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年华：风沙的春天

tuffy05 · 发表于 2010-2-2 15:29:15

作者：金色年华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风沙的春天
　　
                        一　　
　1967年3月2日　，是天津汽车运输七场的两千多职工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早上7点多，天还没亮透，空气在清新里透着严寒，两辆装满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的军车就开到了场里。前两天就曾到场宣读军管会《通告》的广播车，这时以更大的音量绕场广播。这情景极大地震动了刚来上班的内外勤甚至不同派别的职工，人们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悄悄的议论纷纷。　　
我依然住在场里，由于天凉也就刚起来不久。但很快就得到立即去场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的通知。走进办公楼时我发现几乎两步一岗的站满了持枪的士兵，他们都如临大敌，表情异乎寻常的严肃。就在和他们擦身而过的时候，我又发现这枪非常新，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式。几乎从一上学就喊着解放军叔叔长大的我们，惊讶地看见了比我们年轻的战士们冰冷地脸色……　　
     会议室已经空前地挤满了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起码包括了全厂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甚至也还有来厂串联的学生。但是会议由军人和绿军装的人来主持。看看人到齐了之后，一位戴眼镜的绿军装马上宣布开会，随即一位军人就宣读了以下的决定——　　
　　
天津八二五红色造反团这个组织有些活动是违背十六条和军管会1—3号通告的。为此宣布梁宝山、陈风雨、何少然、苏先宏、宫虎等五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对你们所犯下的严重错误，立即写检查公布于众，底稿交来场　　
部队人员；　　
2.把你们所抢来的东西，归还原单位；　　
3.把打人的凶器、罪证立即交来场部队，一律不得转移和销毁；　　
4.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和监督，并认真地向革命群众做出地交待；　　
5.不准你们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更不能转入背后操纵和地下活动，对于揭发批判你们的群众不准打击报复；　　
6.你们所把持的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立即交给革命群众；　　
7.你们这个组织是不受欢迎的。　　
对于以上7条的违犯者从严处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908部队　　
                                  　1967年3月2日　　　
这似乎晴天霹雳举动，使人们不由得回想起自2月以来的种种迹象：首先是已经返校的天津大学八一三串联队，又重新到场，而且增加了人数；接着他们醒目地贴出了题为《彭真和谭力夫》的大字报，中心是影射我们以批判谭力夫为名，而在继续执行彭真的阶级路线。由于出身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大问题——凡是造反的必然“出身不好”（这和对立面保卫部门掌握每个人的档案有直接关系），造反就是“右派翻天”的舆论市场很大。作为针锋相对，我们总部还搞了一场阶级路线讨论会。我在会上即兴作了一个观点鲜明、语言犀利的发言，是以谭力夫的讲话风格来反驳谭力夫的观点，会场反应极为热烈。为扩大影响，事后有人还抄写了大字报并刻写了传单。然而，这并没有彻底扭转2月下旬以来的特殊气氛。随着军管会的广播车突如其来的开到了场里，每日绕场数周地反复地播放《通告》，人们就都感觉到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特别是到了2月底那两天，对立面突然贴出了内容有震动性的大字报——说我写过“五项反动纲领”。等我要求他们拿出证据时，可又一声不吭了。形势一触即发。到今天，一切都明了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3.2事件的发生固然有所谓“二月逆流”的社会背景——全国各地有许多群众组织就被宣布为“反动组织”，遭到更为严重的镇压。但是军队最终介入我场运动还是应场内一些人的求救和请愿，并且是在接受了许多书面材料后才做出决定的。“不受欢迎的组织”显然是比“反动组织”留有不小余地的提法。　　
