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七机部文革初期日记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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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顾

（文革初期大事记）

（准备于大辩论时公布）
1966．5．20～1966．9．6

姚××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
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习惯势力。
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
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
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
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
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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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七机部三院卅一所十二室的一名技术员。
家庭成份：职员。本人出身：学生。

1965年4季度
我自怀安、万全农村搞四清回来。不久，三院即开展反浪费运动。
郁文（三院党委书记）和林毅（三院院长）迫于上级的压力，先后到十
二室表态和解答问题。我于1965年底和1966年初就郁、林的讲话，结合
三院令人难以容忍的浪费罪行（包括经济、人力、时间）以及三院的指
导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工作等等方面内容，两度写信给国防工办和党
中央。要求他们前来对三院进行调查与整顿。第一封信送至中共中央军
委秘书处，第二封信送至中共中央办公厅。随第一封信送上的还有三院
政治部编印的“情况简报——积压浪费事例选登”。其中积压与浪费之
统计数为一千二百万元！！这在当时简直像天文数字一样令人震怒。
在这前后，我室也有人给国防工办和七机部就反浪费运动问题写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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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0日至6月初
文化大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一切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巢穴。
斗争的矛头明显地指向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权威，指向反毛泽东思想
的一切上层建筑与领导集团。三家村、北大、前北京市委，是阶级斗争
的活样板。
可是就在此时，三院卅一所竟提出四个学究式的讨论题让大家讨论，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内容：①文革是否可以理解？②文革是否是小题
大做？③秀才能否造反？④文革与我们单位有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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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6日
卅一所政治部主任陈国维来十二室，传达所谓“总理的八条政策”。
完后，陈说“文化大革命，生产不能仃，生产一仃，就是上敌人的当”。
又说“不要都怀疑，不要觉得都有问题，基层单位基本都是好的，不要
谁都不相信”。“大字报可以贴，不过要看准了。要是你能像北大那样，
一张大字报揪出一伙来，也算你有很大的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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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7日～9日
十二室一反既往，党支部接受卅一所指示，突然把几乎所有的人，
除病号与特急任务外，史无前例地下放到基建部劳动，为期二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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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0日上午
我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几个问号”，新楼三层轰动。据一个原
在所文革办公室的人说：“几个问号”轰动了院、所领导。从此我被
“当成了重点”，保卫部门挂了号。
“几个问号”的主要内容：
①为什么指导员不积报参加文化大革命？
②为什么要在文革到来期间下放大批人员？
③陈国维的“生产不能仃”是否是七机部的所谓“科研第一、专
家之上”路线的翻版？
④七机部、三院的一切令人痛心、却无可改变的局面，是否与本
单位的灵魂、路线无关？与每个人特别是与那些举足轻重、执掌大权
的领导们的灵魂、路线无关？
⑤从过去到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室、所、院、部，好像也有一条
线串着。这线究竟是红？是黑？还是半红不白？
⑥这次文化大革命在我们这块当代之“世外桃源”的结局，究竟
会是如何？最后驳斥了陈国维“不要都怀疑”“要看准了”的谬论，
并表示自已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决心参加文化大革
