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神圣回忆

tuffy05

作者： 蔡翔

　　我的回忆完全因了下面这段文字，我是在图书馆发黄的资料堆里发现它的，我想我当初完全是漫不经意的一瞥，我没有想到这一瞥竟把我尘封已久的记忆重新激活，现在我把这段文字抄录如下：当广州掀起红卫兵运动之后，纺织厂内也迅即涌起“破旧立新”的“热潮”，厂里的男女职工互相检查有没有属于“四旧”的东西。有一名女工因为亲友自港带回一些衣物给她，其中有一条红色的女三角裤，厂内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便将她的红色三角裤翻了出来，给她扣上了三项罪名：（一）将最神圣的革命色彩——红色用来穿在最肮脏和不适当的部位。红色是代表最进步的颜色，如中国（中共）被命名为“红色的中国”，革命的军队最初被命名为“红军”，以至于现在的红卫兵也冠上了“红”字头。因此把红色穿在不当的部位未免大大的渎亵。（二）崇尚西方国家的货品，具崇洋思想。（三）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享受，不穿布裤喜穿丝裤。

　　且这名女工结果被拉出去批评，全部洋货拿出来“展览”后一概予以烧光。

　　我完全不想追究这段文字的资料来源，但是我相信它是真实的。我也不想知道这位女工后来的命运遭遇，是自杀，还是苟活。也许她现在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段被侮辱的生活将构成她全部的悲惨记忆，伴随终生，直至她离开这个亲爱的又是可诅咒的世界。

　　在我有关那个时代的全部的记忆中，在我所目睹所知道的所有的事实中，这实在是一件很小的小得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唯把这段文字铭刻在心，不知道，说不清楚，我只记住。

　　我现在看见我遥遥地向我走来，在黑夜中，一个13岁的少年向我走来，我亲切地凝视着这个少年，这个少年赤脚穿着布鞋，在乱蓬蓬的头发下，有一双略显迷茫的眼睛。我向少年缓缓走去，我看见了那个时代，那个激动人心的红色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上课了，老师忙于学习、检查和相互的揭发，我们走上街头，愤怒地注视着墨镜、长发、尖头皮鞋和雪白的衬衫领子，把这一切都称之为“阿飞”。我们崇拜保尔·柯察金，模仿着少年保尔的一切，为了锻炼自己的勇敢和意志，轮流着从二楼阳台上往下跳。我们有自己的组织，定期出版自己的报纸，我们半懂不懂地读着毛泽东、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们真诚地关心和讨论着国家大事，我们相互传说某某的家里又被查抄出多少多少的黄金和现钞，我们仇恨地注视着社会上一切贫富悬殊的现象，因为我们曾经天真地相信这一切早已被消灭。所有的危机感都在那个时代被激发出来，我们庆幸自己终于又一次赶上了革命，我们把“保卫”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我们没有军装，也没有军帽，我至今仍然激烈地认为，这些没有军装和军帽的少年（还有青年），是当时红卫兵中最出色的一群，在这些平民少年中，后来走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物，影响着时代发展。

　　我现在慢慢地走向1966年的年尾，那一年的冬天不冷，就像许多的故事一样，我将提到“有一天”。我相信，一个人的改变，乃至影响着他后来整个的思想、性格和命运，完全是因为这个“有一天”的偶然干预。是的，在那一年的年尾，有一天，一个伙伴匆匆地跑来，他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住在我们隔壁楼里的“小皮匠”，刚刚被揭发出来是一个逃亡地主，而且欠着劳动人民的血债。我想，在那一瞬间，我们被这个消息惊呆了。我至今仍然能清晰地描述出那个“小皮匠”的外貌，我记得那是一个模样和善的中年人，衣服上打着补钉，见谁都笑容可掬，在马路的拐弯角，终日守着他修鞋的挑子，我每次见他，都会有礼貌地喊他一声“伯伯”，我想，我和我的伙伴们的鞋不止一次地被他免费修过。而现在，这个“小皮匠”，这个被我们有礼貌地称呼过“伯伯”的小皮匠，竟然是一个“逃亡地主”，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还乡团”，而且有着不止一条的人命血案，解放前夕趁着混乱潜逃上海，我们还断言他的家里必然藏有驳壳枪、匕首和变天账。我想提请历史原谅我们，在当时，对于一个13岁的少年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动人心的呢？请想一想，一个逃亡地主，竟然化装成小皮匠，潜伏在我们身边，我们将面对一个真实的阶级敌人，所有的小说和电影都在此时向我们展示着它的全部的真实性。正是在那一天的黄昏，我们愤怒地呐喊着向“小皮匠”的家里涌去。

