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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9 20: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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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有七九年写给《人民日报》记者纪希辰的信
我所知道的12.26大会一些事
—从“联动”12.26大会说起
45年前的12月26日晚上，由海淀区的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为首的“老红卫兵”们（后亦被称为“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个主旨为向毛主席请罪的“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大会进行期间，突然有人在会场抛撒署名为“红后代”的传单，一群十七、八岁的红卫兵不顾会议主持人的劝阻，手持传单疯狂地冲上主席台，一字排开后照传单上的口号挽臂高喊：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
“戚本禹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侩子手三司”！
坚决反对“三司”一小撮造反派搞打、砸、抢、抄、抓！
“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的十五个“反动口号”。
以此会为始，“老红卫兵”们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中国动乱的文革运动中首先以组织名义公开亮出违背“公安六条”的反对中央文革的旗号，提出了打倒中央文革的政治主张，公开与中央文革分道扬镳，这在当时造反派组织林立中可说是“蝎子拉屎‘毒’一份”。
不到一个月，这个由“老红卫兵”组建的“联动”就被中央文革定为“反革命组织”。刚过了年的1月17日，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宣布：“‘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更是在被陈伯达所把持控制的《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昭告天下：“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为此，一百多号十八、九岁的中学生们(甚至还有一名年仅十二岁，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就在没有任何法定手续的情况下被批斗、逮捕，关进 “炮局”和“半步桥”等监狱，成了现行反革命拘押犯！其中有个十五岁的孩子因违犯监规，还被穿上橡胶做的雅名为“苏秦背剑”的“和平装”（（即一只胳膊从肩膀上伸向后背、另一只在背后向上的固定橡胶服）放到太阳地罚站，既动弹不得，又晒得难耐。直到后来周总理获知此事，认为对这些孩子“不能不教而诛”而告知主席，并被主席明确指示“要放人”后，他们才于六七年的四月二十二日在人大会堂被周总理、江青等专门集体接见并被宣告无罪获释，整整被无产阶级的专政监狱无罪专政关押了好几个月！这也就是史称配合“二月逆流”的所谓“十二月黑风”中之一股“黑风”吧。
我曾参与了这次大会的一些文字筹备工作，希望能尽量既真实又详实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只是因为时间毕竟太久远太久远，而一些宝贵的资料性文字记录，也因浩劫年代的政治环境所致，早就灰飞烟灭，现只能努力回忆及与友人共想，以便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客观。活着讲清事情，走时不留遗憾。
讲“老红卫兵”、讲“联动”，必须从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讲起，这对众多人而言，迄今仍是一个谜。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正式亮出旗号是1966年的6月2日，而成立则是在五月初，发起人是该校初三的宫小吉、王宁、钟解放和高一的彭晓蒙及高三的牛皖平五人。
宫小吉是个“怪才”。当年由《中学生》杂志和《内参》首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大报都先后在显著版面刊登了他写的笔锋大胆犀利的墙报稿——“换得五分的秘诀”。此文对当时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质疑，毛主席看后大为欣赏，亲笔批示：“此人可畏也”！区区五个字，既表明他对文章观点的肯定，又为其激扬文彩叫好 。而那年的宫小吉已在家中自学完了大学微积分，并且英语基础也不错。那一年他十六岁！
刚过五一劳动节，《中学生》杂志社突然来人找宫小吉，约他去编辑部谈话。宫小吉不知何事，心中有些忐忑和犹豫，为壮胆，就特意让他的同班好友王宁和他一起前往。