再回到会场。当时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宣布之后就一下子走到了前面，找到了那个主持会议的戴眼镜的——后来知道他是公安局的代表，属于“公安造总”吧。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们的决定有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有没有接触最基本的事实？他没有想到有人会这样质问他们，转而问我是谁？我回答了之后，他立即转守为攻地说，陈风雨啊，还不赶紧把你的“反动日记”交出来！我随即反驳说，说日记是反动日记你有什么根据？再说，它也早被你们信任的人抄走了！虽然他的杀手锏没有奏效，但是“七条决定”还是很快地执行了——被宣布为“首要分子”的五个人立即失去了人身自由，然后分别被分配到敌对的组织进行监管。　　
面对着场会议室里发生的一切，我们派里的许多人都集聚在场院里，很多平时根本不戴袖章的人，这时却醒目地带上了鲜红的新袖章。然而大家无言的抗议示威并没有改变和阻止会议室里发生的事情。　　
我“非常荣幸”的被分到了“大方向战斗队”——这个从名字就心口不一的组织，人数不多，可能量极大。不到七八个成员基本上是因反对八二五受到冲击的党政干部。而负责人就是文革以来一直以整造反者黑材料为本业的政治处副股长廉宝玉。前面在《亲与仇》里说过，对于我们不仅使她失去了“学习聂元梓”的机会，而且还被打成“保皇派”恼怒万分、仇恨万分。所以整理甚至捏造材料把我们置于死地，是她最大的事业。把我的日记篡改后定为“反动日记”，并在撰写批判稿后装订成册的原作者是她；亲笔把我写过的几句话经过连接、捏造、删改后定为“五项反动纲领”的也是她；运动初期场里把仅仅写了大字报的我定为“极右分子”的专案材料是她写的；后来送我到军管会报捕的材料作者也是她。也许我终于没能被置于死地是她人生事业的最大遗憾。当然除去我，整到其他造反者的材料她也是妙笔生花的。如今，把我交给了他们来“管制”，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在他们的队伍里还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打手”王来祥。此时正好成了我的“看守”，加上我们又都住宿舍，他对我的“监护”就成了“全天候”的。对于我这个“首恶分子”不仅平时恶语相加，而且动不动就连推带搡。尤其在夜深人静之时，他还特别擅长到我们宿舍外面“听窗根”，如果听到我“新的反动言行”和别人对我的“包庇”，那它就有了立功的新材料。至于他为什么如此，《亲与仇》里说过，这里不再重复。很不幸，我就这样在这“一文一武”特殊关心下开始“接受群众的揭发、监督和批判”。　　
除去几次声势较大、实质内容较小的批判会以外，我们还经常被叫到较小的范围接受“围攻”式的“帮助”。一次我被叫到了天大八一三的办公室时，一个年龄显然比我大的“同学”，逼问我和场里的伙伴去看什么电影？我回答，是《伟大的公民》和《斯维尔德洛夫》没有想到这个也带着眼镜的学生，厉声喝道，看斯维尔德洛夫不就是为了夺权吗？!并随即一把把我的眼睛扯下扔掉，镜片立即被摔得粉碎！余秋雨在《借我一生》里曾提到文革中学生还是比较好的，问题出在某些工人身上。但是我的经历想说得是，情况也有例外。就在我失去了眼镜，视线模糊地离开了他们的办公室时，居然得到了他们的传单。这份题为《告全场革命职工书》里开篇就是“七场革命运动的障碍———陈氏王朝的末日已经到了！”读后我心里黯然一笑，他们也太抬举我了。　　
此后，在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被软禁、查抄、打骂、挂牌。从另一个角度体会了文革。面对着钢枪下面的压力，心里不能说没有恐惧，但是更多的却是压抑和屈辱，真没有想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干革命”竟会落得如此结果？就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写完了实在没有可写的“交代材料”之后，我突然羡慕起那些“两耳不闻身边事，一心只干技术活”的同事了，而且带着温暖回忆起自己刚来场学徒时跟师傅一起干扳金活的日子。那是多么平静的时光啊！　　
