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最后的回忆》节选

yangharrylg

景贤，你的愿望实现了！

葛蕴芳
景贤：
　　在你生前几年曾经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伏案写就的关于文革史的第二本回忆录《十年一梦续》草稿，终于在你离世六周年之后，出版面世了。书名改为《徐景贤最后回忆》，倒也直截了当、一目了然。这几年来的过程是一段多么艰难曲折和漫长的经历啊！想到你先后在书写这两部回忆录文稿时，不仅是没有较为可信的文件、档案资料等可以查询，甚至连自己以往的工作笔记都因被没收而参考不到，更没有助手来协助完成许多核实、查阅工作，就凭着找图书馆杂志上公开发表的一些描述文革大事件的文章年月的提示及你自己较强的记忆力，来把四十多年前的许多事情苦苦思索、回忆整理而写成的，但还不及完稿修改，甚至你脑子里还有不少不少的东西没有来得及写出来，你却匆忙离去，撇下遗稿一堆，让我痛心、无奈又悲伤，长时间无法接受这种现实。
　　痛定思痛，我决定要帮助你完成你的心愿，纪念你的最好方式就是帮你把第二本回忆录出版发表，因为文革结束至今已38年了，由于当时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立场不同、经历不同，因此大家对文革十年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看法和争论，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当初许多事情发生的真正的来龙去脉和内幕原因却是很多漩涡之外的人并不完全清楚的，而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对后人、对历史学者们了解文革史，肯定是有参考价值的。写出来这是对党史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否则几十年后人们可能会对许多事情的真伪争论不休，无从查证。甚至于去相信某些没有参与过事件本身的作者在那里东拼西凑的随意编造，以假乱真、以讹传讹，搅乱事情的真相。
　　这次的出版，如同当年你出版《十年一梦》一样，也是历经重重阻力。经过多次努力，终于经香港另一家出版社决定取舍部分敏感内容后，同意出版。对此，我们深深地心怀感激之情，希望这本回忆录的出版面世，让众多读者和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们对文革的研究有深层次的了解、有所启示。
　　景贤，历经数年，在我有生之年终于帮助你完成了心愿，这本回忆录的出版能告慰于你的在天之灵。据已看到过新书的朋友们反映，你的第二部回忆录，比第一部更客观、更深刻。安息吧！
　　今天我把书籍的封面照片（见纪念馆相册）及目录等附上给你看看。
　　《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目 录
　　
　　怀念（代序） ……………………………………………………………朱永嘉
　　第一章文革前的人生经历
　　第二章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
　　第三章红卫兵运动对我的冲击
　　第四章 我见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
　　第五章 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
　　第六章 昆山历险
　　第七章 毛泽东与上海“一月夺权”
　　第八章 李先念挨整
　　第九章 马天水“出山”
　　第十章毛泽东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
　　第十一章从张六吉一案看文革专案
　　第十二章王洪文的班底
　　第十三章毛泽东说：武装上海十万工人——砸上柴“联司”的前后经过
　　第十四章我擅自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
　　第十五章毛泽东下达逮捕令
　　第十六章毛泽东要姚文元读《李袭吉传》
　　第十七章近距离接触姚文元
　　第十八章张春桥断片
　　第十九章我在上海接待黑格将军
　　第二十章批判周恩来的会议纪录为什么要烧毁？
　　第二十一章我给毛远新做“大媒”
　　
　　后记（葛蕴芳）
　　父亲的最后岁月（徐遥）
　　一份研究上海文革史的珍贵资料（徐景贤）
　　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在香港左敦道大超市里商务印书馆的书店里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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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编者按：
　　爸爸，您的遗稿——《最后回忆》，在您离世六年多之后的如今，历经数年曲折坎坷，终于得以面世。今天网上登载给您看的是老朱伯伯为您遗稿争取出版而写于三年前的“代序”。当年您的突然离去，让我们家人和您的老朋友们都深感震惊和悲伤，大家无不惋惜与您的分别，回忆起种种与您相处的日子，您的音容笑貌、您的豁达乐观，此情此景都深深印刻在大家的心里。我们都无限怀念您，碰到一起总会谈起关于您的往事，大家都为您的遗稿终究得以出版发行而感到宽慰之极。您在天有灵，一定能感受得到这种永恒的亲情和友情……
　　
　　
　　
　　怀念
　　——代序
　　朱永嘉
　　
　　我记得我们与景贤最后一次相聚是在二〇〇七年的十月二十七日，景贤夫妇、萧木夫妇、冀德夫妇，我与夫人张惠娟及她弟媳小陆和我儿女一起在我家门口，以宿舍的大门作背景，留下了帧合影，景贤坐在那张藤椅上，我夫人坐在轮椅上，那时景贤精神尚好。合影以后，我们一起驱车去了浦东外高桥的湿地公园，在那里景贤夫妇与我及萧木还留下一张合影。那次我们计划上午去浦东的湿地公园，远眺长江；下午去吴淞口湿地公园，与外高桥的湿地公园夹着黄浦江的吴淞口看长江之滚滚东流。我还记得上一次去吴淞口湿地公园，在江边栈道上，我与萧木二人即长江之景试着背诵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念上片，他接下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为什么会想着背诵这首《念奴娇》？因为它讲的景和情，与我们当时在江边的情景太贴切了，不禁引发出那份古今之情怀。这次想重游吴淞口湿地公园，无非想再体验一次大江东去的情景。
　　结果却因有某首长在园，闲人免进。我们只能转而去一旁的临江公园。路上景贤还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现在是‘脚长’，当然没有‘首长’大了。”接着他还在车上与我讲起他辗转找到了当年他在市委机关联络站成立大会上的那个发言稿。当时，大会出了特刊，是马天水批准印了几万份，现在要再找到这张特刊确是很不容易了。我知道他那次发言，在写作班讨论时被炮轰，推翻了二次，第三次才定稿的，实际上也是一次集体创作，不能完全由他个人负责。
　　我们从临江公园大门进入园内，走向沿长江的堤岸，这条路有一点坡度，开始景贤踌躇不前，看到我们都下到了堤岸边，向他招手，他奋力前行，终于与我们汇合在了一起，靠着堤岸，遥望大江东去。往回走的时候，他似乎有些累，一路走，一路紧靠在我身上，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些微热，我让他在江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让我儿子设法把车子开到近江边的出口送他回家。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给他送行竟然成了永别！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他就突然离去。待我赶到他的寓所，他已静静地悄无声息地躺在自己床上，安详自然。此时此刻，南齐江淹《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的诗句涌上心头。更何况三天前的暂离，竟然成为永诀，此景此情，怎不使人黯然销魂。
　　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告诉我，景贤发病是在那天下午二点三刻左右。他曾张大着嘴，直睁着眼，似在呼喊着什么。蕴芳在一旁拼命地叫唤景贤、景贤；他张着口，却发不出一点声响。等我看到他在床上安详地静卧，已是她们母女轻轻抚摸他眼口以安的状态。这又使我想起同是江淹的另一首赋，《恨赋》中的最后的两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景贤临终的那个状态，也许正反映了他抱恨而发不出声的那种痛苦的内心。饮何恨？吞何声？我可以感觉得到，“饮恨”、“吞声”也许会有种种其它，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就是这部尚未最后定稿的回忆录续集。因为他还有许多材料需要补充，还有许多话要说，而生命却在瞬间嘎然而止！焉能无憾？！所幸，经过蕴芳母女二年多的整理和补充，这部遗稿终于得以较为完整的付梓，该是可以告慰景贤的。
　　我之所以见到景贤临终之状就记起江淹的《别赋》与《恨赋》；是因为这二篇赋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毛泽东通过姚文元下达要我找人设法标点注释，在五月下旬即上送老人家读的。他老人家这时候找江淹这二篇赋，正反映了为即将降临于自己与这个国家和人民之永诀而黯然销魂。我当时的心情是沮丧、无奈，又不能有任何声张，对未来茫茫然不知所终的哀伤，预感到来日不多了，对自己而言只能抓紧仅有的时间和机会，为老人家，为平民百姓多做一点有益的事以冲淡自己的感伤。我与景贤相交数十年，工作上磕磕碰碰的事，时而有之，但在为老人家，为平民百姓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一点上，互相引为知己。往事历历。今痛失良伴，亦平生之一大憾事。
　　景贤去世以后，有不少人，带有各不相同的目的，关心景贤是否留有遗稿的事。据我所知，初时，家人们忙于丧事，沉湎于伤痛，根本无暇顾及。痛定思痛之后，蕴芳在整理景贤遗物时，才陆续发现一些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文稿。于是，起心集稿，誓必完成景贤之遗愿。有人看到由蕴芳母女集编而成的景贤的遗著《十年一梦续》之后，邀我为之作序。从何说起呢？记得景贤于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前前后后几经周折。蕴芳母女对此续集的出版，谈之色变。我则以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通过姚文元要我们标点注释《后汉书》中的《李固传》的故事相告。
　　李固是因皇位继承问题得罪了梁冀而被杀的，《李固传》末讲到：“固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乃共论固言迹，以为《德行》一篇。”当时李固的弟子还是能为他收集作品，编成文集，故《隋书?经籍志》的集部，著录有《后汉司空李固集》十二卷。在东汉那个时代，为当时遭遇不幸的士大夫编文集是一时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魏晋，如《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后汉中郎将《蔡邕集》十二卷，少府《孔融集》九卷，后汉丞相主簿《杨修集》一卷，魏中山大夫《嵇康集》十三卷等等，可以列举的相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早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就曾将《李固传》（还有《黄琼传》）批示中央诸领导：“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并在李固给黄琼的信上批注说：“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可读。”可见，这些文集的出版，对后人评述历史是非常有益的。
　　东汉魏晋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都还比较崇尚名节，所以在那个时候，国家有缓急之难，还有人敢于冒难挺身而出，搘柱倾危。如果为人连这点气节都不让讲，只许有奶便是娘，那么这个王朝也就离衰亡不太远了。从这一点讲，景贤家人为这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艰辛努力，那种执着的精神还是可钦而又有益的，这也是促使我冒昧受邀为此书作序的一个原因。
　　最后，我还想到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要我们标点注释宋人张元幹所写的词《贺新郎》一首，这是张元幹为胡铨送别的词，为这首词，还挨了秦桧的整。其上阕的末尾两句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是说高层的意思从来很难问清楚，人老了，容易动感情，那种悲伤也难以向他人诉说。“更南浦，送君去”的典故出于江淹《别赋》的“送君南浦，伤之如何？”借以表达为胡铨送别的意思。其下阕的最后几句云：“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 听金缕。”意思是想起当年我们共聚一屋，对床夜语，如今你去的地方，大雁不到，再没有办法传书与你了，只能眼望青天，心怀今古，怎么还有什么必要去与小儿辈纠缠和谈论过去那些恩恩怨怨呢？大白，指酒杯；《金缕》是《贺新郎》词调的别名。意思是告别时我们还是碰杯干了眼前这杯酒，听我唱响《贺新郎》这首词吧。后来，毛泽东听蔡瑶仙录制的这首词的时候，正是董必武去世的日子。在那一天，毛对这首词反反复复地听了许多遍，将最后“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休回顾”，借此为董必武送别。
　　景贤，你若地下有灵，我在你去世快三年的时候写这篇序，也只是为了给你送别，“君且去，休回顾。”书出版后，你的遗愿也就完成了。至于那些往事的是是非非，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述吧，又何必与小字辈去议论过去那些恩恩怨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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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贤：在清明节即将来临之际，继登载朱永嘉先生为你所写的“代序——怀念”之后，今把你《最后回忆》一书中我写的“后记”也放纪念网上让你看看，以此表示我们对你深切地怀念之情。同时让你了解一些在你离去后发生的情况及我的所思所想……。尊重和理解出版社对文章中敏感话题的删改，留下多处省略号，回避了一些真实事件的人物话语。
　　就以出书内容为版本吧。
　　
　　
　　后 记
　　
　　遭受到景贤意外发病突然去世的打击之后，家人们忙于丧事并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沉浸在极度悲伤中难以自拔。后来逐渐接受现实、缓过神来。当发现景贤留下的一些遗物后，我决定要为景贤做些什么，便强打起精神，开始了搜集、整理遗稿《十年一梦》续集的工作。在这段日子里仿佛依然与景贤相聚在一起——我们一起经历风风雨雨，一起品尝生活艰辛与苦涩。因为是在一起，自然也是温馨的。直到校阅完了书稿的最后一页，摘下老花眼镜，揉揉发酸的眉间，这才像是突然一下回到了现实，回到了这个空荡荡的家，剩了一个孤寂的我。
　　我抬头望了望景贤那幅挂在墙上的遗像，泪水又止不住流了下来。
　　
　　2007年10月31日下午四时许，因突发急性大面积心梗，导致循环、呼吸系统衰竭，经120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景贤在家中溘然长逝，没有留下只字片言。
　　当时的我，心如刀绞，脑子里却是一片迷茫。一直下意识地不断呼唤着他的名字，仿佛他只不过是睡着了，我要把他叫醒。我要对他说，我俩生离的苦涩刚刚退去，好日子还没有过够，就此死别了吗？！心有不甘！我要对他说，作为外公、外婆、父亲、母亲，我们还有许多希冀和祝福的话要对儿女们叙说。我还要对他说，作为刚刚过去的那个难忘的世纪的见证人，我们总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做。更何况，执子之手，与之谐老，这是他从提蓝桥监狱回家时亲口答应过我的。他怎么能独自一人、悄无声息地就这么走了呢？！
　　我不停地抚摸着他那凉凉的面颊，梳理着他那依然显得黑黑的头发，我要叫醒他。因为我和孩子们都不能没有他。
　　女儿、女婿们闻讯赶回来了。泣不成声，流着眼泪，替爸爸擦洗身子，换上他平时最喜欢穿的衣服。
　　亲友们闻讯赶过来了。致哀、告别，带着无尽的哀思和惋惜，下楼而去。
　　这一夜，我就靠在他身边，凝视着他安详而显得消瘦的脸庞，往事历历在眼前浮现……
　　
　　我和景贤相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1年8月，刚刚高中毕业的他，因为市政工作建设的需要，被分配到我当时所在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使我们彼此由好感而相恋，五年以后，我们结婚了。
　　这一时期的景贤，由于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倍受领导上的重用和培养。工作之余，他喜爱写作，曾先后写出了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散文集《生命似火》等文艺作品和许多评论文章，颇受领导的赞赏和读者的好评。他与陈耘、章力挥合作完成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剧本，还获得过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奖。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了。先是，一向被市委领导倚重的他，不知怎么的竟成了领导们逃避群众批判的挡箭牌和灭火机。常有这样的揪心事发生：市委书记、市长们东躲西藏，却要他出面去东推西挡。群众自然不答应，指责他是走资派的铁杆老保。后来，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写作班同事们的促进下，他终于醒悟，放下了正在替曹荻秋写的检查，造反了。
　　谁知当“老保”不得安生，“造反”了还是不得安生。1967年1月29日清晨，我单位里的同事电话告诉我，徐景贤于1月28日凌晨被一起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抓起来了。还说好像关在复旦大学校园内。我赶忙去机关联络站找勤务组成员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头头都不在，有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人是被复旦红革会抓走的，是不是关在复旦，却说不准。当时机关联络站有人去复旦设法营救徐景贤，我即随之同去探望，终于在一学生宿舍二楼见到了他，看到他还算安全，问了些情况，我就回家听候消息。1月30日我听说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已到，其中第二条：必须立即释放无理绑架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景贤也打电话回家，说他已经回到机关联络站了。这时，我才放心下来。岂知，我这一生中，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坚持的苦难历程，却由此开始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慢慢地发现已经当上市委书记的他过得并不快乐。别看他在场面上笑容可掬、从容不迫，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回到家里却时常心事重重，仿佛有天大的难事无法排解。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不开心，全都是为了市委领导间的同而不和。表面上叫亲密战友，实际上争权夺利、倾轧不断。他看不惯从原工总司提拔上来的一些新干部搞特殊化，想向在北京的张春桥反映情况，张春桥却不予理睬。真所谓官场风云诡谲，冷暖自知。景贤毕竟是一介书生，虽有做好官的心，却实在不是能做官的料。正因为如此，他这市委书记当得也实在辛苦。可惜，这辛苦多半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用在政治“内耗”上面了。
