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睿麟：西安交大入学五十周年聚会暨校园寻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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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情缘,一世情结 ——入学五十周年聚会暨校园寻梦记

2016-11-01  

  蔺睿麟（发电31班）

        不久前,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叫做《半生缘》的QQ群。群主魏道玶，西安供电局退休高级工程师，西安交大发电六八级毕业生，我的同班同学。其间，由陈显瑞、魏茂领头的一帮老同学正在筹划着一桩盛举：入学五十周年同学聚会。这同时也是在践行2010年深圳聚会的全体同学一个共同约定。说起同学聚会，实属一件平常之事，仅大型聚会也曾举办过多次：除去前面说的深圳聚会，还有百年校庆聚会、一百一十年校庆聚会、2008年南京聚会等。但这次聚会的意义却非同以往，因为以“五十年”权衡人生沧桑，算得上一个满数；何况诸子已是韶华不留，当得“所是同袍者，相逢尽衰老”。是故，此时不聚，更待何时？另有南京的钟泽章、广东的方玉闻都是负责联系一方的大员，创建《半生缘》，就是意在提供一个现代交流平台，以承载同学们渴盼母校相聚的热切愿望，促进筹备工作的开展。
        入学五十年同学聚会这件顺应人心的事，终于如期如愿济成了。二零一三年五月的一天，从全国各地归来的昔日学子，纵情走进母校交大的大门，会聚于图书馆三楼东厅，这里是校友会的会址。大家重温同窗之旧事, 感受母校之晖暖。有一篇 《聚会首日小记》，简要描述了当日情景，不妨借来其中几句以观：
        “岁在癸巳，时逢阳春，一群交大昔日学子，从祖国四面八方奔赴古城西安，聚集于母校图书馆三楼东厅之校友会，入学五秩纪念事也。与会者四十又六，发电三一、三二两班各占半数，另有家眷一十五人，济济一堂，盛况空前。幸有葛耀忠、夏道止二位恩师惠临，更为聚会增光添彩。是日也，双双相执手，各各互问讯，樱花道里寻旧梦，十舍楼前忆别离，喜看校园新貌，欣坐春风里。”
        “小记”文中所言“十舍”，曾是我们的“家”。走出图书馆，向南便是学生宿舍区，当年的三层楼房几被新型的高楼大厦替代，所幸“十舍”孓然存立，风光依旧。在那三楼的斗室里，夏令时一顶连一顶帐帷，严冬季则一床挨一床的“捆被”，曾圈潜着个个昔时未名之人。这里曾是我们的第二课堂：睡在床上“过电影”者有之、深夜里借走廊微弱的灯光恰如囊萤映雪者也有之；这里曾是我们的游娱场：打桥牌、扳手腕、纵情“交大歌声”……小提琴弦上的梁祝幽怨仿佛依然绕梁；这里也曾是我们分享美味之所：吐鲁番的葡萄、校园里的苹果、兴庆湖的鲤鱼……终南山柿子的甘甜犹尚存肺腑；这里还曾是我们的青春沙龙：议题繁杂无所不有，有严肃到令人缩栗的、有荒诞不经的、有上天入地的、有天南海北的……展示着青春光彩，赤裸出纯朴心灵。在那临近毕业的日子里，每遇全校停电，点燃几盏仿古的碗灯照亮床头，叼一支上海的“飞马”或天津的“海河”香烟，说一些懵懵懂懂的话语……在这里留下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回忆和思念，若尽数记录以文字，直可以汗牛而充栋。站在楼门之外，不禁两眼模糊，毕业离别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令人久久不忍离去。
        宿舍区南端的露天电影广场，大概早已“退班”。说是广场其实地面并不怎么平坦，黄土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炉渣用来防水防滑，场地之南高高竖起两根木柱，是演出时用来挂银幕的。别看外观视觉如此简陋，那可是全校数千名同学周末才有的好去处！尽管影片周而复始，也不管细雨靡靡还是大雪飘飘，坐在自带的小凳上，卷曲其身子，沉浸于荧幕的光影和音响中，也许还有不尽的思绪。校园南区有偌大苹果园，每当金秋季节，红绿相间的国光果子累累枝头，可望而不可即的滋味,令人垂涎欲滴，而今已不见了影踪。还有一个靶场，是作为学生真枪实弹练习射击的地方，也是校射击队的训练场，现今也是无从寻觅。
        与宿舍区比较，这些维系母校和昔日学子情感的教学群楼:行政楼、中心楼、东一楼、东二楼、东三楼、西二楼、图书馆、体育馆等却依然如故，令人感到无限的欣慰；眼前的它们仍然是那样高大、庄严和亲切，以致当我们一走近，便产生了与母校相拥之感。试想，倘若这些楼舍一并变换为时兴的摩天钜厦，也和我们记忆中的那些存留：大食堂的玉米面糊糊、一两馍、油炸黄豆、狮子头、到处的“阿拉”方言和“海式服务”一样消失殆尽，我们岂不全成了陌生之人？由之而见，不是所有的新筑都能算作是进步。百年交大总能留下一些不同凡响的人文世事的沉淀，令学子们去作无穷无尽的缅怀。感谢决策者们的卓识远虑，保留了我们曾引以为骄傲、且如今被当作是“根”的这些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造构之物。寻“根”是人的本性。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若是失去了根，终有一天是会找不着北的。