这时我感到在场里似乎成了“异类”，一般的冷淡不说，确实还有许多人看见你连躲都来不及（这里不否认也有人弄不请你到底是什么问题，但是更多的成分还是怕受牵连）。那种似乎自己真的有罪的孤立感，使我产生了平时永远不会有的感觉和体验。后来看到了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在主人公格利高里变成甲虫后亲人们的逐步疏远，和迪伦马特的剧本《老妇还乡》中男主角伊尔被孤立后连儿子也无法亲近的逼真描绘，我真感到了大师的力量。他们发掘并表现出人性中的弱点和孤立无援的特殊处境。现在回到场里，尽管许多人疏远了，可近看目光里还带有着同情和怜惜。还有的人趁人不在，就悄悄地和我打个招呼。最使我感动的是我们一起到场的一个女同学，在车库的拐角，她急切地对我说出来一定是想了很久的话——只要不是你做的事，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要承认！那些（指其他“首要”）人都比你大，你要小心呐！看着她那通红的脸，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可表面还很丈夫气地说，没事，我会分清是非的！后来再见到她的时候，我就托她给姐姐送纸条了。应当说，如果面对着压力和欺侮你还有一种抗争的本能的话，那么对着同情和理解，你到说不定会掉下泪来。一次一个女技术干部（并非一派）很若无其事地（就在此时）和我聊了起来，她并不赞成我们派的观点，甚至对我也提出了好几项批评，但是这和当时的形势和场里不少人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截然不同的。就是说她的话里尽管埋怨、尽管责备，可还都是同志式的。对于她在军管会已经表了态以后，还那么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感到出奇地惊讶和佩服。　　
于是我立即从内心里感到了她是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人，随后竟然冒出了这么一句，明天在食堂里要开我的批判会，我请你参加好吗？——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邀请，虽然她没有明确地答应我，可是我觉得她理解我的心意——那就是在狂风暴雨的摧残中想找一小块心灵的避雨地。那时我是多么渴望同情和安慰啊！第二天批斗会准时召开，我没有看见她出席——也许她觉得这是一个使她为难而对我无益的要求。会议的大呼小叫并没有使我感到畏惧，可是一个沉痛忏悔的声音却使我意外了——那时我们派的最后一个“首要分子”对我的揭发，他说痛心极了，后悔极了，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我对他的蒙蔽！看着这个长我六七岁，而且有了两个孩子的“受蒙蔽者”诚恐诚惶的样子，我心里真有些恶心的感觉——你三十来岁的人是那么好蒙蔽的吗？好像是他的态度使他当时就受到了优待——获得了坐到群众中的位置。半年以后我们平反了，他又很诚恳地说起了自己原来的表现“确实是害怕了”。我想你怕了就揭发我，我要是也怕了去揭发谁呢？听了我只是苦笑了一下而已。　　
后来的一天，那个对我有同情感的女同学居然给我带来了姐姐和姐夫写得短信，其实就一句话——有毛主席在，你打不成“反革命”！　　
可事后听说姐姐和姐夫去了军管会上访，得到的回答是——“他们目前不会是敌我矛盾，如果是就会被抓起来了。”这时已经到了四月份，月初颁布的中央军委“十条”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形势应是比较乐观的。可当时已经被封锁的我，是无法得知这一切的。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有人表现得毫无畏惧，这就是我们派的柏秀山师傅。这时只要是在院子里碰到我，他就异常亲切而且故意高声和我打招呼，甚至好像要故意引起人们的注意似的。他是老党员、老劳模，也是“几代红”，是没有人敢“找寻”他的。他的坦然无畏，真使人觉得就像后来的李玉和那个形象。它是八二五的核心成员，尽管文化不高，也谈不上足智多谋，可他的正气和豪气还是使许多人服他的。可惜后来也一直无缘和他见面，如今他去世起码十几年了。假使有机会再向他敬上一杯酒的话，我是甘愿花出一个月的工资的。由他也使我想到宿舍里的同伴春林，由于出身的关系是他不可能像柏秀山那样为我“拔创”，可是他更理解我心里的苦衷。屋里以前就有一个红木小匣子，有时会装上一些点心——无论谁买，但往往都是我从文化宫或是业大下课回来吃，可也并不是每吃每有。然而到了三、二之后，看到我明显地吃饭不香，于是春林就开始常买常换，每当我吃到这平时也不常见的糕点时，就特别感到他的心意。吃得也特别香甜。　　
　　
                                                             二　　
　　
我每天除去参加对我们的批判会，剩下的时间就是写交待材料。由于自认为没做什么亏心事，材料写得倒也理所当然，最多不过是说自己“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紧，阶级觉悟不高”之类，绝没有任何低头认罪的表示。在对我们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后，迎来了一种类似“相持”的局面——就是整我们的人既无法将我们一一定罪；我们也无法推翻那强加在头上的“七条”紧箍咒。对此我感到非常的苦闷和无奈。　　
