们联合起来。周恩来还谈了徐州两派联合情况。可王效禹在省革委常委会上传达周恩来讲话，删去其中关于两派联合的指示，只说：“总理说了，山东的特点就是一大派掌权”，“徐州不能走临沂路子，临沂也不能走徐州路子”。
       1969年1月24日，在军队的配合下，XXX指挥临沂武装民兵师2000人围攻马陵山的八大组织，仅炮弹就打了120多发。死亡14人，伤20多人。
       但王效禹根本不罢手，仍旧折腾济南军区。他还操纵各地武斗。
       1969年2至5月之间，受反复旧影响，冠县“715轰派”与“815”多次武斗，死伤多人。召开“九大”期间的4月10日，济宁地区王效禹支持的“杀派”与“红劳”派武斗，打死“红劳”4人，重伤30多人。
       三、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文攻武卫”。
       王效禹在山东掌权后，准备撇开济南军区和省军区，自己筹划成立济南警备区。
       1967年，总参下达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可建立警备区的文件。王效禹利用这一指示，背着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秘密布置济南市武装部被免职的副部长XX负责此项工作。XX找到王效禹的老熟人，曾是右派的原济南园林局局长XXX，原省民政厅也是右派副厅长XXX等人开始筹备工作。准备挑选省军区倾向王效禹的一名副司令员任警备区司令员，确定XXX任政委，XX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们认为济南驻军不可靠，准备自行扩建1至2个团的部队，要建立忠于王效禹的正规军队。
       因为组建警备区必须由济南军区党委同意后上报中央军委，军委才能审批。所以，王效禹自己密谋成立警备区的计划，没有得以实现。
       1967年底，王效禹想到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找到成立私人武装的借口。
       最先提出文攻武卫的应该是河南二七公社。这个口号被江青知道，她在1967年7月22日的讲话中大加宣扬，使全国武斗骤然升级。全国“动乱”掀起第3个高潮——“天下大乱”，各地不同造反组织之间的残酷武斗。
       江青9月5日在安徽来京代表会上继续宣传文攻武卫。4天后的9月9日，中央办公厅制定中发[67]293号文件，要求学习江青9月5日的讲话。
       王效禹决定组建“文攻武卫”组织。1968年1月11日，济南文攻武卫正式成立，政委杜春胜，总指挥孟庆芝。名义是维护社会治安，实际上完全是王效禹私人的武装队伍，镇压反感王效禹群众和对立面的武斗组织。
       1月20日，文攻武卫第一场武斗开打。孟庆芝指挥约500人，乘几十辆汽车直奔济南五金工具厂，抓了十几人，一些职工被打的头破血流。随后，连续到锻造厂、酒精厂、红卫线材厂等单位殴打镇压不同观点群众。
       济南文攻武卫按照部队进行编制：总部设司令部、政治部、社会保卫部、后勤部；下属5个直属师，4个野战师，8个直属团，1个独立团（铁路）；总部及司令部等还直属若干营、连、排。
       仿照部队，文攻武卫的各个师团营等确定了番号。总部为0001部队；5个直属师编为0101部队至0105部队；4个野战师的东风师（原槐荫区）和下属团编为1101至1108，红卫师（原历下区）2101至2109，红旗师（原市中区）3101至3109，向阳师（原天桥区）4101至4109；直属团0201至0208；独立团5201等等共391个番号。
       济南文攻武卫实施武斗，随便抓人。自1968年1月11日成立，到1969年6月2日被众多老百姓自发群起冲砸，500多天是时间里，不包括各区的分部等下属组织，仅市总部就抓捕4000多人。他们的监狱、看守所有几十处。平常殴打百姓，打死无辜，胡作非为的事太多了。在此不介绍了。
       王效禹的警卫工作，原由济南军区派出警卫班负责，但他不相信部队的军人。1968年11月中旬，他接到情报系统上报一条惊人消息后对韩金海等人说：68军到济南来了100多人，要给我们捣乱。你们要有个准备，如果要来冲。组织上几千人，都给我捉起来！给我这一套，我是不客气的。
       孟庆芝也给王效禹报来一条情报：临沂来了个短枪队，要刺杀王效禹。
       王效禹害怕了。军区调了一个排的兵力，济南市公安局、文攻武卫全副武装出动，兴师动众查了一番，既没抓着68军的人，也没找到短枪队。里外折腾了一次。
       济南军区开展四大的单位造反派XXX也搅和进来，汇报军区要在南郊某路口伏击王效禹。刘崇玉得知后宣扬：“军内的造反派来信说，军区要刺杀王效禹”。
       王效禹、刘崇玉感觉四周风声鹤唳，危机丛生。刘崇玉把韩金海找去说：“现在形势这么紧张，老韩（警卫员）又回了家”，“你要对政委的安全负责，你们成天喊支持王效禹，现在有人要刺杀王效禹，要是死了，你们都得完蛋。我看要文攻武卫来一个连、两个连的。”韩金海回答：“必须得政委同意，他要不同意，人进来了，他再给轰回去，这就太难看了”。刘崇玉起身去找王效禹，回来后对韩金海说：“同意，但是不能说政委知道。”
       文攻武卫150多人的加强连进驻他的住宅区，专门负责王效禹的安全和家庭保卫任务。全国各地属于他这一级负责人中，保卫工作可以说首屈一指。外围一个班的济南军区现役军人，别墅小院门口围墙里则由100多人的文攻武卫严密把守。王效禹的家是3道警卫，第一道是大院门口，第二道是王效禹家的院门口，第三道王效禹住宅楼的门口。第二道院门里的庭院内，还设有流动哨位。进到房间，山工总常委穆悦奎，文攻武卫司令孟庆芝和市公安局也是文攻武卫参谋长李志江等人轮流值班。进入王效禹家中院里的汽车，只有杨得志、袁升平的汽车可以直接开入，其他人都必须在文攻武卫的岗哨前停车检查。有一次拦住袁升平乘坐的汽车检查。
       王效禹打算以文攻武卫替代济南市公安局，前面帖子已经做了介绍。在摧垮了济南公安局军管会后，九大前王效禹和孟庆芝、李志江等人商议成立公安机关革委会。李志江要求市公安局写报告，送到文攻武卫后李志江修改，决定公安机关革委会10名领导成员有文攻武卫的孟庆芝、李志江等9人和1名原军管会成员组成。
       王效禹的汽车中有两名随员，秘书和孟庆芝。孟替代了济南军区保卫部的专职警卫人员。有一次，杨得志与王效禹两人谈工作，孟庆芝坐在王效禹后面。
       文攻武卫还发了枪。住在王效禹家中的那个警卫连，挑了一帮身强力壮会些武功的青年组建一个警卫班，每天跟随王效禹左右。花光隆从省公安厅拿了四支手枪和120发子弹，专门配备警卫班。
       更有顶风上的。1969年5月九大结束后中央批判王效禹的26号文件下发，追随王效禹、孟庆芝等人的济南红旗区负责人XXX向进入各派出所的文攻武卫负责人都发了枪和子弹，区革委成员每人也发手枪1枝。6月份办学习班时才交出，但少了30发子弹。在北京学习班上，负责人问XXX“你们发没发枪？”胡回答“没有”。
       1969年7月上旬，北京单独通知孟庆芝、张美智赴京到学习班报到。临走时，孟庆芝把办公室钥匙交给赵星元时说：形势紧张时你可住在我这里，抽屉里有两把手枪，可用来自卫，子弹够用的。
       王效禹私自成立自己的情报组织。
       针对南京军区、济南军区、北舰、68军等反感王效禹的部队单位，他派出自己的情报人员，收集军队情况。
       文攻武卫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监视驻山东、江苏的正规军队。其总部设有专门的情报班子“侦讯组”，孟庆芝直接掌握，情报人员有一些政法部中以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人。济南的文攻武卫派出“特务”到江苏南京、徐州、连云港等地搞“调查”，还指令情报员伪装面目在南京打入支持许世友的组织做内线，搜集对方的各种“动态”材料转回济南上报王效禹。
       青岛杨保华仿照济南，1968年1月14日在青岛成立文攻武卫，同样是作恶多端，直接抓捕打死的无辜就有十几人。青岛市革委会也成立专门的情报组。1967年8月2日，市革委会副主任XXX及XXX等人召开会议，市政法部、海军潜校红联总、《青岛日报》社红色新闻兵、市红代会、海洋研究所红海洋、海洋学院中南海等11个组织参加，成立秘密的“联合行动核心组”，主要任务搜集北海舰队情报。潜校红联总的XXX任动态组负责人。收集的情报最后汇总济南向王效禹汇报。
       四、阳奉阴违，拉大旗作虎皮。
       1967年2月，经领袖批准，周恩来安排华东各省遭批斗的负责人到北京，谭启龙20日到京住进京西宾馆。4月份王效禹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希望谭启龙回山东听听意见做个检讨，中央文革将王的要求上报周恩来。现在分析，估计这是中央文革几个人给王效禹出的主意，使周恩来不好拒绝。周恩来报毛泽东同意后，4月25日晚间，周恩来向王效禹、杨得志说明：谭启龙回山东，第一是听取意见，第二不准围攻不准武斗，第三时间半个月。
       4月26日早晨谭启龙和王效禹乘飞机回到济南，当场游街示众，挂上大牌子批斗。从此长期关押在济南。王效禹马上成立“谭启龙专案组”，初期任命青岛市XXX为专案组长，抽调原青岛市委干部中的造反派XXX等人为组员，开始审查谭启龙。XXX1967年1月响应毛泽东的“造反”号召，跟上王效禹，成为青岛老干部里“两个半左派”中的“半个”。但他毕竟是一个正派的老干部，审查时还能掌握政策。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问到：谭启龙来了没有？又问：他在哪里？并说：他有什么事啊？放牛娃、红小鬼出身！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了：解放谭启龙，安排工作。
       这时的王效禹已经学会阳奉阴违，回到济南不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拒绝解放谭，拖着不办。
       济南军区召开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谭启龙的讲话。不得已，王效禹11月7日晚私自找关押的谭启龙谈话，要其承认自己曾犯了罪才能解放。谭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发话，只得按照王效禹的意思，11月25日写了《我的请罪书》，给自己扣了很多大帽子。王效禹以省革委的名义，大量印发这份认罪书，12月6日下发全省各地，明确提出：“现将谭启龙的认罪书原文印发各地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同时上报中央。
       谭启龙认罪了，可王效禹不算完，12月16日让人传达3点指示，要谭继续认罪。12月24日，谭启龙又上交《关于我的认罪书<补充>》。
       王效禹耍的这些针对谭启龙的鬼花招，是在毛泽东已经对谭作了正面评价之后实施的。
       谭启龙被王效禹正经涮了一次。他没参加“九大”，不是代表，4月24日当选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时，还被扣在济南继续审查，逼迫他交代问题。
       两年前的1967年4月24日晚，周恩来找谭启龙谈话。谭来到，周恩来一直忙到25日凌晨才回到家中。周对谭说：你回去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不要讲自己的成绩，多做些自我批评。我已交待他们你回去后只准提意见、批判，不准搞武斗、围观。谭启龙一去就是两年，王效禹策划下，遭到批斗、游街、围观和审查。
       整整两年后的1969年4月24日，还在济南被关押审查的谭启龙，突然得知自己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才走出变相牢房。第二天（25日）乘专机离开济南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
       60年代山东省的干部体系，是谭启龙1961年4月任省委第一书记时期，纠正舒同的错误而重新建立的，很多人与谭关系密切。文革中，谭启龙及下属的各级负责人惨遭批斗。毛泽东表态后，谭启龙仍旧遭到王效禹的戏弄。所以，老干部重新上台，王效禹和他的造反帮派体系自然也就难逃报应了。
       王效禹还拉大旗作虎皮，自封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韩金海在1969年8月批判王效禹的发言中揭发：1967年5月“当公布王效禹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时，刘崇玉说：‘怎么没有公布是中央文革的小组成员呢？按效禹同志的水平够上了’”。王效禹已经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小道消息在全国流传，一些文革小报传单刊登了此消息。上海化专红色造反者等组织在1967年9月16日出版的《文革通讯》第4版上刊登“王效禹最近被提升为中央文革成员”的简讯。9月20日，武汉“中学红联新华师一附中革司红旗公社”主办的《四海风雷（动态）》小报的《祖国各地》栏目刊登“山东：王效禹同志提升为中央文革成员。”
       1968年11月2日，王效禹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回到济南的第二天，在家中对前来汇报工作的杨恩华、张廷藻等人说：“都说中央一个首长是我的后台”。并说：中央很了解我，1942年康生就说我是左派。
       王效禹受批判后，康生否认1942年就认识王，随口说42年我还在苏联呢。实际上1937年11月康生回国，42年他正在延安积极参与整风“抢救失足者”。 那时王所在的山东渤海区处于抗战艰苦阶段，两地数千里，隔着多道日军封锁线。延安的康生不可能知道山东有个王效禹。
       文革中，虽然中央是毛泽东的一言堂天下，但他不允许属下个人说了算，重大事情必须请示汇报。
       山东省成立革委会，省革委常委一级人员的任命，必须报中央批准。但王效禹经常不报告，他将省革委视为个人的王家天下。
       1967年7月，王效禹根本不请示中央，自己决定增补傅建吾、杨保华、徐金华、孙振法、孙琦、张承良、牛奔东等人为省革委常委，事后很长时间不报告。1968年1月，把省革委常委王路宾、王历波、庄中一3人打成“王王庄反革命集团”予以抓捕，3月常委杜春胜以违法乱纪罪名拘留后自杀身亡，11月逮捕常委王新阳，12月布置地方造反派批斗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常委杨国夫等等，这些均为王效禹个人决定，并且都是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杨得志、袁升平等人都曾提出过意见，王效禹根本不听。
       王效禹率领着一帮低素质的造反派造反造上了瘾，四处出击，到处树敌，是在自找难看，自掘坟墓。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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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九大”前后

