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大跃进”运动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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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研究的新进展

李伟 　　 2006-12-29 16:51:27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1．关于“大跃进”运动的起点

“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大跃进”这一口号源于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运动开始于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薄一波认为，“1957年9—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就使得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不仅有了路线指导，而且有了具体的奋斗目标，这样就和当年反右、整风后造成的群众积极性结合起来，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开始。陈明显教授亦同意此说法。谢春涛也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终点是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它是“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的标志。

另一种观点是：“大跃进”运动开始于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认为“大跃进”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产物，而总路线在党内是1958年5月八届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此前不可能有“大跃进”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各类出版物也多明确采用此说，如盖军主编的《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简编》，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均采用此种说法。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958年8月的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是“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的标志，因为在这次会议以后全国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高潮，这一观点基本综合了以上两种观点。

2．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分期

对于“大跃进”的整个过程，薄一波认为“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分为两个回合：我们现在讲的1958年‘大跃进’算第一个回合；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为第二个回合。”金春明分为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和“继续跃进”；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三大段。这是从几次高潮的角度来分的。与此不同的是，大部分学者们认为运动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到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由农业大跃进过渡到钢铁“大跃进”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这是着手对“大跃进”错误进行纠正的阶段，但这种纠正是在“左”倾指导思想的框架中进行的。第三阶段，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期到1960年底1961年初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这是“大跃进”运动继续发展和结束的阶段。

3．关于“大跃进”运动的起因

　“大跃进”运动的起因是复杂的，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因素。学者普遍认为：一方面，朝鲜战争后，中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境地。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的紧迫感，要在战争来临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不能按部就班以一般的速度前进，就必须有一个打破常规的经济建设的“大跃进”。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冲击着中国，对运动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中国在破除了对“斯大林模式”的迷信后，人民的建设热情更加高涨。中苏两党关系的非正常发展，又刺激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也隐含着超苏的动机。

　 主观因素。薄一波认为：“第一，把建设社会主义，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第二，只怕冷不怕热，只反右不反左。第三，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第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第五，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李锐认为：“我们仍然承袭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追求放在经济首位，这是为主的东西。”谢春涛认为：第一，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与遭受包围封锁的现实。使党的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

客观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尽管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1957年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3美元，而美国为2331美元，法国为1304美元，苏联为612美元。百年的积弱积贫，百年的屈辱历史，在中国人民心中蕴藏着一种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热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成为“大跃进”运动的群众基础。加上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共领导人的雄心壮志，直接孕育了“大跃进”运动。

体制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的政治倾向，也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出现许多弊端。有学者指出，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领导体制缺乏必要的可靠的监督机制。三是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端，导致党内民主作风遭到破坏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谢春涛则认为：第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第二，民主制度的极不健全；第三，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认为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的原因。毛泽东也注意到了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想进行改革，但当时的改革服从于“赶英超美”的宏伟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完全依赖于政府所主导的政治运动。

　但是，在这里不要过多指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过政治高度集中、经济体制僵化的问题，但那里并没有发生类似“大跃进”的灾难，可见“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也不单是体制的原因，还有其它更主要的原因。

社会心理。“大跃进”前夕，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全国性“急于求成”、“赶超冒进”、“左比右好”、“个人崇拜”等特殊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许多学者从毛泽东的性格进行分析。郭德宏认为：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看到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于是提出中国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向全世界公布后，给毛泽东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总怕完不成。于是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这种心理和运动相互纠缠，即越着急就越要求快，越要求快就越着急。1958年的毛泽东已是65岁的老人了，人越到暮年越感到时间紧迫，使命感越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完成任务只能是“只争朝夕”。

　 有人认为，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大跃进”，只有毛泽东也不会有“大跃进”。毛泽东对运动起了主要作用，但也不能夸大个人的因素，因为这是一场全民的狂热，对此后果负责的恐怕是我们整个民族。

　 总之，“大跃进”的发动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4．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特征