        昔日的交大校园，那是让我们向常生出神秘的优越情感的地方。教学群楼显现出古典和现代相兼的纯朴风貌；以中轴为对称的有序排列，隐含承前启后的发展格局。教学楼内宽敞明亮，教室按用途分别大、小。大教室作上“大课”之用，十数排活动桌椅呈阶梯状布放，讲台上六块巨型黑板可上下交替运用，名师高徒尽在其中。室外走道以水磨石铺砌，“盥洗室”的门牌令初来乍到者驻足张望而不敢贸然进入。从正中穿过中心楼、行政楼长廊，便是连接东西的、宽阔的梧桐大道。沿中轴线往南拾级前行，扑面而来的是碧波荡漾的荷花池塘。放眼望去，不远处坐落着高大、雄伟的图书馆楼，它的正前两侧屹立着一双英姿勃发、昂首云天的男女青年塑像，手中高高托起火箭模型，那是交大学子勇攀科学高峰的象征。每当仲春季节，荷塘两旁樱花夹道，繁英似锦，寻幽花深里，犹入梦幻之境。林荫道旁杨柳春绿，梧桐夏茂；花圃之内百卉千葩、芳草如茵，云杉、塔松傲然挺立。清晨我们每每于花丛之中放声诵读，课余休闲围坐于草坪之上谈古论今。听高年级同学说，坪上的牛毛草是用飞机从杭州运来的，身在其间，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来到彭康校长塑像前，众皆肃然起敬。想当年,老校长的传奇人生、在国共斗争中坚强和英勇的事迹以及部长级的行政级别，都是我们曾引以为骄傲并津津乐道的话题。此刻，我们不禁思潮澎湃，记起了他的一系列办学经典和治校方略：“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三活跃”、“思想积极，行动稳妥”……忆起了他在校园内步入学子群中的瘦小身影。记得入校第二年，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学习热潮，搞得轰轰烈烈，正常的学习秩序也随之而发生改变,校广播台每周至少要作三次专题节目，同学们课余饭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去做好事。后来彭校长出差回来紧急刹车，指出重在学习精神，而不是形式上的模仿。这让我们刚踏入大学校门不久的年轻人懂得了独立思考,并由此受益而在以后的政治风浪中得以自立。
        1965年初，胡耀邦同志调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到西安后不久，就受彭校长的邀请来交大，做了一次十分重要、且影响特别深远的讲演，其中有诸多的醒世言论，关于红与专的著名论断便是其中之一：“红就是红，专就是专。不要再讨论了。你们越提越高，再高就高到游离层去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开展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讨论。当时，流行着一个令人沉闷论调：“红就是专，如果不红，专的越深就越反动。”多数同学对此论都表示了疑惑：自然科学的书到底要不要读？该怎么读？听了胡书记这个讲演，令全校师生激动不已，大有如释重负、如获解放之感。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成份论”，以“家庭出身”来衡量知识分子“红”的程度，家庭成份差的很难红起来。再就是招生中把“出身”的门槛抬得很高，因此阻塞了国家的人才培养之路，也贻误了不少年轻人。彭康校长与交大则不然，不为“成份论”所困，敢于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优秀青年招收入校。在那个越“左”就标志越革命的年代，彭校长敢越“雷池”的作为，充分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和他对党、对国家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
        1200教室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地方。1963年9月的某一天，在这里我们有幸聆听了电机系主任钟兆琳教授“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演讲。记得讲话的中心内容是，以交大的“西迁精神”，激励刚入校园的新生，要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随时准备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钟教授自己就是交大西迁的勇士，他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卖掉住宅，安顿好瘫痪在床的夫人，孤身一人来到了当时在上海人眼中尚且荒凉的西安。钟兆琳是我国电气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我国开讲“电机学”的第一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国大学中屈指可数的一级教授。当时，交大还有许多成就卓著、闻名全国的大师级人物，现在能记得起的有：周惠久、陈大燮、张鸿、严晙、沈尚贤、陈学俊、陆庆乐、陈季丹、赵富鑫……个个皆是本专业的学术翘楚。另外学校还拥有一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讲师队伍，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有：《高等数学》讲师石建城、《电工基础》讲师冯慈章、《工业电子学》讲师何金茂……还有一位教《化学》的老师，据说是做实验时伤了手，上课时只能用仅留了两个指头的左手写字，可是板书起来恭笔正楷，从不少写一笔一划。他这种坚毅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学子。我曾不止一次地为没能记住他的名字而深深自责。大学不仅要有高楼，更要有大师，当年流行着一种说法：南有交大，北有清华，便是基于这一点的认知。