　　一晃十年。
　　1976年毛泽东去世还不满一月，一场大祸，突然降临到我们全家头上。时任市委书记的景贤，一夜之间被说成是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组织者！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后来，景贤被判十八年监禁的主要法律依据，竟然就是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这一条！
　　回想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迷惑不解。那年的10月8日，多个渠道传来消息，说中央出事了，作为上海第一、第二书记的张、姚又迟迟联系不上。又过了两天，中央王、张、江、姚四个人被抓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而市委领导们至此仍没有收到党中央下达的任何正式文件和通知，因此，大家既紧张又疑惑，搞不明白中央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景贤为此到处打听消息，并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商量，召集民兵待命，准备应付突发事件。10日下午，也是在没有任何明确交代的情况下，市委接到中央通知，要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去北京开会。景贤到北京后，当晚打回上海的第一只电话，就是通知上海市委，立即停止一切应变活动，稳定上海，一切等他和王秀珍回到上海后再说。……
　　当我还在疑惑不解的时候，景贤却大包大揽的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了！这又是为什么？是为个人未来的命运考虑而患得患失？还是屈服于各种压力？还是因为在中央专案组宣布的上海第一批逮捕法办的十个人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心存幻想？
　　惊魂未定，还没有来得及与他商量、与他沟通，他便被专案组的人从家里带走了。没有任何手续，不知带往何处，也不允许家属探视。接下来，就是抄家、搬家……当我独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这破碎了的家庭时，一度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但，看到尚未成年的两个女儿，年迈的公公、婆婆，咬紧牙关，承受命中注定的这一切！我想，我是解放前夕参加革命的党员，应该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早晚会有还景贤清白的一天！
　　惴惴不安中，到了1981年。就在王、张、江、姚案由北京特别法庭审结后不久。有一天，有关方面突然通知我去监狱医院探视徐景贤。来人简单地告诉我，徐景贤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不大好，要我去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做做他的思想工作。我怀着异常焦急的心情，赶紧收拾了一些必要的东西，跟着他们就走。因为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要珍惜这次见面的机会。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许久不见，眼前的景贤，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人瘦得脱了形，神情呆滞，看到我来，像陌生人一般，没有丝毫愉悦的表情。见他这个样子，我心疼得眼泪夺眶而出。我感到，我曾经有过的一些疑虑，终于得到了证实。那就是，特别法庭对王、张、江、姚一案的重判，彻底毁灭了他有可能因为态度好而受到从轻发落的幻想。他终于明白了，在对待王、张、江、姚一案的态度上，无论他怎样积极表现，无论他怎样竭尽全力配合乃至迎合专案组的调查，无论他怎样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其结果，都是一个样，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他因此而失去了继续往前走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他本想争取的较好结果，彻底的失望了。
　　他木然呆立在病房的铁窗前，嘴里说着看到大树开花啦这样的胡话。猛然间，我想到了疯疯癫癫的马天水。我害怕极了，我的心抽搐着。此时此刻，去对他说党的政策是怎样怎样的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只能克制着自己，尽量平静地对他说，会开花的大树当然有了，那是广玉兰呀。我猜，你是想女儿了吧？家里的人，爹爹、孃孃（指继母）和两个女儿都平平安安的，就是非常想念你，盼望着你能早日回家。那天，我特意给他带了一些有很多风景画的画报，想让他放松放松心情。我一边翻动着画报，一边对他说，我俩结婚后，忙东忙西，总也没有机会一起出去走走。将来，等你回家后，我们一定要把全国的名山大川游它个遍。我嘱咐他，身体是最最重要的，有了好的身体，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我会等着他回家，不管等多久，直到再相聚首的那一天，谁也不许失约。
　　自从我去探视过以后，景贤的病情有所好转。也许是亲情在起作用？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在乎亲情的人，也许是他终于从彻底失望的牛角尖里钻出来了？因为，我还知道，他对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只是需要假以时日。记得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曾互相激励，要时刻准备着去经受人生之路上风霜雨雪和荆棘丛生的考验。……可能还有许多的也许，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他毕竟还年轻，经受的打击虽然沉重，还不至于走上马天水那条路。这是不幸中之万幸。虽然团聚还在遥远的将来，人在就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景贤从医院转至监狱服刑。他的刑期长达十八年。从他入监的那一天算起，监狱方规定，家属可每月探一次监，会见时间只有一刻钟。监狱的所在地离家很远，路上来回得花三、四个小时。但是，为了能够见上一面，为了能带给他一些精神食粮（书报等）和物质营养品，就算路程再远，就算天上落铁，我也绝不放弃。因为，相见虽然短暂，却是我们彼此能够在艰难岁月里坚持下去、坚持到底的精神支柱。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长期来独自挑起一副家庭重担，时常会产生再也撑不下去的感觉。这种精神状态，在探监的时候，难免有所流露。景贤就会拿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来劝慰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诗中“君问归期未有期”，是最触动我心境的一句，只要这句话一出他口，我便抑止不住满腔的辛酸，泪如泉涌。这时，景贤想用他的手替我抹去眼泪，但冷酷的铁栅栏生生地将我们隔开。在默默注视着对方的眼神中，我们都无可奈何的读到了这样的五个字：“但愿人长久”，是啊，我和他，除了还有这一点点的愿望外，确实是什么都没有了。
　　愿望总归只是愿望而已。到了1992年，十五年的牢狱生活，使景贤原本就有的胃病、高血压未见好转，又加上长期蹲监狱睡地铺而得的关节炎、腰椎间盘滑脱，真是雪上加霜。我也是心力交瘁，实在感觉支撑不下去了。万般无奈之下，我给邓颖超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当年，景贤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职，是周恩来总理提的名。邓颖超同志对景贤也是有所了解的。在信中，我向她反映了景贤被判十八年刑期以及入狱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的情况，请求有关方面网开一面，允许他保外就医。没想到，邓颖超同志的批示意见很快下达到了上海，这一年的六月下旬，监狱方同意景贤保外就医的申请，但提出，在刑期未满的三年里，一是他的生活费、医药费由家人自理，二是不允许参加任何社会政治活动。在我签字同意后，景贤才获假释回家养病。
　　景贤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在这十五年中，家庭的变故可想而知。老父亲久病在床，他没能陪伴侍侯，更无法尽到作为儿子养老送终的义务。两个女儿结婚成家，他也未能到场祝贺……好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已过去，我俩终于坚持到了再相聚的这一天。他离家的时候，一家还只四口；他回家的那天，已是全家八口围在一桌吃的团圆饭了。两位女婿，婚前婚后都曾陪着我去探过监，两个外孙，虽然名字都是他起的，而且也偶然带去见过外公，但终究小孩太小，印象不深。这时，八口人，三个家庭，团聚在一套三室的小居室中，大人们，甜酸苦辣的滋味涌上心头，悲喜交加；孙辈们，用陌生的眼光偷窥着还满头黑发、他们却要叫他外公的人。此时的景贤已是年届花甲之人了。养好身体，含饴弄孙，是我们全家交给他的两大任务。尽管我们的家居相当拥挤，经济也不宽裕，但有他乐融融地陪伴在我们身边，我感到安全、放心，感到心情无比愉悦，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1999年，景贤被判十八年刑期后，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期满。按照宪法规定，他应该是享有出版、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的公民了。同时，他在保外就医后，经过全家人的悉心调养，身体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他喜爱写作的愿望重新燃起。他对我说，他要以他的亲身经历反思“文革”，把这段历史史实公之于世，为当政者鉴，也对后人有个交代。我对此表示积极赞同。他在经历了这么大的起落之后，意志未消，斗志尚存，我更是高兴。
　　在克服了资料缺失、行动上受到相当限制等种种困难，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于2000年完稿。完稿后费尽周折，几易出版社，终于于2003年底在香港出版，成为香港十大政治畅销书，且名列前茅。读者反响热烈，有褒也有贬。有的说，他违避了一些不该违避的事情；有的说，他承担了一些不该承担的责任。但多数读者的意见，认为这本书写得比较真实可信，在众多反映“文革”的书籍中，可算是一部信史。而且对他的可读性也十分赞赏。这使景贤大受鼓舞、大为振奋。他在认真的思考了朋友们的批评意见之后，对我说，他要接着再写，这次，他要把自己摆进去，写得更真些，想得更深些。……
　　天不佑我！在《十年一梦》出版后的2004年、2005年两年里，景贤因右耳前庭疾患引起眩晕，连续两次住院开刀，手术不算大，但都是全身麻醉，这对一个时年已过七十岁的老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两次手术以后，眩晕却仍未解决，加上他原有的腰椎、关节等多种疾病，从此，眼看着他日见消瘦，背更驼了，再也不能方便的独自站立行走了，非得依赖拐杖和旁人扶持。然而，即使是在病痛不断折磨他的情况下，他只要能够坐起来，就会趴在电脑桌前，用电子笔，笔耕不止。经常是，深夜我一觉醒来，他还在伏案写作。我劝他，还是保重身体要紧，他却说，他要对历史负责、对党史负责，尽量把当时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让后人在研究中国文革史时有所参考。却万万没有想到景贤的第二部书稿还没有最后完成，心愿还未实现，他却急匆匆地突然离我们而去。
　　2007年11月6日，在景贤去世六天后，我们全家与部分亲友们在复旦大学医学院提供的遗体捐献告别场所，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五十多年来相依相偎、相濡以沫的亲人，从此永诀！
　　回顾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的一生是担忧多于平安，患难多于欢乐，离散多于聚合。徐家的族人想为景贤编辑一本生平经历的纪念册，以志纪念。亲友们的眷眷之情，让我们母女刻骨铭心。……
　　景贤去世时虽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我又怎能忘得了他深夜伏案写作的情景？！又怎能忘得了他曾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语？！又怎能不去想他要对后人有所交代的心愿了了没有？！于是定下心来，把景贤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大略整理一遍。终于，陆陆续续的发现了他保存在电脑里的一些文稿，但愿景贤的这部遗作，能为 “文革”提供更多真实的思考。
　　
　　
　　葛蕴芳
　　 2009年10月31日
　　
　　补充：
　　
　　前数月在朋友叙谈中偶尔听到“当年党中央确实是下达过对徐景贤决定不予刑事处理的红头文件，是陈丕显对曾来接管上海市委的领导彭冲拍桌子、发脾气，要求对徐景贤判以重刑，彭冲等领导向中央回报，……”。又据另一位知情朋友说：“陈丕显拍了桌子之后，上海方面向中央汇报，上海是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文件中没有作出对徐景贤给予刑事处分的决定，上海不好处理。……”但最终还是一律从严惩处。这也就是我们所遭遇和演绎了几十年的一场大悲剧的来龙去脉！
　　葛蕴芳
　　 201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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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编者按：
　　 父亲的遗稿《徐景贤最后回忆》在香港出版面世已有半年，在父亲纪念网上曾登载过代序（朱永嘉伯伯所写）和后记（母亲所写）之后，从今天开始，将陆续发表父亲的回忆文章，真实记录了当事人的人生成长轨迹及所亲身经历的许多往事。此书在香港天地图书、田园书店、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都有出售。
　　
　　第一章 文革前的人生经历（一）
　　
　　人们常常问我：你这样一个普通的土生土长的上海青年，怎么会在上海解放初期就进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工作？又怎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上上海市委书记的？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叙述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演变，包括我的家庭出身和文化背景。
　　我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宗骏是上海郊区奉贤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化学系，解放前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一面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有过联系。他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在家乡奉城镇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脱党来上海市从事教育工作，进交通大学和南洋模范中学教书。解放前我隐隐约约地知道，父亲当时在奉城办曙光中学时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我的母亲戴秋楠，当过小学教师，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家乡奉贤蓬蓬勃勃的妇女运动，当选为国民党奉贤县党部的委员，以后随父亲来到上海，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
　　 家庭影响
　　也许在解放前父亲有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他想保护自己以及全家，所以他在我面前从来都不议论共产党，也对我隐瞒了他加入过共产党的这段历史。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只是一个正直、敬业的教师。他给我的影响，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要求自己的孩子有一颗爱国心，热爱祖国，要有民族感情，不忘记民族气节；在学业上要有进取心，要能够不断地掌握知识，要出人头地，有一个比较高的文化层次。他曾对我说过希望我将来继承他的事业——潜心化学研究，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家里有很多化学书籍，包括外国原版的化学书、辞典等，还有一些做化学实验的设备。他原来想传承给我，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当时读上海商学院，弟弟在读小学，于是父亲希望我能延续他的愿望，将来从事化学专业。
　　父亲让我去比较好的小学、中学读书，将来可以依照他的意愿考进交通大学。所以他安排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上海天平路上一个比较简陋的复华小学考入南洋模范小学。南洋模范中、小学当时都很贵族化，学费昂贵，一学期要交付相当于十几担大米的费用，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本来是难以负担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交大被汪精卫伪政府接管，变成伪交大，父亲愤而辞职。南洋模范的校长沈同一知道他拒绝受聘于伪交大，又是比较优秀的化学教师，就聘他到南模教书。按当时的规定，南模教师的子弟进校可以减免一半学费，如果成绩优秀，还可以减免另一半，我因符合这两个条件，在南洋模范就可全免学费了。
