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和“两个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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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和“两个向度”
――关于《非常与正常－－上海1966年至1976年社会生活史》的题旨和结论
《社会学家茶座》2010年第3辑

金大陆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公议：“‘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大致是针对国际上的“文革”研究发端于1966年，且在论著、课程和资料库等方面均有建设和积累。然而，我认为国外“文革”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尤其从起始时政治战略研究的角度向当今史学研究的方向转型，并由此在学术价值层面获得展开和确立，尚缺乏根本性的支撑。这里，除了大量深部和细部的“文革”史料尚未开掘，外国学者对“文革”的许多关系和问题，难以树立“中国式的体悟”是关健的因素。所以，我坚持认为：只有依靠中国学者（近年，从国内出去的一批学者显得较活跃），甚至只有取决于国内学者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文革”研究确实具有成为世界“显学”的品质）。
于是，在向上海辞书出版社交出《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2011年版）书稿的时候，联系本书所标树的“非常与正常”的研究题旨，有两个方面需要伸展性地申说和阐明。
第一，“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
“文革”是一场发动全民，遍及全国，历时十年的政治动乱，尤其肇始于上海的“一月夺权”，冲击乃至摇撼了自１９４９年来建筑的权力机构。但“文革”时期有一个重要的枢机，没有被这场动乱所触动――那就是全国的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变动。因之，中国存在着“四个层面”的“文革”――中央层面的“文革”、省市层面的“文革”、地县层面的“文革”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
固然，行政区划关涉地界，具有地理学的意义。只是此在的指向更在于政治意义的行政管理的构架。所以，所谓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变动，并非是强调其地理上的管辖区域，而是强调其权力和组织人事关系的构成，即每一个管辖区域内的权力和组织人事关系，都是自成系统、自成“层面”的。于是，在“文革”运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冲突中，在这种冲突演进的不同阶段中，各个层面的“文革”均构成各自的冲突焦点。如中央层面的“文革”：从《五•一六通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二月逆流”到“杨余傅事件”；从“刘少奇案”到“林彪案”；从“一九七五年整顿”到“反击右侧翻案风”。再如省市层面的“文革”（以上海为例）：从“安亭事件”到“康平路事件”；从“一月革命”到“第一次炮打张春桥”；从“踏平联司”到“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从武装“上海民兵”到“未遂政变”。若以上海为圆心，逐层放射性地推演，可见第一半径圈的浙江省、江苏省；第二半径圈的福建省、江西省、安徽省、山东省（属华东局）；乃至第三半径圈的湖北省、河南省等等，均以行政区划为基准，演义着自身的“文革”故事。至于地县层面的“文革”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同样是以行政区划来合围自身的运动空间。
如果说这只是平面地铺展中国“文革”的“四个层面”，那么，深入地剖析这“四个层面”的“文革”，便可见每一个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人员和队伍的组合，均是在所属的行政区划以内构筑的。这就是说，不管是跨层面的情况，还是同层面的情况，正是行政区划的界碑构成了在在不同的“焦点”和“组合”。如两个毗连的城区，以一条街道为界，尽管左右邻居走街串巷，但“文革”时期街道这边与街道那边的群众组织、干部队伍，以及斗争矛头所指认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再如两个毗邻的学校，以一道围墙为隔，尽管师生之间你来我往，但“文革”时期围墙这边和围墙那边的群众组织、干部队伍，以及斗争矛头所指认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文革”时期不变的行政区划，不仅形成“四个层面”的“文革”，更延伸性地形成千千万万个不同的“文革”群体和不同的“文革”冲突。