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关于徐州问题和谭启龙问题的讲话传达以后，由于王效禹左右开弓、弄虚作假得罪人太多，济南和青岛等地关于他的各种消息满天飞。11月份，反对派印发一份传单《对王效禹处理山东、济南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传单批判王效禹和省革委“你们是一派掌权，是派委会”，“你们支一派、灭一派”，“你们大反特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等。王效禹、韩金海、杨保华等人连忙组织班子写文章印传单予以批判。

进入1969年，快要开九大了，有关王效禹等人的流言不仅没有制止住，反而越来越多。为了对付这些“谣言”，济工总“四根油条政工会”结束，1969年3月3日济南市革委会紧接着召开政工会议，王效禹指派韩金海在开幕式上讲话。韩说：“今天我讲的主要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辟谣。”他例举了几条市面上风传的流言：“一个谣言，说王效禹同志、杨保华同志开完九大就将被中央扣下”，“再一个谣言，就是九大以后，说王效禹同志顶多能当上个副书记，青岛这个杨保华第一把手是当不成了”。这些小道消息看来并非空穴来风，九大后得到印证。

陷入四面楚歌的王主任自持有反复旧，此时自我感觉良好。他知道军委办事组、海军和济南、南京等大军区的军队代表反对他，因此把地方革委会任职并支持他的多名军人封为“九大”代表，到北京以显示军队中有倾向他的军人。中央对山东地方的九大代表名额比例作了规定，全省支左军人不准超过5名。但王效禹不听这一套，多选了6名部队人员。这些占了地方名额的11名军队代表是省军区XXX、临沂军分区XXX、泰安军分区XXX、菏泽军分区XX等人。王效禹为了避嫌，专门通知杨保华，把反对他的北舰支左军人XXX，定为占用地方名额的九大代表。当时青岛许多造反派不同意，杨保华答复是上级决定。也许王效禹不清楚，XXX是许世友的嫡系。王还准备带上26军揭发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等材料，打算到“九大”与反对他的老将军打官司。

3月7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各省市革委会、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到京开会，杨得志、王效禹、袁升平3月8日匆忙乘飞机赴京，由于走的太急，准备打官司的一些材料王效禹没带到北京。9日周恩来主持九大第一次预备会议，共128人分为6个大组。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以及南京、济南、福州3大军区8个代表团为华东组，许世友等人为小组召集人。10日周恩来参加华东组讨论，该组许多军队代表对王效禹有意见。

其他九大代表3月27日开始集中赴京。山东代表团刚到北京，王效禹马上把韩金海、傅建吾、杨保华找去说：“我一下飞机就斗上了，这个风是真不小啊！他们对你们几个劲头很大。这也好，这些人的面目都暴露了。”

周恩来3月28日到华东组，批评山东多选了6名支左军代表，占了地方名额。王效禹把责任推给赵修德。

“九大”预备会议的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不自量力的王麻子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和老许辩论起来，强词夺理。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许大爷立时火冒三丈，他原本就瞧不起这个姓王的，当场揪住他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吓的王主任立刻闭了嘴，再也不敢吱声。

中央得知山东反复旧时，派工宣队和红卫兵到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生产指挥部夺权并批斗杨国夫、赵修德等人的情况，给山东打电话查问。九大开幕的第二天上午（4月2日），朱文从济南打电话向王效禹作了汇报。王效禹说：你们可以总结一下写一写嘛。下午他给另一位秘书王崇训打电话作了具体布置。在济南由刘长茂主持，起草了一份报告，电话中向王效禹念了一遍，经他同意，4月12日以省革委机关政工组的名义发出。

在向九大献礼的4月份，山东新汶矿务局潘西矿4月4日发生特大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15人，伤108人。1968年10月24日，新汶矿务局华丰煤矿1号井已经发生过一次特大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08人。

九大期间，周恩来准备召开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会议，王效禹事先授意韩金海“你要承担支持踢派，你作一点检讨，之后把问题摆出来”。开会时，韩金海的汇报还没谈完，周恩来打断发言，严厉批评了他。

关键时刻，杨保华又惹火康生。起因在于杨保华按照王效禹的布置进行反复旧，1968年11月17日在青岛市革委会第36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大论，简称“杨保华1117讲话”。该讲话传到江苏、福建、四川、江西、河南、浙江、甘肃、湖北、山西、西藏等省市，当地造反派欣喜若狂，翻印散发，鼓动实施第二次夺权。

许世友、韩先楚、张国华、曾思玉、冼恒汉、刘建勋、程世清等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和省革委会主任对杨保华“1117讲话”非常不满。“九大”上，冼恒汉把杨保华的讲话交给康生让其评理，康已经知道王效禹得罪了众多军队负责人，成为将军们的众矢之的。康第一次把材料交给王效禹，王拿到后竟然没有回音。康生第二次找他，并在材料上作了严厉批示，王效禹才给康写了封短信：“你二次转来的杨保华的讲话我们都传阅了，杨保华的讲话是有些错误，我对他的批评也有些错误”，“主要问题不是批评于景瑞不能入党的问题”，短信到此没了下文。

杨保华害怕了，想检查，王效禹不同意。杨在王效禹给康的短信后面写了“阅悉，同意”。

康生看了杨保华写的4个字，立时就上了火，马上在后面批了16个大字：“官腔十足，毫不在乎，无动于衷，令人惊異”。此处“异”字，写的是繁体“異”。后来杨保华面对康生时把责任推给顶头上司，说王效禹不让检查。

1969年4月24日，“九大”召开全体代表大会，1510名代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王效禹得票1066票，444名代表投了反对票，约占投票代表总数的30%，反对票的比例比较高。选举中，心虚的王效禹知道不少军队代表抵制他，划票时偷看坐在身边的吉林省革委会主任、16军政委王淮湘没有投他的票，回到住地大发牢骚。

九大共45个代表团，分为6个大组，1512名代表，2人请假没参加投票，444名代表不同意王效禹任中央委员。对此做个大概统计，哪些代表拒绝王效禹呢？与王直接冲突的不过几十人，为什么有400多人抵制他？

第1组东北组5个代表团：沈阳军区、空军、黑龙江、吉林、辽宁。北舰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马忠全不是海军代表，陈锡联把他定为沈阳军区代表，他俩是老上下级，关系密切。另外从王淮湘拒投王效禹来分析，沈阳军区和吉林代表团都有反对者。空军吴法宪与黄永胜、李作鹏一个立场，都是王效禹的直接对立面，

第2组华北组7个代表团：中央直属、北京军区、北京、天津、内蒙、河北、山西。易耀彩与郑维山铁哥们。

第3组华东组8个代表团在北京饭店：南京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上海、江苏、山东、福建、浙江。这是主要反王效禹的组，许世友、韩先楚、袁升平、邓龙翔、张铚秀、况开田、刘涌等人是反王的急先锋，江苏、福建代表紧跟许世友和韩先楚。3月10日，各大军区和省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分组会上，就向王效禹开了火。

第4组主要中南6个代表团也在北京饭店：广州军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召集人刘兴元、程世清。此时黄永胜在广州军区还是有影响的，江西的程世清和王效禹有直接冲突，安徽的李德生基本听许世友的。

第5组西北加中南9个代表团：海军、兰州军区、武汉军区、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湖北、河南。这又是反王效禹集中的组，主要反对者李作鹏、冼恒汉、张达志、易耀彩等等。甘肃、陕西等省的将军们与冼、张一致。河南刘建勋、纪登奎、王新与王效禹有直接冲突。武汉造反派正在学习山东反复旧，折腾湖北省革委会。

第6组主要西南10个代表团：国家机关、军委、成都军区、昆明军区、新疆军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新疆。军委组中的黄永胜在解决徐海地区问题时，多次批评王效禹，可王一直软磨硬抗，黄非常讨厌他。

九大上，众多军队司令、政委和省革委会主任对王效禹群起而攻之，可毛泽东打算保他，先做内部矛盾处理。4月23日，毛泽东在各大组召集人会上说：山东问题，开完了会后，专门开会解决。周恩来插话：已经准备好了。

