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清亮：“五·七指示”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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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指示”的来龙去脉


戴清亮


　　“五•七”构想的理想蓝图
　　
　　1966年，经林彪批准，解放军南京军区某部，在安徽霍邱县城西湖围湖造田。
　　5月2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向军委写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南京军区在安徽搞军垦的经验。5月6日，林彪将报告送给毛泽东。5月7日，毛泽东及时作出批示。他给林彪写信说：“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在信中，毛泽东构想出他的理想社会蓝图：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①
　　后来，毛泽东的这封信被简称为“五•七指示”。
　　5月14日，毛泽东再致林彪信说：“此件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中央加个批语。请你酌办。”②5月15日全文转发全党。在转发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毛泽东的批示，林彪的支持，加以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和通知，这就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
　　8月1日，《人民日报》以《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为题，经过毛泽东审定，发表社论。社论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收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这篇社论既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升，又是对人民公社构想的进一步发展。
　　
　　历史上有过一段因缘
　　
　　在“文革”正式发动前夕，毛泽东之所以给林彪而不是给别人写信，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且有可能将成为接班人，大权在握，最有条件去实现“五•七指示”的构想；二是因为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林彪利用他多年的政治经验，表现得“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他第一个把彭德怀定性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三是在这一构想发展的过程中，有过一段历史因缘。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曾受到比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更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在其《自传》中说：“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③所谓新村主义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的混合体。
　　中国的新村主义是从日本传人中国的。1918年，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九州买了40亩地，建造了几所房子，联合了22个新村主义者，搞起了新村运动。他们白天劳动，晚上自由活动，10点就寝。试图给全世界树立一个样板：即先从事劳动，然后随个人的意愿学习，旅游，发展自己的天赋才能。其实，所谓新村主义并不新。早在19世纪20年代，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就跑到美国，做过这种试验，结果失败了。在中国，最先把新村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周作人于1920年2月着手建立“北京新村支部”，并发表了启事，但未付诸实践。中华教育附设学校的部分学生，把自己的宿舍命名为“新村”、“平民村”、“大同村”、“友谊村”，要求参加者共同从事工艺劳动，所得收入共同消费。
　　1918年6月，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寄居于岳麓山半学斋时，就一度进行过“新村主义”的实验，但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之事而中断。次年春，毛泽东由京返湘后，再度把这种设想草拟成“新村”计划书，刊登在《湖南教育》月刊一卷2号上。他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指民国七年即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在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仍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
　　毛泽东的这个计划是这样来设计理想社会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联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说：“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④
　　1919年12月，毛泽东为驱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事第二次赴京。到京后，他就饶有兴趣地去参观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作介绍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说已经失败了)。”⑤毛泽东还去拜访中国新村主义的倡导人周作人。谈话内容，不见记载。据《毛泽东传》编者推想，是以“新村”为主要话题。
　　1920年春，毛泽东在考虑驱张后，湖南怎样建设?他起草了一份《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意见书，于3月12日寄给他在京的老师黎锦熙，表示这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但也应该去做。之后，毛泽东又曾设想，自己邀上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
　　毛泽东晚年的一些设想，在他早年的思想中，也能看到一些影子。
　　毛泽东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对各种思潮的比较，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最终还是放弃了新村主义空想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论。但那种新村思潮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始终不忘。1937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区工作。”⑥在毛泽东记忆中，林彪是他这一构想上的一个知音。这也是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一个缘由。
　　
　　理想与现实的漫长路程
　　
　　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党史学家认为，“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也就不胫而走，人民公社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⑦康生对人民公社的构想，心领神会。他在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说，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更好。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人民公社受到众人的质疑。然而，其倡导者却始终不渝。八届十中全会，以大批“三风”来回击“七千人大会”。“文革”前夕，人民公社的构想又以新的形式出现。党内理论泰斗胡绳指出，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勾画的理想社会蓝图，“实际上是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⑧
　　“文革”设想，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九大”报告只字不谈发展生产力，不谈社会主义现代化。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厂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等等，认为通过这些措施，就可以逐步实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在中共“九大”大会上，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要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但是，“文革”并未按事先设定的进程发展，它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
