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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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举行“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捐赠仪式”

作者：　　来源：　　点击数：288　　发布时间：2010-2-5

2月4日上午，历史系在光华西楼20楼会议室举行“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捐赠仪式”。出席仪式的有捐赠者陈国康、上海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文革史研究学者李逊，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历史系系主任章清、历史系党委书记金光耀、历史系资料室主任于翠艳等。

陈国康先生自“文革”期间开始搜集报刊、传单，经四十多年努力，形成了以上海地区的群众组织发行的报刊和传单为主的特色。此次捐赠的资料有一千多种，二千余件，其中部分资料极为珍贵罕见，具有很高的史料及文物价值，如1967年创刊至1971年停刊的全套445期《工人造反报》，以及不太完整的《红卫战报》、《文艺战报》、《新复旦》等，还有许多传单、小册子。陈国康对这批珍藏多年的资料能最终落户复旦深感欣慰，并希望这批资料在复旦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供更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生使用，以推进对“文革”史的研究。
与会学者高度赞扬陈国康的善举，并充分肯定该批资料的史料价值。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表示，复旦大学历史系将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搜集、保存、整理以上海地区为主的“文革”资料，力争建成一个有特色的资料中心，也希望这一计划得到各方支持，共襄盛举。

杨志刚教授向陈国康先生颁发复旦大学捐赠证书

陈国康先生手持捐赠牌

杨志刚教授向陈国康先生颁发了复旦大学捐赠证书，章清教授向陈国康先生颁发了捐赠纪念牌。仪式由金光耀教授主持。
（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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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报八巧

