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里霜新书《许世友与大民主》(1-4)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28 10:00:45

许世友与大民主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
（征求意见稿）
爱新觉罗·里霜  编著
2013.10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列宁）

“修正主义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像。”（列宁）

“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是更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毛泽东）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毛泽东）

谨以此书献给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人民缅怀纪念毛泽东。
谨以此书缅怀周恩来总理，感谢杨成武、刘锦平、廖汉生、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李德生、赵俊、何林兆、郭金林、谭友夫、喻新华、张希才、张祥、汪运祖、王子乔、徐放、廖政国、熊应堂、南萍、丁锐、沈萍、刘万祥等领导同志。在反对“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斗争中，他们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许世友的“多中心”错误。
谨以此书献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迫害致死的烈士们！期望“书魂”与“烈士忠魂”间互通互动“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籍以消弭阴阳隔幽之伤痛！祭罢秋坟愤未歇！
向白金、吴新志、钱毅、沈威廉、吴俊、李志政、陈荣安、孙秋萍、赵永芳、郑文娟等烈士致敬！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前  言

这本书里那些关于许世友的“故事”，都是陈年老醋，酸得很。所以，通过这本书把它倒出来，让大家尝尝，这醋到底酸到什么程度。也请有良知的专家——老百姓给鉴评一下，得出一个公正、合理的结论。也好让国防大学的某上将军、文学巨匠、表演艺术家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胡诌什么“近看”、“传奇”、“利箭”和“文革中的许世友”之类的东西，来忽悠老百姓。这些人乔装打扮许世友，实际上是大树特树他们自己。咱们总不能让那些瘴烟霾雾遮蔽阳光。当然，许世友也不乏有许多好听的故事。
这个“集子”是集体合成的。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陈时秋《真实的历史记忆》、朱雷《朱雷历险记》、周世安《茫茫岁月》以及赵里霜的《柳营梦》。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段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历史事件中，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制造推行一个“口号”，叫做“倒许乱军夺权”，举世皆知。南京军区（华东三省一市）除野战集团军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军以上机关，写大字报或口头批评许世友的人，在这个口号驱使下，都被许世友戴上了“倒许乱军夺权”“反革命”帽子，加以逮捕、关押、刑讯、迫害、虐待，被发配边远地区，遣返回乡，复员清洗，劳动改造等等，长达十数年之久。甚至逼死多条人命，冤魂至今没有平反昭雪。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罕见的大冤案。冤案制造者就是许世友。
这个大冤案，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虽然做出结论并予以平反，由于许世友的骄横抗拒，林彪的阻挠破坏，这个冤案继续扩大和发展，比如：“杨余傅事件”、“军官大复员”、“清查5·16”以及后来的“大清查”，都被许世友及其帮派所利用，继续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继续迫害无辜革命干部和群众。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以来，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者推行“肃反”扩大化错误路线也时有发生，唯有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无反可肃的现实中，先制造“反革命”（动员写大字报），再镇压“反革命”，以达到反对文化大革命，仇恨造反派，清除异己，维护封建专制法权，搞独立王国的目的。
1967年1月，在京西宾馆军委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上许世友叫嚷“抓捕造反派，杀他几个也不碍事”。同年2月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之后，许世友抓住《命令》中某些文字，断章取义加以歪曲，大肆抓人。毛泽东、周恩来发现之后，及时发布军委《十条命令》予以纠正。严厉批评推行错误口号，大批抓人，严令许世友放人并作检讨。许世友阳奉阴违，假检讨假放人。继续推行反动的“多中心”“倒许乱军夺权”错误口号。
1968年林彪、江青沆瀣一气，阴谋陷害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制造所谓“扬余傅”反革命集团事件。许世友借机变本加厉疯狂扩大对“倒许乱军夺权分子”大迫害。推翻了1968年1月5日，向党中央所作的《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以及1968年1月26日党中央，以中发［68］18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在南京军区领导机关三大部、直属单位、军事院校、文艺体育团体，以及三个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嵊要塞区，大规模举办许记整人“学习班“，历时十个月。在这些“学习班”里，发生多起迫害致死事件。
1969年3月，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又一次纠正许世友的政治错误，明确指出“倒许乱军”是反动的“多中心”口号，毛泽东说：“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党中央”。中央决定把南京军区政治部学习班，舟嵊要塞区学习班做为毛主席的客人，连锅端到北京去办。毛主席亲自圈阅学习班计划，要求把学习班办成“和棋班”。在北京被许世友打成“倒许乱军反革命”的人翻了身，整人的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和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做为替罪羊坐在被告席上。
1969年8月，林彪别有用心把四十万军队干部（其中8万经受战争考验老干部）复员回乡。许世友积极执行林彪的阴谋决定，乘机把所谓“倒许乱军”和同情受迫害，或坚持党的原则说公道话的“坏人”，以“打扫卫生，纯洁内部”为名，通通清洗离队。并在这些干部档案中塞进黑材料，继续跟踪打击迫害，其中有十三级老干部降级为二十一级，全家被遣送回乡，监督生产劳动。
1970年至1973年，林彪、江清在全国全军掀起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许世友无视党中央关于清查“5.16”的方针政策，紧跟林彪的“清查版本”，随心所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大搞清查扩大化。他秉承林彪旨意，扬言在南京军区和三省一市，“挖地三尺也要把‘5.16’挖出来”。一场空前规模的，军队和地方同时展开的“大清查”灾难降临了。仅江苏一省就有十三万人被打成“5.16”。其中有数百名省市级干部和军队军师级干部。南京民间流传“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民谣。在军区内部，许世友大炒“冷饭”，把五.六年前被打成“倒许乱军夺权”的人，包括已复员清洗的干部，重新逮捕归案，有的被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达三年之久。还没有脱军装的干部，就地隔离关押审查。同情受迫害或说公道话的干部，也被戴上“5.16”帽子加以迫害。这场大迫害直到林彪爆炸后三年，1974年才宣告结束。结论是“‘5.16’一个也没有，是林彪集团制造的阴谋，其矛头指向周恩来和老干部”。
《许世友与大民主》一书所揭露的故事，仅是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肃反”排除异己大幕之一角。许世友肆无忌惮倒行逆施，令世人愕然乍舌。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鲍先志副政委都是许世友同级领导人，他不请示报告党中央、中央军委把“王林鲍”列为“肃反对象”，打成“倒许乱军夺权黑后台”。与南京军区同级的国防科委副主任李仲麟将军，许世友照样不请示不报告，把它逮捕入狱，打成“倒许乱军夺权黑干将”。1971年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王林鲍，你高抬贵手”。
本书从多个方面反映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多中心”错误口号，南京军区出现多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并以事实验证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它的危害性。
第一  踢开党委闹独立王国，大搞山头主义。
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干部思想是稳定的。他们不理解地方造反派造省市委的反。他们主张：“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批评，不要打倒，不搞武斗；要保护省市委领导人不受伤害；两派群众不要对立。随着形势发展，干部思想逐步激化动荡。主要原因在于军区党委（许世友）不准介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早已介入了，而且是支持保守派，并参与藏匿保护省市委领导人。这和党中央指示是悖逆的，引起群众不满。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主席就南京军区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报告做了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军区机关大部分干部认为军区党委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群众自发起来批判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此引发思想上的对立，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大字报，内容集中在“军区党委害怕群众起来造反”“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态度消极”等等。在这关键时刻，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群众组织“星火燎原”来了，他（她）们猛烈冲击机关，发号施令，把本来已形成的思想对立局面，搅得一锅粥。下跪、戴高帽、游街是南下造反派干的，引起群众的愤慨不满。
群众与党委之间思想对立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要中央军委有指示下来，党委多做说服工作，群众还是听话的，决不会走上极端。“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两天之后，张贴的大字报主动揭下来，没有新大字报出现，机关没有乱。可是，许世友把这“两天”的“造反”看得过于严重了，把“不听招呼”“不守纪律”说成“踢开党委”“闹暴乱”，强加“倒许乱军”“反革命夺权”等罪名。许世友被上海“一月风暴”吓破了胆，生怕被打倒。他仇恨造反派。大规模抓捕、关押、刑讯、迫害、虐待随之而来。把群众的革命热情或思想认识问题，作敌我矛盾处理。南京军区党委向党中央作的“检讨报告”说：“带着镇反情绪大批抓人”。
许世友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之前，1967年1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由徐向前、叶剑英主持召开的讨论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会议上，早已气急败坏大闹京西宾馆会议，坚决主张抓人。他用拳头捶桌子，急不可耐的大喊大叫“南京军区乱作一团”“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他夸大其辞，危言耸听，对中央施加压力。
叶剑英、徐向前虽然批评了许世友要抓人的言论，但两位老帅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都发了脾气，叶剑英拍桌子把手指骨拍断了。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上，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又大闹了怀仁堂。谭震林说：“我后悔跟毛主席干革命四十年”。他怒气冲冲挟起皮包退出会场，周恩来拍桌子叫他“回来!”陈毅在会上说了重话：“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又搞出了一个林彪当接班人又会怎么样？他把矛头指向林彪，也批评了毛泽东。徐向前也拍了桌子。叶剑英、李先念对文化大革命都提出批评。一月，许世友大闹京西宾馆。二月，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大闹怀仁堂。“两个大闹”反应了“三老四帅”加上一个许世友对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不满。
两起拿文化大革命说事的激烈事件接踵而至，许世友在台前“冲锋陷阵”老帅在后台“排兵布阵”，林彪不动声色，江青暴跳如雷。她虽然聪明敏锐，但常为骄矜误事。她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是错误路线代表”。
毛泽东主席听了一月京西宾馆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上叶剑英发脾气，拍断了手指骨的汇报，他态度轻松从容地说：“军中多年，很大火气，可以理解，允许放屁”。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叶、徐、聂老帅，亲自招呼叶剑英到他跟前来，笑呵呵地问：“好！我的叶参座，怎么样？火气发过了！我早就说过，有屁就放，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有话当面说，问题解决于面前，天就塌不了”。叶剑英也道了歉。在2月18日，毛主席听了张春桥汇报大闹怀仁堂前面的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毅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再也没笑。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1967年2月20日深夜，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参加会议的有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毛泽东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涛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让美国、苏联一块来吧！”周恩来劝他不要这样生气，自己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周恩来、李富春找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除许世友一人外，都不同意抓人。许世友说：“王老虎你大胆干放手干，把造反的通通抓起来，出了事我承担”。并威胁王必成“你不敢抓就给我滚蛋”！
许世友要抓人必须踢开军区党委，否则，他抓不成。他不通过军区党委，独断专行。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开展“四大”合法单位，一抓就是58个“反革命”，罪名为“倒许乱军夺权”。军区政治部抓得更起劲，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宣传部科长杨炳仁，《人民前线》报编辑洪期钧，文化部干事方泽浦四人被宣布逮捕法办。南京白水桥、上新河军营成了关押、刑讯、迫害、虐待“反革命”的集中营，刀枪林立守备森严。可是关押的却是优秀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军官。1967年2月南京十分寒冷，许世友抓人则热气腾腾。
许世友抓人前台“闹事”，老帅元戎后台“排兵”。
林彪养晦暗通“款曲”，江青幼稚暴跳如雷。
主席宽容炉上“烧烤”，总理心高左右“周旋”。
镇压群众残忍迫害，阶级斗争无法迴避。
踢开党委贼喊捉“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继续革命势在必行，巨奸大佞包藏祸心！
第二   谁是乱军元凶，制造乱军目的是什么？
运用大字报发扬民主，给领导人提意见的发明权，不是南京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群众。这种民主形式早已发生在北京大学民主墙上。1919年“五四”运动时就有，解放前解放后都有。内容不同而已。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赞扬过，号召运用这一形式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不民主作风进行砰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和文体单位、医院等为合法“四大”单位，写大字报是合法的，无可指责的，许世友动员过，号召过。1967年1月，军区领导机关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写大字报，批评军区领导“不介入，怕群众”何罪之有？上墙的大字报，没有一张“倒许”，更谈不上“乱军夺权”。没有一张敌我矛盾性质的大字报。许世友把发扬民主的大字报，定性为“倒许乱军夺权”“反革命罪行”，显然是无中生有，陷害打击，别有用心，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他们由“军中多年，很大火气”，进而抓人、开枪（青海军区赵永夫），制造混乱，嫁祸于人，搅成乱局，对毛泽东、周恩来施加压力，达到干扰、阻止、动摇、破坏、否定文化大革命，扼杀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目的。实质是维护既得利益，待机复辟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怕的要死，恨的要命。
“倒许乱军”多中心反动口号一喊十年，镇压迫害也随之十年有余。你文革不停，我捣乱不息。毛泽东不断为许世友亡羊补牢，向其示好，许世友则有持无恐，早已“红杏出墙”，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双方斗法较量，只有天知、地知。热情革命无限忠于的南京军区广大干部群众，何以得知其中玄秘。
要把军区搞乱，先要把领导机关搞乱，要把机关搞乱，就要把在机关工作的干部搞乱。许世友学林彪也借钟馗打鬼，借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推行乱字当头的“七大乱”：大抓捕、大刑讯、大批斗、大劳改、大流放、大清洗、大提拔。美其名曰：“打扫卫生，纯洁内部。”“七大乱”把机关干部搞得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干部队伍乱了，家属子女也跟着乱了，枕头风刮得飞沙走石。战备工作，日常工作，生活秩序，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全乱套了。其中两点最为要害：一是，以许划线人为制造“稳军派”“乱军派”，两派之间严重对立，水火不容，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分裂干部队伍，破坏团结。二是，把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三位常委打成“倒许乱军夺权黑后台”。北京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杜平政委患得患失，不起作用，军区党委班子和干部队伍都乱了。这两大乱，为许世友独断专行，拉山头搞独立王国扫除了障碍，大开方便之门。许世友自诩他持有“上方宝剑”并非吹嘘偶然，他的“上方宝剑”既来自毛泽东又来自林彪，还有他手上的南京军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实力派。
正当南京军区乱成“一团槽”（许世友语）的时候，林彪出手了，他“养晦”“款曲”之术更为高明隐蔽，动作规模更大，更有全局性和战略性。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调集了13个武装连队，向造反派开枪，死伤340人，逮捕数千人。林彪说：“打的好，你们打得对！”后来他说：“是叶剑英说的”。1967年2月9日，南京军区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许世友派出全副武装一个团（缺炮营和迫机炮连）上了刺刀，包围了八一医院，与军队院校造反派对峙。哪里是维持秩序？引起了军内外群众强烈不满，而林彪在当晚却作出支持包庇许世友的结论：“南京军区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八一医院维持秩序是正确的”。明明是一个团，却说“一个小分队”。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打着稳定军队的旗号，行搞乱军队的“狠招”层出不穷，比如：“揪军内一小撮”，“批判带枪的资反路线”，制造“杨余傅事件”，“清查5.16”，“毛泽东四个伟大”，“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等等，其最终目的是架空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愤慨地说：“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很多人嘛！”
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夺权”多中心，林彪或明或暗支持包庇。林彪毁我长城篡夺军权，阴谋驾空毛泽东，许世友心领神会，乘机利用，“制造乱军”,清除“异己”，巩固许家领地，一帅一将一唱一和，同床异梦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相得益彰。当然毛泽东也没有闲着，周恩来心知肚明。毛泽东号召：“还我长城”。
第三   “军区政治部乌七八糟，军区政治部知识分子干部乌龟王八”。
“乌七八糟，乌龟王八”是许世友的口头禅。他对知识分子干部偏见极深。军区政治部是军区党委的办事机构，是政治部派出单位。政治部的任务是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政治、军事、组织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是我党在军队中的生命线。怎么成了乌七八糟和乌龟王八了呢！
知识分子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可以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更不能以乌龟王八称之。
中国几千年历史，哪一代开国之君，哪一位起兵造反之王，谁个不尊重知识分子，不倚重知识分子，不拿知识分子当宝贝疙瘩。离开知识分子能成气候的没有一个。三千多年前，商纣王暴戾，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早就想兴兵“吊民伐罪，周伐商汤”。但苦于没有找到有文化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来担当国师为之策划运畴。一天，姬昌在渭河边上遇上了一位正在垂钓的老翁，此人姓姜名尚，号“太公”，也就是姜子牙。他是个治国有方善于用兵的大知识分子。姬昌大喜，请姜子牙登上他的“专车”，一路回宫，边走边谈。在路上姜子牙分析了商纣王和西周的对比形势，准确地把握西周必胜的条件。积极建议姬昌尽快兴兵讨伐。姬昌死后，儿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他继承父亲遗愿，继续推行姜尚的谋略。公元前1027年姜尚领兵与商纣王的军队决战在牧野（河南汲县）取得胜利，建立了强大的东周奴隶制帝国。西汉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争天下，没有萧何、张良、韩信、曹参、陈平等知识分子出谋划策，仅靠武将樊哙、英布、周勃能把项羽困在垓下“四面楚歌”吗？能逼他“霸王别姬”吗？三国时期刘备，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到处逃亡，后来经过知识分子徐庶介绍认识了诸葛亮，才有了“隆中对”。没有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策略，搞了“火烧赤壁”，刘备能三分天下吗？唐太宗李世民取得天下，建立“贞观盛世”，没有房玄铃、杜如晦、魏征、李绩、褚遂良、狄仁杰这些大知识分子能成功吗？明太祖朱元璋起家，没有刘基、李善长、胡惟庸这些人，他能“治隆唐宋”吗？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没有范文程这个汉人大知识分子为之运筹帷幄，他父子能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后金政权吗？多尔衮领六万清兵入关，铁定中原没有洪承畴为之献策，他能稳定清初政权吗？当然，光有知识分子不行，能征善战的将军也不可或缺。许世友不读书不看报，既不“厚重”且又“少文”，仅靠“敢死队，拼大刀”行吗？打济南，毛主席说：“还是叫许世友指挥吧！”如果没有粟裕、谭震林、宋时轮的策划，没有策反吴化文起义，许世友能打下济南吗？说什么“许世友是毛泽东之剑”“许世友传奇”狂妄之说不乏无知。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王稼祥、朱德、任弼时、叶剑英、陈毅、罗荣桓、聂荣臻、董必武等都是大知识分子。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各个时期军中最卓越的政治工作创始人、领导人恰是这几位知识分子。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工农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强调：“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挫之后，工农革命军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部队整编，史称“三湾改编”。毛泽东为秋收起义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充实了二条“注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传至今天。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后90多年中，时刻也没有忘记人民群众，时刻也没有放松政治思想工作。许世友骂南京军区政治部“乌七八糟”，骂政治工作干部“乌龟王八”。许世友你这是在骂谁啊！
第四   枪指挥党
1 “司令部接管政治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世友又一句公开挂在嘴边的话，在实际工作中也兑现了这句话。1967年“二月抓人”，军区政治部首当其冲，政治部正常工作基本瘫痪。抓人、批斗、劳改、清洗等事情成了头等大事，由许世友亲信李树和、蒋科、肖海、田普等人一手操持。“稳军派”成了帮凶打手。各部门正常工作都让路了。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取代了党的政治工作，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被淡化了，取消了。“取消政治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许世友说到做到。做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独挡一面的大军区司令员，如此这般，决不是思想作风问题，也不是工作方法问题，而是政治路线问题。
毛泽东主席说：“倒许乱军口号是多中心，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的中心只有一个，党中央”。毛主席重申了“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2  “这250名政治部干部我们不要了”。1967年2月抓人之后，许世友以“支左”为名，把政治部二百五十多名干部作为“坏人”流放到浙江边远山区劳动改造。这批干部离开南京之后，军区干部部杨映雪部长打电话给浙江省军区，说：“这批干部我们不要了”。杨映雪奉命办差，他要听干部部副部长田普的。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司政后的干部，是遵照军委总政治部指示，从各军师挑选上来的优秀干部，充实领导机关的新鲜血液。这批干部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确保党的正确路线畅通无阻，落到实处。可是，许世友却把他们视若敝屣，迫害摧残任意摒弃。
在许世友推行与党中央相对抗的“多中心”错误口号期间，军区司政后干部，为了维护“党指挥枪政治原则，挺身而出批判抵制，纠正许世友的政治错误，这本身就是党性表现。但是，却遭到了许世友的镇压。许世友的脚跟站到哪一边去了！
3  老婆当“许办主任”兼任干部部副部长。
司令员任命老婆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在全国十二个大军区中绝无仅有。不仅如此，“许办主任”还要兼任干部部副部长，直接操纵南京军区三省一市军队干部大权，在我军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
毛泽东主席批评林彪老婆叶群“爱吹不爱批”，说林彪叫老婆当“林办主任”“不得人心，手伸得太长”。许世友超过了林彪，田普超过了叶群，既当“主任”又当“部长”。田普原名田普兰在山东胶东唱小曲出身，被许世友看中，她是一个德才两缺的人。
4  “解散后勤党委”。
南京军区后勤部党委是军一级高级党委。按党章规定，党委的产生必须通过党员代表大会选举，经过上级党委批准。可是，许世友说：“解散后勤党委”（1967年11月22日，南京军区后勤部党委同“三支两军”干部谈话）。1967年2月军区后勤部党委奉许世友之命抓了370人，许世友不满意，认为后勤部政委郭金林“老右倾，豆腐渣”，部长谭友夫“胆小怕事，说软话，顾虑多”，副部长汪运祖“小病大养占着茅坑不拉屎”，副政委喻新华、张希才“同情造反派列为审查对象”，副部长张祥、参谋长王子乔，政治部主任徐放“同情支持平反”，副政委黎同新“伸手要官不干活”。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所以要“解散后勤党委”。他说：“后勤很复杂乌七八糟”，抓反革命“油水很大”。吴大胜副部长跟得紧，抓“5.16”有功，晋升江苏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苏省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持江苏省委工作。黎同新送酒有功，保留后勤党委常委，调任江苏省革委会生产组组长，抓洋河酒厂“建设”，好继续送酒。新建的后勤部党委常委都是许世友的亲信或卖力抓人的干将，或投机宴请田普，对许世友表示效忠的风派人物。如鞠为仪、刘轩亭、耿希晨、谭勋、缪嘉等人。
新后勤部党委常委成立之后，大兴以许划线的派性，大整前党委主要成员郭金林、谭友夫、汪运祖、王子乔、徐放等人。进一步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唯许世友之命是听。后勤部有11位将军，他们都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许世友要拉山头，这批井冈山上的“老驴子”阻力很大，必欲去之而后快。
第五   召开军区“积代会”为推行“多中心”口号服务。
毛泽东思想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积代会），是为了加强毛泽东思想对广大指战员在政治思想上的统帅和指导地位，而许世友则反其道而行之。
1968年3月南京军区举办大规模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行多中心口号，在“学习班”里，大搞逼供信，大搞批斗会，大搞拳打脚踢。大搞秋后算帐，反攻倒算。
同年四月，许世友决定召开南京军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亲自督导，亲自安排，带头“讲用”。一改以往杜平政委挂帅，司令员不闻不问的冷落态度。在这个大会上，准备了许多反面典型“活靶子”，如：史景班、杜方平和“王、林、鲍”，以及“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大会秘书处提供了丰富的“讲用材料”如：“倒许乱军”分子大名单；各种黑字头大帽子，黑后台、黑干将、黑爪牙、黑头目、黑爬虫；形形色色“讲用口号”有北京的有南京军区的，“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王、林、鲍”，“打倒史杜孙赵”，“打倒倒许乱军夺权分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批倒批臭批透”，“砸烂倒许乱军分子狗头”等等。台下还拉起了助威拉拉队，“低下狗头”“站起来”吆喝声此起彼伏。庄严的“积代会”竟荒谬到如此猖獗。端坐在主席台中央的许世友得意洋洋心满意足。
正当许世友兴高采烈的时候，《解放军报》记者，新华社驻南京军区记者组早已把大会“盛况”细节，以《内参》形式直接发给了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主席接到信报之后，送给许世友一顶帽子：“倒许乱军是反动的多中心口号”。许世友见势不妙，匆忙把“倒许”二字改为“反党”，但为时已晚。欲盖弥彰，反而弄巧成拙，许世友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留下了一页败笔之作。国防大学某上将军撰写了一本书，名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为什么不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这一精彩画面写进去呢！
第六   制造派性破坏团结
廖汉生调离南京军区时说了一句话：“南京军区有派性”。资产阶级派性根源是“倒许乱军”多中心论，祸首是许世友。以许划线“稳军派”和“乱军派”就孽生在这个口号里。派性导致的后果是：在政治上搞“多中心”否定党的一元化领导，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在思想上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建立个人崇拜，指战员只知许世友的“伟大军功”和“神奇故事”，不知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在组织上以人划线，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拉山头搞宗派，闹独立王国。南京军区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服从是有条件的，符合“多中心”口号的就执行，不符合“多中心”的就拒不执行。这个错误口号已发展成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其时间之长，流毒之广，危害之大给南京军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门广大指战员政治思想信念削弱了，动摇了，混乱了，大批反对“多中心”的干部被清除，我军优良传统作风被军阀作风取代，联系群众，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路线异化为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一言堂。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防建设中，曾出现过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但没有发生过以许世友为代表的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的错误口号，公开对抗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许世友现象。毛泽东之所以容忍许世友的错误，没有对他作“大手术”，是出于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需要。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南京军区是爱护的，对许世友是爱护的。对他的错误采取了耐心说服教育的方针。希望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在文革中毛主席在处理浙江和江苏无锡问题的报告中，对许世友的错误批示说：“能如此（指改正错误）就好”。但是，许世友屡教不改，顽劣不化，坚持错误甚至变本加厉。毛泽东多次敦促他学习哥白尼的“天体学”，要求他多读《红楼梦》至少看五遍，批评他只抓黑（挖煤）不抓红，指出他“少文”。但他心怀异志阳奉阴违，出尔反尔，陶醉于中国农村封建落后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中而不能自拔。他想当刘宗敏、扬秀清、张作霖。他终生嗜酒成性，溺于个人绝对权威，不知书不达礼，轻视旧世界观改造，老子天下第一。
许世友1955年调来南京军区工作，在南京军区经营了近二十年。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油了”。南京军区在许世友管辖下，其山头体系盘根错节，十分顽固。1973年虽然调离，但阴魂不散，体系完整，依然水泼不进。根本原因在于既得利益绑架了这个山头体系，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党中央顾全大局，仅对许世友个人，作了一些有限的“修理”，对南京军区的“山头”采取遂时而移的态度。四十六年已逝，受害者不堪回首，但历史不容歪曲，必须正本清原，还其原貌，以正视听。
第七   许世友忠于毛泽东，他跟着毛泽东走的，你相信吗？
1967年“二月抓人”，在北京认错检讨，在毛泽东面前认错检讨，回南京就翻案，就反攻倒算。
1969年1月“浙江会议”毛主席有重要批示。1月和3月，毛主席对南京军区政治部、舟嵊要塞区两个在北京办的“学习班”都有重要指示，并亲自圈阅“学习班”计划，要求办成“和棋班”。许世友都没有向下传达。他在南京说：“到北京一切听中央的”。学习结束回南京又翻案，一切听许世友的。这是“跟着毛主席走”吗?这符合毛主席“办成和棋班”要求吗？1969年8月，把毛主席的“客人”，南京军区政治部和舟嵊要塞区在北京办的学习班“倒许乱军”学员通通复员还乡，这是“紧跟毛主席吗”？1971年9月10日，在惊心动魄的“9.13事件”前夕，毛主席南巡在上海虹桥机场专列上等了许世友一天，他到安徽霍丘城西湖农场逍遥去了。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一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在南京站没有下车，也没有让许世友上车接见他。许世友把他学习列宁著作的 “心得笔记”和抓“5.16”成绩报告，托汪东兴带给毛主席。许世友真的学习列宁著作了吗？他可能写“心得笔记”吗？抓“5.16”是按林彪死党李忠“指示”抓的。他的这种行为是什么性质？“忠于、紧跟”吗？他欺骗毛主席。
1970年清查“5.16”，党中央多次发文通知，明确清查对象和政策，许世友拒不执行。唯独林彪死党李忠奉林彪之命，来南京军区“督战”，许世友奉若上宾，对李忠言听计从。李忠说：“要从排查重大事件着手，以罪行事实为据”。“反对大军区司令员，就是揪军内一小撮，就是‘5.16’。”“在北京，1967年‘5.16’三次反军高潮，即一月份和七、八月份，还有十一月份”。暗示南京军区反许高潮也在1967年这几个月份里，即所谓“南京军区‘倒许乱军’三大风浪”。李忠这些黑话都来自“以林划线”的“林彪版本”。“杨余傅反革命阴谋事件”就是用“林彪版本”泡制出来的。李忠对南京军区清查“5.16”大加赞扬，说：“南京军区清查“5.16”搞的很好，工作很细。”许世友听了这些黑话，心领神会一拍即合。南京军区及华东“三省一市”清查“5.16”全照“林彪版本”执行，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的中央文件全部被打入冷宫。
南京军区后勤部“清查办”负责人耿希晨，1974年12月13日，在军区后勤部党委扩大会上作检查，他说：清查对象只有一个标准“凡反对许世友都是‘5.16’罪行”，“凡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造反活动，都列为‘5.16’罪行”，“凡到过告状团，接触过告状团成员的，都作‘5.16’罪行审查”。因为告状团是告许世友状的，按照上述框框抓“5.16”，后勤部共挖出356名“5.16”，仅7425工厂就挖出267名，占全厂人数1/2以上。耿希晨说，这个数字不包括复员返乡、转业、调出的“5.16”。按“林彪版本”，在江苏省抓了十三万“5.16”，死伤累累后果严重。1973年许世友调走，吴大胜被戴上“三破坏”帽子，当了替罪羊，罪有应得。这些事实是“跟着毛主席”吗？
许世友在清查“5.16”中究竟跟谁走，忠于谁不言自明。十年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后九年，十九年中，战将许世友的“传奇故事”“神秘事绩”，在他的一生中称得上最精彩、最真实、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画面，其中尤其“珍贵”是：开顶风船对毛泽东、周恩来搞阳奉阴违。千方百计投靠林彪、江青玩弄平衡，在毛林之间左抱右拥为我所用。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到广州“休息”，许世友刻意举行特大欢迎场面讨好邓小平。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以我军惨重伤亡代价换取有限胜利向邓献礼。被贬之后仍然四处伸手又以过量饮酒发泄对邓小平不满。最后带着猎枪（叶剑英赠送）、茅台酒睡在楠木棺材里（尤太忠赠送），耗费大量军费和人力为其修路筑墓，与他母亲归葬一处标榜“活着尽忠，死后尽孝”的“品行”。许世友在生活上是糜烂而霸道的，令人发指，完全不具备共产党员的品德，也不为党纪国法所允许。这几幕特别精彩的“许世友传奇”“文革中的许世友”足以显示“大刀将军”“英雄本色”。中国历代文臣武将“留取丹心照汉青”者不计其数，许世友其人，可乎！
“许世友现象”不是孤立的个人问题，不是偶然现象。在阶级社会里，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彻底消除之前，这种“社会现象”将不绝于世。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党的同路人，虽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也曾经发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那仅仅是入党时表达的姿态和方式，他们不等于就是张思德，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不见得一辈子都做好事。民主革命时期的“功勋”不意味着他们脑子里私有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意识已被清除干净，不等于旧有世界观已彻底改造好。所谓身子在社会主义，脑子在资本主义，利用改革开放机会，行使“法权”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不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四大家族”“六大家族”“十大家族”吗！这些在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滋生起来的新官僚资产阶级，哪一个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国元勋。文化大革命初期，湧上街头的“老红卫兵”公开叫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老汉”“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这些保爹保娘派“红卫兵”的政治诉求，不正是民主革命派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秩序”，“和平民主新阶段”，豪门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吗？实质上依然是封建的改朝换代。毛泽东的伟大在于继续革命，不允许“改朝换代”。
毛泽东伟大在于大公无私，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泽东身后没有财产，他的子女都过着平民生活。比起十大家族子女所谓“红二代”的财富拥有，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民主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红二代”不以权敛财把银子存在外国银行里，能如此就和毛泽东一样伟大，不能列为既得利益阶层，不能给他们戴上官僚资产阶级帽子。什么叫官僚资产阶级？什么叫官僚垄断集团？国内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最清楚，老百姓也心知肚明。
毛泽东倡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均出于他大公无私，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国内外阶级敌人，妖魔化毛泽东，鬼魅魍魉去毛化，在他的大公无私彻底革命面前，都不灵了。人民群众对深奥的革命理论不太明白，但是他们对现实最明白。
有人企图用建国以后的历次运动说事，不分青红皂白，无论是非界线，把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加以扩大，无限上纲，用来去毛化，达到掩盖“最坏的资本主义” 罪恶现实。这种掩耳盗铃，贼喊捉贼，欲盖弥彰的伎俩，能达到目的吗？人民不是傻子，更不是瞎子。现实是公正的，历史是无情的。事实求是，老老实实向人民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取得人民的谅解，挽回信仰危机是正道。要信马列毛泽东思想，不要信金钱和权力。继续文过饰非，必然被人民彻底抛弃，被送上历史审判台。这是铁的定律，谁也抗拒不了逃避不了。
南宋有个文天祥官至宰相。公元1278年被元军俘虏，自杀报国未遂。忽必烈对他说：“你投降，仍然当宰相”。文天祥回应“我受宋恩为宰相，岂肯事二姓，愿赐之死足矣！”临刑时，观者数万人。文天祥南拜，从容就义。死后从衣带中得遗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很有气节，中国人老少皆知。什么叫气节？简而言之，就是坚定不移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动摇，不放弃，不背叛。正如文天祥说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现在，有很多高官，一看到乌纱帽，就忘记了信仰，成了贾桂。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官给我当的就是我娘我爹！叫做“有奶便是娘”。他自己当了叛徒，还要倒打一耙，指责坚持信奉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人是“极左思潮”“要反思”。奉劝官僚先生们，你们不学习马列毛可以，你们应该去读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奉劝吹捧许世友的朋友们，你们好生学习《正气歌》不要当贾桂，刘瑾的下场是镜子。
要继续革命，就要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共产党哪有怕群众的道理？走群众路线离不开民主，离不开大民主。小民主、假民主、举手民主、口号民主均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范畴，是骗人的鬼把戏。人民民主不是空话一句。人民吃饭、住房、看病、受教育打官司等都属于民主的事，民生不能保障，人民不满意能叫民主吗？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监督权、话语权、知情权不在老百姓手里，舆论工具也没有你的份，你哪里来的大民主？你没有资格用大喇叭说话，更不允许你呐喊、呼吁。你只能用小喇叭说话，充其量也只能私下里发发牢骚，或在互联网上放上几个不响的香屁。谁会理会你呢？那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土司恶霸会买你的账吗？只有发动群众运用大民主的方式才能制服这些妖魔鬼怪。光靠“制度条文”就能把这些强有力的反动势力关在笼子里吗？光靠“纪检双规”就能扫除一切害人虫吗？没有群众的力量，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有人说千万不能发动群众，群众一起来，文化大革命又来了，阶级斗争又来了，又要横扫了，又要打砸抢了，又要武斗了。这是什么话？把群众运动说成是洪水猛兽，中国历史几千年，发生过数百起大规模农民起义。没有农奴戟哪能降服霸主鞭?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今天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群众运动。共产党有天下靠的就是群众运动。哪有怕群众的道理?要说怕只有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反动派怕群众，你没有干坏事，没有剥削压迫群众，没有镇压群众，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当祼官逃之夭夭，你怕什么？你不是穆仁智，你怕白毛女干什么？你不是南霸天，你怕红色娘子军干什么？天大笑话！心中有鬼的鬼，才怕人叫门。不但晚上怕，大白天也怕，怕的发抖。
许世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饱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在旧社会，倍受欺凌和歧视。因此，他要起来革命，在土地革命、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他立场坚定，态度坚定，不怕牺牲，勇敢杀敌，这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跟着来了，他不是放牛娃了，他是一位地位显赫，养尊处优，一呼百应，一言九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军区司令员上将军了。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如果他脑子里仍然留存着小农经济和狭隘的农民意识，甚至沾染农村流氓无产者的意识和习性，以及封建社会那些帝王将相、封建专制、军阀独裁等流毒，当国内外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形势发生变化时，他脑子里的“残渣余孽”必然要膨胀起来。为了维护他的既得利益和权力，他必然要释放他的“法权”，不但“释放”而且要“强力行使”。他在大闹京西宾馆，搞“七大乱”时，充分爆发了他的霸气和淫威。许世友说：“谁污侮我，我就打死他。杀他几个也不碍事”。但是，他毕竟是共产党领导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上将军，所以，要拉大旗做虎皮，披上合法外衣。合法外衣是什么呢？《八条命令》是最理想的外衣。后来他又说：“我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这不仅是极其错误的“巨无霸”之谈，而且更加“凶猛十倍”。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阻挡不了，何况他后面还有更强有力的“运筹帷幄”反对继续革命的老帅们。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如陈时秋、朱雷同铁瑛的斗争；周世安同彭克、周牧的斗争。这场大搏斗的实质依然是政权问题，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尤其思想意识领域的彻底革命，一句话，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现在有许多人不顾历史事实，居心叵测地吹捧许世友，为他树碑立传。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呢？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很多坏事、见不得人的事，一旦公诸于世，必然引起公众正义谴责。许世友个人迷信会遭到灭顶之灾。一旦放火烧山了，在这个山头上麋居的各类物种将无法生存。为了靠山吃山，要拼死保护这个山头，要美化他，要神圣他。大树特树死人，是为活人寻觅更大的利益，否则，自己也要身败名裂。他们是在许世友羽翼下爆生起来的。没有大树哪有猢狲。
《许世友与大民主》一书，把这场斗争在南京军区内部的反映，一幕幕展示出来，清晰地告知人们，武装力量并不是脱离社会阶级斗争的“水晶宫”，资产阶级政治家鼓吹军队国家化，军队不介入政治等都是鬼话、假话。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迫使党的同路人和假共产党人，在继续革命的关键时刻原形毕露，过不了关。唯一出路就是不断伪装和欺骗，还有一手就是镇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艰难而坎坷的进程，运动中出现的种种惨痛事件，致使“文革”受挫，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是领导者的错误发动和继续革命理论的谬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旧习惯势力的阻挠破坏，以及党内“形左实右”集团的干扰。这股力量以极左面目出现，充分激发利用小产阶级的阶级劣根性，狂热、偏激、幼稚和私心，形成了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派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接过了这个派性，借力发力向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冲击。实际上，自从各级革委会成立之后，造反派在三结合的政权班子中已形同虚设，大权旁落到被结合进来的“走资派”手中。邓小平的“整顿为纲”就是复辟。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已来日无多了，他们迫不急待要秋后算账。华国锋、汪东兴叛变导致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左派幼稚病，在客观上同样是一股破坏力量，他们干了大量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傻事和错事。“走资派”一旦得逞，他们同样遭到了清算和镇压。这一惨痛历史教训极为痛心！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授人以柄代人受过。对文化大革命有必要进行缜密而科学的总结和反思，这个“反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另一种是反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仗势欺世，简单粗暴，匆匆忙忙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有亿万群众参加，具有世界革命意义的伟大实践，是不可取的，也是反动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决不会这么做。匆匆忙忙搞了两个“审判”更是拙劣的表演，那是政治上”肾亏”的表现，它将遗诟后世。党内斗争哪有诉诸专政工具的！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永远照亮共产主义运动前进道路。
在西方镇压巴黎公社起义是梯也尔。
在东方镇压并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邓小平。
工人阶级没有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之前，一切人民起义只能是改朝换代。农民运动也好，人民起义也罢，最终的胜利果实都不属于人民大众所有。这种革命虽然推动了社会发展，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丝毫没有动摇或改变社会的生产关系。起义被新的统治者所利用，起义果实被窃取。皇帝、总督、总统反过来重新镇压人民，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受剥削的境地。这是历史局限性。工人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欧洲出现了“共产主义幽灵”，马克思《资本论》问世之后，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共产党宣言》引导下，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法国无产阶级武装起义，攻打巴黎巴士底监狱，宣布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俾斯麦、梯也尔联合国内外阶级敌人镇压了起义工人。俾斯麦、梯也尔“从德国俘虏中释放了十万名法国兵，并联合德国军队制造了惊心动魄的‘五月流血周’。三万巴黎人被士兵杀死，四万五千人被捕，其中许多人被处死，被流放去做苦工的数以千计。巴黎总共损失了十万人。”至此，“资产阶级心满意足了。‘社会主义长此休矣’！”（《列宁全集》17卷121-125页）百年以后的中华民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何偿不是如此！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公社的革命精神永存，继续发扬光大，为无产阶级革命留下了宝贵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陈旧了，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总结：“巴黎的无产阶级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的周围”。他高度赞扬公社“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从‘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他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他愤怒斥责梯也尔：“那些杀害他们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架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对梯也尔做了极为精彩的描述：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的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法兰西内战》）
“巴黎公社”起义四十六年之后，1917年10月，在列宁创建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伟大的苏联建立第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横跨欧亚两洲的大陆上。又过了三十二年，在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吸取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们为中国革命胜利而欢呼雀跃。
苏联亡党亡国，以及东欧巨变，震撼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毛泽东的不朽贡献为：他总结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都被颠覆，资产阶级又卷土重来的沉痛历史教训，找到“祸根”所在，共产党是被隐藏在共产党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打倒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部，“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得而复失。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辩证法就是如此”（《列宁全集》第二卷493页）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毛泽东的伟大，不仅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全党全民要“斗私批修”。要运用大民主的方式自我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资产阶级的同时，还要搞好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自身旧世界观改造。铲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纯化人性，实现世界大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人的口号是：“解放全人类，工人阶级才能解放自己！”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为此奋斗了终身。毛泽东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七位亲人，他逝世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无比珍贵的毛泽东思想民族财富，还有的就是大量书籍和几件破旧衣服，以及接见外宾唯一的一双旧皮鞋。
《许世友与大民主》没有涉及深入探讨文化大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和教训，也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社会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政治评价。这两个理论问题，有望于西山之玉予以壁成。
本书难免有疏漏与不妥之处，敬请贤达之士予以指正批评。

       爱新觉罗·里霜   2013年10月南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cc372e0101tjvb.html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28 10:01:43

目录

（壹）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1
（一）有过显赫经历的许世友……………………………1
（二）“三个不能打倒”洋洋得意的许世友………………2
（三）文革“四大”动员大会一反常态的许世友…………4
（四）文化大革命“炮声隆隆”中的许世友………………7
（五）被迫作检讨又不甘心的许世友……………………12