　　我进南洋模范小学以前在复华小学念书的时候，就爱好看书写文章，按理说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对写作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我家里订阅了《小朋友》杂志，人家也送了好多儿童读物，使我有条件看比较多的书籍，看了以后就萌发念头：人家看书能写出文章来，我也要写文章。在小学里的时候，复华小学编了一个小刊物，是油印的，我就在上面写点小文章。由于爱好看书写作，语文好，其他功课也不错，我到三年级下学期考南洋模范小学的时候，在入学考试的新生中考了第一名。在南模小学，我的成绩一直比较好，父亲鼓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考到前三名，才能减免学费，才能在南模从小学一步步地读到初中、高中。
　　在南模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是《我的父亲》，当时父亲的教师生涯对我来说真是太熟悉了，我就在作文里着重写了父亲清苦、辛劳的教师生涯。当时教师的收入较低，虽然父亲在中学教书，但要维持一家的生活很不容易，每天要工作到深夜，我晚上从睡梦中醒来，总是看见他在昏黄的灯光下，伛偻着背，批改学生的作业，写着写着，他的右肩上鼓起了一个大瘤。有感于此，我在作文的最后写了两句话，针对当时人们都说教师是清高的职业，我写道：“清高，清高，喊的人真不知道教师心中真正的悲苦呢！”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写出了这样的作文，在教师中引起很大的共鸣，都说这个学生的作文说出了教师的心声。我的这篇作文先在小学教师中传阅，然后作为范文佳作刊登在小学的公告板上供大家阅读，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写了这样一篇作文，居然能得到这么多的赞扬和嘉奖，从此我对看书、写文章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我很感激我的学校，当时南洋模范小学有一个图书馆，学生可以借书，我借得很起劲，把学校图书馆里有关文学的书差不多都看遍了，又向同学借阅《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孟加拉民间故事》等。另外，我有一个同学叫唐雨门，与我家同住在广元路上，是在一条叫“义合坊”的弄堂里，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作家唐弢的儿子。唐弢先生当时编《万象》杂志，抗战还未胜利，在上海能有《万象》杂志看，这是非常难得的。唐雨门不告诉他的爸爸，就把每期《万象》杂志悄悄地从家里拿出来给我看，还有当时出版的《文艺春秋》、《杂志》等其他刊物。我从小学起就可以阅读很多的课外书籍，包括鲁迅、张爱玲和柯灵的作品等等。当时有机会读到这些文学书刊，对于我这样的小学生来说，是平凡的生活里一种莫大的喜悦。我有幸在小学阶段受到文学环境的影响，加上学校的帮助，老师的爱护，对成绩好的同学每年有所鼓励，作文等经常被公开展示，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然而也养成了另外一种思想，就是老想要出人头地，扬名天下，在思想上顽强地想表现自己，这种念头从小学开始就有了。
　　
　　学校生活
　　当时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学校里民族独立的气氛很强烈，比如日本鬼子曾经到学校里抓老师，学校为此停课，大家就骂日本鬼子，我甚至在作文里写上：“打倒××帝国主义！”当时老师们也都容忍了。这个学校虽然很贵族化，但校风一直很严谨，它不允许官吏、富豪的子弟来校时穿得豪华或者吃得考究，大家都一样，穿着非常普通，女生一律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不穿皮鞋，不准烫发，没有任何化妆，男生也是，当时还有穿长衫的。我小学时曾穿过一个时期长衫。虽然有的学生家里很有钱，但学校反对家里用黑色人力包车或者小汽车把学生送到学校来炫耀，所以学校风气比较好。学校里大家看起来都很平等，学风也好，只有品德好、成绩好的学生，才会受到老师的表扬。
　　当时社会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我家里一度经济很困难，由于日本军队的封锁，上海缺少粮食。当时米价奇贵，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只能半夜起来，跟大人一起去挤“户口米”。半夜十二点钟就去排队，排队的人都挤在米店门口，挤得肚皮贴背皮，小孩挤在里面呼吸都非常困难，排队后店员在我们肩膀上写粉笔字，比如我是二零六号，后面是二零七号，凭这个粉笔字，下半夜再到米店去盖蓝色图章，图章敲在手背上。然后队伍散掉，到天亮以后拿米袋去买“户口米”。“户口米”基本上是碎米，价格比较便宜，但每人也只能买一升，我和姐姐、母亲一起去挤、去排队，当教师的父亲就在家里留守。
　　由于买回来的“户口米”不够吃，还得在黑市上买一些。黑市米是由米贩子从郊区日本兵封锁的地方偷带回来的，缝在衣服里面，从棉袄里抽出棉花，在衣服夹层里缝出一长条、一长条的布袋，把米藏在里面，到市内再把线拆开，把米倒出来，这种米价格比较高。米贩子告诉我们，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贩米的，有人被日本人的刺刀捅过，有人被狼狗咬伤。有一个时期米实在不够，家里就用麦粞（麦子的皮或麦子的头）混在碎米里，或者洒在碎米上，敷一层再煮，这是像麸皮一样的东西，很硬，难以下咽。还有一种六谷粉，就是玉米粉，黄黄的带有霉味，也成为每天的食粮。
　　那时候，因为生活的苦就产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恨，父亲的经历也是对我的一种民族气节的教育。他不愿意到伪交大去教书，有一段时期失业在家。到南模教课后，家里生活仍很困难，只能卖掉睡觉的床和部分家具来维持生活，同时出租家里的一部分住房，以房租来减轻一点经济负担。那时，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抱着一种很强烈的希望。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希望。在我家住的广元路石库门弄堂里，我还发动同一里弄的中、小学生举办了一次庆祝抗战胜利联欢会，大家自己布置会场，把蒋介石头像和孙中山头像一起高悬在银色的V字中间，我自己做主持人，组织邻居的孩子们演出节目，庆祝抗战胜利。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时候，我还曾经与母亲一起到延安路去看，当时延安路取名叫中正路，我看到他坐着汽车开过，对他很敬佩，认为他是抗日英雄。
　　进入中学以后，周围的政治环境很快发生变化，南模是一个进步的学校，后来我了解到学校里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他们带领学生参加一些进步活动。交大从四川迁回上海以后，又让我父亲回去教书，父亲就一面在交大化学系教书，一面兼着南洋模范中学的高中化学课，我们家就住在交大附近，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到交大去。我是交大教师的子弟，交大有许多进步的学生运动可以让我参加，这样就使我逐步消除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幻想，开始倾向进步。
　　
　　社会活动
　　抗战胜利后，交大与南模的学生自治会组织了尊师、助学活动，上街义卖，我就有机会到社会上去参加一些活动，我当时感觉到是大哥哥、大姐姐带我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当时教师的生活很困难，因为抗战胜利后社会经济情况又很快恶化了，为了解决老师的一部分生活困难问题，学生发起尊师运动。学生付不出学费，就开展助学活动。怎么尊师助学呢？学联先到上海有关的工厂去募捐一些商品，如痱子粉、卷糖（水果糖）等，另外还制作了一个尊师助学的纪念章，拿到马路上、居民家里去义卖，这些社会活动引导我们去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一面在学校里学习，一面就参加这些活动，活动结束以后，进步同学带领我们参加各种集会，在集会上学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呀好地方》等歌曲。
　　一九四六年以后，交大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六千多人，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酿成了南京下关“五.二○” 惨案。上海交大学生组织营火晚会，抗议“五.二0”惨案，我参加了交大学生组织的活动，亲身感受到反美反蒋的强烈气氛。我觉得父亲给我的影响只不过是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家庭教育，而交大进步的学生运动则让我了解当时的社会，受到革命的教育。
　　有一次，交大学生在华山路示威时被国民党军警打伤了很多人，国民党特务还用狼牙棒打人，学生事后开了控诉会，我们学校也组织声援，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路是人走出来的》表示支持。当时看到交大学生受到镇压，我们都充满义愤。学校进步同学就进一步对我进行引导，让我参加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学生自治会当时开设了一个消费合作社，是学生们自己集资举办的，为学生服务，卖一点文具、小食品等，我被吸收到消费合作社去值班。后来学生自治会成立了一个学艺部，我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好，又成为学艺部的成员。到高中阶段，我参加竞选学生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当选以后，接触到更多的进步学生。
　　有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叫徐惟诚（解放后调到解放日报当过副总编辑，后来又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他经常到我家来找我，我父亲看到我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担心我出事。他自己因为有着一段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来又脱党的经历，担心我跟着共产党走有危险，劝我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但我因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仍偷偷到交大去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我溜出去，他又阻止不了。有一天，当徐惟诚找到我家里来叫我出去的时候，我父亲把我挡在家里，他自己出门对徐惟诚讲：“你以后不要来找徐景贤了。”徐惟诚也是他的学生，老师正式通知他下次不要来找了，徐惟诚不好违背，以后他就不敢到我家来了。
　　虽然我后来还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是我感到，这些进步学生（后来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就很少来找我了。因为他们的老师又是我的父亲直接进行了干预，所以我的父亲当时的思想状况是明哲保身。他曾经在解放前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他就是以这样一种中间的态度来迎接解放。我在学校里也仅仅有局限地参加一些进步学生活动，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由于父亲的影响，加上我自己的犹豫，我没有很积极地去追求，所以后来有一个时期我总是后悔当时的“思想觉悟不高”。
　　
　　阅读经历
　　在我的中学时代，有一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一位同学介绍我去参加了复光课余图书馆，地点在卢湾区重庆路万宜坊一个同学的家里。这是一幢新式里弄房屋，整个客堂摆满了书架，架上的图书都是各校学生捐赠的，免费供给读者借阅。由于创办人的读书品位较高，所以馆内的图书都是有相当质量的。抗战胜利以后整整有三年时间，我几乎每周都要骑着父亲留下的“老坦克”自行车，从徐家汇赶去图书馆两次，每次可以借回家两本书。等到我被批准为馆员，可以进入图书馆内部为读者服务以后，我又获得了自由上架选择图书和每次借书五本的权利。我正象蜜蜂掉进了糖缸里，有吮吸不完的蜜汁。在这段时间里，大大提高了我的阅读量，扩大了我的阅读视野。我读到了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冰心、巴金等人的现代文学作品，看遍了从老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到高尔基的大量俄罗斯文学，也接触到了狄更斯、杰克?伦敦、海明威、史坦倍克等英、美文学。在图书馆里，我还有机会读到描写学生运动的作品《新生代》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同时，我也接受了四十年代上海作家的影响，施济美的柔婉、徐訏的森冷、无名氏的狂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同时沉迷于福尔摩斯、亚森罗宾和斐洛?凡士探案，饶有兴趣地阅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这种借阅图书的方式，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丰富了我的知识，提高了我的审美趣味，也为我今后从事写作奠定了基础，阅读使我毕生受用。
　　上海解放了，我当然很高兴，因为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南模中学是第一批建团的学校，我也第一批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学校里我用办报纸、办刊物来讴歌新的生活。解放前学生在学校里办的墙报、壁报比较多，有一种进步报纸叫《学生报》，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是地下党办的，我看得比较多。解放以后我感到自己应该来办报纸，在学校里也出现了大量的墙报、壁报。当时比我们低一届的同学办了《青锋》壁报，有一个编辑向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毛泽东给他们题了“青锋”两个字。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则办了一份铅印的刊物，叫《同志》，不定期出版，我在上面写论文、散文、小说，什么都写。
　　解放给我提供了写作的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觉得不仅要在学校里写，还可以向外面投稿。我就给上海的报纸写学校通讯稿，不仅写南模，还写交大的活动，因为解放后我仍和交大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把交大、南模等学校的政治活动啦、联欢活动啦，写成通讯向报纸投稿。同时，我担任了《解放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的通讯员，还参加了《大众电影》的读者联谊会，给电影刊物写文章。当时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如《解放日报》、《文汇报》举办的讲座和通讯员学习班，大大地开阔了视野。我是南模的通讯组组长，接触面更加广泛，稿件写得比较多。我萌生了一个志愿：要用自己的笔来歌颂祖国的变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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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篇登载了父亲回忆录中的第一章 文革前的人生经历（一），今天将续完。从该回忆中可看出，父亲将自己如何从一个热爱文学写作的高中毕业生，当面临考大学的机会，却不顾家庭父母反对，将大学报名表撕掉，毅然选择投入到市政府号召的知识青年参加市政建设中去，逐渐成长为一个为党的喉舌（市委宣传部）而努力工作的青年干部的历程。他思想上是那样的要求进步，努力工作，在那么多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都非常强的老领导们影响下，他学到了许多。当时他太年轻，身上小知识分子的缺陷和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实践中摸爬滚打，不断纠正自身错误，不断成长、成熟。
　　
　　第一章 文革前的人生经历（二）
　　
　　参加革命
　　一九五一年，我们高中毕业了，南模的同学们纷纷报考大学，我父亲也要我去报考大学的化学专业，我还正式报了名。但就在大学入学考试前夕，上海市号召知识青年参加市政建设。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个是考大学，一个是放弃考大学，参加上海市的市政建设，这就算参加革命了。当时市里需要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充实市政建设的队伍，市委机关、市政府、市公安局、上海电力公司、市卫生系统等都需要一批知识青年。我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因为在学校里学习成绩比较好，总想读大学，如果参加市政建设，当时就算参加革命了，必须放弃上大学。我与父母亲商量，他们不是很赞成，因为我考大学应该是很有把握的，放弃了可惜。但是，他们也比较开明，最后还是表示尊重我自己的选择。当时整个年级五个毕业班里大约有四十多人报名参加市政建设，相当全年级人数的五分之一。参加市政建设的同学把大学报名单撕掉了，我还被邀请到位育中学去现身说法，介绍自己为什么要参加市政建设，以及参加革命的思想演变过程。
　　参加市政建设前，我们先进一个训练班进行培训，班址设在上海中学，班主任是周原冰，后任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校长，是伦理学家。他请了很多人给我们上大课，包括副市长潘汉年等。市政建设训练班结业时，很多人被分别分配到市公安局、市电力公司和卫生局，我是最后一批分配的，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分到什么单位去。事先我填写过志愿，并把自己当过《解放日报》、《文汇报》通讯员的简历，以及写过哪些文章等，在表格里做了比较详细的注明，希望能够被分配到发挥自己写作专长的单位去。训练班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分配了，最后只留下三个人，这一天组织通知我去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到。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是共青团员，还不是共产党员，而市委宣传部是党的领导机关。领导找我谈话，说一方面是考虑到你写作上的特长，另一方面宣传部也需要青年人，这样我就从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直接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报到那天，我被分配在宣传部文化艺术处，处长是丁景唐，我就在丁景唐领导下成了文艺处的干事，这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份的事。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到了宣传部文艺处，党组织却很信任我。在党的高级领导部门工作，首先分配给我的具体任务是检查报刊上的文章，从中找出问题。我记得我检查的第一份刊物是上海市的《群众文艺》，看看其中存在什么问题。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当时柯蓝主编的《群众文艺》刊物，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过以后，把这份刊物上的文章内容有哪些不妥，句子有哪些不通，文字有哪些错别字，标点用错了的地方，等等，详细地写了一篇汇报，交给处长和处里其他人审阅。当时处里有一位老同志叫汪震宇，他看了我的汇报后对处长丁景唐说：“这个徐景贤蛮厉害的。”他认为我一个小青年，看了《群众文艺》以后，居然能写出一大篇东西来。我听了很高兴，同时觉得在这里工作使我得到了锻炼，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让我系统地阅看报刊，从中发现问题和指明失误。