九大不是差额选举，王效禹是毛泽东同意的候选人，何以30%的代表抵制他？笔者认为，九大上左派策划指定一些人不投“老右倾”的票，王效禹积极参与。这些元老也是毛泽东同意的候选人，左派们敢明目张胆地在票数上做文章，这也增加了其他人的胆量。聂元梓、王效禹、李再含等人都有数百张反对票，江青也有反对票。

王效禹也到处串连，找了当年渤海区的老同事刘格平，又联络潘复生，李再含等人，潘对“反复旧”表示理解。可没过多长时间，难兄难弟刘格平、李再含、潘复生因为在各自的省内支一派压一派，先后下台，这是后话。

今年（2011年）年初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1969年4月24日选出九届中央委员会后，4月25日晚间，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开会，对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毛泽东指示：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提名单的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谈到，黄永胜曾对他说过“三人小组”讨论提名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情况。康生提名王效禹为候选人，周恩来和黄永胜都没有表态。1969年4月26日下午上报毛泽东的第一份23人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中，王效禹名列其中。领袖在王效禹等个别人的名字下面划了杠，后来毛泽东表态：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4月28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25名政治局成员，以及常委、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谈到：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等等。

毛泽东此处承认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与王效禹关系紧张的根本不是杨得志，对王效禹，杨得志后来采取忍让、息事宁人，甚至跟着走的态度，王效禹向杨司令发难的次数不多。与王敌对的是许世友、韩先楚、袁升平、冼恒汉、易耀彩、张轾秀、程世清等人。还有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等。

九届一中全会上领袖讲到杨得志和王效禹，4月30日，林彪接见许世友、杜平、李德生、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按照领袖的精神，主要谈“团结”和“照顾大局”的问题。看来林彪清楚反王效禹的挂帅人物是许世友。

5月1日晚间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与杨得志谈话，说到山东问题，领袖讲了3句话：1、“有希望没有”。2、“要搞好团结”。3、“中央还要开会嘛”。林彪说：照顾大局，搞好团结。当晚康生与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穆林的谈话中点名批韩金海、杨保华俩人曾作反军报告。王效禹从天安门回到住地即向韩、杨俩人通风报信。

杨得志、袁升平、张仁初、李水清、易耀彩、李勃、张铚秀、何志远、况开田、穆林、王金泉、魏伯亭、赵修德、王效禹、张子石、韩金海、傅建吾、杨保华、国恕连等代表没有返回山东，就地在北京饭店办学习班。

5月4日18时30分，学习班正式开始。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人先召集军队代表开会，提出两点要求：一个是大局问题，一个是是非问题。又要解决问题，又要照顾大局。要根据林副主席提出的方针开个会等等。

接着陆续从济南召来不是九大代表的王竹泉、杨恩华、王新阳、孟庆芝、张美智、刘长茂等人。王新阳5月10日清晨从济南监狱中放出，当天赶到北京。学习班人员共27名，后来搬到京西宾馆，王效禹住在405号房间。

5月9日，周恩来等人参加山东学习班会议。王竹泉想起解决肥城事件时王效禹耍手腕对自己的批斗和被涮了一顿的屈辱，发言1个半小时，越说越气愤。为了批判王效禹，曾与王竹泉有矛盾的国恕连在旁边帮腔，俩人一唱一和，向王主任开火。看到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周恩来打断制止王竹泉的发言，王声称只讲了一半。

政治局5月10日召开解决山东问题的会议，周恩来谈到谭启龙的问题。会议决定，王效禹调离领导岗位，杨得志主持山东工作。紧接着10日21时至11日早晨5时，连续8个小时，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黄永胜、江青、叶群、吴法宪、张春桥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杨得志、袁升平、易耀彩等人汇报。周恩来主持会议。

江青首先讲话：中央应当替山东承担一部分责任，不单单是官僚主义的缺点错误。……67年冬季，中央文革天天读时间，杨成武强加于人，当时我和叶群未在，杨成武亲自起草了个文件，给了我们。当时是以杨成武为首的中央军委文革办事组，大概还用了中央文革的名义。我和总理、康老商议应当承担责任。（叶群插话……）杨成武用军委办事组的名义，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派人到徐州去建筑工事，这就使徐海问题更复杂了。不能只怪王效禹同志。当然王效禹同志是有错误的，那是他们的问题。但这里也有一些误会。……对王效禹同志要有肯定的方面，有否定的方面，要全面，不要搞得大乱等等。此时江青持“保”的态度，应该是毛泽东的意思。1个多月后的7月份，江青听汇报时，得知王效禹、刘崇玉讲了一些有关江青的言论，这个女人勃然大怒，厉声谴责。

康生说：王效禹同时应有信心，去掉一切怀疑。中央态度很清楚，保你嘛。九大选你为中央委员嘛，这是客观事实，文化大革命中有功绩嘛。难道因有徐州问题，临沂问题，谭启龙的问题，反复旧的问题就没有信心了吗？应有决心和信心能够把山东搞好等等。康生讲到王效禹主要有4个方面的问题：徐州、临沂、谭启龙、反复旧。

周恩来讲话，批评王竹泉等人：不光要攻，还得要帮。国恕连过去还不是跟着王效禹跑了一段，和王效禹一下子闹翻了，就讲的那么生动，像说快书一样，我担心你将来要犯错误。周恩来还批济南军区的XXX：开始像是反王效禹的一样，今天证明你不是那样，你是跟着王效禹跑的，给他帮了倒忙的，入伍42年了，还那么不动脑子。周恩来询问王新阳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总理最后说：山东还没有来中央办学习班吧，这次就来办一个。有些同志来学一学，刘崇玉可以来。谁破坏团结，谁栽跟头，谁犯错误。搞一个团结的局面回去。今天就到这里。

写点题外话。1米8的国恕连现在已经去世。他从部队复员进入位于泰安的山东农学院学习。文革初期打成反革命遭逮捕，曾参加造反夺权和武斗，任泰安地区和山东农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笔者没有看过周恩来所形容的“讲的那么生动，像说快书一样”的1969年5月9日，王竹泉与国恕连在北京互相配合的那份批判发言。

1969年5月山东27人学习班上，韩金海、杨保华等人看到大事不好，慌忙杀了王效禹的回马枪，陆续揭露了一些中央不知道的问题，王效禹也成为文革中的靶子。但这只是开始，离他的真正倒台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

毛泽东5月19日听取周恩来汇报内蒙、山东、贵州等地的问题，领袖严厉批评这些地区负责人的错误。

19日同一天，毛泽东等人接见包括山东班、徐海班在内的一些人员。20日，中央决定，增补坚决反王效禹的济南军区负责人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还有张富贵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军区的将军们控制了省革委会。

在北京办的山东27人学习班结束，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5月24日联名向中央送交报告，共分10部分，简称“十条”，检查和批判了“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5月25日，中央作出批示，简称“批示”，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以中发[69]26号文件印制45700份，5月27日下发。山东省对中央26号文件简称为“批示”、“十条”。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月25日联名给毛泽东、林彪送交关于山东问题的报告中提到：王效禹作了检讨，“平时为王所倚重的人均已起来揭发，故山东问题正在趋向好转”等等。5月26日，周恩来再次约见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等人，听取王效禹的检讨。同日，周恩来等人接见徐海班两派代表，王效禹、杨保华到场现身说法作检查。

毛泽东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5月26日听取军委办事组汇报，领袖批评一些地区提出的“反复旧”口号。

按照中央布置，杨得志、袁升平等军队负责人拟定了一份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名单上报中央。因为毛泽东事先已确定王效禹属于内部矛盾，学习班的原则是团结和照顾大局，所以核心小组7人为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组长王效禹，副组长杨得志、袁升平，秘书长张子石。（第十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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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倒 台

北京办的山东27人学习班5月28日结束，杨得志等25人当天回到济南。已当选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易耀彩参加已于5月16日开幕的海军第四届党代会，张铚秀因为徐州学习班没有办完，这2人继续留在北京。

韩金海回到济南的当天，对前来打听消息的赵星元、吴世俊等人说：错了，都错了，都翻过来了。

济南军区、省革委5月29日至6月2日在济南召开联席会议。杨得志先传达《中央首长对山东问题的指示》，主要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的讲话，共分11个方面：1、照顾大局，搞好团结；2、山东形势和反复旧问题；3、部队支左问题；4、关于党的核心小组问题；5、关于精简机构问题；6、群众组织问题；7、关于转变作风问题；8、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问题；9、徐海问题；10、谭启龙同志的问题；11、传达贯彻问题。

5月31日，杨得志、袁升平决定调整省革委组织机构。同日济南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宣布赵修德主持市革委工作。傅建吾不管事了，随后他被审查，和庄中一关到一起。6月2日又任命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许洪云为济南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在军队系统，许洪云正军职务，赵修德正师，许比赵高2级，赵修德不再主管济南。

王效禹6月1日作检查。这天的会上204师代表发言，以大量事实揭发王效禹、韩金海等人在临沂的罪行。最后提出4点意见要求，其中第4条：“负直接责任的是王效禹、XXX、XXX、XXX，我们希望这几个同志作出高姿态的检查”。204师代表还提到“老大哥部队”紧跟王效禹的一些错误，转弯抹角批评67军等部队。

6月1日，恢复反复旧前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原机构。6月3日，撤出韩金海任队长的省生产指挥部工宣队。

周恩来6月4日在北京与68军张铚秀等人一起开会，研究解决徐海地区等有关问题。

参加海军党代会的北舰代表团以及易耀彩等人，住在北京民族宫。周恩来约易谈话，通知中央已决定易耀彩主政青岛市，要求他做好全市的稳定和抓革命，促生产，以及干部解放等工作。易马上电话通知青岛，将有关全市的市革委机构及各部门负责人名单、政治学习、工农业生产、社会治安、金融商业、各种经济指标数据、开展革命大批判等等综合资料送到北京，先熟悉情况，拟定回青开展工作的初步构想、打算，再向周恩来作详细汇报。

济南军区和省革委6月5日至14日在南郊宾馆召开部队师以上、地方地市以上负责人联席会议，简称“南郊会议”。会议原定三个议题：1、学习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的指示和26号等文件。2、揭发批判王效禹的错误，破除迷信，分清是非。3、制定一份贯彻批示十条的文件。第3议题因意见不统一没有制定，但有传达提纲。

6月5日会议开幕，上午杨得志传达有关讲话和文件，下午王效禹作了一个37分钟的检查。第二天分组讨论，准备大会发言，40多人报名，确定24人。7日开始发言，韩金海、杨保华在7日的大会上作了检查揭发。韩金海检查时，台下不断有人大声质问，最后被轰了下来。12日发言结束，与会者对王效禹的检查很不满意。