        胡耀邦书记那次演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想念，仅是会议开始时，与彭校长之间显得非常熟知的一幕，就让我们做出了无数个解读。还有，他与师生互动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听你们彭校长说，考入交大的学生，都是中学时的精英，都是学校前几名的优秀生。本来，大抵是一句激励的话，却让同学们心中从此埋下了一个永久的信念：母校交大是值得学子们引为骄傲的，而作为学子能以交大为母校也是值得骄傲的。
        就在胡书记讲话之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受胡书记、彭校长的光惠庇荫，平静的读完了全部的基础课程。正当同学们借着母校七十大庆所激发出来的豪情，信心满满地进行毕业前的最后冲刺时，惊天的意外发生了，一切都被打乱了，母校与我们同时被无情地卷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而那个刚建立不久的“信念”，也在这个被称为“革命群众运动的大熔炉”中“浴火重生”，升华成为一种对母校的特殊情结，且称作“交大情结”吧。
        何谓“交大情结”？尚无人对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也无有一个具体的解说，但这种情结却是确确实实地活在我们这一代每个人的心中。发电专业六八级同学，对这次入学五十周年聚会表现出了如此高的热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所谓的交大情结，应是除含有与历届学子相同的对母校的那种敬畏、感恩之情外，又包含了“文革”中与母校一起度过那段炼狱般岁月所滋生的种种情怀。
        话说到这里，便会有人发出异议：就一般而论，造反派学生与学校是对立的双方，而“文革”中的交大学生则是清一色的造反派，他们与母校之间会滋生出什么样的真情呢？不过，这里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十分费解的问题：全国那么多的大专院校，为什么唯独西安交大是“铁板一块”？交大人每常以理性与团结自命，但却鲜有人能回答“为何交大缺了保皇组织？”的问题。时隔将近半个世纪，“半生缘”上依然有人感叹：当初交大校党委咋就没人保呢？要明了这些问题，还得从西安“文革”中发生的头一件大事“六六事件”说起。
        回想一九六六年六月伊始，随着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暴出，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交大当然也不例外。一日之内，行政楼前间接或直接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似有铺天盖地之势。为了应对交大骤然蜂起的“文革”局面，六月三日陕西省委紧急派出了三人工作组，其一进校门就设下数条清规戒律，并指示说：“交大党委是红线还是黑线，大家可以坐下来辩论。”同学们觉得工作组的做法是压制革命。五日就有人贴出大字报，表示要抛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上午，又传出“工作组开列我校向党中央发电报人黑名单”的消息，交大校园顿时沸腾起来，部分师生冲破工作组的羁绊走上街头，到陕西省委、到西北局反映情况；到《陕西日报》社和省广播电台贴大字报、到其它院校、工厂、农村串联，宣传革命。这就是当年惊动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的、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六六事件”。十日之后，《陕西日报》向全省人民宣告，这次造反是“以彭康为首的一小撮黑帮分子‘精心策划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引向省委，企图把水搅浑，破坏革命运动”。
        从“文革”开始满打满算不到五天时间，甚至在绝大多数师生尚未完全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下，我们敬仰的彭校长就已经变成了“黑帮头子”；而且还是“造反的”和“被造反的”同时变成了“反革命”。人们不禁要问，“六六事件”对交大校党委而言，到底是一起造反行动呢？还是一起保皇事件呢？
        按陕西省委的结论，毫无疑义“六六事件”是一起保皇事件。事情很明白，彭康不会精心策划去造自己的反；更何况，交大学生若是要造校党委的反，为何要去报社、广播电台？为何要去其他高校、工厂、农村？