　　在领导机关工作，很快就暴露出我的幼稚和局限性。我是直接从学校来到党的首脑机关的，没有任何基层工作的实际经验，不知天高地厚。当时市委第二书记刘晓的夫人张毅也在文艺处工作，有一次，她听到我给文化局打电话，我在电话里用了“责成”这个字眼：“这个工作责成你们一定要完成。”张毅听了以后感到非常刺耳，在处里开会时提出来：“小徐给人家打电话，怎么可以用责成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带有一种命令的口气，很不妥当。”这个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一九五一年到机关，实际年龄不到十八周岁。十八岁能够调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又跟自己的兴趣爱好一致，我很自得。在机关里也给报刊写一点文章，比如在文汇报发表《正确认识团是党的后备军》一文，当时自己只是团支部书记，连共产党员都不是，但那篇文章却是教育广大团员怎么样正确认识自己是党的后备军的。实际上，写这样的文章与自己当时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身在党的领导机关，又用这种口吻写文章，说明自己有自高自大的情绪，这种情绪在给下级单位打电话时就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了。
　　一九五三年，因为我在党的机关工作比较积极，又是团支部书记，党组织开始考虑发展我入党。同年六月，我被批准为预备党员，入党介绍人是丁景唐和徐啸，他们很慎重，专门到我家对家庭出身、父母情况进行过调查。发展我入党后，我有点忘乎所以，进一步产生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入党不久，宣传部组织工作队到大隆机器厂搞民主改革，由处长高原带队，我是工作队成员。工作队里几乎都是正式党员，只有我是预备党员，但是党组织很信任我，在大隆厂的民主改革和建党的过程中都把我当党员骨干用。一九五四年七八月，在我预备期满一年后，宣传部总支开始讨论我的转正问题。对于转正，我当时很不认真，也很不严肃，按理每个人在转正会上都要如实地把入党一年来的表现向大家汇报，而我在转正报告中大讲自己的进步，大摆自己的成绩，对缺点则轻描淡写，结果支部会上一下子哄起来了，那天有两个人转正，前面一个人很快通过了，轮到我的时候，很多党员投反对票，不同意我转正。这一下，丁景唐也很被动，因为事先他已教育过我，在会上你要认真地做一个思想总结，给大家汇报一下，而我稀里哈拉就讲开了，从学校毕业谈到参加工作，一切都很顺利。那天晚上没通过预备党员的转正，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当时我正在与葛蕴芳谈恋爱，葛蕴芳解放以前是上海市立女师的学生，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并于一九四九年初加入共产党，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她曾在市委党校学习，后为当时任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的机要秘书，是解放以后夏衍的第一任秘书。后来夏衍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她就留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做部长室机要秘书。我在宣传部与她认识，两个人开始谈恋爱了。她看我连预备党员都不能转正，对她也是很大的打击。当时我感到她是地下党员，我现在连党员都不能转正，与她谈恋爱就大受影响了。她当时向我提出，你一定要认真改造思想，提高对党的觉悟，争取转正，我才能与你继续发展恋爱关系。
　　受到这个挫折后，我认真地考虑了自己究竟有哪些需要改正的地方，以后下厂工作就比较扎实了。一九五五年，宣传部总支正要重新讨论我的转正问题的时候，“反胡风”运动开始了。部长彭柏山作为胡风集团嫌疑分子被关押审查，处长丁景唐被认为与胡风一案有牵连，连带审查宣传部里有没有类似胡风的小集团，就集中火力搞丁景唐小集团，把丁景唐身边的人都审查一遍。我因为是被丁景唐发展入党的，也被当作审查批判对象，有一段时间没分配我工作，为此我一直很惶恐。后来，决定把我调到上海市文化局审查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办公室，跟着束韧秋工作，他后来担任新民晚报总编辑。这个工作结束后，我被调到市委文艺工作部，一九五六年，文艺工作部下设社会文化处，束韧秋任处长，我是干事。同年六月，我才转正为正式党员。
　　到文艺工作部后，我有机会认识了张春桥。当时张春桥是文艺工作部的部长，下面还有几个副部长，我作为干事虽然跟他接触不是很多，但感觉他对文艺工作还是比较了解的。当时柯庆施设文艺工作部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所以把文艺处从市委宣传部划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部，下设文学处、艺术处、社文处、干部处等，由张春桥主管。到文艺工作部以后，我深感自己的学历不足，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太少，我就向领导提出要求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函授学习，每周还要有两个半天到校听课，我先后听了徐震锷、程俊英、施亚西等老师的中国古典文学及作品选读课，得益不少。文艺工作部成立后，搞了一段时期政治运动，如反胡风，搞大批判，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思想等，时间不长，张春桥担任部长也不过一年时间。一九五七年，文艺工作部被撤销了，我再回到市委宣传部。主持宣传部日常工作的先是谷牧，后是石西民。我在石西民领导下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写作实践
　　一九五七年，我在宣传部文艺处写了一篇文章：《破教条主义的戒，开群众文艺的花》，发表在群众文艺刊物《演唱》上。文章发表后，正好“反右派”开始了，《演唱》刊物上登了两篇批评我的文章，说我的文章中“破教条主义之戒”等言论象右派说的，搞得我很紧张。处里当时也对我进行批评，说你怎么写这样的文章。当时处长任干、章力挥等在上海市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过一个发言，对文艺工作中党的领导也提了一些意见，他们当时正忙着检查自己言论的不当。外界对我的文章进行批评后，他们才跟着批评了我。我这篇文章如果是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写的话，一定会被划成右派，后来没有把我划成右派，我想可能是因为处长们忙于检讨自己，我这篇文章的错误性质与他们的发言相比又好像轻了一些。所以我在反右运动中以挨批评过了关，但这件事在我思想上造成一个错觉，即无论如何一定要学姚文元，写文章的姿态要左。姚文元当时总是写批评别人的文章，我感觉到自己要在写评论文章时站住脚，就要走姚文元的路子：站在每次运动的前列来批评别人，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现，才能被领导视为革命左派。因此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以后，我就写了一篇批评右派言论的文章，即批判沈雁（记者沈涯夫）在解放日报上的右派言论，后来我得知，沈雁被划成右派并被流放到青海去了。这是我当时以文章伤人的一例。
　　我除了写一些评论文章外，还想写出一点好的文学作品，觉得这样影响才大。一九五八年，党号召大家搞群众创作运动，大写民歌，人人写诗，后来发展到发动群众写散文、小说、剧本等。那时我被临时调到上海作家协会群众创作办公室工作，群众写的小说、剧本等都送到群众创作办公室，当时有一个剧本叫《香飘万里》，通过群众创作办公室的帮助准备拍电影，还有老干部朱道南的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也是经过群众创作办公室帮助后出版成书的。当时我既组织过群众文艺，又辅导过群众创作，还负责编过《上海民歌选》，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连续编了三本。当时我认为，既然我编过书，又辅导过群众创作，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动手来写呢？我决心自己动笔写一部作品。在我的生活经历中，解放前的交大学生运动对我的影响最深最大。在交大，象穆汉祥烈士这样的大哥哥带着我们搞学生运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搞民主夜校，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我觉得写学生运动很有特点，就请了十天创作假，一口气写出了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最初的名字叫《黄浦江畔的风暴》，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一九五九年写成，一九六零年连载，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上海文学》选载了部分章节，接着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时改名为《党的儿子穆汉祥》。由于当时党很强调革命传统教育，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了“红旗读书运动”，团市委书记陈启懋还在报上写了推荐文章，这本书被列入“红旗读书运动推荐书目”，并被译成外文出版，发行量很大，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部作品于一九五九年完成，上海作家协会就发展我成为会员了。宣传部长石西民看到了我的书，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里面有一篇《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提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石西民看到毛泽东如此高度地评价解放前的学生运动，就来找我，说你能不能把这部《党的儿子穆汉祥》改编成电影剧本，配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我当然很高兴，他还批准我请了较长的创作假。石西民的妻子吴伟是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她向我约稿，决定把原作改编成电影剧本后让海燕电影厂拍成电影。他们还物色了上海的老作家于伶参与剧本改编，于伶写过电影剧本《聂耳》、《大李、老李和小李》等，解放后他受潘汉年、杨帆案件牵连，一直没有受到重用，以生肝病、身体不好为由，在家里休息。他在剧本创作上很有经验，所以海燕电影制片厂指定于伶和我一起合作，把《党的儿子穆汉祥》改成电影剧本。后来市委文艺处的副处长章力挥对这个题材也有兴趣，于是三人一起改编电影剧本，由我执笔，起名《曙光在前》，一九六三年剧本完成，在《电影剧作》上正式发表。
　　这个剧本原本要拍成电影，后来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要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他批评当时的创作题材里洋、名、古的东西太多，要大写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这样一来连写革命烈士的作品也吃不开了。电影厂把它搁置下来，调过头去组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的作品。当时柯庆施看中了话剧《年青的一代》，这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写的初稿，基础比较好。为配合大写十三年，一九六四年底举行华东话剧汇演，华东各省市都要拿出作品来，柯庆施就决定把《年青的一代》作为上海的重点，调我和章力挥去帮助陈耘修改《年青的一代》。在这过程中，周总理也看了这部剧本，把剧本中林育生念父亲遗言的一段亲自作了修改。那个时候创作都要强调领导、作家、群众三结合，领导都是直接抓的，柯庆施亲自抓，抓得很紧，甚至在剧本的排练过程中，柯庆施听说主要演员曹雷（饰演林岚）扭伤了腰，还当场派车要我送曹雷到华东医院请推拿专家治伤。
　　这个剧本是我们三人合作的，主要的作者还是陈耘，在原作的基础上，我们修改后上演，获得了全国话剧优秀作品奖，华东话剧汇演上也得奖了。接着就改编成电影，由张春桥亲自抓，拍成后在全国发行，影响越来越大。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直接管文艺，抓一些重点创作，他是柯庆施的所谓不管部部长，帮柯庆施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自从石西民调北京文化部以后，张春桥又兼任宣传部部长，我两度在他领导之下工作。
　　张春桥对我比较欣赏，他当了宣传部长，我写了文章送他审查，他总是顺利通过。我除了写文艺评论、剧本外，还给报刊写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当时觉得哪个地方可以体现领导意图，我就紧紧跟上。比如当时柯庆施称赞科学家彭加木的事迹，树立彭加木为标兵，我就马上去访问彭加木，当然这些都是业余写作，由于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有便利的条件。访问他以后，我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似火》，发表在《萌芽》杂志，后来又收入《萌芽》丛书，影响很大。由于我在上海文学界比较活跃，市委就提名我和黄宗英、何占豪、舒巧等人代表上海青年文艺工作者访问越南，到战火纷飞的前线去，还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
　　一九六五年，我把写过的散文、报告文学集中起来，又出了第二本书，以《生命似火》为书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文艺界已经受到很厉害的冲击，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已经下达了，文艺界其他人都岌岌可危，纷纷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检查自己跟“裴多菲俱乐部”有什么关系等等，我的书却能够出版、发行，这充分证明我已经成为上海文艺界“左派”中的一员。这些写作成果也为我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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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一)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有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以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撰写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杂志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
　　这些写作班子中较有影响的如：“丁学雷”、“罗思鼎”（均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梁效”、“柏青”（清华、北大写作班子的笔名）、“初澜”、“江天”（文化部写作班子的笔名），还有“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等等，连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在空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
　　如今，对于当时全国各地的写作班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现象，追本溯源，作一些分析回顾，对了解这一段历史是颇有意义的。
　　
　　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的背景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于一九六四年，虽然不算是全国写作班子的始作俑者，但也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领头羊”。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本文着重剖析的是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写作班，而不是文革时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这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当时撰写各种批判文章的写作集体，后者除了担任大批判写作任务外，又成了夺权以后的权力机构，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市委宣传部的职能。剖析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怎样揭开的？遍布全国的“革命大批判”是如何形成的？“笔杆子”是如何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立，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和任务密切相关。从一九六零年中苏关系紧张开始，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把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调到北京钓鱼台，撰写反修文章。至一九六三年止，总共写出了九篇著名文章一一“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另有陈伯达、乔冠华等人参与部分工作，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组织这样的写作班子，目的是为国际反修斗争服务，以后又投入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一年，剧作家孟超创作的鬼戏《李慧娘》上演，杂文家廖沫沙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为鬼戏辩护，毛泽东看后提出了批评。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小说《刘志丹》美化高岗，提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观看京剧《李慧娘》，作出了要对“鬼戏”进行批判的决定。同年二月，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张春桥，提出要“破”，要批判《海瑞罢官》、《李慧娘》等鼓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戏剧；同时要“立”，建议改编沪剧《红灯记》为京剧。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点名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这一年的五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提出：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一九六三年七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至此，国际国内两条战线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同时展开了。