在编辑部，他们从工作人员的嘴中第一次听说中央当时成立的文革领导小组因贯彻毛主席的意图不得力，要改由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参加；第一次听到了江青这个人的名字，并第一次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工作人员还告诉他们党内高层斗争很激烈，党内有人反对毛主席，要夺权；告诉他们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告诉他们已进驻北大的工作组和北大党委因跟不上形势已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进行了改组；并告诉他们中央文革要派出工作组进驻其他各大院校取代原北京市委工作组，中学早晚也得参与进去；甚至还告诉他们6月份的毕业考试都不一定能按期进行，“你们应极积投身到这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斗争中去！”如此高度的党内机密他们为何要向两个中学生透露且加以引导？既令人难以置信也着实让人费解！
在编辑部工作人员的详细分析和启发下，宫小吉和王宁对有人要夺中央和毛主席的权产生本能的强烈反感和冲动，也隐约感到国家好像出了什么事了。回校后，他们就在同学中进行了秘密串联，先后找了同班的钟解放和高一的彭晓蒙及高三的牛皖平，五人在中关村宫小吉和王宁家附近的一座松柏环绕的明清时期古墓边秘密商议成立一个小组，投入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斗争中去。其中牛皖平、宫小吉为正副负责人，彭晓蒙分工宣传，钟解放和王宁则分别负责组织和保卫，这样，“红旗战斗小组”就应运而生，但在当时还是处于严格的秘密状态。当在圆明园秘密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5月29日亮出大旗后，6月2日北大附中“红旗”也正式公开打出旗号，这就是当时全国最早的两个红卫兵组织。
“红旗”的组织机构当时相当松散，根本没什么严格的手续，后来运动起来了，只要出身“好”、反对校领导和工作组就能自然加入。不像清华附的红卫兵那样有章程、有策略、有理性、有纪律。但“红旗”自其成立始政治目的就很明确，就是要紧跟党中央、坚决保卫毛主席，防止革命先烈打下的江山变修变色。
红卫兵是北京中学里一个自发的群众组织、而动乱的“文革”竟会以红卫兵运动形式在全国全面铺开，从而拉开“文革”动乱的序幕，则完全出乎发动者的本意、令人始料不及。
红卫兵以被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写信表示支持而忘乎所以，以受到身穿军装的红司令毛主席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和检阅而登峰造极。他们曾被副统帅林彪吹捧为“天兵天将”，还被江青肉麻地捧为“你们是可爱的小太阳”！
随着运动的发展，七月上旬，北大附中学校里就“红旗”反工作组问题在师生中发生严重对立。工作组进校后对“红旗”面上表示支持，背后则相反，对“红旗”的活动加以各种限制。他们对“红旗”负责人不听招呼大为反感，认为“红旗”背着他们到外校串联是另搞一套，是搞非组织活动，私下整理了“红旗”负责人一些言行材料，并把他们列到“引蛇出洞”的另册。此情况漏出来后，使得“红旗”非常不满，于是就暗中和工作组处处较起劲来，这样也就发生了“红旗”反对工作组是不是反革命的辩论，为此还有人在校园里贴出了“谁反对工作组就砸烂谁的臭狗头”的大标语，群众批群众的现象出现了。
在一次辨论时，一名高中的“红旗”成员与辩论者产生口角纠纷和肢体推搡，于是就针对此人写了“老子反动儿混蛋—致某某”的单联贴到那个同学的班门口。一位初中的“红旗”成员路经高中楼看到后，顺嘴说了句：再加上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嘛”！于是乎就在那个学生的班门口贴出了那幅影响甚广甚烈甚坏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对联在北大附中校内并未产生大辨，因为当时掌权的“红旗”成员出身基本都是“红”五类，这附合他们的心愿，无需有辩。但意想不到的是，此对联却在北京及全国飞快地引发成为上升到阶级路线的大辨论，城里一些学校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其作为指导思想，以是否同意此对联为标准来发展红卫兵。
对联作为一股思潮在社会传播发酵泛滥，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干扰乱了这一目标的执行，因此刚一出笼就受到中央文革的反对。8月3号，城里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在位于正义路的团中央召开一个会议，会前曾邀请北大附中参加，彭晓蒙让我代表“红旗”去听听情况。因为是城里学校召开的会，所以对参加会议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只是从会上得知他们要在8月6日晚上在天桥剧场召开大会专门辨论对联。
那天的辩论会,江青、康生、张春桥、王任重等到会参加了全过程，除张春桥外还都讲了话。
会上江青试图说服这些人，建议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说那个对联是当时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匆匆拿出来的，她不完全同意；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是京剧《连环套》里窦尔敦对黄天霸那个武林叛徒说的，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思想，你们不要上当；并强调说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应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讲完后她还在后台的化装室里特意对彭晓蒙、卜大华等人（当时在化装室里还有师院附中的汤金平、师大附中的刘平平和新市委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你们千万不要再出去讲对联了，这样你们会给我们找麻烦，我们现在是站在前台支持你们，可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会后，彭晓蒙曾告诉我,那天江青还对她讲过:“红旗”不能倒，“红旗”倒了，张承先就起来了（张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我是拿脑袋保你们的话。