当然，确认“文革”的“四个层面”自成独立的系统，并非说这个系统就是孤立而封闭的。事实上，这个系统又处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动的开放状态中。
先自上而下地看：中央层面的“文革”，除了具有自身的斗争焦点和集团构成外，还领导和指挥着全国的“文革”运动，以至频频地向下发号施令。至于其运作的方式，有的是社论，有的是通知，有的是文件，有的是“最高指示”，于是，省市层面的“文革”、地县层面的“文革”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均闻风而动（用当时的话语叫“不过夜”），由此推动“文革”的进程和步骤。如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红旗》杂志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１９６８年８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再如１９７４年１月，中央批转江青编选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掀起“批林批孔”运动、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最高指示”，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正是这些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此为当时的话语），制造了中国长达十年的崎岖和坎坷。同时，还应看到自上而下的传达并非一马平川。这恰恰是因为省市层面、地县层面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各有自身的的势力分布和利益得失，以至在具体的接受、解读和执行时，总是按照自身的立场和需要来作抉择。这就是自上而下的号令向下传达时，往往发生“弯曲”、“变形”的缘由所在；这也是不同层面的“文革”呈现各自复杂性的缘由所在。
再自下往上地看：其实，各省市层面、地县层面和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既然独立地自成系统，那就与该行政区划所属的历史缘由、文化传统、政治现状和组织人事关系紧密相关。如该地党、政、军机关和干部人事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之间的政治取向和权力机构的政治组建；再如该地民众的人口构成和民风的传承特征，往往影响“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方式等。这即是说，各个层面的“文革”都会在其自身的演进过程中，自下而上地产生影响大局走势的事件、人物和经验。有的是发生在下层，而后被高层作为例证和典型推而广之，如武汉的“七•二０事件”、清华的“百日武斗”，以及福建的李庆霖和辽宁的张铁生等。在上海则有“一月革命”的夺权、上体司鲁迅兵团的整风、市六女中的大联合、国棉十七厂的整党建党、上海机床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同济大学的“五•七公社”、上钢五厂二车间的批林批孔小组等等。有的则是发生在下层，却直接自下而上地主导了整个政局的变动。如上海《文汇报》“三•五事件”和“三•二五事件”，就率先引发了南京学生的抗议，继而演变成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等。所以，正是这些自下而上的事件和行动，构造了整个“文革”运动的多元复杂。同时，还应看到各个层面之间也存在着交错的作用和影响，具体表现为直接的人员往来（如“文革”运动初期，北京红卫兵在各地建立联络站等）和间接的形势辐射（如全国大武斗时，各省市之间的呼应等），以至“文革”运动呈现出多重叠合的线索。但必须指出，这只是“文革”前阶段的现象，且比较短暂，而以行政区划为依归的“四个层面”的“文革”，才是贯穿整个“文革”运动持续而稳定的情状。
缘此，“文革”的“四个层面”的阐说，就为开展“文革”区域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和构架。因为该阐说从理论上证实了省市层面、地县层面的“文革”，在行政区划范围内具备“干部－权力”、“群众－组织”、“政治－运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完整的运作系统，且与各层面之间处于互动的状态中，以至进入“文革”区域史的研究，着重于对某一层面、某一行政区划的“文革”史进行深入的梳理，便能对该区域的“文革”史实及其特征和问题等有所发现，有所剖析，有所建树。此类区域史研究，可称谓中国“文革”史研究的“地方视角”（本书所承担的“上海‘文革’社会生活”的课题，就是“文革”研究“上海视角”的一个方面）――看上海的“文革”史；从上海看全国的“文革”史；从全国看上海的“文革”史――如此既放散又汇聚的思路，推广而去，便应有“文革”研究的“江苏视角”、“河南视角”、“湖北视角”、“四川视角”、“广东视角”等等。可以设想，若是众多的“文革”区域史的学术成果问世了，不仅可展示各行政区划的“文革”运动，显现各行政区划的“文革”特点，更可通过相互间的比照和印证，引申出许多需要阐释的线索和需要求解的问题，这必将大大促进和提升中国“文革”研究的整体水平。