　　上海，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一九六三年新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出席了在上海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他在会上提出了“大写十三年（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二）”的口号，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江青对柯庆施的举措赞赏有加，她对张春桥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基地’。”
　　果然，根据毛泽东和江青的意图，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有江南“四才子”之称的俞铭璜，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文章经张春桥修改后，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汇报上。笔名是柯庆施取的，寓“两枝大笔一挥而就”之意。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立经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柯庆施呈送的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报告上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又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此时，即将展开的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一九六四年初，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个报告，动员在思想理论战线全面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会的是由市委宣传部选定的五百多名理论队伍及文教系统的各级领导，复旦大学到会的就有三十多人。为了具体实施批修斗争，柯庆施决定在上海实行“两手抓”，一是抓成立《未定文稿》编辑部，二是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未定文稿》是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重要内部刊物，面向华东各省市组稿。《未定文稿》先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任主编，后由张春桥任主编，周原冰任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由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庞季云担任，姚文元、金冲及、沈竹、钦本立（后任《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等任副主任。专门物色华东六省一市的笔杆子，撰写批判意识形态领域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大块文章，先在《未定文稿》（我们口头简称“内刊”）上刊登，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在公开报刊上发表。
　　至于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直接负责。一九六四年初，以撰写一篇文章为任务，石西民在华山路丁香花园先后曾组建过文学、经济两个写作班子。到四、五月间，这两个写作小组的任务完成，小组成员下厂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后，石西民把我和当时文学研究室的主管叶以群找去，告诉我们，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并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要求必须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以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成果，参加过批修斗争实践的。
　　叶以群当时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首先提出把文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调来，他们都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戴厚英（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南京大学中文系）、陈冀德（上海师院中文系）等人。同时，又从华东师范大学调来中文系教师王绍玺，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中文系教师徐缉熙。至于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一些老的研究人员，如王元化、皮作玖、魏绍文等都被留在所里，未能到批修第一线。
　　文学组人员陆续到位后，随着文艺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中央文化部向所属的电影局、电影厂派驻工作队和工作组，开始揭露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的问题。中宣部决定在文艺界首先开展对“毒草”电影的批判。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一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在原定要批判的第一批“毒草”影片中又加上了《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等。市委写作班文学组面临着撰写大量重点批判文章的任务，由于人手不足，决定再从上海电影系统调集“笔杆子”，他们是《大众电影》编辑部主任杨振龙，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蔡建平、赵志强、范维珩等，在丁香花园又成立了一个电影组。“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动员一些友邻的“秀才”协同配合，例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叶子铭，当时被“内刊”调来撰写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文章，适逢国内大批判打响，我们就动员他和文学组一起撰写批判文章；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汤大民，当时是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带教的进修教师，也被调来撰写批判“毒草”片的文章。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的胡锡涛，当时已调任“内刊”文学组干事，在“战斗”打响之前，也由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安排撰写批判《早春二月》的重点文章。借调来的作者还有戏剧家协会的王一纲等。市委写作班文学组的全盛时间，总共有二十多人。
　　历史组的成立时间，比文学组还要早一些，成员有金冲及、朱永嘉（他们两人都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分别担任过复旦大学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和历史系总支的领导工作），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等。早在复旦时期，他们就组合起来撰写过关于讨论“乾嘉学派”的文章，引起了石西民的注意。然后由《内刊》向他们约稿，要求撰写一篇批判俄国老沙皇对华扩张、侵犯我国疆域的文章，配合反修斗争。《内刊》为了便于讨论、修改文章，索性把他们调到丁香花园成立历史组。以后，戚本禹在北京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为“叛徒”，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上海丁香花园历史组的几位笔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大节、气节、晚节》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参与论战。最后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历史组的文章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历史组最初由金冲及任组长，后因北京中央文化部整风深入，周扬已不能担任文化部的领导工作，中央决定调石西民去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临走时需要带“笔杆子”，就把金冲及一起调去北京，上海就由朱永嘉接替金冲及担任了历史组的组长。一九六四年，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以后，历史组统一归写作班领导。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生活，领导管理也比较松懈。比如叶以群当了文学组组长以后，强调作家协会那边工作忙，自己要看《上海文学》刊物的稿子，又要写评论文章，没有空到丁香花园来，就让文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王道乾有时来关心一下，但也只能蜻蜓点水。我的党员组织关系还在市委宣传部，不便对文学组外来的党、团员指手划脚。所以，当时由组织比较严密的华东局“内刊”党支部一并管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团组织生活。
　　有一次，南京师范学院来的汤大民和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互相开玩笑，他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了“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某一天，周原冰郑重其事地来到了写作班文学组所在的丁香花园东楼，把大家召集起来作了一次训话，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等等。大家只好听训，不敢出声。
　　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的张春桥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写作班的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合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的程绮华、谢宗范等，自然辩证法组的成员有从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调来的沈竹、市科委调来的李宝恒、社科院调来的纪树立等，都是党员，由我担任写作班的支部书记，郭仁杰担任副书记。于是，写作班的党支部进一步扩大了，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总支。
　　写作班的“战斗任务”，由市委书记直接布置，选题和文稿也由书记确定和审查。写作班的党团员组织生活，则由市委宣传部总支管理。这样，市委写作班的领导关系、组织关系等，总算正式确定了。当一九六五年初姚文元来到了市委写作班以后，成了写作班最重要的人物，我们又全力以赴，配合他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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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写作班的“写作”程序
　　
　　当时，上海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党中央和市委确定的，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各地不得擅自发动批判，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擅自提名。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公开发表以后，上海市委为了争取主动，发动对上海市党内党外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批判，包括批判贺绿汀（中共党员、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周信芳（中共党员、上海京剧院院长）、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均为历史学家、民主人士）、王西彦（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民主人士）、瞿白音（电影局副局长、《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的作者）、李俊民（中共党员、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等，都是由当时的市委书记处讨论后作出决定，把他们定为“牛鬼蛇神”，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在六月十日召开全市大会予以宣布并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
　　“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编资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几部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评论文章，例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对照，看看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刊上关于影片《林家铺子》的评论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批判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口号时，首先要找到当时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和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汇编成册，还把刘少奇为这场争论所作的总结文章也编进去了。
　　为批判周扬的需要，写作班把周扬在过去各个历史时期所写的文章，包括在延安所写的文章，以及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几篇作品，全部编印成册，以此作为批判用的“弹药”。我曾在汇编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周扬在延安的反党铁证》一文，大量引述了原文加以批判。
　　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及《燕山夜话》，还分类摘录了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
　　以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字本，标明“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各组内部使用，并留存一部分由两个报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以外的社会各界特约作者撰写批判文章。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选题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各组自拟，有的是和文汇、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其他的配合文章。