　　我的记忆在此时变得突然地清晰无比。我看见那一天的黄昏，“小皮匠”的一家正在吃饭，我看见在我们涌进屋子里的时候，那家人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小皮匠被我们围在中；司，浑身哆嗦，胡乱点头，语无伦次地回答着我们的种种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在“小皮匠”的点头中得到证实。“揍他”！一个声音愤怒地高叫着，我看见无数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小皮匠”的身上。轮到我了，我看见我的拳头高高举起，然后形成一条弧线，慢慢向前划出，可是它突然在中途颤抖了一下。是的，我的手在当时突然颤抖起来，我看见了一个女孩，那么小那么瘦弱的一个女孩，她卷缩着身子，努力着想消失在她的父亲的身后，她是那么小，小得我们完全忘记了她的存在。是的，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一双恐惧的、惊惶的、羞辱的、无助的眼睛，我在当时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动物园受惊的小鹿，那时，我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一双眼睛。我的记忆突然出现了混乱，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后来的情况，我只记得我的拳头最终还是打了出去，然而已经是那样地软弱无力。我不知道我后来是怎样离开那家人家的，我痛恨自己，我像保尔·柯察金一样，猛烈地谴责这种可耻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

　　我想我那种失魂落魄的神情引起了母亲的注意，母亲很少过问我的事情，从小如此，她总是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和哥哥的激烈讨论，她对她的儿子有一种出奇的信赖，她相信她的儿子们正在为正义而战。可是那一天，母亲却敏感地注意到我的反常。母亲不久就弄清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她严厉地训斥着我，罚我长跪不起，完全不顾一个红卫兵的高傲和尊严，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发过这样大的脾气。我还知道，母亲后来瞒着我上门赔礼。

　　我现在想起了母亲，满怀感激地想着母亲，母亲识字不多，但我所有的启蒙都来自母亲默默的关怀。我固执地认为，平民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善良的阶层，他们量入敷出，规规矩矩地做人，那些已经被上流社会糟踏得不成模样的道德箴条，却被平民默默地守护着，他们忍受着别人的欺辱，但是他们决不欺辱别人。

　　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渐渐淡忘那双美丽的眼睛，也许，如果没有四年后的“有一天”。四年以后，我已经17岁了，我们正收拾行装，准备上山下乡。我报名到黑龙江兵团，除了北大荒浪漫传奇的诱惑，还悄悄收藏着我个人的感情依恋。有一天，也是在一个冬日的黄昏，我的班主任和一个工宣队员来到我的家里，他们向我严肃地宣布，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我到黑龙江的申请，不能被批准，因为那里是反修前线。我尴尬地站在那里，接受着对我的命运判决，我的青春浪漫在我的倾听中随风而去。

　　我仍未死心，我向母亲要了车钱，我想找父亲问问“问题”的实质情况，在我年轻的心里，存有一份侥幸，希望最后的结论只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所有随风而去的浪漫都会被我重新召回。我从城市的这一头赶到那一头，我看见父亲正在“劳动”，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回家。父亲听了我的话，沉默已久，踌躇已久，然后推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对我说：“走吧。”我们默默地向公司走去，我们走进一间挂着“政工组”牌子的房间，父亲艰难地向一个女人请求，请求给他一个“结论”，一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为了他的儿子，我看见父亲付出了他的全部自尊。那个女人漠然地听着，然后冷冷地说：“你们等着，”起身向会议室走去。过了一会儿，我想只是一会儿，那个女人出来了，命令式地说：“进去！”这时我看见父亲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我们向会议室走去，我听见里面响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雄壮歌声。

　　我和父亲孤零零地站在前面，父亲已经自觉地低下头，我看见屋里坐着许多干部，这个临时节目使得干部们兴奋起来，屋子里乱哄哄的，许许多多的人在那儿愤怒地叫着：“翻案”、“复辟”、“反攻倒算”、“打倒”、“坚决不答应”……。语言，那时我就知道，语言是一种暴力。我像一棵草，在这愤怒的海里飘荡着挣扎着。我实际上什么也没听见，我的思想空空洞洞，我只是漠然望着窗外灰色的天空，我看见了那双眼睛，那双美丽的眼睛，我仔仔细细地读着里面的恐惧、惊惶、羞辱和孤立无助。

　　我的冗长的回忆到此结束，我知道，你们已经开始厌烦，可是如果你们同我一样，有过这样的少年往事，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共同走进那长长的回忆之中。

　　我决不因为我后来的命运遭遇而推倭我曾经有过的错误，决不会，我甚至没有产生过任何宿命的感觉，我只是想说，人是不可以被侮辱的，人的所有的尊严都建立在自由——一个多么伟大的字眼——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剥夺之上。我在17岁的那一个黄昏，终于读懂了那双美丽眼睛的全部涵义，尽管它为时已晚。

