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

qmwn

博客地址：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6229

我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上）

图 / 通讯员     文 / 青水洋 ——历史不仅是回忆，更多的是对人们的借鉴与反思。 在江青等“四人帮”的“文攻武卫”煽动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越演越烈，从大刀长矛发展到真枪实弹，简直就像军阀混战一样。 我们62年入学的大学生，到68年9月才分配。当时各单位几乎都处于瘫痪状态，所以我们这批人大部分先到部队农场锻炼改造。 我分配去的地方是靠近连云港附近的济南军区9636部队，军区司令是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杨得志将军，军长是张铚秀（后来是昆明军区司令），奇袭白虎团的“杨伟才”是我们的军副参谋长。 我们分配走之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给我们讲了话。在操场上我们席地而坐，他露着白牙，笑嘻嘻地对我们说：“你们要服从分配……只要在地球上，哪里都是好的，啊……”我们都哈哈大笑，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们唯一记住的这句话被删掉了。 那是以种水稻为主的海边大农场，以连为单位分别管理自己的包管区，我们学生连也有自己的一片“自留地”。 当时虽然“九大”已经召开，但武斗还是不断，特别是联跨山东和江苏两省的连云港成了重灾区。 当时的所谓“好派”、“屁派”实际上都有后台支持。在连云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支持的一派占了上风。他们武器精良，实力强大。反对派只好撤出市内，在外面打游击，抢武器发展生存。 那是1969年的5月的一天，排以上干部（我们锻炼的大学生享受排级待遇）都到团部听师政委传达“九大”精神，政委名字忘了，好像叫“周铁嘴”，参加过朝鲜板门店谈判。因为政委亲自参加了“九大”，又是“铁嘴”，所以传达得很精彩。 十点多钟，突然一阵枪响，警卫员急忙来报告：二连营地遭造反派抢劫。在田里干活的战士闻讯赤着脚去追赶，跑在最前面的一班长被造反派开枪击中头部，顿时脑浆迸裂牺牲。 会议马上中止，干部急忙赶回连队指挥处理。我们学生连急忙赶到出事的二连。 二、三十名抢枪的造反派硬是被发疯似的战士从卡车上拉下。他们都光了膀子跪在连部操场上，战士们正强迫他们向毛主席请罪。 一位四川小战士拉指着自己的上衣，嚎啕大哭的对我们说：“这是我们班长的脑浆！”大家一看怒火万丈，特别是与一班长熟悉的几位同学按捺不住悲痛心情，冲上去就拳打脚踢，把造反派打得抱头跌倒在地。一位同学大声说：“我们打不违反纪律！”大家一轰而上，书生急了也很野蛮，要不是连长等人前来拉住，我们学生连可要大发威风了。 我们以为这事就完了，回连队吃饭还没有放下饭碗，突然又传来一阵枪声。