　　例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理论部共同拟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反共知识分子的狂妄叫嚣》、《“三家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其中又分重点文章和配合文章，重点文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撰写，配合文章除写作班承担一部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的人士写作。这些社会作者也都是和报社经常有联系的“左派”人士，分布在各高等院校、各文艺协会、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各所及市委党校等单位，大都是年轻作者。
　　选题拟定以后，就要给写批判文章的作者提供条件。象批判“毒草”电影时，除了提前给作者专场放映“毒草”影片以外，我还专程去北京，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借阅资料，调看夏衍、田汉等人三十年代创作的影片《狂流》、《三个摩登女性》等，以便让作者们在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时深挖这些“祖师爷”们的老根。
　　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写作班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阵的重要文章，分别由我、胡锡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其他的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
　　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由领导写作班的市委书记直接审定。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领导的张春桥、杨西光审定。有时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件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
　　由于频繁地发稿、排印、改稿，两个报社的交通员有时一天要到市委写作班来回好几次，他们为了要赶速度，是开着轻便两用车（类似现在的助动车）送稿样的。当时两用车在社会上还是稀罕物，报社交通员在等待取稿的过程中，写作班的几个青年作者心里痒痒的，纷纷轮流骑上车，在写作班的院子里蓬、蓬、蓬地学开两用车，一段时间下来，几个人都学会了驾驶，可见当时报社和写作班来往之密切。
　　
　　市委写作班的文章笔名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狠抓阶级斗争的产物，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要在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最高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班这个名称，就是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起的。当时参加市委写作班的成员心中都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党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愿地做党的喉舌，用自己的笔积极投入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美其名曰“遵命文学”，实际上全是奉命写作。这一点，从写作班所写文章的笔名上也可以看出来。
　　写作班成立初始，正值全国开展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除了写大块文章的姚文元由领导决定用真名外，其他的人写文章，基本上都不用真实姓名，而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概用笔名。写作班文学组的重点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重点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思想文化界的人一看署名“丁学雷”、“罗思鼎“的文章，就知道这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的声音。大批判文章的语境也是居高临下的、以势压人的、主观武断的、不容置疑的，而不是平等的、探讨的、说理的、商榷的。这种学风和文风，正是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特殊文化产物。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以外，写作班各个组还用过很多笔名。从文革前的市委写作班到文革期间的市革会写作组，用过的笔名不下几十个。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用过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这是从丁香花园搬到武康路，后来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学组除了“丁学雷”以外，有的集体文章要另起笔名，我曾建议说：“我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又写了另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我又给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谐音）。
　　因为写作班一开始住在丁香花园，文章的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则又用过“丁影”、“丁闻”、“丁葵”等名字。这些署笔名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人作进一步加工，直至最后完稿、定稿，其间往往要经过很多人的手，所以，现在要来回顾哪一篇批判文章是谁独自完成的恐怕很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别了。象后来市革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的十一个青年人，用“石一歌”的笔名集体写文章，正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比如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以后，姚文元又在武康路二号写了一篇批判“清官”问题讨论中的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文汇报上，题目是《奇妙的逻辑一一录以待议》；接着，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文汇报上又发表《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一文，狠批历史学家李平心。两篇文章都以“伍丁”作为笔名。当时姚文元正和写作班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都是从复旦大学调来的。姚文元写完后，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所以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这就是“伍丁”笔名的来历。因为“伍丁”出手太狠，在文章中给李平心扣上“反共老手”的政治帽子，使李平心不能承受这样沉重的政治压力，以后又接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判，就在家中开煤气自杀了。姚文元还曾给文汇报写过几篇批判文章，他说：“毛主席庐山仙人洞诗中有‘暮色苍茫看劲松’的句子，‘劲松’这两个字含义很好，就用劲松做笔名吧！”文章发到报社去，除了我们以外，只有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一个人知道，他把“劲松”文章发在显著地位。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当时在卢湾区工作，姚文元写文章时也用过“金文”、“金兆文”做笔名。
　　写文章除了“名”，还有“利”，我们为了和“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决裂，在市委写作班提出写战斗文章不要稿费。我们既然宣称自己在丁香花园学雷锋，而且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们既然认为调到写作班是非常光荣的事，是党在思想战线前沿的战士，现在党号召的战斗打响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那么，写这样一类文章怎么还能要稿费呢？于是，从写作班一九六五年迁到武康路二号之后，我们就通知报社停发我们写作班的稿费，而且把早期写的几篇文章收到的稿费，上交给市委作党费。
　　从上海和全国来讲，解放以后取消过两次稿费：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报刊都取消了对所有作者的稿费，但到一九六二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后，随着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稿费又恢复了。第二次全国和上海废除稿费制，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但我们写作班早在文革之前就提出不要稿费了，表示我们最“革命”。而且我除了在写作班提倡不拿稿费以外，还和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章力挥商量，把我们三人合作的得奖话剧《年青的一代》的出版稿费，总共人民币一千二百元全部上缴。当时的一千二百元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为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八十二元五角。
　　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看到我们夜以继日，写作很辛苦，就让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来找我，说是要“慰问慰问写作班的同志们”。怎么慰问呢？烧几个好菜。当时我们不管在丁香花园或是在武康路二号，大部分人员住集体宿舍，而且没有自己的伙房，一日三餐都是从延安西路市委伙房装上黄鱼车用棉被盖住拖来，让大家自掏腰包买饭票吃饭。李家齐秘书长觉得过意不去，就用我们上交的稿费，犒劳我们，要延安西路市委伙房的大师傅做了三桌菜，什么松鼠鳜鱼、脆皮鸭子等，送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厅里，放在几张乒乓桌上。我把写作班各组的人员全部召集拢来，把姚文元也请来，共同聚餐，皆大欢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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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三)
　　　　
　　
　　解剖我到写作班时的心态
　　
　　当初上海市委决定成立写作班，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决定从宣传部调我去写作班工作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兴奋的，因为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党的领导的重视，而且觉得自己这几年走的这一条写作道路走对了。
　　一九五一年我到市委工作时还不满十八岁，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了几年之后，深感党内的论资排辈和等级思想非常严重，象我这样的年轻干部，又是解放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在党的机关里脱颖而出，简直难上加难。我曾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平羽的秘书孙锡钧议论过：象我们这样有点“志气”的人，能不能做到：二十岁当干事，三十岁当科长，四十岁当处长，五十岁当部长，六十岁当市委书记。两人估量机关的形势后，一致认为：不可能！因为领导机关里“老资格”太多了：有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这个阶段还分“三八”式的（抗战前期）和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抗战后期），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和上海的地下党员，在机关里比比皆是，大量的人只能当一般干部。每次提拔干部，都要“论资排辈”；住什么房子，吃什么灶，甚至连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职务，按级别，不得逾越。所以象我们这样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新干部、新党员即使自认为有能力，有才干，但想要在仕途上谋求发展，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我选择了从事写作的道路。
　　在党的领导机关里要从事写作，从组织上说是不鼓励以个人名义写东西的。首先要求你的写作应该和工作结合起来，我作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平时要写情况反映、调查报告、工作总结、报刊述评……还有就是为领导写各种各样的文章和发言稿。例如我们曾为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起草《上海民歌选》的序言，为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石西民撰写《上海新儿歌选》的序言。此外，我还得接受有关领导布置的写作任务，比如：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部长陈其五，要我为他起草评论上海文艺创作倾向性问题的文章，刊登在《上海文学》刊物上；宣传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党委书记杨仁声，要我为他撰写综述上海电影创作的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用了他们的名义，报刊寄稿费来，有的领导（如柯庆施、石西民）把稿费转给我们，有的领导则请我们吃一餐饭，还有的领导竟然署了名还收下了不应属于他自己的稿费，我们也都无话可说。
　　在完成上述工作任务之后，自己当然也可以用个人的真名实姓写一些文章，但由于我们在党委机关工作的特殊身份，即使个人写文章，也要经过领导审查同意，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例如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号召全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更要打破对权威的迷信。当时巴金是文学界的权威，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法斯特的悲剧》，对写过著名小说《斯巴达克思》的美国进步作家法斯特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一事，表示了惋惜和同情。我当时认为巴金的观点和感情是错误的，就写了一篇长文《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实际上以商榷为名，批判为实。但对于象巴金这样一个党外知名人士能不能进行批判，我没有把握，估计报社也不敢登。我就把文章报送石西民审查，石西民阅后同意发表，并在送审稿上签名，经过领导批准，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文汇报就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长期以来，在从事写作的过程中，我深受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熏陶，在意识深处，时时、处处、事事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让自己的笔杆子听从党的指挥，要为“舆论一律”做出自己的贡献。所谓党的指挥，具体来说，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令，就是中宣部的指示，落实到上海，也就是柯庆施的讲话和上海市委的精神。我看张春桥当时为柯庆施起草文章和报告，就是这样做的。姚文元写文章，更是亦步亦趋：在一九六四年华东话剧汇演期间，柯庆施看了戏，认为安徽省选送的表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话剧《毒手》，是一枝大毒草，姚文元得知后马上写了长篇文章加以批判；柯庆施认为南京军区参加会演的话剧《第二个春天》是个好戏，姚文元又写了一整版的文章加以赞扬。我们美其名曰“遵命文学”，实际上完全以贯彻领导意图、揣摩领导思想、紧跟领导精神作为我们写作的基本信条。
　　不过，体会领导意图也有体会错了的时候：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各条战线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对党的文艺政策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意见。谁知道反右派斗争一开始，有人就撰文批评我的“右倾言论”，差一点被划成“右派”。这段经历使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让我得出了一个教训，就是：左比右好，教条主义反不得；领导上提倡左，我写文章要比领导更左；“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这是我长期以来的认识。我暗自思忖，要向姚文元学习，他解放初期就在《文艺报》上批判上海的滑稽戏《活菩萨》，以后又在反胡风斗争中批判胡风等人，直至在反右派中写了大量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我要象他那样，要始终高举批判的旗帜，自觉成为党的喉舌和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