　　1974年冬，毛泽东两次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重申“五•七指示”的观点。指出，我国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这些都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要张春桥、姚文元写这方面的文章，摘编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胡绳指出，毛的两次理论问题谈话“仍然是他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进一步发展”。8月，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后来又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难以自圆其说。路漫漫，何处为终点。传说毛泽东引用了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⑨人家问他，他就说不了了之，实为无奈了。
　　
　　“五•七”之风蔓延全国
　　
　　“文革”爆发不久，“五•七”之风突起，到处是“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饲养厂、“五•七”医院、“五•七”中学、“五•七”剧场等等。走“五•七”之路成为一种时髦，但无新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五•七”干校。
　　196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情况汇编》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一条新路》一文。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给姚文元批示说：“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时批示干部下放劳动。⑩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最新指示。姚文元为这篇文章加了一大段按语。按语说：“毛泽东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于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高度重视。”对于这个按语，毛泽东批了两个字：“可用。”⑾从此，大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中国大地。仅中共中央各系统和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18个省、区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各省、市、区照仿。全国创办“五•七”干校数以万计。
　　大办“五•七”干校是为了适应一种新的需要。在全面夺权和横扫一切之后，一部分人被投入监狱。大批被精简下来的所谓“旧人员”和“反动学术权威”，以及那些被认为还需要继续清查的人员，一时没有去处。“五•七”干校就是为他们准备的。胡耀邦去河南潢湖干校，于光远去宁夏干校，费孝通去湖北广华寺干校，巴金去上海奉贤干校，俞平伯去河南干校等等。这些干校，有的本来就是劳改农场或农场，有的是在荒滩上新搭起来的棚户。干校按部队的连营编制，集体生活，集体劳动。这里并非像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新社会的模范。学员们把这种干校称为“牛棚”。“牛棚”的主人也是很有收获的。他们在这里认真读书，锻炼身体，进行反思，研究中国现代史，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准备走出一条新路。
　　
　　“城西湖之难”后万里为民请命
　　
　　城西湖作为“五•七指示”的发祥地，它自然带上神圣的光环，但它并未给发祥地人民带来半点好处。
　　城西湖位于霍邱县城西边，淮河干流南岸，是淮河中游最大的天然湖泊蓄洪区，常年蓄水区域面积为140平方公里(21万亩)。1951年治淮时，国家把城西湖列入淮河中游的重点湖泊蓄水区之一。设计控制水位为26．5米，蓄水29．5亿立方米。这里不仅可以蓄洪、灌溉、养殖、运输，而且可以使淮北大堤、两淮煤矿、电厂及津浦铁路免遭水害。1966年，南京军区经林彪批准，动员10万人围垦城西湖，筑起长堤，使最低洼的蓄水区110平方公里变成可耕地，原来常年蓄水面积由140平方公里减到30平方公里。由于湖的容水量减少，把四周17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来水逼到高处，使原来沿湖旱涝保收的良田成了新的淹没区。群众形象地说： “围了锅底子，淹了锅台子。”每到雨季洪水上了“锅台”，进不了“锅底”，“锅底”可以旱涝保丰收。
　　1975年，河南遭大水灾。两个大型水库和50多个中小型水库垮坝，洪水猛泻。权威人士和专家认为，水库垮坝的原因是“降雨量大，水库质量差”。但专家私下说：“这不是根本原因，是些表面现象。”“中国是一个少林国家，森林覆盖率本来就很低，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农业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国土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结果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洪水冲毁京广铁路，河南200多万群众被围困于洪水中。洪水下泄太慢，主要原因是洪河河道在河南与安徽交界处有拦洪闸，洪河和淮河河道有阻水工程，安徽境内的行洪区没有行洪，分洪区和蓄洪区没有分洪、蓄洪。为抢救被洪水围困的河南群众，中央指示安徽省委破堤分洪加速洪水下泄。安徽省委坚决执行中央批示。据记者目睹：圩内的群众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纷纷逃向大堤。他们有的牵着牛羊，有的抱着孩子，有的站在大堤上流泪，有的看着被淹没的家园放声大哭……的确，这一刹那间，他们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安徽人民为解救河南的200万群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安徽无雨，45万亩庄稼被毁，17万人逃离家园。只有城西湖例外，因为它是属中央军委管的，是“五•七指示”的发祥地。它的神圣光环，使各级领导谁也不敢动城西湖破圩行洪、蓄洪的这个念头。这就是“城西湖之难”。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两次去城西湖考察，群众迫切要求退田还湖，他非常想为群众解决问题，但因涉及面非同一般，终未果。直到1986年4月，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报道了城西湖围垦造成的危害，以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此时的万里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4月14日他看到这篇内参，深有感触，当即做出批示：“此地军队应全部撤出，由地方处理。但从我亲自处理到紫阳同志亲自视察提出处理意见后，均未见效。时已几年，看来此事只有小平同志指示才行。特为民请命。”4月18日，邓小平同志作了明确指示：“请尚昆同志处理。围垦部队应尽速限期撤出。”⑿至此，“五•七指示”已成为历史的记忆。
　　(作者为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注释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至54页。
　　②同上，第55页。
　　③《毛泽东自传》第30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
　　④毛泽东：《学生之工作》，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第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⑤同上，第56页。
　　⑥《西行漫记》第124页，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
　　⑦《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27—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⑨引自《中国十年“文革分析反思”》(上)第6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⑩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73页。
　　⑿张广友《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世纪》200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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