6月14日会议上袁升平、穆林讲话。袁升平说：“到会的同志大多不明真相，不知道真正的情况。通过这次揭发，过去对山东存在的问题，原因不清楚，不知道根子在哪里？现在这个迷揭开了，到会的同志大吃一惊。过去山东存在的问题，如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革命干部、群众、……这个原因和根子就是省革委的主要负责人”。“这次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检查，还是有距离的，虽然进步是微小的，但我们还是欢迎的”。

最后杨得志作总结：“通过学习，大量揭发，认识到省革委主要负责人严重错误，破除了他的迷信，认清了事情的真相”。“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不只是他一个人，其他同志也有。我也有错误，我几次看到他的错误后，总是肯定他的成绩，对他的错误帮助不够。有一次我和袁升平同志同他谈心，3个人谈了5个小时，对他的错误有所察觉，有过斗争，但对他的错误还是帮助不够”。“例如谭启龙同志的问题。省革委在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就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想提出来，但又怕人家讲我和袁升平同志过去是保谭启龙的，现在又为谭启龙讲话，因此没有坚持这个原则”等等。杨得志对贯彻传达会议精神的范围、内容等谈了6条意见，提了6条落实26号文件的措施。其中有“不准串连，不准搞什么联合行动，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不准张贴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不准以任何借口，擅自脱离生产岗位”等等。16时南郊会议结束

王效禹的主要错误是：欺骗中央，欺骗群众；包庇坏人，纵容坏人，打击好人；反军乱军；反复旧等等问题。他虽然还挂名山东省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省的工作。

5月下旬，济南、青岛已经传开王效禹犯错误的消息。27人学习班结束，回到济南，26号文件很快下发。众多被文攻武卫欺压过的百姓群众，6月2日冲击砸毁济南文攻武卫总部。曾被取缔的山工联少数人准备东山再起。

九大后的形势与1966、1967年大不一样，需要团结安定，毛泽东不再支持组建群众造反组织。杨得志6月14日的讲话明确提出：“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当时王效禹就在场，但会议结束后他不仅同意给山工联、山红联等曾被他残酷镇压的造反派平反，而且支持恢复重建这些已经取缔的造反组织。

两年前的1967年1月31日午夜，依据王效禹针对山工联围攻省公安厅的讲话，济南卫戍区发布通告，宣布山工联是反革命组织，济南军区派出部队到现场驱散抓捕山工联人员。但是在1969年6月份，王效禹却对赵星元和原山工联的群众宣扬：“131之后，我们不同意抓那么多的人，军队要抓，我们顶也顶不住”，他把取缔山工联、山红联等造反组织的责任完全推给军队。1967年1、2月份济南驻军确实镇压了山工联等造反组织。可时至1969年的九大后，王效禹这是故意给杨得志找麻烦，让这些组织的成员去找不同意恢复的济南军区和杨司令员。

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齐心协力做工作，排除王效禹有意制造的干扰，济南逐渐平稳。

6月22日，山东省和济南市革委会、群众组织的部分负责人，以及支左军代表570人到达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的学习，解决山东和王效禹等人的问题。到京的第二天（6月23日），中央批准成立由杨得志、袁升平等军队负责人上报的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7人名单。在这个山东最高领导机构中，王效禹绝对孤立。5名军人中的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坚决反他；赵修德以前听王效禹的，1968年12月反复旧被整后彻底转变立场抵制王主任；杨得志肯定不会站到王的一边。穆林文革前的省委书记，文革初期遭批斗，1967年1月被造反派关押，三结合进入省革委会分管生产，因不同意出版《王效禹论生产》一书又挨了造反帮派的整。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7月5日21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首先听取山东班领导小组正副组长李水清、何志远、李燧英（济南军区副参谋长）3人的汇报。中央领导要求学习班建立临时党委，康生说：韩金海、彭世杰，杨恩华不能参加。22时30分再招领导小组的其他人员郑洪五（济南军区群工部部长）、韩金海、彭世杰、杨恩华进入福建厅。陪同接见的还有聂济峰、贺盛桂等人。聂济峰（55少将）原任1军政委，1966年下半年调到中央组织部帮助工作，1967年1月夺权风暴中被中央组织部的造反组织所整，九大后任中央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贺盛桂（55少将）原任军队后勤学院训练部长。学习班由军人负责。

有人当着江青的面揭发刘崇玉曾经把王效禹比做山东的毛主席，她自己就是山东的江青。江青一听就火了，刘崇玉算什么东西，岂能跟红都女皇相提并论。她怒气冲冲地说：造谣造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头上来了。

7月7日21时，康生、李作鹏、聂济峰接见山东班领导小组成员。指名把在北京学习班参与打人的胡金环、汪永康、陈英叫来，这3人都是紧跟王效禹的造反派，分别任济南红旗区（原市中区）革委会副主任和文攻武卫负责人。对直接打人者汪永康的辩解，康生厉声训斥：胡扯！像话吗！像人话吗！老老实实讲一讲吧！

康生、姚文元、李作鹏、聂济峰、贺盛桂7月19日22时许在大会堂福建厅听取山东班李水清、何志远、李燧英汇报，韩金海、彭世杰、杨恩华等人参加。康生批韩金海、杨恩华、刘崇玉等人的入党手续问题。康点名说：“孟庆芝、张美智恐怕在招待所不合适，直到现在用假面具欺骗我们，这两个人应当送到卫戍区，这种作恶多端的人应当送到卫戍区”，“孟庆芝特别坏”。20日，张美智、孟庆芝、刘崇玉3人被扣押，直接关进北京卫戍区。

7月19日的汇报会韩金海、杨恩华都在场，康生谈到：“今天听到一个名词，‘韩派’、‘杨派’”。1967年2月王效禹在省城掌权后，所依靠的职工造反组织中两大派的韩、杨两位头面代表人物坐在一起，无言以对。两年多来，济南的“韩派”与“杨派”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随着王效禹的垮台，两派也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曾经跟随王效禹的造反派，在北京看到这阵势，明白主子大势已去。曾是王效禹的嫡系，并且还挨过王整的王竹泉、杨恩华、徐金华、彭世杰等人，为了自保，纷纷表态。矛头对准王主任，狠揭猛批，他成了孤家寡人。

杨得志、穆林、赵修德3人接中央通知，7月23日中午到达北京。23日、24日连续两个晚上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听取汇报。详细询问山东贯彻落实中央26号文件、工农业生产和黄河防汛等情况。

周恩来7月26日接见全国铁路会议代表，周在会场点名严厉批评徐州的杨正祥，叫他站了40多分钟。

8月1日，被王效禹、杨保华逮捕关押两年半的冯起出狱，这位3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造反派不再参与文革。1970年6月17日，青岛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下发青核发[70]110号文件《关于给冯起同志平反的决定》。

1969年8月6日，中央军委命令，易耀彩任北海舰队政委。从1967年10月起，他一直以北舰副司令员的职务主持舰队工作。8月16日，经中央同意，易耀彩任中共青岛市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副政委宋景华任第2副组长，长期受压的北舰控制了青岛市。实际在此之前的5月份，周恩来与易耀彩谈话后，他已是青岛一把手了。

王效禹8月7日在济南写了份书面检查，避重就轻。此时，原来紧跟他的嫡系死党中，只有韩金海等个别人还在北京互相串连，观测风向。北京27人学习班结束回到济南，韩曾批判王效禹，7、8月份他又出现反复。

山东省的学习班没有结束，青岛市各级革委会的740多人8月29日到达北京，举办青岛学习班。

9月2日21时左右，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李先念、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山东班、青岛班、徐州班和贵州、西藏汇报团的全体人员，周恩来等人讲话。

康生在大会上严厉地公开点名：“什么是工贼？就是钻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假充工人，或原来是工人变质了，打着工人的旗号”，“少数个别人利用工人团体进行他的派性活动，为个人谋利益。在座的韩金海就是这样！”

黄永胜在讲话中专门提到，支持王效禹的原驻徐州“空军有5个人不执行命令，在外不归队，发了指示，他说没有见过文件，提出了4条，说我是革命群众组织，对我无效。我们开除了他们的军籍、党籍、团籍、公职。”

韩金海真害怕了，9月12日和13日上午，他在学习班上深刻检查，以大量事实，揭发王效禹的罪行。

青岛班到了北京，市革委会女常委、政法部革委会主任季铭玲是学员之一。1968年11月中旬，杨保华在青岛开展反复旧，把她作为靶子予以批判。现在她进行反击，揭发了一些具有“爆炸性”的问题。此事说来话长。

本书第一章末尾曾谈到，王效禹是个“妻管严”，老婆刘崇玉异常张扬。山东夺权后，她跟随王效禹从青岛来到省城，自认为造反有功，非要到省革委当官，还要当大的。王效禹刚上台，不便推荐，让她自己活动。

刘崇玉首先借给韩金海50元钱让其凑够钞票买手表戴上。然后向韩金海、杜春胜等人自我推荐：“现在省革委充实常委，我进去也是份力量。效禹同志很谦虚，不好讲，你们别等效禹同志说话了，机不可失。我当常委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你们这些人真看不出个眉高眼低来。”就这样，她当上常委，任省革委群众工作部长，主要管理支持王效禹的各大造反组织。省群工部长的职务非常特殊，所管理的群众组织中，山工总司令韩金海和红山指总指挥王竹泉都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只有4位副主任，另两位是军人杨得志和赵修德。也就是说，韩、王两位副主任需要向刘崇玉汇报本组织的工作。这位水平有限可一心想出名的女人到处讲话表态，制造麻烦。

1967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马拉松”式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断断续续一直没有结束。此时，济南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被打倒。军委通知杨得志、袁升平，省革委负责人王效禹，4月5日赴京参加会议。

刘崇玉得知王效禹要到中央开会，认为是出风头的好机会，提出随同一起乘飞机赴京。开始王效禹不同意，刘崇玉在家中发了疯，大吵大闹，叫嚷：“你他妈的不带着我去，你头里走，我自己要飞机，随后就去。”这个无知的女人以为当了省革委常委，就可以随便调飞机进京。闹到最后，怕老婆的王效禹只好带她一起到了北京。

事后，王效禹对他的铁杆心腹韩金海说：“我想呀，让老刘当个常委可能好些，看来更厉害了，大面也不顾了。你们是师生关系，你得劝劝她。”面对低素质的刘崇玉，曾是学生的韩金海不敢向刘老师提意见。

1967年5月底，陈伯达对张子石等人表态：“刘崇玉不仅会害了王效禹，还会害了山东文化大革命”，“刘崇玉不能在省革委工作”等等。6月2日，张子石在省革委常委会上传达陈伯达的讲话，王效禹在场。

现在分析，估计王效禹实在拿刘崇玉没办法，这个女人无法无天，给刚掌权的老公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可能王事先与陈、张商议，以陈伯达、康生、张子石等“腕级”人物出面压刘崇玉，免去她的常委职务，使她少在官场大面上惹是生非。刘确实闹过了头，在王效禹的要求下，陈伯达才讲话，张子石才在常委会上宣布陈的指示。