在这个会上，清华附、人大附、北航附等三所学校的红卫兵发表了一个《紧急呼吁书》，针对由这幅对联引起并在社会上愈演愈烈的武斗之风，指出“最近，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事件。一小撮混蛋和一伙不听毛主席话的糊涂虫披着‘红卫兵’、‘红旗’等革命左派组织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公然违背党的政策，公然违犯无产阶级专政纪律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压制打击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进行流氓活动,到处殴打人，打伤了许多好人和工农革干子弟，我们强烈地反对这些流氓行为!”呼吁“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它真正左派组织！”参加当天辩论会的康生、王任重看了呼吁书后，都在大会发言中大加赞扬，完全同意呼吁书提出的立即行动起来严格制止打人、耍流氓、以破四旧为名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
会后，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指示将这个《紧急呼吁书》立即印发给正在北京出席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全体委员、候补委员和列席代表。通过这些代表，《紧急呼吁书》迅速传达到全国各地，被印刷成各种各样的宣传品广为散发。但是仅隔两三天，江青就为此强烈斥责王任重，认为这个《紧急呼吁书》提出运动出现了偏差，要纠偏是违背运动方向，是错误的。中央办公厅则急令全部收回。因此这个《紧急呼吁书》未能在关键时刻起到纠偏的作用，这是非常遗憾的。但这也说明那时在“老红卫兵”中，反对乱打人、反对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也是大有人在。
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苦心”和意图却并不被“老红卫兵”们买账，反而更变本加厉。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里又冒出了个谭立夫，他贴出的“从对联谈起”，公然提出要把对联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一周后，他那闻名全国的宣扬血统论的讲话更是为对联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十月份，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伯达针对对联痛加批判：斥责它宣扬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反动血统论，干扰了运动大方向。
六六年十月后期的北京中学校园里，各类造反派、战斗队接踵兴起，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登台表演。由于批判反动血统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红卫兵”们被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权贵们弄得蔫头耷脑、灰头土脸而失宠。
在中央文革有目的的“打倒党内走资派”的煽动下，众多的党委已被踢开，众多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就成了被挂牌画叉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甚至被斗残打死。地安门附近立起了一块巨大的“百丑图”，那么多身经枪林弹雨的开国元勋都被中央文革的新宠儿“三司”丑化成群魔乱舞的叛徒、内奸和走资派。
运动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老红卫兵”们的预料，文革斗争的矛头不只是指向部分领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实际上指向了几乎所有领域的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文化革命也不仅仅是防修反修的预演，而实际上成了打倒一切老干部，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残酷政治斗争。这些最早举起‘造反’大旗，反校领导、反工作组的中学红卫兵们面对眼前的运动形势，有些彷徨不前，开始放慢自己的脚步，。他们开始怀疑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当这种怀疑开始触及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重大问题，触及党内斗争的深处时，他们越来越把怀疑的眼光投向了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对指手划脚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运动包揽一切、打倒一切的作法，他们感到迷惑和不解。