命。
大字报的署名是姚××及一群同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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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0日下午
卅一所党委书记秦国才首次向全所动员。秦说这里有黑帮黑线。
原因是：①旧习惯旧文化的影响；②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每时每刻在
产生新的资产阶级；③科技队伍迅速扩大，反党分子混入我部；④
部份干部蜕化变质，贪图安逸。黑帮黑线表现为：①书写反动标语；
②偷听敌人广播；③欣赏批判电影；④说这里不民主自由；⑤要求
与美国达成协议。报告中只字不提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敌人；只
字不提抓政权、抓要害、抓这儿的路线方针、指导思想；只字不提
领导要带头揭发、引火烧身。
会上，陈国维在回答为什么前一阶段运动冷冷清清时说：党委
对“文化”两字的理解不一。在回答“给领导贴大字报算不算转移
目标”时说：“如果这个领导是牛鬼蛇神，就不算转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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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0日晚～11日早
全室分组讨论秦的动员报告，意见一致，认为“文革”必须抓
要害、抓政权、抓这里的路线、方针、指导思想等大是大非。下面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也要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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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1日～12日
全室大字报的方向完全一致，齐声质问部、院、所、室领导，
要把运动引向何处？其中有几个党员揭发了付部长张凡和院长林毅
在党内动员会上的讲话，更激起了大家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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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2日上午
我们十二室第三工程组的六名群众主张把七机部、三院的文革
运动的动向，立即汇报给党中央和人民日报社。於是，我起草了电
话稿，并向人民日报编辑部打通了电话。编辑部叫我们把电话稿
（信）当即送去。
信的中心意思是汇报这儿运动的进展，认为方向不对，可能有
黑线黑帮在把运动引向邪路，要求党中央、军委、人民日报社紧急
予以注意。
当我们的一位同志向所财务科要一张月票去报社时，财务科叫
他把信送保卫科检查，保卫科检查此信后，卡住不给，交与张鹏举、
陈国维，并上交到院头头安春华、林毅处，且一下子打电话告诉了
七机部部长王秉璋（！！）
下午，王秉璋来电话说“信可以送”。此段经过，强烈地震动
了我们六个签名者。
受院、所委派，当天中午，以付所长孟勤功为首的“工作组”
秘密地来到了十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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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2日晚
晚饭后，卅一所政治部两次派人来要此信，我们回答：目前大
家意不一，送不送未定。若明天送去，一定会抄一份给所的。来人
回去。
当时大家议定：明天作为反映情况，还是去。信带着，不一定
交。信中的一些较肯定的语句需要修正。
晚约8～9时，正当我与其他两人在办公室讨论修改时，金文有
闯入，即以“组织”“和政治部主任陈国维”的名义，当众强行夺
走信的原稿及修改稿全部。金文有说：“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不
是开玩笑，你们一会儿要送，王部长答应你们送了，一会儿又要改！
现在组织决定，你把信和全部草稿交出来！一页不准少！”并命令
“杜万森，你把这信给我收起来！”我问：“为什么要拿走？”金
答：“等着要用！”“替你保管一夜吗！”我问：“你们有什么权
力这样做？”金答：“这是组织决定！有意见你可贴大字报！”
就在此时，经林毅、陈国维煽动、策划的，四、五室写的来十
二室“抓鬼”的巨幅大字报，正在我办公室的对门张贴着，一大帮
人，闹哄哄地。刹时，恐怖的气氛笼罩了十二室。
深夜，七机部付部长刘秉彦、三院的院、所头头：林毅、刘觉
民、孟勤功、金文有等集会研究了全院三个重点单位： 七0一所一
室、三部三室和卅一所十二室。宣读了我们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和我的“几个问号”大字报，还有一张14个人签名的大字报。会上，
刘秉彦指出十二室的“领导权问题”，林毅指出我们几个爱告状的
人的“有组织活动问题”。
在这前后，卅一所党委书记秦国才曾指出十二室的“敌特活动
问题”“敌情问题”。说十二室是块硬骨头，是借着“红旗”反红
旗。借反浪费运动大反领导，一直告到国防工办。这次巳经告到人
民日报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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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3日
早，我向金文有要回被拿走的信件，发现金巳叫张诚在抄录此
信。抄完后，陈国维与金文有对我说：“信可以送，但是你不能走，
其他签名的人都可以去。”我征求其他签名者：谁还愿去？大家答
都不愿去。我坚持着要去。金、陈回答：“你若一定要去，必须派
人跟着！”我坚决表示抗议！问他们为什么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他们回答：“这是组织决定，理由不能告诉你！”正在争执未定时，
