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第一次公费旅行

tuffy05

舒婷

唱着歌儿上北京

　　革命大串联的号角吹响很久了。
　　第一第二批被光荣选上的红五类子弟，胸佩大红花，高声歌唱“心中的太阳永不落”，意气风发直奔首都，都被毛主席接见过，已经回来四处做报告了。
　　报纸的套红大标题正鼓吹第几第几批的接见，还有第几第几批，正在全中国的车途舟旅中，密密麻麻往北京集结哩。
　　我与好朋友尼汝密议：第一，据说，除北京以外的任何城市(北京已经人满为患)，只要是红卫兵小将，学校肯给开具串联证明的；第二，而这张证明用药店随便买到的双氧水轻易可以涂改(全民造假运动在那时已经初露端倪啊)；最最重要的是第三，毛主席的接见快截止了!
　　 1966年冬天，我和尼汝设法弄到两个红袖章，获得“某某某等五人前往天津”的证明，并依法画葫芦成功改为“往北京”。凑齐班上最后的三位散兵游勇，或哭闹或瞒骗或干脆离家出走。5个初二女学生，打着棉被，揣着扑满，登上赴上海的火车。

　　“霓虹灯下的红卫兵”

　　26个小时后，好像兴奋劲还没过去，火车停靠在上海站。
　　上海正没日没夜没心没肺地下着毛毛虫一样的雨。
　　我们派小巧美丽的尼汝抹着眼泪去火车站的红卫兵接待处，顺利得到一张住宿介绍信。淋着雨一路步行打探，在逼仄潮湿的弄堂里费尽曲折，找到那家彻夜革命工作的居委会，我们被热情地领到一所小学校住下。
　　雨霏霏中是昏黄的灯光，白木桌上有热粥，有榨菜和五香豆干。地铺上摊着干爽软和的棉被，我们心中万岁不迭。分头自行提着红漆木桶，去大锅打热水洗澡，才发现不仅铺盖湿透了，里面包着的换洗衣袜也都可以拧出水来。铺盖嘛东张西望做贼似的先塞在暗角，衣服像万国旗一般挂满教室。后来发现更湿了，好像吸饱了半个上海的潮冷，只好靠年轻的体温把衣服烘干。
　　那时的女学生几乎清一色穿着带搭扣的黑布鞋，朴素而且轻便，本来非常适合走路。现在它们连泥带水，走两步，便嘎吱嘎吱冒黄汤。我们咬牙把痛苦不堪的脚丫子塞进去之后，都要打一阵寒战。不约而同把鞋子洗净，挂在钢丝上滴水，打赤脚游上海去。
　　出了招待所，天还晦暗着。弄堂口蔚为奇观的是一溜排成长队的水光淋漓的马桶。我们正互相问着：上海究竟有没有天亮的时候?忽然从左边深不可测的门洞里，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扯住尼汝往里拖，她立刻消失在阴影之中。我刚想奋勇追援，还未抬腿，就遭同等恶运，被劫持到另一户门厅里。我张口结舌一阵，好容易咽下嘴边的救命狂呼。因为我不但立刻被按在一把小竹凳上，一双温暖的筋络裸露的手，抓住我又湿又冷的脚丫子，被干布很受用地擦拭。而且，面前还放下一双褪了红漆的木屐。然后我抬头，看见一张皱纹细密的婆婆脸。这张素昧平生的脸凶凶地向我抱怨着，好像我欠了她很多钱。她那翻来复去嘟囔的一句上海话真是抑扬顿挫，动听之极。多年以后我从上海作家陈丹燕那儿听懂了，那就是：真真作孽啊真真作孽!
　　我们穿着色彩不一新旧不等的木屐，畅游资本主义的外滩。难以置信黄浦江居然是浊浪滚滚，由此更加想念家乡的蔚蓝大海；走在“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淮海路，仰望国际饭店，想像不出门口挂牌上，今日特价的“菲力牛排”究竟是什么东西；垂涎之余立刻都觉得饿了，四人翻转口袋，凑钱吃两碗阳春面。原来只是清水捞挂面，拌一小匙葱油罢，名字好听得匪夷所思嘛。
　　要离开时，我们为如何把无名木屐还回去，聚在食堂大声理论。炊事大妈说：“容易。你们把木屐串一起，我拿到居委会去，让各家自认。”她往我的碗里扣了一勺红薯汤，在上海这就算额外优待的饭后甜食，补充说：“一直是这样还掉的，没听说认错过!”
　　(电脑前的我，脚上是干燥柔软的绒拖鞋，身着家常宽衣阔裤，手边有氤氤热茶。我庆幸我此时不在旅途中。窗外的雨声还在絮絮叨叨，听来听去都是上海话，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真真作孽啊真真作孽。)