（贰）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14
一、在“倒许乱军”黑旗追歼下艾汉美全家大逃亡……14
         （一）  明晃晃的刺刀毒打摧残虐待………………14
         （二）  许世友逢场作戏艾汉美泪哭娘亲…………16
         （三）  艾汉美深山铸剑韬晦潜行…………………18
         （四） “批资总部”宣布：公开批判许世友错误…20
         （五）  成立告状团赴京告状向许世友讨还公道……23
         （六）  周恩来接见二十一人代表潇洒人民大会堂……25
         （七）  周总理亲自领导“南京军区学习班”………27
         （八） “王林鲍”代人受过硬着头皮挨板子………28
         （九）  毛泽东主席发布“三个不能打倒”
               告状团成员切实履行“三个转变”…………31
         （十）  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来了
                  中共中央红头文件……………………………34
         （十一）毛主席亲切接见周总理庄严宣布：
               “我代表党中央南京军区受委屈的
               同志一律平反”………………………………37
         （十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红头文件
               墨汁未干许世友全部推翻……………………40
         （十三）许世友走上极端“积代会”变质为
               “多中心论学习班”……………………………43
         （十四）“倒许乱军夺权”多中心口号破产…………44
         （十五）“和棋班”失败了…………………………48
         （十六）亡我之心不死许世友故伎重演
               众人伸张正义免我再遭一难………………53
         （十七）究竟谁是南京军区“乱军”祸首…………55
         （十八）许世友的“尚方宝剑”耐人寻味…………58
  二、陈时秋“一张大字报”引起四十六年的冤案………63
         （一）  天地转悠悠红色少年郎……………………63
         （二）  从小学革命心中毛泽东……………………65
         （三）  参军文工团服务工农兵……………………67
         （四）  反腐不间断继续革命永向前………………71
         （五） “四清”下海岛“许清”喜喝茅台酒…………74
         （六）  十年“文革”史反修防修炼金刚…………77
         （七）  学习《十六条》勇敢写大字报……………79
         （八）  第一次劫难许世友搞“多中心”……………82
         （九）  军区党委常委作检讨司令员转脸就推倒…89
         （十）  借复员之名许世友再次打击报复…………93
         （十一）第三次劫难许世友草菅人命………………95
         （十二）浙江是南京军区势力范围难逃许世友手心…100
         （十三）华国锋上台冤假错案又重来
               根子仍然在南京军区许世友………………104
         （十四）第五次劫难铁书记铁面有私………………108
         （十五）陈荣安已亡含冤灵魂归何方………………113
         （十六）千秋功过罪自有历史来评说………………120
         （十七）一个毛泽东时代老共产党员的“心路”……125
  三、朱雷二十一年历险记……………………………126
         （一）  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突然被打成“倒许乱军”分子……………127
         （二）  在土牢里抗争和“多中心口号”的残酷迫害…129
         （三）  怀着悲壮的浩然正气上北京
               向党中央毛主席伸冤诉曲讨回公道………133
         （四） “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仍在做祟
               邓小平批示也不管用………………………136
         （五）  出狱后身心憔悴家徒四壁负债累累
               战斗英雄张明下令我绝处逢生……………138
四、周世安的《茫茫岁月—我的文革十年》…………141
         （一）  真共产党员与假共产党员
               在真假“标兵”上展开斗争………………141
         （二）  地主血债分子转移“社教”运动大方向
               千方百计保护自己蒙混过关………………153
         （三）  摇身一变彭克成了“革命领导干部”
               左派革命群众的“坚定支持者”…………165
         （四）  彭克在“二月抓人”事件中
               扮演最佳的反面教员………………………177
         （五）  妻子凄厉的哭声和愤恨的耳光同我话别…185
         （六）  彭克、周牧私设公堂刑迅逼供公报私仇…186
         （七）  彭克、周牧高唱“抓得有理、放得正确
               性质不变、宽大处理”………………………191
         （八）  党中央下达文件《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为“二月抓人”平反…193
         （九） “倒许乱军”口号戕杀了女军医孙秋萍…193
         （十） “积代会”蜕变为“揪斗会”
               周世安成为“反面典型”…………………198
         （十一）我的爱人和战友钱玲娣遭殃了…………205
         （十二）一场永难磨灭的大迫害清查“5.16运动”…211
         （十三）大灾难大浩劫决战七、八月份…………227
         （十四）罪恶的继续—妻子钱玲娣惨遭蹂躏………235
         （十五）迫害六年抗争六年虽然回家了
               但斗争仍无终期……………………………243
         （十六）钱玲娣被逼上梁山起来抗争……………248
         （十七）有冤难伸潜流下的暗礁阳光下的阴霾……260
         （十八）暗礁露险阴霾见妖
               周世安又莫名成了“四人帮爪牙”………265
         （十九）八三医院三条含冤而死的冤魂
               向谁人诉说冤屈……………………………270
         （二十）究竟谁是“踢开党委闹革命？”…………272
         （二十一）青年女军医钱武玲“于惊雷处动地哀”
               万马齐谙的局面必须冲破…………………277
         （二十二）仗义执言的李文奎军区信访科长
                     潘长林道出了“玄机”…………………280
五、柳营梦未醒魇噩之梦突降临
         被整十五年政治思想大提高………………………285
         （一）  吴大胜向陈云龙交班又来了
                  一位可敬可爱的老红军………………………285
         （二）  山雨欲来风满楼，罗瑞卿大将
                  郭化若中将相继落马……………………288
         （三）  吴大胜部长对我的培养教育
               赵里霜在人民军队里茁壮成长……………293
         （四）  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要介入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295
         （五）  各老帅反对军队搞“四大”
               军委八条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稳定………298
         （六）  武装关押大会批小会斗
               认识问题竟作敌我矛盾处理………………301
         （七）  许世友假检讨有错不纠正
               受迫害要平反义正词严理所当然…………306
         （八）  军委办事组刘锦平南京行之谜
               告状团受接见不明底里……………………309
         （九）  南京军区机关院校告状团赴京告状
               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311
         （十）  古幽州寒气逼人京西地温暖女儿春………313
         （十一）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毛主席亲切接见气象万千…………………316
         （十二）公正的历史永恒的真理正确的结论
               中共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
               的批示………………………………………319
         （十三）春节无春意紫气不东来
               许世友检讨墨汁未干又反攻倒算…………320
         （十四）骄兵悍将向长安尾大不掉华东王…………322
         （十五）三代贫农痛诉家史保卫队长细说忠诚……326
         （十六）南山出了一头熊一口吃了两条龙…………330
         （十七）王必成替许世友还债积极主张平反
                  党中央严令许世友养病大别山……………333
         （十八）刘锦平火烧连营七百里
               许世友割须弃袍走华容……………………337
         （十九）许世友持权报复再整“倒许乱军分子”
               竟公然出手暴打政治部主任耳光…………340
         （二十）春光无限好细雨化无声
                  赤子报国心沉沙落雁飞………………………344
         （二十一）手术刀上也有“阶级斗争”
               沈威廉死亡调查纪实………………………347
         （二十二）南京军区总医院高悬霸主鞭
               沈威廉冤魂和他的六位战友………………351
         （二十三）林彪“1号令”项庄舞剑
                  许世友借剑乘机伤人…………………………356
         （二十四）脱军装进工厂当刨工
               抓“5.16”反革命大祸又降临……………360
         （二十五）威武不屈义正言辞斗狱司
               三载沉冤铁窗樊笼心向党…………………364
         （二十六）人间的一个黑暗群体人性被炼狱成兽性…367
         （二十七）许世友搞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吗
               专政工具矛头究竟指向谁…………………370
         （二十八）林彪爆炸我获救怒斥文王酬子厚…………374
         （二十九）“四人帮”被捕全国开展“清查运动”
   “倒许乱军”祸水又倒灌重来……………379
         （三十）幽冥相会哭相诉团结胜利泯恩仇………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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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 发表于 2014-4-28 10:02:28

新书《许世友与大民主》
　

一、前言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列宁)
　　“修正主义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像。”(列宁)
　　“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是更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毛泽东)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毛泽东)
　　
　　谨以此书献给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人民缅怀纪念毛泽东。
　　谨以此书缅怀周恩来总理，感谢杨成武、刘锦平、廖汉生、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李德生、赵俊、何林兆、郭金林、谭友夫、喻新华、张希才、张祥、汪运祖、王子乔、徐放、廖政国、熊应堂、南萍、丁锐、沈萍、刘万祥等领导同志。在反对“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斗争中，他们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许世友的“多中心”错误。
　　谨以此书献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迫害致死的烈士们!期望“书魂”与“烈士忠魂”间互通互动“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籍以消弭阴阳隔幽之伤痛!祭罢秋坟愤未歇!
　　向白金、吴新志、钱毅、沈威廉、吴俊、李志政、陈荣安、孙秋萍、赵永芳、郑文娟等烈士致敬!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前  言

　　这本书里那些关于许世友的“故事”，都是陈年老醋，酸得很。所以，通过这本书把它倒出来，让大家尝尝，这醋到底酸到什么程度。也请有良知的专家——老百姓给鉴评一下，得出一个公正、合理的结论。也好让国防大学的某上将军、文学巨匠、表演艺术家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胡诌什么“近看”、“传奇”、“利剑”和“文革中的许世友”之类的东西，来忽悠老百姓。这些人乔装打扮许世友，实际上是大树特树他们自己。咱们总不能让那些瘴烟霾雾遮蔽阳光。当然，许世友也不乏有许多好听的故事。
　　这个“集子”是集体合成的。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陈时秋《真实的历史记忆》、朱雷《朱雷历险记》、周世安《茫茫岁月》以及赵里霜的《柳营梦》。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段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历史事件中，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制造推行一个“口号”，叫做“倒许乱军夺权”，举世皆知。南京军区(华东三省一市)除野战集团军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军以上机关，写大字报或口头批评许世友的人，在这个口号驱使下，都被许世友戴上了“倒许乱军夺权”“反革命”帽子，加以逮捕、关押、刑讯、迫害、虐待，被发配边远地区，遣返回乡，复员清洗，劳动改造等等，长达十数年之久。甚至逼死多条人命，冤魂至今没有平反昭雪。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罕见的大冤案。冤案制造者就是许世友。

　　这个大冤案，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虽然做出结论并予以平反，由于许世友的骄横抗拒，林彪的阻挠破坏，这个冤案继续扩大和发展，比如：“杨余傅事件”、“军官大复员”、“清查5.16”以及后来的“大清查”，都被许世友及其帮派所利用，继续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继续迫害无辜革命干部和群众。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以来，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者推行“肃反”扩大化错误路线也时有发生，唯有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无反可肃的现实中，先制造“反革命”(动员写大字报)，再镇压“反革命”，以达到反对文化大革命，仇恨造反派，清除异己，维护封建专制法权，搞独立王国的目的。
　　1967年1月，在京西宾馆军委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上许世友叫嚷“抓捕造反派，杀他几个也不碍事”。同年2月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之后，许世友抓住《命令》中某些文字，断章取义加以歪曲，大肆抓人。毛泽东、周恩来发现之后，及时发布军委《十条命令》予以纠正。严厉批评推行错误口号，大批抓人，严令许世友放人并作检讨。许世友阳奉阴违，假检讨假放人。继续推行反动的“多中心”“倒许乱军夺权”错误口号。
　　1968年林彪阴谋陷害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制造所谓“扬余傅”反革命集团事件。许世友借机变本加厉疯狂扩大对“倒许乱军夺权分子”大迫害。推翻了1968年1月5日，向党中央所作的《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以及1968年1月26日党中央，以中发[68]18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在南京军区领导机关三大部、直属单位、军事院校、文艺体育团体，以及三个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嵊要塞区，大规模举办许记整人“学习班“，历时十个月。在这些“学习班”里，发生多起迫害致死事件。
　　1969年3月，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又一次纠正许世友的政治错误，明确指出“倒许乱军”是反动的“多中心”口号，毛泽东说：“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党中央”。中央决定把南京军区政治部学习班，舟嵊要塞区学习班做为毛主席的客人，连锅端到北京去办。毛主席亲自圈阅学习班计划，要求把学习班办成“和棋班”。在北京被许世友打成“倒许乱军反革命”的人翻了身，整人的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和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做为替罪羊坐在被告席上。
　　1969年8月，林彪别有用心把四十万军队干部(其中8万经受战争考验老干部)复员回乡。许世友积极执行林彪的阴谋决定，乘机把所谓“倒许乱军”和同情受迫害，或坚持党的原则说公道话的“坏人”，以“打扫卫生，纯洁内部”为名，通通清洗离队。并在这些干部档案中塞进黑材料，继续跟踪打击迫害，其中有十三级老干部降级为二十一级，全家被遣送回乡，监督生产劳动。
　　1970年至1973年，林彪在全国全军掀起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许世友无视党中央关于清查“5.16”的方针政策，紧跟林彪的“清查版本”，随心所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大搞清查扩大化。他秉承林彪旨意，扬言在南京军区和三省一市，“挖地三尺也要把‘5.16’挖出来”。一场空前规模的，军队和地方同时展开的“大清查”灾难降临了。仅江苏一省就有十三万人被打成“5.16”。其中有数百名省市级干部和军队军师级干部。南京民间流传“‘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民谣。在军区内部，许世友大炒“冷饭”，把五.六年前被打成“倒许乱军夺权”的人，包括已复员清洗的干部，重新逮捕归案，有的被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达三年之久。还没有脱军装的干部，就地隔离关押审查。同情受迫害或说公道话的干部，也被戴上“5.16”帽子加以迫害。这场大迫害直到林彪爆炸后三年，1974年才宣告结束。结论是“‘5.16’一个也没有，是林彪集团制造的阴谋，其矛头指向周恩来和老干部”。
　　《许世友与大民主》一书所揭露的故事，仅是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肃反”排除异己大幕之一角。许世友肆无忌惮倒行逆施，令世人愕然乍舌。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鲍先志副政委都是许世友同级领导人，他不请示报告党中央、中央军委把“王林鲍”列为“肃反对象”，打成“倒许乱军夺权黑后台”。与南京军区同级的国防科委副主任李仲麟将军，许世友照样不请示不报告，把它逮捕入狱，打成“倒许乱军夺权黑干将”。1971年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王林鲍，你高抬贵手”。
　　本书从多个方面反映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多中心”错误口号，南京军区出现多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并以事实验证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它的危害性。
　　第一  踢开党委闹独立王国，大搞山头主义。
　　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干部思想是稳定的。他们不理解地方造反派造省市委的反。他们主张：“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批评，不要打倒，不搞武斗;要保护省市委领导人不受伤害;两派群众不要对立。随着形势发展，干部思想逐步激化动荡。主要原因在于军区党委(许世友)不准介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早已介入了，而且是支持保守派，并参与藏匿保护省市委领导人。这和党中央指示是悖逆的，引起群众不满。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主席就南京军区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报告做了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军区机关大部分干部认为军区党委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群众自发起来批判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此引发思想上的对立，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大字报，内容集中在“军区党委害怕群众起来造反”“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态度消极”等等。在这关键时刻，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群众组织“星火燎原”来了，他(她)们猛烈冲击机关，发号施令，把本来已形成的思想对立局面，搅得一锅粥。下跪、戴高帽、游街是南下造反派干的，引起群众的愤慨不满。
　　群众与党委之间思想对立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要中央军委有指示下来，党委多做说服工作，群众还是听话的，决不会走上极端。“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两天之后，张贴的大字报主动揭下来，没有新大字报出现，机关没有乱。可是，许世友把这“两天”的“造反”看得过于严重了，把“不听招呼”“不守纪律”说成“踢开党委”“闹暴乱”，强加“倒许乱军”“反革命夺权”等罪名。许世友被上海“一月风暴”吓破了胆，生怕被打倒。他仇恨造反派。大规模抓捕、关押、刑讯、迫害、虐待随之而来。把群众的革命热情或思想认识问题，作敌我矛盾处理。南京军区党委向党中央作的“检讨报告”说：“带着镇反情绪大批抓人”。
　　许世友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之前，1967年1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由徐向前、叶剑英主持召开的讨论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会议上，早已气急败坏大闹京西宾馆会议，坚决主张抓人。他用拳头捶桌子，急不可耐的大喊大叫“南京军区乱作一团”“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他夸大其辞，危言耸听，对中央施加压力。
　　叶剑英、徐向前虽然批评了许世友要抓人的言论，但两位老帅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都发了脾气，叶剑英拍桌子把手指骨拍断了。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上，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又大闹了怀仁堂。谭震林说：“我后悔跟毛主席干革命四十年”。他怒气冲冲挟起皮包退出会场，周恩来拍桌子叫他“回来!”陈毅在会上说了重话：“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又搞出了一个林彪当接班人又会怎么样?他把矛头指向林彪，也批评了毛泽东。徐向前也拍了桌子。叶剑英、李先念对文化大革命都提出批评。一月，许世友大闹京西宾馆。二月，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大闹怀仁堂。“两个大闹”反应了“三老四帅”加上一个许世友对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不满。
　　两起拿文化大革命说事的激烈事件接踵而至，许世友在台前“冲锋陷阵”老帅在后台“排兵布阵”，林彪不动声色，江青暴跳如雷。她虽然聪明敏锐，但常为骄矜误事。她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是错误路线代表”。
　　毛泽东主席听了一月京西宾馆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上叶剑英发脾气，拍断了手指骨的汇报，他态度轻松从容地说：“军中多年，很大火气，可以理解，允许放屁”。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叶、徐、聂老帅，亲自招呼叶剑英到他跟前来，笑呵呵地问：“好!我的叶参座，怎么样?火气发过了!我早就说过，有屁就放，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有话当面说，问题解决于面前，天就塌不了”。叶剑英也道了歉。在2月18日，毛主席听了张春桥汇报大闹怀仁堂前面的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毅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再也没笑。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1967年2月20日深夜，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参加会议的有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毛泽东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涛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让美国、苏联一块来吧!”周恩来劝他不要这样生气，自己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周恩来、李富春找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除许世友一人外，都不同意抓人。许世友说：“王老虎你大胆干放手干，把造反的通通抓起来，出了事我承担”。并威胁王必成“你不敢抓就给我滚蛋”!
　　许世友要抓人必须踢开军区党委，否则，他抓不成。他不通过军区党委，独断专行。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开展“四大”合法单位，一抓就是58个“反革命”，罪名为“倒许乱军夺权”。军区政治部抓得更起劲，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宣传部科长杨炳仁，《人民前线》报编辑洪期钧，文化部干事方泽浦四人被宣布逮捕法办。南京百水桥、上新河军营成了关押、刑讯、迫害、虐待“反革命”的集中营，刀枪林立守备森严。可是关押的却是优秀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军官。1967年2月南京十分寒冷，许世友抓人则热气腾腾。
　　许世友抓人前台“闹事”，老帅元戎后台“排兵”。
　　林彪养晦暗通“款曲”，江青幼稚暴跳如雷。
　　主席宽容炉上“烧烤”，总理心高左右“周旋”。
　　镇压群众残忍迫害，阶级斗争无法迴避。
　　踢开党委贼喊捉“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继续革命势在必行，巨奸大佞包藏祸心!
　　第二谁是乱军元凶，制造乱军目的是什么？
　　运用大字报发扬民主，给领导人提意见的发明权，不是南京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群众。这种民主形式早已发生在北京大学民主墙上。1919年“五四”运动时就有，解放前解放后都有。内容不同而已。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赞扬过，号召运用这一形式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不民主作风进行砰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和文体单位、医院等为合法“四大”单位，写大字报是合法的，无可指责的，许世友动员过，号召过。1967年1月，军区领导机关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写大字报，批评军区领导“不介入，怕群众”何罪之有?上墙的大字报，没有一张“倒许”，更谈不上“乱军夺权”。没有一张敌我矛盾性质的大字报。许世友把发扬民主的大字报，定性为“倒许乱军夺权”“反革命罪行”，显然是无中生有，陷害打击，别有用心，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他们由“军中多年，很大火气”，进而抓人、开枪(青海军区赵永夫)，制造混乱，嫁祸于人，搅成乱局，对毛泽东、周恩来施加压力，达到干扰、阻止、动摇、破坏、否定文化大革命，扼杀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目的。实质是维护既得利益，待机复辟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怕的要死，恨的要命。
　　“倒许乱军”多中心反动口号一喊十年，镇压迫害也随之十年有余。你文革不停，我捣乱不息。毛泽东不断为许世友亡羊补牢，向其示好，许世友则有持无恐，早已“红杏出墙”，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双方斗法较量，只有天知、地知。热情革命无限忠于的南京军区广大干部群众，何以得知其中玄秘。
　　要把军区搞乱，先要把领导机关搞乱，要把机关搞乱，就要把在机关工作的干部搞乱。许世友学林彪也借钟馗打鬼，借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推行乱字当头的“七大乱”：大抓捕、大刑讯、大批斗、大劳改、大流放、大清洗、大提拔。美其名曰：“打扫卫生，纯洁内部。”“七大乱”把机关干部搞得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干部队伍乱了，家属子女也跟着乱了，枕头风刮得飞沙走石。战备工作，日常工作，生活秩序，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全乱套了。其中两点最为要害：一是，以许划线人为制造“稳军派”“乱军派”，两派之间严重对立，水火不容，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分裂干部队伍，破坏团结。二是，把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三位常委打成“倒许乱军夺权黑后台”。北京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杜平政委患得患失，不起作用，军区党委班子和干部队伍都乱了。这两大乱，为许世友独断专行，拉山头搞独立王国扫除了障碍，大开方便之门。许世友自诩他持有“上方宝剑”并非吹嘘偶然，他的“上方宝剑”既来自毛泽东又来自林彪，还有他手上的南京军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实力派。
　　正当南京军区乱成“一团槽”(许世友语)的时候，林彪出手了，他“养晦”“款曲”之术更为高明隐蔽，动作规模更大，更有全局性和战略性。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调集了13个武装连队，向造反派开枪，死伤340人，逮捕数千人。林彪说：“打的好，你们打得对!”后来他说：“是叶剑英说的”。1967年2月9日，南京军区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许世友派出全副武装一个团(缺炮营和迫机炮连)上了刺刀，包围了八一医院，与军队院校造反派对峙。哪里是维持秩序?引起了军内外群众强烈不满，而林彪在当晚却作出支持包庇许世友的结论：“南京军区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八一医院维持秩序是正确的”。明明是一个团，却说“一个小分队”。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打着稳定军队的旗号，行搞乱军队的“狠招”层出不穷，比如：“揪军内一小撮”，“批判带枪的资反路线”，制造“杨余傅事件”，“清查‘5.16’”，“毛泽东四个伟大”，“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等等，其最终目的是架空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愤慨地说：“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很多人嘛!”
　　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夺权”多中心，林彪或明或暗支持包庇。林彪毁我长城篡夺军权，阴谋驾空毛泽东，许世友心领神会，乘机利用，“制造乱军”,清除“异己”，巩固许家领地，一帅一将一唱一和，同床异梦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相得益彰。当然毛泽东也没有闲着，周恩来心知肚明。毛泽东号召：“还我长城”。
　　第三 “军区政治部乌七八糟，军区政治部知识分子干部乌龟王八”。
　　“乌七八糟，乌龟王八”是许世友的口头禅。他对知识分子干部偏见极深。军区政治部是军区党委的办事机构，是政治部派出单位。政治部的任务是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政治、军事、组织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是我党在军队中的生命线。怎么成了乌七八糟和乌龟王八了呢!
　　知识分子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可以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更不能以乌龟王八称之。
　　中国几千年历史，哪一代开国之君，哪一位起兵造反之王，谁个不尊重知识分子，不倚重知识分子，不拿知识分子当宝贝疙瘩。离开知识分子能成气候的没有一个。三千多年前，商纣王暴戾，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早就想兴兵“吊民伐罪，周伐商汤”。但苦于没有找到有文化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来担当国师为之策划运畴。一天，姬昌在渭河边上遇上了一位正在垂钓的老翁，此人姓姜名尚，号“太公”，也就是姜子牙。他是个治国有方善于用兵的大知识分子。姬昌大喜，请姜子牙登上他的“专车”，一路回宫，边走边谈。在路上姜子牙分析了商纣王和西周的对比形势，准确地把握西周必胜的条件。积极建议姬昌尽快兴兵讨伐。姬昌死后，儿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他继承父亲遗愿，继续推行姜尚的谋略。公元前1027年姜尚领兵与商纣王的军队决战在牧野(河南汲县)取得胜利，建立了强大的东周奴隶制帝国。西汉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争天下，没有萧何、张良、韩信、曹参、陈平等知识分子出谋划策，仅靠武将樊哙、英布、周勃能把项羽困在垓下“四面楚歌”吗?能逼他“霸王别姬”吗?三国时期刘备，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到处逃亡，后来经过知识分子徐庶介绍认识了诸葛亮，才有了“隆中对”。没有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策略，搞了“火烧赤壁”，刘备能三分天下吗?唐太宗李世民取得天下，建立“贞观盛世”，没有房玄铃、杜如晦、魏征、李绩、褚遂良、狄仁杰这些大知识分子能成功吗?明太祖朱元璋起家，没有刘基、李善长、胡惟庸这些人，他能“治隆唐宋”吗?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没有范文程这个汉人大知识分子为之运筹帷幄，他父子能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后金政权吗?多尔衮领六万清兵入关，铁定中原没有洪承畴为之献策，他能稳定清初政权吗?当然，光有知识分子不行，能征善战的将军也不可或缺。许世友不读书不看报，既不“厚重”且又“少文”，仅靠“敢死队，拼大刀”行吗?打济南，毛主席说：“还是叫许世友指挥吧!”如果没有粟裕、谭震林、宋时轮的策划，没有策反吴化文起义，许世友能打下济南吗?说什么“许世友是毛泽东之剑”“许世友传奇”狂妄之说不乏无知。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王稼祥、朱德、任弼时、叶剑英、陈毅、罗荣桓、聂荣臻、董必武等都是大知识分子。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各个时期军中最卓越的政治工作创始人、领导人恰是这几位知识分子。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工农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强调：“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挫之后，工农革命军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部队整编，史称“三湾改编”。毛泽东为秋收起义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充实了二条“注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传至今天。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后90多年中，时刻也没有忘记人民群众，时刻也没有放松政治思想工作。许世友骂南京军区政治部“乌七八糟”，骂政治工作干部“乌龟王八”。许世友你这是在骂谁啊!
　　第四枪指挥党
　　1 “司令部接管政治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世友又一句公开挂在嘴边的话，在实际工作中也兑现了这句话。1967年“二月抓人”，军区政治部首当其冲，政治部正常工作基本瘫痪。抓人、批斗、劳改、清洗等事情成了头等大事，由许世友亲信李树和、蒋科、肖海、田普等人一手操持。“稳军派”成了帮凶打手。各部门正常工作都让路了。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取代了党的政治工作，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被淡化了，取消了。“取消政治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许世友说到做到。做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独挡一面的大军区司令员，如此这般，决不是思想作风问题，也不是工作方法问题，而是政治路线问题。
　　毛泽东主席说：“倒许乱军口号是多中心，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的中心只有一个，党中央”。毛主席重申了“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2  “这250名政治部干部我们不要了”。1967年2月抓人之后，许世友以“支左”为名，把政治部二百五十多名干部作为“坏人”流放到浙江边远山区劳动改造。这批干部离开南京之后，军区干部部杨映雪部长打电话给浙江省军区，说：“这批干部我们不要了”。杨映雪奉命办差，他要听干部部副部长田普的。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司政后的干部，是遵照军委总政治部指示，从各军师挑选上来的优秀干部，充实领导机关的新鲜血液。这批干部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确保党的正确路线畅通无阻，落到实处。可是，许世友却把他们视若敝屣，迫害摧残任意摒弃。
　　在许世友推行与党中央相对抗的“多中心”错误口号期间，军区司政后干部，为了维护“党指挥枪政治原则，挺身而出批判抵制，纠正许世友的政治错误，这本身就是党性表现。但是，却遭到了许世友的镇压。许世友的脚跟站到哪一边去了!
　　3  老婆当“许办主任”兼任干部部副部长。
　　司令员任命老婆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在全国十二个大军区中绝无仅有。不仅如此，“许办主任”还要兼任干部部副部长，直接操纵南京军区三省一市军队干部大权，在我军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
　　毛泽东主席批评林彪老婆叶群“爱吹不爱批”，说林彪叫老婆当“林办主任”“不得人心，手伸得太长”。许世友超过了林彪，田普超过了叶群，既当“主任”又当“部长”。田普原名田普兰在山东胶东唱小曲出身，被许世友看中，她是一个德才两缺的人。
　　4  “解散后勤党委”。
　　南京军区后勤部党委是军一级高级党委。按党章规定，党委的产生必须通过党员代表大会选举，经过上级党委批准。可是，许世友说：“解散后勤党委”(1967年11月22日，南京军区后勤部党委同“三支两军”干部谈话)。1967年2月军区后勤部党委奉许世友之命抓了370人，许世友不满意，认为后勤部政委郭金林“老右倾，豆腐渣”，部长谭友夫“胆小怕事，说软话，顾虑多”，副部长汪运祖“小病大养占着茅坑不拉屎”，副政委喻新华、张希才“同情造反派列为审查对象”，副部长张祥、参谋长王子乔，政治部主任徐放“同情支持平反”，副政委黎同新“伸手要官不干活”。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所以要“解散后勤党委”。他说：“后勤很复杂乌七八糟”，抓反革命“油水很大”。吴大胜副部长跟得紧，抓“5.16”有功，晋升江苏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苏省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持江苏省委工作。黎同新送酒有功，保留后勤党委常委，调任江苏省革委会生产组组长，抓洋河酒厂“建设”，好继续送酒。新建的后勤部党委常委都是许世友的亲信或卖力抓人的干将，或投机宴请田普，对许世友表示效忠的风派人物。如鞠为仪、刘轩亭、耿希晨、谭勋、缪嘉等人。
　　新后勤部党委常委成立之后，大兴以许划线的派性，大整前党委主要成员郭金林、谭友夫、汪运祖、王子乔、徐放等人。进一步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唯许世友之命是听。后勤部有11位将军，他们都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许世友要拉山头，这批井冈山上的“老驴子”阻力很大，必欲去之而后快。
　　第五召开军区“积代会”为推行“多中心”口号服务。
　　毛泽东思想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积代会)，是为了加强毛泽东思想对广大指战员在政治思想上的统帅和指导地位，而许世友则反其道而行之。
　　1968年3月南京军区举办大规模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行多中心口号，在“学习班”里，大搞逼供信，大搞批斗会，大搞拳打脚踢。大搞秋后算帐，反攻倒算。
　　同年四月，许世友决定召开南京军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亲自督导，亲自安排，带头“讲用”。一改以往杜平政委挂帅，司令员不闻不问的冷落态度。在这个大会上，准备了许多反面典型“活靶子”，如：史景班、杜方平和“王、林、鲍”，以及“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大会秘书处提供了丰富的“讲用材料”如：“倒许乱军”分子大名单;各种黑字头大帽子，黑后台、黑干将、黑爪牙、黑头目、黑爬虫;形形色色“讲用口号”有北京的有南京军区的，“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王、林、鲍”，“打倒史杜孙赵”，“打倒倒许乱军夺权分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批倒批臭批透”，“砸烂倒许乱军分子狗头”等等。台下还拉起了助威拉拉队，“低下狗头”“站起来”吆喝声此起彼伏。庄严的“积代会”竟荒谬到如此猖獗。端坐在主席台中央的许世友得意洋洋心满意足。
　　正当许世友兴高采烈的时候，《解放军报》记者，新华社驻南京军区记者组早已把大会“盛况”细节，以《内参》形式直接发给了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主席接到信报之后，送给许世友一顶帽子：“倒许乱军是反动的多中心口号”。许世友见势不妙，匆忙把“倒许”二字改为“反党”，但为时已晚。欲盖弥彰，反而弄巧成拙，许世友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留下了一页败笔之作。国防大学某上将军撰写了一本书，名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为什么不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这一精彩画面写进去呢!
　　第六制造派性破坏团结
　　廖汉生调离南京军区时说了一句话：“南京军区有派性”。资产阶级派性根源是“倒许乱军”多中心论，祸首是许世友。以许划线“稳军派”和“乱军派”就孽生在这个口号里。派性导致的后果是：在政治上搞“多中心”否定党的一元化领导，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在思想上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建立个人崇拜，指战员只知许世友的“伟大军功”和“神奇故事”，不知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在组织上以人划线，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拉山头搞宗派，闹独立王国。南京军区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服从是有条件的，符合“多中心”口号的就执行，不符合“多中心”的就拒不执行。这个错误口号已发展成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其时间之长，流毒之广，危害之大给南京军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门广大指战员政治思想信念削弱了，动摇了，混乱了，大批反对“多中心”的干部被清除，我军优良传统作风被军阀作风取代，联系群众，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路线异化为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一言堂。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防建设中，曾出现过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但没有发生过以许世友为代表的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的错误口号，公开对抗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许世友现象。毛泽东之所以容忍许世友的错误，没有对他作“大手术”，是出于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需要。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南京军区是爱护的，对许世友是爱护的。对他的错误采取了耐心说服教育的方针。希望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在文革中毛主席在处理浙江和江苏无锡问题的报告中，对许世友的错误批示说：“能如此(指改正错误)就好”。但是，许世友屡教不改，顽劣不化，坚持错误甚至变本加厉。毛泽东多次敦促他学习哥白尼的“天体学”，要求他多读《红楼梦》至少看五遍，批评他只抓黑(挖煤)不抓红，指出他“少文”。但他心怀异志阳奉阴违，出尔反尔，陶醉于中国农村封建落后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中而不能自拔。他想当刘宗敏、扬秀清、张作霖。他终生嗜酒成性，溺于个人绝对权威，不知书不达礼，轻视旧世界观改造，老子天下第一。
　　许世友1955年调来南京军区工作，在南京军区经营了近二十年。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油了”。南京军区在许世友管辖下，其山头体系盘根错节，十分顽固。1973年虽然调离，但阴魂不散，体系完整，依然水泼不进。根本原因在于既得利益绑架了这个山头体系，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党中央顾全大局，仅对许世友个人，作了一些有限的“修理”，对南京军区的“山头”采取遂时而移的态度。四十六年已逝，受害者不堪回首，但历史不容歪曲，必须正本清原，还其原貌，以正视听。
　　第七许世友忠于毛泽东，他跟着毛泽东走的，你相信吗？
　　1967年“二月抓人”，在北京认错检讨，在毛泽东面前认错检讨，回南京就翻案，就反攻倒算。
　　1969年1月“浙江会议”毛主席有重要批示。1月和3月，毛主席对南京军区政治部、舟嵊要塞区两个在北京办的“学习班”都有重要指示，并亲自圈阅“学习班”计划，要求办成“和棋班”。许世友都没有向下传达。他在南京说：“到北京一切听中央的”。学习结束回南京又翻案，一切听许世友的。这是“跟着毛主席走”吗?这符合毛主席“办成和棋班”要求吗?1969年8月，把毛主席的“客人”，南京军区政治部和舟嵊要塞区在北京办的学习班“倒许乱军”学员通通复员还乡，这是“紧跟毛主席吗”?1971年9月10日，在惊心动魄的“9.13事件”前夕，毛主席南巡在上海虹桥机场专列上等了许世友一天，他到安徽霍丘城西湖农场逍遥去了。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一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在南京站没有下车，也没有让许世友上车接见他。许世友把他学习列宁著作的 “心得笔记”和抓“5.16”成绩报告，托汪东兴带给毛主席。许世友真的学习列宁著作了吗?他可能写“心得笔记”吗?抓“5.16”是按林彪死党李忠“指示”抓的。他的这种行为是什么性质?“忠于、紧跟”吗?他欺骗毛主席。
　　1970年清查“5.16”，党中央多次发文通知，明确清查对象和政策，许世友拒不执行。唯独林彪死党李忠奉林彪之命，来南京军区“督战”，许世友奉若上宾，对李忠言听计从。李忠说：“要从排查重大事件着手，以罪行事实为据”。“反对大军区司令员，就是揪军内一小撮，就是‘5.16’。”“在北京，1967年‘5.16’三次反军高潮，即一月份和七、八月份，还有十一月份”。暗示南京军区反许高潮也在1967年这几个月份里，即所谓“南京军区‘倒许乱军’三大风浪”。李忠这些黑话都来自“以林划线”的“林彪版本”。“杨余傅反革命阴谋事件”就是用“林彪版本”泡制出来的。李忠对南京军区清查“5.16”大加赞扬，说：“南京军区清查“5.16”搞的很好，工作很细。”许世友听了这些黑话，心领神会一拍即合。南京军区及华东“三省一市”清查“5.16”全照“林彪版本”执行，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的中央文件全部被打入冷宫。
　　南京军区后勤部“清查办”负责人耿希晨，1974年12月13日，在军区后勤部党委扩大会上作检查，他说：清查对象只有一个标准“凡反对许世友都是‘5.16’罪行”，“凡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造反活动，都列为‘5.16’罪行”，“凡到过告状团，接触过告状团成员的，都作‘5.16’罪行审查”。因为告状团是告许世友状的，按照上述框框抓“5.16”，后勤部共挖出356名“5.16”，仅7425工厂就挖出267名，占全厂人数1/2以上。耿希晨说，这个数字不包括复员返乡、转业、调出的“5.16”。按“林彪版本”，在江苏省抓了十三万“5.16”，死伤累累后果严重。1973年许世友调走，吴大胜被戴上“三破坏”帽子，当了替罪羊，罪有应得。这些事实是“跟着毛主席”吗?
　　许世友在清查“5.16”中究竟跟谁走，忠于谁不言自明。十年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后九年，十九年中，战将许世友的“传奇故事”“神秘事绩”，在他的一生中称得上最精彩、最真实、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画面，其中尤其“珍贵”是：开顶风船对毛泽东、周恩来搞阳奉阴违。千方百计投靠林彪、江青玩弄平衡，在毛林之间左抱右拥为我所用。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到广州“休息”，许世友刻意举行特大欢迎场面讨好邓小平。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以我军惨重伤亡代价换取有限胜利向邓献礼。被贬之后仍然四处伸手又以过量饮酒发泄对邓小平不满。最后带着猎枪(叶剑英赠送)、茅台酒睡在楠木棺材里(尤太忠赠送)，耗费大量军费和人力为其修路筑墓，与他母亲归葬一处标榜“活着尽忠，死后尽孝”的“品行”。许世友在生活上是糜烂而霸道的，令人发指，完全不具备共产党员的品德，也不为党纪国法所允许。这几幕特别精彩的“许世友传奇”“文革中的许世友”足以显示“大刀将军”“英雄本色”。中国历代文臣武将“留取丹心照汉青”者不计其数，许世友其人，可乎!
　　“许世友现象”不是孤立的个人问题，不是偶然现象。在阶级社会里，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彻底消除之前，这种“社会现象”将不绝于世。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党的同路人，虽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也曾经发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那仅仅是入党时表达的姿态和方式，他们不等于就是张思德，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不见得一辈子都做好事。民主革命时期的“功勋”不意味着他们脑子里私有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意识已被清除干净，不等于旧有世界观已彻底改造好。所谓身子在社会主义，脑子在资本主义，利用改革开放机会，行使“法权”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不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四大家族”“六大家族”“十大家族”吗!这些在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滋生起来的新官僚资产阶级，哪一个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国元勋。文化大革命初期，湧上街头的“老红卫兵”公开叫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老汉”“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这些保爹保娘派“红卫兵”的政治诉求，不正是民主革命派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秩序”，“和平民主新阶段”，豪门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吗?实质上依然是封建的改朝换代。毛泽东的伟大在于继续革命，不允许“改朝换代”。
　　毛泽东伟大在于大公无私，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泽东身后没有财产，他的子女都过着平民生活。比起十大家族子女所谓“红二代”的财富拥有，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民主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红二代”不以权敛财把银子存在外国银行里，能如此就和毛泽东一样伟大，不能列为既得利益阶层，不能给他们戴上官僚资产阶级帽子。什么叫官僚资产阶级?什么叫官僚垄断集团?国内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最清楚，老百姓也心知肚明。
　　毛泽东倡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均出于他大公无私，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国内外阶级敌人，妖魔化毛泽东，鬼魅魍魉去毛化，在他的大公无私彻底革命面前，都不灵了。人民群众对深奥的革命理论不太明白，但是他们对现实最明白。
　　有人企图用建国以后的历次运动说事，不分青红皂白，无论是非界线，把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加以扩大，无限上纲，用来去毛化，达到掩盖“最坏的资本主义” 罪恶现实。这种掩耳盗铃，贼喊捉贼，欲盖弥彰的伎俩，能达到目的吗?人民不是傻子，更不是瞎子。现实是公正的，历史是无情的。事实求是，老老实实向人民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取得人民的谅解，挽回信仰危机是正道。要信马列毛泽东思想，不要信金钱和权力。继续文过饰非，必然被人民彻底抛弃，被送上历史审判台。这是铁的定律，谁也抗拒不了逃避不了。
　　南宋有个文天祥官至宰相。公元1278年被元军俘虏，自杀报国未遂。忽必烈对他说：“你投降，仍然当宰相”。文天祥回应“我受宋恩为宰相，岂肯事二姓，愿赐之死足矣!”临刑时，观者数万人。文天祥南拜，从容就义。死后从衣带中得遗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很有气节，中国人老少皆知。什么叫气节?简而言之，就是坚定不移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动摇，不放弃，不背叛。正如文天祥说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现在，有很多高官，一看到乌纱帽，就忘记了信仰，成了贾桂。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官给我当的就是我娘我爹!叫做“有奶便是娘”。他自己当了叛徒，还要倒打一耙，指责坚持信奉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人是“极左思潮”“要反思”。奉劝官僚先生们，你们不学习马列毛可以，你们应该去读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奉劝吹捧许世友的朋友们，你们好生学习《正气歌》不要当贾桂，刘瑾的下场是镜子。
　　要继续革命，就要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共产党哪有怕群众的道理?走群众路线离不开民主，离不开大民主。小民主、假民主、举手民主、口号民主均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范畴，是骗人的鬼把戏。人民民主不是空话一句。人民吃饭、住房、看病、受教育打官司等都属于民主的事，民生不能保障，人民不满意能叫民主吗?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监督权、话语权、知情权不在老百姓手里，舆论工具也没有你的份，你哪里来的大民主?你没有资格用大喇叭说话，更不允许你呐喊、呼吁。你只能用小喇叭说话，充其量也只能私下里发发牢骚，或在互联网上放上几个不响的香屁。谁会理会你呢?那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土司恶霸会买你的账吗?只有发动群众运用大民主的方式才能制服这些妖魔鬼怪。光靠“制度条文”就能把这些强有力的反动势力关在笼子里吗?光靠“纪检双规”就能扫除一切害人虫吗?没有群众的力量，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有人说千万不能发动群众，群众一起来，文化大革命又来了，阶级斗争又来了，又要横扫了，又要打砸抢了，又要武斗了。这是什么话?把群众运动说成是洪水猛兽，中国历史几千年，发生过数百起大规模农民起义。没有农奴戟哪能降服霸主鞭?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今天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群众运动。共产党有天下靠的就是群众运动。哪有怕群众的道理?要说怕只有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反动派怕群众，你没有干坏事，没有剥削压迫群众，没有镇压群众，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当祼官逃之夭夭，你怕什么?你不是穆仁智，你怕白毛女干什么?你不是南霸天，你怕红色娘子军干什么?天大笑话!心中有鬼的鬼，才怕人叫门。不但晚上怕，大白天也怕，怕的发抖。
　　许世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饱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在旧社会，倍受欺凌和歧视。因此，他要起来革命，在土地革命、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他立场坚定，态度坚定，不怕牺牲，勇敢杀敌，这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跟着来了，他不是放牛娃了，他是一位地位显赫，养尊处优，一呼百应，一言九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军区司令员上将军了。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如果他脑子里仍然留存着小农经济和狭隘的农民意识，甚至沾染农村流氓无产者的意识和习性，以及封建社会那些帝王将相、封建专制、军阀独裁等流毒，当国内外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形势发生变化时，他脑子里的“残渣余孽”必然要膨胀起来。为了维护他的既得利益和权力，他必然要释放他的“法权”，不但“释放”而且要“强力行使”。他在大闹京西宾馆，搞“七大乱”时，充分爆发了他的霸气和淫威。许世友说：“谁污侮我，我就打死他。杀他几个也不碍事”。但是，他毕竟是共产党领导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上将军，所以，要拉大旗做虎皮，披上合法外衣。合法外衣是什么呢?《八条命令》是最理想的外衣。后来他又说：“我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这不仅是极其错误的“巨无霸”之谈，而且更加“凶猛十倍”。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阻挡不了，何况他后面还有更强有力的“运筹帷幄”反对继续革命的老帅们。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如陈时秋、朱雷同铁瑛的斗争;周世安同彭克、周牧的斗争。这场大搏斗的实质依然是政权问题，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尤其思想意识领域的彻底革命，一句话，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现在有许多人不顾历史事实，居心叵测地吹捧许世友，为他树碑立传。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呢?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很多坏事、见不得人的事，一旦公诸于世，必然引起公众正义谴责。许世友个人迷信会遭到灭顶之灾。一旦放火烧山了，在这个山头上麋居的各类物种将无法生存。为了靠山吃山，要拼死保护这个山头，要美化他，要神圣他。大树特树死人，是为活人寻觅更大的利益，否则，自己也要身败名裂。他们是在许世友羽翼下爆生起来的。没有大树哪有猢狲。
　　《许世友与大民主》一书，把这场斗争在南京军区内部的反映，一幕幕展示出来，清晰地告知人们，武装力量并不是脱离社会阶级斗争的“水晶宫”，资产阶级政治家鼓吹军队国家化，军队不介入政治等都是鬼话、假话。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迫使党的同路人和假共产党人，在继续革命的关键时刻原形毕露，过不了关。唯一出路就是不断伪装和欺骗，还有一手就是镇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艰难而坎坷的进程，运动中出现的种种惨痛事件，致使“文革”受挫，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是领导者的错误发动和继续革命理论的谬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旧习惯势力的阻挠破坏，以及党内“形左实右”集团的干扰。这股力量以极左面目出现，充分激发利用小产阶级的阶级劣根性，狂热、偏激、幼稚和私心，形成了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派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接过了这个派性，借力发力向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冲击。实际上，自从各级革委会成立之后，造反派在三结合的政权班子中已形同虚设，大权旁落到被结合进来的“走资派”手中。邓小平的“整顿为纲”就是复辟。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已来日无多了，他们迫不急待要秋后算账。华国锋、汪东兴叛变导致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左派幼稚病，在客观上同样是一股破坏力量，他们干了大量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傻事和错事。“走资派”一旦得逞，他们同样遭到了清算和镇压。这一惨痛历史教训极为痛心!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授人以柄代人受过。对文化大革命有必要进行缜密而科学的总结和反思，这个“反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另一种是反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仗势欺世，简单粗暴，匆匆忙忙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有亿万群众参加，具有世界革命意义的伟大实践，是不可取的，也是反动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决不会这么做。匆匆忙忙搞了两个“审判”更是拙劣的表演，那是政治上”肾亏”的表现，它将遗诟后世。党内斗争哪有诉诸专政工具的!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永远照亮共产主义运动前进道路。
　　在西方镇压巴黎公社起义是梯也尔。
　　在东方镇压并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邓小平。
　　工人阶级没有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之前，一切人民起义只能是改朝换代。农民运动也好，人民起义也罢，最终的胜利果实都不属于人民大众所有。这种革命虽然推动了社会发展，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丝毫没有动摇或改变社会的生产关系。起义被新的统治者所利用，起义果实被窃取。皇帝、总督、总统反过来重新镇压人民，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受剥削的境地。这是历史局限性。工人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欧洲出现了“共产主义幽灵”，马克思《资本论》问世之后，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共产党宣言》引导下，1871年3月18日爆发了法国无产阶级武装起义，攻打巴黎巴士底监狱，宣布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俾斯麦、梯也尔联合国内外阶级敌人镇压了起义工人。俾斯麦、梯也尔“从德国俘虏中释放了十万名法国兵，并联合德国军队制造了惊心动魄的‘五月流血周’。三万巴黎人被士兵杀死，四万五千人被捕，其中许多人被处死，被流放去做苦工的数以千计。巴黎总共损失了十万人。”至此，“资产阶级心满意足了。‘社会主义长此休矣’!”(《列宁全集》17卷121-125页)百年以后的中华民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何偿不是如此!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公社的革命精神永存，继续发扬光大，为无产阶级革命留下了宝贵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陈旧了，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总结：“巴黎的无产阶级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的周围”。他高度赞扬公社“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从‘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他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他愤怒斥责梯也尔：“那些杀害他们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架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对梯也尔做了极为精彩的描述：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的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法兰西内战》)
　　“巴黎公社”起义四十六年之后，1917年10月，在列宁创建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伟大的苏联建立第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横跨欧亚两洲的大陆上。又过了三十二年，在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吸取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们为中国革命胜利而欢呼雀跃。
　　苏联亡党亡国，以及东欧巨变，震撼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毛泽东的不朽贡献为：他总结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都被颠覆，资产阶级又卷土重来的沉痛历史教训，找到“祸根”所在，共产党是被隐藏在共产党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打倒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部，“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得而复失。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辩证法就是如此”(《列宁全集》第二卷493页)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毛泽东的伟大，不仅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全党全民要“斗私批修”。要运用大民主的方式自我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资产阶级的同时，还要搞好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自身旧世界观改造。铲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纯化人性，实现世界大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人的口号是：“解放全人类，工人阶级才能解放自己!”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为此奋斗了终身。毛泽东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七位亲人，他逝世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无比珍贵的毛泽东思想民族财富，还有的就是大量书籍和几件破旧衣服，以及接见外宾唯一的一双旧皮鞋。