相信不迷信、服从不盲从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在一些有理性思考的“老红卫兵”们心中潜滋暗长。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大附中高中楼的二楼会议室，北大附、清华附、石油附、京工附和八一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在一起开会，会议由北大附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当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牛皖平出身于军人家庭，平时就很关心国家大事、很爱谈论军事问题、很爱练习刺杀、愿望就是能参军当兵。他人长得块儿大结实，得了个雅号叫“坦克”，这用在他身上还真是恰到好处！当年他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号召力，比较出类拔萃，是文革前北大附中同届学生中第一个被发展入党的预备党员。
会议最终的焦点集中在“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什么不能提？中学的红卫兵必须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到会人员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以“老红卫兵”为主体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要向全社会表达“老红卫兵”的意见：当前的运动已经被引向了一个错误。‘打倒老干部，否定十七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以“三司”为代表的正在迅速崛起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就是这种‘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者就是横行天下、唯我独“左”的中央文革。为避免授人以柄，决定先不指明中央文革，而是以‘三司’为主要打击目标。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宫小吉确实有点儿“怪”，他拿起毛笔就在大白纸上写起了《联动宣言》，根本就不打草稿，写时我就站在他的旁边看。他一边写，嘴里还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写这个东西不会有什么用，也就是给老兵们打个强心剂罢了”！《宣言》里写的“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要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用这种难以言传、只须意会的暗藏反意的隐晦语言表达了对中央文革的老大不敬，确实是“此人可畏也”！
十二月五号，“联动”正式宣告成立。成立的当天夜里，一些“联动”成员就冒着寒风到京城四处张贴标语和宣言，一条“中央文革逼我们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的巨幅标语就在那天夜里醒目地贴在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上；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又看到一幅白底黑字的“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的大标语非常扎眼地贴在天安门西观礼台前的红墙上。
短命的“联动”成立伊始，就是一个各校红卫兵各管各、各自为战的松散、复杂、怪诞的混合体。由于没有严格的纪律約束和统一的负责人管理，其成员中确实有人干了不少诸如打砸抢等鸡零狗碎自败家门的屁事！因而名声不佳，不被人所“待見”，虽说它早已被中央平反，但因知其真相者寡，至今尚被争论不断，恶语相向者众。
其实在一般人印象中的“联动”只不过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传说，与真正的“联动”相差甚远，许多传闻都是子虚乌有。“联动”的主要参与者其实就是最早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提出质疑并最终与其分道扬镳者。在中央文革横行天下时以组织的名义公然举起反抗的大旗，绝非歪打正着，而是客观事实，这也是任何涂污者都无法否认的。“联动”根本就没有什么组织机构和领导人；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以袖标的质地和尺寸宽窄为标志的等级区分；只是为了同已经泛滥到各行各业的“全民红卫兵”加以区别，它们才以宽窄为10厘米的红布为袖标，谁戴上谁就自认为是“联动“的一名成员，别人也就认为他（她）是“联动”的。摧垮“联动”后在八一学校举办的“联动”罪行展览，不过是中央文革及被蒯大富操纵的“三司”为追查“联动”后台、彻底搞臭“联动”并进而打倒老干部和军委老帅们而故意搞的骗局和卑鄙的政治诬陷罢了。真正的“联动”，仅仅是以北大附和淸华附为主的几所海淀区学校最早期红卫兵组织的松散联合，目标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它的新宠儿——乱党乱军的“三司”。而遇到情况则打出“联动”的招牌，这自然就非常容易被人冒牌和钻空子，“假做真时真亦假”！在所难免！谁能奈何？