刘崇玉突然挨了一记闷棍，以抄录陈伯达指示为由把张子石的记录本抢了去。会上决定免去刘崇玉省革委常委职务，她回过神来，马上明白这是王效禹的主意，当场发作骂街，当着全体常委的面大骂“王效禹是反革命两面派”，她的王老公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她连骂带为自己表功说了4个小时，王效禹不说散会，常委们只好听着。

从一名长期不上班并有历史问题的小学副校长，造反半年，坐火箭般的当上省革委女常委，成为省级干部。官椅还没坐热，因为老公的“阴谋”，一记闷棍，立刻没了职务，她的失落感太强烈了。6月2日免职的当晚，她带领海洋学院学生张培基等2名笔杆子，跑到北京告状。她也清楚，在京城基本没人知道刘崇玉，只有依靠王效禹，才能重新当官。在首都她不骂老公了，而是大肆吹捧，标榜自己的造反功劳。可她无法见到陈伯达、康生。

6月10日，北京政法学院成立革委会，众多大员到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公安部长谢富治，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高检黄火青，高法谭冠三，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杨本清、于桑，市革委会的吴德、丁国钰，著名造反派蒯大富、王大宾等人出席。刘崇玉得知消息，跑到学院搬出王效禹的名义，被安排到主席台后排就坐。可她擅自挤到前排谢富治身边自我介绍“我就是王效禹的老婆”，拿出本子要谢签名，并挨个让主席台上的人签名。同时提出在会上发言，搞得主持人哭笑不得。在她的一再要求下，刘崇玉以山东和青岛革委会联合代表团的名义讲话。

刘崇玉打着王效禹和造反功臣的旗号，在首都到处钻营，上下活动，出尽洋相。消息反馈到济南，王效禹听说后，只好安排青岛市革委会的女常委季铭玲，还有青岛的姜国都、吕启贤3人赴京，动员刘崇玉回济南。

在北京，刘崇玉对季铭玲说的话有些“上纲上线”了。1、刘崇玉把自己和江青比。因为她40年代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济南干过小学校长，她认为江青30年代在上海还有一段明星历史。她和江青两人都是干革命。2、因为张子石在常委会上传达陈伯达的讲话，刘崇玉指责“张子石在青岛执行资反路线，镇压了群众，账还没还就跑到济南”，“张子石完全是踏着别人的鲜血爬上来的”等等，并且布置张培基到青岛搜集张子石的材料。

季铭玲等人劝不回刘崇玉，王效禹得知他老婆在京城口无遮拦要惹大麻烦，7月份只得命令省政法部花光隆把她抓回来。在北京刘崇玉拒绝上车，只好把她架上汽车，4人按不住。她在车上杀猪般的嚎叫：快来救救我，我是王效禹的老婆，他们来绑架我呀！直到汽车开出北京城，刘崇玉连哭喊带挣扎的精疲力尽，才老实下来。

回到济南，怕老婆的王效禹如果让她住在家中，刘崇玉肯定能把他骂的不得安宁。王效禹对韩金海说：“这个人很可怕，她什么事都会干出来，还不知她胡说了些什么？”可让她住到什么地方合适呢？有人出主意，先暂时送她到监狱住下。王效禹认为此招确实能解决难题，一是不让其在外面胡说八道闯祸；二是可以教训她一次；三是做个姿态给康生等人看，因为刘崇玉6月2日曾在省革委常委会上，当着众常委的面公开骂张子石。刘在监狱中呆了2个月，彻底明白王老公手握大权，已经不怕老婆了，只好写信表示真心悔过。估计刘写悔过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王效禹脱离了刘崇玉的视线，她担心这位已经二婚过的王老公与那位单身女医生之间的关系。

1967年9月30日，王效禹派省革委常委孙琦把刘崇玉接回家，她给王效禹下跪认错。1968年1月抓出“王王庄集团”，刘到处散布受“王王庄”迫害被抓进监狱，王效禹1968年4月借机让她出任济南市革委会常委。

1968年11月反复旧，刘崇玉到省政法部，工作人员拿出有关她的全部历史档案材料，当面一把火烧了。

王效禹在台上时，季铭玲不敢随便说。反复旧挨了王效禹、杨保华的整，北京学习班上这些内容被抖搂出来。

刘崇玉确实犯了大忌。江青最忌讳有人说她上海演员的那段风流史，这位蓝苹女士为此整惨了很多相关人物。可刘崇玉竟敢在江青走红的1967年夏天到北京宣扬。江青1966年至1968年期间已经整肃的差不多了，没想到1969年下半年成为政治局委员之后，因为刘崇玉又给翻出来。刘日伪时期在济南，她公然以这段时间和江青攀比。

另外，虽然曹轶欧经常阻挠，但张子石毕竟是康生的长子，康支持王效禹，很大程度上有张的因素在内。

1969年9月和10月，山东、青岛在北京的学习班揭发王效禹的问题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严重。一些问题，直接涉及文化大革命的红人康生、江青。这两个人原本是王效禹的后台，对这位昔日的臣子已是冷眼相对了。

九大前的3月份，中苏在黑龙江珍宝岛打了几仗，苏军吃了亏。苏军8月13日在中国新疆塔城防区的铁列克提地区报复，埋伏了坦克等重装备。由于指挥失误，遭袭击的中国边防军吃了亏，30多人的分队基本全军覆没。

九大重新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标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一派被打倒，达到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目标，不再需要群众造反组织冲锋陷阵了。为了大局和团结，借中苏冲突事件，取缔不听话的造反组织。

8月28日，中央审定中发[69]55号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简称“八二八命令”。

领袖批示“照办”的“八二八命令”共9条，反复强调“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等等。

8月29日，中央55号文件“八二八命令”发出，全国进入战备准备打仗，各地的形势需要稳定下来。

山东和青岛在首都办学习班的前段时间，毛泽东不在北京。1969年5月29日，领袖离京到外地视察3个多月。回京途中9月21日停留济南，毛泽东在西郊的专列上接见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3人，对王效禹说：怎么样，能抗得住吗？王效禹回答：能。从接见和问话中，感觉毛泽东此时对王效禹的态度仍旧不明朗。

笔者分析，毛泽东之所以9月份继续接见王效禹，还要保他，也许领袖还是想维护九大后全国虚假地团结胜利的局面。九大开幕式上的口号是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议上王效禹受到众多老将军的围攻，仍旧当选中央委员和军委委员。九大结束后，马上拿下他，确实能给“光辉”、“胜利”的九大形象蒙上一层阴影。

王效禹最后一次表演是在1969年国庆节前夕。9月21日毛泽东在济南的接见使他又来了精神，私下说：“国庆节我一定要上主席台，叫大家看看我还没有打倒。”9月30日上午，省革委常委会研究20周年国庆节的事项，提出王效禹等人不上主席台，他在会上纠缠不休。省革委就是不准他到国庆节大会现场。回到家中，王效禹骂开了：“他妈的，不让我上主席台，我非上不可。”他给北京打电话：上午常委同志都不同意我参加，我觉得不合适。

康生下午直接给王效禹打电话训斥他：你在常委会上耍流氓。你的错误也是很严重的等等。王效禹这才蔫了。

王效禹、杨保华在台上时，青岛支左主要由67军负责，北舰受压。王效禹挨批，8月份北京举办青岛学习班，曾经紧跟王、杨的青岛造反派，各级革委会领导及支左军代表按部队连排班编组，各班班长均是北舰的军人，副班长67军的，支左形势改观。学习班负责人67军XXX和北舰政治部副主任韩玉樽（副军职务）。

揭发批判王、杨的各种问题，牵涉67军。北舰支持揭发，67军辩护，两军原先就有矛盾，竟然动起手了。

1969年10月17日深夜23时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李先念、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人，在首都体育馆接见中央在北京办的山东、青岛、内蒙、贵州等7个学习班的全体学员14112名。江青等人有事先走了，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讲话。

康生在讲话中指着主席台后排就座的各学习班临时党委负责人说：“我还要补充说一点，对这一排我还有意见。特别青岛班，领导班子不团结，群众都说67军和北海舰队不团结，XXX和韩玉樽先要搞好团结，（XXX和韩玉樽起立表态）。你们当着1万多人表态，要实现诺言，要看你们言行一致不一致。”

接见大会18日凌晨1时10分结束。专门留下青岛班负责人XXX和韩玉樽，2时40分至4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等人讲话，批评北舰和67军，重点批XXX。聂济峰和总政保卫部的蒋润观在座。因为比较严厉地批了全军支左模范67军和XXX，传达的范围有限，此资料没有流传。摘录部分内容：

周恩来首先讲话，针对北海舰队与67军双方对立的问题说：你们不团结没道理嘛！

黄永胜接着批评：你们没道理嘛，两年来打官司。周恩来问：你们还都是来打官司的？！

黄永胜点名批67军：XXX我第一次接触你印象就不好，到现在还如此。你的派性挺足，你不像个样子，你是个老同志嘛，连党性不要了嘛，连原则都不要。你67军反北海舰队干什么？你的毛泽东思想就那么多，北海舰队就那么少？你一直那么搞，你跟杨保华站在一块。冲击潜士校，你不制止。XXX作了回答。

周恩来对XXX说：那时（指“九大”）我认为你也是批王效禹的。是不是你们支持了，转不过弯来？九大以后态度应明朗嘛。李德生接着周恩来的话也对XXX说：中央对王效禹的问题有了决定了嘛。

黄永胜批XXX：不是那么回事。那一天发言，XXX与魏XX完全不一样，魏XX态度明确。……黄永胜接过别人的话继续批X：67军开始搞的还不错嘛。你对李水清的话听不进，杨司令的话听不进，这样子搞，你这个政委当不成了。黄总长的这段话说明杨得志、李水清曾就王效禹的问题向XXX打过招呼，但他不听。

康生说：67军开始是对的。陈继德、李水清调走后，你们接班没接好。67军开始支左是好的，北舰开始支左有错误。你们接班没接好，你们现在军长是谁？……。

李作鹏讲话中先批北舰，然后再说67军：北海舰队开始支左，卢仁灿犯错误，67军搞得好。后67军支持搞反复旧，搞了个稀巴烂。李作鹏话锋一转，继续高姿态的批北舰韩玉樽：北海舰队你们也有毛病，不应该抓住小辫子不放，应是帮助态度。你不是急躁，你胸怀狭窄，你光看人家的缺点错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错误。

李德生对X说：你过去认识不是还可以吗。中央指出王效禹的错误还不觉悟，就不对了。你的旗帜不鲜明嘛。

黄永胜就王效禹在山东的反复旧批XXX：我们也告诉济南军区，不能表态支持他（指王效禹）。济南军区不同意，你为什么还表态？！你这个人毛泽东思想很少，为什么不听中央的？为什么不听杨得志的？听王效禹的！

李德生接着黄永胜的话，也是批评XXX：你对王效禹的指示考虑的那么多，为什么对中央的指示不考虑？十二中全会已对形势作了总结，点了王效禹的名，录音都听了嘛，还支持反复旧。