　 理论上，“不断革命”理论是“大跃进”运动的思想渊源。毛泽东认为，“不断革命”意味着农村革命的持久性，1958年与1927年相似，农村是进步和改革的发源地，革命创造力的真正源泉在于农村，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只有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来完成。在实践上，它直接目的是“超英赶美”。用革命冲击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并在此过程中试图过早地改变生产关系，向共产主义“过渡”。整个运动处于普遍的非理性状态，呈现出一种浮夸、急躁、冒进的状态，一种对发展阶段的超越。集中表现出了空想的灵魂、家长制的驱力和运动的躯壳，精神力量的绝对化和最广泛的群众参与。具体来说，在生产力上，追求高速度，即所谓“一天等于20年”；在生产关系上，强调“一大二公”，即越大越公越好；在方法上，大搞政治运动，用大辩论、大动员、大批判开路；在指导思想上，忽视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

　 5．关于“大跃进”运动的评价

　如何评价“大跃进”运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大跃进”运动是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悲剧性探索。造成了思想上的严重混乱，破坏了党的建设，中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耽误了8年时间，痛失了发展的大好机遇。据估算，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左右，有的地方还造成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对于这个灾难，1978年前一直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1978年以后，特别近几年来，也有学者认为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大跃进”中的人为因素是造成灾难的惟一原因。陈东林认为，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失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来看，决策错误影响大于自然灾害，灾难的出现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国的大饥荒又引发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饥荒人口学理论表明，饥荒之后出生率便立即上升。由于人们担心再次发生饥荒，在大自然的灾祸中幸存下来就要生育以传宗接代，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1962年至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逐渐爬出低谷，我国人口果然呈现出来势迅猛的“补偿”增长态势。据统计，在此4年间，我国人口的年平均出生率高达39.35‰，其中1963年达43.37‰，为1949年以来的最高值；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33.33‰，亦为1949年以来的最高值。

　有学者指出，“大跃进留下的是一份辛酸的遗产。”在造成国内遭到严重经济危机的同时，又面临一个日益险恶的外部环境。

　 在“大跃进”这段岁月里，在一些地方，漠视科学、编造谎言，许多假、丑、恶的东西以赤裸裸的形态表现出来，人性的缺点和弱点暴露得淋漓尽致。吹牛成了浪漫主义的舞台，夸张成了乐观主义的体现。

“大跃进”运动彻底破坏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权威，传统意义上的村庄逐渐解体。“国家力量笼罩一切，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以‘大跃进’和放卫星的方式释放出了大量能量的同时，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也有许多学者从另外的角度分析。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把大跃进描述成一个仅由极左政策造成的灾难实在过于简单，以致歪曲了历史经过。这一说法无视水利、乡村工业和资本化副业三方面的巨大进步，而这些正是后来乡村发展的关键。”薄一波认为，“首先应当肯定：毛主席发动‘大跃进’，出发点是好的。其次，一些经济指标，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提得很高的。钢产量的指标就是一例。再次，还应当肯定，1958年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点，并且推行某些改革，将管理权限下放，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大方向也是正确的。”胡绳认为“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

　此外，还有人认为：“大跃进”运动打破了中国近百年来单独依靠社会精英来实施现代化的方案，第一次把工农纳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通过工农群众自己掌握现代化技术，紧紧依靠工农“自强”的方式，实现当代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跨越。

“大跃进”以浓缩的形式、爆发式的激情，把中国农村的旧体制推向极端，加速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衰落，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奠定了一些基础。

“大跃进”运动前期所体现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凝聚力，改天换地的精神面貌，高度的政治觉悟，冲天的革命干劲，敢于征服一切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都是永远值得提倡的。那种对社会的激情和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令人感动。这是真实的，而不是作秀。现实生活恰恰需要提倡这种精神。

　 6．关于“大跃进”运动的教训与启示

　“大跃进”在给中华民族带来痛苦的灾难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教训和收获，给人以启迪和智慧。薄一波指出：“搞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反对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不顾客观规律的主观随意性，并不是说我国国民经济就不可以发展得快一些。”李锐指出：“除需要在加强党内民主、政治民主方面去反思以外，更应该研究我们怎样违背了客观规律和为什么会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有学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大跃进”的教训：地方热情与中央的决策；经济发展与国力水平；优先发展与综合平衡；建设速度与经济效益。还有学者指出，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继承而不能丢弃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必须正视错误而不能回避矛盾。研究“大跃进”运动，着重点在于接受教训。实践已经证明，如果没有对“大跃进”的痛定思痛，中国社会20多年的巨大进步是不可思议的。历史告诉未来，吸取它的教训，防止类似于“大跃进”式的悲剧发生，才能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北京党史》 2006年第1期，原标题是《“大跃进”运动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