　　《许世友与大民主》没有涉及深入探讨文化大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和教训，也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带来社会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政治评价。这两个理论问题，有望于西山之玉予以壁成。

　　本书难免有疏漏与不妥之处，敬请贤达之士予以指正批评。

　　爱新觉罗·里霜 2013年10月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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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青鸟2014-02-01 14:59:07
这篇文章，在后面对整体所涉人物定性比较准确，符合事实。

而在文中有矛盾之处，许世友是反江青的，而文中对江青和林彪混为一谈，显然是带着《决议》的论调，这和全文所述的内容是矛盾的。

在具体人物上，作者应该抓住重点把事情说清楚，有的地方不可一带而过，也不可在表述中把原本不是一回事的人物扯到一起，这样对了解事情真相起到了相反作用，看不清晰脉络。

以江青为例，我们都知道她对邓的看法还是比较准的，即使如此，也没为难邓，相反是邓在二次复出后整治她，尤其是军队里真正打倒谁，江青只能从方向上，和意识形态上说出点什么，却无实权能打倒所谓军队里的某类人物，这个事实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更无事实，她具体参与了打倒部队里谁的事实，即使以某种身份介入，恐怕也只是表态的份，这类情况务必在后面写作方面请作者多加注意。

前面提交的意思是说，那样表述，容易引起歧义，没把事情说清楚，即没把许世友延续70年的查5·16的意思说清楚。

　1970年至1973年，林彪在全国全军掀起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以上这句话，请予更正，林彪1971年9·13就死了，说到73年，就和林彪无关了。此后的清查应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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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都到眼前来2014-01-30 16:02:06
这篇文章和这本书太好了！思想深刻，意义重大！它对人们深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太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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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筋2014-01-30 06:37:51
陈老总的话肯定对主席是有触动的，接班人不能不培养，但也确实存在着背叛的危险。权到高处不胜寒，没有主席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思想和觉悟的人，很难保证权力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主席是有准备的，培养千千万万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靠几个或少数人干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具体步骤之一，从党内党外、从上到下、从认识到制度、从文化到精神做全面的准备和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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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筋2014-01-30 06:27:18
当年逼上梁山未必有新民主主义的觉悟，无非是造别人的反。搞社会主义未必心甘情愿，因为要打江山坐江山。文化大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对大多数领导来说，无非是照照镜子洗洗脸，在耳边吹上几阵风，让群众增长斗争精神，即使这样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群众不能当家做主，你搞的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就是文革和反文革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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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之滨2014-01-29 11:17:56
中国共产党，
唯有毛泽东！
没有毛伟人【思想】，
一群乌合众。
当官要发财，
皇帝活过来。
我是李自成，
你是洪秀公，
登峰造极者，
不过矮子贼！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28 10:02:48

《许世友与大民主》：二、有过显赫经历的许世友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

（一）有过显赫经历的许世友

许世友1905年2月28日，生于河南省新县泗水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时，因家庭贫寒，给武术师当杂役，后又到少林寺当和尚，习武术。1926年8月，他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时，接受革命思想，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1927年8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月，返回家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人民军队漫长的革命生涯，被誉为大刀将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世友历任班长、排长、营长、团长、副军长兼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在张国涛、徐向前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反“围剿”和长征。他十次参加敢死队，两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在红四方面军工作期间，他紧跟张国涛分裂主义路线，反对中央红军北上抗战的主张。张国涛叛变之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徐向前带领下，1936年在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合。在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开展清算张国涛路线的错误，以及张国涛本人抗拒中央，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叛变投敌，给红四方面军带来惨重损失的罪行。通过批判张国涛错误路线，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教育挽救了大批原四方面军，跟着张国涛犯错误的干部，帮助他们认清了张国涛错误路线的实质和危害。许世友在这场路线斗争中，坚持错误立场，极力维护张国涛的错误和罪行。甚至纠集一些一时认识不清的原四方面军的干部，企图离开延安，背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由于毛泽东坚持惩前庇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亲自对许世友进行耐心说服教育，许世友改变了态度，表示与张国涛划清界限，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世友随朱德总司令师出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1938年10月，许世友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1939年2月，他和旅长陈庚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与日军展开伏击战，歼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生俘8人。1940年9月，他奉命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1941年春，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敌伪，开辟了胶东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1942年2月，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10月，任胶东军区司令员，领导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1948年9月，他和谭震林、王建安一道，按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攻克济南，歼敌十万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世友于1953年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参加当年夏季攻势。归国后，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同时兼任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年2月至1973年12月，七年间，许世友大肆镇压迫害南京军区机关，各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嵊要塞区机关，以及军队医院，文化体育团体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以许划线”，极力推行“倒许乱军夺权”“多中心”口号，人为制造“稳军派”、“乱军派”两派对立，分裂军队团结。在清查所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中，他又借机继续镇压、迫害军队内部和三省一市（上海市）的广大无辜革命干部和群众。江苏一省就抓了十三万“5.16”反革命阴谋分子，在军区内部有一百多名军师以上干部被他打成“5.16”。造成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罕见的残酷的大规模肃反冤假错案，后果极其严重。在此期间，他的职位很高，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等职。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许世友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和纠正。但是，他拒绝悔改，阳奉阴违，坚持错误，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为了消除“派性”增强团结，根绝分裂，稳定军队，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于1973年12月作出决定：人民解放军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许世友被调离南京军区，去广州军区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邓小平主持工作以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所担任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一切军内外职务均被免除。1985年10月22日逝世，终年80岁。

（二）“三个不能打倒”洋洋得意的许世友

1967年北京的冬天，干冷而阴霾重重，空气似乎要结成冰了，人们意气风发，行色匆匆。

12月11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十分愉快地来到北京西郊西苑旅社，向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二十一人告状团成员，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南京军区的四句话：“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杜平同志不能打倒，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许世友有错误可以批评，让他做检讨。”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的态度和原则。体现了毛泽东主席深谋远虑，良苦用心。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四句话”不单是对南京军区说的，更不是单单对许世友而言的。1967年2月，孙海云和赵树湘，被许世友作为造反派的黑后台、反革命被逮捕入狱。同年10月，他俩做为周恩来总理的客人被请到北京，参加和协助党中央解决南京军区问题。

许世友得知“三个不能打到”指示之后，他作出了极富戏剧性的反应。他说：“造反派帮了我大忙，使我身价百倍，名扬天下。”“你们告我的状，捞了一把屎，洗都洗不掉，我许世友捞了三把。江青派专机把我接到北京，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住进中南海养病；林副主席接见我并和我合影；我还要当中央政治局委员。你们造反，想戴乌纱帽，我要叫你们戴草帽。”他又说：“毛主席派张春桥用专机接我到上海，我问毛主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毛主席说要，那我抓人就没有错。”“我向毛主席报告，我可以先斩后奏。在南京谁再造反，就把谁抓起来，判刑、枪毙！”“我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我早就想开杀戒了，杀他几个也不碍事！”许世友说：“军区政治部知识分子成堆，这些人乌七八糟，又狡又猾，满肚子花花肠子。”他编了个顺口溜：“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他要取消政治部，要司令部接管政治部。他私设公堂，亲自审讯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将军，说他是“倒许乱军夺权”分子的黑后台，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史景班不承认，他怒不可遏，当场抽他一个响亮耳光，史景班被打得鼻青眼肿，眼镜跌落在地上。

1968年1月26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南京军区学习班的会议上，告状团揭发批判许世友镇压迫害革命群众大量事实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教育督促下，南京军区党委代替许世友承担了责任，以军区党委名义，向党中央作了“检讨报告”。1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福建厅，接见了学习班全体人员的大会上，宣布，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他代表党中央为南京军区受压的人员一律平反。第二天，许世友带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乘飞机到上海过春节。在上海，他如释重负，为了庆祝“过关”胜利，他和三个工作人员一口气喝了四瓶茅台酒。许世友意犹未尽，又喝了两瓶自己泡制的人参酒，醉了三人，唯独他“清醒”。正当许世友踌躇满志，心情舒畅“对酒当欢”之时，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送来了一大包标明“许司令亲阅”的重要材料。打开一看，他勃然大怒。这包材料是南京军区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鲍先志副政委，1967年10月，在军区AB大楼，接见受迫害的群众代表要求平反的会议记录。王必成说：“二月抓人肯定错了，要求平反是合理的”。“王、林、鲍”在对待受迫害群众的态度上，同许世友完全不同。

许世友在李树和送来的这包材料面前，暗自盘算：如何报“王、林、鲍”这一箭之仇。与许世友同机返回南京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说：“许世友在北京机场，一上飞机就翻案了”。

1968年1月30日，南京军区赴京告状团二十一位代表，告别了西苑旅社，愉快地返回南京。

1968年春节过后，许世友带领一班人马，从上海凯旋“搬师”回南京。在专列上，他兴高采烈，不可一世。到站后，一反常态。他穿上一套崭新的军装，脚蹬自编的“长征牌”草鞋，腰间扎着武装皮带，佩着心爱的小手枪，不急于回南京军区司令部大院，也不乘坐专程来接他的苏联吉姆牌小轿车，而是迈开双腿，大摇大摆步行出南京火车站。他笑容可掬，左顾右盼，不断向惊奇的行人频频点头，招手示意。后面前呼后拥的随从人员和车队，跟着他缓缓而行。他英姿飒爽，精神焕发，大摆“英雄”谱，好不威风。从南京下关火车站到军区大院，足有几里路，他过足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滋味。文化大革命以来，许世友的“精神面貌”，从没有这样风风光光的极佳状态！

许世友的戏剧性举动，令人重睹了20、3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大军阀张作霖，吴佩孚、韩复渠、袁世凯、段祺瑞这班枭雄人物的卓越表演！战将许世友上将军“凯旋而归”的滑稽戏，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知之否？

（三）文革“四大”动员大会一反常态的许世友

1966年11月12日，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南京军区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这次动员大会，改变了以往政治运动由政治委员动员的“惯例”，而是由司令员亲自出面动员，“越俎代庖”了，因而，引起了指战员们的关注。许世友向人们宣示，面对文化大革命国家大事，我许世友的态度必须严肃认真。必须作一个“一反常态”的“动员报告”。他的“精神面貌”和“讲话风格”，和以往的讲话、报告大相径庭。以往是粗话多、骂人多，直接了当，开门见山。语言口语化，大众化，从不照本宣读，不照别人写的稿子念。不但突出个人的豪爽粗犷特色，而且充满神秘诡谲色彩。他的讲话稿，每个字足有一寸见方，一张纸写不了几句话。翻得不耐烦了，就干脆甩开讲稿，自由发挥。一旦自由发挥了，他也管不住自己这张嘴了。骂人话、粗话、挖苦话、冷讽热嘲话、难听话、叫人下不来台话、威胁恐吓话、不讲道理话、甚至下流话，都会顺着他的个人思想逻辑和旧的习惯养成，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地喷涌而出，“妙语连珠”，“精彩绝伦”。令人郁闷不安，窒息惶恐。至于别人的感受如何，他从不在乎。比如：

1957年7月，许世友在浙江金华十二军驻地视察工作，李德生军长召开干部大会，请许世友做指示。他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地骂起来：“有的人工作不安心，闹情绪，我看这些狗娘养的，不识相，原来还不是挑大粪的，有什么好闹的？再闹叫他们滚蛋，还是回去挑大粪！”

十二军原是二野的部队，入朝作战功勋卓著如上甘岭战役。从朝鲜回国后，奉命部署在浙东南一线。作为兄弟部队归建南京军区统辖，身为大军区首长，理应体恤关怀，多加慰抚才是。而许世友反其道而行之，初来乍到，下车尹始哇啦哇啦，一来有失首长风范，二来何必如此大发淫威呢！在场的十二军干部窃窃私语，十分惊讶！太岳、太行山上的子弟兵十分不满。

1960年夏天，许世友带着随从到江苏无锡惠山工地，视察二十七军指挥所坑道作业现场。一个作业班战士下班了，在下山的路上唱着“打靶归来”歌曲，恰被许世友听见了，也看见了。他突然大发脾气，命令二十七军后勤部长跑步前来见他。一见面就破口大骂：“你这个后勤部长干屌吃的，你看看战士的工作服烂成这个样子，鸡巴都挺在外面了”！后勤部长被骂得唯唯诺诺，不知所措。战士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说许司令关心咱们。

文革前，有一次到浙江嵊泗的驻岛部队视察。上嵊山，部队整装列队欢迎，等待与首长合影。许世友突然心血来潮，要随行摄影记者陈时秋把避风港的渔船拍下来。陈时秋建议说：“相机里只有二张底片，拍大场面接片不够，请许司令先拍合影，换个胶卷再来拍渔船。”许世友火冒三丈，训斥说：“你啰嗦什么？这是命令！再啰嗦把相机摔倒海里去！”

有一次，许世友带领一批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员，到上海警备区所属部队看地形。讲好了，吃过午饭就出发。许世友单独用餐，酒足饭饱之后来了。参谋们说：“我们还没有吃饭。”陪同的警备区廖政国司令员慌了，批评管理处长误事。一边讲一边说：“走，我带你们吃饭去！”许世友在一旁冷笑，对廖政国说：“算了吧！你这个司令，连一顿饭都管不好，还管什么看地形！不劳您驾，我请他们吃饭去。”廖政国一脸苦笑，无奈地被晾在一旁，许世友带着参谋、干事、助理员上了车扬长而去。

文革中，1968年3月，许世友风风尘尘地来到军区后勤部大礼堂，对后勤部干部、战士训话。一上讲台就点名，“宫范九来了没有？”军械部宫部长站了起来，答“到”。他接着就骂：“什么四好部，你宫范九我太熟悉了，在胶东，你就滑头。你是西瓜掉进了油锅里，又圆又滑。你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接着又点名，“张友夫来了没有？”军械部副部长张友夫站起来，答“有”。许对张说：“你又狡又猾，你是宫范九的黑参谋，好好交代你的问题”。堂堂二位师级干部，被他数落得无地自容。许世友接着又点名，“军区总医院的龙‘院长’来了没有？”吓得龙启明站起来，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许世友明知龙启明不是院长，是唐亮政委的保健医生，只因总医院院长耿希晨诬陷他，说他写大字报造反，要夺权当院长，许世友就在广庭大众面前故意戏弄他，叫他难堪。如此等等。

在这一次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中，与平时的讲话口气、语言则迥然不同，他打破了自己的“常规、特色”。在报告中，大段大段地宣读毛泽东主席的“讲话”、“语录”、“指示”，一字不漏地传达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方针、政策。他从头到尾，不离开讲稿，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照着念，他耐着性子不停地翻着讲稿。他在读“毛泽东思想”时，仍然习惯地读“毛泽东的思想”，多了个“的”字，这是他的老习惯。最后，他特别强调南京军区广大指战员，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要求大家多写大字报，给军区领导提意见，帮助军区党委搞好文化大革命。

在许世友动员报告之前，南京军区广大指战员，广泛传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中央重要会议上，对许世友问话。毛泽东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许世友响亮回答：“我带兵北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指战员们都说，“我们的许司令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动员报告之后，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许司令的动员报告，就是动员令，进军令，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服从许司令的动员令，踊跃投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决不辜负许司令的期盼。许世友博得一次“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赞扬声。中国古代有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叶公在他雄伟的家府中，所有的梁柱都雕刻、绘画许许多多的龙，每天焚香，沐浴顶拜，祈求龙早日降临。有一天，龙真的在狂风暴雨中来了，而他却惊恐不已，逃之夭夭，连声诅咒，龙是妖魔，决心要把龙杀戮尽除而后快。这个故事，很适合许世友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四）文化大革命“炮声隆隆”中的许世友

1967年1月18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全体人员，按照“志同道合，自愿结合”的原则，分别成立了两个“战斗队”造反派组织，一个叫“只争朝夕”，一个叫“捍卫东”。《人民前线》报社成立了“风雷激”战斗队。“只争朝夕”选出艾汉美、陈时秋等五人为“勤务员”，艾汉美为“一号勤务员”。这两个战斗队，通过民主讨论制定了“约法三章”：

第一  行动准则：紧张而有秩序，积极而又慎重；

第二  坚持文斗，不搞武斗，不搞下跪、戴高帽、坐飞机、游街；

第三  对军区领导写大字报，只能提炮轰，不能提“打倒”；

第四  只在军区机关内部开展“四大”，不与外界各种组织搞串连；

第五  不打“横跑”不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

短短几天之内，贴出了空前规模的大字报。政治部大楼前大厅四周墙壁，上上下下贴满了大字报，有些大字报很有气派，从一楼一直糊到四楼。出现这种“壮观局面”并非偶然，很多问题早就蓄于群众心中，只是没有机会讲出来，长期憋着、捂着，如今机会来了，一下子就“喷井”了。文化大革命实行大鸣大放、大民主，发动群众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所以大字报声势也是空前的。很多大字报向军区首长“炮轰”直呼其名，敢于“碰硬”，敢于“刺刀见红”。更有胆量的同志，敢于点许世友的名，向许世友“开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些敢摸老虎屁股的“武松”们，到后来秋后算账时，一个也没有跑掉，都上了许世友的“黑名单”。谁也没有料到，在“炮轰”期间，许世友的亲信，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早已指派专人跟踪登记，直接送给许世友过目。其实，这类大字报，大多属于表态性、宣传性、口号性的，有的是善意的批评和合理的建议。并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没有触及要害，更没有攻击性或造谣、污蔑。比如，宣传部新闻科摄影记者陈时秋，考虑到写不写大字报是“关心国家大事”，是“对毛主席态度”，是“响应许司令号召”的原则问题，因而写了一张《神仙避暑会》大字报。批评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带着老婆孩子，在延安饭店开避暑会，上午开会，下午到吴淞口游泳，让工兵连给他们搭建休息、更衣室，还要给他们各家各户拍全家福照片，拍得不好，就发脾气。游泳返回路上，红卫兵游行队伍堵车，他们大骂“红卫兵”等等。如此正确而诚恳的大字报，居然上了“黑名单”。许世友说：“胖子造反，专他的政”（许世友叫陈时秋小胖子）。《八条命令》来了之后，陈时秋被抓了起来，关押在南京白水桥步兵181师营房里，被殴打、虐待、批斗，吃尽了苦头！在开展“四大”中，有不少老将出马上阵。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等人都被抓了起来。许世友说：“部长造反，罪加一等”。

1967年1月27日，宣传部、文化部和《人民前线》报社几个“战斗队”，联合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南京军区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席大会的军区领导人有副司令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副主任史景班、符确坚。许世友、杜平在北京参加会议，没有到会。各位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接受群众批判。大会前二十分钟，气氛严肃，秩序井然。会议进行中，从会场突然闯进了几十个人，声称是军区政治部“三团两队”（前线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的所谓造反派，还有从北京南下的所谓“三军造反派”。这群不速之客，指责“批判大会”右倾，没有“火药味”，没有造反派“脾气”。他们不顾王必成、鲍先志等年大体弱，强令他们“低头”、“弯腰”、“赎罪”。会场一片哗然，不知所措。“只争朝夕”、“捍卫东”、“风雷激”对“京派”行为十分不满。“京派”意犹未尽，又强迫王必成、鲍先志等领导人下跪，接受批判，老将军不服，他们就动手强迫他们跪下，引起与会干部、战士极大愤慨和反感，人们纷纷离开会场，批判会无功而终，影响很坏。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所谓“京派”，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上街“横扫”、“破旧归”，搞打砸抢、残害人命保爹保娘的“联动分子”，他们装扮成革命的造反派。“三团两队”有些人受了他们的欺骗和煽动，犯了过激错误。

“京派”的表演，充斥着流氓无产者，奉行无政府主义和“左”派幼稚病的极左思潮。

“京派”充当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健康发展的急先锋。

“京派”被黑手利用，装扮成“革命造反派”，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们充当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凶悍打手。

“京派”的幕后操纵者在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中，自始至终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制造武斗，挑动派性，分裂革命队伍，破坏“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班子。他们既制造“‘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又清查“5.16”，他们“制造犯罪又镇压犯罪。”他们在清查所谓“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把剑锋指向毛泽东，指向造反派，指向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制造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严重、最残酷、规模最大的冤案。总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个革命时期，他们以党的同路人出现，以资产阶级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长期潜伏在党内，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上台就搞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京派”的破坏、干扰、给许世友提供了镇压造反派的口实。

1967年1月，北京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一色的紫红小靠背椅上，坐满了人。中央军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徐向前元帅，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端坐在主持人位置上。各大军区、各兵种军种司令员、政治委员，各高等军事政治后勤院校院长、政治委员，军委各总部负责人，依次坐定。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莫文骅、刘锦平，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福州军区韩先楚、武汉军区陈再道、沈阳军区陈锡联等都到了。身着白衣年轻的女服务员，不时地把热毛巾和热茶放在一个白色瓷碟上，彬彬有礼送到首长面前，轻轻地放在茶几上。军委办公厅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聂济峰、路扬等也在坐。他们不断记录，有时凑到杨成武跟前，轻轻地说些什么，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室外冰天雪地，从蒙古刮来的寒风凛冽刺骨，室内则人气腾腾，温暖如春。将军们有的解衣散热，有的则脱了军外衣，穿着轻柔宜人的毛衣，兴致勃勃在讨论文化大革命。首长们不减当年，红光满面，意气风发。会议室内交流热烈，但却十分融洽和睦。几十年前，他们都从雪山草地过来的。老帅们，将军们个个值得尊敬和爱戴。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怒气冲冲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像在四军里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搬出了总理，并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帐，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捶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工作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候，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都一致赞同抓人，特别是韩拐子和陈再道分外起劲。

正当许世友在会议上发飙，公开对抗毛泽东、周恩来不准抓人的指示，搞得会场气氛紧张，徐、叶二帅下不来台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走进了会场，向许世友报告：“许司令员，您的电话，南京来的。”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会议室。

“许司令在哪里？请他说话”王必成声音。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徐玉田应了声“是”，不敢多言，轻轻放下话筒，慢步走了出去，快进小会议室时，他又停了下来。心想，这下好了，我是老鼠进了风箱两头窜吧！他在门口，正听见许世友粗声粗气地在骂娘：

“什么红卫兵，屌卫兵。什么‘换新天’战斗队，要***的变天！华东三省一市归我管，听我的，你们害怕，我一人承担！”喊得小会议室山响。“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要您接”。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他说（指王必成）有要紧事请示您，非要您接不可。”这一句话是徐玉田自己编出来的，他为了解脱自己。大凡秘书出身的军官，都知道如何适应首长的脾气和好恶。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的鬼。司令部要管政治部。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

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也是草包！”

又说，“叫王蕴瑞（南京军区参谋长），蒋科（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

又说，“部队不够用，从60军调。179师不能动，从181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我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

“什么？孙海云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

“知识分子最坏，又奸又猾，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讲完，啪的一声把话筒摔在桌上，话筒里的嘟嘟忙音，不停地传出来。徐玉田习惯地过去把话筒放在话机上。

会后，徐玉田告诉司令部秘书科长肖海，叫他立即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精神，发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大造声势，大造舆论，散发公告、电文、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徐玉田清秀的脸庞上露出了钦佩的神色。他思忖着，人家都说许司令是大老粗，只会打仗，不习政治；只会骂人，没有文气；生性豪爽，不搞阴谋；直来直去，不搞投机。现在看来，许司令既能武也能文，是文武兼备的军事家、政治家。徐玉田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发出由衷的钦佩：“为将之道，贵在攻心！”许司令确有大将之风度，确是我们的好司令，好领导。徐玉田为我南京部队几十万指战员，有这样一位完美的司令员，而感到幸福和骄傲。许世友居然能在大逮捕到来之前，未雨绸缪，弄出一份自产自销的电报，发动部队大造声势，自发声援，要求军区党委采取断然措施，使抓人合法化。包装得多么巧妙！上可欺中央，下可骗群众。

历史上曾有沈阳皇姑屯事件，北大营事件，卢沟桥事件，以及上海的“八一三”事件，那是日本军国主义干的，也是日本军阀干的。1940年发生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那是蒋介石干的。许世友怎么能同日本军阀和中国军阀相提并论呢？令人迷惑！

（五）被迫作“检讨”又不甘心的许世友

1968年1月5日，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写给党中央的“检讨报告”摘要如下：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春桥同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

……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我们抓住地方革命群众组织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给他们加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反革命复辟”，“破坏生产，中断交通”，“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等罪名，错误地把十个革命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抓了三百三十二人，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我们还大量出公告，发传单，制造社会舆论，对他们进行攻击，使它们在政治上遭到了打击，受到了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也背上了“反革命亲属”的政治包袱，遭到了种种歧视。

在我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军区一些下属单位，也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抓了许多革命群众，把许多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些革命群众组织，被打垮了，有些群众组织，怕被取缔，不敢活动。使苏、浙、皖三省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严重的压制。回想起来，痛心万分。

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逮捕二十二人，看管、隔离反省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它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赎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革命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的“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我们对驻南京的某些军队院校冲击军区机关，看的过于严重，借口维护八条命令，对他们进行了压制。责令一些同志写检讨，并看管了十六人，特别对第一工校革命造反总部等革命群众组织，冲击八一医院事件，错误地定为“极为反动的反革命事件”，使这些单位的革命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遭到了各方面的压制和打击。

……

我们对自发开展“四大”的连队，也以压制手段代替说服教育，有的收缴了武器，有的拆散分配到部队，有的调到农场劳动。对这些同志也同样搞揭发检举，检讨请罪，批判斗争。

我们还向部队大量散发揭发公告和公开信，大讲军内外革命造反派的坏话，在部队中造成了很坏的后果。

……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判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替许世友承担了责任。即使这样，许世友还是不高兴，不情愿。他坚持他“抓人”没有错。最后，周恩来总理拍了板，敲定了，他才勉强同意。

爱新觉罗·里霜 2013年10月南京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28 10:03:39

《许世友与大民主》：三、在“倒许、乱军”黑旗下艾汉美全家大逃亡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

在“倒许、乱军”黑旗追歼下艾汉美全家大逃亡

（一）明晃晃的刺刀，毒打、摧残、虐待

艾汉美，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干事，1932年生，从12军司令部作训参谋岗位上，指调南京军区政治部，改行做政治工作。他在《石头城的风雷》一书中写道：
押送我们行走的道路两旁，各站着一排荷枪实弹，身强力壮的战士，他们两手端着钢枪，枪膛里上了子弹，枪头间上了明晃晃的刺刀。战士们用恶狠狠的目光，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不准说话”、“不准乱动”、“谁要不老实，就对谁不客气。”我们在一片怒吼声中，在两旁钢枪刺刀的威逼下，只能低着头，弯着腰，一步一步向前挪动。我刚进这小房间不久，“抓捕班子”的方立德出现在我面前。他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艾汉美，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吗？”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许司令是你们随便反的吗？许司令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许司令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经过两天折磨，第二天夜里，我有点熬不住了，躺在床上，很块发出阵阵鼾声。此时，在房门口看管我们的战士，立刻以“触犯囚规”为由，对我一阵“噼噼啪啪”的拳头猛击过来。因我正在睡眠中，被打得晕头转向，莫名其妙，不知为何遭到毒打。“睡觉不许打鼾”是打人理由。午夜时分，看管我们的战士换班，来了一名大个子战士，称得上是彪形大汉。我迟迟不敢入睡，翻了一下身子，不料我的这个“翻身”动作，触怒了这位彪形大汉，他二话没说，冲到我身边，拳打脚踢，枪托砸，一齐上阵。我赶紧从床上坐起来抱住头，其它部位随他打了。我不明白什么原因遭到毒打，便小声地说了一句：“我在床上睡觉，没有什么乱说乱动呀！”彪形大汉大吼一声：“你刚才翻身为什么不报告。”“晚上睡觉翻身，往往是不知不觉的，怎么报告法？”彪形大汉见我不服，更来劲了，接着抽我几个耳光，打得我趴倒在床上，等我坐起来，又是巴掌，又把我打倒了。这场毒打，打得我鼻青眼肿，满身伤痕，打得我神情恍惚，东倒西歪。

正当我遭到毒打之时，左邻右舍，前排后排的“牢房”里，连续地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歇斯底里的吼声、训斥声、“噼里啪啦的拳击声、耳光声……”。第二天早上，看管我们的战士又宣布了“囚规细则”：

“头部不能自由转动”；

“身子不能自由挪动”；

“手不能自由移动”；

“脚不能自由走动”；

按照“囚归”，我的整个身躯，只有三个部位可以自由活动：

“大脑可以自由活动”；

“呼吸可以自由进行”；

“心脏可以自由跳动”。

否则，就要挨打。这样一来，我这个大活人，就变成了一个“木头人”、“植物人”了。

一天下午，全体囚犯都到营区后面的菜地劳动，我一抬头，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这不是赵树湘副部长吗？他怎么也被抓进来了？我心想，把部长都抓进来了，肯定不只抓他一个部长。再看整个菜地上，黑压压一片人，分不清张三李四。我琢磨，许世友胃口真不小，抓的人真不少呀！

这个时候许世友正春风得意“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在南京“AB大楼”（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大摆庆功宴，招待各方有功之臣，平时难得一笑的许世友，这天满脸笑容，大声宣布：“这一个月以来，我们把那些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人物抓了一批，关了一批，判了一批，还清洗下去一批。整个运动进展神速，战果辉煌。”他特意把他平时最喜欢喝的茅台酒拿出来，同大家举杯畅饮，一醉方休。

许世友在南京白水桥步兵181师营房创办的“行政看管”从字面上看，披着一层巧妙打扮的外衣，如同家长看管子女一般。它与刑事、政治、经济等罪犯，执行逮捕、拘留、隔离审查、判刑坐牢，在性质上根本沾不到边；同“关禁闭”的军纪处分也谈不上。但就其内幕真相，却实实在在地蓄意整人，折磨人，迫害人，彻头彻尾的封建专制。在关押审讯中，实行残忍的私刑摧残，超过了对敌斗争的专政！

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又是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拥有至高的权利，他可以以任何借口，如“军队要不要稳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等为理由，抛弃党的政策，随心所欲地镇压他看不顺眼的任何人。他的灵魂深处只有“逆我者亡”四个字！所以，他敢对王必成副司令员（中将）下命令：“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部队不够用从60军调，从181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我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部长造反罪加一等！”“叫王蕴瑞（参谋长）、蒋科（军训部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唐朝柳宗元写的《封建论》指出；“唐王朝灭亡主要原因之一，是那些长期盘踞在自己地盘上的大军阀，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狂妄不羁，桀骜不驯。最后，必然骄兵悍将向长安。”许世友与这些古代的骄兵悍将，何其相似乃尔！

（二）许世友逢场作戏，艾汉美泪哭娘亲

许世友抓人的瘾过足了，乱子也来了。党中央毛泽东知道了。1967年4月，《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了，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许世友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1967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做他的工作，要他认识错误，承认错误，做检讨。许世友从大别山被接到上海，到了毛主席住处，刚见到毛主席身影，就一头跪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躲在另屋的杨成武、张春桥被他哭得偷偷在笑。许世友演了一出刘皇叔“哭荆州”的闹剧，毛泽东被哭得没办法，双手扶起了他，对他说：“莫哭莫哭，有话起来好好说。”许世友虽粗，但他“粗中有细”，他的“下跪”和“眼泪”，感动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许世友收起泪花，转悲为喜，破涕为笑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又说了一句：“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许世友又咽下了一只“苍蝇”，心里喜忧掺半。他说什么“我有上方宝剑啦，可以先斩后奏啦；”纯系他“粗中有细”胡造出来吓唬别人，给自己壮胆的鬼话。他临别的时候，笑眯眯的对杨成武说：“成武，我要打只豹子送给你！”

艾汉美离开白水桥“牢房”，坐上吉普车，直奔南京三牌楼南京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我在白水桥的40天里，我最担心的是年过七旬的老母亲，半年前老人刚从湖北红安老家来到南京。遭到这场政治风暴的打击，老人终日以泪洗面，憔悴不堪。”

“当我快要临近家门时，一眼望见老母亲独自呆呆地坐在家门口。我走到老母亲面前，连声呼喊：妈妈，妈妈，老人似乎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也没有认出是我，反问我：‘你是哪个？’我见此状，赶忙提高嗓门，‘我是你儿子汉美呀！’‘我回来了！’这时，老母亲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才认出我来了。老人一边拉着我，一边激动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汉美呀，你到哪里去了！’当老人发现我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的摸样，又惊讶，又痛心地说，‘你这次离家几十天，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啦，我都认不出来了，你受的什么罪？怎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我对老人说什么好呢？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把老人扶到房内床上躺着，把话题岔开，说几句宽慰的话，“我回来了，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的。你老人家要多保重身体，不要为我操心”。老人接着对我说，我离家几十天，她老人家天天坐在家门口盼着我回家。老人动情地说，“我的双眼快望穿了，如果你再不回来，我恐怕就等不到了，你可能就永远见不到老娘啦！”我看着老人，痛苦地诉说，泪流满面，心如刀绞，万分愧疚。老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把我哺养成人，临到垂暮之年，非但享不到一点福，反而让老人家受到不该承受的伤害。

傍晚，我爱人朱德美下班到家了，孩子们也放学回来了。他们见到我，又意外，又高兴，又亲切，又气氛，又胆怯。灾难中的家人见面，真是百感交集。我被“行政看管”40天，全家人由于我而蒙受着意想不到的打击和伤害。

在那段时间里，艾汉美全家，包括老母亲，妻子，子女，都成了人们关注、议论的中心，因为一家人，男女老少都是反革命家庭。他们的孩子不敢出门，不敢上街，不敢上学。在外面，常常有挨骂声，挨拳头，甚至挨石头。什么“艾汉美家的小反革命，”“反革命狗崽子”等污言恶语，使他们幼小心灵，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痛。受伤更深的是七旬老母，由于年老体弱，胆子小，耳又聋，很少出门，对外部世界一片茫然。艾汉美在家时，工作再忙，每天总要抽点时间，同老人谈谈心，拉拉家常。这次突然“失踪”，音信全无，就像蒸发了，因而不能不使老人心急如焚。妻子朱德美考虑到老人心脏不好，再受不了更大的心理刺激，不敢把艾汉美被抓的真情告知老人。而老人眼睛很管用，她看到全家人紧张不安的神态，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也失去了平日的欢乐；又看到过路行人，对艾家投以怪异的目光，这种种现象，不能不使老人更加惶恐焦虑。连续数日，老人不说话，不吃饭，不喝水，也不睡觉，天天独自一人坐在家门口，盼望儿子归来，喃喃自语；“汉美呀！你再不回来，老娘就等不到你了……。”

老母的表现，更把儿媳朱德美急坏了，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危机感。艾汉美被抓进去，已经使她提心吊胆，加上老人这种状态，如果出现什么不测，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她赶忙去把孙皓月科长（宣传部新闻科）夫妇请来，把邻居好心人石嫂子请来，帮助做做老人的思想工作。在他们的多方劝导下，老人的情绪慢慢有所好转。

中国式一个传统的儒教国家，劳动人民心地善良，宽宏，包容，忍让，互爱精神很好。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全民进行了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正面体现中华民族精神面貌和道德风范。它具有全民性、群众性、革命性强大精神力量和政治力量。

许世友搞独立王国，搞封建专制，反民主，反正义，是不得民心的。现在有人，无视人民群众的正面力量，不遗余力吹捧许世友，塑造许世友传奇故事，什么《近看许世友》、《毛泽东之剑》、《许世友传奇》等等。他们看似在吹捧死人、包装死人，实际上，是在包装推销自己，在死人身上捞点好处费。这类人物的人生价值，无非就是唯我主义和拜金主义。

一天深夜艾汉美老母亲突然鼻子流血，胸闷，吐不出气来。人们连忙把老人送到南京军区八一医院治疗。第二天，医院通知病危，要家属要为老人的后事做准备。正在这时，南京军区政治部向艾汉美传达上级指示：“艾汉美属于敌我矛盾，听候处理。先去浙江执行支农任务，在支农中接受改造，将功赎罪。”经过这一周时间抢救、治疗，老人的生命总算救过来了。医生说：“这只是暂时好一些，病情没有根本好转，还需要继续住院治疗。”这样，难题又摆在艾汉美面前，一方面，需要他留下来，继续照顾老人治病，另一方面，军令不可违抗，逼他尽快离开南京去浙江。艾汉美“待罪”之身，不得不狠狠心，缩短老母住院时间，通知长兄速来南京，把老人接回湖北老家治病。结果，老母回去不久，即传来病逝的噩耗。

艾汉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噩耗传来，我的愧疚之心，无地置容；我的愤恨之心，难于言表。我的双眼在流泪，我的内心在流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老母之死，就是许世友一手制造的灾难折磨致死。”

（三）艾汉美深山铸剑，韬晦潜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奉命赶赴浙江省的龙泉县人武部报到。根据许世友的决定，南京军区政治部大部分人员，已于我去浙江之前，分赴浙江各地，美其名曰：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实为清洗出门。凡是贴过大字报的人，造过反的人，以及支持，同情造反派的人，或者对造反派斗争不力的人，均列入清洗名单。

对我这一类的造反派头头，另有一套“特殊”政策。规定我们要远离“三线”：即大城市一线、铁路沿线和海防前线，尽可能把我们流放到山区边陲地方去。我所去的龙泉县，就是位于浙江省西南角最边远的一个山区县。这里盛产陶器和宝剑而闻名，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古镇。交通十分不便，我从南京出发，经上海、杭州、金华、到丽水、共花去两天，然后从丽水沿盘山公路，翻越几座大山，第三天下午才到龙泉。古“龙泉宝剑”就是在这里铸成的。