韩玉樽在检讨中说到一些学员对67军支持王效禹、杨保华有意见。李作鹏还是有水平的，马上批评自家人韩玉樽：你还有点抓住不放，对北海舰队的错误未作高姿态的自我批评，不是学员的问题，你们互相揪辩了嘛。

周恩来：看来杨保华反复旧还没有过去，他在那里检查以为过了关，在济南检查就不通了，到青岛还要检查就更不通了。现在看来那时对他那句话说早了。周随后笑着说：我们上了当，武汉一看，杨保华不服，……

韩玉樽汇报，已垮台的青岛文攻武卫7名人员，自己开车到达北京，找在京参加中央学习班的有关人员。

周恩来问XXX：你知道不知道？你官僚主义！你还是副主任呢。杨保华做的事你不知道？！

康生马上问：你们哪天发现的？（韩玉樽又作了汇报）。今天8天了，我们今天才知道。你们报告没有？为什么不报告？！李副总长告诉卫戍区查。你们还不当回事，你们接近群众，不如李水清、陈继德。

周恩来：青岛的漏洞就出在军队，军队根本不允许对立。你们不是听毛主席的话，听外边的话……

1967年12月，北舰与王效禹、杨保华和67军3方联合阵线在北京打官司，北舰输了。1969年9、10两个月，北舰与67军因为王效禹、杨保华的问题，在北京又打了一场官司，67军不仅输了，而且还错了。

1970年3月10日，67军军部和部队撤出美丽的青岛市，搬到淄博。三支两军人员分别从各地返回部队。

这对67军来说是件大好事，吃了亏挨了批，他们谨慎了，并且非常幸运地脱离了军队支左这个苦海。67军跳出的时间段极佳，因为再晚个把月，即便赶不上林彪、陈伯达事件的初期阶段，也逃不脱参与地方清理阶级队伍这个问题。在“林彪事件”和批判右倾翻案风中，基本没有负责人陷进去。整个文革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挨过整。1967年坚决站在王效禹、杨保华一边的XXX，1968年1月底调离67军，1970年7月升任副总参谋长，曾受林彪事件牵连，降职到湖南省军区任副政委。文革后问题得以改正，升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以大区副离休。1990年4月18日逝世后的评价“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带头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文革后还有67军的XX，虽然查了文革的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最后平调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与67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海舰队紧接着整个跳进了青岛支左这个漩涡里，轮到其犯错误和倒霉了。

北舰1970年全面接手青岛后，为稳定青岛局势做了很多工作，可正赶上按照中央文件的部署，在全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双反，抓516 分子等等。这些运动不仅整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还错整了许多无辜，北舰继67军之后，深陷入青岛文革这个搅不清的泥潭之中。另外，许多军人对经济建设本来就是门外汉，导致一些失误。

整个文革，北舰挨批的人多了，属于海军、北舰内斗，以及不属于两派的老将军们基本都挨了整。1967年5月后挨批挨整的有卢仁灿、潘焱、赵汇川、张晓冰、李镜如等人。受林彪事件影响沾光，易耀彩、宋景华、辛国治被关被整。文革中刘昌毅、丁秋生等人也挨了造反派的批，但相比以上那些人，要轻一些。驻青海军院校挨批最厉害的是吴罡，另外康庄、于侠也被造反组织折腾了一顿。苏振华重新掌权后，包括文革后他以整人为目的所实施的查整改运动在内，整了马忠全、邓龙翔。1964年转业到六机部任副部长的黄忠学，文革初期成为走资派。

写点后话。1967年至1969年，北舰与67军在青岛支左中，因为王效禹、杨保华的问题结怨。1970年3月67军调离青岛，矛盾依旧存在，延续多年。1972年中央审查67军的XXX，北舰提出陈在青岛支左时的问题，有落井下石的嫌疑。同样，清理受“913事件”牵连的易耀彩等人，因北舰与山东、青岛市地方干部产生矛盾赴京解决问题，已离青驻淄博的67军政委XXX掺和其中。直到文革结束，67军专门派人赴青岛，与北舰交换意见。主要当事人均已调离所在部队，两军高姿态都主动做自我批评，关系才缓和下来，双方共同把主要责任推给了林彪、四人帮。可话又说回来了，北舰与67军的矛盾，该林彪什么事？他在其中搞了什么阴谋诡计？有多大责任？

全国有两支军队因为支持王效禹被授予“支左模范”，一是驻青岛的67军，还有驻徐州的空军29师。估计现在有关这两支军队的军史资料中，最不愿提及的“光环”和“功劳”，恐怕就是这个丢人的“名誉称号”了。

毛泽东什么时候下决心彻底拿下王效禹的呢？没查到具体日期。笔者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是1969年11月初。

领袖在全国各地视察了3个多月，九大结束也近5个月了，但全国有些地区的形势仍不见好转。这段时间，中央发出多份文件，1969年5月22日的中发[69]22号文件“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5月25日关于山东反复旧的26号文，5月27日关于湖北武汉反复旧的28号文，7月23日关于制止山西武斗的41号文，7月28日关于河北的44号文件，7月29日关于徐州的45号文件，9月23日关于连云港的64号文件，9月27日关于武汉问题的67号文件等等，很多文件都批评了反复旧。这一阶段，贵州、四川、山西等地武斗依然严重。

中央55号文“八二八命令”发布近一个月，全国准备打仗时期，各地局势不稳，内乱武斗不止，贻害无穷。

毛泽东9月23日返回北京，形势逐渐起了变化。中央开始采取严厉措施，王效禹的政治危机真正来临。

10月份，武斗重灾区四川又乱了，天府之国的造反派仿照山东，开始已被批判的反复旧运动。10月2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关于四川问题的汇报。第二天总理致函毛泽东、林彪：“从九大后，四川掀起‘反复旧’运动，其性质与山东、贵州、湖北类似”，“‘反复旧’矛头虽也是对着军队，工代会也要超越于革委会之上，但四川究竟有四川特点，一切表现在派性和武斗上面”。周提出先约四川负责人来京，毛泽东31日批示同意。

5月初中央就决定批判反复旧，领袖多次指示。可时过半年，不仅没有刹住王效禹在山东掀起的这股风，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从5月初开始，山东、青岛连续在北京办了3期学习班，除了全国众多司令、政委、革委会主任反感王效禹外，又揭发出许多严重问题。例如组建准军事部队文攻武卫，宣扬江青当年演员风流史等等。

1969年9、10月份，面对苏修咄咄逼人的严峻事态和国内的局面，10月末的四川问题是个引子，毛泽东通盘考虑之后，11月初下决心拿下成为不稳定因素的几个头面人物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贵州李再含、四川刘结挺和张西廷。王效禹的政治丧钟敲响了，官场生涯就此终止。

有了中央的决定，杨得志11月4日主持召开省革委常委会议，6日他发言批王效禹“你的错误和李再含的错误很多地方是一致的，如对抗中央、搞自己的独立王国，耍两面派，支一派、压一派。在干部政策上，不是以毛主席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林副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三条为标准，是以拥护不拥护你王效禹为标准，李再含也是这样。反对军队你与李再含也是一样。”“王效禹对济南军区的看法和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始终是不一样的，完全相反的”，“几十年来我没见过你这样的政治委员”等等。王效禹的错误不仅是“反复旧”，上升为“对抗中央”。

杨得志在常委会上还谈到：“中央指出我们的错误是与你斗争不够”，“我的错误是斗争太少了，照顾你的情绪太多了”，“也有的我们随着你跑了，没有坚决和你斗争，我们是有错误的”等等，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杨司令的检查不谈“随着你跑”的主要原因，有意避开领袖倾向王和武汉720事件对大军区司令们的影响。

中央1969年11月15日正式批准对王效禹停职检查。同一天11月15日的《大众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破除对资产阶级政客的迷信》，对王效禹使用了专用代名词“资产阶级政客”。文章对“资产阶级政客”一词作了解释：“顾名思义，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掮客，即资产阶级政治投机商。这种人捣鬼有术，诡计多端，到处买空卖空，大搞政治投机勾当。”最后一段：“让资产阶级政客躲在‘独立王国’的‘王宫’里做孤家寡人去吧！”

王效禹失去自由，开始长达16年的审查、关押生活。一年前，他面对同样被关押的谭启龙，洋洋得意地耍着手腕，大言不惭地要谭相信组织，正确对待，深刻检查。现在轮到他自己了，这也许是报应吧。

（第十三章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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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最后结局

1969年6月份，山东老百姓给王效禹起了个代号：34621，即“三红干部”、“四个支持”、“六个第一”、“两个委员，两面派”、“一人独裁，一派掌权”。这个代号概括了两年多来他在山东执政时期的“名誉”和“罪行”。

1966年8月底，王效禹为了自保，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支持并加入学生、职工的造反队伍。他的矛头主要对着曾批过自己的领导人，也可以说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几番冲杀，轰轰烈烈，得到领袖的肯定。

从1967年1月夺权开始，因为各种原因，造反派内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裂。王效禹采取高压政策，打击另一派反对他的群众组织。几经搏斗，把一些曾同他共同造反的群众派别镇压下去，抓捕关押其负责人。

由于领袖一再调整决策，再加上一些参与者自身的问题，造成文革中倒霉轮流转，排队排到王效禹了。中央1969年11月免去他军委委员职务，在这个位置上只呆了半年。对于王效禹，杨得志11月6日的讲话中说：“我们军区开全委会，请你三次，你就是不去，也不说是什么理由。以后袁升平同志又给你打电话，还是不去，你这个做法是很错误的。会上的同志一致要求发电报给中央，撤销你的第一书记，我们对他们仍然是做说服工作。”

他的所有职务分4次免除：拿下军委职务后，1970年6月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没有了；10月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和第一书记的职务也成为历史；1971年3月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同年4月1日，山东召开第三次党代会，重新成立省委。4月6日省委三届一次会议，选出第一书记杨得志，第二书记袁升平。

紧跟王效禹，曾经在各级革委会掌权的最后一批山东造反派们，随着主子不情愿的被动谢幕也被清理出局。

山东省各级党委政府机构，由军队负责人和曾被批斗、打倒，又重新上台的老干部共同掌权，以军队为主。

1970年1至3月，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多份文件：1月31日的中发[1970]3号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的5号、6号文件《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3月27日的20号文件《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些文件与1968年5月25日中发[68]74号等有关“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件绑到一起，造反派成了重点之一。以前他们狠整过当权派和保皇派，以及有矛盾的对立面造反派，现在轮到他们自己挨整。特别是抓“五一六”，造反派也尝到他们曾经强加于人的“莫须有”滋味。王效禹成为“五一六分子”，“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他的这些“罪名”，也算文革中的黑色幽默吧。

中央1971年3月30日批准撤销王效禹山东革委党的核心小组长和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4月14日下放辽宁盘锦垦区的西安农场填鸭厂监督劳动，仍由山东负责审查和生活供应。有意思的是中央把撤职的贵州省革委会原主任李再含也安排到西安农场劳动，军队和地方的两位文革早期著名老干部造反派走到一起。当时萧华也在那里。