        从实而论，当年我们这些能进入交大校门读书的年轻人，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并没有仇恨，甚或反倒是其忠实的信奉者；平日里对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也是青眼相加；而对于彭康校长，更是由衷的景仰，他那遭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经历，在我们眼里就如同怀揣丹书铁券一般。所以，同学们怎么也无法把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名号，和母校联系在一起。再就是媒体所造出来的紧急形势，并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使大家很容易判断一定是“中央出了大事”，而绝非几所高校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就说行政楼前的那些大字报吧，一开始尽是些交大的陈年旧事重提，反复诉说着“西迁”中的纠葛，偶有提到彭校长，也不过说些迁就某某教授的话题；而这些大字报对广大学生说来，恰如阅读交大野史一般。到了六月四、五日以后，才有揭发“校党委压制文化大革命罪行”、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问题”的大字报出现。若以揭发出来问题的实质衡量，不要说 “文革”的初期那段时间，即就是一年多以后，到了1967年9月，按一个知情者所言：“对以彭康为首的交大校领导,并没有查出他们本人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和历史问题”。所以大多数同学当时就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根不在交大，却也并不知道陕西省委、西北局的任何底细，所以只能就工作组说事。这便是导致“六六事件”发生的主流思想, 如果一定要牵涉彭康的话，那就是交大学子具有的理性与母校的教育确实是不无干系。至此，在基本明晰“六六事件”的基础上，我们便能轻而易举地回答前面提出来的那些疑难问题了。
        众所周知，“文革”时一个单位中出现两个派别，是因为对待本单位当权派所采取的态度不同所致，主张“打倒”的一方，或称作“造反派”，主张“支持”的一方，或称作“保皇派”。当交大成立群众组织时，校党委已于两个月前的“六六事件”中被打成了“反革命黑帮”，产生两派的原因没有了，所以就顺成了一个包容了不同思想、不同观点的“交大文革总会”（简称“交大总”）。若问，按照“文革”时的分别，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便可用一个当时已为多数人所认同，而今仍会令大家感到亲切的说法来表述：交老总“对外造反，对内保皇。”这种说法不但与“六六事件”相历合，而且也可与后来发生的事情互为印证：
        交老总懈怠校内斗批改是出了名的,以至遭到各方非议和内外的夹攻。1967年5月4日，陕工大竟然搞起了跨校批斗，召开了“斗争三反分子彭康大会”，以示对交老总不作为的抗议。1967年9月18日，“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交大代表时批评说：“交大校内斗批改没搞，一个坏人没有揪出来……”。1967年11月8日，交大校内一个少数派成立的战斗队，写大字报指责说：“彭康还硬着脖子不低头，林星、凌雨轩以及他们的同伙也学着他们的榜样，钟兆琳也还是洋洋自得。……康老每次接见我们，都提到斗彭康的问题，很关心我校的斗批改，我们总是抓不起来。……交老总向何处去？！”而就在康生诬蔑彭校长是叛徒的当月,1967年9月交大文革总会的“彭康专案组”，查清了西北局一位宣传干部的揭发材料，得出“不能确定彭康为叛徒”的结论。交大人对康生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而且后来多数人认定彭校长之不讳，与康生有着直接的关系。校内反康生的情绪日渐高涨,便有一名校革委会委员顺应形势,组织了“康生专案组”。交大人开顶风船与母校风雨同舟的曲致，由此可见一斑。我们这一代学子与母校之间这种隐掩的情结，在交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校期间，学子罕有以学校名义做事的。而我们这一代人，与其它各届最大的不同就是，动辄便打上“交大”的旗号。“文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师生凡在校外活动，总是要冠以母校的名义，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便是1966年底，发生在西安大专院校之间的那场长达70天的“反右倾”大辩论。事情是从如何对待“保皇派”群众组织“联络站”引起的。多数院校认为和“联络站”的关系是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致使两派的矛盾逐渐升级，并已出现了局部的“打、砸、抢”现象。唯独 “交大总”认为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反对继续“挤、压、砸”、搞关门主义。这个观点遭到了26个院校中造反派的强烈反对，批判交大“右了”、“修了”、“与保皇派搞折衷”……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市展开。