与此同时，在高层档案暂不开放，中央层面的“文革”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革’起因”、“刘少奇案”、“林彪案”三大板块）难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倡导各地学者进入“文革”区域史研究，不仅存在可能性和可行性，甚至是相当正确的路径。这不仅是因为着落于省市层面和地县层面的“文革”时，各地的研究者可利用各自“地缘－人缘”的关系；各自“经历－经验”的优势，在资料获取和人员组织方面求得许多便利。从外部向中心进击，从底层向高层合围，或许正是中国“文革”研究的出路和趋势所在。
另外，在基层单位层面的“文革”研究方面，应指出选取的研究对象，必需在“权重”和“资料占有”两个要点上显现出意义和价值。“权重”的要点属历史的，那就是该基层单位的“文革”运动在所属城市、省区内，曾占据重要的地位，产生重大的影响，甚或是“龙头”单位、“风向标”单位等。如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的国棉十七厂、柴油机厂等。再如浙江省的浙江大学、江苏省的南京大学，陕西省的西安交通大学，四川省的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据有关信息，北京清华大学（唐少杰），上海复旦大学（金光耀），江苏南京大学（董国强）等，均有学者在做该校的“文革”运动史。可以设想，若是全国各主要大学均有学者投身此类研究，完成中国大学“文革”史研究系列，即从一个个“高权重”的基层单位，扩展到一座座城市，一个个省区的“文革”史研究，那将是中国“文革”史研究蔚为大观的局面。
“资料占有”的要点则是当下的，那就是即便所选取的基层单位在“文革”运动中并非重要和典型，但研究者却掌握了该基层单位的完整资料，如复旦大学冯筱才教授就从资料贩子手中，收购到上海某研究所从“四清”到“文革”的全部档案，大到下达的文件，小到工资明细，以此解剖“麻雀”（此处借用“‘文革’语汇”），梳理一基层单位“文革”运动的“全过程”（此处借用“‘文革’语汇”），看其中的运动进程、派别冲突、政策演变以及人事关系、经济收入、生活状态等，无论是纯粹的局部“文革”的定位和探究，还是对全局“文革”作铺垫和补充，在历史学意义上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总之，以“文革”时期行政区划的不变为依据，确立中国“‘文革’四个层面”的模型，倡导并推进“文革”区域史研究，应是当下甚或相当长一个阶段的进路。
第二，“文革”研究的“两个向度”。
检索当前国内外关于“文革”史的研究，多数集中于高层运动史，即关涉重大事件的始末和重要人物的沉浮，可称为“政治运动的向度”，且往往标树为“文革”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当然，这是开展“文革”史研究顺理成章的结论，因为在一个“非常”的“革命”的年代，运动终究是主导的和支配的，终究是社会动荡和社会变迁的产床。如研究上海的“文革”政治运动，就不仅可见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三人如何登上历史舞台，还可见许多发生在上海“文革”中的事情、事件和事变，或许具有鲜明的上海地方特点；或许影响了全国的大局走势，这怎能不显示研究的价值呢！
但是，当“文革”研究全部聚集于政治运动，即被“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场景所定格的时候，人们的记忆便会以破碎了的、撕裂了的政治“片断”所支撑，而淡忘了“文革”时期的整体状态，那就是社会还在运行，人民还在生活――毋宁说日常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即便是“文革”政治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其社会生活的底部仍有涌动的潜流。如１９６７年初“一月夺权”的时候，上海市面上在抢购煤球和手表、缝纫机等高档商品(伴随着“经济主义”)；7月份在抢购煤球和大米(伴随着“全国武斗”)；10月份在抢购毛巾(因不要布票)；至年底，则出现了抢购香烟、火柴、肥皂等小商品的风潮。如此将１９６７年的历史揭示开来，再叠加起来，大致可复原“文革”运动的整体面相。所以，在强调“文革”史研究“政治运动的向度”的同时，再引申出“文革”史研究的“社会生活的向度”，就是认定应拓展“文革”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或者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座；或者用研究的视角扫描社会活动的扇面，由此从深度和广度激活整个“文革”记忆，就不仅使“文革”研究具有了政治运动的骨架，更有社会生活的血肉。
同时坦率地说，当下“文革”史研究“政治运动的向度”不宜展开的客观情势，也是主张推进“社会生活的向度”的机缘。因之，顺应这样的思路和判断，还可有“文革”经济史、教育史、新闻史、外交史、文化艺术史、体育运动史等诸方面可能和可行的路径。应该指出，这些方面均属于“文革”史的组成部份，它们不同于“文革”政治运动，却又与“文革”政治运动相关。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从“文革”政治运动看社会生活；又从“文革”社会生活看政治运动，便构成两个“向度”之间的颇有意味的互动。