　　这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所及，不但深入写作者的灵魂，而且渗透到几乎每一个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厂、剧团、学校和各个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单位，这些单位的党的领导者都要诚惶诚恐地打听领导意图，揣摩领导精神，据此指导自己的工作，严重地扼杀了自由思考和独立精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次次阶级斗争，由于一个又一个的大批判运动，造成的后果是：完全听命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级组织的指示和号令，谁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这种思想文化影响深远，我认为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思想基础。
　　至于我自己在反右派的后期，接受了“教训”，马上调过头来，一连写了好几篇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左些，再左些”，决心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阵营这边。除了写评论文章，在文学创作方面，我也决心坚守革命题材，我写出了讴歌革命烈士的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出版后被列为上海“红旗读书运动”的必读书。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写出了话剧《年青的一代》的初稿，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又把文艺处副处长章力挥和我调去，合作修改剧本，正式发表、出版、上演并拍成电影，风靡全国，并得到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创作奖。我还写了一批散文和报告文学，结集出版了《生命似火》一书，在后记里我这样写道：“党一再教导我们：要把笔当作枪刺，毫不容情地对资产阶级的腐朽势力和反动思想进行猛烈的射击；要把笔当作号角，永不停歇地为无产阶级的英雄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吹奏嘹亮的壮歌！”这就是我和“右倾”思想的决裂宣言；这就是我在1965年文革前夕的写作誓言。
　　当时有人见我既搞创作又写评论，就骂我是“两栖动物”，我对姚文元说：“他们越是这样骂我，我越要用十八般武艺和他们斗！”经过多次思想战线的斗争，我感到像姚文元这样专写评论，更能直接地贯彻执行党的意图，更能尖锐地揭示资产阶级腐朽势力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所以我对写作评论文章格外重视起来，撰写了多篇批判文章，加重了天平的这一端。这次市委领导正式把我调到写作班，委我以重任，我觉得这正是对我的左派地位的确认，是对我的高度信任，因此我当时的心情是愉快和兴奋的，我摩拳擦掌、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斗。
　　以后，我追随张春桥、姚文元，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积极投身文革，卖力参与上海一月夺权，直至身处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高位，是和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班这一段经历紧密相连的，是和我长期接受共产党的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形成一套根深蒂固的极左世界观密不可分的。
　　
　　结 束 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我列为江青集团的重要骨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当我从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跌落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炼狱”底层以后，坐在潮湿的水泥地上，握着冰凉的铁栅栏，我终于要独立思考，对人对事要有自己的见解了。我们曾经努力地去响应和实践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专政。在毛泽东的统帅下，姚文元成了全国的舆论总管，我则成了上海的舆论总管。我所信奉过的“一言堂”，我所向往过、鼓吹过的“姚文元道路”，实际上是一条文化专制主义一统天下的道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管辖和控制下，人们往往“以言致罪”，“以文致罪”；在社会上只能“舆论一律”，只能听从“最高指示”，只能容得下一家之言，不允许有自由思想，不允许在媒体上存在不同的声音，更不允许批评领导人。当时许多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容不得言论自由，更容不得出版自由，而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们真是愧对“老祖宗”了！
　　我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
　　（第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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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上海也跟着乱起来了。六月十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公开点名批判八名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接着，各单位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挨整、遭受批斗，社会上的抄家、打砸抢成风。
　　张春桥、姚文元去了北京，临走前，张春桥把上海市委写作班交给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领导。可是，因为复旦大学运动的兴起，杨西光分管教育卫生系统，忙于处理复旦大学的事务，就顾不得我们这边的工作了。我记得，这段时期他也曾和我一起到《解放日报》、《文汇报》去为几篇重点文章定稿，但总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感到他的日子比较难过。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
　　
　　我们写作班随后写的一些大批判文章，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大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斗争方面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北京红卫兵就开始南下串连。陆续到达上海的有大学红卫兵，也有中学红卫兵，都是自发的，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到上海后散住在各个学校，并到市委上访，要求了解上海市的运动情况。市委成立了专门的接待站，也指定写作班派人参与接待，我就同意把从华东师大选来的写作班文学组成员王绍玺，调去担任红卫兵接待站政宣组的组长。我自己也常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到接待站去接待北京红卫兵。
　　当时，上海市委对外接待的基本口径是：上海市委不同于北京市委，上海市委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因而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来煽风点火，市委就布置我们以这样的口径对外接待、宣传。我以写作班笔名“丁学雷”的名义接待北京红卫兵的时候，总是强调上海市委领导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北京市委有本质的不同。上海市委也乐意利用写作班作为应付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挡箭牌。市委办公厅还要我安排写作班的成员到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机关大门口去值班，历史组的人值上午班，文学组的人值下午班，有的人还要值通宵班，挡住来势汹涌的红卫兵。
　　可是，这样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市委大门口就越来越乱。北京红卫兵传来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们主张对上海市委也要“炮打”。他们说：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以后自然会有结果。可是上海市委组织了大批工人和农民到市委延安西路大门口，和北京红卫兵展开大辩论，上海一方的观点是：毛主席指出要“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现在的上海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不应该“炮打”。双方各执一词，争论非常激烈。
　　我们守在市委大门口，和上海工人持同样的观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的学校等基层单位串连，认为上海的运动是捂盖子，和前一阶段的北京情况相仿，因此强烈要求上海市的领导人接见表态。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市委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到场，和三千多名北京红卫兵见面。曹荻秋的讲话刚刚结束，北京红卫兵就冲上台，指责市委把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见面会变成了声讨会。八月三十一日，北京红卫兵的代表来到延安西路市委大门口，要求市委单独接见，履行昨天大会上的承诺，双方发生了冲突和争执。北京红卫兵越聚越多，坚持了好几天，就发生了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九.四事件”。
　　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发生的这一事件，有一位直接指挥这次活动的当事人，在二零零五年八月当面找到我，向我详述了事件经过。他姓孙，当时是来沪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这一组织的红卫兵。为了力求保存事实的真相，我把他的口述内容记录如下：
　　
　　一九六六年，我在北京航空学院读四年级。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以后，我以“北航红旗”红卫兵的身份，到上海串连。我们感到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到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要求面见当时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可曹荻秋就是不见，我们就在市委大门口静坐。
　　从九月一日到三日，市委门口北京的红卫兵越来越多，有大学的，有中学的，都来声援我们。市委调来了许多工人队伍、农民队伍，把我们包围起来。有的老工人、老农民还哭着劝说我们，说解放以后亏得共产党，才使他们翻身得解放，要求我们把队伍撤走，不要为难上海市委。到后来调来的工人队伍越来越多，有几千人，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和我们辩论，指责我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还发现背后还有市总工会的领导和区委书记等到现场指挥。他们把我们当作“洪水猛兽”，不让我们吃饭，甚至不让我们大、小便。我们晚上睡在马路上，躺在大雨里，坚持不散。
　　在形势最严重的时候，我设法挤出包围圈，这天晚上，我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以及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彭小蒙三个人在南京西路静安寺的一个转角上碰头，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贺鹏飞说他要乘飞机回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向江青阿姨汇报上海市委的情况，只是我们几个人身边都没有钱，没法买机票。贺鹏飞就说附近有一个有钱的资本家，去抄他们的家，抄到了钱买飞机票赶回北京去。我们就分手了，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去抄了家，怎样回了北京的。
　　我返回到上海市委大门口，北京来的中学红卫兵越来越激动，他们主张冲进去，我不主张冲。市委的值班人员看到我是领头的，就把我请进市委机关办公室，拿出很多面包请我吃。我坚持要求曹荻秋接见，遭到拒绝。我回到马路上告诉大家上海市委的态度，这时已经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了，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按捺不住，就集体往市委机关里冲。机关工作人员拼命阻挡，当场发生了冲突。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皮带冲了进去，有的还一直冲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树起了旗帜。这件事震动了全上海，这就是所谓冲击上海市委的“九.四事件”。
　　
　　红卫兵打、砸、抢和“漕溪北路事件”
　　
　　上海市委在这段时期不断向中央发电报，指责北京红卫兵太无组织，搞乱上海，冲击市委，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市委还组织老工人、老劳模象杨富珍等人联名向中央发电报，因病一直处在幕后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又直接多次向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反映北京红卫兵来沪的情况。接着，上海市委就张贴出了大字报，说周总理在电话中表态：“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于是，又一次引起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激烈争论。
　　关于周总理的电话真假，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到北京参加中共“九大”时，在预备会议上见到周总理，曾经当面询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周总理回答：“我是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因为当时它毕竟领导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嘛，但我决没有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因为谁都犯过错误，连我都犯过错误。怎么能说自己是正确的就不能接受群众的批评呢？”
　　结果，“周总理的电话”仍阻挡不了来势汹涌的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的党政机关。在上海市委的一再要求下，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决定一方面组织各地红卫兵上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和检阅，另一方面决定有组织地安排北京红卫兵去外地串连。于是，就在九月十日由国务院组织第二批红卫兵来上海，人数达几万人，其中很多是干部子弟。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扬言：“这批红卫兵是来保上海市委的！”
　　这批红卫兵统称“南下兵团”，分成十几个中队。上海市委对他们的到达非常重视，专门派车队迎接，由摩托车开道，一路十分威风。他们一到上海，就大肆宣传“血统论”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市委安排他们到各区、县，为他们召开座谈会。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上海怎么批判牛鬼蛇神？怎么斗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怎么抄家？有哪些成果？等等。总之，他们的矛头大都指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阶级敌人”。
　　同时，上海本地的一批红卫兵也和他们结合起来，有些高干、军干子弟闹得很凶，象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儿子带着一批红卫兵，穿着长皮靴，开着摩托车，挥舞着皮带到处打人。市委怕北京红卫兵把火烧到自己头上，不敢管束他们，乘势尽量把他们引到社会上去。而这批来上海的红卫兵有不少是干部子弟，他们也不会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对准自己的叔叔、伯伯们，因为要保护他们老子的利益。这样，掌权者和红卫兵双方都把火力集中用来对付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红卫兵在上海以破“四旧”为名大搞抄家和打、砸、抢，在南京路、淮海路等随意打人，造成一个所谓“红色恐怖”的局面。
　　我很反对红卫兵打人，就组织写作班历史组和文学组的成员写大字报，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写完后由王知常、朱维铮等人连夜张贴到北京红卫兵居住比较集中的黄陂路等处，向他们作宣传。这批红卫兵在上海闹得天怒人怨，市委不得不再次向中央反映，中央就趁国庆节到来的机会，通知北京红卫兵回去过国庆，这总算使上海在国庆节前后又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北京和外地红卫兵在上海的打、砸、抢行为，还酿成过一起“漕溪北路事件”，出了两条人命，引起上万人的围观和辩论，市委不得不派我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前去处理。漕溪北路是在上海徐汇区的一条马路，聚居着很多居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有八名外地红卫兵，都是军干子弟，有几个是师长、团长的儿子，来到上海扬言要整“牛鬼蛇神”。他们闯到漕北街道漕北里委看大字报，看到大字报上点名批判漕溪北路天福里居民张炳生是“反动资本家”（实际上张只是小业主），又以张的儿子张俊发在工作单位天马电影制片厂表现不好为理由，找到派出所民警和里弄干部，要求提供材料，并直接上门“教训教训”这一对父子。然后，他们就闯进张家，严刑拷打张炳生父子，把他们两人活活打死，还砸烂了屋内的家具物件。这一事件激起了众怒，有上万人天天围堵在漕溪北路抗议、辩论、贴大字报。市委怕局面失控，赶紧派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前去平息事态，并派市公安局林德明副局长配合我。