　　扒车遇知己

　　大清早，我们把5团拖泥带水的棉被悄悄遗弃在住处，轻装到火车站排队，换取上车证明。一位高大男生走近来，额发一撮一撮滴着水。他指着我胸前的校徽问：“你们真是厦门一中的学生吗?”是啊是啊。抬头一看，他的胸前佩带同款白底红框的校徽哩。
　　这是本校高三年段的席恭，他的背后又钻出三位男生，都是本校高中生。用韩国话说，他们是“前辈”。
　　“前辈”仁慈地说：你们太小，这样长途旅行很不安全，和我们一起走吧。
　　我和尼汝都是14岁，比班上同学小一岁。我俩虽然个子最矮体重最轻，但拿主意办交涉包括恶作剧，基本是我俩乱鼓捣。一听有人肯担待，我俩不由长嘘一口气——可找到组织了。
　　那时节决无诈骗的概念，几只大手不容分说抓起行李，我们乖乖跟着。
男生中最小的那个被派去打探，立刻有消息。我们根据他的情报上了一列空荡荡的火车，九个人找到两个火车座，舒舒服服安顿下来，开始打牌。车厢里慢慢热闹起来，越来越拥挤。我和尼汝牌技不如人，被罚爬下车窗出去买食品。又湿又凉的搭袢黑布鞋，晃荡在男生们头顶的行李架上。我俩光脚拎着一网兜馒头返回，见所有人都涌下车，争先恐后跑向另一列过路车。传言像火一样燎开：这才是真正开往北京的列车哪。
　　那车上挤得满满的，车门都开不了。攀的扳的爬的敲的，各种努力试过，眼看没有希望，人群逐渐散开，上别车去碰运气。
　　雨越下越大，顺着我们的辫子流进衣领里。我和尼汝两个还站在路基边，悲伤无助地盯着这列幸运之旅，眼看就要抛弃我们而驰向太阳。
　　忽然一个车窗往上拉起，有人招手：“小姑娘，你们去哪里?”
　　“北京!”
　　“从窗口上来吧。”大慈大悲的声音，温暖及时的援手，这是几位华中师大的青年教师。
　　尼汝不失时机已经扑上窗沿，我使尽吃奶的力气顶起她；等我爬到一半，几只强壮的手臂抓住我的脚往上举，啊，同伴们已经迅速赶到。我刚翻身坐上小茶几，立刻叉手霸着不让人家落窗。把魁梧的席恭接应上来后，由他指挥进场，一切顺理成章。人家以为援助了两个小不点儿，没想到一下塞进九个人，其中四个还是肩宽膀圆的大男生。
　　 列车缓缓开动。我们喜不自禁互相拥抱，女孩子们几乎都哭了。本来上当气闷的老师们为之动容，于是前嫌尽释。要是现在就该互相交换名片了。

　　沙丁鱼大侠

　　车内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座位上、过道上、厕所里，挤得前胸贴后背。连洗手盆都有人塞进书包垫垫，悬空坐着。经过席恭的精密计算(他的父母都是数学系教授)：小茶几经不起两男孩的重量，坐两女孩太浪费，所以分配了一男一女背靠背坐。我缩在茶几下的空间，藏在无数条腿的隙缝里。其他男生只能站着，轮流挨着椅边沾点屁股打个盹。还有两女孩铺了报纸，睡在座椅下边，直到厕所的粪水溢出来满地流淌，才把她们叫醒。于是，还得给她俩安排位置。脑袋像计算机的席恭蹬上椅背整理行李架，腾出两个空间，把我和尼汝托上去。
　　我们俩开始是抱膝弓背，像猴子曲栖树上。折腾来折腾去，终于发现头插脚顺着躺下，互相抱着腿，各自背靠行李，可以安全地睡觉。这简直是全车最优越的卧铺，只有个子最瘦小轻便的我俩才有福消受。
　　火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仿佛打不定主意要不要上北京。
　　每次停靠都没有规则，有时在荒地里一停就是好几小时，绝对没有谁敢冒险下车伸伸腿，万一突然开动了呢?进入大站就好了，尽职的列车员会提着大铁壶沿车窗送开水，根本供不应求。后来干脆举起橡皮管，让自来水龙直接扫射过车窗。人们尽量伸出牙缸、水壶，饭盒子，甚至军帽，能接多少算多少。我们把分别接到的甘露，都集中到席恭的水壶里统一管制。