1973年至1976年，山东因为批林批孔、批判袁升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少数老造反又打出大旗，成立组织，准备东山再起。但毕竟昨日黄花，老百姓们已经厌烦，只是隔岸观火看热闹，不再跟着瞎呼隆。

写点题外话。批判袁升平时，白如冰主动积极。1973年他掌权时的山东省委把袁升平定为包庇王效禹，还定为打击了造反派。打击造反派这顶帽子给袁升平戴上比较合适，但指责袁包庇王效禹，1974年的山东省委纯粹扯皮，这个阶段的白如冰又犯错误。也是在这一时期，山东各地对文革初期的一些造反人物“高抬贵手”，著名造反派王竹泉、孙振法、国恕连、杨云良等人再次安排各种领导职务。四人帮倒台，这些人才被拿下，党籍没有了。

文革后袁升平等人彻底平反，白如冰亲自写信向袁升平、张铚秀等被他错批过的军队将领赔礼道歉。

文革结束，风云人物王效禹回到山东，重新接受审查。中纪委黄克诚审定，山东省委1979年2月28日发出通知，宣布经中央批复，开除他的党籍，罪名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等等。从1969年到1971年，全国第一批夺权成为革委会一把手的王效禹、刘格平、李再含、潘复生先后都下台，4人中只有王效禹文革后被清除出党。

可相比他的手下，王效禹还是幸运的，追随他的那帮造反派干将和打手们下场惨多了。1979年2月27日判处孟庆芝死刑，3月22日枪毙；韩金海和杨保华两人死缓；张美智无期徒刑。1978年5月28日已逮捕张廷藻。

徐州城的杨正祥也没有好结果。王效禹完蛋，他进了学习班，一直不服气，死咬牙。1970年9月16日，徐州铁路分局的韩山疗养院学习班上，他突然连续高呼口号。这位因为文革中毛泽东严重错误靠造反起家，折腾老百姓的著名武斗反军造反人物，在毛泽东决定拿下其靠山王效禹，他就此失势败落后，竟然点名辱骂伟大领袖。那年月的公开场合岂能这样？！他当场被群众打翻在地，绑上后嘴中塞了破布，押到铁路分局军管会。刚到军管会，杨正祥吐出破布继续呼喊，群众又把鸡毛掸子塞到嘴中，他竟然咬断鸡毛掸，满嘴是血，仍旧喊口号。那次杨正祥结结实实挨了顿好揍。公安局军管会9月30日宣布逮捕他。王效禹的这帮追随者中，杨正祥挨打最多。

写点后话，1970年9月杨正祥在光天化日之下呼喊“打倒毛主席”的口号，只判了有期徒刑。文革结束，继续清算其它罪行，又关了近14年，放出来后干个体。年老了，才想到退休和医疗费用等问题。2007年8月他在新浪网开了名称为“37年的老反革命再含冤”的博客，发了《徐州的窦娥冤》等帖子，到处喊冤，要求平反。

1979年1月30日，山东省委发出文件，批复《中共青岛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二二”夺权问题的请示报告》，同意认定122夺权是反革命政权，全盘否定。笔者对山东省委的这份文件有点不同意见。文件认为122夺权“非法”，此用词不妥。王效禹接管青岛市委，是在领袖支持夺权的前提下，事先请示隶属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革主要负责人康生，以及王力、关锋同意，事后经中央批准，军委表态支持，不是“反革命”夺权，程序应该“合法”。笔者认为，可以认定王效禹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青岛组织的“122夺权”是错误的，但不能认定“非法”。这就如同中央文革小组，可以说有错或有罪，但不是“非法”组织。成立中央文革，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再提交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程序“合法”。

1980年11月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出现王效禹的名字和材料。1967年他标榜“济南57大捷”的武斗，成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效禹等人的罪状之一。姚文元起诉书的第34条就是济南武斗，王效禹1980年6月20就这一事件做了交代。1980年11月24日下午审判员巫宝三问姚文元“1967年5月7日济南武斗事件，是你和张春桥支持的，是不是事实？”法庭上宣读狱中的张美智1980年7月22日的证言：1967年“5月6日午后，王效禹说，你们不是在采取行动吗？张姚首长批准了，以前为什么不让你们动，中央首长怕你们力量不足”。

1985年9月25日，山东将王效禹安置到他的家乡益都县城。他不想在益都度过最后的晚年，提出的理由之一是抗战初期随他参加抗日队伍的约百名青壮年，很多人为国捐躯。他是拼死抗击日本鬼子，血战沙场的一名幸存者。10多年前撤职，文革后又被开除党籍，他不想这样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乡故土，可是已经身不由己。

刚到益都时，王效禹住在县委第一招待所。省里规定，他享受县团级干部待遇，县里决定，他归县政府的行管局管理。省里拨款5万元，在城里给其盖房子。20世纪80年代的县财政非常紧张，当地政府没盖新房，找了一处旧房，简单修缮粉刷，他和老伴刘崇玉住了进去，老伴后来多年卧床不起。1986年益都县改为青州市。

王效禹认为对他的处理重了，在青州曾给中央领导胡耀邦等人写信进行过申诉，50多页纸张，笔迹工整。

1995年3月3日凌晨2时45分，这位在齐鲁大地风光了两年多的山东王，于青州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病逝。当时文革著名造反组织青岛八一兵团司令、市革委常委孙相银专程到青州去看望“干爹”王效禹，正好在场。

现在官方对王效禹的整体评价是“否定”的。他整个82年生涯里，如此多的“罪行”主要集中在短短的三年之中，如何解释呢？笔者虽然与他在文革中有矛盾，40多年后静心思考，抗战中王效禹打了7年日本鬼子，随后4年国内战争，1950年后的8年政法工作，50、60年代6年右倾日子，文革中3年造反，紧接着16年的关押和审查。72岁以后10年的颐养天年，虽然还能享受县团级待遇，到最后盖棺定论，总体评价是好是坏？也许政治人物不能套用“好”和“坏”这样一个简单的评价标准。可总感觉不能以文革3年的造反来决定他的一生吧。

王效禹走后留下一个小小的谜：生日。中组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上，关于他的出生和去世日期都有疑问。“大辞典”上，王效禹生于1914年2月，去世时已过了生日，终年应该82岁。墓碑上是1913年出生。即便有公历与农历之差，可公历1914年2月1日是农历正月初七。难道他曾经改过生日？为什么呢？还是这本“大辞典”，他于1995年3月2日去世。实际上准确时间3月3日凌晨2时多，时钟悄悄走过24时，他挺过了午夜，已是3月3日新一天的零时以后了。

王效禹走后，卧床多年的刘崇玉换了住房，行管局派人照顾她。又过了3年多，1998年9月，她也去世了。

2002年清明时节，他们的骨灰埋回离青州城40里地的原籍朱良镇北段村，3人合葬墓。近2米高的黑色墓碑正中并排直刻着3个名字：王效禹、冯玉英、刘崇玉。石碑后是农村墓地常见的土坟包，上面青草凄凄。

2007年再一次区划调整，青州市朱良镇撤销，划入高柳镇。当地保留了原朱良镇邮政所，改名段村邮政所。


2010年9月18日，阴沉的天空，笔者站在青州市高柳镇北段村北面的一片玉米地中。约百年前，王效禹出生在这个村庄里，那时辛亥革命刚过2年，当地地名益都县亲仁乡西北约段村。清朝时，益都属于青州府。

站在这片土地上，环顾四周密密麻麻成熟的庄稼，看长势应该是个好年景。听到附近正在秋收的老农对话声。

2010年秋季的那个下午，面对王效禹的墓地。拿出白纸，给这位曾经浴血抗战的老兵认真擦拭了墓碑，一张纸脏了，再换一张，石碑表面绝大部分擦干净了。但笔者毕竟亲身参与了那场多灾多难，至今仍旧迷雾重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到和知道王效禹夫妇俩人的言行，所以故意空过刘崇玉的名字，有意留下上面的一些灰尘。

这算一个轮回吧，王效禹从这里走出来，最后又回归此处的田野大地之中。身后留下了许多故事和传说。

（2011年5月）（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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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参考资料目录（只列其中一部分）

