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我对唐少杰《一叶知秋》及清华文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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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钧福

近来，看到网上徐海亮先生评论唐少杰先生在香港出版的书《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的文章。我在大陆，无缘阅读唐先生的著作，但曾看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1]，知道了唐先生关于清华文革的一些观点。

我是文革的一名普通参加者，不是专门研究者，所以对徐先生的文章看得不很懂。但是从徐先生的文章里，我知道了唐先生书中一些内容，知道书中很大一部分还是涉及所谓“团派”和“四派”的分歧的，特别是，关于“四派”的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争论。我想从常识的角度发表一些看法。

主要问题是，徐先生引了唐先生书中的话“迄今为止，唯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显著的、也是最重大的历史性胜利。”这话实在令我吃惊。我感觉，唐先生似乎是“四派”的铁杆，在文革高潮的派性斗争中说的这样的话。

为此，我们必须搞清“四派”和“团派”两派的基本观点，以及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而这一点，在唐少杰先生的文章中弄的不很清楚，我以为。

双方基本观点，我们以发表的清华大学《井岗山》小报上的“四派”周泉缨的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和井岗山兵团的天安门纵队的文章《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评〈四一四思潮必胜〉》[2]为准。因为当前并不很容易找到这两篇文章，我们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的基本观点。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首先分析文化大革命前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它说，资产阶级将通过新的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这种新的形式就是毛主席首先指出的，通过党内‘走资派’，夺取政权实行和平演变。”但是，中国和苏联不一样，“走资派”未占统治地位，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绝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绝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的。”

定了基调之后，文章就分析四一四派和团派的分歧。他这里说的四派和团派是广义的，四派指全国类似于四一四的造反派，如河南造总、成都红成、重庆八一五。团派也指类似组织。文章说，四派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而团派受怀疑一切思想影响，执行极左路线。在组织上，四派的队伍比较整齐，而团派“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混进团派的队伍，或者在团派中寻找代理人，以图排斥受蒙蔽的群众和干部，打击工农兵群众，复辟资本主义。文章还批判了团派在军区问题上的极左观点和做法，认为团派充其量也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不能团结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甚至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只有以四派这样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才能取得胜利。

作为团派的正式回答，井岗山兵团的天安门纵队在清华《井岗山》报上发表《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评〈四一四思潮必胜〉》。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并未否认“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一说，但是认为这不能说明阶级阵线没发生很大变化。文章说，“也正是由于党内出现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使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文章从四个方面阐述阶级关系的变化。

首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在这些党内走资派控制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被他们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因而，“在这些地方，干部队伍的左、中、右，几乎完全被颠倒了。”
在大部分地区，刘邓路线也有一定影响。领导往往是根据群众的对工作的勤恳，对基层领导的忠诚来划分先进与落后，甚至机械地根据政治面貌划分左、中、右，因而扼杀了造反精神，培植了奴隶主义。

走资派在劳动人民队伍中也收买、培养了一部分工贼为他们服务。
因此，反右以后，无论干部、群众、知识分子中，党团员中，左、中、右，先进和落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不是什么“大翻个儿”。

文章也认为，在中国，不存在新的特权阶层，但走资派和苏联的特权阶层的性质是一样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形成了特权阶层，而在于要防止国家变色，最重要的是彻底摧毁暗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走资派往往用“右派翻天”的指责来掩护自己，镇压人民的反抗。现在414派也重蹈这一覆辙，用血统论来攻击造反派。文章认为，《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章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先看四派观点的大前提“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团派也认可。但这是四派提出的，看来四派主张更强烈一些，而且四派认为团派不赞成这一点，因为团派主张“大翻个儿”。
从四派这一基本观点，我很难看出“迄今为止，唯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显著的、也是最重大的历史性胜利。”

众所周知，在文革结束不久，“地富反坏右”就不是“地富反坏右”了，而变为人民了（听说有几百个右派还不算划错，但他们也摘帽子了）。这即使不算“大翻个儿”，也算是阶级关系很大的变动了，而且比当年团派走得更远。在干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见到周泉缨、沈如槐等四派大将们的抗议。