　　幸亏在忙乱而紧迫的扒车行动里，席恭仍然紧紧揪着那一兜救命的馒头。
　　空气越来越浑浊干燥，我的嘴唇和脸蛋都裂了，啃一口干馒头一口血印，不知不觉眼泪跟着流下来。半夜里被轻轻推醒，席恭掏出怀里的水壶递给我，我先给同时醒来的尼汝。尼汝节制地湿湿唇刚要回传给我，突然横插一只手来，那是另外一位女同学，也是渴坏了，抓起水壶咕噜咕噜几大口。我看席恭的脸因心疼而结巴一团，便翻过身说：我不渴，留着吧。
　　其实我渴得连尿都没了。
　　每个人都抿过带着席恭体温的水，没有见他喝过一滴。他一直站着，摇晃着打盹，关照每一个人。早上醒来，我抹抹满脸的灰尘，看见席恭像魔术师一样，居然能躺在一指宽的椅背上睡觉。再一研究，原来他用了别人的皮带连接着，像安全带一样扣住自己，一头挂在行李架，不至于摔在密密匝匝的脑袋上。
　　从上海出发，火车磨蹭了47个小时才进入北京。

　　“北京啊北京”

　　我们的师兄经验丰富，很快找到火车站的红卫兵接待处。
　　排队等候时，一位脸上青春豆成吨的师兄说：“现在我们的历史使命应该已经完成了吧?”他想卸下包袱，轻装前进哩。
　　席恭为难地看着我们。我们眼巴巴做出最楚楚可怜的样子，尼汝的小鼻子一耸一耸，不失时机，而且发出很响的声音。席恭的五官都耷拉下来了，一揪额发更加愁苦地撅在脑门上。他说：“如果你们要离开就走吧，我留下来照顾她们。”
　　师兄们商议了一番，他们也是侠义道，不能离弃朋友。只好把我们的住宿一起办下来。
　　都住在冶金部。
　　上百个女生全部安排在大礼堂里，由几名小战士管理。我们学着别人拖过几张靠背长椅，围在地铺四周，自成格局。两件衣服披挂在椅背上，挎包放在椅子上，然后去拜访师兄们。他们住在垂着许多璎珞门帘的后面，女生禁止入内。
北京的秘密，被无数垂柳般门帘所遮掩着，罗罗嗦嗦，甩头盖脸，不让人觑个真实。
　　我们身上的油泥刮下来，足足可以为两畦韭菜施肥。拿到发给的澡票，好容易找到澡堂，一进门，水汽蒸腾里晃动着白生生的人影，吓得我拔腿就逃，再不敢回头。冲进住处堵起女厕所的门，用脸盆接水，总算解决。
　　食堂三餐供应，晨有清粥晚有糖包，应该算不错。只是吃不惯中午那两个窝窝头，白菜汤是我唯一所爱。发给的干粮我大多送进须须绺绺的门帘内，席恭守在门口交接，常常加上我自己买的奶糖和饼干。虽然我带的零用钱最多，很快告竭，只好向带钱最少的女生借。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吗?那么低那么矮，平平淡淡，失望之极，却谁都不敢吭声。否则被听见，可能就是现行反革命。那就拍照吧。拍照吧。
　　晚上，我把泥迹斑斑的布鞋洗了，挂在露天铁丝上。第二天大家要去颐和园，摸摸鞋子，好像是干了，脚一伸，鞋子短了一大截，原来鞋头里冻了一个大冰坨。没有鞋子，无奈我只好留下。
　　小战士教我在暖气片上烤鞋子，把隔夜的馒头烤得焦黄喷香，以解心头那放弃颐和园之痛。听回来的伙伴说，那天园里的湖冰裂开，掉下去一个外地红卫兵。忙乱一阵，落水者被平安救起等等。(丈夫读到这里说，那天他就在颐和园里，而目帮忙救人。可惜，由于一鞋子的存心捣乱，我们的相识晚了7年。)
　　知道我们来自厦门前线，小战士个个渴望知道对敌斗争细末。开始我比较节制，只是把“英雄小八路”啊“前线十姐妹”啊，拿来添油加醋一番。渐渐就信口开河起来。比如，有战士问：
　　“你们那里天天开炮吗?”
　　“当然当然。平时耳朵里塞着棉花球，炮火最密集时，我们干脆用棉被蒙着脑袋。”
　　“敌人真的游泳就可以过来吗?”
　　“是啊，常常一下课，我们就四散到学校的后山去捉特务。”
　　名气大了，旁听者除了张着嘴不舍眨眼的内陆女红卫兵们，连指导员也时常来盘腿坐坐。我们趁机软磨硬缠他们：什么时候接见啊?他们总是安慰着：耐心，耐心。然后问：你们在家就能听见敌岛上的鸡鸣，是真的吗?
　　男生们热衷政治，总是要到“北大”或“人大”去抄写大字报。开始我们装模做样热心跟着，在雪地上呵着手跺着脚，呀呀，实在太冷了。既不懂，又没兴趣。于是，我和尼汝偷偷溜开去，问来问去，搭上公交车，哐荡哐荡居然来到长城脚下。
　　长城口风沙弥漫，工作人员不让我们上去，说要关门。已经没有班车了，我俩傻头傻脑往回走，完全不知道要走多久。互相鼓着气：不就是走一小段长征路呗。南方的我们不知厉害，身上仅有薄毛衣，外加一件单军装，脚上就是那双黑布鞋。眼看天昏昏沉沉的，就要下起雪来。一队带蓬的马车从身后哒哒地走过，知道我们回北京，就把我俩拎到马车里。我们睡了一觉又唾了一觉，听见一顶老羊羔皮帽发出和蔼而沧桑的声音：孩子，你们的住处到了。揉着眼睛一看，真神，马车竟然一直把我们送到冶金部门口。
　　那是凌晨2点，指导员一直裹着棉大衣，坐在石阶上等候。两个小毛孩的失而复得，让指导员忘记了严厉训斥，反而透露一个惊天秘密：可能这一两天里，我们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欢呼之后