我校由60多个战斗队发起成立了“大辩论串联会”成了抵制的主力军，他们利用宣传车、大字报、辩论会和情况说明会等方式阐明交大观点。每晚间,宣传车上街到钟楼、到大差市进行广播……那人山人海围观静听的场面，曾是何等的壮观！有一次宣传车被对方砸了，接受了一位年轻老师的建议，用马粪纸和大红纸做成红喇叭，将宣传车代之以“红喇叭”小分队,活跃在西安市的大街小巷;竟也能在与对方十几辆宣传车抗衡中立于不败之地。随着是非曲直的明辨，交大的道理赢得了群众，“反右倾”的营垒随之分化，西安的局势暂时得以稳定。由此引出一条至理：声不在高,惟顺道者为强音。在大辩论中所宣传的, 正是得济于母校的团结与包容精神，学子们在传承母校精神中得到了快乐，感到了自豪，也增进了相互间的友情。
        其时，西安市街巷阡陌流传出一句话来：“交大，交大，骄傲自大。”究竟是褒？抑或是贬？没有人去考究它。可谈论起来，大家倒是流露出一种正中下怀的得意之情。交大人似乎欣然接受了这个说法。究竟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问题。现在，只能做一些假设：也许因为这句话暗合了前面所说的那个信念；也许它确是当时广大群众对交大人在 “反右倾”大辩论中强势表现的一种赞赏；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总之，在交大学子心目中如果把自己能与母校连在一起，“自大”一回又有何不可呢？
        由于大环境的乖舛，两派之间的缓和形势并未持续多久，便又风波再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七月份“文攻武卫”口号的出笼，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纠纷，竟然还要用“武卫”的方式来解决，交大人不仅感到了尴尬，更多的还是感到了迷茫。如果说聂元梓的大字报如同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文革”烈火；那么“文攻武卫”的祭起则如一场倾盆大雨，将仅留下的一点“革命火苗”击灭殆尽。这其间，交大校园内一个名曰“逍遥”的派系趁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那些迷失了方向的、厌倦了的、失望了的人们栖集的一种方式。正当西安其他大专院校在加紧“秣兵厉马”，组建“文攻武卫”指挥部，并在校内斗得不可开交时，交大校园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有的沉醉于打牌作乐、有的忙于装配收音机、有的潜心攻读中医药书籍、有的趁机学习外语……还有一大批人服从了校革委会安排，疏散回家。我们班李正平同学从崇明岛家中来信, 问讯同舍人的安危，我给他复信时胡诌了几句歪诗,其中写到: “寄情孤岛酬关怀，留意泥湖捕鱼虾。思君平安归来日，几包香烟下浓茶。”（“孤岛”即指崇明岛，“泥湖”即兴庆湖。）从中即可见那时的我们在校百无聊赖生活的一角。但若与全国其他高校相比,交大校园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了。据有关资料证实：“在整个‘文革’期间，交大内部没有发生武斗，也没有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上的武斗，万余师生无一人因参加武斗而死伤。”正因为有母校恩德的庇护，广大师生才有幸逃过这一劫。
        空虚的心灵终于得到了安慰，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起，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被文化大革命批判得体无完肤的教学体系，面临着极大的难堪。但是，交大全校上下齐心协力，很快促成了开课。老师们不但编写了符合教改需要的新讲义，有的还亲自动手刻蜡板，以保证每人一套课本。新讲义重点突出，课程门类齐全。曾担任过小丰满电站继电保护科长的盛寿麟讲师，把《继电保护》讲得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电厂》课由留苏讲师杨时柏讲授，而讲《电网》课的王锡凡，后来入选了国家工程院的院士。《暂态》课，则由李光琦讲师主讲。老师们耐心讲解，一丝不苟，同学们则安下心来，认真听讲。后来在李光琦、王锡凡、葛耀中等老师的带领下，到安徽多地水火电厂、调度机构进行毕业实习;朱声石老师还带领部分同学参加了由全国知名专家进行的330成套晶体管保护考研小组工作。同学们在实习中接触了生产实践，进一步认识了社会，意识到了使命。在老师们的鼎力帮助下，我们基本完成了预定的学业，对我们后来的工作和进一步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离开母校的四十五年来，同学们时刻都感觉到母校的光华，也常常以一个交大学子而自律。就在毕业离校十年之后，中华民族迎来了又一个盛世，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肩上。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苦苦拼搏，大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昌盛都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从而成就了各自的人生。