唐先生的书我没看，但就凭这一句话，我就感觉不像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像是红卫兵的大字报。
但我感到还是把清华两派的分歧焦点弄清楚为好。四派说团派主张而且实行“大翻个儿”；团派否认。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华大学文革前的校长蒋南翔在文革里变成黑帮、专政对象。这确实是“大翻个儿”。但这样的“大翻个儿”，四派似乎并不反对。四派也是造反派，在这点上和团派并无分歧。争论焦点并不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清华的保守派其实也不反对将蒋南翔打成黑帮。1967年8月初，工作组撤退后，是刘涛、贺鹏飞这些保守派主张斗黑帮，而造反派主张清算工作组。
团派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他们主张阶级关系的变动并不是“大翻个儿”，而是在人民内部的左中右，或者说先进和落后，要重新洗牌，可以说是“小翻个儿”。
“大翻个儿”一说，从未见过哪个造反派组织明确提出。它的意义，即如何“翻个儿”也从未予以诠释。文革中，少数右派分子确实曾提出翻案，但未获得大多数造反派的支持。但即使是他们提出翻案时，也没说要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全部来个“大翻个儿”。所以把“大翻个儿”的主张加在贫农出身的学生蒯大富们身上，是没有根据的。把“大翻个儿”的主张加在任何造反派身上，也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团派主张和实行的“小翻个儿”，而四派坚持认为他们主张和实行的“大翻个儿”呢？
原因在于，在团派和四派的语言里，“人民”这个范畴大小不同。特别是，团派的队伍，团派当然认为是属于人民的，而四派认为，他们属于混进团派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或其代理人。
这样的团派认为是好人，予以保护，而四派认为是阶级敌人，予以打击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其标本就是以陶德坚为首的教师工人组织“红教工”。四派拉出队伍以后，首先干的事就是批斗陶德坚。那么，陶德坚是什么人呢？她是建筑系教师、共产党员。五柳村网站有她的回忆录，可以看关于她的详细情况。
按照文革前的标准，陶德坚及其红教工的成员应属于人民范围。虽然陶本人在反右运动里受过处分，但作为共产党员，仍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不沾边。团派将其收编，谈不上是什么“大翻个儿”。
唐先生书中说“‘四一四思潮’独树一帜，是唯一以文革前的正统观念和正统秩序来批评、怀疑并进而可能否定文革的群众思潮”。大致可信。但是，按照文革前的正统观念，像陶德坚这样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属于人民的范围，怎么在四派眼里，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了呢？也许，在他们看来，文革不搞最好。但如果非要搞的话，就应该批斗陶德坚这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未必是文革的反对派。
团派说，应该在人民内部重新洗牌，以四派拥护干部为代表的文革前“双肩挑”未必能掌权。但是他们并没有说这些“双肩挑”是“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唐先生也说，团派认为“清华大多数干部都应降职使用或当老百姓”，没说他们是阶级敌人。而四派说，声称必须以他们为核心，还将团派成员打为阶级敌人。是哪一派更左、更激进呢？为什么四派的干部不能像陶德坚那样做一名普通教师，当老百姓呢？当然这是说的文斗阶段的事，到了百日大武斗后双方就彼此视为敌人了
说两派的矛盾焦点是干部问题。这不错。团派对待清华的干部太左，不团结他们似为失策。但两派的另一斗争焦点是群众问题，特别是对待占教师人数更多的大部分普通教师。他们或者家庭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或者被视为落后，反动学术权威。在这个问题上，四派比团派左。而且，团派之所以受大多数教师的拥护，可能和他们对四派支持的文革前精英的排斥态度有关。或者说，他们对文革前精英的排斥态度是受了大多数教师职工的立场所驱动。徐先生的文章里似乎也有这样的意思。
在讨论清华文革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团派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据理力争，因为按照文革标准，他们也没有把握说陶德坚们一定不是“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当中央文革也说陶德坚们是坏人以后，他们就拱手送了出去。因此，一般的人们及文革研究者往往将团派认做激进派，四派认做稳健派。
正如唐先生所说，清华两派，以及全国造反派保守派的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文革前十七年的评价。他说：“‘四派’则指出，对干部问题的分歧，追其根源，最根本的是对十七年国家政权性质的估计不同，对文化大革命任务的认识不同。’”
这是拾四派之余唾给团派栽脏。清华两派之争并不涉及文革前的政权性质，至少没明确涉及。就上述两派的代表作的内容看，清华团派并不赞成“大翻个儿”。他们也没有理由赞成并实行“大翻个儿”。他们主张的和实行的是人民内部先进与落后的重新排队。对于十七年，他们要否定的是什么呢？
拿团派领袖蒯大富来说，他出身贫农，是新四军的后代。他没有理由要地富反坏右上台。中央党校的研究者金春明先生也说：“他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一直是忠心耿耿，指哪打哪。这样的人能说是‘对共产党不满’吗？”[3]
那么，老蒯对什么不满呢？他对文革前的政治运动，特别是“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后果不满。他在上大学前，曾给中共中央上书，揭露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这一事件是他被打成反革命时的所谓钢鞭材料。相当多的造反派代表人物都有类似的思想背景。
所以，唐少杰先生将清华的团派、四派当作典型分析文革中的派系之争，在这个意义上是恰当的。四派虽然不是保守派，但有保守派的特点。他们代表文革前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的既得利益者。而团派则代表这些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中的受害者和受歧视者，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是对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的评价不同。
另一方面，将清华文革作为典型分析也有不够典型之处。清华团派总体素质不高，有流氓无产阶级的特征。这从他们骗刘少奇、斗王光美、甘当中央文革的别动队、在清华搞独裁统治、到全国各地指手画脚可以看出。四派对他们的指摘，并不全错。
我建议唐先生将北京大学运动中的派系问题做一些分析，也许得到不同的结论。

[1] 《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见《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2] 清华大学《井岗山》报，1967年8月26日
[3] 《“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见《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