　　守候十来天，才赶上末班车，参加毛主席的最后一次接见。
　　那天晚上，经指导员秘授机宜，我们和衣睡下，辫子仔细梳结实了，只差把鞋子也穿进被窝里。喁喁哝哝交头接耳，那样兴奋激动辗侧难眠。仿佛刚合眼，就被叫醒。指导员有表，他说是凌晨两点。
　　都到大院排队集合，雾蒙蒙的天气，地上有薄雪。每人分到一袋干粮，是早餐和午餐。至今我都不大明白，当时的南方学生比如我们，基本是单裤布鞋，家境较好的，身上顶多一件毛衣，平时积累了一肚子白菜清汤，在零下的北京是怎么做到精神抖擞英姿飒爽的?
　　 反正我不行。我先把两个煮鸡蛋当场吃掉，甜包子里的糖块也挖出来嘬了。剩下两个大馒头，算是特别优待的圣餐哩。不喜面食的我，假惺惺把冻得梆硬的白馒头送去给男生们。然后挤进人缝里窝着不走，他们相对高大的身影，对于我真是挡风的墙哪。
　　天还没亮，队伍已经整整齐齐开进长安街两旁。那时我的腰可真好，竟然抱膝席地五六个小时无碍。开始时，由指导员领着大家唱革命歌曲，互相挑战，此起彼伏，群情激昂。常常有人惊呼着打断：“来了来了!”人群忽地高起又失望地矮下，波浪般一阵涌过一阵，可惜均是谎报军情。渐渐累了，队伍有些散乱。
　　我的一位绰号“肉包”的女同学，人很敦厚，老老实实站在队伍中间。平时爱漂亮不肯戴眼镜，等“万岁”的山呼声响彻云霄(别以为是形容词，是真的!)慌慌张张摸出眼镜往鼻子挂，眼镜却失手掉落了。她弯腰摸索之际，拥挤的人群把她推倒，大概有人还踩着她垫高吧?狂潮呼啸而过，在一地被蹬落的各式鞋子之中，坐着我那可怜的女同学。她哭得鼻青脸肿，涕泪滂泗，不是因为被压伤被踩疼了，而是千山万水一路满怀憧憬走来，竟然没能亲眼目睹红太阳的万丈光芒。
　　因为个子小，我占到了队伍的第一排，前面还有手拉着手的士兵们挡着。他们知道我来自厦门前线，思想可靠，不大认真防我。真正的接见来临时，我已经哧溜钻过他们的防线，抢在最前面。可惜就算早早戴好眼镜，我的高度近视眼还是什么也没见到，除了一辆接一辆开过的敞篷汽车。
　　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从未出过家门，结识一群侠义心肠的伙伴同行，去到遥远的北京，得到很多意外的照料，终于奇迹般完成少年时代的梦想。
　　那车上站着的，被万众欢呼的是谁，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选自《莆田文学》２００７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