　　我想，那个年轻的女工，肯定也有着一双美丽的眼睛。我想，那肯定也是一个冬日的黄昏，那个女工被批评——我不知道记录者为什么使用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字眼——的时候，肯定也是孤零零地站在人们中间。我想，她的脸色肯定变得苍白，那双美丽的眼睛恐惧地、惊惶地、羞辱地、无助地望着人群，或者，她根本就没望，只是望着那茫茫的天空。我想，那条红色的三角裤肯定被挂在她的胸前，就像被道德激怒的村民，把破鞋挂在犯戒的女人胸前一样。我可以肯定地说，在那个时代的所有的疯狂行为中，我们都能找出它原初的历史版本。

　　那双美丽的眼睛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照耀着我的灵魂，我想我此生再也走不出这双眼睛的美丽凝望。

　　你们已经发现，我始终没有使用过“仟悔”这个词，而这个词目前是那样地流行，同时流行着的，还有眼泪和啼嘘再三。我可以坦白地说，我不喜欢“忏悔”这个词，一点也不喜欢，不为什么，只是不喜欢，我对词的选择，常常只是凭着一种直觉，一种美丽直感。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使用“责任”这个词，我觉得这更重要。

　　在那双美丽眼睛的凝望中，我为那个13岁的少年的行为负责，我不祈求这双眼睛的原谅，我只是在这双眼睛的美丽凝望中，明确了我的责任，我必须终生为自由而战。但是，我只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所有。对于一个13岁的少年来说，这不公平。我清楚地看到，站在那个13岁的少年背后的，正是我们的全部“文化”，而谁应该为此负责呢？应该有人负责，可是没有，我至今未读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负责文字。在那一代人中间，我真正敬仰的是顾准，那个在个人的屈辱中作着伟大预言的先知。

　　我拒绝“忏悔”，因为我是那样地热爱这个13岁的少年，就像我至今仍然热爱保尔·柯察金一样。理想是那样地美丽，因为这个美丽，我承担这个13岁少年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我原谅他的错误，因为美丽而犯下的错误。我从那个年代走来，从13岁的少年走来，满怀着对理想和正义的憧憬，走过漫长的艰苦岁月。我知道，“理想”这个词现在已经沦为“滑稽”的同义语，许许多多的聪明人嘲笑它调侃它；我还知道，知识分子正在深刻地指出“理想杀人”，我相信他们是善良的，善良的知识分子被“杀人”吓坏，转而迁怒于“理想”，迁怒于一切崇高的精神。我更知道，这个严肃的命题正在被那些聪明人利用，为他们的平庸谋夺个人的私利制造了一个深刻的堂皇借口。我在这里同那些知识精英分手，我返身向后，满怀战栗的神圣之感遥遥地望着那个13岁的少年。我不想掩饰自己，掩饰自己日渐地成熟和庸俗，我只有在返身过去的时候，才能重新感觉到那一缕神圣之光的伟大照耀。

　　神圣，我已经反复警告自己谨慎地使用这个词，我觉得任何对神圣的讨论，都是对这伟大词语的亵读。神圣是什么？神圣不是什么，神圣就是这个词的本身。我对神圣的崇敬，完全是一种对词的崇敬。是的，这个词，这个词是我的家园，是我精神的栖居之地，仅仅是我的，个人的，如此而已。在我身居异乡四处飘荡的岁月里，在我被思想的专制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在我疏离朋友孤独地被灰色生活所包裹的日子中，我默默地守护着这个词，感受着这个词给我的诗意和美丽，我重新获得我所渴望的意义，我展开我的想象，我满怀感激之情，默默地守护着。

　　神圣，我想那是一种彼岸的荣耀，我们经此召唤踏上家园的归途。是的，我现在只在我个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不会再把这个词强加给你们，我所爱的或不爱的人，作为一种要求，一种绝对的指令。请相信我，我不会再像那个13岁的少年，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病的世界罪的世界，有待于我们正义的清扫。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权利，有他的尊严，有他神圣不可剥夺的自由。我可以不喜欢这个世界，但是我不能侵犯这个世界，侵犯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我在17岁的那个冬日的黄昏，读懂了那双美丽眼睛的全部涵义。我从此烙守着彼岸和此岸的界限，理想和现实的界限，个体和类的界限。我在我的心里默默地守护着我的神圣我的家园，但是我却必须在人间终生维持“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在那双眼睛的美丽凝望中，我必须为我的13岁承担起责任。

　　三十年过去了，所有的轰轰烈烈都已灰飞湮灭，我们走过繁华的大街，再也不会想起头顶上曾经如雪花般漫天飞舞的传单，广场上不再有群众“手臂的森林”，那个激动人心的红色年代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广告牌上金发或者黑发美女的媚眼之中。你只有远离闹市，在那些陈旧的建筑物跟前，在雨水的冲刷之中，你才能仔细地辨别出“打倒”“万岁”之类的模糊字迹，这时你才依稀想起，这个城市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故事。