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按照许世友的决定，在艾汉美的档案里，塞进了“艾汉美造反罪行材料，”还特别醒目地记录下列文字：“艾汉美系重要造反派头头，犯有严重错误，要严加看管，不能重用，不能支左，不能支工，要放到山区去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在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改造。”根据“档案”的这一“指令”，龙泉县人武部领导，当即把艾汉美再下放到远离县城的位于大山里的梅岭公社。艾汉美到了梅岭，按照公社干部的安排，一头扎进了一位社员家里安顿下来。

梅岭——大山里的一座小镇，周围群山环抱，山上遍布森林、翠竹，一片绿色海洋。小镇的居房建筑，沿着一条小河旁错落摆开。小河河面不宽而平坦，河水不深而清亮。时值夏天，常常遇到三五成群的儿童在小河中间戏水游玩。小河岸边有三三两两的妇女，一边洗衣服，一边说说笑笑。河对岸，拉木排的纤夫们，时而发出劳动号子的阵阵吆喝声。河这边，梅岭中心小学校里，传来学生们的朗朗读书声。艾汉美写道：“我初来这里，被这优雅自然的山区风光所陶醉。此景此情，不禁使我联想起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陶渊明在《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美景。此景此情，还使我不禁产生了‘乱中取静’、‘因祸得福’的感慨。”

艾汉美到梅岭之后，心情豁然开朗。目睹梅岭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再对照当时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对照乱哄哄的大城市，简直是“两重天”。艾汉美说：“我真要感谢许世友把我发配到这块宝地来，实在难得，难得！值得庆幸！”

艾汉美到梅岭之初，最有兴趣的是，跟着公社干部或和社员一道，到那高高半山腰间的梯田里干活。他说：“这里既可以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又可以爬山路，练身体；还可以观赏到高山之上的参天大树，奇花异草；偶尔还能看到活跃在悬崖峭壁之间的猴子，真令人赏心悦目。劳动之余，就去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由于我人生地疏，本地方言又难懂。每次走访，都得请人当向导，做翻译。这里村落分散在大山之间，稀稀拉拉。走访时，就要沿着山间小路，穿密林、爬陡坡，翻山越岭，一个来回就是一身汗。山区群众，常年难得见到解放军，如今看我头戴军帽，身穿军装，来到他们面前，他们所表现的那种热乎劲，也是难以见到的。他们言语之中的，对解放军那股亲切感，信任感，兴奋感，使我深受教育。这种来自劳动人民的群众教育，与许世友把我们当做‘反革命’，所谓的‘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是根本不同性质的两码事。”
我的行动，很快成为梅岭山区广泛流传的新闻。同时，也得到县人武部领导的赞扬。人们又听说我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派下来的解放军”，更加名声大振。一时间，方方面面找上门来，纷纷要求“解放军”出面接谈。有农村社员，汽车站工人，有学校老师、学生，有部队转业干部、退伍士兵；还有来自上海、杭州的知识青年。因而，一度忙得我不亦乐乎，白天谈不完，晚上接着谈，有时谈到深夜十二点。我的任务是当好“三员”；党的路线、政策“广播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广大群众反映情况的“记录员”。

可是，我刚刚扎根梅岭，许世友又来“照顾”我了。1967年7月上旬一天，龙泉县人武部领导电话通知我，即日到县。开始，我不知何事。当我回到县里一见面，立刻明白了：许世友派来了‘钦差大臣’方立德大人，他是奉许世友之命而来的，名义上是传达军区领导指示，要我不要听信“谣传”，不要受到外界“影响”。实质上，反映许世友处境不妙，生怕我们这些不“老实”的人，再兴风作浪。许世友对我们这些人的智商和能量，估计过低了。他可以把我们流放到深山野岭，但是，我人在山区，而心却时时刻刻和外界的形势发展，息息相通，紧密相连的。各方面的信息告诉我，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以后，南京军区形式变化很大，许世友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四）“批资总部”宣布：公开批判许世友错误

一九六七年八月，南京军区政治部浙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同志，得到浙江省军区军管会、驻浙部队陆军第20军领导的同情和支持，在杭州云和路，市委招待会，举行部分人员座谈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党指挥枪”，而不允许“枪指挥党”。人民解放军绝不是“许家军”，决不允许许世友以执行《八条命令》为借口，私自调用部队，对南京军区领导机关革命干部、群众，进行非法武装逮捕、关押、审讯和迫害。艾汉美写道：“我们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中华民族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万众一心，前进！前进！’‘不靠神仙’，‘不靠上帝’，‘就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通过座谈，群情激奋，众口一声，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成立“批资总部”（全称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部”），向许世友公开宣战！向许世友讨还公道！要教育许世友明白：人民军队的政治部，不是一群乱七八糟的知识分子，一听炮响就向后跑的孬种。我们南京军区政治部赴浙江“支左”的二百多名干部，成立“批资总部”，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是对许世友的造反！严格地说，我们原本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只是出于拥护毛主席的革命热忱，带有一定的不理解。这一次就不同了，目标明确，具体，就是要造许世友“镇压群众，迫害人民”的反。逼上梁山，别无选择。“批资总部”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两项活动：一是要求许世友认错，平反；二是赴京告状。

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和“批资总部”的成立，得到二十军领导的有力支持和帮助。二十军对南京军区政治部，赴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作为下级对待上级，只能本着“尊重”和“照顾”的态度。二十军政委南萍，原来就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他与我们中间的很多同志是老朋友，老熟人。加上那个年代的特殊性，政治上的复杂性，他们对我们以谨慎的支持和帮助，是可以理解的。在座谈会期间，南萍政委以浙江军管会主任身份，和另一位军管会副主任陈励云（空四军政委），在杭州市新新饭店，接见了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人员。他们俩人的谈话，总的精神是对我们表示关心和信任，希望我们积极作好浙江的“三支”“两军”工作。没有涉及“批资总部”的问题。

我们在杭州成立“批资总部”的消息，连夜传到南京，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军区的上上下下，传到机关的四面八方。

不久前，许世友突然一声令下，“抓人”，就像一声惊雷巨响，震动了石头城，如今，“批资总部”成立了，公开向许世友宣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突然一声爆炸，又一次震动了石头城。

这时候，许世友已躲到大别山里去了，但“批资总部”的消息，也迅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气得他半响说不出话来。然后，就是一个劲的破口大骂：“他娘的，政治部的这些乌龟王八羔子，又跳出来造反啦！真的要翻天啦！”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政治部的这伙人，被他抓的抓，关的关，清洗的清洗，整得死去活来，还没有整服贴，这么快又卷土重来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原先把政治部二百多人，统统赶到浙江去，赶到边远山区去，就是为了把政治部整得稀巴烂，现在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让他们凑到一起，抱成一团。他似乎感到这步棋有点失策。于是许世友决定改变策略，另拿主意。在他指使下，军区干部部便立即向二十军发了抽调40名精英的电令。

面对这一电令，我们怎么办？这是一着暗藏杀机的狠棋。如果不执行，就要被扣上“违抗军令”的大帽子，就有可能再次被抓起来的风险。如果执行，那正中许世友的下怀。我们成立“批资总部”，是要造许世友的反。如果调走了40名精英，对我们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那么，我们的造反不就落空了吗？我们认真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回电拒绝。理由有三：

第一  我们奉军区之命，到浙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已然成为当地重要力量，获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赞誉。当前，正是“三支”、“两军”关键时刻，如果“精英”调走，中途“撤军”，势必造成混乱，对文化大革命大局，极为不利。

第二  正常的组织调动，应该无条件服从。但军区这次调令，令人质疑。调令说，抽调40名精英，是为了加强政治机关力量，这种“高调辞令”与“乌七八糟”、“乌龟王八”前后相比较，可信吗？已被许世友决心抛弃的这二百多人，军区统统不要了，把他们放到支农第一线去，其中问题严重的人，要放到边远山区去，前后相对照，可信吗？分明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最终必被许世友再一次“任意迫害”。

第三  这二百多名干部，每人档案里都被塞进去黑材料，不纠正，不平反，不批判，不肃清影响还以清白，恢复名誉，这批干部又如何“加强力量”努力正常工作呢？因此，不能执行调令。

这段时间，南京军区领导班子成员，都在认真思考同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二月抓人事件”。许世友被党中央安排在大别山城西湖农场“养病”。军区第一副司令王必成，主持日常工作。二月抓人时，王必成是前线指挥官。对此，他认识错误较早，态度转变较快。他在接见受迫害的同志时，诚恳地说：“二月抓人肯定错了。当时，我再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指挥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同王必成认真态度相一致的领导人，还有林维先副司令，鲍先志副政委。

但是，南京军区“二月抓人”的总决策者，总指挥许世友与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等人的态度大相径庭，他对王必成的表态，当即反唇相诘：“二月抓人没有错。我在上海问过毛主席，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毛主席说要。”“那些造反的人不听招呼，我执行纪律有什么错？”许世友忘记了，他在上海见毛主席时，他的那付“德性”。他声泪俱下，下跪求饶，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愿意检讨。”他把毛主席对他的爱护，苦心做他工作，拿来做“护身符”，做“挡箭牌”，其“德性”可想而知了。

“批资总部”于1967年9月中旬，派出一部分代表，回到南京军区机关。经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同意，从浙江回来的同志与仍留在南京受迫害的人联合一起，成立了群众性的“平反小组”。这一回，不搞“大呼噜”式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也不开批判大会，而是开展“求真务实”的小型活动。比如：在政治部办公大楼楼梯处，搞了一个“平反专栏”；由《人民前线》报社的同志，搞了一个《平反小报》；走访军区领导人等。通过这些“和风细雨”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促进落实平反工作。

在此期间，军区司令部被赶到江苏各地的同志，军区后勤部被赶到安徽各地的同志，也纷纷“杀”回南京，各自成立了本部门的“平反组”，开展“平反”活动。

在此期间南京军区司政后领导机关，在军区党委领导下进行着正常的战备工作和日常工作，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同志之间；军区与下属省军区、各野战集团军之间；关系融洽，团结一致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军委，三总部各项方针、政策，搞好战备。

（五）成立告状团赴京告状，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成立“批资总部”之初，就立志赴京告状。在开展平反活动的同时，着手赴京告状的准备工作。南京军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许世友的问题，要想在南京解决，困难很大。从许世友的历史、地位、个性及其所犯的错误性质来看，没有毛主席，党中央出面，许世友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对我们的打击迫害，不仅不能解决，甚至会更加凶险化。

1967年9月，在杭州召开了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受迫害人员代表联合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策划“赴京告状”的具体事宜。参加的人员有：司令部参谋张破涛、高国涛；后勤部助理员赵里霜、王树雨；政治部新闻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人民前线》报编辑高丕忠、记者陈荣安，还有政治部秘书处李永宽、宣传部施关斌等人。为保证“赴京告状”的安全性，会议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比如，后勤部的赵里霜、王树雨二人，由南京海军学院秘密安排，乘东海舰队油船，由南京下关港直达上海浦东港，再换乘火车抵达杭州的。为开好会，“批资总部”李永宽同志选择了一处条件极好的会议地点，位于西子湖畔密林深处，环境优美的303医院将军楼。两天会议及吃、住，全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会议室内。会议通过交流情况、分析形势，取得了一致意见：军区司、政、后三大部联合起来，赴京告状。首先分头准备告状材料，寻找上告渠道，于适当时机启程赴京。

正当我们准备上京告状之际，党中央派来了调查组，由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副政委刘锦平中将和周恩来总理秘书宋皋率领。他们十月上旬，在南京等地调查地方上文化大革命情况之后，广泛听取了南京军区受迫害同志的意见，单独同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军区党委秘书尤亮，军区政治部保卫队队长史书清等人，作了个别交谈。1967年10月6日晚上八时，在南京空军招待所召开南京驻军受压人员座谈会。艾汉美，陈时秋作为军区政治部赴浙250多干部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刘锦平副政委深情地对我们说：“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周总理嘱咐我，要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他们的意见。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听了这话，与会人员无不万分感动。南京空军的干部、战士，都来当招待员，他们亲切地招待我们，递茶送水，送擦脸热毛巾，深夜给我们送夜宵，无微不至。

中央调查组的到来，更加增添了我们“赴京告状”的信心和力量，给我们极大的激励和推动，加快了告状材料的准备。迅速完成了名为“大逮捕”、“大迫害”、“大清洗”许世友镇压革命群众，三大本备忘录。军区司令部机要局参谋于定提供了一份许世友二、三月间，亲自下令大批抓人的原始记录。李永宽在舟嵊要塞区，搞到了一本许世友指挥要塞区司令员黄朝天，抓人的电话录音资料。万事俱备，只欠时机。选择何时上北京？十一月上旬，我们得到军区政治部杜方平秘书冯玉璋传来的信息，中央领导即将召开解决江苏文化大革命三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问题的会议，江苏军管会负责同志及各派头头都去北京了。艾汉美与司令部、后勤部的同志商定，不失时机立即启程。在动身之际，艾汉美和陈时秋，与孙海云、赵树湘、洪期钧等同志，就赴京告状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研究。1967年11月16日下午，在南京浦口火车站会合，共23人，其中有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告状人员。南京军区受许世友迫害的人员代表，终于踏上了赴京向党中央毛主席状告许世友的征程。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包括红军年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年代，是绝无仅有的。许世友又一次站了个“排头兵”，“抓了个头彩”。

23人告状团名单：

张破涛  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运部参谋

高国涛  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兵部参谋

艾汉美  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干事

陈时秋  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摄影记者

陈荣安  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记者

赵里霜  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部长助理员

沈文琛  南京军区后勤部物资部部长助理员

锋  锐  南京军区后勤部干训大队教导员

邓启樵  南京军区后勤部916油库副政治委员

柯如仙  南京军区后勤部总医院医生

张阿凤  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童静芬  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夏佩佩  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蒋黎黎  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华家瑛  南京军区125医院工作人员

李英武  南京海军学院学员

段金城  南京炮兵学校教员

徐慧堂  南京工程兵学校教员

李忠本  南京工程兵学校教员

王文忠  南京步兵学校教员

邓才良  南京军区八三医院工作人员

（另二人姓名不详）

（六）周恩来接见，二十一人代表潇洒人民大会堂

1967年11月17日告状团全体人员抵达北京，19日得到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江苏军管会负责人和江苏各派头头的消息。吃过晚饭告状团二十一人代表直奔人民大会堂（陈时秋、高国涛临时有事没有去）。我们只能站在大会堂南门外警戒线外等候总理等中央首长的到来。九时左右，多辆黑色小轿车驶向南门，我们判断，总理等中央首长到了。二十一人代表齐声高呼“我们要求见首长！”我们清楚地看到，总理下车后，转过身来朝我们的站位看了看。不久，一位军队干部来到我们跟前说：“我是杨代总长身边工作人员（后来得知他是杨成武的秘书），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要求”。当他了解到，我们是南京军区司、政、后及南京地区军队院校上访人员后，就转身回去了。不一会杨代总长的秘书又来了，他笑咪咪地对我们说：“总理同意接见你们”，“你们把人数、各单位报上来”。

这一喜出望外的佳音，真叫我们难以置信，没有想到这一佳音来得这样快！来得这样及时！大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感谢总理接见！”“向总理致敬！”。我们当即将人数和名单报给杨代总长的秘书。

我们被领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一眼望见仰望已久的周总理。总理坐在主席台中央，在他两边分别是康生、张春桥、杨成武和余立金。参加接见的有江苏省军区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以及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蒋科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我们身上，各有不同的表情。有笑脸相迎的，有冷眼相视的，还有个别的怒目相向的。二十一人告状团成员的突然出现，并受到总理及中央首长的接见，激起了一阵高低起伏的波浪。

周恩来总理看过我们上报的名单说：“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来了二十一名代表，我们决定留你们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见，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们是解放军，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中央要求你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要把军队内部的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与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遵照总理指示，我们被安排住进北京西郊西苑大旅社。

总理接见二十一名代表的喜讯，在南京被官方严密封锁。我们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传播喜讯，传播二十一名代表在北京的活动情况。由于西苑旅社没有军线，我们先由南京的平反小组施关斌打过来，然后，由陈荣安把事先准备好的重要信息，传回南京。每晚通话长达两个多月，而且都在深夜凌晨2-3时进行。

（七）周总理亲自领导“南京军区学习班”

总理接见时，二十一人代表做为“特许代表”，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开始，我们对这一指示的含义并不理解。后来，我们逐步认识到，中央举办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是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决策，费尽苦心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反映了毛主席、周总理对南京军区和受压迫同志的高度关爱和重视。

1967年11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12月5日晚，中央联络员来到西苑旅社，带领二十一人代表前往京西宾馆，周恩来总理第二次接见。参加接见的人员有：王必成、鲍先志、孙海云、赵树湘、徐玉田，还有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和蒋科。

晚8时，周总理带领总参代总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空军副政委刘锦平进入会场。这次接见，二十一名代表，被安排在会议室正面中央位置上，周总理及军委三总部首长，陆、海、空三军首长，不但挨得最近，而且正好面对面。这一精心的安排更加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党中央，对积极“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左派的人民解放军；对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允许开展“四大”的单位而受到打击迫害的广大指战员，表达了亲切的关爱和支持！这样的安排，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积极影响。这种精心安排，是做给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积极甚至持反对、阻挠，或镇压的高级将领们看的。如：许世友、韩先楚、陈再道、陈锡联、黄永胜、韦国清、张爱萍、肖华，其中也包括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在文革初期，这些领导人，大都受到群众炮轰或冲击，《八条命令》下达后，大都抓过人。其中错误严重的，又顽固不改的只有许世友等极少数人。毛泽东深谋远虑，用心良苦，对这批为数不少的高级将领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让他们理解文化大革命，跟上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

周恩来坐定后，笑容满面，他拿起二十一人代表名单，对到会人员扫视一番后，问了一声：“同志们都来了吧！”“现在我点名”；“张破涛！”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张破涛，神色紧张地站起来回答“到！”

“你老家在哪里？”

“报告总理，我是山东人（营）”。他以标准的胶东口音回答。

“你叫张破涛，可不是张国涛，这一字之差，就是天地之别啊！”

总理一句幽默话，引起会上一阵笑声。

按照花名册的顺序，张破涛之后，就是艾汉美的名字。艾汉美正准备回答总理的问话，突然出现一个插曲。

“报告总理，这里有一张南京军区，另一部分群众递进来的条子，要求交给总理。”这个报告声音，来自江苏省军区军管会人员的座席上。

总理接过“条子”一看，立刻明白了这个声音和“条子”的“用意”。总理便与坐在他旁边的杨成武磋商了两句，表态说：“我同意这部分群众派代表来！”

“来多少人呢？”总理发问。

递条子的人提出“也来二十一人”。
总理略加思量，说：“派七名代表来好了”。

一锤定音。这意外的“插曲”，突显了南京军区有“派性”。周恩来总理对这个突发而来的“声音”，事先并不知情，军委办事组的首长们也没有料到。总理处理得十分巧妙，公正，恰到好处。

“插曲”结束，言归正传。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提出来。军区的问题要在年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小扬，（杨成武）我先走一步，你们继续开会。”

大家起立，鼓掌欢送总理离开会议室。杨成武安排了学习班具体事项。十二月八日，成立学习班领导小组，由十人组成，杜平政委任组长，参加人员有：王必成、鲍先志、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梁辑卿（省军区政委）、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王挺（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二十一人代表有两人，艾汉美、李英武。七人代表有一人。

学习班的主角许世友没有露面，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他的爱护。据说，他住在中南海里“养病”。

（八）王、林、鲍代人受过，硬着头皮挨板子

1967年12月13日，下午二时“学习班”开学了，全体学员到会。由二十一人代表首先发言，开始“炮轰”许世友。但是，不点名。坚持摆事实，讲道理。

这一天天气晴朗，但寒气逼人。进入京西宾馆会议室，顿觉温暖如春。学习班主持人的位置，设在中间上方。端坐着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刘锦平。邱会作说：“南京军区问题，毛泽东主席早有指示，我们现在，就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邱会作请出“尚方宝剑”，宣布“奉旨办差”。接着，他征求意见，会议如何开法。

在主席台左面就坐的有：杜平、王必成、鲍先志三位南京军区领导人，还有孙海云、赵树湘，以及南京军区司、政、后领导机关工作人员，包括七人代表。吴大胜、梁辑卿、杜方平、赵俊等省军区军管会负责人也在坐。

由于在学习班开学前两天，12月11日，孙海云、赵树湘奉总理之命，向告状团传达了“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杜平同志不能打倒，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许世友有错误可以批评，让他作检讨”毛泽东主席的四句话。所以，在发言中，虽然满腔愤恨，满腔苦水，但十分注意把握分寸和政策界限。不点名，不扣帽子，不上纲上线，更没有对许世友进行人身攻击，或强加不实之词。因此，会场气氛严肃而平静。在坐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等，全神贯注听取告状团的申诉。坐在“被告席”上的军区领导人杜平、王必成、鲍先志，态度不错，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揭发、批判。尽管他们不是“二月抓人”事件的决策人和指挥者，但他们意识到，身为军区党委集体领导的成员，不能推卸应有的责任。他们除在会上诚恳地听取批评意见，会后还能同告状团21人代表相互交谈，相互问候。学习班真正贯彻体现了毛泽东主席“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斗私批修”的重要指示和号召。

树欲静而风不止。学习班的会议上，也曾出现过某种不和谐的怪异之声。12月20日，正当告状团一位代表继续申诉的时候，在“七人代表”席上，突然站起一个人来，抢先发言，打断申诉。此人在发言中，把广大群众“开展四大”、“要求平反”、“赴京告状”等，一概污蔑为“有预谋、有组织的“倒许乱军夺权”，说“告状团”是什么“害群之马”、“不法之徒”。诬蔑“告状团”欺骗总理，混进人民大会堂，“在总理面前告黑状”。同时指责“王、林、鲍”在南京接见受打击迫害要求平反的群众，是“投降造反派”；诬陷“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此人，并非“七人代表”，而是南京军区后勤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钱永清，他冒充“七人代表”，乘机干扰、破坏会议正常进行，企图制造混乱，挑起分裂。紧跟着，所谓“稳军派”人物，军训部部长蒋科，军训部参谋袁刚，司令部秘书科科长肖海等人，也群起“帮腔”、“附和”、“添油加醋”、“火上浇油”。稳军派重量级人物的胡言乱语，激怒了二十一人代表的强烈不满和愤然反驳。顿时，一场混战发生了。几天来的学习成果和良好秩序，被这伙人破坏了。

主持学习班会议的邱会作部长，不得不宣布“散会！”

散会后，告状团连夜开会研究，如何应对钱永清等人的疯狂挑衅和攻击。告状团被迫做出，用事实粉碎“稳军派”的谎言和挑衅。

第二天，学习班大会上，由二十一人代表之一，南京军区总医院军医柯如仙发言。她用自己和同事们在“二月抓人”事件中，遭受血腥镇压的事例进行控诉。她所在的南京军区总医院，是中央军委指定开展“四大”的单位。该院院长耿希晨是许世友的“心腹”，平时仗势欺人，严重脱离群众，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生活腐化堕落。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他的不满爆发了，贴出批评大字报。柯如仙和与她一起工作的干部、医生等六人，写大字报揭露批判耿希晨的所作所为。这一下，惹恼了耿希晨，触怒了许世友，把柯如仙等六人，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正式逮捕。这就是发生在军区总医院“邵、马、龙、李、居、柯”重大现行反革命事件。柯如仙被逮捕后，把她双手用铐子反铐起来，叫她无法吃饭，无法睡觉，无法大小便。遭受迫害更惨的是该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我军著名的胸外科主任专家，共产党员中校军衔沈威廉。

沈威廉教授并没有“造反”，只是同情和支持柯如仙等人写大字报，说了“你们去造反，我来替你们工作”之类的话。就凭这句话，耿希晨就把沈威廉定为军区总医院“反革命夺权黑手”、“柯如仙等六人的黑后台”。把沈威廉打成“双料反革命”，说是“现行反革命”又是“历史反革命”。对他逮捕、关押、带上脚镣、手铐。由于严重的折磨，致使沈威廉肝病复发，胃溃疡穿孔，胆汁进入腹腔，引起腹水，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建议立即手术进行抢救。耿希晨利用手中权力，阻止手术，采用保守疗法，导致沈威廉惨死在手术台上。死后，既不允许进行尸体护理，手铐还戴在手上，让戴着手铐的尸体，晾在手术台上好几天。当他妻子得知噩耗，来看他的时候，看到的竟然是一具惨不忍睹的亲人尸体！

柯如仙的血泪控诉，对许世友是无情的揭露，对“稳军派”钱永清等人的污蔑，予以有力的回击！

告状团其他几个代表相继发言，联系个人，各单位的受迫害情况，说明了：我们“开展四大”、“要求平反”、“赴京告状”等行动，是原于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革命行动。是党章、宪法赋予的正当权利，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正义行为。某些人捏造的所谓“倒许乱军夺权”的罪名，纯粹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诬陷。

（九）毛泽东主席发布“三个不能打倒”

   告状团成员切实履行“三个转变”

我们在学习班上的发言，揭发，批判许世友的错误，是否违背了毛泽东主席的“三个不能打倒”指示？

“三个不能打倒”指示，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和突然。我们开展“四大”的意愿，也没有打倒许世友的企图，而是完全出于革命热情，出于忠于和拥护毛泽东革命路线，防止国家变修，红旗落地。到北京告状，是出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造反”和“告状”，皆出于党性的本能和诉求。

告状团到了北京，进入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总理及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亲耳聆听总理的谆谆教导，联系在几次接见大会上，总理和其它中央领导人，对许世友司令说了许多好话，我们已经意识到党中央“保许过关”的意图。十二月十一日，刘锦平政委向孙海云、赵树湘明确传达毛主席“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实质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向告状团下达，“不准打倒许世友”，“不准把南京军区搞乱、搞垮”的命令。告状团成员，对毛主席这一指示十分重视，连续展开学习讨论，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认真理解和对待，否则，就要犯政治错误，走上反面。

共产党员解放军军官，面对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面对面的教导和指示，必须迅速做到“三个转变”。不管思想通不通，都必须绝对服从，迅速转变立场和态度。不允许讨价还价，更不允许阳奉阴违。哪“三个转变”呢？

第一  要学会用全面的、历史的观点，看待许世友。许世友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特点突出，个性鲜明，战功显赫，错误严重。毛主席深知其人。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把他从张国涛错误路线泥潭里挽救过来，使他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战将。今天，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条件下，再次运用延安整风经验，对他进行教育和保护，使他有机会为人民再立新功。我党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证明，毛泽东对许世友的一系列政策，是利党、利国、利民的良策。尤其在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驾护航重大任务。在特殊条件下，更要争取、团结、教育，使用一大批久经考验功勋卓著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和宏伟的建设事业，都要依靠他们再立新功。它具有深远的战略性全局。

我们对许世友的不满和气愤，主要是他在“二月抓人事件”中，所犯的错误，使我们这些满腔革命热情的无辜，深受其害而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历史全貌，不能否定他的功绩和贡献。我们也不能因个人冤屈和得失，而不顾大局和整体。

第二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保持部队稳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毛泽东主席发出“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用意深长。为什么不只提“许世友”一个人不能打倒，而同时提出“杜平”也不能打倒。杜平的矛盾并不突出，群众对他意见不多。为什么要把许世友和杜平联系在一起，“都不能打倒”呢？杜平是大军区政治委员，位高权重。因为他也是南京军区领导人，他和许世友是平起平坐的，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捆绑在一起。步调一致，紧密团结，才能胜利。这是我军打不烂、拖不垮的光荣传统，是克敌致胜的法宝。犯有严重错误的司令员许世友，作为政治委员的杜平，理当也负有责任，必须共同承担。所以，也不能打倒。毛泽东主席用心良苦，运筹深远。加上一条“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人们明白：即使司令员、政治委员双双都被打倒了，南京军区未必也随之被打倒。然而，毛泽东主席硬是加上了这一条。把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在他们领导下整体南京军区，几十万指战员统统列为“不能打倒”。用意一是，对许世友、杜平和南京军区广大指战员高度信任和鼓励；二是，严厉警告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不要动军队的心思，休想毁我长城，即使企图乱说乱动，南京军区广大指战员，也不会跟着你们走！南京军区如此，全军亦然。如果南京军区被打倒了，什么“稳军”，“乱军”统统会一起被埋葬，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毛主席在关键时刻发出号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英明伟大。

可惜得很，毛主席的“三个不能打倒”，不但，许世友没有吃透，“稳军派”也没有吃透。因为他们没有学会“斗私、批修”。三年之后，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明确记录：“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1969年5月，林彪下令：“40万解放军军官复员回家”。这叫作“釜底抽薪”，或谓之曰“挖墙脚”。林彪要从根本上，把人民解放军从毛泽东手上夺去，成为“林家铺子”！因为这40万干部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对林彪来讲，是多么不可靠啊！甚至是多么的危险啊！

邓小平上台后，他把这“40万”又捡了回来，改为转业。邓小平一石三鸟：人民解放军感谢他，被抛弃的“40万”感谢他，他狠狠地打了林彪一棍子。他成了大好人，邓小平这一招很高明的。

第三  我们要注意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和偏激情绪。

我们对许世友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之初，我们真诚地拥护许世友的领导，虽然不少人写了大字报，细查内容，基本上都不是针对许世友的，更没有一张大字报要打倒他。即便有给他提意见的大字报，也仅涉及他爱骂人一类的大字报。只是他“二月抓人”之后，那么多人被打成反革命，遭罪、挨整，并株连了家庭、亲友一起遭殃受压，因而，大家对许世友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比气愤之下，喊出了“打倒”的呼声，有人说：“打不倒，也要打跑他！”这是偏激和片面性，使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应引以为戒的教训。

许世友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死咬着“既然要，那我执行纪律，抓人就没有错”。作为司令员执行纪律是正常的，必要的。但，首先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政治重要还是纪律重要？把写大字报的人，甚至把批斗领导的人统统都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进行残酷迫害也叫“执行纪律”吗？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至始至终，直到许世友逝世，他依然坚持“抓人没有错”，这就不是一般性问题了。这是“右”、“极右”！

告状团二十一人代表，通过学习毛主席“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体会到这一指示，与当时全国文化大革命政治背景有关。1967年7月，武汉发生“7.20事件”，掀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恶浪，在这股思潮影响下，对许世友产生了负面性和偏激性情绪。比如，点了许世友的名，公开喊出“炮轰”、甚至“打倒、打跑”的错误口号，这些经验教训也要吸取。林彪摔死后，揭批林彪罪行，“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别有用心的阴谋。毛泽东主席指示“三个不能打倒”，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毛主席说：“还我长城”，决非偶然。

“三个转变”统一了告状团成员思想和认识，纠正了对许世友片面性和偏激情绪，把告状团成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在“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上来，是件不容易的事。军委办事组通过联络员，组织告状团二十一人代表，认真学习李文忠烈士为消除派性，搞好大联合英勇牺牲的事迹。刘锦平政委指示司、政、后机关带头撤销平反小组。二十一人代表都认真贯彻执行，以实际行动进一步巩固了“三个不能打倒”思想基础。

“三个转变”确立之后，艾汉美写成发言稿，在二十一人代表内部展开讨论，发扬民主，听取大家意见，取得一致后，在学习班全体会议上发言。向党中央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同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以此向毛主席诞辰献礼！艾汉美的发言，受到军委办事组领导的赞扬，周恩来总理十分满意。

（十）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来了中共中央红头文件

历史车轮跨入了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中央联络员给参加“学习班”的每一位学员，送来一份中共中央红头文件。这个文件经过毛主席圈阅，共分两个部分：文件正文是《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在正文的前面，加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二十一名代表见到这份文件，激动万分，感慨万千。从南京到北京，几个月来，都在盼望，党中央、毛主席对南京军区的问题，也就是许世友的问题，有个说法。现在，终于盼到了“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批示”说：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xxx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也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这份文件来之不易，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是对南京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而言的，实际上是许世友的“检讨报告”。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杜平政委和王必成副司令等人，就开始组织人员起草“检讨”初稿。可是，躲在大别山里的许世友，压根就不承认他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写“检讨报告”。

“检讨报告”先后写了好几稿，许世友根本不看不理睬。

正当军区党委几位常委面临困境之时，周总理决定，在北京举办“南京军区学习班”，通过“斗私、批修”，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解决问题。周总理亲自教育领导这个学习班，办了一个多月，“检讨报告”仍然过不了许世友这一关。一天，“检讨报告”写稿人员之一的军训部部长蒋科，再次把“检讨报告”（草稿），送给住在中南海的许世友审阅定稿签字。许世友一看，草稿上写着：“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了群众”、“军区机关和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抓捕了五百多人”，“对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现行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和罪名”等字样，他立刻满脸不高兴，再也不想看下去了，把草稿一摔，说：“什么方向、路线错误？是谁叫这样写的？谁承认方向、路线错误，谁去检讨。”他还说：“我没有镇压群众，我要抓的都是坏人，没有错。”许世友仍然不认账，不签字。蒋科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检查报告”又搁浅了，怎么办？这给杜平政委出了大难题。他是主持起草“检讨报告”的负责人，中央规定六八年元月底之前，包括江苏问题，南京军区问题，全部结束。军区党委“检讨报告”，必须按期限完成上报中央。杜平与蒋科等人商定，只有一个办法，直接请示总理。总理是解决各种难题的高手，看了送去的“检讨报告”之后，做出决定。他根据毛泽东指示，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立即明确表态，就按照此稿敲定。总理拍板了，许世友也知道再抗下去不行了，无奈之下，勉强同意了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

这个《检讨报告》，是对南京军区在文化大革命重要历史阶段的总结和结论。其中，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政策都包括进去了，把南京军区几十万部队干部、群众，所要反映的情况和要求，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都体现出来了，当然也包括军区主要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和中央对他们的态度。说它是一份历史性文件，是文化大革命重要的经验总结，因为它具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对待像许世友这样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共产党的朋友，同路人，皆具有警鉴和教育意义。文化大革命已离开我们几十年了，再回过头来看，这更能显示这份“红头文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是共产主义教育运动。这个教育运动依然没有结束。

文化大革命运动，通过亿万人民群众，运用大民主的形式，“斗私、批修”，清除自身头脑里的“旧意识形态和私有制观念”。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别想共产主义的到来。即使人类社会的国家，达到了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阶段，这个国家仍处于资产阶级法权统治之下，产生贫富不均、社会堕落、文明扫地、凶险丑恶泛滥，它能算得上共产主义吗？美国不是个极好“榜样”吗？

工人阶级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什么叫“解放”、什么叫“全人类”？根本目的是，全社会人民意识形态，达到或接近共产主义思想境界。也就是说，脑袋瓜子里头的东西私有制王国解决了没有？美国解决了吗？前苏联十月革命成立之后，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倒退了，所以，苏联灭亡了。才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夜之间坍塌了！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在东方，一个已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里，进行一次意识形态领域伟大革命的尝试。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没有尝试过。毛泽东伟大，就是“无私奉献”。他在晚年，大胆地在大中华这块热土上，尝试了十年。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和人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老人家把命也搭上了。他逝世之后。被别一类人，修正主义者别有用心地诅咒得一无是处。但是，他给中华民族后代，给伟大的祖国，留下了无价瑰宝。文化大革命实践经验和理论突破，在共产主义运动长河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作用，具有工人阶级革命世界意义。毛泽东功勋千秋万代！我们这一代，跟着自己的领袖实践了，付出了自己的惨重代价，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这已成为历史，不足惋惜和后悔，留给下一代，再下代如何呢？我们坚信我们的好后代，会永不停滞地代代尝试下去，直至全人类彻底解放。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相对于“夺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还是较为容易的。解决私有制比较容易，解决（消灭）亿万人灵魂深处的私有观念，就难得多了。“解放全人类”指的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迫切性、及时性，就是为了逐步推进“解放全人类”这个总目标。所以，文化大革命伟大，好得很！这是真理，不管你是什么人，大人物、小人物、顶尖人物、一般草根；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赞扬还是攻击，都由着你们高兴。但是，它都不可能动摇或摧毁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意义。因为，它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客观存在的东西，你主观上就能轻易的把它抹掉吗？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决不可能，永远做不到。

南京军区的问题也好，许世友的问题也罢，它归根到底，都属于社会前进中的一个小路标而已，何足道哉！然而，它毕竟是小“路标”！

（十一）毛主席亲切接见，周总理庄严宣布“我代表

      党中央为南京军区受委屈的同志一律平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我们见到中央红头文件，“南京军区学习班”临近尾声。六八年春节即将来临（六八年元月三十一日）。此时的北京城，正值严冬腊月，雪花飞扬，寒气袭人。但我们的学习班，二十一人代表驻地西苑大旅社，却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充满祥和，欢乐气氛。这几天，喜讯频传，主要活动一项接一项，我们一会儿去人民大会堂，一会去京西宾馆。晚上不是看《红色娘子军》，就是观赏《非洲战鼓》。

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参加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群众代表和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的大会。

六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晚上，我们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江苏地方群众代表和南京军区群众代表大会。

六八年元月二十九日晚上，我们前往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办事组领导召开的“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结会议。

二十一名代表听到要去参加毛主席接见的消息，高兴极了！我们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干部、群众，到北京能见到毛主席，是一种政治荣誉和政治待遇，也是一种政治信仰诉求。二十一名特许代表的特殊身份，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更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元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我们满怀兴奋之情，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厅灯火辉煌，歌声嘹亮。来自祖国各地参加接见的群众，都具有各方面的代表性，它代表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强大政治正能量。在被接见的人群中，有轮批来京的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此起彼伏。

大厅左边主席位上，一群来自湖南的乡亲们，唱起了湖南民歌《浏阳河》。

“浏阳河！穿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湘江有个湘潭县，出了个毛泽东，领导我们得解放……。”
大厅中间席位上，坐着解放军指战员，他们高声齐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领导人民得解放，他是人民大救星……”。

大厅右边席上是来自福建的男男女女，他（她）们亲切、响亮地唱着：

“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毛主席的思想光辉照得我心里亮……”。

这里的唱歌“比赛”，没有统一组织，也没有统一指挥，完全是群众即兴而发激情而唱，此起彼伏，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场景激荡，歌声如潮，既动听又感人。

我们置身于雄伟、宽敞、辉煌、华丽的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时刻，感受格外不一样！

这歌声，唱得人们热泪盈眶；

这歌声，唱得人们心明眼亮；

这歌声，唱得人们浑身充满力量；

这歌声，唱得人们奋发图强。

下午四时许，歌声平静下来，平静得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到它的声音。参加被接见的人们屏住呼吸，瞪大双眼，紧紧盯着大厅的主席台上，等待着伟大领袖的到来。

“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毛主席的高大身材，光辉形象，出现在大厅主席台上，他老人家微笑的面容，慈祥的眼神，稳健的步伐，从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举起右手不停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跟随毛主席接见群众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董必武、陈毅、叶剑英、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

整个大厅，人们的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连成一片。
接见结束了，但我们的心潮却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奔腾不息。不久前，在南京，我们这些深受许世友打击迫害，到北京后，我们一次再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关怀，这不能不使我们无限感激之情，终身难忘之情，又推上一个新的高潮。

我们受到毛主席接见后第二天，元月二十八日晚上，又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我们同时到达的有，江苏省军管会的工作人员，江苏省各派群代表。晚八时，周总理、康生、江青、张春桥、董必武等人到了。这次接见，总理首先宣读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中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错误”。“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总理就江苏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讲过后，把话题转向军队。他说：“京西宾馆的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二十一名代表表现很好”。

接着，总理加重语气：“现在，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宣布，南京军区所有受压制的同志，一律平反。”“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在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陪同总理接见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对南京军区问题，一言未发。看得出来，他们对许世友十分谨慎。会上，康生、江青点了杜方平的名，批评他“支一派、压一派”。当杜方平站起来辩解时，江青提高嗓门对他严厉批评“你不要跟我摆豆腐账，你回去跟群众说，让群众批评。”接着，江青又威严而专横地当众发脾气。她突然对一位“联络员”军官，查问某件事的细节，那位军官回答得不够明确具体，她当时大发雷霆，不容那位军官申辩，批评说：“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络员，不允许含含糊糊地回答问题。”责令那位军官“下去检查。”这样一来，会场气氛由“和平”变成“紧张”。周恩来总理见此场景，当即接过话题，说：“江青同志对联络员工作要求高，批评严，工作有缺点，注意改进就是了。”他为江青打了圆场。

元月二十九日晚上，军委办事组领导，在京西宾馆召开“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结会议，各方代表和军区领导人，除许世友外都参加了。刘锦平代表军委办事组，根据总理关于“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二十一名代表表现很好”的讲话精神，作了全面总结。二十一人代表和七人代表，分别作了表态性的发言。由于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我们已经买好了第二天返回南京的火车票。这次总结会议结束时，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等首长，与我们一一握手，并祝贺大家“春节愉快”，“全家幸福！”杨成武代总长还赠送给二十一人代表，每人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本毛主席语录。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鲍先志也与我们一一握手话别，他们亲切地问候我们，一再祝贺我们回南京后与家人团聚，欢度春节。我们也一一向王副司令、林维先副司令、鲍先志副政委，表示感谢和敬意，一再表示回南京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和许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努力工作，一再表示许世友司令员依然是我们的好司令员！

一九六八年元月三十日，我们告别了北京西苑旅社，满怀喜悦的心情，踏上了返回南京的列车。二十一名代表赴京告状的历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十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红头文

   件墨汁未干，许世友全部推翻

一九六八年的南京，进入“早春二月”，本以为即将迎来“春意满园，”“春暖花开”的美好日子，没有料到，“人心昼夜转，天变一时间，”一场罕见的“倒春寒”风雪天，席卷而来，使得石头城的大地和天空，显得格外寒冷，真可谓“春冷心寒”。

大自然气候极不正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破坏，政治气候也变化无常。春节前夕杜平政委，从北京回来以后，一直忙着布置军区机关及下属单位，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红头文件，及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指示精神。以中央文件为依据，统一思想，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迅速恢复工作秩序。平反小组已撤销，受压的同志走上工作岗位，有一部分人继续参加“三支”，“两军”。

但是，许世友一回南京，就像“倒春寒”天气一样，形势急转直下，许世友“变脸”了，一切跟着“变调”了。

按照许世友的指示，召开军区机关干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许世友发表“重要讲话”。他一开口，火药味就很浓。他说：“这几个月，我不在南京，军区某些领导人不坏好心，跟造反派站在一起，妄想乱军夺权。今天，我要公开点名了，就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他们未经军区党委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私自抢先表态，同那些乱军分子穿一条裤子，唱一个调子，说我们去年2月抓人错了。我说，没有错。部队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不听指挥，我还不能执行纪律吗？我要抓的那些乱军分子是坏人，抓起来有什么错？”

许世友这一套自吹自擂的“高论”，把毛主席亲自圈阅过的中共中央文件推翻了，把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一系列指示推翻了。他自己同意上报中央的“检讨报告”中明明写着：“二、三月间大批抓人，镇压群众，犯了严重错误。”现在，这个“检讨报告”，墨汁未干，许世友就翻脸不认账了，统统推翻了。