在这段时期，廉宝玉们也感到三.二带来冲击的已经淡化了，特别是针对我“不服罪”的态度，找来王来祥要他加强对我的“监管”。王来祥如领圣旨，立即加大了对我的监管力度。除去平时横眉立目的幅度加大，动不动就借机动手推搡外，还逼着我去开会之前举着他制作的牌子——上写“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风雨”一片狂草，要我到场院里就举着它。与此同时，他更增加了宿舍监视我的时间和次数，总想在我和宿舍伙伴的“进行反革命串连”时抓个“现行”。可他的勤来勤往，也遭到了其他人的厌恶和反感。我们宿舍里的老大哥一次晚饭后见到他就不咸不淡地说了句，来祥，看你最近还挺忙，有奖金吗？弄得他也哭笑不得。　　
由于王来祥的“勤勉”，我们宿舍也就成了我的禁闭室，这恐怕也是其他“首恶分子”都没有的恶劣处境。所以想抓机会回家就成了我的一个大心愿。可如何出去呢？后来一阵宿舍里就我和董有荣两个人住，一个晚上我直接了当地对他说，你相信我是反革命吗？他立即回答，那怎么可能呢！虽是朝夕相处的同伴，可遇到了三.二镇压这样的变故，人们还都是需要互相重新认识的。他的明确表态，使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看来那闪亮的钢枪并没有在我们中间划上界限，而同宿舍的人这样更是难能可贵。由于心里沟通了，我们便想出共同的办法对付王来祥，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说话不能让他听见。但是声音多大为好呢？我们商量好了一试：就是我一个人在屋里自言自语，而由他去宿舍的窗外去听，以听不清楚内容为准，确定声音的高低。别说，这一招还很管用，那以后我们谈话交流的时机就多了，我通过他也了解了场里的动向，而一次也没有被王来祥发现。这以后的一天我就把要回家看看的想法和董有荣说了。他说你离开宿舍没有问题，可是你怎么出场不好办。想来想去已经12点都过了，估计王来祥已经睡熟了。这时我看到了我们的后窗户——它直通场外，而且只有几根不粗的铁条拦着。好像受到了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以后改名《红灯记》）剧情的启发，于是我们决定把窗户上的铁条扭开，没想到铁条很软，很快地就被扒开了一个可以钻出人的洞来。见到了这个洞，我们都很激动，随即又出现了仿佛王来祥突然赶到的担心。于是我们决定就这样地等一等。大约等了20来分钟，董有荣抽完了两颗烟，最后他一扔烟头坚决地说，走吧！那个混蛋来不了了！好！我登上了床前的柜子，他又扶了我一下说，快去快回！这里有我呢！我噔的一声从窗户上跳了下去，从上到下也有快一人高了，落到地上差点没有崴脚，可是也顾不了疼痛。就飞奔着回家了，到家时估计已有两点钟了。为了不给家里和邻居带来干扰，我没去家门，而是直奔我家后窗户的一条小胡同。只喊了几声，父亲就答声了，我只简单地说，爸爸妈妈我没有事，请你们放心好了！你们还好吗？说到这里我有些哽咽。还没有听清他们的回答，我就说得走了，因为我想到董有荣的处境。随后我又噔噔地跑回场去，这一去一来，而且横跨海河起码超过一小时。到了宿舍的后墙，等董有荣有把我拽进了屋里。进屋一看，一地都是烟头。他沉稳地对我说，你运气不错，那个混蛋今天很老实。一趟也没来。说着，他又不大费力地把那个变了形的窗户铁条复了原。睡着起码三点多了，醒来时已经大天大亮了。在人们对文革的回顾中，“牛棚杂忆”已经成千上万了，但是像我这种被囚禁的又有多少呢，相信绝不仅仅是我一人。可是写出来的却是凤毛麟角了。　　
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几乎三天两头刮风。从轻微的暴土扬场到严重的飞沙走石，我们几乎感受不到任何春天的妩媚。虽然我们知道此时白杨的丫杈泛绿、迎春花也正在绽放，可是由于被囚禁在场里，竟然无法看到它们。尽管我们一直深信，眼前的一切荒谬和不平终究要过去，就像这场风沙一样。但是我们也清楚，当风和日丽的日子来临时，就到盛夏了。这样我们的生命里就失去了一个春天。屈指算来，从1966年到1970年（包括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送进军管会的1968年，但不算抓五. 一六分子的1971年）我起码失去了整整三个春天。后来读到了海明威回忆录《流动的圣节》里的一段“你知道春天总会到来的，冰封的河水也会再度流动。如果阵阵寒雨下个不停，竟逼走了春天，那就像一个青春少年无缘无故被害死一样。”真是说不清的亲切和伤感。不过区别在于：毁灭他春天的是几场自然界的“寒雨”，剥夺我春天的是可恼的政治风沙。这就是我的青春记忆。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这次“反复”虽近严酷，但是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帮助你看清你平时永远不可以看清的人和事。一些普通人那善良、同情和勇敢的心，帮助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使我终生难忘；然而同时，一些造反者在压力下的变形和出卖，也使我看到了人性的怯懦和卑微。这一切，都是生命的代价吧。　　
　　
                                                三　　
　　