我们出门一看，看到一位团部的通讯员扛着枪，气吁吁的跑来：“造反派的大部队来了，快帮我把枪藏起来！” 原来上午来的抢枪的几十名造反派只是先遣部队，后面来的十几辆卡车已经到达团部，并正在扩散到各连，其中一部分人正朝我们连奔来。 我们一看情况紧急，赶快接过枪往屋里藏，但往哪里藏？大家没有了注意。有人掀开炕席把枪塞在里面，上面压了被子，大家一看，这藏法也太低级了。机灵的小汤接过枪往外跑，外面有人大喊：来了，来了！小汤一看来不及了，急中生智把枪往门口的水井（储淡水用的）里一扔，一阵水花，马上就没声音了。 一群手拿刀枪的造反派冲进各班房间搜查，有人真的揭开了炕席。 “我们没枪。”大家指着自己穿的衣服。 造反派看着我们都穿着没有领章的旧军服，就抓住通讯员喝问：“你的枪呐？” “他是通讯员，从来不带枪。”我们一起帮着说。 当时的情况就像电影里鬼子进村的感觉一样，真不是滋味。 造反派转了两圈刚走，团部来命令，让我们一、二、三排去协助保卫团部。女生排留下看营房。 我们跑步到团部，看不到抢枪的激烈场面，只见团长办公室门半掩着，师政委正在与军区通电话，几个战士守在门口。 门外十几步外的地方站着一、二十个造反派，其中一个象土匪打扮的人，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拿着一把斧子，大声叫喊：“给造反派发枪还要请示什么？” 我们身穿旧军装的五十多人突然来到，他们不自觉的后退了几步，一下子形成了对持局面。 里面政委正第二次给军区打电话。第一次政委电话请示，军区说要等中央军委指示，但就是迟迟没有回音。 政委说：“我再说一次，现在我们还有自卫能力，请上级下令。” “九大”以后，中央已有严格禁止武斗的决定，对群众抢枪也有严厉的制止措施，师政委亲自参加了“九大”，他的请示是有根据的。 一排的老吴，大家叫他吴大胆，见造反派只有一个头头有枪，就悄悄地说：“我们上去把他枪缴了。”说罢大家就一步步向前紧逼，有一部分人开始从后面迂回。 刚走几步，突然从他们后面人群中走出几个拿冲锋枪的人，不由分说朝着我们就是一梭子，子弹嗖嗖从我们头顶飞过，打得屋顶上的瓦乓乓乱响。 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听到这可怕的冲锋枪声，一下子全都吓傻了，一个个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知识分子一下全都露了原形。 团长听到枪声一个箭步冲出房门，大喝一声：“谁也不准动！” 我们爬起来，躲在墙角，再也不敢动了。 里屋师政委正在焦急等待军区回电，听到外面冲锋枪声知道情况紧急，马上又拿起电话。对方说，中央还没有回电。 “什么时候能回电？” “不知道。” 政委刚要把电话撂下，突然他又向对方补充了一句话： “如果5分钟不回答，就是同意我们自卫！”说完狠狠扔下电话，低声有力地对团长说：“看好表，作好准备！” 好一个周铁嘴，竟然向中央耍起脾气来了！ 欲知中央是否回电，怎样回电，且听下回分解。 选择题： A、  中央回电，同意自卫； B、  中央回电，不同意自卫； C、  中央回电，根据情况自行处理； [blockquote]D、  中央不回电。 [/blockquote]