我原本同弟弟及外校的几个朋友早就约好要去新疆串联，传说中的“新疆是个好地方”和神秘的大漠风光对我很有诱惑。
就在准备西行的前两天，“红旗”后来负责宣传的高二的周春英同学在学校找到我，说让我代表“红旗”起草一份发言稿，并对我讲“要召开一个“老红卫兵”的大会，发言稿要给中央文革送审，到时候文革会派人出席，要争取文革的支持”，同时还告诉我会上要由我代表“红旗”发言。因我西行之意已定，而且票都弄好了，当时也就没答应。
我对她说：“这个会他们不会参加的，也不会支持的，不然为什么还得提前送什么审？彭小蒙三个月前在天安门上叉着腰讲话时，稿子送审了吗？她根本就没拿什么发言稿，还不是照讲？最好别开了，我要出去串联，你还是找别人写吧”。
周春英不干，反复劝我说：“他们说是要参加的，但发言稿必须得提前给他们看。老红卫兵们现在都很苦闷，很多人都消沉了，可又不甘心就这么下去，咱们还得振奋起来继续干嘛！你能写，既熟悉情况又是骨干，怎么能撂挑子？你不写，你说叫谁写？要不你就写完了再走吧”。
就这样，在她的劝说下，我表示那我写完了就走，但发言稿必须写真话，必须态度真诚，不能给我定调子。春英见我既已同意写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当然很高兴，其它的也就懒得管了，写完了再说，我也因此而西行未果。
一年后我参军来到荒凉神秘的西北戈壁大漠，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付出十年青春年华，也有幸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地球同步卫星和第一颗“实践一号”科学试验卫星的发射任务。戈壁十载，也令我终生难忘地领略了三百年前传奇頑强的土尔扈特游牧民族家乡特有的荒莽、苍凉、神奇的原生态。
但我也因写此稿、参加此会、做此发言而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告发“参加反对中央文革的大会、呼喊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号”，并“有幸”被人抬举为传说中的“联动秘书长”和“五一六嫌疑分子”而在莽莽大漠受到数年政治审查，且一度挂到了基地保卫部的审查名单。一个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分子竟然混进了保密部队？！一时间，就连平时要好的战友也因不知情但又为避嫌而不得不有所疏离，那种压力和苦闷真是可想而知，就连拔枪自毙，一了百了的心思都有！幸遇惜才爱才护才的团政委杨朝本和基地政委王品渠等首长的关心、护佑，得到北大附中贾世起校长实事求是负责任的证明，才使我免遭厄运并终脱苦海。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倒行逆施的“四人帮”，真是大快人心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既是解放了全中国、也是解放了曾因反对过“四人帮”而在政治上长期受审受压的老红卫兵们，同时也把我彻底解放了，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冥思苦想，大约用了三四天时间把稿子拉了下来，交给了周春英，她说修改修改定稿后就上送中央文革。
发言稿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请罪”。
我从“红旗”成立之因写起，更多的笔墨侧重在写实，侧重在“红旗”掌权后的不良变化。写到对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只捡顺耳的听，只陶醉在 “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的自我欣赏，只愿听“我们支持你们”的“圣喻”，却忽视“我们又要求你们”的告诫，不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而脱离了大多数，成了孤家寡人；写到搞唯成份论、搞唯我独左；写到偷摩托车搞摩托化、机械化而忘了革命化；写到在被批以后则精神颓废、消极消沉成了逍遥派等等。
中央文革事先确实表示要参加大会，并派了军报的两位记者当联络员到会观察情况，清华附的卜大华在后台接待他们并一同等候文革大员的到来。可原定的开会时间眼看就过了，还是不见大员们的踪影。卜大华不断焦急地问联络员倒底什么时候才能到？联络员虽嘴上一个劲儿地说快了快了，但心里也不踏实得发毛。小小的军报记者哪能掌握文革大员的行踪？那个年代通讯手段落后，设备稀缺，别说手机，就连个座机也不好找，两个联絡员急得到处找电话询问。因为左等不来右等不到，会场里又坐满了等着要开会的人，牛皖平、卜大华等大会组织者只好无奈地决定一边开会一开边再等。但他们心里想的是，无论如何也要通过今天这个会和中央文革对上话，争取得到文革的认可，争取得到与其他群众组织那样在运动中平起平坐的权利，这样才能充分发表“老红卫兵”的意见，才能与‘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针锋相对，避免运动走入歧途，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主席台上，两大排代表桌后面坐满了各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们，能容纳近三千人的展览馆剧场大厅里座无虚席；
这个会，彭小蒙因对成立“联动”与牛皖平有不同意见，只同意反中央文革和“三司”，不同意成立“联动”，自认为自己不是“联动”成员，那天她就没上主席台，而是穿着军大衣坐在下面了当观众。