文/陈国康


     我收藏有文革初期报纸和资料300多种、1千多份（册），还有一大包油印传单。其中绝大部分是当时的“群众组织”的报纸。而且，除了近期化了大价钱收集的几份补缺报外，全部是“原装”，是四十年前亲手收集的。
   05年9月在北京举办个人“精品报展”时，有报友说：这么早就有收藏“文革小报”的意识，绝对“超前”。因为“文革小报”已成了集报界的“热门”。
   其实，这些文革初期报纸、资料，我能收集并能保存至今，全靠“八巧”。所谓“七巧”，就是七种巧合，若缺一“巧”，这些报纸就成了纸浆。
   一“巧”：身逢其事。
文革大革命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浩劫”，这空前绝后的整整十年，有幸正巧被我遇上了。否则，无法接触到这些报纸。
这是第一巧。
   二“巧”：先天不足。
本人出身“资本家”家庭，从小就戴上“家庭成份”这顶无形小帽子。“文革”初期是属于“混蛋”一类（出自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讲究政策，被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心里爽快了不少。但是想要加入神气又光荣的“红卫兵”，就象阿Q遇到假洋鬼子要求革命一样，是万万不可能的。 记得66年8月底9月初。家被抄、母被批斗，我冲动地拿出马路 上“抢”来的油印传单作凭据，提出抗议：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据然真的使批斗方式“客气”一点。
在当时正规报纸通篇官样文章的情况下，这些应运而生“群众组织”传单、小报中的最新指示、首长讲话、各地动态…大量地透露出“内部消息”。我收集这些报纸能了解“文革”的各阶段的进程和各类政策，以求保平安和探测前途。凡事投入即成爱好，我不知不觉进入了“文革小报”收集群体中。
所以，正巧因为“先天不足”，使我开始收集“文革小报”。
这是第二巧。
   三“巧”：社会青年。
“文革”起始1966年，而我从65年底至68年初没有工作，在家吃闲饭，这种人当时称之为“社会青年”，以后改称“知识青年”，相似现在的“待业青年”。没工作，无收入，没有任何文化消费，除了看报。
好在“文革”初期，传单满天飞，以后又出现各种名目的铅印报纸。当时反对经济主义，传单、报纸只散发或张贴，不卖钱，这正合我“胃口”（几个月后，报纸要卖钱了，一般四开报2分，对开报3分）。于是，空中抓、地上捡、开口讨、求人换，收获可观。记得66年底，有几个戴“造反队”红袖章的人在张贴《工人造反报》，这张报纸从未见到过，讨一张，不肯。一张报纸要贴正反二面，很费时费力，我就主动帮忙拎浆糊桶、刷浆糊。大冷天，头冒汗，就这样建立起了“阶级感情”，他们把最后一张报纸送给我，这一张《工人造反报》创刊号，保存到现在。
68年之前的二年，正是“文革”最动乱时期，各种小报多如牛毛，正巧也是我失业时期，否则那有时间收集报纸。
这是第三巧。
   四“巧”：地理优势。
上海南京路，是上海的中心，而我的家居，处于这个中心的中心。若以我的居处为中心，100米为半径，这个圈子内，有上海四大公司，几十家有名气的商店，近十家剧场电影院，离人民广场，步行八分钟（我试过）。人口密度可能在全世界也可名列前茅。
由于有这么优越的“市口”，这块原先的商业中心，在“文革”中演变成了政治活动中心。当时的南京路是各派系 “红卫兵”、“造反派”的必争之地、必经之地。为宣扬自己观点。二边橱窗和墙面，贴满了大字报，中百公司外墙的大幅标语，高达几十米，高音喇叭不停播放“语录歌”、批斗会实况，各种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外地的“红卫兵”串联加旅游，在南京路总要留下些“革命”印记。于是，这里成了我收集传单、报纸的风水宝地。我只要从浙江路转到南京路，再转到西藏路回家，总共大约500米，总有所收获。
正巧我有如此的地理优势，否则想亲手收集到这些“现代文物”，是不可能的。
这是第四巧，
   五“巧”：记性不好。
记性不好是我能保存这些报纸的又一巧。68年我开始工作，基本停止了集报兴趣。住房太小，这些“破纸头”常成夫妻争吵的导火线。于是抽空挑选一些自认为“好”的报纸，用塑料薄膜包扎后，放在过道堆存杂物的阁板上，余下部分准备以后有空再整理。后发现未经整理的报纸、传单都被老婆大扫除后卖给了废品回收站，当时我一门心思放在工作上，倒也没感到心痛。而放在阁板上的报纸，却在我记忆中基本消失，从没放在心上。一放三十多年，得以保存。若我记性好，偶尔拿出翻阅整理，被老婆发现，根据老婆对废品“敏感”和同回收站的“情结”，必被她送废品回收站换钱不可。
直到退休后闲来无事，记起所藏报纸，找出翻阅，真象老友重逢，激动不已。所以，正巧我记性不好，使我保存下了这些报纸。同时对失去的那批报纸，也从不心痛转为有点心痛了。
这是第五巧。
   六“巧”：逢凶化吉。
68年工作后，工作单位中的二派斗争激烈，多次发生武斗。我有自知之明：“先天不足”，二派都敬而远之。口号跟着喊，游行跟着游，武斗停产，我回家休息（工资照发）。我的不冷不热方针，使我安然度过文革。
记得好象69年，厂“革委会”通知：所有非正规出版的报纸，包括《参考消息》，都要主动上缴。我吓了一跳：我的这些报纸若上缴，因数量较多，其中还有些刺眼的“通令”“通告”“布告”“内部文件”，还可能有“革委会”对立派系的报纸。根据当时“阶段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腔势，若追究起我收集的这些报纸的动机、目的、企图，那真是有口也说不清，搞得不好，弄个“现行反革命”当当，那才冤枉了，所以没敢上缴。好在我平时人缘不错，也就不了了之，躲过一劫。
之后的一连串运动：“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队”及各派都想借运动置对立派于死地，不时能挖出阶级敌人，使许多文革中“出头露面”人物难逃清查。清查内容之一，就是收缴各种书面文件材料，当然包括文革传单和各种“小报”，使这些东西的存世量大为减少，不过这些都同我和我的报纸无关。
同我有关而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1976年，当时周总理逝世，社会上流传“陈毅诗词”，相互传抄，相当公开。后来追查“政治谣言”，我因参与抄写“陈毅诗词”被牵连，抄写的东西统统上缴。同事“老广东”因另有“海外关系”，家被“整理”，凡可疑书面东西、印刷品（包括文革报纸）都收缴了。我倒没什么，谈了几次话就风平浪静。不久，打倒“四人帮”后，保卫科找我谈话，有公安人员在场。公安人员严肃地宣布，大意是：我因抄写、传播“陈毅诗词”，按四人帮××号文件立案，现根据中央××号文件撤销等等。原来我早已在公安局立案。正巧及时打倒了四人帮，我和报纸才逢凶化吉。
这是第六巧。
   七“巧”：整理适时。
时隔四十年，这些报纸幸运保存下来。细细翻阅，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端。 回头看历史，其中不少资料有极大价值，无论从存世量、文史研究、收藏均是珍品。
退休后，少了钞票多了时间，加紧对所存报纸着手整理，若不整理，这些报纸等于一堆废纸。于是分类，编目，摘内容提要，逐张拍照，化了二年多时间。
经整理，我的收藏中有全国（主要是上海、北京66年～67年）“群众组织”小报三百多种、一千多份，另有油印传单无数。其中创刊号、第一期三十多种，号外、特刊、专刊近三十种。反映上海文革初期的“大会专刊”、“大会特刊”、“传单汇编”基本收齐，对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上柴联司事件”、“新民晚报夺权事件”、“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等均有专题收藏。从创刊至50期内的上海“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基本收齐。还有反映文革初期社会动态的通令、通告、传单、海报、讲话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为保存好报纸，设计了一种厚度20丝的全透明塑料薄膜报夹，逐张收藏，使报纸能全张平埔保存，防折叠损坏老化，全部内容一目了然，查阅方便。
当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后，还想搞一些以报纸照片加介绍的“图说上海文革小报”的小记。但是，渐渐地感到眼花了，腰痛了，脑力减退了，思维迟钝了，手脚也不“活络”了，我知道这是“老年痴呆”的先兆。假如现在开始整理这些报纸，已力不从心，肯定无法完成。
可幸，我已把我的藏报整理完成。早几年，没精力；晚几年，没能力。正巧趁在这“二力”之间，我做好了。
八“巧”：进入集报圈
个人集报、翻报总感到闷气。于是找集报圈子，想以报会友。七找八找，加入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作为会员，去年在北京办了个人《（文革小报）精品报展》。尽管条件简陋，据说这个专题报展，全国第一例，不少报死友从各地赶来，交了朋友，通了信息。面对众集报大家，我羞得无地自容。但自慰，在文革初期的小报收藏中，我也不差。
更巧的是：在目前小报被炒得火热时，通过这个圈子，我陆续配齐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报》（还缺几份）。这套报纸，当时赫赫有名，因为出版时间最长（1966年11月28日至1971年4月15日），记录了“大乱”过程，可能全国也没几套。这些弃之可惜，藏之无用的东西，是我的宝贝。它使我得以重温那段“史无前例”故事，体味“和谐社会”得之如何不易。
人说“无功不成书”，我是“八巧集成报”，你说巧不巧。


来源：
中国文物之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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