我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中）

图 / 通讯员     文 / 青水洋 ——历史不仅是回忆，更多的是给人以借鉴与反思。 上回说到，师政委在电话里向军区说了最后一句话：“如果5分钟不回答，就是同意我们自卫！”说完狠狠扔下电话，低声有力地对团长说：“看好表，作好准备！”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既兴奋又紧张。 5分钟不到，一阵电话声把大家的心全都吊了起来。电话里传来急促的声音：“中央回电，不准自卫！” 政委平静地放下电话，双手一摊说：“让他们拿吧。” 造反派打开仓库，蜂拥而入，步枪、手榴弹、子弹、军服一抢而光，与从各连队抢到的武器一起都搬上了卡车。 总的说来，这次造反派抢到的武器不算多，因为，一是我们师部真正的营地在山东临沂，农场只保留少部分武器；二是在造反派来之前，战士们已经把许多枪、手榴弹、子弹等扔到了旁边的河里了。 造反派很不满意，留下一部分人不走，继续搜查。 两天以后，师部传来消息说，造反派总部听说学生连狠打了他们的“俘虏”，准备前来报仇。又听说，那天抢枪撤走时，造反派自己打死了一个中学生同伙，就是误认为他是学生连的。 这消息一下子把部队首长和我们都紧张了起来，接着师部传来命令，要我们学生连马上撤回临沂。 我们立刻整理好行李，打好背包待命。但一直待命到晚上，也没有等到出发的命令。只是说，不准打开背包，继续待命。 战士们帮我们做好晚饭，天黑了，大家和衣而睡。 晚上战士和我们共同值班，还加了流动哨。下半夜轮到我，春天晚上的海风吹在身上还是凉嗖嗖的，不知是冷还是紧张，反正我两条腿一直在打哆嗦。 抬头望连云港方向，天空上不断出现曳光弹，多的时候就像放烟火一样。战士说，这是造反派在玩武器。 我们一直在待命，大家都心神不定。一位个子大，胆子小的女生跑到我们面前，哭啼啼地说：“看在我们老同学份上，路上千万不要把我们丢了。”弄得我们哭笑不得。 一直等到第三天，师部来命令，不走了。 原来师部考虑，团部的军用卡车已经被抢走，师部也不方便再派军车来接我们。要走，只能步行，而离开营地的步行军对我们来说更不安全。 我们打开背包，打扫卫生，恢复了正常生活。操场上一大堆废纸垃圾、树枝杂草，我们就点火焚烧。熊熊的大火直冲天空，余烟久久不散。我们郁闷的心情也开始释放，跳啊，喊啊地热闹了起来。 看着冲天的浓烟大火，不久附近的赣榆农村就传出了一条消息：造反派到部队抢枪，学生连的大学生们发火啦，他们在试验原子弹！ 大概两个星期左右，中央正式下达了可以自卫的通知，大家一下都真正的兴奋了起来。 团部把藏的武器集中了起来，在农场附近几个重要关卡设了固定岗哨，抽调了班长以上干部轮流值班，不准外人进入。这些站岗的部队骨干全是60年代罗瑞卿总长“大比武”出来的尖子，个个都身怀绝技，那都是真正的军人！ 从河里捞出的大量子弹、手榴弹等已经不能正式作为备战武器，上级指示，就把这些武器作为实弹练兵。 这下我们也都跟着开了荤，从来没有扔过这么多的真手榴弹，真过瘾！ 在实弹射击中，我们学生连的成绩竟然超过了其他各连，团长见一个个戴了眼镜的知识分子超过了他的战士，心中不服，硬要搞一次正式的射击比赛。 全团选出了10个战士。我们要求不准班长以上干部参加，因为他们太厉害了。 我们学生连也选了10个，我是其中之一，我的有依托射击成绩一直很好，经常打9环、10环。 比赛属于对抗赛，不管打到几环就算命中。谁先把对方的靶全部打掉，谁就赢。不过射击距离要扩大到150米。 比赛开始，我随手拿起边上战士递上的一支半自动步枪，从起跑、压弹、卧倒、上膛、开保险我都不落后，我憋住气，瞄准目标，一口气打出了10发子弹，子弹嗖嗖飞出，打得靶杆前后乱摇，但一个“敌人”也没倒下。我正要求支援子弹，一只大手压住了我的肩膀，说我中弹“牺牲”了。 学生连输了！气得我们连长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熊玩意儿，正式上场就拉稀！” 我非常纳闷，怎么我打出去的子弹左右不偏，都是往下偏呐？排长接过我的枪，一检查，我们比赛的射击距离是150米，枪上的定标不到100米。 战士们赢了，团长很高兴，但也没小看我们，非要我们交流经验。 我看到当时的小战士文化水平都不高，对射击知识的理解存在一些问题，我真心地讲了两点体会，这也引起了部队的注意。 第一点，根据我训练时的观察，新战士在瞄准训练“三点成一线”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准星和靶这两点上，而我认为，在注意“三点成一线”的同时，应该把注意力更集中在眼睛与准星这两点上，因为这两点的距离很短，稍有丝毫的偏差就会在靶上放大很多倍，就很容易脱靶。他们说，以前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第二点，射击时要尽可能熟悉自己的枪。我认为，打9环或10环，单从射击技术上已看不出高低，差别在于对使用枪的熟悉程度。因为在部队枪准星的校正是由人工来完成的，“神枪手”校正出来的枪也不会特别的准，所以使用人一定要对枪做到心中有数。后来有一次射击训练，每人发5颗子弹，后3发算成绩。我试打了2发，发现都偏下，后3发我稍微校正一下，3发全是10环，所以这又加深了我这个体会。 本来，我还要讲第三点的，就是射击前要检查枪的定标，不要打150米定在100米上。因为我们连长对此事还一直耿耿于怀，怀疑是他们搞的鬼，所以我就没有谈这个体会。 平静的生活持续了十几天。 一天，我们正在稻田里拔草，突然离我们不远的河边传来一声枪响，我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大概一分钟左右又同时传来了两声枪响，并听到了一个女人疯一般的哭叫声，我们赶忙奔出稻田……