1、毛泽东、周恩来、康生、谭启龙、王力、王效禹等人1966年至1969年的文章、讲话、电报等等。
2、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山东省革委会、海军党委、青岛市革委会等1966年至1970年的部分文件。
3、《人民日报》、《红旗》、《大众日报》、《青岛日报》等1966年至1970年的部分报刊。
4、全国各地造反组织1966年至1969年出版的部分报纸：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报》、北师大《井冈山》、北大《新北大》、首都三司和红代会《首都红卫兵》、北京《红色联络报》、上海《工人造反报》、一机部《险峰》、连云港《一月风暴》、南昌《江西战报》、南京工学院《东方红战报》、常熟《五一六》等等。
5、山东、青岛各造反组织1966年至1969年出版的各种报纸、刊物：红山指《山东红卫兵》、山工总《山东革命工人》、山工联《工人战报》、山红联《革命造反者》、山师《东方红》《洪流》、山大《红旗战报》《红二三》、《济南红卫兵》、青岛革工总司《主沉浮》《主沉浮学习材料》、青岛大中总部《红卫兵》、青岛文艺《文艺战鼓》、青医《东方红战报》、海院《东方红》《中南海》《新海院》、化院《红色造反者》、潜校《造反有理》、海政校《红联战报》、青岛联络站《青岛怒涛》、《青岛东方红》、外地赴青联络站《反到底》、曲阜师范《红色造反者》等。
6、《给党中央毛主席十万火急电》，青岛国棉一厂全体革命职工，1966年9月2日。
7、《访王效禹》，参加人员：赵杰堂、岳孟柯、张培基、徐信章、刘崇玉等人，1966年9月7日。
8、《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关于青岛事件的真相》，青岛医学院文化革命办公室编印，1966年9月13日。
9、《青岛红卫兵第一总部宣言（草案）》，1966年9月15日通过。
10、《青岛市“八.二五”事件调查报告》，山东大学物理系赴青战斗小组，1966年9月17日修改于青岛。
11、《青岛事件调查》，山东商校调查组，1966年9月。
12、《再驳<骇人听闻的山大殴打事件>》，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缚苍龙战斗队，1966年10月8日。
1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人讲话第一集》，青岛市红卫兵纵队，1966年10月27日。
14、《重炮猛轰谭启龙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青岛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1966年10月27日。
15、《王效禹的“特急电报”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动员令》，青岛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等，1966年12月8日。
16、《是人还是鬼》，青岛第9中学沧桑公社，1966年12月29日。
17、《王效禹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总部青岛轻工分部，1967年1月2日。
18、《我的声明》，中共青岛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青岛市市长李元荣，1967年1月6日。
19、《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效禹、冯起、鞠维信，1967年1月6日。
20、《“八.三一”的真相》，青岛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总部，1967年1月10日。
21、《告全市人民书》，山东省革命职工联络总部青岛联络站等6个组织，1967年1月13日。
22、《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与我们的谈话》，张汉祥、王世歧、张子石、孙枫丹。
23、1967年1月19日《康生同志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其他》，张汉祥、王世歧、张子石、孙枫丹整理。
24、《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青岛联络站就“122”大会的严正声明》，1967年1月23日3时。
25、《康生同志、王力同志、关锋同志谈王效禹》，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小组赴京代表，1967年1月23日。
26、《揭开“122”夺权大会的内幕》，山东海洋学院毛泽东时代革命造反军，1967年1月23日。
27、《苍茫大地 我主沉浮》，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1967年1月24日。
28、《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三同志和我们的谈话（1969年1月19日）》，王世歧整理，1967年1月24日。
29、《坚决打垮冯起的新反扑！》，青岛航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1967年1月24日。
30、《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青联络站就122大会的严正声明》（注：第二次声明），1967年1月26日。
31、《从“123”黑会看王效禹》，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青联络站，1967年1月26日。
32、《联合声明》（注：反对122夺权），清华大学等首都9所大专院校赴青战斗队，1967年1月27日。
33、《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青联络站必须低头认罪》，北京外院红旗，1967年1月27日。
34、《关于“一.二四”事件的真相》，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济南指挥部，1967年元月27日。
35、《特大号外 中央文革关锋同志给王效禹同志电话》，青岛东方红公社印，1967年1月28日晨1时。
36、《向中央文革请罪》，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青联络站等10个首都驻青组织，1967年1月29日零点。
37、《向青岛市人民请罪》，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青岛联络站，1967年1月29日晨2时。
38、《热烈祝贺》“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胜利”，海军北海舰队全体指战员，1967年1月30日。
39、《戳穿“山大主义兵”一小撮伪君子的画皮》，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连红卫兵，1967年1月30日。
40、《一月二十八日济南风动机械厂反革命事件》，山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1967年1月30日。
41、《王力同志1月31日晚在人民日报谈红旗三期社论精神和当前夺权斗争宣传的意见》，青岛日报翻印。
42、《一月三十一日袭击山东省公安厅反革命事件的真相》，山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1967年2月2日。
43、《戳穿制造所谓“谋杀学生”谣言的大阴谋》，济南市公安局交通民警大队，1967年2月3日。
44、《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同志接见山东、青岛赴京代表部分同志的谈话》，王世歧，1967年2月7日。
45、《“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反革命罪行简录》，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连兵等，1967年2月9日。
46、《现行反革命分子冯起的言行录（三）》，青岛东方红海院红闯战斗兵团等组织合编，1967年2月12日。
47、《戳穿一个反革命的大阴谋——孟昭凤死亡真相》，山工总、红山指等，1967年2月18日。
48、1967年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山东省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济南部队印。
49、1967年2月22日《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山东赴京代表团时的指示、讲话》，济南部队印。
50、《“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的反革命罪状》，山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1967年2月。
51、《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张仁初同志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济南驻军支左指挥部的讲话》，省革委办。
52、《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4月
53、《打砸抢的帽子应该戴在谁的头上？》，山工总、红山指等，1967年5月15日。
54、《山东外贸“131”与“21”夺权真相》，外贸毛泽东思想支左兵团，1967年5月26日。
55、《鞠维信不是革命派，而是地地道道的两面派》，市南革命到底、斗批改战斗队，1967年6月1日。
56、《驻青海军院校革命造反派赴潍支左战地记实》，海军潜艇学校、政治学校等，1967年6月15日。
57、《毛主席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部队领导机关、山东省军区关于解决昌潍问题的几个中央文件》，六O三七部队昌潍支左指挥部宣传组翻印，1967年6月20日。
58、《揭开山东省十七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青岛革工总司、红代会、驻青海军院校、山师串连兵冲锋号、山大红旗、新北大三军等23个组织，1967年7月15日。
59、《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一OO部队声明》，1967年7月16日。
60、《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声讨刘、邓、舒、谭、滕兵团严正声明》，1967年8月8日。
61、《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为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而战》，山师串连兵，1967年8月10日。
62、《揪出省检察院打击迫害王效禹同志的罪魁祸首示众》，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连兵等，1967年8月18日。
63、《全国支左模范——7229部队首长郭子谭同志谈徐州文化大革命形势》，1967年10月31日。
64、《六十八军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初步检查（草案）》，1967年11月1日。
65、《现红四野到底是什么货色？》，海军政治学校红革司115师，1967年12月17日。
66、《历史的宣判——评反革命两面派王历波》，山东革委会工作人员“革命风暴”兵团，1968年1月9日。
67、《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彻底粉碎王、朱、赵、胡炮打无产阶级司……》，周玉书，1968年2月7日。
68、《不准朱兆丰为“山工联总部”翻案誓死捍卫山东红色新政权》，宣传部蒋延庆发言，1968年2月7日。
69、《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王历波 王路宾 庄中一》，济军批斗王王庄筹备组，1968年2月29日。
70、《海军北海舰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海军北海舰队司令部机关整风办公室，1968年5月6日。
71、山东县级革委党员代表会济南、青岛代表团《关于对目前山东形势的严正声明》，1968年11月23日。
72、《我的请罪书》，谭启龙，1968年11月25日。（包括省革委1968年12月6日印发“请罪书”的通知）
73、《颠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宣言书》，山东省革委办公室《驱虎豹》，1968年12月4日。
74、《刘建勋同志在省地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12月12日。
75、冼恒汉在省革委召开的兰州地区工、军宣队、县以上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1月22日。
76、《周恩来同志五月十四日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的极其重要的讲话》，1969年5月14日。
77、《关于解决山东问题总理、康生、伯达、江青等中央负责同志接见山东代表时的讲话》，1969年5月。
78、《中央首长对山东问题的指示》，杨得志传达，1969年5月。
79、68军204师代表在济南军区和省革委联席会议批判王效禹的发言，1969年6月1日。
80、《我部指战员被“省工农宣传队”非法绑架、扣留、毒打的血泪控诉》，204师，1969年6月4日。
81、韩金海、杨保华“在南郊宾馆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6月7日。
82、《六十八军在南郊宾馆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6月。
83、《潜校红联总决策人的主要罪行》，海军潜校无产阶级革命派，1969年8月。
84、《对王效禹在山东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揭发》，朱文，1969年8月。
85、《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青岛“几个老兵”，1969年9月1日。
86、《中央首长接见在京学习班的重要指示》，中央办的山东、青岛学习班整理，1969年9月2日。
87、《中央首长接见青岛班临时党委成员时的重要指示》，1969年10月18日。
88、《坚决斗掉头脑中的“私字”，彻底同王效禹的错误划清界限》，韩金海，1969年10月23日。
89、《彻底揭发王效禹所谓“反复旧”的内幕》，杨恩华、张廷藻，1969年10月23日。
90、《王效禹假检讨》，杜春昊、王凤文、王诚，1969年10月23日。
91、《对反动分子刘崇玉的揭发批判材料汇集》，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青岛班办公室，1969年12月10日。
92、《王效禹网罗牛鬼蛇神、支持右派集团大搞翻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刘佩文、李秀明等，1969年。
93、《彻底揭发批判王效禹派“工宣队”进占省生产指挥部所犯的严重错误》，王泽恩，1969年。
94、《钢铁长城下的蛀虫——从临沂问题看王效禹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滔天罪行》，张石，1969年。
95、《彻底揭发批判王效禹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赵星元，1969年。
96、《愤怒揭发批判反革命分子刘崇玉的反革命野心和对抗中央的严重罪行》，季铭玲，1969年。
97、“杨保华检查”，1969年12月29日。
98、《愤怒揭发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王效禹的滔天罪行》，王崇训，1970年1月21日。
99、《怀念吕振羽同志》，侯外庐，《中国史研究杂志》1980年第4期。《人民日报》1981年2月17日转载。
100、《海军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海军编审委员会，海潮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101、《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李逊著，台湾时代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6月初版。
102、《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0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04、《张铚秀回忆录》，百度文库。
105、《履冰集》，原济南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冯文贡回忆录，1999年9月。
106、《山东省志大事记》，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107、《中共青岛地方史大事记》，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北京第1版。
108、《青岛市志.大事记》，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五洲传播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109、《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六卷“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组织部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北京。
100、《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姜华宣等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2月第1版。
111、《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112、《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113、《民族拓荒者》，韩同文著，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2004年6月初版。
114、《中国海洋大学大事记》，主编：李耀臻等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115、《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16、《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117、“原济南军区第二政委袁升平文革回忆录”，袁升平口述，秘书刘旭整理，2005年9月16日。
118、《岁月艰难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119、《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120、《十年文革大事记》，周良霄 顾菊英编著，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12月第1版。
121、《问史求信集》，著者阎长贵 王广宇，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北京第1版。
122、《山东“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张业赏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15日。
123、《山东“二三夺权”风浪》，王葆君，2010年9月。
124、《昌潍地区“文化大革命”纪略》，潍坊史志办。
125、《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126、《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127、采访山东、青岛文革当事人张汉祥、王坤泰、孙枫丹、张鸿瑞、任立靖、韩同文等数十人。等等

（完）



说明：这还是征求意见稿，虽然删去少量内容，基本上可以算是第一次全文发表。

这篇文章有笔者自己的新观点。

1、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爆发的具体时间定位。官方定位于1967年1月6日上海召开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的大会，因为会上宣布罢了曹荻秋的官。官方权威著作《周恩来年谱》、《毛泽东传》等都是如此定位。笔者定位于1967年1月15日上海耿金章到上海市委夺权。理由3条：一是1月6日大会后，没有造反组织去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陈丕显还在行使一定的权力。毛泽东和中央没有对1月6日大会表态。二是1月15日耿金章的二兵团到上海市委夺权后，向北京发电任命张春桥、姚文元为上海市1、2把手，毛泽东马上于15日的当晚表态承认和支持。三是1月6日上海的大会后，约10天之内全国没有刮起夺权风暴。1月15日晚毛泽东表态支持上海的接管后，16日北京造反组织争先恐后开始到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夺权，夺权风暴迅速刮遍全国。笔者认为，1月4日《文汇报》夺权揭开“一月夺权风暴”的序幕，1月4日至14日是准备阶段，形成夺权风暴的关键基础是毛泽东1月8日对《文汇报》等报纸夺权的讲话，关键基础不是1月6日上海的大会，当然这次大会也是形成一月夺权风暴的一个内容。

2、王效禹的“右派翻案”，也就是《第十章：失败的“右派翻案”》。

在国内这本书无法出版。发在这里还是想征求意见。

因为笔者亲身经历了文革，有自己的观点看法，所以书中还是带有倾向性，笔者知道这些倾向性有负作用。

作为这个长篇帖子的结束语有2条：

往事如烟。但是，真实的历史绝不应该如烟！

我们可以抹去那段岁月中的诸多恩恩怨怨，但是，我们决不能忘掉和掩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