学子们为国效力，是对母校栽培的回报，同时也是反映学校教育成果的一面镜子。据不完全统计，仅发电31班就有省、部级以上劳模或先进工作者6名，占现有人数的22%。另外，在全国各地从事电力行业的，大都曾是本单位或部门的技术带头人。例如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的胡珠光、新疆电力设计院的王梦銮、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总厂的沈建石、王宝平、钟泽章和仇资、南京自动化研究院的马师模、南京电力学院的胡瑜璐、深圳妈湾电厂的方玉闻、陕西省电力公司的李国钧和雷发泉、四川电力建设集团公司的刘贞云 、 西南电网公司的章泽坤、汉中供电局的易达人和刘海龙、平凉供电局的唐文荣、宝鸡供电局的陈焕猷、铜川供电局的晁克忠和张金瑞、西安供电局的蔡元发和吴锦章等。其中成绩较为突出者，诸如川人王炬，从事电厂设备安装工作，先后参加过国内外18个电站的建设，其中获国家银质奖工程2个，获华能金奖工程1个；主编了140万字的电气技工培训教材，业绩颇丰，当选了全国劳模。闽人王大光，毕业后又进华中工学院继续深造，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后被家乡“引凤归巢”，攻克了福建省“大机组小电网”的难题，进行了“福建与华东联网安全稳定与经济运行” 等课题研究，主编出版了《电力系统（分析）》等培训教材，获得省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电力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成为福建电力系统理论和技术领军人物，并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陇人赵效，先在西北电力试验研究所任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后支援深圳特区，在主持妈湾电厂的建设中做出了不容置喙的成绩，升任深圳能源办总工，为特区的电力事业发展竭尽忠诚。以上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交大学生多是实干家”的公论。
        母校“基础厚”的教学特点，也使学子们受益匪浅，一些从事非电专业的同学，也大都成为业内精英：如曾任河北宣化钢铁公司动力厂长的王文和、河南洛阳白马集团副总工的朱延麟、中国石油长庆油田的徐安国、重庆灯泡工业公司电大讲师的王招辉、西安市冶金机电局的马胜辅等。上海人张方镇在河北石家庄纺织厂科研所从事计算机应用工作，获得了纺织工业部信息管理先进工作者称号。还有更为突出的人物，广东人张伟忠在深圳特区的蛇口港等港口建设中干得轰轰烈烈，当上了深圳海关的副关长。当然，个人的努力和机遇，也是维制人生成败的重要因素。发电31班的陶惠良，苏人，在校时是班上唯一在三年级就通过第二外语的人，1979年通过学校组织的外语考试出国留学，后来在加拿大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母校当了教授，其微机保护研究成果在国内独树一帜。发电32班的陈显瑞，西安人，是我国直流输电的拓荒者，曾参加当初在西安成立的“直流输电研究小组”，6年中做了大量的基础铺垫工作。后来机构迁移，因客观原由未能随迁，留下了不小的遗憾。但在接续的电网管理工作中，却也成绩斐然，当上了西北电网调度通信局局长。
        我们更是不能忘记那些英年早世的同窗：秦永志，四川人，在陡河电厂建设中以身殉职，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那场唐山大地震中。还有河南的张红娃、翟惠云，三原的王进銮、长安的李福全，也都是事业未竟身先去，给同学们心中留下了永久的悲惜。每逢同学聚会，大家都要哀悼一番，可见同窗之情深。我们还时时挂念久病中的杨玉英同学，每次西安聚会都会有同学去看望她。如今健在之人已是桑榆之年，有人依然老骥伏枥，续写着往日的辉煌，除了张伟忠、王大光、王炬还在原单位操劳外，张廷华同学此时正在委内瑞拉中央电厂建设工地服勤；也有人却开启了另外一种、别有天地的全新生活之路，魏茂同学便是其中最独出的一位，退休后开始了学术研究，编写了《红楼梦阅评笔记》、《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宗教知识综述》等三项著述，计数百万字；而大多数人都已在含饴弄孙，安度天年了。但大家最经常萦绕于心的莫过那个永恒的期冀：阜基于这个孕育了《周易》和汉唐文明之三秦大地的母校，一定能铸陶出更大的惊世辉煌。这大概就是那个所谓母校情结一种永久的延续吧。
同窗情深！母校晖暖！

        谨以此文作为发电专业68级同学入学五十周年聚会的纪念。
        感谢魏茂同学为此文提出了“母校情结”的主题。感谢王大光、陈显瑞、赵效、魏道玶、钟泽章、尹学志等同学对此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http://xszx.xjtu.edu.cn/info/1007/12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