我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下）

图 / 通讯员     文 / 青水洋 ——历史不仅是回忆，更多的是给人以借鉴与反思。 上回说到，离我们不远的河边突然传来两次枪响，并听到了一个女人疯一般的哭叫声。 我们急忙奔向河边。 这是离我们营房只有几百米的一条小河，河的一端通向大海，一端流向赣榆农村。虽然靠海的一端有个河闸，但也没有挡住海水倒灌，所以除夏天外，河水都是咸的。我们吃、洗等生活用水，全部都是用水车到2-3里外的内河里拉，然后倒在每班门口的“井”里储存起来。 我们赶到河岸往下一看，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两名中年男子倒在血泊里，一名妇女舞着双手，嚎啕大叫：“你们打错啦！打错拉！” 河边岗哨上的两位班长惊傻地站在那里，两支半自动步枪从他们手里滑落在地。他们开枪射杀的人，一个是附近的农民，一个是我们团部的军医。 这两个班长今天在这河边岗哨站岗。这条河以前经常有装货的船只来往，文革武斗后，河里船只基本上不见了。 下午，两位班长突然发现几百米外有一条船往我们营地驶来，船吃水很深，两个中年男子在岸上吃力地拉着纤。 河上很久没有见到船了，两位班长顿时紧张了起来。 这几天，外面风声有点紧。而师部又传来命令，要确保大学生的安全。据说全国在部队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已经发生了多次伤亡事故，这事已经惊动了周总理。 前不久，我们旁边炮团学生连的一位北京来的大学生，因大雨天在稻田里扛着铁锹巡视稻田水位情况，被雷电击中死亡。 此事发生后，上面非常重视，已禁止下雨天出去稻田巡水了。那的确是很危险的事，我们南方人都知道，在宽广的田野里，拿着铁锹，全身湿透，是很容易被雷打的。我和小汤雨天巡水时，经常开玩笑说，他个子小，我肯定倒霉。 船一步一步向岗哨靠近，两位班长站起来，大声吆喊：“停下！停下！” 在大风中，两人只顾拉纤，没有任何反应。 两位班长看着沉重的船越来越近，神经越发紧张。他们断定，船舱里一定埋伏了很多人，船一旦靠近岗哨，他们一哄而上，他俩是招架不住的。 他们举起枪，大声喊着：停下！再不停要开枪了！ 没有反应，船继续前进。船离岗哨只有200多米了，再不停就来不及了。 李班长决定开枪警告，“砰”的一声，枪声划过天空，拉纤的人头也没有抬，船继续前进。 两位班长经历过上次的抢枪事件，想起了牺牲的二连一班长，看到越来越近及船只，仿佛看到了船舱里抢枪的造反派一下拥上了岸。他俩在高度紧张中分了工：一人一个。 “砰，砰”两声，不愧是大比武时代的神枪手，拉纤的两人应声倒地，血流满面，从船舱里出来的却只有一位惊慌失措的农村妇女…… 倒地的一位穿着衬衣的是王军医，他是我们团唯一的军区学毛选积极分子。他刚从济南受军区表彰回来，路过河边，见一农民吃力地拉着一船化肥，步履艰难地一步一步走着。他毫不犹豫，脱下军衣，把行李放在船上，挽起袖子就帮着拉起了纤。他俩没有体会到拉纤时荡悠悠的浪漫情调，迎来的却是两颗无情的子弹。 这件事军区很快就作了通报，至于部队内部怎样处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进入秋天，黄澄澄的稻穗呈现了一片丰收的景象，快到收获的时候了，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这是我们从整地、播种、育苗、插秧、除草、施肥等等，一天天劳动的结果啊！ 大家都期待着庆祝丰收的一天。 但收割还没有开始，师部命令，所有学生连随同部队一起全部撤回临沂的师部营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部队换防。 我们和战士一起，从江苏的连云港，背着背包步行到山东的临沂。一路上，除浩浩荡荡的行军大部队外，还有急急奔驰的吉普车，一队队威武的炮车，这些以前我们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特别是不时举行的急行军演练，就像当年大部队抢占孟良崮一样，大家感到既紧张又兴奋。接连几天的行军，我们始终没有脱离过大部队，就连女生排也没有一个掉队的，其中包括几个平时有点娇气的上海姑娘。 临沂的部队营房是标准的苏式营房，一切都布置得有条有理，这时我们才开始有正规军的感觉。 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个冬天，除一开始安排的军事训练，如早出操、晚点名，挖“猫耳洞”等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政治学习，其中也包括以后允许的外语学习，晚上就是打桥牌。 我们在部队过了第二个春节，1970年2月，因我们原分配去的国防科工委第15院（总字825部队）解散（听说与陈伯达有关），我们又重新分配。我和我爱人被照顾共同分到了中国科学院，不久大家就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结束了难忘的部队生活。 分别时，团部通讯员用很老式的海鸥照相机给我们拍照留念，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班与连长、排长等的合影。 后排左起第2人就是鄙人，当时我很瘦，1.73米的个儿，体重只有115斤。第3人是我爱人的大学同学，后来担任了我国一个非常重要城市的市委副书记，在他等人的帮助下，促成了我俩的部队姻缘，我们一直感激在心。 我大学的同学，伟民、美昇、延航、小凤等10多人分到了刚刚成立的北京郊区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现“中国航天员中心”的前身），成了后来来的杨利伟等航天英雄的老师、同事和邻居，他们为我国的航天事业默默贡献了一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