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都是老红军，是我军首批授予中将军衔的老将军。许世友胆大妄为，不报告中央批准，竟敢擅自决定批判“王林鲍”，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开会，办学习班，把“王林鲍”同“乱军分子”，一起作为批判目标。南京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一时间，在许世友指挥下，南京市掀起一股大批“王林鲍”的黑风。

一九六七年八、九、十三个月间，南京军区处于认错、改错的困境之中，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为了爱护许世友，党中央毛主席下令“许世友大别山养病”，杜平到北京开会，南京军区日常工作由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主持。“王林鲍”受命中央，替许世友收拾善后，何错之有？在北京“南京军区学习班”期间，“王林鲍”代人受过，接受二十一人代表批判，毫无怨言。许世友不知好歹，以怨报德，反目成仇，欲置“王林鲍”于死地，天理难容。

正当许世友“秋后算账”，“反攻倒算”之际，北京发生一件，由林彪一手炮制的，所谓“杨余傅事件”发生了。林彪宣布：“杨成武同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宗碧（北京卫戎区司令员）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谢富治，排挤许世友、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余立金逮捕法办，傅宗碧隔离审查”。毛泽东发话：“杨成武所写的大树特树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实质上是大树特树他自己”，“他企图把代总长的‘代’字拿掉”。毛泽东说：杨余傅事件“是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件”。林彪在北京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报告。扬言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又清除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时间，北京的政治形势，风起云涌，乌云压城。

许世友得到通知，倍加兴奋。他立马把“倒许乱军夺权”同“杨成武排挤许世友”联成“一条黑线”。他在“秋后算账”的“学习班上”，大放林彪讲话录音，大叫大喊，“倒许乱军夺权”反革命分子的“黑后台”不仅是“王林鲍”，“杨余傅是南京军区倒许乱军夺权分子的总后台”，“倒许乱军夺权阴谋后面，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南京军区内外，南京的大街小巷，转眼间出现了大量的大标语，大字报：“打倒杨余傅！”“打倒王林鲍!”“彻底揭发、批判倒许乱军夺权的罪行！”才获得平反，恢复名誉的“倒许乱军夺权”分子，又遭到了灭顶之灾！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浙江省革委会成立，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赴杭州祝贺。第二天，在浙江省军区大礼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上，大作“训话”。这才是许世友杭州之行的“重头戏”。他借机发难，借题发挥，大肆鼓吹“又粗又长黑线论”。鼓动部队深挖“倒许乱军夺权”黑头目、黑干将、黑后台。醉翁之意不在酒，许世友把矛头指向了另一个“眼中钉”，人民解放军在浙江“支左”的陆军第二十军政治委员南萍，军长熊应堂。许世友来杭州就是要出这口气。

许世友满脸杀气，端坐在主席台上。二十军，浙江省军区，浙江省军管会领导人南萍、熊应堂及南京军区政治部的支左干部，坐在前排第一排。整个礼堂都坐满了，还装不下，只好在广场上拉线。礼堂内外鸦雀无声。许世友直言快语：“今天我讲的话，有的人可能不大喜欢听。南京出了‘王林鲍’，北京出了‘杨余傅’。这条黑线又粗又长，已经伸到南京部队里来了，去年以来，南京部队为什么跳出来那么多乱军分子，就是因为有这条黑线捣乱”。“他们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我们要捉住它！斩断他！”

他越讲越生气，越讲嗓门越大。他说：“还有一些小爬虫爬出来了，也别想溜走，统统要揪出来！”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用眼睛瞅瞅坐在前排的南萍、熊应堂，又扫视了一下他能认得出来的军区政治部的部分人和那些造反的人。他这番话，加上那副眼神，就是说：“我讲的这些话，就是冲着你们来的，就是要找你们算账来的！你们谁也跑不掉！”人们准备好，迎战下一场更加疯狂的暴风骤雨！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十三）许世友走上极端“积代会”变质为“多中心论学习班”

许世友从杭州回南京不久，召开了全军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积代会”）。过去，他对这类会议不感兴趣，本身不学、不懂、更不问。这次大不同，他亲自领导，亲自决定“积代会”以揭批“杨余傅”，“王林鲍”这条“又粗又长黑线”为主题，揭批的“活靶子”就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以及参加江苏军管会的“支左”干部杜方平。联系实际，就是揭批本单位的“倒许乱军分子”。

一贯轻视政治工作机关和政工干部的许世友，这次，亲自做起政治工作来了。他批准安排军区政治部某工作人员，在大会上“示范性”和“引导性”的活学活用典型发言。此人，竭尽全力，把军区政治部的所谓“倒许乱军分子”，作了妖魔化的描绘和揭发。他列了一个长长的大黑名单，一个一个点名亮相，要这些“坏人”上台来，低头、罚站、认罪。从史景班、杜方平、孙海云、赵树湘，到“批资总部”的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等好几十人，一个不漏，每人都扣上一顶黑帽子，什么黑后台，黑干将，黑头目，黑爪牙，最后点到“又粗又长的大黑手”“杨余傅”。

许世友有许多传奇故事。人们都错误地认为他是“张飞”、“李逵”式的人物。其实大不其然。他粗中有细，武中蓄文。他“精通”唯物论辩证法，善于识别风向，抓住政治“风向”，利用政治“机会”，大作其秀，大谋其谲。他精心构筑了一个在“积代会”上，狠批“杨余傅”的神圣法坛，顺手牵羊，顺理成章地，联系本军区“实际”，大造气势，狠批“王林鲍”，狠批“倒许乱军分子”。以达到他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合法化的效果。

台上发言的人，每点一名“黑人物”上台“认罪”，台下就有一伙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的“团队”（稳军派）发出吼声：“站起来！”“低下狗头！”旁边还有一群“助威的拉拉队”，临场加油吆喝一阵！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旬，许世友决定从浙江调回军区政治部二百多名“三支”“两军”人员，重返南京白水桥营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贯彻落实“军区积代会”精神。

我们对白水桥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一年前，我们被许世友抓起来之后，就集中关押在这里。所以，人们称之为“伤心桥”。如今，又重返“集中营”了！在南京军区众多的学习班中，政治部学习班是重中之重。艾汉美被列为学习班中的“重中之重”。在学习班未“开学”之前，李树和就唆使“三团两队”的“稳军派”打手，对艾汉美连砍“三斧头”。

第一  一天晚上，正当艾汉美家临近睡眠之时，突然闯进家门二十多人，自称“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找艾汉美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这伙人来势汹汹，扬言要把艾汉美“抓走”。他们又吼又闹，惊动了家属大院，周围群众纷纷指责他们“这不是搞打砸抢吗？”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闹到深更半夜才收场。

第二  第二天中午，艾汉美全家正在吃午饭，那帮人又冲了进来，对艾汉美拳打脚踢，把碗筷饭菜、桌椅家具，全部砸了。接着把他和陈时秋绑架到附近的军人俱乐部，召开现场会批斗会，强迫“低头”、“弯腰”、“下跪”、“坐飞机”折磨了半天。

第三  第三天，艾汉美乘坐大卡车，前往百水桥学习班。当汽车开到南京中山门外卫岗“三团两队”驻地时，又被这伙人截下车来，他们声嘶力竭地吼叫，“艾汉美滚下来”，“批资总部的头头滚下来”，艾汉美和陈时秋等人，又被他们揪到“三团两队”的小礼堂。又是“低头”、“弯腰”、“下跪”、“坐飞机”，被批斗一番。

“三斧头”吃了之后，政治部学习班开学了。

李树和等人以为“三斧头”可以在心理上“镇住”这些头头们，企图使用恐怖手段，来瓦解他们的斗志，把学习班置于任凭宰割的状态。

面对许世友掀起的“滚滚寒流”，艾汉美等人没有被吓倒。他们深信，毛主席、周总理下达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许世友不可能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北京的“南京军区学习班”是毛主席批准的，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我们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当事人，见证人。把告状团赴京告状，周总理接见，到学习班圆满结束，毛主席接见，说成是“杨余傅”黑线，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只能说是愚蠢、狂妄和痴心妄想。许世友这么做，必然走上极端，自食恶果。

“倒许乱军”分子被困在学习班达八个月之久，不准回家，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李树和、蒋科等人不断围剿，批斗飙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史景班、杜方平、艾汉美成了乱矢之的。

（十四）“倒许、乱军、夺权”“多中心”错误口号破产

一九六九年三月一天下午，学习班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李树和突然宣布：“奉上级指示，我们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全体人员，全部材料，原封不动搬到北京去。大家收拾行装回南京，何时上北京，听候通知。”

当天下午，艾汉美回到家里，给全家人一个惊喜！孩子们高兴地又跳又笑，把这当做喜讯告诉邻居们“我爸爸回来啦！我爸爸回来啦！”

休息两天之后，“许记学习班”，奉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再一次全体人马大搬家，搬到北京去办。临行之前，许世友在火车站又发话了：“学习班到北京去，一切听中央的，按中央的指示办！”曾几何时，许世友这句口头禅，又从他嘴里念出来了。东风来了，他念这一句；西风来了，他就念另一句：“回到南京，一切听我许世友的，在南京我说了算。”许世友的“战略战术”很灵活。

到达北京后，中央联络员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

“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

联络员传达说：学习班定名为，“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计划，经毛主席圈阅，你们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块钱。

我们被安排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后勤学院。学习班除原班人马外，增加了两位新同学。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将军，另一个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将军。这两位新来的同学，引起大家特别关注和猜测。这两位“新闻人物”，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许世友，热情参与镇压群众，积极推行“倒许、乱军、夺权”口号的“时尚”人物。他俩是许世友的“左膀右臂”、“高参和干将”。北京中央学习班，中央点名要他俩来参加学习的。说得明白点，这两位将军是到北京来，替许世友顶罪的替罪羊。王蕴瑞分配在宣传部学习小组，符确坚分配在干部部学习小组。过着“受监护”的学习和生活，享受“特殊待遇”的学员。党中央指定南京军区另一位副司令员廖容标直接领导学习班。

我们进驻后勤学院第二天晚上，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李树和正式宣布：“我们的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此话一出，会场立即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李树和又在会上郑重其事地宣布说：“经学习班研究决定：艾汉美同志从今日起正式获得解放”。此一宣布又引起一片窃窃私语。艾汉美才明白过来，这不是解放我艾汉美，而是许世友在中央面前争取主动，在未开学之前先解放艾汉美。如果再不宣布“学习班决定”，万一中央发现这位“倒许乱军夺权”坏头头艾汉美，还没有“解放”，追究起来，岂不对许世友十分被动！用“学习班”名义宣布，实质上是“组织宣布”，这样才“合法”。否则，许世友又如何向中央交代？“学习班到了北京，一切听中央的，按中央的指示办。”决不能带着“板子”上北京，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如果艾汉美顶着不接受，李树和说不定要跪下来求饶的。艾汉美原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北京“南京军区学习班”，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是中央肯定的，毛主席、周总理那里备过案的。

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学习班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新的领导班子中，出现了赵树湘、艾汉美和纪国城的名字，艾汉美和纪国城都是“批资总部”的头头。南京白水桥“许记学习班”的领导人王蕴瑞和符确坚到了北京，他俩的座位被党中央置换了，就坐在“被告席”上。王蕴瑞、符确坚在北京各做各的梦。王蕴瑞在南京，一听说中央要他上北京，参加政治部学习班，感到惶恐又委屈，“我又不是政治部的领导人，怎么要我去参加政治部的学习班呢？这回上北京凶多吉少。等着挨批吧！怕是去了就回不来了！”其实王蕴瑞这个人顶老实的，他在朝鲜当过彭德怀的副参谋长，业务能力强，评价很高，他是许世友向中央要到南京军区来的。遗憾是，他当了许世友的驯服工具，才走到了这一步！符确坚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平时官架官腔十足，着装整齐，脸上固定一副金丝眼镜，脚上皮鞋铮亮，同群众谈不上打成一片。他做起报告来那浓厚的海南岛腔调，令人满耳雾水，莫名其妙。这次他奉中央之命来北京参加学习班，心里老犯嘀咕，难以平安自处。他想：“自己既不是政治部的头，也不是尾。推行‘多中心’的帐，怎么也落不到自己的头上。”苦思冥想，不得要领，一团乱麻！在南京时，许世友完全理解王、符二人的心思，在临别之前，特设“送行宴”，取出心爱的茅台酒，招待王、符二人。一是给他俩吃“定心丸”，压压惊。期望他俩到了北京，不要乱了方寸，自乱阵脚。二是许愿，你二人是我许世友左膀右臂，是抓人有功之臣，你二人平安归来，我再为你俩庆功！许世友高举酒杯，对王、符二人说：“这次中央要调你们去北京学习，我又不能不同意，目标是对着我来的，他们要公开地整我还整不动，只好拿你们开刀。你们放心去好了，只要我许世友不倒，也不能把你二人怎么样。”符确坚满不在乎，一身轻松。只有王蕴瑞忧心忡忡，眼泪汪汪地说：“这次去北京，还能不能回南京，就很难说了。我王蕴瑞是您许司令把我从志愿军要来的，我真舍不得离开您啊！”王蕴瑞一副可怜相，弄得许世友也为难起来。

史景班也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为十二军政治委员，与李德生军长共事于十二军。李德生军长在安徽“支左”，深得民心，受到毛主席表扬，一路高升。史景班在南京没有和许世友同流合污，许世友怀恨在心，欲置史景班于死地而后快。清查“5.16”中，史景班吃尽了苦头。他夫人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任组织部长，受株连被迫自杀，尸体在化粪池里找到。史景班女儿也受牵连，下放农村劳动，一家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在白水桥学习班，除了整天挨批斗，失去人身自由，还要他打扫食堂。他扛着大扫把每天三次把几百人吃饭的大食堂，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累得他满头大汗，疲惫不堪。到了北京，史景班彻底解放，受到人们应有的尊重和敬爱。

在北京学习班，我们对王蕴瑞、符确坚很讲政策。既不要他们“交代”，也不要他们“揭发”，从不要他们站着。学习班领导班子，要求全班学员，要善待王、符二人，凡有劳动事务，一律免除，不要他俩动手干。因为他俩也是“学员”，因此在生活上要一视同仁，没有特殊待遇。比如：睡觉的床铺同我们紧挨着，按时起床，按时熄灯。一个星期天，王蕴瑞揣着心事，想去看看他在北京上学的女儿，我们热情支持他去。下午他回来后，情绪低落。垂头丧气，艾汉美低声问他：“看到你女儿还好吧？”他回答：“女儿还好，只是我在路上倒霉了！”原来，他在公共汽车上，口袋里的六十元人民币，被“扒手”偷走了，弄得他心疼了半天。同学们忙着安慰他，他点头说：“这也是我难得的一次坐公共汽车，得到的锻炼啊！”

符确坚到了学习班驻地，听说对他实行“监护”，大感意外，恼火得很，怪话连篇：“我犯了什么法？把我当犯人看管!”“许世友犯了错误，为什么要我来顶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海南岛人说官话，他的“怪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的态度，远不如王蕴瑞。

有一天，召开对符确坚的批判大会，领导小组成员轮到艾汉美主持。

大会开始，艾汉美大声宣布：“符确坚上台来接受群众的批判！”顿时，全场人的目光一齐投向坐在前排的符确坚。只见他正在抽着“大中华”香烟，压根就没有想到这招，十分诧异。因为他岁数较大，反应迟钝一些，也是有情可原的。其实，他心里在想：“凭什么我要上台挨批呢？”当他慢步走到台上，正准备向毛主席像鞠躬致敬之时，艾汉美眼见到他手里还夹着正在冒烟的香烟。立即呼喊他：“符确坚！你一边向毛主席像致敬，一边还在抽烟，这是什么态度呀！”他听了大吃一惊，赶忙把香烟扔了，表态说：“我错了，我错了！”规规矩矩地坐到“受批判”的位置上。我们在批判中，坚持“四不”：不随意上纲上线，不乱扣政治帽子，不搞任何体罚，不搞惩罚性劳动。我们北京学习班的做法，同许世友、李树和南京白水桥学习班的做法，“积代会”上的做法，截然不同。我们认为：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该如此。

一九六七年北京学习班和这一次北京学习班，中心问题都是为了解决许世友的错误。在政治原则上，必须分清是非，在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在这个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决不搞许世友、李树和那一套，把同志当敌人，把好人当坏人。

在北京批判符确坚不久，许世友在南京一次大会上，公开对符确坚“落井下石”。符确坚的历史问题，党中央尚无定论，而许世友却擅自宣布：“符确坚不是个好东西，帮倒忙！符确坚是日本特务！”之后，康生受到批判，许世友又改口，说符确坚的特务问题，是康生造谣的。做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对自己的下级，高级干部，信口开河，不负责任，极不严肃，反复无常，令人乍舌。

北京学习班期间，正逢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发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学习班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批判，群众之间的团结问题，从大面子上看是有所改善，对立情绪有所缓解。但是，几年积累下来的分歧、隔阂、怨气，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学习班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讲宽容、讲和解。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谈心、交心活动，大力促进群众间的团结气氛。

“把学习班办成和棋班”，意义重大。但是，关键是许世友思想态度能否转向“和棋班”。可惜，许世友读马列的书太少了。毛泽东主席劝他多读书，要他读《红楼梦》、《天演论》。希望他把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思想，迅速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想。可是，没有成功！毛泽东对许世友抱怨说：“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十五）“和棋班”失败了

一九六九年六月，南京军区政治部“北京学习班”圆满结束。六月九日高高兴兴回南京。学员们各自十分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正当我们迈开双脚投入工作之际，许世友又在我们头上“开动脑筋，制造事端”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起，“倒许乱军分子”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地复员回乡了。我们眼含热泪，满腔愤慨，默默不语。但我们在政治上，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在人格上，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说走就走，不说二话，不讲价钱走得昂首挺胸，干脆利索。

组织上宣布艾汉美复员的第二天，就派了一位机关干部，火速赶往我的故乡湖北省红安县。我的老家是在红安县里的一个偏僻山村。城市里不准安置，只有到农村去。我老家无人，父母已去世，我又该到哪里去呢？按照政策，我可以选择到爱人工作单位的地方，或到爱人的故乡安置。但是，都被封闭了，只有到农村去的一条路。军区政治部把我除名了，从十月份起，停发我的工资。他们说：“艾汉美已经不是军区政治部的人了，组织上已经派人给他联系好了安置去向（农村），但他不去。”实际上，艾汉美对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今后的路怎么走，一切要靠自己了。

我的安置问题处处碰壁。朱德美（爱人）所在工厂的厂长，对她说：“我们厂非常需要老艾这样的干部，如果他愿意，我们请求上级机关把他要过来。”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厂长的一番好心。过了几天，厂长带着苦笑对我们说：“上级机关批示，此人不能留在南京。”

我爱人的老家是江苏宿迁县城。朱德美请他哥哥帮助联系一下，得到答复是：可以接收安置。当朱德美连忙赶到那里时，宿迁有关部门却“变脸”了，他们刚接到指示，“艾汉美不能在宿迁安置。”

接连碰壁，使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我安置的道路上，背后有一只“黑手”，在盯着我的行踪。操纵我的去向，我走到哪里，他们就把哪里的路堵死。

军区政治部被清洗复员的同志，行动迅速，先后都已离开部队，各奔前程，家属也纷纷搬出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唯有我的安置去向，“八”字没有一撇，很多关心我的同志，为我的处境捏了一把汗。有一天，在家属大院，碰到宣传部的沙涛少校，他热情地鼓励我，“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

一九六九年十月，军区政治部行政管理部门通知我，要我尽快把家搬出政治部家属大院，我向他们提出：“我的安置去向，尚无着落，我的家又往哪里搬呢？”他们说：“要你们搬走，是上面的指示，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军的成员了，就不应该住在部队营区，不能享受部队的待遇。”他们还说：“城市里不能安置，就到农村去嘛！”他们对我下“逐客令”了，逼我到农村去！

面对这些“损人”、“坑人”的招数，一步紧逼一步，迫使我和我爱人，不得不重新考虑搬家问题。在许世友排斥异己，打击报复的乌云笼罩下，这家属大院，不能容我安身了！我们只得“搬家”。

第二天，朱德美就去向他的厂领导，如实反映了“无处安身”问题。厂领导听说我们一家人被扫地出门，寻求“避难所”，深表同情，非常爽快地说：“没有问题，这个困难可以帮助你们解决，把家搬到厂里来。”厂里行政管理部门当即给我们安排一套职工宿舍，并配备了桌椅，床铺等家具。并给我们子女安排了上学的学校。我们遇上了“救星”。

乍惊甫安，许世友的手又伸来了。一天，两个身穿便服的军区政治部干部，乘一辆黑色小轿车，找到厂里保卫科。他俩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厂保卫科干事很客气地接待他们，问：“你们来我厂有何事？”那两个干部说：“最近我们军区政治部有个复员干部，叫艾汉美，听说把家搬到你们厂来了。”

“是呀！他是我厂朱德美同志的爱人，刚搬过来。”

“这不行！他是军区政治部造反派一号头头，犯有严重错误，军区领导决定他复员，就是要他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

“你们有部队介绍信吗？”

“没有。”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有正式文件吗？”

“也没有。”

厂保卫科二位干事，感到十分惊讶，仍然耐心地说：“你们既无介绍信，又无正式文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的话呢？”“再说，你们是军队系统，我们是地方工厂，你们也无权干涉我们的事呀！”“你们说老艾犯了严重错误，那是部队的事，现在他复员了，成了老百姓，即使他是地、富、反、坏、右，没有判刑，没有坐牢，也要给他出路。他是我们厂的职工家属，在我厂安家，有什么不合适吗？”

那两个干部又说：“我们是部队领导派来的，希望你们配合一下”，“我们部队领导的意见，你们厂的朱德美，也要随同艾汉美一起下农村，他们全家都要下农村。”

这番话把二位保卫干事激怒了，大声说：“我们厂的朱德美，老家世代贫农，本人共产党员，表现很好，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要她随同老艾一起下农村，还要他们全家统统下农村，这是哪一家的政策？”越说越气，干脆把他们轰走了！

这些迹象表明：许世友搞的这一套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恶毒陷害。

第一  把“干部复员”的政策当做一把刀，用以伤害我们这些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批评许世友错误的好同志。

第二  把持手中的特权，破坏党的政策，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推行许世友“多中心”独霸一方，搞独立王国。破坏安定团结。

第三  杀鸡儆猴。进一步向南京部队广大指战员显示许世友的权威，“顺我许世友者昌，逆我许世友的亡”，以满足许世友封建专制的军阀私欲。

正当艾汉美一筹莫展，面临“山穷水尽”之际，一个意外的转机来了。

一天，我在南京马路上，迎面碰见了军区政治部一位科长，名叫王浩，他一见到我，十分热情地问我：“老艾，听说你复员啦，安置在哪儿？”

我回答：“谢谢您的关心，还没有找到安置的地方哩！”

“你是湖北人吧？不能在武汉找个合适的工作吗？”

“我当然希望安置在武汉，我也去了武汉，可是我在那里没有熟人，没有门路，进不去呀！”

接着他对我说：“你别着急，我来帮你找个关系，或许有点帮助。”

“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

他说：现在的武汉一把手，市革委会主任叫方铭，是空降十五军军长，他和方军长曾在二十军一起工作多年，相互很熟，他同方铭同志的爱人还是同乡。王浩同志提出，他直接给方铭军长的爱人写一封信，交给我带到武汉去找她，请她帮帮忙。

第二天，王浩科长把写好的信交给我，并鼓励我说：“天底下的路很宽，我不相信许世友能一手遮天！他的手再长，也管不到我武汉去！”

我带着这封信，兴致勃勃地赶到武汉，当天下午，顺利地见到了方铭军长的爱人，把王浩科长的信交给她。她看信后说：“我和王浩同志是老朋友，信中所说的事，我会尽力帮忙。”我把自己的一份“干部履历表”交给她，让她了解我的基本情况：我十七岁入伍，十九岁入党，三年军校生活，十年十二军司令部作训参谋，六年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多次立功受奖，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的历史，家属及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污点。

后来我了解到，方铭同志的爱人是在武汉市革委会政工组工作，她利用一次工作机会，找到武汉市“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人，把我基本情况一起研究后，取得共识，同意我在武汉安置工作。一九七〇年元旦之前，我被分配到武汉市的一座大型化工厂，葛店化工厂工作。元旦过后，我到厂里报到，厂领导一看，我是从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复员到地方上来的，非常高兴。当即决定分配去厂宣传科工作。专门负责宣传报导工作。厂领导答应，我爱人朱德美及全家子女，一齐从南京迁到武汉来，分配住房，安排爱人工作，子女就近上学。

我带着喜讯，返回南京，全家人欢天喜地，特别是孩子们兴奋地跳啊！叫啊！“我们要回武汉老家了！我们要回武汉了！”

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的同志们和家属们，知道我“绝处逢生”，都向我祝贺。他（她）们说：“得道多助！好人总会有好报！”

一九七〇年三月一日，我们全家正式启程前往武汉，全家人精神饱满，非常开心。我们终于跨越了许世友设置的重重障碍和陷阱，昂首挺胸，奔赴新的工作岗位，走向新的生活。

一九七〇年，我在闯过前几年的大风大浪，经历许世友的迫害、摧残、磨难之后，过得比较平静而轻松的一年。这一年，我的身心获得完全解放，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一些。这一年，我边学边干，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担负宣传报导工作中，深入生产第一线，贴近群众生活，下大力气搞好调查研究，不计得失，埋头苦干，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一年，是我人生道路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我从一名解放军干部，变成一名普通工人。这中间，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应运而生，入乡随俗，如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年，葛店化工厂打了一个翻身仗，扭转“十年亏损”，实现“一年巨变”。这中间，我也付出了微薄之力。厂内外的宣传报道工作十分活跃。一时间，《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及电台，连续不断地宣传“葛店精神”，乃至《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也多次来厂采访报道。该厂名声大振，成为武汉市、湖北省赫赫有名的先进企业。这一年，我把自己命运的转变，同工厂面貌巨变，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深感欣慰，深受教育和鼓舞。

（十六）亡我之心不死，许世友故技重演

      众人伸张正义，免我再遭一难

一九七一年春天，百花盛开。葛店化工厂党委副书记对我说：“我们党委研究，认为你复员到厂里，表现不错，工作很有成绩，打算让你挑更重的担子，希望你继续努力，干的更好。”正当组织上准备重用我的时候，突然间，许世友又派人来了，又要对我下毒手。

一天，南京军区政治部两名军官，一名科长，一名干事，来到武汉化工局，找到该局下属葛店化工厂党委书记张瑛及保卫科干部。他们取出专案袋子里的“绝密材料”—“5.16”分子艾汉美的严重问题，以极其神秘的口气，向葛化领导人大谈一通“艾汉美在南京的罪行”。而后，以“上级”的口气要求，武汉化工局及其葛化工厂的领导，立即对艾汉美采取断然措施，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这个突然到来的不速之客，态度和口气如此之嚣张，令张瑛茫然，她和保卫科的人员，当场提出种种质疑。

“根据介绍，艾汉美的问题主要在文革初期，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他复员时档案里只字未提，现在又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南京军区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搞不清楚，这些情况同‘5.16’问题又有什么关系？”这言下之意，就是怀疑：“反对许世友，就是‘5.16’分子吗？”

对这些质疑，南京军区两位军官支支吾吾，含糊其辞，不做正面答复。

接着，葛化党委书记张瑛说：“本着对人的处理持慎重负责的态度，我们认为，艾汉美复员到地方上，表现很好，现在是我厂政工部门的重要骨干，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没有做出结论之前，我们不能对他贸然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更不能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

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听了这番表态后，大为不满。他们没有料到，葛化厂领导人竟敢对南京军区这样的大机关不买账。于是，他们就和盘托出“许世友”这张“王牌”，说：“我们所表达的意见，实际上是我们许世友司令的意见，艾汉美的问题，是许司令亲自拍板决定的。”

张瑛书记回答说：“不管是哪个领导人的意见，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军内的事情军内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由地方上负责。”两位军官原以为，只要抬出“许世友”来，谁敢不服？哪晓得这个姓张的党委书记，敢如此强硬？他俩只好“扫兴而归”。张瑛的态度，得到党委副书记和党委委员吴官正等同志一致支持。在这之后，南京军区又给葛化厂寄来一批又一批所谓群众揭发“艾汉美‘5.16’材料。”葛化厂依然坚持不办学习班，等候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审查结果。当然，本来打算重用我的计划只好“暂停”。

许世友为什么在他管辖的华东三省一市范围内，无论军内和地方，大抓“5.16”反革命呢？

一九七〇年，毛泽东主席批示，党中央下达文件，全国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清查”运动，被林彪、江青“各有所图”地利用了，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老干部，清除异己，酿成了全国性的大灾难。许世友则看准了大好机会，乘机拉大旗做虎皮，憋足“精、气、神”，大张旗鼓地，大抓“5.16”阴谋分子。这样他既可以雪洗两年前，因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论”被批判的旧恨，又可以对那些已被清洗殆尽的“乱军”分子，或为他们说公道话的“异己分子”，再来一次大规模的、报复性的“清乡”运动。同时，又两面讨好了林彪和江青，以实际行动向权重炙手的林、江二人靠拢。许世友的“政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一石三鸟，一箭三雕，“百家失色，独秀许术。”

一九七一年，南京的清查“5.16”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许世友写信向毛泽东报功，已挖出“5.16”分子1190人，还有嫌疑对象2000人。据江苏省委调查，南京军区被打成“5.16”的军级以上干部达84人之多，仅军区领导机关，就有11人。江苏全省共有十三万人被打成“5.16”，死亡两千多人，伤残无数。1970年10月，已被许世友复员处理的“乱军分子”，又被军管会控制下的“公检法”逮捕入狱。其中有南京军区后勤部的赵里霜以及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剧团、话剧团、歌舞团演员蔡佩莹、修蕴、李源、李惠兰、王建修、陈家骏等，他们被关押时间都在三年以上，受尽了牢狱之灾。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风雨，艾汉美经历了十年抗争。许世友的压制、迫害，让他经受了痛苦的磨难和煎熬，经受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这场斗争使他受了苦，遭了罪，损失了很多。同时，也使他得到了很多。把他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增长了更多的智慧和勇气。这是一份受益匪浅的精神财富，十分珍贵难得。当年，许世友一再叫嚷：“造反的人都是坏蛋，都是反革命！”恨不得把造反派斩尽杀绝。然而，历史的发展同许世友的痴心枉想，恰恰相反。这些“坏人”，有“上帝保佑”有“老天保护”，并没有被整倒、整死。2001年以来，艾汉美和老伴朱德美多次来南京、上海、杭州，见到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许多老战友、老领导、老首长，这些同志都是南京军区当年造许世友反的主要代表。他们反对许世友的封建专制，军阀行为；他们批判许世友的独立王国，山头主义；他们蔑视许世友的单纯军事观点；他们不满许世友欺上瞒下反复无常的政客作风。“文革”过去四十多年了，他们亲切会见，欢聚一堂，举杯畅饮，谈笑风生，百感交集，无限欣喜。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我们从大风大浪中闯过来了。如今，一个个容光焕发，心情舒畅，堂堂正正，健健康康。

正如原军区政治部纪国城赋诗所说：

世纪凝聚战友情，今朝金陵喜相逢，

白水桥头事已逝，我们何必徒伤悲，

今日谈论征途事，各自均创新奇迹，

坎坷跌宕今安在，赵高之辈魂湮灭，

有志不在年事高，信念在胸永不悔，

冷眼向洋看世界，同呼“百二再轮回”！

历史是一面镜子。四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些同志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女！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不愧是人民解放军的好战士！

（十七）究竟谁是南京军区“乱军”祸首?

艾汉美在他撰写的《石头城的风雪》回忆录中写道：“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给我们头上捏造了‘乱军分子’、‘乱军派’的罪名。这一罪名的逻辑是：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反对许世友，就是反对南京军区，就是‘乱军’。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就在于：它把许世友与南京军区等同起来，把许世友与人民解放军等同起来。他忘了人民解放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服务。这支队伍不是为许世友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

毛主席党中央明确指出：所谓“稳军派”、“乱军派”是许世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十年文革中，我们自始至终，非常认真遵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及有关稳定部队的规定，认真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从来没有冲击过任何军事机关；没有搞过“打、砸、抢”；更没有搞过武斗。我们无论是开展“四大”、还是成立“批资总部”，要求军区平反，或者到北京告状，都十分注意把许世友的错误同军区部队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比如：“二月抓人”事件的错误，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里，由集体领导承担责任。我们认为：“许世友是‘二月抓人’事件的决策者，应当由许世友负责，其它党委成员只是‘参与者’，和‘执行者’的问题。当年，‘百水桥’的牢房里，以及百水桥学习班的‘集中营’里，那些看管我们、批斗我们的部队战士和机关干部，尽管给我们造成了冤屈和伤害，但我们在揭批许世友镇压群众错误的过程中，对这些部队战士和机关干部的言行予以保护。不涉及、不抱怨、不责怪、不伤害。我们非常注意维护军区党委领导的权威，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声誉。把我们的行为，同许世友的‘乱军’谎言对照一下，谁是谁非不是一目了然吗？”1967年12月，告状团赴京告状的21位代表，在学习班中，响应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号召，作出“三个转变”的决定，并付诸实行，因而受到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的赞扬。“21位代表表现很好”就是历史见证。

在那所谓“动乱”的年代，确有一股“乱军”的思潮。我们南京军区也受到某种影响和冲击。如：有的连队自动搞起“四大”；有的军事院校乱揪乱斗，带高帽、游大街；军区政治部召开的批判大会，被“三团两队”造反派冲垮了，还强迫王必成、鲍先志等军区领导人下跪、低头认罪。军区政治部的少数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自身也有经验教训。但是，许世友不顾基本事实，而是抓住一点，无限夸大，甚至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把“乱军”的罪名强加在热情参加革命的无辜群众头上，显然是别有用心的阴谋和陷害。这个“别有用心”，一以贯之的“强加”达几十年之久，其根源何在，值得认真思考研究。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看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高喊别人“乱军”的许世友，他自己的“实际行动”，究竟在干什么呢？那几年，对他所泡制的“乱军分子”、“乱军派”，其中包括众多的高级将领、成千上万的广大干部、群众，实行大抓捕、大镇压、大清洗、大提拔；对军区司、政、后机关、“三团两队”、军事院校、部队医院、军工工厂，大砍、大杀，有的被砸烂，有的被撤销，有的被肢解下放……。结果，使南京部队的‘老家底’大受损失，部队的团结甚至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比如：南京军区司、政、后领导机关，包括各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嵊要塞区的机关工作人员，都是经过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挑了又挑，筛了又筛选拔到机关来的优秀干部，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精英骨干，组织打造起来的坚强得力的机关力量，都在一夜之间被许世友摧毁了，瓦解了！许世友在政治上极力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论”，必然在组织上搞分裂，必然要排除异己。在山头主义、资产阶级派性的主导下，必然要把反对过他，或不听话的大批高素质、高水平，对党忠心耿耿，一辈子献身人民军队的精兵强将，驱逐抛弃，赶尽杀绝。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批“奴性”十足，善于阿谀奉承，或善于落井下石的“许派干部”。把党的宝贵财富糟践殆尽扫地出门，把思想作风不纯，或能力平庸的人提拔起来加以重用，充当“许家班底”。这是什么行为？是党性表现还是封建专制行为？是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呢，还是山头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大泛滥？是有利于稳定军队，巩固部队，加强战备呢，还是分裂部队，破坏团结，搞乱军队，破坏战备？真正的“乱军”不是别人，恰恰是许世友自己！不仅是他，站在他后面的还有他的后台，当然决不会是党中央、毛泽东。

许世友“乱军”，决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大量事实为证：

1  他疯狂扬言要砸烂军区政治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林彪、江青一再叫嚷总政治部是阎王殿，要砸烂总政。此时，许世友在南京也公然叫嚷：“军区政治部烂掉了，瘫痪了”、“要取消军区政治部、要司令部接管政治部”。“那些跳得高、闹得凶的人，是一群乌龟王八蛋，不是‘换新天’是要变天，是坏人，统统抓起来！”“那些人想在文革中捞乌纱帽，我要叫他们戴草帽，我要叫他们什么也捞不到，捞到的是臭狗屎，洗都洗不掉！”

2  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舆论上把军区政治部搞倒搞臭，许世友以“南京军区党委”的名义，向所属部队散发决议、指示、通报；大量炮制公告、揭发信、声讨书，一齐向政治部“开火”，口诛笔伐，“狂轰滥炸”。他还通过召开“活学活用”的“积代会”，报告会，以及史景班、杜方平的批斗会，把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妖魔化”，大肆诬陷是乱军夺权的阴谋家。一时间使军区政治部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成为群众群起而攻之的目标。不明真相的军区广大指战员，自以为响应军区党委号召（实际上是许世友独断专行），一哄而起，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师以上单位纷纷发电文、写书信，演变成一场围攻军区政治部的混乱局面。军区政治部威信扫地，影响极坏。谁是罪魁祸首？许世友“乱军”拿政治部开刀，先把政治部搞垮其用心何在？

3  许世友声称，军区政治部是重灾区，是他重中之重的打击目标。他亲自指挥，并由李树和组成的“专政班子”，负责对军区政治部的“围剿”，“全歼”。“二月抓人”的第一枪，把政治部的“方、洪、高、艾”四人抓起来，作为镇压的突破口。而后，又把“孙（海云）、扬（炳仁）、方（泽甫）、洪（期钧）”四人判罪、坐牢。那几年间，我们先后两次被关押在白水桥（近一年时间）。三次被打成反革命，两次去北京（近十个月）。两次“翻烧饼”，两次“大清洗”（下放浙江一年，一次复员回乡），加上清查“5.16”三年多，有的在大牢里关押三年。整来整去，反反复复，不少人被整死、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整得无处安身，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南京军区政治部，作为人民解放军高级政治领导机关，在军区党委领导下，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是军区党委的具体办事机关。决非许世友搞独立王国，独霸一方的私人工具。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政治部带头造了他的反，成为许世友经营三省一市（上海市）独立王国，称霸一方的主要障碍。因而，必须加以先镇压再铲除，这是“倒许乱军夺权”“多中心论”出笼的核心实质。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不是许世友发迹的老胶东，不是他的老班底。抗日战争胶东军区时期的“五旅”、“五师”，解放战争时期的“九纵”、“二十七军”和山东兵团才是他的“老山头”，尤其“九纵、二十七军”。史景班被打成“黑后台”之后，军区政治部的许多部长、副部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科长、副科长都成了“黑干将”、“黑高参”，造反派头头都顺理成章地成了“黑头头”。如此众多的政治部骨干力量，都被许世友打成“黑线人物”，这不是典型的“乱军”又是什么？许司令大权在手，凡逆我许世友者必亡，这不是最大的“乱军”行为吗？在南京军区防区内，只有手握重兵的许世友，才能做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军委扩大会议成员共四十多人，几乎每人都说了几句话。

“你陈司令（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不好，油了。”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采取重大措施解决了军队的绝对稳定。这不是人事变动，而是政治。

（十八）许世友的“尚方宝剑”耐人寻味

十年文革的许世友，敢于那么放肆地上抗中央，下压群众，横扫“左臣右相”，其权势之大，不可一世。原因何在？众所周知，许世友“尚方宝剑”在手—毛主席撑腰。

有关毛主席与许世友之间的故事，过去听到一些传闻，总觉得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直到文革期间，我们在同许世友的抗争中，从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在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亲身经历，耳闻目见，毛主席对许世友的爱护，才算有了比较真切清楚的了解。

一九六七年，许世友犯了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之后，躲到大别山里去了。毛主席要他检讨错误的同时，亲自出面保他过关，给他提供“下楼”的阶梯。八月间，他老人家用自己的专机，派张春桥到大别山去把许世友接到上海，对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九月间，周总理又按照毛主席指意，派飞机把许世友接到北京，并特地安排在中南海里“养病”。接着，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再次同许世友谈话。

毋庸违言地说，毛主席对许世友的关怀备至，一向有着非比寻常的感情，他老人家给予许世友的殊荣和待遇，远非他人可比。文革期间，能够单独会见毛主席的高级将领，屈指可数，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毛主席也不容易。唯有许世友“一枝独秀”。只有他可以单独到中南海去见毛主席，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请示问题，可以当面聆听毛主席“口喻”，当面领取“尚方宝剑”。许世友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往往充分利用他独有的这一特权，达到他的个人目的。

一九六八年夏天，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的一个下午，李树和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今天，许司令刚从北京回来，一下飞机直奔我们学习班，带来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

此时的许世友刚当上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在军内外全面推行“多中心论”，春风得意，趾高气扬。他并没有传达什么“重要指示”。而是着重地介绍了他此次上北京会见毛主席、林彪的往返细节。他说：“前天我某时某分到达北京，昨天我某时某分到中南海见到毛主席，又某时某分离开中南海；接着我某时某分到林副主席居地；会见后某时某分从林副主席居地出来。”他还说，当面向毛主席、林彪汇报了如何解决江苏两派问题，如何办好部队学习班的简要情况。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许世友这么绘声绘色地介绍会见的细节过程，充斥着许多弦外之音，引起人们种种猜测和联想，必然产生“不可小看许世友”的社会效果。想想看当今中国，能有几个人像许世友这样自由进出会见毛主席，会见林彪？这不正是许世友有意突出表明他的“显赫地位”吗？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

毛主席对待许世友的一系列“惊人之举”，无疑成为罩在许世友身上熠熠发亮的光环，给他增添了丰厚的政治资本。那时，许世友头脑发热，以毛主席的“爱将”、“忠臣”自居，个人权势欲望膨胀，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不请示，不报告，根本不把军区党委集体领导放在眼里，不顾事实真相如何，一口气把军区三位老红军、老中将——“王、林、鲍”打倒在地；一下子把近百名军级干部诬陷为“5.16” 分子。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成了他任意宰割的羔羊。

南京军区政委杜平，轮职务，同许世友平级，可是实际上，在许世友面前，杜政委处处谨小慎微，就像“小媳妇”似的。有人曾经冒昧地对他说：“杜政委你和许司令是同级，该说的就说，该拍板的就拍板，不能什么事都要许司令说了算”。可杜平却说：“我是把许司令当做上级看待的，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能直接见到毛主席，我就见不着，我怎么能同他一样呢？”杜平这番话，也说出了军区其他领导人的心声。这哪里是同级的政治委员呢？这哪里还有党委集体领导呢！

毛主席曾经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政治委员不起作用。”事后，杜平公开承认：“毛主席所批评的这个政治委员就是我。”其他的副司令、副政委在他面前，也都让他三分。只有王必成和郭化若，不大买许世友的帐。王必成外号“王老虎”战功卓著，在毛主席那里也能说上话。郭化若黄埔四期，老资格，当过兵团政委，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是个大秀才，军事理论家，他根本看不起许世友。