到了四月中旬以后，形势也向天气一样变得平和了，那个三月二日的剑拔弩张似乎已经很遥远了。然而，这不过只是一种感觉，后来了解到，我的“反革命罪行”已经廉宝玉们最后加工，送到了军管会报捕。然而，大的形势毕竟有了变化，在中央军委“十条”指示的落实过程中，在我们派不少同志到军管会一次次地上访中，我也听到了“七条”决定不久要取消的传闻。而且一天比一天真切。　　
　4月26日　，我们车间的王凤祥和高文珍举行了婚礼仪式，他们二人不顾一切流言蜚语坚持请我出席。致使我的出席成了那天仅次于他们结婚本身的新闻。记得那天有小雨，我也特意换了一条新裤子。开始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熟人，我还有些犹豫——不知道每个人的心里究竟怎样看我，这段时间里场里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的我的《反动日记批判》毕竟会产生影响的。我清楚，要向普通的工人解释谢洛夫不是“苏修画家”是不很容易的。可是，到场大多数人的亲热，还是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也许是形势的影响，我清楚记得的曾经对我有过“扭脸”的师傅又重新露出了笑脸。这个婚礼使我感到很温暖，特别是有人还趁着热乎劲，要等我的“好消息”的时候，更使我有了难得的开颜一笑。四十年过去了，偶尔地也还会回想起那个雨天的感动——可是婚礼的男主人公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上个月，我和女主人通了电话，还说起了他们的婚礼。已经身兼奶奶和姥姥的她依然豪爽如初。　　
这次婚礼亦如一次美好的前兆，只两天过后形势就彻底改变了。　　
　4月28日　的早晨，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代表再次到我们场，依然在两个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次召开了“重要会议”，我再次被通知参加。可发现会场里没有上次人多，会议很简单，就是由军代表宣布“撤销七项决定”，但是令人不解地还说“当初宣布也是正确的”。这个不合逻辑的决定里显然包含着不可言传的政治内容。尽管如此，这个决定还是给我们以“解放”的感觉，当时在会场里就有人向我们祝贺；而前两个月里对我们恨不得置于死地的人立即有了一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沮丧。廉宝玉没有出席会议。天大八一三“工作队”也没有出席，也许他们又到别处抓“反革命”去了。　　
说到了天大的学生，也不得不提到支持我们的大学生，那就是河北大学的学生。在那难忘的八.二四会议上，那位姓范的学生的支持也至今使人难忘，后来了解到他们是八.一八派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三.二被镇压的后期没有撤销“七条”时，场里就见到了“坚决和八二五站在一起”的大幅标语，落款是“河北大学井冈山”。　　
四.二八以后他们和我们的来往更是密切。于是面对这在学校势不两立的河大学生，我们倒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以致到了社会出现联合势头的时候，我就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的刷出了“衷心希望河北大学两派革命同学联合起来！”的红色黑体大标语。这确实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当然也会使不少不明就里的河大学生感到莫名其妙。　　
天气说热就热起来了，中午的太阳都有些烤人了。再回想那春寒料峭的三月，已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场里一切“就绪”，人们也都继续“抓革命，促生产”、打派仗。我们派依然是场里的第一大派，而这时正是全国的文革“高潮时期”。天津市也出现了反对主流派（五代会）的组织“大联筹”，这些比我们造反晚得多的许多组织的联合，此时迎来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其中最活跃者到了转年就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整肃），并积极邀请我们参加。这时我们内部对此却产生了分歧。这在于许多人对于“一反到底”的质疑。尽管如此，但助威式的游行我还是参加了一次。而这又被到场的驻军不动声色地看在了眼里，为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留下了伏笔。　　