大会由北大附的周春英主持。我代表“红旗”第一个上台发言，接着是十一学校的吴幼华，第三个是京工附的项东平，清华附的卜大华是最后一个发言。四个人的发言，有评功摆好的、也有诚恳检讨的，基本上是对前一段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做总结，名曰“破私立公”。
卜大华发完言后，还是不见中央文革的丝毫踪影，最后那两位观察员不无遗憾地告诉卜大华：首长可能有事不来了。几十年后，从姚文元的回忆录中才知道那天恰是毛主席的八十三岁寿辰，文革大员们给主席祝寿去了。而此时这群人则从心底感到他们被中央文革给“涮”了！因而充满了对中央文革不知如何发泄的恼火！
四个人按大会程序的安排依次发言时，会场里很多人就认为发言的调子太低，太沉闷，鼓不起劲，因而很不满意，甚至有人离场而去。中央文革的自食其言、出尔反尔无异于火上浇油。发言刚完，会场四周突然飘落下矛头针对中央文革的传单，会场顿时大乱，人们纷纷争抢。
性格刚烈急躁、革命烈士之后的石油附的高三学生马小军再也按捺不住，急着要上台去喊口号，卜大华虽不同意，但局面他已无法控制。其实那天他一到会场，马小军就把传单递给了他，口号的内容会前他已经知道，只是没和任何人讲。当时卜大华很冷静，认为传单上的口号虽说是说出了心里话，但不能那么干，那样太不策略。要是那样做，我们成立“联动”与“三司”针锋相对，反对‘打倒老干部，否定十七年’，进而遏制中央文革倒行逆施的初衷岂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要是那样干，我们这些所谓的“老红卫兵”可就真的要完蛋了！
马小军不顾卜大华的阻拦，带头冲上主席台，十几个大男孩也紧随其后纷纷冲了上去，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大会也就开不下去了。每当马小军喊出一个口号，会场里就报以热烈掌声，并齐声叫“好”！当马小军喊出：“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时，会场里刹那间静了一两秒钟，紧接着更是掌声大作，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也在场内劈哩啪啦炸响，会场一片沸腾，乱成一锅粥。
口号呼喊后，会场里离开会议议程发生了激烈辨论：一名叫计三猛的八中的“老红卫兵”首先上台表示不同意，对这些口号表示不赞成，认为过激口号会引发不幸后果。他的讲话立刻激起台下狂热人群的极大不满，认为计三猛是“三司”派来的，大声高喊让他滚下台！这时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的一些人迅速冲上台去组成人墙，把计三猛保护在中间，让他继续往下讲。
计三猛的发言事先肯定没什么准备，完全是针对突发情况的即兴发言。他从直觉角度预感到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危险，他不希望看到“老红卫兵”因犯对手希望犯的政治错误而自取灭亡。之后又有几个四中的红卫兵（姓名不详）也先后上台发表了不同意见。城里一些中学的红卫兵以及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的一些成员并不是有组织的来参加大会，而是听到消息后自发来的。“联动”组织成员仅限于海淀区中学的红卫兵，并不像广为传说的东城纠察队、西城纠察队等红卫兵都是 “联动”。
辩论还在继续，但已经后半夜了，于是周春英就宣布大会结束。会议事先原本安排要由北大附的于华东指挥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可此时他却不知去向，周春英在台上拿着话筒喊了好几遍，他也没出现，人大约是走了。突然，周春英在台上着急地喊起我的名字来，让我赶快上台指挥。其实我发完言后，就到舞台前的乐池里去看北大附的郭建文录音去了，听到她在叫我，我就又再次走上舞台。在我蹩脚的指挥下，全场响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期盼歌声。歌唱罢，又放映了记录片毛主席八一八首次接见红卫兵和苏联电影“区委书记”。
清晨五点，熬了一夜的大会终于曲终人散，参加者们带着复杂的心情陆续离场。展览馆剧场外，地面寒气逼人，天上大雨哗哗下得正猛，都十二月底了，节气早就立冬，居然还有如此大雨，可真少见。或许是天公也在告诫这群不识好歹、不知深浅的年轻人要小心：这可是政治斗争，千万支暗箭伺侯在你的身边，等待你千百次小心中的一次失误和不捡点！或许是想用它那冰冷的冬雨来淸醒这群年轻人狂热脑袋的吧？
无论是理智的卜大华幻想以温和方式延续“老红卫兵”的政治生命，还是愤怒的马小军想以鱼死网破的呼喊同中央文革抗争，还是从口号中预感到危险的计三猛苦口婆心发出的警告，一切全都无济于事！“老红卫兵”对中央文革从支持、拥护到怀疑，从犹抱琵笆半遮面的私下议论到公开反对，在那个“四人帮”权顷天下的年代，最终只有成为政治运动牺牲品和替罪羔羊的一条路，悲剧的命运在所难免！
运动初期把“老红卫兵”捧到天上的中央文革，看到他们充当急先锋的角色已经完成，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更加听话、更加俯首贴耳、也更加声势浩大的‘造反派’，完全可以取而代之了；看到越来越驾驭不住这群软硬不吃的年轻人竟敢公开向他们叫板，下决心必须把他们棒杀到“地狱”里去！短命的“联动”被中央文革定为反动组织而被彻底摧毁后，红卫兵运动从此也就走到了末路，“老红卫兵”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历史舞台演出的大幕就此永远关闭。
由于最高决策者和决策层对国内形势虽是主观好意但却是客观错误的判断和推动，历史给六亿五千万中国人开了一个万分沉痛、教训深刻的天大玩笑，在那置法治于不顾的疯狂、荒唐、动乱的浩劫年代，真是黑白颠倒、忠奸不辩！人们应当刻骨铭心地永远记住：中国绝不能再瞎折腾！烂折腾！绝不能再自己胡折腾自己了！