许世友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也有人吹嘘许世友“对毛主席忠贞不二”。现在，我们还是通过亲身经历的事实，来看许世友的“忠心”，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年，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都是由毛主席亲自审定、签发的两份重要文件。高喊“忠于毛主席”的许世友是怎么对待这两个文件的呢？“八条命令”一下达，许世友兴高采烈，视为法宝。他说：“有了尚方宝剑，我就可以大胆抓人了。”他斩头去尾，只抓住“八条命令”第一条中的半句话：“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而这一条原文是：“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许世友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这一条歪曲为“造反派就是反革命组织”，“造反者就是反革命分子”。于是他一声令下，把造反的人统统抓起来。如此执行“八条命令”，他能说是“忠于毛主席”吗？

军委《十条命令》正好击中了许世友的要害，“不准随便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这一来，许世友垂头丧气，不理睬、不执行、不认错、不改错。同样是毛主席签发的两道命令，而许世友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这能证明他对“毛主席忠贞不二”吗？

还有一份毛主席签发的红头文件，就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这份文件与许世友、与我们关系更密切、更重要、更直接，而许世友对待这份文件的态度，更能说明他对毛主席的所谓“忠心”，究竟是真是伪？

文件上明明写着：军区领导人二月抓人“镇压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许世友却用毛主席给他的“口谕”，来否定毛主席签发的中央文件。他反复说：“我问过毛主席，三大纪律八项纪律还要不要？毛主席说要，那我抓人就没错”。表面上看，许世友说的，似乎有根据，理直气壮。然而，毛主席没有指示他去抓人呀！再说，毛主席在上海同他进行长时间谈话，仅仅谈“纪律”问题吗？显然，许世友是各取所需。要的是“钟馗打鬼”那一套政治把戏。

在毛主席一度被“神化”的年代里，受到毛主席爱护的许世友也跟着“神化”了。似乎，只要许世友一亮出毛主席这张“王牌”，就能压倒一切，他怎么说都是“可信的”，他怎么做都是毛主席“批准”的。许世友虽口出狂言：“在南京，谁再造反，就把他抓起来，还要判刑、枪毙！”“我向毛主席报告过，我可以先斩后奏。”这些狂言，“口谕”也好。“尚方宝剑”也罢，只不过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的，和尚庙里吓鬼的咒语而已，如今成了天下人的笑谈！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许世友一次又一次掀起镇压、迫害群众的风暴，毛主席一次又一次保他过关。他的官位越来越高，而他对群众的打击报复力度也越来越大。他从来不认错，也不做检讨，（据说在毛主席面前做过检讨），总是由别人一次又一次为他顶罪，各位副司令、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成了他的“替罪羊”。江苏的事情搞得一团糟，如清查“5.16”，挖煤，支一派压一派等等，最后中央下文件，又把吴大胜拖出来，带上“三破坏”大帽子，当了替罪羊。许世友却在广州安然无恙。这一局面，于理不通，于法不容，人心不服，党心不平。为什么会造成这一局面？这不能不从毛主席对许世友的态度和政策上找原因。在文化大革命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毛主席对许世友关爱过度，到宠爱有加；有保护而无管束；有“赏赐”而无严厉；多安抚，而少训诫。总之，为一“将”而失公允。

毛泽东说过：“为了打鬼，借力钟馗。我成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钟馗。”当年，林彪可谓是“借助钟馗”，又阴谋取毛而代之。许世友也不愧是“借助钟馗”，称王称霸的高手。反过来想想，当年，毛泽东那么宠爱许世友、抬高许世友，难道就没有“借助钟馗”“打鬼”的政治的、策略的图谋吗？林彪拉拢许世友，许世友给林彪送阳澄湖螃蟹，想跟林彪攀亲家，这是众人皆知的事。许世友老婆田普同邱会作老婆胡平肩并肩坐在床边上，嘀嘀咕咕共同策划把张宁嫁给林立果。这是偶然的吗？林彪把南京军区列为唯一的“争取力量”，难道说，这些都是“天方夜谭”吗？当然，毛主席也没有“闲着”。

爱新觉罗·里霜 2013年10月南京

——未完待续——

tuffy05 · 发表于 2014-4-28 10:04:47

《许世友与大民主》：四、陈时秋“一张大字报”引起四十六年的冤案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

“一张大字报”引起四十六年的冤案

（一）天地转悠悠红色少年郎

陈时秋，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摄影记者，1933年生。1944年跟随父亲陈学明，姑母陈文霞，姑父郎玉麟，在“郎部队”中生活。1945年12岁，随新四军北撤到苏北、山东，1947年14岁参加三野特纵政治部文工团。1949年16岁的陈时秋，当上“小鬼组”组长，正排级待遇。1964年被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经常跟随许世友司令员下部队采风摄影，许世友很喜欢他，给他起了个绰号“胖子”。陈时秋酒量大，在豪饮场面上，许世友不胜酒量时，就呼叫“胖子过来，替我喝下这杯酒！”1968年2月，因陈时秋的一张《神仙会》大字报，许世友一句话：“胖子造反，专他的政！”“红小鬼”被逮捕了。

陈时秋在他撰写的《从“红小鬼”到“反革命”》回忆录中写到：

苍天赐给我一个革命的家庭，从小学革命，对剥削、私有制的信念：

“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格格不入。只要你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要认真思考“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个严肃的问题。

我很感激父辈们引领正确的航向——跟着毛主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为解放全人类事业奋斗终生。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世界观。

我的家乡在浙江省、湖州地区、安吉县、梅溪镇、荆湾村。中国竹乡安吉县的西部，青山环抱、竹涛起伏，山泉萦绕、水声叮咚，风光秀丽，景色迷人，那是头等的环保。西苕溪河从梅溪镇方向顺流而下五里路，到我们村拐了个弯，村庄的两面是西苕溪水怀抱着，荆棘丛生，所以叫“荆湾村”。

1933年10月2日，我出身在荆湾村，父亲陈学明，母亲赵林娣。

当年荆湾村是个热闹的小码头：有绸布、南货、粮油、茶馆、理发、豆腐店；大批毛竹运输，主要靠西苕溪河水路一直运到上海；西苕溪拐弯的地方，积聚起大量细沙子，是有名的“荆沙”产地。荆湾村的下街头，过了石灰桥就是关帝庙，庙里有两尊关帝菩萨，关平、周仓菩萨立两旁。久旱无雨时，人们把稍小的关帝菩萨抬出，仪仗队身穿类似义和团的服装，手持标叉枪，鼓乐声声、敲敲打打，到七里外的长兴县辖区，赵村、空隐寺后面龙山上求雨。荆湾村还有陈、沈、管三座祠堂，解放后，祠堂成了供销社，人民公社办公室。如今成了乡、村政府。父亲是荆湾村有名的禁赌者，只要他在村里，就没有人敢赌。现今的农村，赌博成风，耶稣教泛滥。

父亲陈学明，姑妈陈文霞，姑父郎玉麟，都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信徒，通过办乡村教育，办养蚕合作社，为农民办好事，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在潘店村创办乡村小学，在荆湾村创办了荆溪小学，父亲任校长，姑妈任教师，我在学校是个优等生，每个学期考试都是第一名，曾代表学校去梅溪镇参加考试比赛，得了第二名；小学还组织文艺演出，宣传抗日小话剧，我演被俘日本鬼子；还有小军乐队，我是司号的。荆溪小学坐落在西苕溪水的拐弯处，校大门外的两棵大榆树，见证着荆湾村的历史沧桑。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不论在南京郊区办晓庄师范期间，还是在上海郊区办工学团时，他都在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愿望很好，可惜在现实的中国行不通。后来，我的父辈们才悟出：必须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只有追随共产党，拿起枪杆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国家民族才有希望。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初，原红二方面军模范师政委彭林（原名彭栋才、1955年授海军中将军衔）和其他三位红军师级将领，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派遣，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具体安排，在张爱萍将军率领下，从延安奔赴上海前线抗日。

次日，他们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了旅途的方便，办事处让他们脱下红军服装，换上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服装，张爱萍佩上校军衔，其余四人都是上尉军衔。他们在西安得知上海战况激烈，当天就乘火车直奔南京。出了潼关，事有凑巧，在同一列车上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董老是党中央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职的。张爱萍等人抵达南京，在南京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离长江路“总统府”不远）换上便衣，改乘京沪线火车奔向上海。

他们在上海龙华车站下车，早有李克农同志开来汽车接站。原上海市委书记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同志（建国后任驻苏联大使）接待他们，把上海的战况大致作了介绍：自从上月下旬开始，日军大批陆军师团陆续渡海到达上海，在海、空军协同配合下在狮子林、川沙口、蕴藻浜和吴淞等地强行登陆。我方承受着敌人强大炮火和飞机炸弹的轰击，很快就遭到全军覆灭。

张爱萍说：“以中国军队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与具有现代武器的日本军队作战，单靠阵地战是难以取胜的，非得有敌后游击战的配合才行。”又说：“中央接到上海市委的报告后，毛主席亲自找我谈了话。上海要成立江苏省委，叫我来担任省委军事部长。毛主席说，上海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上海失守后，就要在郊区和江浙两省广大农村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刘晓说：“是啊，我们预计上海坚持不了多久，正等着你来担任省委军事部长，尽快作好沦陷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

张爱萍问：“不知省委作了哪些准备？”

刘晓说：“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正在作难民的工作，对难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同时组织他们陆续向郊区各村和江浙一带农村疏散。我们已在难民中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队，正在加紧训练。”

次日，按照刘晓、张爱萍对其他四人的工作分配，彭林被分配到游击干部训练班讲课。

淞沪战役，日军先后投入14个半师团兵力，约28万人，军舰三四十艘，飞机400余架，海陆空联合作战。我方投入70多个师的兵力，约百万人，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以血肉之躯奋勇抗击，虽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但我方伤亡惨重，终将难以支持。

11月上旬，彭林被请到江苏省委的办公处。除省委领导以外，还有一位青年，此人修长个子，一头长发，戴着近视眼镜，言谈举止文质彬彬，显然是一个有素养的知识分子。他们见彭林进来，都起立表示欢迎。省委领导首先介绍彭林，“这位就是延安党中央派来的彭林同志。”然后又把长发青年介绍给彭林，“这位就是王文林同志。”两人热烈握手。

省委领导说：“上海的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省委决定派你们两位到青浦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王文林任青浦中心县委书记，彭林为县委委员，任军事部长。希望你们两位亲密合作。”省委领导对彭林说：“王文林是河北保定人，华北大学肄业，东北沦陷后，他毅然奔赴东北参加抗日联军赵尚志部队。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解押南京。直到抗战爆发，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彭林对这位历经艰苦斗争的知识分子干部不胜钦佩。省委领导，接着向王文林介绍彭林的情况。王文林想不到这位不过二十出头的人，竟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模范师政委，心中对他肃然起敬。两人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再一次握住对方的手紧紧不放。

第二天，他俩就从上海乘船西行，向青浦进发，不料才到半途，就传来青浦县沦陷的消息。省委鉴于青浦一带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比较好，指示他们可以绕道宁波、杭州、嘉兴去青浦，万一青浦联络点找不到，可以到吴县去找。王文林、彭林先坐船到宁波，再乘杭甬线火车到达杭州南星桥车站。这时已是11月13日，日军已在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大举登陆，攻占平湖、嘉兴，迂回包围上海。杭州全城一片惊恐，百姓纷纷逃难。两人匆匆赶到卖鱼桥轮船码头，买了去江苏吴县的船票，15日下午乘船北上。当船快到湖州时，传来吴县也告沦陷的消息。他俩无奈，由于战事遽变、交通受阻，彭林、王文林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滞留在浙江省湖州市。他们无意中看到一份油印小报《战时消息》，报上标明：“郎玉麟、贵诵芬编，陈文霞、贵畹兰刻印，地址：金婆弄X号贵诵芬家。”这一偶然发现，使王文林喜出望外，说：“贵诵芬，我在上海难民收容所见过，他是收容所的主要骨干。”彭林、王文林通过贵诵芬认识了郎玉麟夫妻。从此，就在湖州组建了浙西第一支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郎玉麟为大队长，在湖州、长兴、安吉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们依靠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运用游击战术英勇机智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成为浙西一支著名的抗日游击队，老百姓亲昵地称为“郎部队”。

1938年春夏，在浙西一带各式各样的游击队、自卫队蜂拥而起的同时，打着“治匪抗日”或“治匪安民”旗号的迷信武装团体“红枪会”应运而生。红枪会的主要头目费冠英，是勾结日寇的汉奸。有一天深夜，红枪会近千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吴兴西乡楂树坞村。红枪会坛主下令：“郎部队是土匪部队，戳死他们！”一群红枪会的会徒用红缨枪戳向王文林，最后被最凶恶的红枪会头头戳死。王文林惨遭红枪会杀害的噩耗，激起了“郎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无比悲痛和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为王政训员报仇。

郎玉麟和彭林召集陈学明、周少兰、温永之、许斐文、许斐然等开会。大家认为：根据已有的情报，下庄、薛家兜等村的红枪会确实已同日寇勾结一起与我抗日部队为敌。打击的方法是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双管齐下，主要打击红枪会头目费冠英。汉奸费贼不敢回西乡，只身来到东乡在长超部队（1938年2月李泉生组织的抗日义勇军）附近摆小摊，为日寇搜集情报。郎玉麟通过在长超的李泉生捉拿首犯费冠英。李泉生抓住费冠英，宣布其罪状后就地枪决，为王文林报了仇，为人民除了害。一提起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郎玉麟脑子里浮现出王文林，王文林到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已、关心他人、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种种情景，历历在目。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布置一个“文林室”。几天以后，经过刘芾亭等同志的精心布置，纪念室布置得庄严肃穆，堂前挂着一幅栩栩如生的文林遗像，两旁是纪念王文林的两幅对联：

满腔热情爱人民，碧血染大地；

一片丹心报国家，浩气壮山河。

无杂念私心，个人生死一已得失轻如鸿毛；

惟忠肝义胆，国家安危民众疾苦重于泰山。

墙上挂着介绍王文林英雄事迹的画图，桌面陈列着王文林生前用的遗物，激起人们无尽哀思。

全国解放以后，在潘店村后面的梅花山上建了陵墓，张爱萍将军题写的“郎部公墓”，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王文林、刘芾亭、周少兰、许斐然等23位烈士，长眠在此地。

1939年季春，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浙江抗日救国工作，在浙西行署驻地西天目山会晤。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并同登仙人顶下榻留椿屋。3月24日上午，周恩来在此“百子堂”向行署军政人员、政工队员、干训班学员和浙西临时中学师生作了团结抗日讲演。

“郎部队”派我父亲陈学明（指导员），到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百子堂，聆听周恩来演讲，回来向部队传达。当今，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周恩来演讲纪念亭，成了观光、避暑、休闲的圣地。

2010年3月24日我和老伴暨两个儿子，专程驱车去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百子堂“周恩来讲演旧址”，瞻仰观光。

1941年4月27日晚上，郎玉麟按计划和贺文铨带领经济大队的20多名短枪人员，相季贤、何伏带领的吴兴县自卫队的10名短枪人员共40余人，由李漠焯带路向湖州西门进发，在西门横渚塘桥附近摆渡过河，分兵两路，悄悄靠拢伪军营房。李漠焯带领10多人攻打西门洋桥南面的一个碉堡。战斗一打响，郎玉麟立即带领20多人，先摸掉门口岗哨，然后冲进营房一阵猛打，击毙一部分，跳窗逃了几个，其余的全当了俘虏。李漠焯带领的10余人，攻下了西门洋桥碉堡。共缴获机枪两挺、短枪五、六支，步枪三、四十支，全歼伪军一个连。战斗结束，却不见到作内应的周少兰。这时，有个战士走来，交给郎玉麟一支木壳枪，郎玉麟一看是周少兰的枪，大惊失色，急忙去查看。不料，从伪军尸体附近发现了周少兰的尸体，郎玉麟扑上前去。

次日，郎玉麟亲自去慰问周少兰的家属。在为周少兰举行的追悼会上，郎玉麟含着热泪向乡亲们宣布：“周少兰是为了抗战打进伪军做策反工作而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他的父母、妻子、孩子，也都是可尊敬的烈属。”

荆湾村顺流而下就是潘店村。梅溪、荆湾、潘店，成了抗日游击队“郎部队”的集散地。地下党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经常光顾我家，我只知道他手拿剪刀尺的“卖布客人”。父亲受地下党的派遣，任国民党的区长，专供“卖布客人”文件看。我们家的楼梯下面，都是打鬼子缴获的一些战利品，钢盔、望远镜、坏手枪、坏手榴弹等。我们小孩拿这些战利品“武装到牙齿”，在村口石灰桥上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我的小伯伯陈学廉只大我四岁，是荆湾村的孩儿头头，我们都听他的指挥，还有吴爱民，好似他的警卫员，他俩个人舞起“狮子”来可是一等工夫。我小伯伯陈学廉在上海解放后，改名叫陈学联，立即到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空军通信部门工作，他和吴爱民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小伯伯是离休干部，吴爱民是昆铜公社人武部长、晓墅镇副镇长。

1943年10月，日寇向浙西天目山一带发动进攻，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向后撤退，行署、专署，吴兴、长兴、安吉三县政府都逃进深山里去了。“郎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4年4月开始，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当时归属国民党浙西行署第二特务大队，是一支新的抗日部队。我姑父郎玉麟任大队长，父亲陈学明任副大队长，吴小土、贺文铨分任一、二中队长。浙西行署贺扬灵、第二专署於树峦担心郎玉麟、陈学明把部队拉出去投奔新四军。密令专员朱希要杀郎玉麟等人。郎玉麟几经周折，到了十区专署，专员朱希宴请郎玉麟等人。酒席间，朱希酒后吐真言：“於树峦打来电报，要我把你抓起来，秘密地杀掉，我能对你下手吗？”郎玉麟大吃一惊，心想：要赶快脱身。刚好国民党在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乘机打电报给贺扬灵请求从军。贺扬灵也怕承担杀害著名抗日分子的罪名，如今借刀杀人不成，让郎玉麟从军离开浙西了事。二、三天后接到贺的复电，批准他从军，还勉励了几句，并委任他为浙西从军青年第二队队长，还在《浙西日报》上大肆宣扬一番。郎玉麟心想：等我脱险后，你们就枉费心机喽！

与此同时，国民党到处寻找我父亲陈学明的下落。我们一家四口，躲到我的级任老师范绍赓老家后面高山上。山顶上只有一户农民，一位眼瞎的爷爷老年丧子，和媳妇、孙子艰难度日。我们的生活，主要靠舅舅沈文祥肩挑几十里路，把粮、油等生活用品送上山。

1944年春夏，我家在湖州埭溪镇以西的深山区盛家坞居住，我和小伯伯在茅坞上学，祖母在茅坞居住专门照顾我俩。那时候传说着共产党新四军部队要打过来，流传着国民党的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八路军、新四军都是红眉毛，绿胡子。”老百姓不知真情，听了非常惊恐。

一天深夜，父亲突然回家，带领全家连夜到盛家坞以西，不到十里的安吉县境内上舍村新四军驻地。第二天，看到几位女的新四军，女的当兵，感到很好奇，她们在包馄饨，可是又不像馄饨，她们告诉我，这是饺子，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饺子。

1945年4月1日，成立吴兴县民主政府，郎玉麟任县长，顾玉良任中共县委书记。“郎部队”的一批老部下都到民主政府任职：陈学明、孙厥谋、李泉生、胡志平等人，分别任埭溪、妙西、菱湖、和平区区长。组建了县警卫营，曾被省保安处长宣铁吾追捕的共产党员吴德全化名吴小土，和贺文铨、王云清等人，成了警卫营的骨干。

1944年8月23日，新四军十六旅在宜兴、长兴、吴兴一线发起长兴战役，对浙西日伪军展开全线进攻。经过一个多月战斗，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大片土地，解放人口十余万。新四军在浙西创建革命根据地，象是陕、甘、宁边区一样，建立吴（兴）、长（兴）、安（吉）边区革命根据地。

（二）从小学革命心中毛泽东

我从小跟随父亲陈学明在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郎部队”中生活，十二岁到新四军部队。听着革命故事，毛泽东、朱德同志在井冈山上会师，朱德总司令《一根扁担》、贺龙军长《两把菜刀起义》故事，……

唱着抗日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毛泽东同志，带着头走，跟在后面是我们大家，反动派疯狂来进攻，打破它脑袋，赶它回家！”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人，为我中华民族，要作自由人！”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名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于1945年8月14日至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谁都清楚，这是国民党蒋介石设计的“鸿门宴”。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重庆谈判四十三天，谈判的焦点是解放区政权与人民军队整编问题。我党为了争取国内实现和平，让人民休养生息，主动撤出长江以南几个抗日根据地。浙东、浙西新四军奉党中央命令北撤到长江以北的苏北解放区。

1945年秋末，浙东新四军奉命渡杭州湾北撤；浙西新四军从湖州、长兴、安吉北撤。随军家属和孩子不能留在国民党占领区，“骗”我们小孩是到江苏宜兴去上学。祖母坚持不走，只好把已经参加新四军的小伯伯陈学廉留下照顾她。不久，国民党当局到处抓我祖母刘桂佳和年仅十六岁的小伯伯，在我家大门上张贴通缉令和悬赏；祖母只好投奔远亲，小伯伯改名朱复元，他们常在坟地躲藏，祖母受了惊吓，还朝思暮想记挂着北撤的七个亲人（她的女儿陈文霞、女婿郎玉麟、外孙郎民苏10岁、大儿子陈学明、大媳妇沈文芳、大孙子陈时秋12岁、小孙子陈时枫3岁），祖母才五十岁出头一病不起，于1947年就病故了。

我们在荆湾村码头，分乘几艘小船，从西苕溪河顺流而下，船上只能吃饱饭，没有菜蔬。一路上，我学会了摇撸、划船、背牵，经太湖到达沪宁铁路常州奔牛站附近，遭遇四个还没缴械投降的日本鬼子，大摇大摆地在铁路上行走，在新四军兵站的掩护下，鬼子才没敢动手。在杨中县附近渡长江，一时找不到大船，好不容易等来一艘大船，不肯停下来，危急之下，兵站潘大兵只好朝天鸣枪，船老大才肯把船靠岸。和我们一起过江的还有吴小土、孙厥谋的家属。渡过长江后到达东台解放区，所见所闻都是新鲜事，看了部队文工团演出的话剧《甲申三百年祭》。

1945年12月，到了淮阴，父亲清江市政府工作，后任王营、西坝区区长，后来调到淮安县工作。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但精神非常快乐舒畅。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呦，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1946年6月，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了。我们在淮安县已听到敌人的机枪声，才撤出淮安地区，经郯城到达山东境内，父亲在鲁中二专署工作。鲁中比苏北生活更加艰苦，有的同志开玩笑发点牢骚：“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胜利果实煎饼大葱”。南方人啃高粱酸煎饼的确是个苦差事。

1946年冬我十三岁，告别父亲、继母、小弟、通讯员沈连法，到华东党校找姑父郎玉麟。正值过年，南方来的新四军同志，供给一碗大米饭。年后，姑父和警卫员陈乃知，送我和表弟郎民苏、姑母陈文霞，到沂蒙山区刘家道口村，鲁中区立军属子弟学校读书，由姑母照顾。学校设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生活艰难竭蹶，没有条件洗澡，都戏说虱子是“革命虫”，虱子多了也不痒，所谓虱多不痒吧。头发长了，姑母用剪刀剪一下，就算理发美容了。有一天，学校来了两位骑马的军人，看他们的穿着可以肯定，一位是团、师级干部，一位是警卫员。晚上，那位长着兜腮胡子的军人和学校的方老师举行婚礼。所谓婚礼，就是老师们和两位军人在一起喝白开水，吃点长生果、瓜子而已。因战事紧急，蜜月变成了蜜日，新郎官第二天就走了。战争年代的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又有一天，被我军俘虏的26师一批蒋军军官来校参观，师长马励武、副参谋长牛犇，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有同学问：为什么吃败仗？马励武说：天太坏，下大雨，大炮拉不动了。一股不服输的样子。同学们异口同声说：不是天太坏，是蒋介石的良心太坏，中国人为啥打中国人？他们答不上来，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学校要我把此事画成几幅连环画在校中展览。

学校有个文艺宣传队，我是宣传队员。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还不少呢。有《大联唱》、《兄妹开荒》、《打花棍》、《小放牛》、《放小脚》、《识字班》、《良女劝母》、《改造二流子》、《张德宝归队》等节目，我在《张德宝归队》中饰演张德华。宣传队除了为学校演出外，还经常为当地群众演出，起到了宣传群众、鼓舞斗志的作用。学校有一把双拐弯的紫铜号，没人会吹，我原在荆溪小学军乐队是司号员，所以我成了学校的作息司号员，又是墙报员，为各班级画《满天飞》墙报头。

新泰、蒙阴一带，我军和蒋军展开“拉锯战”，我军的标语和蒋军的标语满墙都是，老百姓经常遭受地主还乡团的洗劫。我们学校也常常转移，我护校队员，每人发一颗手榴弹，听到敌人机枪声才能离开学校住地。当时我十三岁，立了两个三等功。事隔六十多年，经历战争和政治运动的烽烟变迁，我还珍藏着这份立功奖状。

奖  状

兹有学生陈时秋在工作中建立功绩

业经评定为两个三等功劳特给此状

         右给

  鲁中区立军属子弟学校评功委员会主任刘国祥（印章）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  日

后来到为纪念新四军将领彭雪枫而命名的“雪枫干部子弟学校”读书。不久，学校更名为“华东干部子弟学校”，都穿上了解放军的草绿黄色军装。

（三）参军文工团服务工农兵

1947年初，蒋介石调动20万精锐部队，向我各个解放区大举进攻。陈、粟大军在华东战场鲁南战役歼灭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后，1947年3月18日，在山东沂水建立我军自己的快速纵队——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

1947年5月，姑父郎玉麟任特纵政治部秘书科长，姑母在《特种兵报》社工作，她刻得一手绝好的钢板字，战争年代就是靠腊纸油印出版报纸。

姑父让警卫员陈乃知骑他的马，到学校接我和表弟郎民苏。三人一匹马轮流骑，一次轮到我骑马，天突降大雨，因被子都在马袋里，我把缰绳一放，令马大跑起来向村庄猛跑。北方的村庄一般都有土圩和矮土城门，在过土城门时亏了头缩的快，差一点从马背上刮下来。我和郎民苏都是骑马的好手。走了几天路程，到了胶东平度县东高家村，特纵机关所在地。

特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于丁，看到我们两个小孩常来看他们排戏，要我们饰演儿童团。于丁团长动员我俩参加文工团，在征得姑父母同意后，我14岁，表弟12岁，参加了特纵文工团。我被分配在美术组，组长刘一平，郎民苏分配在戏剧组，学习、生活上由两位女同志徐桂荣、冯琦大姐照顾。

特纵建立后，特纵文工团在战火中应运而生。团员以十二人为骨干，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山东大学、防空兵文工团合并到特纵文工团，到1952年6月，拥有近300名团员。特纵文工团随军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舟山等重大战役。在战火中，团员们认真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高举革命文艺旗帜，宣传群众，激励战士，鼓舞斗志，瓦解敌人，充分发挥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战争服务的巨大作用。

1947年7月1日，特纵机关在东高家村召开晚会，纵队首长都来了，到后台来看望大家。晚会开始，听到坦克声震天响，大地被震动了，多辆坦克绕场一圈，坦克上的机枪朝天鸣枪，庆贺特纵成立后第一个党的生日。文工团演出节目，我演第一个节目：《跳将官》，庆贺党的生日。

秋天，蒋介石重点进攻胶东，特纵部队转移到渤海地区。三野政治部文工团导演天然，在烟台招了邱仲康、文卜东（电影《东进序曲》饰演周明哲）、白沙、朗宁、陶真等三男两女五位演员，因找部队，和我们文工团相遇一起行军。途中两次过黄河，遭遇国民党飞机的低空扫射，五位演员中的一位男同志白沙，军装还没穿上就牺牲了，还打死了一匹运输幕布汽灯用的骡子。只好改在夜间行军。夜行军很容易疲劳，朦朦胧胧看到前面人的背包在晃动，一面走一面还做梦哩。有一次宿营时我倒下就睡，醒来时才知睡在牛棚里了。后来邱仲康、文卜东两位留在特纵文工团。

部队到达渤海地区，文工团住在张施滨家村。部队展开了冬季大练兵，特纵司令部副参谋长董尧卿任总指挥。大练兵结束时进行了各项技能表演。工兵团表演坑道爆炸，像电影地道战那样，事前计算好方位、距离，挖地道到敌人营垒，放好炸药然后起爆。戏剧股长白文作词，音乐股长东锋作曲的《特种兵之歌》：

“我们是人民的解放军，是光荣的特种兵，在毛泽东红旗的引导下，向着胜利勇敢前进！不怕前面有任何障碍，我们有大炮把它轰平，假如敌人敢来侵犯，我们还有坦克骑兵，工兵同志架桥修路，山高水深任我通行，坑道爆炸，把敌人化成灰烬！……。”

我最爱看骑兵团的马术表演，马在飞跑中骑兵们表演马上马下、马上倒立、马上隐避、马上射击、马上救护等，煞是好看。我也最高兴文工团去骑兵团演出，因为骑兵团用很多马来接送，每人一匹马。

在驻军张施滨家村期间，发放大批缴获蒋军的美国救济物资，有军毯、翻毛皮鞋、男式凡布裤、女式长裙、少年背带衣裤，大量罐头、牛奶粉等物资食品。文工团成员各取所需每人一份，我和郎民苏只好拿军毯和少年衣裤。

不久，开始了“三查三整”、土改学习运动。

1947年冬，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特纵机关转移到临清一带。机关驻大界牌村，文工团驻小界牌村。文工团为当地群众演《白毛女》，部队出征前都要召开诉苦大会，文工团就演出《白毛女》。参观了武训家柳林村。由于我自学二胡成功，从美术组被调到音乐组，在组长胡子指导下，学会了坠子、板胡、三弦、月琴、大阮等民间乐器以及曼德铃西洋乐器。战争年代物质匮乏，小提琴坏了，琴弦用光了无处可买，组长胡子和我，用鱼鳔胶粘，修复小提琴和仿制小提琴弦。从电话线中抽出钢丝，从司令部三科要来粗、细漆包线，自制一台木质绞合机，终于制出了琴弦。土办法解决了大问题。在小界牌村排演了由白文编剧、东锋作曲的歌剧《大榆林》。那时开展满缸运动，每天要把老乡的水缸挑满，把院子扫干净。指导员田超，小提琴拉得很好，因下巴长了一颗颗粒，得了破伤风，因缺医少药，就这么走了；曾任我组长的施新华大姐，是我安吉县同乡，也因缺医少药，离开了我们。

1948年12月1日，军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徐州获得彻底解放。

1949年5月下旬，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结束后，驻军江阴、上海，招了两批文工团员。特纵全力投入打扫战场、接管重装备和整编部队工作。

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污泥浊水泛滥，“国际饭店”、“远东饭店”、四马路等地段妓女拉客现象时有发生，是我亲眼所见。我姑父在上海军管会工作，他的警卫员金九龄专门负责“国际饭店”的警卫工作，有天晚上带我们参观，电梯只到十八层，上面六层都要爬楼梯，最顶层塔楼上，是蒋介石题写的“礼义廉耻”霓红灯大匾。

特纵文工团驻扎在复旦大学园内。遭受台风袭击，饭堂倒塌，长时间停电。在校学生罗中和著名演员黄宗江夫妇报名参加文工团。著名电影演员、导演石挥，是团长白文在上海的老同行，也要参加文工团，条件是：如果感觉不好就离开。白文回答很干脆：那就根本不要来，参军怎么好随随便便的。我们老团员都到吴淞口炮十二团开展文化工作。几年前，战友李翔、胡静璞夫妇来杭旅游，李翔说：我翻看日记，看到我们在吴淞口炮十二团下连队的一段描写，好像就在眼前，真是日月如梭啊！

1949年8月，特纵司政后机关移驻南京汤山，特纵下属部队共三万余人部署在上海、南京及沿沪宁铁路线各城镇地区，一个炮团在江西上饶前方作战，文工团赶赴前方为部队演出。

江西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1941年1月初，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在上饶的周田、茅家岭、李村、七峰岩等地设立的一座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人间地狱。文工团员们瞻仰、缅怀在集中营牺牲的近200名革命烈士墓，参观了当年四周布满铁丝网和机枪的集中营。

文工团回上海后不久，沿沪宁铁路线为部队演出，第一站到安亭车站。装置组刚装好舞台，王光堂、蒋先经两位战友到河沟里洗澡，大概是山东小伙子不识南方小河沟的深浅，由于老百姓年复一年挖污泥积肥，水可深着呢！两个人大概都不适水性，一个下去上不来，一个去救，呜呼！直到晚上演出，才知少了两个人。只好匆匆买棺、开追悼会。一路上演出到达龙潭车站，夜间行军至南京以东28公里的汤山地区，原国民党陆军步兵学校狼山营房和特纵司、政、后机关汇合。凌晨看到主楼顶部有蒋介石题写的“军人魂”三个大字，“军”字写成中间出头，大概是替蒋介石卖命的军人有出头之日吧。

不久，文工团从狼山营房迁驻到汤山镇过去的作厂镇附近的西营房。

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被日寇占领也有十五年之久，敌情复杂。汤山镇一带是国民党模范区，常有人放冷枪，夜间外出要带枪。我的手枪是“老爷货”，日本14年式，易走火，一次走火差一点把驾驶员老冯的腿给打了，直到1955年授军衔后，我才佩带我国制造的54式手枪。

汤山镇以温泉著称，是含氡的硫酸盐中温钙镁泉，具有健身、益体、治病的效能，是全国四大温泉疗养地区之一。蒋介石、宋美龄在这里建有豪华“美龄池公馆”。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医院移驻在汤山镇。

文工团队伍不断壮大，分两个队，一队排练《解放》，我是一队“小鬼组”组长，正排级待遇；二队排练《刘胡兰》。文工团组织团员们学习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刘胡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乡亲都昵称她胡兰子，一个15岁的少年英雄、共产党员，她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阎匪的铡刀下。毛主席为民族小英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现今“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课本，英雄人物都下岗了，在这样的课本教导下，许多孩子娇生惯养，根本不知道关心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刘胡兰却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人民万岁！

特纵奉命在南京新街口孙中山铜像周围，摆一圈美式105口径榴弹炮。驻军南京所有文工团，组成浩浩荡荡的腰鼓大队参加大游行。我团晚上在玄武湖演出歌剧《解放》，还在长江路“国民大会堂”把仿真105口径榴弹炮推上舞台，演出《胜利渡长江》。

回故乡过春节，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自从跟随新四军北撤到苏北、山东，参加特纵文工团，北战南征，已有五个年头了。故乡之行看到了阔别多年的父老乡亲们，看到了荆溪小学大门外的两棵饱经风霜的大榆树，看到了当年乘船北撤的那个码头，令人激动万分，感慨万端。

春节刚过，文工团排以上干部从汤山西营房驱车到南京明故宫教练场，聆听粟裕司令作形势报告。粟司令雄姿英发，昂首阔步的神采，至今还历历在目。不久，朱总司令下命令，部署华东炮兵部队参加舟山战役。

1950年3月，文工团奉命，带着《解放》、《刘胡兰》两个剧组赴舟山前线。途经杭州时，拜谒了灵隐寺；经过绍兴时，能喝酒的人，水壶中都灌了绍兴黄酒。到达镇海刚要上船，遭遇蒋军空军的低空扫射、轰炸。战斗英雄林茂成牺牲了。我军的木船常遭遇蒋军炮舰的突然袭击，被挂钩到台湾。团长白文动员说：“万一我们的木船被挂钩到台湾，我们要学习英雄刘胡兰宁死不屈！”在金塘、大榭岛可以看到定海马目岛蒋军活动情况。我是歌剧《解放》拉首把二胡的，乐队指挥赵道悦。《刘胡兰》剧组弹三弦的小同志索菲去上学，让我顶替她的工作。我十七岁，组里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同志，大家都昵称“小鬼组”。

1987年10月7日，在山东兖州六十七集团军地炮旅聚会，纪念特纵文工团成立40周年，我和在湖州工作的表弟郎民苏应邀参加。

原特纵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刘春，为老战友聚会题词：

三野特纵文工团老战友兖州六十七集团军炮兵旅

      战争之神

   聚会纪念       八七年仲秋陈锐霆  印章

快速王牌快速歼特纵一建虎翼添人心向背决胜负可笑敌酋妄怨天

弹指一挥四十年战略转变更向前温故知新奋接力欣看后起逾前贤

   丁卯仲秋原华东特纵文工团老同志

   聚首衮州地炮旅题诗一首为纪念       刘春  印章

六十七集团军炮兵旅，年轻的旅长、政委到会讲话，热烈欢迎老同志们到衮州聚会。聚会正值中秋佳节，举行中秋晚会，演出了不少战争年代的歌舞节目。战友们以地区、城市为歌队，唱起了战争年代的歌曲，仿佛回到了战地文工团的战斗生活。

（四）反腐不间断继续革命永向前

建国以来，一系列运动不间断。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党中央、毛主席，每发动一次政治运动，都是有的放矢的。不是毛主席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人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调兵遣将，以18国集团为核心，共出兵51万3000人，坦克2400辆，战机4000架，火炮50000门，并且动用了四大航母舰队群，以排山之势向北朝鲜进攻，并疯狂北犯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边。

抗美援朝战争，是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北朝鲜的侵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美国侵略者明白，中国军队没有制空权，缺少重武器，那些老式卡宾枪，手榴弹，在他们看来无法抵挡联合国军的立体进攻。可是美国侵略者不明白，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是正义之战，有毛主席的英明指挥。

中国人民不仅敢于参战而且敢于取胜。志愿军入朝后迅即发起急风暴雨般连续的，大规模的对敌迂回歼灭战役，其来势之迅猛，战法之凶狠，风格之顽强，战略把握之精到，战术进退之灵活，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充分领教了中国军队非凡的战斗力。尤其是上甘岭战役，把美国人都打懵了。按美军奇才李奇微将军的看法，如果志愿军哪怕有美军一半的武器装备，或者志愿军的给养能够不间断供给，联合国军恐怕早被赶下大海了。

特纵司、政、后机关人人都报名，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电影队都报了名，政治部文化部领导只批准三人，马少雄、陈万有随炮七师电影队入朝；女同志王冰如随炮三师电影队入朝。

驻南京东郊朱庄营房一个炮团的火炮，是解放战争缴获的美式105口径榴弹炮，奉命连夜改换成苏式122口径榴弹炮；驻无锡梅园营房一个炮201团，是苏式“卡秋沙”火箭炮团，火箭弹多发、依次离开滑轨时的呼啸声，爆炸声，令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和南朝鲜军闻风丧胆。华东炮兵赴朝作战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战争之神”巨大威力！历时三年零三十二天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抗美援朝期间，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三反”又称“打老虎”，刮起了12级反腐风暴，每天广播公布“打老虎”的战况。“三反”、“五反”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在抗美援朝物资供应上造假，特别在医疗用品上假冒伪劣，真是伤尽天良。当年历史上最响的枪声，在河北保定东关大校场上的两声枪响，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教育干部千千万。无欲则刚，共产党，政治清明几十年没有腐败。

1950年7月，姑父郎玉麟在特纵后勤部任军械部部长。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必须保证车辆“开得动”。到香港采购军用物资成了军械部的重要工作。他的下属李少泉接受了这个任务，经常出入在上海香港两地，在上海经不起十里洋场的诱惑，堕入了沾花问柳“舞女”的泥坑。李少泉用银行转汇的手法，骗走了三亿元人民币（折合52年币制改革时三万元），带枪出逃到香港与其姘妇渡蜜月。这一大案惊动了陈毅司令员和党中央。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命香港地下党就地把李少泉控制起来，不许暴露，不许处决。其目的要追回巨款，避免外交纠纷。通过上海党组织做通“舞女”父母的工作，命其配合政府缉拿罪犯归案，其女可得宽大处理。

1951年开春，军械部政委马尔东带领，保卫干事王进峰等人，及“舞女”的父母南下广州。由其父母通知“舞女”前来探亲会面，探亲结束返港时，通知李少泉来界桥迎接。李少泉果然被女色所迷惑，在界口大陆一侧被抓获。某日，在特纵司政机关驻地狼山营房后山上，枪毙腐化堕落分子李少泉，我们都到刑场去看。回想起淮海战役，我军解放徐州城，军民进行大游行庆祝徐州解放。我们住在徐州新新饭店，和李少泉住在一起。此人很凶暴，他经常喝酒，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李少泉就追着打我，这是小事一桩。大事，李少泉也不在乎，《李闯王进京》给他敲的警钟，他压根没有听进去，很快走上了不归路是迟早的事情。在徐州，文工团演出《甲申三百年祭》，部队都要去看，这是政治任务。在李闯王进京的三百年后，即1944年，郭沫若写成了史论话剧《甲申祭》，认真地分析了李闯王由胜利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为后人敲响了警钟。警钟长鸣，这是毛主席要将《甲申祭》作为延安整风的必学材料之一的原因。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我们的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愧英雄的称号，进城后可能有的人会经不住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毛主席从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往北京的路上又告诫党的领导人，这是上北京赶考。警钟总在长鸣！

1964年初，南京军区政治部从各军调了一批年轻干部，充实到机关各个部门，调我到宣传部新闻科任摄影记者。新闻科长孙皓月，副科长李少白；新华社驻军记者组，组长徐学增；《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组组长栾保俊，兼任新闻科副科长。三单位合署办公，对全国报刊杂志发稿。政治部主任王六生说：“你们是机关的新鲜血液”。我的任务是下部队采访先进典型，跟随许世友司令员下部队蹲点、视察工作，许司令接待中央军委首长和国外军事代表团的摄影报道。在工作中受《解放军报》三等、一等奖各一次。许世友司令员是一位有名的战将，他率领部队作战拼杀、所向披靡，立下了赫赫战功，我很敬重他，鞍前马后全心全意为他服务。

1964年4月开春，新华通讯社约稿，为了配合沪剧、京剧在北京演出《芦荡火种》，要报道当年36名伤病员的情况。要三天内完成。我火速从南京赶往杭州市留下镇20军59师，采访栗亚师长，他取出新四军时的大刀，讲述36名伤病员的故事。采访结束，师部用车把我送省军区政治部，找潘耀中冲洗胶卷、放大照片，赶到上海警备区政治部，找周立顺发传真照片给新华通讯社。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后来，毛主席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

（五）“四清”下海岛“许清”喜欢喝茅台酒

1965年2、3月，我跟随许世友改名许清、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改名王政，政治部部分干部以及前线歌剧团全班人马（许最爱看歌剧团演出《刘三姐》骂秀才的戏），改穿便装，奔赴舟山嵊泗岛参加“四清”运动。许说：“中央规定，参加‘四清’不准吃肉，我们到海岛去吃鱼。”舟山地区派出部分干部和三名大学生，参加以许清、王政为领导的“四清”工作队。

什么是“四清”运动呢？

1963年至1966年，党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

周恩来总理于1971年11月14日清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作家威廉·韩丁（原名威廉·辛顿）一家时的谈话记录：（摘要）