这其中大致有三类情况：第一类、第二类属程度不同的“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如“文革”政治运动中的“破四旧”、“大串联”、“三忠于”，“上山下乡”等，是全面进入了、搅动了市民的社会生活；再如“反击经济主义”、“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是部分牵连了、冲击了市民的社会生活；反之，则可解析这些“文革”社会生活的境况和断面，即通过千家万户的经历、遭际和心态等，折射出属于政治运动的性质、规模、政策演变等种种密码和信息。第三类属“潜在关联”，那就是单纯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基本不与市民的社会生活发生干系，但其进行过程中却有点滴的事实可划归于社会生活，如“上海红卫兵总部”被造反派冲击解散时，发现其囤积的大量面包正在发生霉变；上海“安亭事件”时，市委向现场运送了一车的医药用品；“八•四事件”时，居住在工农新村的联司家属呼天抢地，小孩子们则一股股地在包围圈外袭击工总司等。这些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捕捉到的局部和细节，正可丰富人们对“文革”政治事件的记述和认识。
由此，“文革”史研究的“社会生活的向度”，就在内容构架上向两个方面展开。
一、宽泛地属于“文革”政治运动的范畴，但不关涉“文革”政治事件和人物，却又直接进入和影响千家万户的生活，例如破“四旧”、抄家、“大串联”、收集和交换毛主席像章、红卫兵报刊和宣传品、文艺小分队、家庭“大批判学习班”、马路“大批判专栏”、无政府主义思潮与“逍遥派”(所谓“路线斗争与线路斗争”，即男生装无线电，女生织毛衣等)、学唱“样板戏”、“三忠于”活动(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群众专政、打击流飞活动、上山下乡、“深挖洞”、“拉练”、学工学农学军、偷书与地下学习、“向阳院”、追查谣言、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时的社会反应等。
二、不直接与“文革”政治运动相关，属于“文革”时期的日常生活（以“衣食住行”为中心），例如人口构成与变化(总人口、总户数、人口自然变动、机械变动、人口性别构成、年龄构成、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婚姻(婚姻管理、仪式、结婚、离婚等)、计划生育、社会两性关系、职业与收入、物价与票证、城市管理(市容、道路、绿化、防汛等)、衣(服装的种类与价格等)、食(粮油、猪肉、禽蛋、水产、蔬菜、水果、烟酒的供应与价格等)、住(住宅建设、分配、租借、调换等)、行(铁路、航运、公交等)、用(各类生活用品的设计和品牌，供应和价格等)、商业(市场供应与服务等)、医疗(疾病与治疗、疫情等)、公用事业(水、电、煤等)、事故(交通、火灾等)、群众体育与文艺、广播电视电影节目等。
应该说，这两部份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其中第一部份的内容属“线性的联结”，即从“破四旧”开始到“毛泽东逝世时的社会反应”结束，基本顺沿着十年“文革”的路径演进。第二部份的内容属“点状的散布”，即从人口变化、城市管理到衣食住行、物价票证，均在“文革”十年的平面上铺展着。正是这“线性的联结”和“点状的散布”的交错，立体型地展示了“文革”时期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社会行为，小到生活细节)，以至从“生活一生存”、“个人一集体”、“家庭一社会”、“社会－角色”、“大众一心理一行为”等诸角度，一方面还原那个时代的生活本相，留下一部可信的文字记录；二方面揭示导致和构成那个时代生活的内在动因(经济、文化、物质生产和流动、社会风尚和习俗、人际交往和沟通等)，力图补充和丰富“文革”研究，使之成为“文革”研究的有机构成。
何况，上海城市史研究巳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且成果斐然。但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二十世纪前半段，这就反衬出建国以后上海城市史研究的欠缺和困惑。尽管其间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问题，上海城市史研究不断向建国后沿伸则是不容置疑的趋动。尤其落实于“文革”时期――凸显上海的重要地位和典型价值，如中国最大的城市，其经济、商业、文化的影响及“全国保上海”；中国唯一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的地方与上海人的特征等――正是以此为立足，本课题凭借“上海‘文革’”为时空坐标，以“社会生活史”为铺展内容，力争为当代上海城市史和“文革”区域史研究树立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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