　　我到漕溪北路天福里现场去调查的时候，只见这一条老式的石库门弄堂内，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激动地议论，有的指责打人者手段残忍，有的埋怨里弄干部向红卫兵提供了材料，还有的责备派出所严重失责。为了平息局面，我们决定先由公安局对打人者和有关里弄干部、民警采取保护性拘留措施。但是，事态还是无法控制，在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电影制片厂造反派的策动下，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漕北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万人大会，从此在上海刮起了一股批斗里弄干部之风。一直蔓延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之后，我要文汇报发表了《不准批斗里弄干部》的社论，才算把这股风煞住。漕溪北路事件中的打人者后来也移交给原籍公安部门处理。
　　我当时的政治态度是要尽心尽力地维护市委的领导，市委也很重视写作班所能起的特殊作用，特意安排我出席全市的国庆招待宴会，还让我以“丁学雷”的名义，在十月十九日文化广场举行的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国庆节期间，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找我，说市委决定从写作班派一个人到北京去，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常住在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专门负责搜集中央首长的讲话和北京市的运动情况，及时反馈给市委，供市委作决策参考。由于历史组朱永嘉在《海瑞罢官》批判期间和张春桥、姚文元较为熟悉，最后市委决定派朱永嘉前去担当此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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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随着运动的发展，市委分配给我们的额外任务，把我们推上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例如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上海市文艺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都起来了，他们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要求市委领导到场，可是市委书记和市委常委都推诿不去，叫我代表市委去。那些造反派见市委领导都避而不见，怒气冲天，就拿我当作批斗靶子。市委派车送我到文化广场，可一进了会场，我就变成了对立面，被推搡到台前。他们揭发市委的问题，要我站在台上听，还要我表态，结果我成了整个批判会的“斗争焦点”。他们说：“丁学雷，你是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市委把你送到这里来做挡箭牌！”我想：这话不错，我真成了一块到处替市委抵挡群众运动的“挡箭牌”了。
　　电影厂的造反派在大会上给我拍照示众，手里拿着拍电影的聚光灯，把灯具放在我脚下的地板上往上打光，拍出来的照片使我的脸拉得很长，脸上还有一团团的黑影，显得很丑陋、很恐怖。他们后来还把这些丑化我的照片拿给我看过。我心里直埋怨市委领导，觉得自己是代人受过。造反派还要求市委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造反是有理的，我一个小小的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没有得到授权，既无法承认他们的组织，又不能批经费，更不能签字，什么任务也没有完成。他们轰了我一通，把我批判一番，就打发我回去，我心里感到十分委屈。
　　回到市委，见到市委书记们、常委们，一个个苦着脸坐在康平路小礼堂里，惶惶不可终日。这里、那里，各条战线都要开批判会，都指名要他们去。我感到，他们的日子固然难过，我自己又何尝好过呢？从前我们在写作班参加“战斗”的时候多么光荣，能够完成一项又一项的写作任务，能够直通中央，到现在怎么变成了这种状况？所以，有相当一个时期我的心里非常苦闷，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我很想直接听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对于北京传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开始时我是将信将疑的。那时我在市委门口值班，北京红卫兵把《炮打司令部》抄成大字贴在接待站里。我很奇怪：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文章怎么会让非党的北京红卫兵带来？党组织为什么不逐级传达？所以一开始怀疑它不是真的。我也算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居然不能从正常渠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觉得不正常。但看看这份大字报的口气完全是毛主席的，我真有点晕了。去问市委领导，他们也不否认有这张大字报，而是默认了。我便认定毛泽东的大字报是真的，但奇怪它为何不在党内正式传达。我又想：毛主席指出要“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上海市委基本上总还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吧！我在思想上、感情上还没有把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开。我多么想直接找到张、姚呀！
　　可是，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以后，从不跟我们主动联系。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在文革中首当其冲，受到文艺界造反派的围攻，我曾为他几次解围，从造反大会会场上把他解救出来。他很感激我，对我说：“你要与姚文元多联系，多一点信息，我们现在很被动。”杨永直知道我和姚文元交情不错，让我在市委宣传部给姚文元多打电话，部长室就有保密的电话红机子，但打过去姚文元不接。多次打电话打不进去，说明姚文元不愿意听电话。只有一次，于会泳受江青之命到北京去搞京剧现代戏，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要把他揪回来，这事闹到市委宣传部，究竟怎么处理？杨永直急死了，要我以于会泳有急事要请示姚文元为理由打过去，姚文元总算接了一次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于会泳前一时期到北京，是中央要他去搞样板戏的，不要随便揪人。姚文元在电话中给于会泳做了一次证明，才避免了于会泳被揪斗。
　　我想，姚文元不肯接电话，总有他的理由。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守口如瓶：江青怎么接见他？毛主席怎么审改他的文章？他从不向写作班的成员透露。调到中央以后，他更是滴水不漏。就在我为了于会泳的事情和他通电话时，他也表露过这个意思：“我这里不方便直接跟你们经常联络。”我知道那时中央政治局已经不大起作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毛泽东直接领导文革的决策机构，我打电话找姚文元，主要是为了打听中央文革的精神，他也清楚我的意图，所以对我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心里明白，因而更加不愿意多找他。
　　我和张春桥、姚文元无法直接连上线，朱永嘉派到北京后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直接接触，所以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我们市委写作班成员也是我的苦闷期，日子比较难过，文章也很少写。因为报纸上登的文章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战线方面的斗争了，而是直接进入政治斗争的领域了。分管写作班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被红卫兵到处揪斗，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整个写作班单独悬在那里，所有成员除了参加学习、开会、接待、值班以外，不知道干些什么才好。我还被曹荻秋叫去参加市委常委会，代他起草检讨，以应付中央和红卫兵的责询。我还没有决心和市委决裂，这一时期我成了典型的“保皇派”。
　　
　　我和北京红卫兵交上了朋友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第三批北京红卫兵来到了上海，和第一、第二批大不一样的是：他们基本上不是干部子弟，没有“贵族血统”，而且在北京自己的学校里都经历了党委和工作组对他们的压制，后来又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他们的支持，因而有着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来上海不是去社会上扫“四旧”、揪所谓的“老吸血鬼”，而是把矛头直指上海各级党的领导，重点批判的是镇压群众、打击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在红卫兵接待站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接待北京红卫兵时，和几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了较密切的交往，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许小昆、忻鼎亮和北京大学的胡轲等人。他们比别的红卫兵要早些来到上海，早在八月份他们就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支持学生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以后又到上海文艺界、医务界进行调查研究，直接介入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和青年报社的运动，支持那里受压制的造反派。他们成立了一个“齐卫东战斗队”，写了许多《一评造反派》《二评造反派》的文章，分析全国和上海的形势，在上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中引起了轰动和争论。他们和那些在社会上冲冲杀杀的红卫兵不同，他们从不参与打、砸、抢和抄家，而是经常在海关学校和华亭路一个医务界的据点里找人谈话，研讨问题。他们能言善辩而又勤于思考，很快赢得了我的好感。
　　许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头，比我要小十来岁，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
　　但讨论起问题来却十分认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们在红卫兵接待站遇到了我，知道我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时对我还抱有戒心，经过几次接触，发现我不是党的高级官员，而只是市委写作班的一个普通的支部书记，就和我逐步接近起来。他们约我到“齐卫东战斗队”住的海关学校去，给我看他们撰写的文章，邀我到华亭路他们的工作据点去参加辩论沙龙，给我讲述他们的南下理念。甚至还让他们身边的中学红卫兵找到常熟路瑞华公寓我的家里来，给我送各种资料。我的强烈感觉是：他们要对我进行造反的“启蒙”教育。
　　我并不厌烦他们，相反我觉得他们无私、真诚，没有个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想要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他们告诉我：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检验一下，看他们能否过得了社会主义的关。
　　我对他们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随便“炮打”，还是应该分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然我们会犯一九五七年右派犯的错误。
　　他们说：今天的形势和一九五七年不同了，那时资本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共产党的政权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现在则是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绝对巩固了，鉴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的教训，毛主席在“二十三条”和“十六条”中都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修防修的大演习，和反右派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根本不同。
　　我说：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因为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法不理解，对毛主席号召群众起来搞大民主的形势不适应，所以执行了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而不是一概“炮打”。
　　他们说：现在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保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发号施令、镇压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所以群众一起来，他们因为害怕群众，就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对他们进行“炮打”，猛击一掌，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也让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到充分的暴露。
　　我说：这样搞法岂非天下大乱了？
　　他们说：对！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乱一乱，打乱原体制的阵脚，打碎它原来的一套。不然，这些领导干部一贯认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党，而且有原来体制的保护，他们有恃无恐，根本不会来理睬你。我们通过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搞得他们很狼狈，使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他们才会听你们的。大多数人才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问：那末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
　　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要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现在群众觉悟高涨，需要通过群众帮助干部，把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文化大革命确立反修防修的机制，建立群众今后有监督领导的权利制度，建立群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大民主制度，这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啊！
　　我感到这些大学生真会思索，真有“思想”。他们在政治上的思考比我深入，和他们的年龄很不相称。我至今还记得：“齐卫东战斗队”的许小昆在和我辩论的时候，目光灼灼，神态坚定，他直盯着我的双眼逼问：“你愿意做上海市委反动路线的工具，还是做一个真正和群众站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不得不垂下头来，从内心表示折服：这些年青人来到上海，白天吃着粗糙的饭食，晚上睡在教室里的硬课桌上，没日没夜地找人谈话，调查研究，鼓动群众，就像“五四”时期南下宣传的北京大学生一样。我暗自思忖：他们图些什么？他们什么也不图，他们只是想宣传他们最忠诚坚信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只是想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付诸实践。当时他们对毛泽东的学说表示无限的信仰，而我也和他们一模一样，对毛泽东的每一条“最高指示”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
　　我佩服这一些红卫兵和大学生们的踏踏实实的工作，而我也不满意一些人下车伊始、哇啦哇啦、指手划脚的作风，所以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奉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之命来到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了她的一系列讲话，对她抱有成见，根本没有和她见面。我宁愿到海关学校的小屋里和“齐卫东”们促膝谈心，也不愿意听“老佛爷”的喋喋不休。
　　说实话，我和北京红卫兵的友谊，对我后来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确实起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小昆更不会想到：就是他的一个电话，使我和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接上了头，从而引出了一场关于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大争论，直接惊动了毛泽东，并且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
　　(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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