时间久远，记忆漠糊，难免错讹。在此对卜大华、王宁、马小军三位知情友人对本文相关人、事、时、地的重要修正和补充致以谢意。 （2011年12月26日于三省宅）
附：1979年写给《人民日报》记者纪希辰的信
纪希辰同志：
谢谢记者同志，您终于把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重大事件的真相昭示于大庭广众之中，为真理平了反，为事实说了公道话，使多少年来为之满腹疑团的人们终于看到忠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十几年前就同这些民族败类的严肃斗争，从而更加崇敬他们、信任他们，更加使人们感到我们党的大有希望，我们事业的大有前途。真诚地谢谢记者同志。
我这里要讲的，是您在文中提到的“联动”问题，我希望此案能告白于天下。
“联动”一案，是一错案。
“联动”成员，主要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忠于被 “神化”了的领袖而热诚地奔走、串联、造反，继而又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乱捧横打而迷惑、而不满、而反抗的所谓“老红卫兵”——一批政治上幼稚狂热的中学生，——或象先念同志所言：“十七八岁的娃娃”们！
“联动”犯有错误。它的前身，老红卫兵宣扬了反动血统论，有人还搞了打砸抢……但它绝不是反动组织，而是犯了严重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通过电台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实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政治阴谋，成为他们“抓小子，揪老子”制造二月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我所知，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南海联动”，所谓“中南海联动一号宣言”也纯属污造！……那些以“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及以“迫使对方犯错误”为信条的人们，在林彪、“四人帮”的欺骗唆使下，在全国大内战的派性斗争中，终于给这些尚未走上社会，不知政治斗争风浪深浅的青年人戴上了沉重枷锁：一些人被无证逮捕下狱，一些人遭残酷批斗，一些人被迫向错案屈服，一些人长期背负沉重的精神十字架，至今十余载。
就我所知，出于被江青这个政治两面派欺骗的无可遏止的仇恨，早在六七年，他们之中被无端下狱的人（最小的十五岁，最大不过二十），就悲愤万端地写过“遥忆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多爱我，且看今日送果人，手戴缭铐把牢坐。”（江青当初出于需要，让称她为阿姨，称青年学生为“小太阳”，并接受了他们请求，转送毛主席沙果）。就无比仇视地说过：“我恨江青。”我更知道被江青一伙列为反革命罪证的口号中，就有锋芒直刺江青，热烈拥护敬爱的革命老前辈的淋漓尽致的呐喊：“中央文革的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戚本禹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领导”，（其中也有错误的口号：如“全市的革军、革干、工农子弟联合起来！”以及其他一些只记得大意的口号）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早在一九六六年底，这些政治上幼稚的年轻人，经过惨痛的教训，不屈服，未吓倒，而是逐渐清醒、理智，反戈挥笔，转向对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的无情申讨，即最早的、最坚定的一大批反对江青的年轻人！在四·五天安门广场运动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更是坚定果敢地投身到反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乃至被审查、被下狱，但在命运的痛击之下，他们没有回头！
冷静地回顾历史，深刻地思考过去，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对现实和将来都会获益匪浅，尤其对青年一代，更可汲取无限的宝贵经验和沉痛的教训。
四人帮的无法无天，使我们付出了一代人的青春，两代人的心血。而今，党中央大刀阔斧、拨乱反正，人们打心眼里感谢、拥护、信任这使我们获得第二次解放的党！现在全党正在加速审理冤案、假案、错案，可喜的是“联动”这一错案，也就要大白于天下了。记者同志，您的文章中引用了先念同志的话：“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您也告诉了我们聂帅讲的话：“……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敬希为事实张目、为民请命的记者同志，如肯为“联动”错案奔波作一调查研究，我可提供一定的原始线索和人员。
相信党的机关报的记者肯为真理而战斗！
一名共产党员：署名
1979年3月8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9e08dd90100yhvi.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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