总理：毛主席在1963年“四清”时制定的前十条，刘少奇和陈伯达都反对。刘少奇搞了个后十条，繁琐哲学，根本不搞走资派。他要区分“四清”、“四不清”，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四不清”全打击，面太大了。

农村干部私字现象是有的，拿点东西都算上，都打倒。东西丢在地上，他拿走了，算不算贪污？如果这都算贪污，那就不得了了，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只能算是小偷小摸，……。社会还没到达共产主义，很多人公私不太分明。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所以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而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许清”领导的“四清”工作队和渔家同吃同住，每餐有鱼吃，所以，没有吃什么苦。“四清”的主要矛头是大队支部书记，小会大会开了多次，不了了之；还有个成份不好的人，借腹生子，被制止。“四清”，老是大会小会，没完没了，“许清”领导坐不住了，说：“我们几个领导，带上歌剧小分队，到其它岛屿去看看。”于是，命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普陀守备区司令张明，立即赶赴嵊泗岛。

陶勇带领导东海舰队指挥舰，两艘登陆艇，乘风破浪向嵊泗岛进发。跟随许世友到各岛“巡视”的人员有50多人，我们都换上军装，等候出发命令。上舰时，舰上水兵列队呼喊“首长好！”许世友答：“同志们好！”

许世友命令我在指挥舰上给全体人员拍合影。为了我自己也能拍进去，我把快门、速度调好，请位战士替我拍。这幅合影已收入1994年8月出版《许世友将军影集》中。影集中有我拍摄的十二幅照片，由于我被许世友打成“倒许乱军”分子，这十二幅照片没有署名。其中第30页第11幅照片的说明是“伪说明”冒牌货。这幅照片，是我跟随许世友登上上海外围的“鸡骨礁”，礁上有一小灯塔，潮水来了只见灯塔，潮水退了才能见礁石。许世友要我给他拍下“上灯塔”的照片。明明是“鸡骨礁灯塔”，非要冒充为“许司令冒雨带头登上花鸟（岛）国际灯塔”。欺世盗名无以复加。花鸟岛上的国际灯塔很大，在公海上能看到它的光芒。拿小小的鸡骨礁灯塔，冒充花鸟岛上的国际灯塔，好比蚂蚁和大象之别，吹喇叭，抬轿子的编委们把许世友冒充“大象”也太离谱了！许上将地下有知的话，不知是“暴跳如雷”还是“拱手称谢”！

还有一幅说得更妙了：《影集》最后第84页，“许世友将军最后一战”，说明“文”说：“……年已74岁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接受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广西战区陆海空军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许世友将军把自己毕生的战斗经验和才智，统统溶入到这场战斗，使之发挥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尽管在战场上他是一位‘暴君’，但，作为这一仗的军事指挥官，他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

事实真如此吗？战场上是不能吹牛的，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许世友指挥上露了原形，在他指挥的“还击”，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死伤惨重，虽然最后惨胜，可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战术含量十分低下！替许世友吹喇叭的人，吹过头了。

许世友这次“巡视”，几乎走遍了东海前哨重点岛屿，最远靠近公海的浪岗山列岛。许世友也吃遍了各类海鲜和红烧狗肉，也离不开茅台酒。有人说茅台酒都是他自己买的，我说都是公家埋单。不信？可以问问生活管理参谋胡宝亮。许世友不像周总理，喝杯茶都要自己埋单。

听许世友讲，他年轻时喝两斤老白干不误事。张国焘不准干部喝酒，只有他例外。别人有意见，问为什么许世友能喝，我们不能喝？张国焘说，你要能当敢死队长，你也可以喝。许世友六、七十岁时喝一斤茅台很轻松。一日三餐，除了早餐，午餐和晚餐都要以酒下饭，一喝至少三四两。请客吃饭，如果人不多，干脆他喝一瓶，自斟自饮，喝完为止。他喝酒很实在，不管是他敬酒还是别人敬他酒，举杯就喝，喝就喝干。若你不喝酒，你说不会喝，他说你怕死。

有一次，在东海舰队指挥舰的会议室，许世友和陶勇在聊天，我在场。许世友突然问陶勇：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没想到陶勇问起我来：陈记者，你说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我跟两位司令员走。我想，我们党的领导人，都是经过战争年代考验的，不会像苏联那样出修正主义。

“四清”结束回上海，住在延安饭店，四楼有为许世友专住的套房，不许他人居住。那天，许世友找我和保健医生高复运（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和胡宝亮，许说：“陶勇设家宴请我吃饭，陶勇要报复，在舰艇上都是我把他灌醉。他的儿子陶小勇从舰艇上回来，和陶勇夫人（曾是文工团员）都会喝酒。今天要丢车保帅，你们三人要把他们全家灌醉”。高复运、胡宝亮的酒量都不如我，我事先把带去物件收拾好，怕他们喝醉了丢三落四。许世友很高兴，陶勇一家都被灌醉了。许世友回来要看电影，在会议室为他放映专场电影。许发现胡宝亮不在场，要我去看看。我到房间一看，在卫生间发现胡参谋骑在抽水马桶上呼呼大睡。我把他拖上床，他又把床上的被褥吐得一塌糊涂。胡后来当上了延安饭店总经理。

接着一天，在吴淞口，许、陶陪同粟裕大将参观最新研制的汽垫艇演习。粟裕大将为什么身穿便装？原来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以突然袭击的手段，集中全军师以上1500多人，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大会、小会对粟裕进行批斗，给他戴上了“反党、反领导，向国防部争权，有野心、告洋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将帅不和、里通外国”等等大帽子。结果，总参谋长也被撤了，调到国防科委工作。这一切，都是彭德怀整他的，而邓小平是领导小组组长。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粟裕在会上没有趁机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可见粟裕的为人。1984年2月5日，粟裕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邓小平不给粟裕平反，致使粟裕蒙冤36年。在粟裕夫人楚青15年不懈努力下，终于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刘华清、张震署名文章《追忆粟裕同志》，算是给粟裕平反昭雪了。

1966年《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协商调我去北京工作，组织上同意我去《解放军报》社工作，我当即写信告知在北京工作的父亲。正当我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六）十年文革史反修防修炼金刚

1966年1月，毛主席诗词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池。

         阵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军区杜平政委向机关师以上干部作报告，新闻科记者参加了。会上气氛好似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杜平政委说：“现在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主席讲话没人听，彭真搞了个‘二月提纲’，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彭真的？我们要人人表态。”我想，许世友司令讲的毛主席问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果然出事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撼了世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通过。

1966年5月19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67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发到县团级，这是以党内文件的方式发出的，一直到1967年5月17日，一周年以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刊出。

政治形势突变，特别是对中央《“5.16”通知》指出的严重问题：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怎么党内还有走资派？我感到惊愕和迷惘。

1966年6、7月“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为“文革”的主导权，以中央的名义转发过7、8个指导运动的文件，如《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等等。在这些文件中提出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中抓1%“右派学生”的指标，还在全国范围内抛出一大批中央和省市级主要在文化宣传部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

毛主席对此十分震怒！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宣告了他们的阴谋彻底破产。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离开武汉，直达北京，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1966年8月，毛主席赋诗一首《炮打司令部》：

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衰。

核弹高置昆仑巅，摧尽腐朽方释怀。

（七）学习《十六条》勇敢写大字报

1966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包办代替的办法。

“文革”初，我到“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由上海警备区摄影干事周立顺陪同。这个连队，1949年5月进驻上海南京路，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驻守上海某部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毛主席为“好八连”题诗一首：《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霓红灯下的哨兵》，剧中部队以原上海警备区某团八连为原型。《霓》剧中的编剧是军区文化部部长沈西蒙（执笔）、漠雁、吕兴臣，导演：漠雁。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优秀的战斗故事片。从我们特纵文工团调到前线话剧团的有：白文、姜曼璞、文卜东、张哲、桂步云等同志。姜曼璞在《霓》剧中饰演女特务曼丽，桂步云饰演小混混菲菲。

我和周立顺同志住在“好八连”招待所，闲谈中周干事说：“前不久，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带着老婆孩子，在延安饭店开避暑会，和我们采访的主题思想《‘好八连’艰苦朴素作风代代传》相违背的。”他说：“上午开会下午到吴淞口游泳，让工兵连搭建休息、更衣室，要我给他们各家各户拍照片，还说我拍的不好，真气人。在回延安饭店的路上，由于‘红卫兵’游行造成堵车，引起车上一阵骂声，他们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南京路上好八连，在一场特殊的“战争”中反腐倡廉，保持革命的纯洁性，是反腐倡廉的榜样，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现今，“南京路上好八连”已离开了南京路，被武警八连替代了。

采访还没有结束，我被紧急召回南京参加“四大”。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所属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三团二队（前线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等单位开展“四大”。

1966年11月12日，在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天每人要写若干张大字报，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经过长沙政干校学习，懂得要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写大字报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不能落后。想来想去没有事情好写的，后来把在“好八连”采访时，周立顺说的吴淞口游泳的事写成大字报《神仙避暑会》。就是一念之差，如果那时不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不遵照许司令的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而是吸取反右派的教训，不是“太平无事”了吗？果真，许世友和当年反右派一样，早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安排。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派人摘抄大字报，直接向许世友汇报。我的一张大字报引来了“杀身之祸！”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倒许乱军”。周总理及时指出：“反许不对，但不等于乱军，二者不能画等号。”后来，许世友干脆提高规格，把“倒许”改成“反党”。我们是奉命开展“四大”，谁要“倒许”？没有的事。我写大字报的目的很明确：一不是“倒许”，二没有“反党”，是为了反对不正之风，给军区党委提意见。这是铁的事实。

然而，悲剧就在这里。在某些党的高级领导人看来，真理属于权力，属于掌握权力的人。权大于法。党大于法。许世友就是“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从上到下，不少党的领导干部，把自己比作“党”的化身，老虎屁股摸不得，反对他们的错误，就是“反党”。他们满脑子充斥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思想。这是“反党”、“反革命”的大帽子满天飞的主要原因。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文化科长、作曲家梅滨，干事杨震轮，先后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胡风分子”。我是后来居上，三顶特大的帽子：“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像三座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一生痴情，对党无限忠诚，成了“反党”、“反革命”，开除党籍。想想革命革到这个份上，怎能不寒心？

许世友在“文革”时期的秘书李文卿，近年在《宁波日报》上刊登长篇连载《近看许世友》。尽管此文在不少方面事实不真实，观点不准确，但也说了一些有份量的哲理，可惜这种哲理没有贯串到全文。文中针对许世友怀疑副参谋长李元、党办副主任李平凡对他“不忠”，写道：“领导干部对下属人员的看法是不是客观公正，往往决定他们一生的前途命运，来不得一点‘形而上学’！识人要看他的一时一事，更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切忌一时不顺眼，一事不遂意就给他下结论。否则的话，难免会误人、伤人，给团结和事业带来深层的损失。”

许世友在“文革”中，单是清查“5.16”一事，到底整了多少人？整死了多少人？李文卿在文中不得不提到挨整的几个人，那是凤毛麟角。被整死的人，一个没有提及。我的冤案的起因，就是许世友对我的一句话。据许的护士许莲娥透露，许得知我写了大字报，说：“胖子造反，专他的政！”（许平时叫我“胖子”）。真是金口玉言，大首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谁会想到，在“四大”期间，我的一张大字报，换来了“无产阶级专政”。

我跟随他下部队视察、蹲点、“四清”等活动，深知他的火暴脾气。一次在海岛，亲眼目睹他多次训斥军至连级干部那种狠劲，有位炮兵连长被训斥哭了。过后，王良恩副主任替他做善后解释工作。所以，岛上有些领导干部得知许世友要上岛，就编造各种理由闻风而溜。有一次，上嵊山岛，部队列队等待合影。许世友上岛三件事：那个山最高，定要爬；下伙房看看伙食怎么样；和部队拍合影留念。那一天，许看见避风港停泊的渔船很好看，要我拍下来。我建议说：“相机只剩二张底片，拍大场面接片不够，请许司令先拍合影，换个胶卷再来拍渔船。”谁知他火冒三丈，训斥说：“你啰嗦什么？这是命令！再啰嗦把照相机丢到海里去。”“你不要做假，回去我要看照片的。”虽说是小事一桩，却很能说明问题。许的随从有秘书、警卫、医生、护士、厨师、招待员、驾驶员、管理参谋、记者等人。有事都得小跑步为他服务，稍有怠慢，轻者瞪你一眼，重者训斥你抬不起头来，还不准回嘴。谁要是解释一下，你就倒霉了。

1965年夏，我跟随许世友、杜平在安徽三界装甲兵演习场蹲点，亲眼目睹部队首长向许世友汇报情况。会开始不久，许突然责问：“你们讲的真的还是假的？”回答：“是真的。”许进一步责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汇报人傻了眼，不知如何回答，冷场。汇报人好像突然想起来，说：“我汇报的情况是经过党委讨论的。”汇报人以为这样回答总可以了？他那里知道许世友的脾气，你越解释越糟糕。许马上站起来说：“你给我签字！”在许世友眼里，没有平等待人这一说。

在三界靶场，许世友闲时坐不住的，白天乘苏式越野车出去打野鸡野兔。他的双筒猎枪是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叶帅，叶帅转送给许世友。晚上叫我们随从出去打兔子，几乎天天如此。有一次轮到我和警卫员王排长去打兔子，小王用汽车探照灯照明，在黄豆地附近驱车追赶兔子，黄豆地的野兔最多。我举枪射击时，因铁靠背刚好在我右臂，当枪托后坐时坐出了紫血泡，留下了疤痕。打回来的兔子有一麻袋，全归许世友。许世友很有经济头脑，在南京的住处，有个小鱼塘，自己有个打鱼的鱼网，想吃鱼了，就自己网鱼，弄得一身泥水也不在乎；警卫人员、厨师、保姆等人帮他种植蔬菜；加上打猎的野鸡、野兔，生活上都能自给自足，薪金基本不花。可是，夫人田普买了块手表没有通过他，他从楼上追到楼下要打她，田普只好逃出家，去找政委唐亮上将求救。

（八）第一次劫难许世友搞多中心

——被打成“倒许乱军”，后改为“反党乱军”分子

我是中共党员、革命军人，在“文革”中，可以说是“奉命造反”。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是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在“文革”中，我自始至终遵照党中央“5.16”通知和“十六条”行事，从来没有打砸抢，从来没有整过人，从来没有违反党纪国法，只是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从此，政治陷害不断，被许世友、铁瑛等人，打成“倒许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打入大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四十多年来，始终被纠缠于“文革”的“旧账”中；始终未能逃离噩梦的缠绕；始终未能逃出许世友、铁瑛“长官意志”的追杀，被整得死去活来，还要“株连九族”。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全，刮起了“一月革命”风暴。对此，毛主席八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1日，毛主席授意，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造反组织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在这种形势下，1月23日，毛主席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至于后来许多军队支持了保守派，是始料不及的。现在看来，很明显总根子在林彪这个反革命两面派。

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对中央军委下达《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1967年1月29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都主动停止了“四大”等待着党委的新部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可是，政治部党委，一没有传达“八条”，二没有新的部署，做梦也没有想到等来的是大批抓人。纵览“八条”的全文，有哪一条规定，让许世友在军内外大批抓人？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凭着已往的政治经验，许司令以为事态又要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发展。‘八条命令’一出台，抓右派的时候到了，这场运动也该收场了。”李文卿这种说法，是给许世友违反党纪国法，违反中央“十六条”，在军内外大批抓人，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开脱罪责。

毛主席早已给许世友打招呼：“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许世友答：“主席指到哪，我打到哪”。可是，许世友违反了中央通知和“十六条”；违背了“八条命令”第三条规定：“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毛主席要放手发动群众，许世友却一意孤行镇压群众，不经过军区党委常委讨论、决定，迫不及待在北京京西宾馆电话指挥，命令军区第一副司令王必成在南京军内外大批抓人。

赵里霜同志撰写的《柳营梦》回忆录中写道：

1967年1月28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长途电话呼唤着。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又说：“真***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

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是军委总政治部批准的合法“四大”单位。

1967年2月，春节刚过，许世友命令王必成首先在政治部抓人。首批抓了宣、文、报的艾、方、洪、高四个人，并对抓人的事件要人人表态。新闻科讨论时一致认为：“‘四大’秩序本来很正常，是北京南下的军队院校‘杀气腾腾战斗队’冲击军区机关时说：政治部是‘池浅王八多’（此话是毛主席讲北京大学的），是‘一潭死水’，要搅一搅这潭死水，才把机关搞乱了。许司令突然大批抓人，不符合‘八条’精神”。汇报时支部问我：你是小组长，你对抓人什么态度？我说：“从小道听说的‘八条’，大家就自动停止了‘四大’，等待党委传达‘八条’和部署下一步运动，突然抓人是不对的。”其实，许世友早有指示：“谁反对抓人就抓谁！”第二批抓人更多了，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战士教育科长杨炳仁、新闻科副科长李少白和摄影记者施关彬等人。我根据小组讨论精神表态，反对抓人说了真话，是第三批被抓的。

不久，孙海云、杨炳仁、洪期钧、方泽甫被逮捕。后来，又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长季遐年。被抓的军以上干部，有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少将（曾任十二军政委，李德生为军长）。再后来扩大到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副政委鲍先志，许世友说他们三人是“黑后台”。许世友抓人抓红了眼。军区后勤部、司令部也开始大批抓人。军区司、政、后下属单位，如：军人俱乐部“三团两队”；各医院、仓库、科研所等均大批抓人。仅军区总医院就抓了五十八人。著名胸外科主任（专家）沈威廉中校，中共党员，48岁，被残酷迫害致死，尸体躺在手术台上，双手还戴着手铐。

许世友打着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旗号，违背“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的命令，擅自调动野战部队60军181师，用来镇压群众。给部队灌输南京军区机关有“反革命暴乱”的谎言。

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总政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文报开展“四大”，许世友自己动员要“四大”单位人人都要写大字报。我写大字报，依理，依法都是对的。所以，我没有违反党纪、军纪、国法。倒是许世友自己，做事独断专行，肆无忌惮的霸道作风。不听从周总理指示，不听叶帅警告，不听徐帅劝说，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精神实质，撇开军区党委常委一意孤行，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累及无辜的家属和子女，违反了党纪、军纪、国法。这是铁的事实。

南京东郊百水桥营房，原先是特纵后勤部的供给部所在地，成了“许记法西斯集中营”。没想到我一下车就遭到看守战士的枪托、拳头一顿毒打，从马路上一直拖打到房间里。我回头看了一眼战士打人的嘴脸，被一拳头狠狠砸在右脸上，打的眼睛直冒金星，几天吃饭都很困难。因为抓人太多，我被关押在没有天花板的马棚平房里。正值下大雪，棚内下小雪。睡觉翻身要叫“报告”，才敢把脸上的雪花抹掉。实在疲倦睡着了，看守用脚蹬床把你弄醒。看守战士换岗时退子弹、装子弹，立正、稍息、正步走，这就是许世友一手制造的“红色恐怖”气氛。我不得不想起当年苏联电影，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白色恐怖”气氛。白天只准双手放在膝盖上，背诵毛主席关于反革命的语录。

后来，武装押解秘密转移。押解时用多辆大卡车，每车有四名端着冲锋枪的战士端坐在车厢四方，“反革命”们被押上车坐在中间，一车大约有二十人左右。“许记集中营”由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一手操办，他们精心策划，同车“反革命”们不能互相认识，可是我认出了同车的有当年一起跟随许世友赴海岛参加“四清”运动的前线歌剧团的张少楼等人。押解到哪里？只有鬼知道！车厢四周用篷布蒙的严严实实。只有凭感觉，车开出营门往右是南京方向，往左是汤山、句容、宜兴和镇江方向，我对南京东郊一带地形太熟悉了。结果是出得营门向左转弯，是去汤山方向了。感觉过了汤山车没停，大约车开了两个多小时，下车一看，到小衣庄营房，这里距离镇江不很远。这种“法西斯式集中营”被称作“行政看管”。

五十天后释放。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对我说：你是“小将犯错误”。事后才知道，军委下达了“十条命令”。

1967年4月6日，毛主席对林彪送审的军委十条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十条命令》规定：

“不准随意抓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南京军区不得已才大批放人。毛主席在河南省军区在抓人问题上的检查报告批示：“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可是，许世友不甘心，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心目中，被抓的这批人已经被他“打入另册”。

1967年7月，武汉闹的很凶，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实际上毛主席要做他的工作，要他承认错误检讨。杨成武说：“我去吧？”毛主席把手一拂，“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在电话上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上，都作过检查。”又说：“我是司令员，我都作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检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的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1967年5月初，政治部调我到浙江永康县人武部参加“支左”工作。在金华军分去遇见政治部的人，才知政治部下来250名干部参加“支左”。因义乌县分成义乌、浦江两县，军分区要我去义乌人武部报道。人武部赵政委要我和陈荣安（《人民前线》通联干事）负责文教卫系统的“支左”工作，我主要负责文化系统。

金华的武斗步步升级，造成邮路不通，我们组织力量疏通邮路，保证了邮路畅通。

1967年10月初，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三位中将出面接待。走访者要求：南京军区党委借“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作出解释。三位中将一致表示：大批抓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受害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等许司令、杜政委回来后才能确定。

1967年10月中旬，南京地区的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军区司政后等部门，被抓的人最多，成立了“告状团”。10月18日“告状团”联合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要求王必成副司令员批准成立“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10月21日在AB大楼，第二次走访军区党委，要求军区党委在军内外大批抓人做出解释。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和鲍先志副政委接待听取意见。王必成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

王必成，号称“王老虎”，就是当年歼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必成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我们特纵文工团那个时候经常唱：“孟良崮的树儿青又青，孟良崮的花儿岭上香，孟良崮是个好地方，孟良崮上74师全部消灭光！”南京军区文化部长吴强编写的电影《红日》，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鲍先志中将，平易近人，他曾在1967年11月接见军区后勤部走访人员时，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说：“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涛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在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纠正，你们多幸福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五个多月后，鲍副政委的这番话成了“倒许乱军”的罪证。

许世友说，王、林、鲍，史、杜、孙、赵，是我们的黑后台。于是“保许派”一批人呼喊：“打倒王林鲍，揪出黑后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许世友又说，我们都是刘、邓、陶，彭、罗、陆、杨，杨余傅的小爬虫。凡是一串串“坏人”出来，都是我们的“黑后台”。

1967年10月，毛主席、周总理派军委办事组政工组负责人、空军副政委刘锦平将军和总理秘书宋皋同志，带领工作组赶赴江苏南京、无锡等地阻止农民进城，制止可能暴发的南京、无锡地区大武斗。10月6日晚8时10分，刘锦平在南空接见南京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有关人员。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主持接见。

刘锦平说：“我和宋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是遵照总理的指示，来到江苏南京的。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江苏的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分歧和对立，尽快地联合起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7、8、9三个月形势大好，江苏也不列外。明天，我们就要回北京去了。

可是，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总理对我有交代，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任务不完成，我们不能走。所以，把同志们请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还要把意见带回去，向总理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第一个发言是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340人。师以上干部被逮捕、批斗、停职的20人。其中有孙海云、赵树湘、等人。83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总医院院长刘万祥和上海916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后勤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战士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汇报进行到凌晨2时15分。

刘锦平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们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又说：“许世友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毛主席英明果断，严令许世友去大别山“养病”。

1967年11月13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联合司政后平反小组代表组成“告状团”奔赴北京。周总理接见了“告状团”21人，被安排在西苑旅社住下。12月8日，中央决定用“学习班”形式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都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南京军区学习班”。

周总理亲自领导“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队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总理决定学习班领导班子由10人组成：杜平、梁辑卿（27军政委）、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王挺（军区后勤军需部长）、艾汉美（军区政治部新闻科记者告状团成员）、李英武（南京海军学员学员告状团成员）等人。12月13日下午1时，21人“告状团”被接到京西宾馆小会议室。

主席台依次就座的为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蒋科，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钱永清等。另有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告状团”21人也在座。这个会议对“告状团”来说，更是春意浓浓。广大受许世友迫害的干部、战士、文职人员、家属等，翘首以待，关心着北京京西会议，等待着真理的降临，迎接着彻底平反的佳音。江苏、安徽、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周嵊要塞区，五个军以上机关都有人被逮捕关押、批斗、劳改、清洗出军队。在北京期间，周总理多次接见“告状团”，接见过了夜11时，总理同我们一样发一包小饼干，喝开水吃饼干。

（九）常委作检讨司令转脸就推倒

1967年12月26日，毛主席寿辰，中央联络组徐、李两位秘书来西苑旅社，告诉我们好消息。两位秘书带来了《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和党中央对“检讨报告”的批示（草稿），要我们学习讨论。12月31日，下午4时17人，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告状团”全体成员也参加了，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8年1月28日，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最后一次接见江苏群众组织代表和军内“告状团”。总理全文宣读中央[68]18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和“检讨报告”全文。

总理宣布：“江苏和南京军区的问题圆满解决了，希望江苏三派代表回去之后，搞好大联合，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军区的同志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最后，总理笑嘻嘻地大声宣布：“我代表党中央，为你们平反了。”

1968年3月，许世友一意孤行，推翻了周总理宣读的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否定军区党委向中央作的“检讨报告”，继续搞他的“多中心”，又开始整人了。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决定：司政后机关；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各部；三团二队；驻南京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少量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人员分别隔离在南京东郊百水桥某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营房（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营房（步兵学校），……举办大规模“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我被调到“三支办公室”，举办各县人武部学习班，解决派性等问题。许世友采用釜底抽薪的伎俩，把在浙江“支左”的250多名干部，调回南京军区办所谓的“学习班”。李树和怂恿前线歌剧团的保许派，一批男女到政治部宿舍三牌楼大院，对浙江刚回南京的人实行揪斗、抄家。到我家对我实行揪斗、抄家时，我的小儿子刚满二岁，被他（她）们的粗暴行为吓得哭叫起来。第二天，政治部命令250多名干部集中，上五辆大卡车，向城东方向出中山门，车队经过卫岗前线歌剧团驻地时遭到阻拦，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歌剧团保许派一批人，气势汹汹地爬上车来，点了十几个人的名字，命令他们立即下车。当点到我的名时，由于宣传部傅涛有意掩护我，并说“他已经下车了”，我才免去这一劫。据回来的人讲：他们被揪到歌剧团礼堂开批斗会，会上要低头认罪，背诵毛主席关于敌我矛盾的语录，批斗会上口号声不断，乱作一团。

百水桥营房，就是当年的“许记法西斯式集中营”所在地。现如今变成了“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分“南政班”和“舟嵊班”。“南政班”军师以上学员：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和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吴健、副部长赵树湘，保卫部长何林兆，青年部长季遐年、副部长孟祥海，群工部长丁华国等人。“舟嵊班”军师以上学员：舟嵊要塞区第二政委铁瑛、第三政委丁锐、副司令员沈萍（原军区炮兵参谋长，喜欢摄影，和我很熟）等人。“舟嵊班”在马路对面，有洗澡堂，我们去洗澡时，有一次见到铁瑛，没精打采在晒太阳。

“学习班”中途，许世友命令20军在浙江省革委会“支左”的军代表，朱后年、孟昭玉速来“南政班”接受批判。许世友还不解恨，又命令20军沈云章副政委速来“南政班”。

毛主席指派20集团军、空五军，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参加“三支、两军”工作。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听从周总理的指示。

阴险毒辣的学习组长李静波，突然召开全组会议，传看一张废报纸，上面写了“无寿无疆”四个字，我一看是我的笔迹。宣传部秘书张玉琪记录，逼我交代是攻击毛主席。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狂热之时，突如其来的政治诬陷“攻击毛主席”，好像天要塌下来了，脑子一片空白。当时，我被整得精神恍惚、记忆力衰退，怎么也想不起“四个字”的原由。天天逼我交代，逼得我快要发疯了。由于心里十分憋屈，常常躺在草地上流泪，真想一死了之。

“南政班”有人自杀了，李树和在早操时宣布：“畏罪自杀，开除党籍！”了事。想来想去自己死了是解脱了，得到的是“畏罪自杀”，更苦了亲人们，才打消了死的念头。其实，他们早知道“四个字”是怎么回事：讲师冯勃从南京回学习班，说他爱人单位有人写大标语时把万寿无疆错写成“无寿无疆”被打成“反革命”。事后，《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蒋乃修问我，冯勃说的怎么回事？因忌讳说出“无寿无疆”，我就在废报纸上写了“四个字”给他看。事隔数月后，就发生了上述一幕。到北京学习班，高岳言告诉我“四个字”的真相，说：“辛亏你想不起来没有承认，蒋乃修给你作证也不行，反而要审查他，学习班还作了要逮捕你的准备哩！”许世友说他有生杀特权，说不定让他给毙了也难说，许世友早就想杀人了。

1969年3月，百水桥“南政班”、“舟嵊班”、“上警班”，党中央命令一锅端到北京办学习班。“学习班”领导早就知道这个命令，突然宣布我被“解放”，准许我回南京三牌楼大院休息几天，老伴见到我直流眼泪。她说：“八个多月来听不到你们的消息，看你整个人都瘦了，人有点浮肿。”我说：“能够活着回家就不错了，在‘学习班’好像被扒了一层皮的感觉。”

“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人马浩浩荡荡乘火车北上。在南京站月台上传达了许世友、杜平的指示：“到北京好好学习，一切听党中央的。”在车上真有被解放的感觉。车到天津站时，早有预定好的“狗不理”包子和高汤等着大家吃。车到北京站，月台上有“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工作人员，打着横幅欢迎“毛主席请来客人”。饱尝“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残酷折磨的人见了此情此景，眼泪潸然而下。还是那句话：“金水桥暖，百水桥寒！”

毛主席对待两派，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学习班请来了南口机车车辆厂两大派代表，讲述消除派性的故事和经验。其中一位女工讲述她两口子不是一派，家里的东西都画上派的记号，对方绝对不能动。学员们听了都哄堂大笑。

中央办的学习班，要大家不同观点的同志搞“一对红”。在百水桥挨整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都是高姿态，没有为难整过人的同志。经过四个多月学习，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党性，销毁了百水桥学习班整人的材料，增强了团结。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观看焰火。5月18日，游览长城。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我在楼下右面18排，舞台就在眼前。领先出来的是陈老总，除个别中央领导外，都到齐了。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向大家频频招手。我的位置看毛主席很清楚。

回南京后，李树和立即把北京学习班的情况向许世友汇报。按理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应该体会毛主席对他的苦口婆心。但他仍是反其道而行之，许世友又一次搞他的“多中心”，不承认中央学习班消除派性的成果。立即在军人俱乐部召开政治部机关大会，拍桌子、瞪眼睛，大骂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是个特务；大骂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是个骗子，廖政国说他自己从小放牛，其实是个中学生；大骂政治部新闻科长孙浩月，在中央学习班说什么“金水桥的饭好吃，百水桥的水难喝”。听了许世友大发雷霆的讲话，一句话：准备“炒冷饭”、“翻烧饼”！

许世友就是这样说话不算数的，他早忘记了我们离开南京时，在月台上传达他和杜平的指示：“到北京好好学习，一切听党中央的。”结果，还是搞他的“多中心”，一切听许世友的。

政治部同志，各人回“四大”前的工作岗位。我立即下部队到长江大桥、中山陵别墅的警卫部队等三个单位采访；到南京（镇江）炼油厂，采访一位长年驻厂军代表的先进事迹。《解放军画报》以《老八路作风代代传》为题，很快就刊用了。

1969年8、9月间，许世友又一次大批清洗干部。把受毛主席批判的“倒许乱军夺权”提高为“反党乱军夺权”。开始大批处理所谓“倒许”的干部。命令我一周内到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报到，正要起程又突然作复员处理。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找我谈话：“你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今后填表不能填‘革命家庭’了”。此时，姑父郎玉麟（湖州市新四军研究会长）原单位山西省交通厅专案组找我谈话，说我姑父不是抗日的，是“土匪部队”，要我提供情况。我说：“海军中将彭林是老红军，是‘郎部队’的党代表，难道他也是土匪？”我的父辈们，都是“叛徒”、“土匪”，我的日子还会好过吗？

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出版了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的，“一个老红军和他的战友在浙江抗日的故事《潜龙归海》”一书，写的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浙江大地上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2006年12月17日，晨7点20分，姑父郎玉麟与世长辞，享年96岁。写诗一首缅怀姑父：七律·忆姑父郎玉麟

            浙西淮水逝悠悠，惊闻噩耗热泪流。

            游击浙西抗日寇，纵横苏鲁歼蒋魔。

            坎坷一生亮高风，更留肝胆沥丹枫。

            九十六年苍松劲，潜龙归海战旗红。

                           侄儿  陈时秋2006.12.19.

（十）借复员之名许世友再次打击报复

1969年9月，我被非法复员处理。为什么说是非法呢？

1980年1月，中央发了[80]3号文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错误地将41万军队干部做了复员处理（随同回籍的家属约二、三十万人）。其中还有8万多名经受过革命战争的考验，他们为党和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

军委总政规定：复员干部对象是连、排两级，不包括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参军的更不属复员之列。我被非法复员处理，完全是许世友、田普夫妇干的。田普原在江苏省级机关工作，行政17级，许世友让她穿上军装，还非法当上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没有任命），部长杨映雪都要听她的指挥。这和封建制度“封妻荫子”有什么两样？表现了封建家族式的专制，党的干部被许世友夫妇当做囊中之物。把所谓“倒许”的都作复员处理，背离了党的干部政策。这是命令我到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报到，又拉回来作复员处理的主要原因。

人们决不会知道，就是这位女副部长，1967年秋天，给中央文革写了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揭发信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多长时间，供出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总理。总理对这封信感到震惊，很是重视。随后，由任中央专案审查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陈伯达签名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毛、林都圈阅了。这就是许世友夫人、“许办”主任兼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干的“好事”。

复员规定，哪里参军回哪里去。我是浙江安吉县人，老家无家可归，父亲一家七口都在北京市工作。最后，政治部派人把我安置在《杭州日报》社，四级工工资47元，以工代干，任摄影记者。

我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6000元复员费卖断了。我含着热泪领出复员费。想来想去是许世友夫人田普穿上了军装，我才被他们扒掉军装。虽然脱了从小穿着的军装，工资少了一半多（原96元），但我仍然拼命工作，想把部队整人的事情尽快忘掉。

与此同时，同在新闻科工作的艾汉美同志是最后一个被复员。艾汉美原是12军李德生军长身边的上尉作训参谋，也同我一样被指名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科任文字记者。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秉承许世友的旨意，对艾汉美的复员安置设下了重重障碍，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艾汉美撰写的《石头城的风雷》，其中写了一段被复员安置的遭遇经历，读后令人愤慨，许世友哪有个共产党人的气质？！活脱脱一个南霸天。

我在《杭州日报》摄影组工作，第一次承担出画刊的任务，就是采访南堡大队。被周总理誉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被洪水冲得只剩下一棵苦楝树。我随同记者组徐汉波等三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风餐露宿，按时完成了摄影画刊任务。为采访农村小型水电站，只身到淳安县高山区，身负沉重的摄影、灯光器材，爬山涉水步行几十里，按时完成了任务。在工业方面采访先进，杭钢、杭玻、杭氧、杭丝联、杭州发动机厂、杭州缝纫机厂等单位，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轮到夜班，我尽心尽力完成任务，夜餐两角钱的阳春面吃得很香甜。没有署名，没有稿费，照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在杭报的日日夜夜，发扬了部队战地记者的工作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是有目共睹的。

2005年10月30日上午，我参加了杭报50周年老报人茶话会，与查淼顺、余洪、徐汉波等老记者以及转业干部任振泰相见，感到分外亲切，非常高兴。徐汉波说：他写的回忆录中，写了报道南堡大队的详细实情，这个典型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当我翻越《春华秋实五十载》，曾经在杭报工作过的员工名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这又是许世友、李树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搞的鬼。

后来，我从《杭州日报》被借调到省委报道组，完成《人民画报》的约稿：《浙江粮棉跨‘纲要’》。为突出主题，表现浙江大地的园田化水平，“安2”飞机两次起飞到嘉兴曹庄一带航拍，《人民画报》刊登了八个版。不久，《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约稿，要报道农民姜汝旺学哲学，工农兵上大学的事迹。接着，广州交易会筹备，摄影、布置展厅任务很繁重。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领导要我担任主要摄影任务。我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为此，我被正式调到省政工组宣传办公室，成立摄影办公室。万没想到，一个飞来横祸又降临到我的头上。

（十一）第三次劫难许世友草菅人命

—被南京军区政治部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分子。许世友在无锡讲话，传达林彪1971年2月28日对清查“5.16”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早就听说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查“5.16”骇人听闻的故事，仍然是搞“以许划线”，把所谓“倒许”的都打成“5.16”分子。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都受到审查、逮捕。“红色恐怖”又笼罩着江、浙、皖、沪以及全国各地。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随意制造的‘阶级斗争’，很多干部和群众无辜获罪，枉受牵连，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又难逃其厄运。文中说：许世友“跳不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窠臼，”亲自审问史景斑。史景斑坚持实事求是。许世友盛怒之下，“一个耳光，把他的眼镜也打掉了。”这位还俗的少林高手出手不凡，打的史景斑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陪审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史景斑得到平反后，王必成把他要了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王必成是司令员。按许世友的说法，他们两人都是我的黑后台。

红色军械专家、国防科委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李仲麟将军，被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单间牢房。李将军被关押不久，因高血压中风，他撑着趴到牢房门口撞击牢门，被看守听到，送医院抢救才免一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将军被隔离审查，……。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造成了一种既紧张又滑稽的怪异气氛。有的单位几乎人人争着上台‘坦白交代’，唯恐落后了被怀疑或被别人供出来，觉得只有自己承认是‘5.16’分子才有安全感。”“江苏省和南京军区到底错整了多少人？据最保守的估计，总数有二、三万人之多。仅军职以上的领导干部，先后有100人被打成了‘5.16’分子，或者与‘5.16’有牵连的嫌疑分子。”“那么多领导干部被咬，闹得人人自危。”“混乱不堪的‘清查’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许叹到：“‘唉，上当了！’马上找杜政委商量补救办法。”

南京流传的顺口溜：“‘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我老伴的小弟刘栋是南京仪表厂工人，被打成“5.16”，成了伤残人，还不给工伤待遇。

江苏省和南京市清查“5.16”的特大冤案，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文中，不得不像蜻蜓点水一样披露一点，并有意隐瞒实情，把江苏省和南京军区清查出“5.16”的人数共计13万多人，说成只有二、三万，隐讳了整十万人。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在军队干部的主持之下，把革命干部、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整成“5.16”，本质上是执行对“文革”造反派的秋后算帐，还是镇压。

2007年11月，《炎黄春秋》杂志第11期，刊登潘祝平同志撰写的记实文章《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摘要如下：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利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

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人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

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壁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被打成了“5.16”。……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

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经过“春季攻势”，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到1971年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

深挖“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是“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1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清查“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

原市委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得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代“5.16”问题，……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其他城市清查“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公检法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

有人说：“有一意孤行的领导，必有百般逢迎的下属。”在军内，许世友最相信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汇报的情况。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政治部大批抓人时，李树和汇报一个抓一个，汇报十双抓二十，被提为正部长。在军外，许世友最相信军代表、省革委副主任吴大胜汇报的情况。

江苏清查“5.16”时，《近看许世友》文中说：“吴大胜报什么许司令批什么。不管涉及什么人，吴大胜一报上来，许司令就批示他抓起来审查。吴大胜也为难，当面又不敢讲，怕许司令怪罪他‘右’。结果是抓了一批，又抓一批，像滚雪球，被审查的人越来越多。”李文卿曾对吴大胜说：“这样搞危险哪！‘好派’抓了，‘屁派’也抓了，再抓该抓到你了！”江苏两大派的头头是南京大学的老师、学生，“红总”头头文风来被整死；“八.二七”头头曾邦元被整得死去活来。吴大胜面对人命关天的大事，轻轻松松、轻描淡写地检讨说：“对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没有严肃对待，出现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我没有制止”，“搞乱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一贯做后勤工作的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虽然是“替罪羊”，但他也难辞其咎。党中央李先念、纪登奎，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责令他“检讨”。

1972年10月下旬，在南京军区清查“5.16”已“上当了”的情况下，浙江省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转来的材料，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由省军区军代表“宣办”副主任田传箴和“宣办”干事郑汝培为专案组，把我列为“5.16”反革命，受到派出所监控。过去，在南京百水桥“许记学习班”里，诬我反林彪，现在却要我交代和林彪有关系的“5.16”罪行！

（十二）浙江是南京军区势力范围难逃许世友手心

林彪爆炸之后，南京军区政治部不得不给浙江省政工组来函：“查陈时秋同志‘5.16’的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整人的人多么轻松，一纸公文就解脱了。可是，这件事没完，1972年10月，南京军区整我的“5.16”材料，却又成为莫名其妙的“鉴于陈时秋在南京军区所犯严重错误，经省委政工组党委决定，对他实行停职审查”。1975年7月，省委调我到舟山马目“学习班”学习。1976年12月15日省委宣传部对我执行“隔离审查”。1977年6月10日清查“四人帮”时，这些“材料”又成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现行反革命”的“罪证”将我逮捕打入大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近看许世友》中说，许世友向毛主席写检讨：“我看过林秃子几次，和他照过一次相。我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过他。”许世友和夫人田普没有少跑过苏州太仓林彪的行宫，没有少送过阳澄湖大闸蟹。林彪儿子林立果选妃，南京军区谁跑得最勤？许世友要和林彪攀亲家，大家都知道。

请读一读纪登奎的谈话实录：

许世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如何？1970年8月23日下午，全会开幕，林彪作讲话。所有的人都听林彪讲话录音，连放两遍。

25日上午讨论时，许世友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像林副主席那样，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后来和许世友有“过节”的空四军政委陈励耘说：“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些反对林副主席是些什么狗东西！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时，许世友也顾不得什么“过节”不“过节”的事了，放大声音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师东兵访纪登奎谈话实录。）

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主席此举的目的，是抑制新军阀的产生。

毛主席提倡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

毛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5.16’、‘反革命’。”

毛主席这段话，好似针对着许世友说的。我只是奉命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引起连锁冤案，被许世友、铁瑛，戴“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三顶大帽子，隔离、冤狱三年，被开除党籍。这些莫须有“罪行”，决定了我的一家悲惨人生。

许世友暮年，离开了广州军区，在南京中山陵8号别墅居住（孙中山先生儿子孙科的公馆）。院内草坪开阔，花树繁茂，围墙四周种植长刺的“鬼见愁”。可是，他怕南京的人民群众，深知他借军委“八条命令”大批抓军内外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他坐镇清查“5.16”分子期间，进一步制造“白色恐怖”，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欠下了13万多人的血泪债。为此，他自己设计，在园中修建起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碉堡，警卫班在上层岗楼上可观察到园内外各个角落。一位大军区司令员的公馆戒备够森严了，可是，许世友还不放心，还要自己设计造碉堡。这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了。一位共产党的军事高官走到惧怕人民群众的地步，真是可悲！8号别墅占地几十亩，自许世友搬进后，将草坪挖掉，种植小麦、高粱、玉米、红薯和蔬菜。盖起了猪圈、兔笼，原有的三四亩池塘饲养鱼类。劳动者就是警卫班。许世友当起了“庄园地主”。