在这种形势下，继续上访争取“彻底解放”也成了我们一件经常的、持续性的任务。我也参加了这个队伍，并且把自我辩护的材料交给了军代表。他们的态度也明显地和我们亲近了起来，甚至军代表田爱义还看了看我正在学的《斯大林选集》。而更使我感动的还是在7、8月间去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参加的一个会，好像参加会的都是天津一些有影响的地区和行业群众组织的头头，其中不少还对天津驻军有抵触情绪。我是和董宜德一起出席的会，看得出来像我们这样的单位组织还是不多的。开会了，我只记得会议主持人郑三生，拿着电池话筒，和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望着这位面容沧桑的老将军、天津驻军的最高领导，他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出口，真使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那平时宣传的“军民一家、上下一致”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几个月前的委屈一霎间就冲淡了好多。　　
在这段频频的上访期间，也还有人（我们上级运输公司的群众组织）就我的日记问题上访了中央文革。详情我已经在《公布于众的日记》一章里叙述过了：简单地说就是工作人员认为根据拿来的“传单”材料，还算不上“反动日记”。但是也认为作者“思想落后，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但要看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个“走访中央文革”应当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答复的态度是明确的，语言也是客观的。而且关键还在于接待的单位——“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是具有“无产阶级权威的”。对于这个上访是否属实，人们都清楚，因为还没有人敢于冒充“中央文革”假传圣旨的胆量。然而，它也没有起更大的、直接的作用，原因是我的日记还被扣在场里没有发还，而驻军又是默认这样做的，看来他们觉得还不到给我做最后结论的时候。　　
但是，我们派的上访最终有了结果。在当年9月军管会派人两次来我场做检查，承认　3月2日　行动的错误。　9月6日　的第一次检查就提到“八二五造反团是一个比较老的革命造反组织，。我们宣布的七条结果使八二五造反团几乎被压垮，受到了严重的压制。”检查而且提到“军委十条下达后，我们在　4月28日　撤销了七条。但由于对我们的错误认识不足，未作深刻检查，反而说原来宣布七条是对的，现在撤销七条也是对的。混淆了是非界线。”而在最后还表示“我们坚决支持八二五造反团的一切革命行动！和八二五造反团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对比一下钢枪闪亮的　3月2日　，真的是两个世界了。尽管如此，这个检查居然没有得到通过，半个月后，　9月19日　，他们再次作了检查。检查里明确提到“宣布八二五是不受欢迎的组织，剥夺了梁宝山、陈风雨、宫虎、苏先宏、何少然等同志的民主权利，对他们围攻、批判了一个多月，这一错误行动，严重地打击了汽运七场的革命造反派，打击了一些敢说敢闯的闯将。”最后检查关键地提到了“我们的具体错误是很多的，从根本上说我们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样，检查获得通过，我们认为“态度诚恳，是自我批评的模范”为此还送了大字报，以示表彰。　　
三.二事件的阴云在九月的晴空里一扫而尽，八二五又似乎到了扬眉吐气的日子。但是随着形势的新发展，进一步的大联合开始了。　　
一个被摧垮的组织很快地恢复了生气，但是在这场冲击中受到内伤的人，未必可以说起来就起来。特别是像我这样在日记、“纲领”加之家庭等许多方面反受到复攻击的人。那些悬浮在头上的罪名不仅使亲近者产生距离，而且还使我成了场驻军暗中注意的对象。只要形势一变，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对于被怀疑者采取严重步骤，目前只是时机不到罢了。我深知自己处境的危险，也更知道驻军的作用。时刻想和他们进行深刻的交流，但是先入为主的他们多为敷衍搪塞，无意深谈。就是我八月间去丝织厂学习支左模范“北空司”的举动，也被他们认为是对本场驻军的“不敬”。于是一切努力只好作罢。至于在组织内部，我一直希望最好由组织出面，来向公众澄清事实，把那些诸如“反动日记”、“反动纲领”等荒唐可怕的罪名洗清。这不仅在于还个人清白，而更重要的在于可以拔去对组织有巨大破坏作用的“定时炸弹”的引信。可惜，我的努力依然收效甚微。负责人们当前的精力已经完全注意到大联合之后的权力分配了。他们觉得有了过去的摸爬滚打，更需要目前的纵横捭阖。“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其余的，都缓缓再说。　　
这样，我就在一种阴郁的、焦虑的气氛中，迎来了新的一年——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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