　　我并不为我的13岁感到羞耻，相反，我感到我的13岁是那样地丰姿多彩，我拥有这样的记忆，这样的记忆伴随我走过漫漫一生。

　　可是，现在，在我重新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却无法回避那双眼睛的美丽凝望，我想起那个青年女工的红色三角裤，我必须为我的13岁承担起责任，否则，我心难安。

　　我们曾经为正义而战，曾经为理想而呐喊，清扫着这个病的世界的角角落落。我们曾经伤害过不少的人。有意或者无意，以神圣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直至我们自己被伤害。不，不仅仅是伤害，我们善良的美丽的愿望，结果帮助摧毁了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原则——自由。

　　面对我的往事，我想再一次说：神圣是彼岸永远的荣耀。经此召唤我们踏上家园的归程，它是个人的家园是我精神的栖居之地；我还想说：我们默默守护着神圣守护着我的家园我的诗意和美丽，在这灰色日子的层层包围中，我们感受着那一缕神圣之光的伟大照耀，我们严肃地爱和恨，严肃地工作和生活，倾听来自彼岸的神圣召唤；我更想说：神圣是美，神圣绝对不能转化为神圣之物。

　　物化的神圣便是这个世界的人间宗教，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革命”、国家、理想、民族、正义，等等，等等。拜物的疯狂，代替了我们对彼岸的神圣向往。我们被这神圣之物所限制，再也无法展开个人对神圣的彼岸想象。在这物化的神圣感召下，我们从彼岸走向此岸，进行着人间净土化的努力，正是在这种努力中，许许多多的人被伤害，包括我们自己。

　　神圣之物高踞于我们之上，它是一，是所有，是所有的至高无上，它无情地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和自由意志，我们唯此为尊，为它而战，为它而呐喊。

　　可是，什么是神圣之物？凭什么你是，而我不是；他是，而你不是，凭什么？在我三十年后的追问中，我看见在神圣之物的背后，是权力的阴险笑容。我想，在神圣的物化过程中，便会渐渐产生解读权的问题，谁有权力，谁就拥有对神圣的解读权利。权力，尤其是在权力成为政治权力的时候，它便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指定着神圣的物的表现形式，它任意阉割神圣，使神圣之物成为一个权力的暴君，剥夺并统治着我们的自由和自由意志。我们把自己整个地奉献出来，奉献给这神圣之物，这个权力的暴虐化身。

　　为了这个神圣之物的伟大与神秘，这个神圣之物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力必须为此指定它的禁忌系统。在红色成为神圣之物，成为神圣之物的禁忌时，我知道，那个青年女工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她已触犯禁忌，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必须为此忍受侮辱和屈辱，接受神圣之物的审判。

　　我们为神圣而战，我们实际上是为神圣之物而战。我们曾经为自己是神圣之物的“自己”而真诚地骄傲，我们轻蔑地扫视那些“异己”，那些神圣之物的“异己”，我们觉得我们天生赋有一种神圣使命，为了使这个世界更纯洁，我们必须将这些“异己”清除、打倒，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踏上一只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都是人，享有生而平等的人的天赋权利，直至最后我们自己也成为“异己”。

　　我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我只是在我17岁的那个冬日的黄昏，我和父亲孤零零地站在那间会议室前面的时候，我才读懂了那双美丽眼睛的全部涵义。在我忍受别人对我的侮辱的时候，我才终于懂得对别人的侮辱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从此我远离神圣之物，远离政治和权力，我只是在我的心里默默地守护着我的神圣我的家园我的精神的栖居之地我的诗意和美丽。

　　我至今仍然守护着我的精神的栖居之地，我渴望那一缕神圣之光的伟大照耀，使我在这灰色日子的重重压力下不至永久地沉落，我偏执地认为美就是另一个世界对我们的神圣照耀。我最后走向艺术，艺术把我导向神圣彼岸。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的家园的消解，即使嘲弄和调侃，我固守着我的严肃，毫不退让。

　　可是，在那双美丽眼睛的凝望中，我读懂了“自由”的全部涵义，这个人类最伟大的普遍原则，所有人的尊严都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我的批评常常在“自由”这个词的面前变得犹豫和仿惶，我害怕自己偶有不慎，就会冒犯和危及这个伟大的语词。

　　我在彼岸和此岸之间彷惶，在类和个体之间犹豫，我带着这颗分裂的灵魂走向我的生命，我难以把握，我遥视星空，星空中闪烁着那双美丽的眼睛，此生再也难以走出。
　　1995年5月29日

      《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世纪档案：中国新文艺大系参考书系 1998年10月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