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归国省亲，想看看乃父孙科的旧居。孙女士旧地重游，仔细地看了一遍，看到院子被搞得面目全非，弄得哭笑不得。

许世友晚年的生活非常悲惨，除了午、晚餐两顿都喝茅台酒外，感到很孤独，很寂寞，老婆田普分居在无锡、苏州，一个儿子在新疆服刑，加上通风、肝癌病的剧痛折磨，生不如死。杨尚昆去看他，他对杨说：“我快完蛋了！”1985年10月22日，因肝癌，许世友寿终长逝，终年80岁。消息传出，南京市不少人民群众喝酒、放鞭炮。

回想在“文革”前夕，叶剑英元帅住在8号别墅，检验20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的图板作业水平。我和《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组长栾保俊，《人民前线》报记者高丕忠在8号别墅采访。突然许世友赶到，对叶说：“我刚从阿尔巴尼亚回国，一下飞机就来看你，你明天不能走，留下来吃狗肉、喝酒、跳舞。”叶帅说：“好说、好说。”没想到8号别墅成了许世友的噩梦和归宿。

1976年1月8日，9点57分，周总理走了。噩耗传来，大家都很悲痛，要求开会哀悼。坐镇马目“学习班”的领导商景才不同意，只好作罢。我心灵深处默默念叨：敬仰的周总理一路走好。回想周恩来总理一字一句地念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念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的批示，并代表党中央为我们平反，打心眼里敬重总理的为人。

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一个一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家。他坚信，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是为了防止今后在中国重蹈苏共出现修正主义的覆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保证千百万革命先烈为之浴血奋斗，流血牺牲而得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和目标，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因此，重病染身，已是风烛残年的毛主席，依然鞠躬尽瘁地为中国的前途在日日夜夜辛勤操劳着。

1974年毛主席诗词一首《诉衷情》，是写给周总理的。当时，毛主席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周总理也身患癌症。读来沧桑心碎，令人潸然泪下。

      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

      如今江山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髯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之东流？

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避免在血雨腥风中交班，是毛主席暮年追求的目标。毛主席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中央文件》1976年第4号）

1976年6月15日，重病中的毛主席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谈话，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叹地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时事出版社《新中央机密》268页）

毛主席这些谈话，是他老人家的泣血心声！振聋发聩！读后让人感悟很深。再回头重读毛主席在“文革”前夕1974年写的诗词《诉衷情》，就全都明白了。

1976年是多事之秋的一年。

1976年1月8日，9点57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走了！

1976年7月6日，15点01分，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也走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4秒，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走了！叶剑英说：“他带着一肚子问题走了。”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策划武装绑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同志。紧接着当天深夜至7日上午，汪东兴以武装压阵，在叶剑英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汪东兴说：“只要采取了措施，政治局会议上可以让大家表态，谁反对就把他抓起来，到了这个时候再不能有任何手软的表示了。”叶剑英说：“下面的任务就是清除他们的党羽，谁公开反对中央决定，统统把他们抓起来，这时才要显示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呢。”（摘引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汪东兴传》第186、191页）

毛主席尸骨未寒，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枪指挥党”，发生了“宫廷政变”。毛主席料事如神，开始了他所担心的“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十三）华国锋上台冤假错案又重来根子仍然在南京

      ——被浙江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新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中说：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子，叫我去办。……。

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在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决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乔冠华回到祖国时，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

毛主席料事如神，“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在全国上下，特别在浙江省，在省委书记铁瑛的主持下，以一派清查另一派的非法做法，开始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清查运动。

1976年12月15日、农历10月25日，省委宣传部对我执行隔离审查。一开始，宣传部开会对我进行批斗，随后由宣传部专案组用小吉普车押送我到浙江展览馆的后门下车，早在后门等候的展览馆专案组章仁法，引领我到三楼西侧讲解员休息室隔离。白天，由一位女讲解员在室外轮流看守（我在展览馆搞过几次展览，讲解员我都熟悉，现在她们当看守待我很客气），三餐饭由她们带到楼下过马路展览馆的食堂就餐；每次下楼经过传达室时，传达室师傅都给我打招呼，轻声说一句：“保重身体”。晚上，由两位男性看守。平时，除了洗脸、洗衣、大小便外，不能离开隔离室半步。白天，都是写材料交代问题，只好把“旧账”再默写一次，两位男性看守不时气势汹汹地到隔离室检查翻腾一番。隔离半年多真是暗无天日，没有澡洗，没有放风，不见阳光。1976年的冬天是个严冬，特别寒冷，雪下得很厚。十冬腊月，展览馆的楼层室内，好似放足了冷气，使人难于忍受。晚上睡觉，把头埋被子里也不行，冻得直抖擞。

与此同时，在展览馆工作的蒋宇鸿同志（南京军区政治部军人俱乐部布展员）也被隔离审查，关押在展览馆三楼东侧讲解员休息室。三餐饭由家人送。没过多久，与蒋宇鸿同室隔离的编辑杜勇进同志在院内放风。他的待遇比我好一点，能够得到放风。蒋宇鸿的隔离室用铁条焊接成铁笼子。

整个清查运动期间，遍地都是私设的牢笼、牢狱，私设的公堂。某些领导人和专案人员，有恃无恐，无视党纪国法，想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致使逼供信、打人、打人致死的事件连连发生，一片“白色恐怖”！

我被隔离期间，几次被拉到杭州市人民大会堂、体育馆等地去陪斗，宣传部也多次拉我去批斗。为达到政治陷害的目的，宣传部领导人商景才出主意，“要从‘攻击性言论’入手才能搞出问题。”于是，专案组长谢兰生为头儿的七、八个人，多次在展览馆小会议室开会，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我交代“攻击华主席”的言论，逼得我精神恍惚不可终日。谢兰生不甘心，非要逼我交代攻击华主席。我实在没有办法，顶住他们的轮番疲劳轰炸，我恍恍惚惚地说了句：“华国锋是个傀儡！”谢兰生总算是达到了逼供信的目的，从此再不来找我了。宣传部专案组还从被审查的毛杰、刘士华、周靖、张高星等同志那里，搞到我的所谓“攻击性言论”。

铁瑛（许世友亲信）、商景才、谢兰生等人，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达到了要逮捕我的目的。纪登奎副总理曾经说过：“专案组的工作我熟悉，里面的成员大都是些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且又心狠手辣的家伙。他们能够采取一切措施，让被审查者写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1977年6月10日，经省委批准，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我逮捕打入大牢，羁押在过去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米市巷看守所。6月14日，在体育馆召开两千多人的“从严批斗大会”，剃光头、挂大牌，气氛严肃。专案组长谢兰生代表省委宣传部发言，罗织了“十大罪状”，能置人于死命。

（1）“恶毒攻击伟大导师毛主席。”专案组指供告诉我：说我去值班室，周靖一个人在，说我看看墙上毛主席像问周靖：“毛主席洞察一切，为什么连江青也看不出来？”

（2）“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指供告诉我说：有个人到我家问我，为什么华国峰当总理，张春桥没有当上？说我说，“华国峰当总理老帅们通得过，张春桥当总理老帅们通不过，华是中间偏右的人。”

（3）“为右派翻案。”说我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秘书吕清滨翻案。“文革”中，吕清滨夫妇上访政治部来信来访接待室，支部要我去接待。吕说：原宣传部长的前妻山东大嫂（离婚不离家），带着孩子来找部长，讨要孩子的抚养费，因部长入城后另有新欢，不接待她。吕说：我这个秘书不能不管，给她们在招待所住下。事后，向部长提出意见，部长怀恨在心，利用反右的机会，将我整成“右派”。我说：材料我收下，你说的情况是一面之词，“文革”中不能搞“右派翻案”，“文革”结束后你再来。这是“为右派翻案”吗？可在当时听到“为右派翻案”是很吓人的！

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使我晕厥过去。同时被批斗的还有杭钢老干部张树森、铁路工人谢志明。事后，我对看守所陈所长说：“从严批判大会”上宣传部的发言，“十大罪状”都是政治诬陷，都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张冠李戴、胡编乱造的。所长说：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啦！你自己要实事求是，想开一点。我说：宣传部不是群众组织，说话、做事要负责任的！

6月30日，《浙江日报》摄影记者谭铁民一伙也来凑热闹，再踏上一只脚！他们在米市巷招待所召开浙江省摄影界会议，把我拉去批斗。会上的批判发言，也都是些驴唇不对马嘴的发言。比如，毛主席号召唱两首歌：《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省影展缺乏这个题材，我立即和汪建安（原27军摄影干事）赶到杭钢、杭一棉，拍摄唱两首歌的彩色照片，《把炉火烧得通红》、《一切行动听指挥》。会上批判说这两幅照片，“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那天，天下着瓢泼大雨，雷电交加，雷声、闪电声，压倒了批判声，好似苍天老爷在给我鸣不平。时隔不久，谭铁民老婆提早“开放”，跟人家当“二奶”去了，老谭一气之下旧病复发，含恨离开了等待他升官发财的年代。阿弥陀佛！

毛主席说：“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是更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杭州是人间天堂，我却下了人间地狱。在狱中三易春秋，使我认识、体验到《中央“5.16”通知》中所说：“……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铁窗生活的滋味，使我大开眼界，使我认识到专政、社会、法律、和道德是怎么回事。这对我更深一层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有用处。我无非是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怎么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看看真实的历史记载，我才渐渐地明白过来。

对我的拘捕，是秘密进行的。1977年6月10日上午，宣传部专案组张耀洲陪同省公安局，从浙江展览馆隔离室把我铐走，羁押在米市巷看守所，我老伴立即被隔离审查。两个多月后的8月17日，才发出《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并不准家属探视。

“政治犯”的待遇极差，单身囚禁，无人说话，伙食极差，没有澡洗，且一年多没有放风，见不到阳光。看着双手雪白雪白，只有苦涩的泪水伴我艰难度日。坐牢坐牢要坐的牢，老是想出去是要发疯的。我思想上准备坐十年牢，甚至会更长。这不足八平米的监房，要和我长期共存，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要改造生存环境，因为，米市巷看守所过去是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年代久了水泥墙上都是很厚的痰渍。所以，要把水泥墙、国民党战犯的，蹲坑的很多痰渍去除干净，心情也就好多了。为了能把牢底坐穿，我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在监房内原地跑步，等微微出汗后擦洗冷水澡。

我还自娱自乐，哼唱几局《四郎探母》、《甘露寺》等京戏：

“我好比笼中鸟……”；“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刘备本是靖王的后，汉帝玄孙一脉流，……你杀刘备不要紧，他弟兄闻知怎肯罢休，……”

在狱中整天写交代，只好把过去写的材料重复默写一遍。材料写完了，开始自学英语。有的时候玩弄玩弄监房内另一种动物，蚂蚁。更多的是常回忆起跟随父辈们，到新四军部队南征北战的情景。这种回忆，是痛苦遭遇的止痛剂，也是驱散愤懑、委屈、忧郁的最有效灵丹妙药。

铁瑛在清查运动中，说浙江是“四人帮”的“重灾区”。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他组织庞大的专案队伍，以清查“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因为他深知，浙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杭丝联事件，萧山、诸暨问题，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两个改组，都是在周总理亲自主持或直接过问下处理决定的。周总理曾在一次接见中说过：“浙江的问题我必须直接处理和过问，原因有二：其一，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蒋介石的老巢，是与美蒋斗争的前哨阵地；其二，浙江是我的祖籍，按辈份排起来，周建老是我的叔叔辈。”有一天，我被提审了一整天，要我详细交代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和秘书冯仰澄同志的关系。为此，专案组定我罪中有“浙江通向‘四人帮’的渠道”这一条。

铁瑛为了搞出周老与“四人帮”的所谓“关系”，因铁瑛的手还钩不到副委员长，只好把周老秘书冯仰澄从北京骗到杭州，秘密关押在米市巷看守所，并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冯仰澄。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整期刊登省委办公室、《浙江日报》、省广播局、省委宣传部、杭州大学等大批判组，批斗冯仰澄的批判发言。冯仰澄的老伴是北京电信局先进工作者，被弄到绍兴某酱菜店里卖酱菜。为什么对“政治犯”如此暴虐？还要“株连九族”？宣传部《宣传通讯》的编者按作了注解：“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投入这场斗争。就是这个铁瑛，当年呼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比谁都响亮，还几次三番地恳求冯仰澄托关系，给他引见王洪文。

（十四）第五次劫难铁书记铁面有私

当时，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清查工作做不少官样文章，三令五申连连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和大量重要文章，强调清查工作要十分注意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可是，从中央到各省市县并不执行。以下仅举七例：

1  1977年10月6日，我被捕后四个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指出：“清查工作要抓紧。要注意党的政策，……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会辩证法，……坚持按照唯物论辩证法办事。”

1977年10月18日省委宣传部用上述社论为主题，出版了《宣传通讯》第14期，编者按就是不引用社论对清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同“群众组织”小报一个样子，用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刊登权威单位的大批判发言。白纸黑字，多处点“反革命分子陈时秋”、“反革命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XXX办公室”成了国民党特务那样的联络点。我的父亲是个“笔杆子”，仰慕鲁迅先生，只是看望了一次鲁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老人，何罪之有？这种捕风捉影、造谣中伤的发言，难道是按党的政策办事？

2  1978年10月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强调指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运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就要正确对待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我们坚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省委铁瑛书记（政委）在清查运动中，接过许世友“以人（许）划线”的接力棒，一开始就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对着干。省委、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采用栽赃陷害、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法西斯手段，还要“株连九族”。如此严重的冤案，不但不平反，反而诬陷我“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来按照《刑法》找不着“罪行”的情况下，还要“从宽处理”。在严重违反《党章》程序下，开除我的党籍。把浙宣干[85]38号文件塞进我档案里，至今不给本人见面。这不是政治迫害又能是什么？许世友、铁瑛，一手遮天，违反党纪国法，置我于死地！然而党的传统干部政策的阳光，还是照耀到我的身上。我虽被铁瑛等人强行开除党籍！但我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离休干部、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

3  1979年1月4日至22日，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委员九十七人出席了全会。

同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全会《通告》并发表社论。《通告》强调指出：

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各项原则。

一、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必须严格地实行这个原则，不能把它仅仅挂在口头上。……特别是要严格划分党内错误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决不容许混淆这些界限。……严禁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对待党内同志。

二、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

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压服式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以理服人，弄清思路，团结同志。

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逼供信是法西斯式的反动统治阶级办案取证的一种野蛮手段，……今后必须坚决地永远地禁止这种非法作法。……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和保留意见。……。

四、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要对犯错误的同志作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分析，不能只看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否定一切。对于在错误路线影响下犯错误的同志，应多帮助他们分析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追求个人的责任。……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不论被审查、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

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冤案、错案、假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问题，都必须坚决纠正。

六、敢于斗争，刚直不阿。

所有担任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

铁瑛对陈云主持召开中纪委全会，发出的《通告》视而不见。《通告》第四、五项强调指出：“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不论被审查、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错误，都必须坚决纠正。”

4  1979年3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使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成为路线斗争的新典范》指出：“对人的处理，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近些年来，干部所犯的错误，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他们犯错误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根源，作出正确分析。不但要团结95%，而且要争取团结98%、99%以上，最后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全党的目的。”

请问铁书记，你清查工作中做出了什么“新典范”？还不是继续推行许世友整人的那一套！有过之而无不及。

5  197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反革命罪”要货真价实》指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决不允许像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样，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悲剧重演。”“决不能凭某个大人物说谁是反革命，就得按反革命治罪”。

铁瑛在清查运动中，在全省整了400多万人，难道不是“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悲剧重演”？所以，宣传部商景才和专案组谢兰生等少数人，有恃无恐，敢于违背《通告》必须遵循的各项原则，导致新的冤假错案的不断产生，在共产党的脸上抹黑！“大人物说谁是反革命，就得按反革命治罪”。许世友、铁瑛都是大人物，他们的一句话，能致人于死命，我被打成“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是证据确凿的事实。

6  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各级纪委要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严肃性》，报道：中纪委召开纪律检查工作会议，研究搞好党风，严肃党纪，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为着克服派性，必须强调看实际行动，用实践来检验人们是按党性办事，还是按派性办事。……对那些至今仍然闹派性的人，……对那些坚持不改的要以违犯党纪论处。”

“文革”中形成的两大派，都忠于毛主席、共产党的，但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互相厮杀！毛主席对于两派斗争是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所以，派性问题在“文革”后期已基本消除。例如：南京百水桥“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北京金水桥“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比较，最能说明问题。

在清查运动中，铁瑛采用一派清一派，一派升天、一派坐监。对一派采取：除恶务尽，斩尽杀绝，一个不留的非法手段。致使“现行反革命”抓了一大把，有的被逼疯、逼死，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枪决。而“正确派”中有些人得到步步高升，包括铁瑛的秘书方文。当上了省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的梁平波，还是1966年8月26日带头炸毁了岳坟，还要砸毁千年古刹林隐寺的打砸抢分子。总理明确指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其暂加封闭”。后来，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时，周总理指示，灵隐寺专为亲王开放一天。保护灵隐寺的张永生（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倒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判了重刑，冤狱33年。受铁瑛青睐的杨秀珠那样的极端腐败分子，当上了省建设厅副厅长，洗钱逃往国外。这是她自己暴露了，有些人虽然暴露了，包括方文，却被有关上级保护起来了。

7  197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文章强调指出：“对案件全部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决不许草率从事或主观臆断，更不许弄虚作假。”

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查“5.16”整了13万人。铁瑛坐镇杭州，效仿许世友搞“以派划线”，在清查运动中整了400万人。清查中完全不顾事实，都是靠主观臆断、弄虚作假、罗织罪名、锻打成案，还要“株连九族”。铁瑛抓了那么多“反革命”，土牢冤狱比比皆是，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逼自杀，有的被逼疯，还要株连无辜的家属孩子和亲友。到头来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难道清查运动，可以无法无天吗?

我被隔离、逮捕，三年后才知道，省委宣传部对我搞“株连九族”真是一等。我被捕后的当天上午，宣传部、公安局抄了我的家，拿走我和老伴的私人信件46封、照片10张，至今没有归还；第三天老伴刘炳春被隔离审查，作为厂内的“四人帮”多次批斗，长期在车间劳动；家里三个孩子和近80岁的姑母，从户口所在地被扫地出门；更丧尽天良的是宣传部把三个孩子的医疗卡都拿走，小儿子气喘病经常发作，年逾古稀的老人只好跪地求菩萨保佑；后来女儿、大儿子考取大学、参军，不准许去。这符合政策吗？

我在部队时，组织上通知我：我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株连我；我被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宣传部反过来又株连我的父亲。我父亲成了：“刘、邓路线上的人”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父亲”再加上“国民党特务联络点”等等。请问铁瑛，这是你共产党省委书记干的吗？

我是一名专业业务干部，只知道拼命地工作。人生苦短，来日无多。多么希望政治平稳，不要再整人了，大好的时光，让我多干几年工作有多好。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难道不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搞“以许划线”，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惹出的祸患？工作干得好好的被停职审查，惹起了以后很多的麻烦事情来。实际上，许世友、李树和等人，又把批臭了的“倒许乱军”口号，和新制造的“5.16”分子的祸水，又一次泼洒到我的头上，人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四十年了，至今没有平反，党籍没有恢复。冤狱不平，人心难安！

（十五）陈荣安已亡含冤灵魂归何方

1979年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可是，1979年11月12日，省委宣传部专案组，不顾党纪国法，还一心要置我死地而后快，炮制了一份《陈时秋的主要罪行》材料。列举五条：

罪状一：“投靠‘四人帮’，勾结张永生，猖狂向党进攻。”

说我“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向党进攻”。

这是省委宣传部、检察院对我极大的政治陷害！我和高丕忠、蒋宇鸿在复员干部蔡衍家里遇见张永生（他们是邻居），才知我们因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材料，诬陷我们是“5.16”分子，被停职审查。他建议我们向党中央申诉。这有什么罪呢？我们三人复员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介入哪一派的活动。停职审查，不让工作，闲来无事，只好参加“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这些运动，哪一个不是中央号召发动的？我的言行没有脱离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文章的精神。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峰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运动中的专案组，往往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戴帽子、打棍子，搞扩大化，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种恶性循环，免不了产生恶性案件。

罪状二：“依仗王洪文的黑批示，攻击省委，多次窜到南京军区和浙江省军区‘放火烧荒’”。

我们这批被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将军，称赞为“新鲜血液”的年轻、专业干部，都是从各个军种，指名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工作的。在“文革”中都是奉命“造反”。许世友搞“以许划线”，在江苏军内外制造了13万“5.16”。他又按照林彪旨意把部队干部大批复员，又对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寄了“5.16”假材料，查我和高丕忠、蒋宇鸿、施关彬、陈荣安等所谓“5.16”问题，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

复员在湖州市广播站的原《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被关在楼梯下铁笼般的隔离室里。陈荣安申诉了300多封信，都是泥牛入海，有去无回。1997年7月，陈荣安同志由于长期挨整，无罪致灾，心情压抑，妻子和两个儿子受到无辜株连，在贫病交加中含冤离开了这个不公正的人间！

读一读陈荣安生前写的申诉书，令人悲愤填膺：

关于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政策的申诉书

1976年2月以来，我蒙受种种冤屈，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1977年10月以来，我已经向各级党组织写了三百余件、约一百万字的申诉信。可是，直到现在，仍未解决。现重新申诉如下：

（一）

1967年2月9日，南京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当晚，林彪就这事件作了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结论：“南京军区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八一医院维持秩序是正确的。”

当时我作为南京军区报社的新闻工作者，在和其他同志联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致党中央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的调查报告》，以揭露林彪在这一事件中搞的唯心论先验论。

针对林彪所作的错误结论，我写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派到八一医院去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团（缺炮营和三个迫击炮连），根本不是“一个小分队”；这个步兵团，由60军181师某团魏团长带领，来到八一医院后，团团包围了八一医院，步枪装上刺刀，……如临大敌，这算什么“维持秩序”？……由于南京军区某领导同志采取了不谨慎的措施，使矛盾激化，甚至发展到驻宁军事院校群众组织同军区派出的步兵团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引起了军内外群众的强烈不满，……这就清楚地揭露了林彪所作的关于南京军区在这一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这唯心主义结论的荒谬实质。

这份《调查报告》……作为我反对林彪的“罪证”。……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百水桥学习班，……把我宣布为“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

1969年9月，南京军区政治部根据我上述反对林彪……所谓“罪行”，强行将我作复员处理。

……上述冤案，南京军区政治部至今没有平反，没有就我在1967年、1968年因反对林彪遭受一系列打击迫害的问题作出明确结论，没有恢复名誉，没有落实政策。

（二）

1969年10月初，我复员到浙江湖州。我持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开具的《行政关系介绍信》，到吴兴县革委会组织办公室报到。县“组办”开具《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分配在吴兴县革委会报道组工作（直到如今，任何组织、人事部门，都没有开具过《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调出机关）。……从1970年7、8月间开始，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南京军区清查“5.16”办公室，经浙江省公安机关，多次向我所在的吴兴县机关，寄送了用逼、供、信等手段搞出来的关于本人的“5.16”假案。不仅本人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遭受诬蔑、攻击，被驱赶出吴兴县机关，被抄家、隔离审查，家属也受株连，我妻子被迫害致精神病。

1975年4月，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致函浙江省吴兴县委，承认寄了关于我的“5.16”假材料，并表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向你们并请转告受审查的同志表示歉意。”……然而，说归说，做归做，……至今没有宣布平反这一假案，……没有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的工作。……是否坚持认为强加于我的“参加‘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案”不是假案？是否坚持认为在吴兴县万人干部大会上给我强加上“‘5.16’重大嫌疑分子”等种种诬蔑不实之词，破坏一个共产党人的名誉，并将我排挤出吴兴县机关是“大方向正确”？是否坚持认为动用专政机关，对我进行抄家，并在居民中散布关于本人的种种政治谣言是“革命行动”？是不是坚持认为因我的“5.16”假案，株连我的妻子，对她进行盯梢、监视、拖推辱骂，对她采取不准加工资等种种措施，将她迫害成精神病是“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时至今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没有对这些问题表明态度？为什么至今不采取措施，彻底平反这一假案？为什么直到如今，还在某些问题上（如1985年的工资改革）继续发展“5.16”假案的恶劣后果？

对于上述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必须表明态度，并迅速采取措施，彻底平反“5.16”假案。

（三）

经过“5.16”假案的专案审查，到1973年底，除一份《关于陈荣安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材料》属于“孤证”未能否定外，其余材料全部被否定。实践证明，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浙江省吴兴县委清查“5.16”领导小组合作制造的“陈荣安参加”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是一个假案。然而，有关方面却迟迟不为我平反。

鉴于上述情况，1973年底至1976年期间，我通过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申诉信，去南京军区政治部上访等形式，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原浙江省吴兴县委为我平反假案，落实政策，是合乎情理的。可是，在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原吴兴机关的某些领导人，却把我申诉活动，说成是“要翻清查‘5.16’的案”。是什么“反党乱军”，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以此为开端，对我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党章、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措施。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我以切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向一些同志宣传周总理的高尚品格；1976年春对《文汇报》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报道表示不满，并鼓励有的同志写信去责问《文汇报》编辑部，等等。后来，我又就上述内容，从十六个方面，给吴兴县委办公室写了更详细的材料，如实报告了有关情况。这些事实，都确有证据。既然有关领导对我立案审查，要查清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那么，对于这样的关键性内容，理应彻底查清，作出明确结论。可是，原湖州市委办公室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表现所作的结论，只讲我“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对上述内容却只字不提，这样片面的结论，显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当然应该甄别、复查，重新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

我从事专职新闻工作约二十多年。曾在《新华社新闻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战士》、《人民通讯兵》杂志、《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南京军区《工作通讯》、《人民前线》报等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过数百篇稿件；曾在中央和地方党报的《内参》刊物上发表过内部情况资料。我一直表示希望能继续发挥我的专业特长，继续为党的新闻事业工作。在吴兴县报道组，我确曾写过一些“内参”资料，反映了吴兴县的一些真实情况。为此，就难免要触犯一些人，甚至触犯某些“父母官”，从而达不到事事听有的领导者指挥的要求。举个例子吧！

七十年代，李先念同志曾对浙江吴兴县菱湖化工厂“三废”危害当地人民健康、危害水产资源、危害农业生产的问题，给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谢正浩同志作过一个批示。反映这一情况的“内参”资料是我写的。……由于吴兴县某些领导人将国家所拨治理“三废”的费用移作他用（造干部宿舍等），致使菱湖化工厂在生产极毒农药时所排放出来的“三废”未能得到治理，造成了危害。有鉴于此，我写了一则“内参”资料，……被《人民日报》社编的“内参”刊物所采用。李先念同志看到这则“内参”资料后，作了重要批示，……《批示》下达后，省里拨了款，派来了治理“三废”的专门人才，帮助“菱华”治理“三废”，使“三废”得到了控制。

这样的事，对人民大有好处。可是，触犯了某些“父母官”。十多年来，某些领导人一再对我大加讨伐。拒不为我落实政策，拒不恢复我作为专职新闻干部的工作。……我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央浙江省湖州市委，迅速地、妥善地、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起码应当实现下列五项基本要求：

一）对于我1967年2月以后被打成“反林副主席的反革命”，在经南京军区政治部党委批准召开的“批斗大会”上，被作为犯有反对林彪、反对江青的“反革命罪”的“阶级敌人”，受到残酷批斗，并遭受种种迫害这一冤案，应由南京军区政治部认真甄别，澄清历史事实，作出明确结论，彻底平反这一冤案。

二）对于因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向地方寄送本人的“5.16”假案材料而导致的“5.16”假案南京军区政治部应会同浙江省湖州市委，彻底平反，并消除这一假案所造成的后果：

（1）、南京军区政治部会同湖州市委，研究平反这一假案的措施，由湖州市委有关部门作出《关于为陈荣安同志彻底平反“5.16”假案的决定》，确认这是一起假案，原吴兴县委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强加于我的“‘5.16’重大嫌疑分子”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我采取的隔离审查、抄家等措施都是错误的。

（2）、将上述《决定》列入本人档案，并送参预审查、抄家的湖州市城区公安局（原吴兴县公安局之一部）、湖州城区第一街道派出所、湖州丝厂、道场供销社等单位，以挽回影响。

（3）、我爱人的工作单位道场供销社应明确宣布，对我爱人采取盯梢、监视、不许加工资等措施都是错误的，并采取措施，弥补她的经济损失。

（4）、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即1970年7、8月间前）的职务工作（相应的）。

（5）、1985年12月工资改革中，对我以“企业干部十一级”定级，是“5.16”假案后果的继续发展，应予以纠正。

三）按照历史事实真相和党的干部政策，恢复本人作为专职新闻干部的工作，如果有关部门决意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允许我发挥专业特长，坚持要将我调到湖州丝厂工作，湖州市组织、人事部门应按照干部调动的正常手续，正式开具《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的行政关系从原吴兴县机关转到湖州丝厂。决不能把干部当“皮球”，随意踢来踢去。

四）对于原吴兴县委及其部门于1970年5、6月间任命本人担任的吴兴县报道组副组长这一职务，如果有关部门决意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予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实际担任的这一职务，不予分配相应的工作，湖州市委组织部应按照正常的干部任免手续，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免去我的上述职务。决不应不明不白地不了了之。

原吴兴县革委会办事组个别领导人“代表组织”，于1977年夏在群众大会上强加于我的“1975年，陈荣安伸手要官，想当县报道组副组长，是个资产阶级野心家”等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应彻底推倒。

五）原浙江省湖州市委办公室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表现所作的审查结论，是片面的，不合实际的。湖州市委有关部门应会同南京军区政治部，认真甄别、复查，重新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对于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一系列事实，应在结论中作出准确的反映。

希望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央浙江省湖州市委，能认真按党章和《准则》办事，使上述各项落实政策问题，迅速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

   上述申诉，请及时审理。

                           中共党员、复员改转业军人

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社干事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原中共浙江省吴兴县委报道组副组长

目前在浙江省湖州丝厂做职工教师的工作

陈荣安198X年  月  日

清查“5.16”的材料，还是那些“旧账”，都是中央学习班规定要销毁的，现在怎么死灰复燃了呢？为什么周总理宣读的，为解决南京军区许世友大批抓人的中央[68]18号文件，被许世友推翻了？为什么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学习班，重点批判“多中心”论，消除派性不算数了?

为此，我和高丕忠、蒋宇鸿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写信，希望得到党中央的答复：中央[68]18号文件和中央办的学习班作的结论还算不算数？信被王洪文批示下来：“过去中央做过的结论不能推翻。”这封信还分送周总理信访室、江青信访室、总政李德生主任，省委、政工组。

党员有冤向党申诉，给党中央写信是《党章》允许的。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我们才去南京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为“5.16”冤案要求平反何罪之有？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百姓“点灯”也有罪吗！就是“依仗王洪文的黑批示”“放火烧荒”吗？

罪状三：“向‘四人帮’转送过小报告或黑材料，成了我省帮派体系通往‘四人帮’的一条重要渠道。”
1974年11月在北京，我和高丕忠去看望周老，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先后两次对我说：周老很关心浙江问题，省委很少给他文件看，几天听不到消息就来问，所以，你们有什么材料和情况就送来好了。后来才知道，冯秘书上送材料，事先都给周老看过，有的是周老亲笔签署意见才送的（包括朱雷的申诉材料），都是通过正常途径，送中央办公厅和邓大姐转周总理的。按常理，就是给“四人帮”送了材料，那时他们以中央文革首长的头衔出现，普通人怎么知道？例如，省政工组材料组，吕根土给江青寄材料，诬告政工组党委书记沈策“攻击毛主席”，是不是黑材料呢？后来吕根土因诬告沈策有功，荣升为民政厅厅长。

罪状四：“1974年2月12日给铁瑛同志写恫吓信，说舟嵊要塞区开除朱雷军籍，‘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如朱雷一家‘发生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均由你，铁瑛政委负责’。”

罪行五：“利用杭州‘四.四事件’大揪所谓‘反革命’，围攻领导，陷害同志。1976年清明节前夕，陈时秋写信诬蔑杭州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事件，’并把解放街至人民大会堂门前一带的花圈位置，标语内容，画了一张草图附在信里，一起寄给冯仰澄转送王洪文。”

听中国美术学院杜英信说，解放路百货公司附近全是大标语、花圈、大字报。我下午去看时，已经很多了。当我看到其中最大的标语“沉痛怀念杨开慧烈山”，感到这不是只为了悼念周总理。我就想，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当时我只以为是杭州发生这种事情，感到很不理解。我就给在北京的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问他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希望他们来信谈谈看法。为了能说明情况。便于他们分析，信又不至写得太长，我画了个草图，说明现场的情况。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去向王洪文反映情况，完全是一封私人信件，怎么成了“罪行”呢！难道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不闻不问是正确的态度吗？

（十六）千秋功过罪自有历史来评说

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主席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中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议广播后，“四.四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杭州“四.四事件”被定为“类似天安门事件”。这远远超出我给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信中所说的“政治事件”的看法。万万没想到会出全国性的，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定的案，当然要认真追查。这是关系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重大原则问题。

当时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也随之公开：

1976年4月4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在后，北京市对天安门广场事件作了处理。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的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会议提出要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导。4月6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4月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导，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导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下册第1775至1777页）。

1979年国庆节，在看守所接待室，三年来第一次见到老伴，她带来了父亲病故的噩耗。她说：水产部治丧委员会来电，你是长子，去北京奔丧怎么办？我提出，押解我去北京见父亲最后一面。不准许！

由于铁瑛和省委宣传部对我认为制造的“现行反革命”冤案，致使我父亲精神上极大的悲痛，使我在父亲病重、病危期间没有看望和照顾他，临终不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我父亲最后的念想也不能达到，病故后也不准许去奔丧。这种人间悲剧，难道不是铁瑛“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造成的恶果吗？

回想从小跟随父亲在抗日游击队、新四军部队一路走来，父子俩忠心耿耿、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父亲陈学明，改名为“陈实为”，一心为党、为人民。我止不住伤心的泪水在监房大哭来祭奠父亲，却被看守训斥了一顿。同监的香港陈先生气愤地回击看守：“他的父亲故世了，难道你没有父亲吗？”

父亲曾在司法部、最高法院、农林部、水产部等单位工作。在“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查，大弟在空军被复员处理；大妹参军不准许。父亲眼看着大儿子坐牢，二儿子、三儿子、大女儿被逐出北京，却无能为力。残酷的现实，是父亲66岁含冤离开了我们。治丧委员会悼词说：“陈实为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他襟怀坦白，坚持原则，坚持斗争，顾全大局。”葬在八宝山公墓。

在有关部门领导和母亲沈文芳（广安门医院离休干部）的努力下，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三个弟妹调回北京市，二妹有了工作，小妹安排在最高法院当公务员。就是我的冤案，“天高皇帝远”，为恢复党籍等问题，向铁英、省纪委、宣传部长达30多年的申诉，都是石沉大海。

1979年12月6日宣传部发文，省宣政[79]120号：“陈时秋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仍按复员规定当工人，下放基层劳动，保留原五级工工资待遇，行政留用察看一年。”哪有工人下放劳动之理？12月21日，省检察院发文，浙检[79]11号，《免予起诉决定书》。“陈时秋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有确凿的证据吗？绝对没有！宣传部、检察院闭着眼睛说瞎话。12月25日，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之前，我被匆匆释放。

1980年1月15日，专案组郑汝培送我去故乡安吉县红旗林场劳动改造。那天直到傍晚无人理睬我，只好自己找张竹床，床上都是鸡屎，用井水冲洗一下，天很冷床又湿，想来想去一夜没好睡。我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要遭此劫难？只有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泪水湿透了被头。我真害怕在以后的生活中，牢狱里的噩梦伴随着我的后半生。忆往事像过电影历历在目：一个“红小鬼”，1945年12岁跟着新四军，过长江、渡黄河；1947年6月，14岁参军，南征北战，1954年1月入党；十年“文革”中，只凭许世友“长官意志”一句话，被打成“反党乱军”、“5.16”，最后，被铁瑛打成“现行反革命”下了大狱！80年1月被押解回故乡劳动改造。“文革”前填表：成份，革命家庭；出身，革命军人。一夜之间变成“黑五类”。从小跟随父亲提着脑袋干革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坐共产党的牢，真是滑稽可笑！

林场有我陈家的亲戚，知道我父亲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故事，加上我拼命地干活，职工们待我如亲人。

1980年7月21日，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和一位姓邓的女同志不时来林场了解情况。周永祥要我写《劳动、思想小结》摘要如下：

劳动、思想小结

陈时秋1980.7.21.（摘要）

“1980年1月15日，省委宣传部决定我到安吉县红旗林场下放劳动，分配在总场综合加工机修组。……机修组的修理任务繁琐，什么都修。

首先完成的是修理三台汽油发动机，一台是果木治虫用的。据说，……送递铺（县城）也修不好。……将发动机全部拆开检修，换了一些零配件，排除了油路电路的故障，经过多次调整，机器很好发动，修复了这台汽油机。今年果木队、竹种园，都是用它治虫，运转正常。

另一台175F汽油发动机，可以用来抽水、消防等用处。据场里同志说，去年仓库起火，急需用它救火，可就是发不动，汽油机变成了“气煞机”。经过全部拆修，主要的油路缺少配件，汽油不经滤清而直接供油，常常造成油路阻塞，但又买不到配件。我想方设法，用竹管做了油杯，代替玻璃油杯。又将油、电路，汽缸全部调整，使这台机器恢复了运转。有时场里停电，用它抽水、打井，冲刷晒谷场等。平时加足油，随时待用，作为消防备件。

还有一台汽油机，经检查是高压线圈断路，又无备件。我想，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用环氧树脂封固，把漆包线比头发还细的高压线圈拆开，经过精心检修找到了断头，终于将这台发动机修复了。

一次在检修化油器时，用中号镙丝起子上一只镙丝时，由于用力大，镙丝起子滑脱，正好扎进了左手虎口，有一公分多深，鲜血直流。到医务室包扎时竟晕了过去。事后，左手肿得像馒头一样。为了早日把汽油机修复，我一直坚持用一只手和同志们一起干，没有因工伤休息过一天。平时在车间或水田间修理柴油机，手扶拖拉机，在炎热的室外修理，就是汗流浃背，也坚持完成任务为止。每天修理工作结束，我都坚持把车间打扫干净。有时没有检修任务，就坚持看书学习。有一次，我还和机修组两位同志帮果木队去插秧。

附近生产队买了三台汽油机、喷雾喷粉治虫机，领导上要我去讲讲课。我和机修组一位同志一同去，为他们讲了使用、保养知识和发动机简单的原理。为了让职工能收看好电视，我做了两付五单元的电视天线，……爬到礼堂顶上加号架好三付天线，把电视机调整好，保证了正常收看电视节目。场领导还要我到灵峰寺、章村分场解决收看不好电视问题，我都是尽力去办好。周围有的生产队的电视机坏了，……我也尽力为他们修复电视机，……。场内职工的收音机有故障，送给我修，我都用业余休息时间尽快为他们修好。半年来已修了近三十台收音机。有的职工缝纫机、拷边机有故障来找我，我也尽力帮助排除故障。

在林场半年多来，在劳动、学习中，思想基本是稳定的，……但有时也考虑一点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清查运动中，于77年6月10日，以“现行反革命”罪，突然将我逮捕，是不符合清查运动的政策的。……宣传部在省体育馆大会上宣布的几条“现行反革命”罪状，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是编造的，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现行反革命罪的问题。

我从十二岁（1945年）跟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十四岁参军，父母都是老干部。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几十年来一贯立功受奖，工作勤勤恳恳。在我身上渗透的是要革命的血液，没有丝毫反革命的需求。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只认为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号召，反修、防修，才积极参加的。……怎么可以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呢？又作为全省的三个从严典型，在省体育馆挂牌批斗。事实上，批斗会上公布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由于现行反革命罪不能成立，省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书》中，不少内容也就不实事求是了。例如：《免予起诉决定书》中，还把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假的、错误的材料，硬要把我打成“5.16”分子的事，作为我的主要罪状开列。我认为，如果能真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就应该认定72年10月下旬，省政工组党员，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的清查“5.16”分子的材料，对我进行审查，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对我的诬陷。……如果不割裂历史的话，没有72年对我进行停职审查，查什么“5.16”问题的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上书周总理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和参加批林批孔，到马目学习班等一系列问题。我希望，省委宣传部组织上要考虑到事物的历史原因，前因后果，决不能再把72年按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假材料对我的审查，还认为是正确的了。

第二个问题：释放后，宣传部定我为“四人帮”骨干分子。我认为，定性过高。……希望宣传部组织上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在我身上体现党的政策。”

有一次，我把写好的《批判劳动惩罚论》文章交给周永祥处长，要求《宣传通讯》上刊登。再一次，周永祥来林场对我说：“文章写的不错，还是不登为好，我们研究了一下，你在这里可以不要劳动了。”我说：“那我可以回杭州了？”周说：“那不行，省委规定不能回杭州，林场对你反映很好，以后在技术上帮帮他们。”不要劳动了我在这里干什么？留下一张草席，回杭州了。

事情也凑巧，我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后改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作，红旗林场成为我们学校学生“学农”的基地。当年，我在红旗林场劳动，由于我的“反革命”身份，林场职工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日久天长见人心，我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加上我手艺还不错，得到了林场领导和职工们的好评。所以，我去红旗林场采访，分场沈场长摆了一桌酒席，请我吃饭。

1981年8月28日给省委宣传部、省检察院写申诉信。石沉大海。

1981年11月15日，接到“家中有急事”的电报，我火速赶回杭州，看到家中大门被卸掉，窗户被砸破，家中空无一物。老姑妈和孩子们都席地而坐，对着我痛哭。

原由是，11月9日上午，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派出三位处长、书记，派出所户籍警（女）、省机关“治安纠察”，以及七、八十号戴安全帽的人，趁我和老伴不在家将我家全部东西强行搬走，赶出住处的居室。

11月17日，就机关事务管理局强行搬家事件，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申诉信，以求得我的一家能有起码的人生权利。

11月18日，机关事务管理局通过西湖区北山派出所，发出《迁移户粮关系通知》，要求于11月30日前，办理户粮迁移手续，迁入常住地。我的常住地，是我已交出复员时分配的。

（十七）一个毛泽东时代老共产党员的“心路”

毛主席在迟暮之年，发动和领导了旨在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土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1966年6月说过：“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坚信，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者必然走向灭亡！共产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对于历史事件，再漫长的岁月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千秋功过，自有历史来评说。时间可以检验一切，我的覆盆之冤，终久会得到雪洗。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毛主席晚年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毛主席虽然走了，可是，他一生的丰功伟绩，都印刻在中国人民劳苦大众的脑海里，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中国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坚持民族独立的决心，将是空前坚定。我时刻怀念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无产者做出伟大贡献的，人民英雄——毛泽东。

我是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感到无上光荣！对自己十二岁就跟随父辈们参加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选择，绝不会动摇！

毛主席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相信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我一定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抛弃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为捍卫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继续奉献我的余生。生命不止息，继续奋斗永不停。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爱新觉罗·里霜 2013年10月南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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