陈、金马上召集全室开会，勒今我慢慢走，先参加室里活动再说！
会上陈国维说：“前两天十二室冷冷清清，主要是方向不明。
大字报无论数量质量，都大大落后。通过这两天来运动的发展，所
里各单位方向是对头的，这儿牛鬼蛇神的脸谱也越来越明显了！希
望大家消除顾虑，迎头赶上！文化大革命搞什么？就是要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哪儿有，哪儿扫！”
讲完后，陈、金派了室大字报编委万泽凤跟我前去报社。
出发前，金文有向万泽凤交待：“姚是重点，现在全室给他的
压力很大，他很紧张，你要注意安全……发生问题后，你可以依靠
附近的群众协助处理。情况你已经知道了，你要站稳立场！”（此
段话系根据6月23日万泽凤叫我核实的准备张贴的大字报底稿抄录。）
人民日报编辑部由孟超卿同志接待了我。她说：“这封信怎么
能叫黑信呢？！”她对这儿的“组织”派人监视我的行动感到强烈
不满。并要进行调查后告诉七机部。关于运动的方向，孟指出：“
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1社论是最根本的政策。运动中必须抓政
权、抓要害，领导必须带头，必须引火烧身，领导的问题搞清楚了，
下面也就好办了。”孟按我的要求，当天下午即把我（们）的信和
情况转至党中央。
由报社回来后，万泽凤即向孟勤功、赵进才、付俊生、金文有
和院里的魏秘书等汇报详情。金叫万“尽快地写出书面汇报！部里
等着要！”
就在这一天内（6月13日）， 全室的人贴我的大字报巳是满墙
满屋。凡是能扣上的、报纸上见过的帽子：什么“黑帮分子”、“
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家”、“别有用心者”、“想
通过上级机关之手置我们领导於死地”等等，都已扣上。凡是可以
追问一下的问题，一个不拉地追问。同一天上大字报的，还有几个
贴过张凡付部长大字报和反浪费运动时告过状的人。
据说部、院领导，连同十二室工作组、指导员等，又一次研究
了十二室的情况。
当晚，我写了一张“回答几张大字报”的大字报，重看了两封
反浪费运动时写给国防工办和党中央的信稿，写了一份“一封给人
民日报编辑部信的始末”。通宵达旦，头痛欲裂，从此落下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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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4日
一早，我再次要求去报社送走昨晚整理好的材料。金文有向院
里请示，许久不见回答。我焦急地在金的办公室内来回踱着。此时
金与付俊生对我焦急的样子竟然放声大笑起来！我气愤地向他们指
出：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为什么要取笑人！希望他们把态度
放严肃一点。金文有立即大声地应对说：“怎么阶级斗争难道就不
能笑了？文化大革命难道就不能笑了？这是大好事吗！文化大革命
抓着了牛鬼蛇神！抓着了黑帮！怎么不能笑！”我冷笑笑地对他说：
“你将来要对这些话负责的！”
约九点多，说是可以去送了。但是必须还得派人跟着。我无奈，
仍由万泽凤跟着去报社。
人民日报编辑部由黄炳钧同志接待了我。我把这些材料交给了
他，并在那儿写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信中再次要求中央对科研单
位的运动方向予以密切注意，希望能够尽快地对运动方向问题作出
指示。送上的七份文件，也当即由编辑部转至中共中央。
回来后，万泽凤同样立即向孟、赵、付、金、魏等作了汇报。
这一天下午，刘秉彦、林毅召见了孟勤功、金文有等人，再一
次研究了十二室。
根据孟、金后来的交待：刘当时指示：
①号召全室人员对部、院、所、室领导提意见。
②如认为方向有问题，可以让大家讨论，可开支委扩大会议。
③要金文有深入虎穴，要与大伙一块儿提，不要脱离，要混在
一起。大字报金都可以签名，金的问题我们包下来。
④所里再去动员。
林毅的指示是：“出个适当的题目，引起大家注意，立争群众
早日分化，向骨干交交底，写上一些有份量的大字报，而后集中批
判……。八室要去支援一下，有点声势。十二室有鬼！”
孟勤功在会上说：“四、五室‘抓鬼’大字报一来，气氛凉了，
热不起来了。各种意见谁还敢说？想要顺着原来劲儿出来，是不行
了。要靠揭才行。”
刘秉彦说：“你们可以想想办法吗！引出来吗！”“十二室的
任务不忙，二天不够，再来二、三天”。
刘又问孟：“靠揭能否揭出来？”孟答：“有信心，有可能”。
刘表示：“放出来比揭出来好”。
刘、林还指示：“要借外面的‘东风’，把十二室发动起来。”
在这些指示下，院、所几次专打电话叫十二室去参观三部、七
0一所、大礼堂、办公楼等地贴领导的大字报。企图“引”十二室
“放”出来。为了不露马脚，打电话来时，叫八室也去看。可是这
样搞了三次，“三次都没成”，群众再也不“放”了。
这一天，仍然是我的“丰收日”（大字报）。根本没有给领导
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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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5日
一早，卅一所党委书记秦国才亲自出马、偕同付所长孟勤功、
指导员金文有来到十二室，召集全室开大会。会上他们顿改十三日
的调子。
金先说：“前两天大家是看风使舵，看领导的意图办事，四、
五室“抓鬼”大字报来了，对领导的意见都不敢提了，揭的过程怕
这怕那。”
孟勤功说：“前两天战斗性太差，没劲，群众没发动。主要原
因是动员时讲得针对性不强。要积极行动起来，扭转局面。要说出
心里话。上面有这么多层单位，部、院、所、室，哪里有就往哪里
揭。”
秦国才最后讲：“我是来放火的。十二室这两天作战不力，革
命的火烧得不旺，打的是灰旗，大字报像放‘礼花’一样，只给看
看。又像‘磷火’，不烧手，不烧纸。”他还说：“大家是在‘敌
人’（指被‘围攻’的我和其他群众）面前当懦夫的‘胆小鬼’，
是‘小脚女人’”！
我在会上要求发言，被允。①我告诉大家，信和材料已由人民
日报编辑部转中央。②念了一封给中央的信。③简单地评述了秦、
孟的讲话。
我讲话时，全室鸦雀无声。
讲完，金文有气呼呼地起立宣布散会，并带头喊口号：“坚决
横扫各个角落的牛鬼蛇神！”一想不对劲，一仃顿、又喊：“坚决
扫掉领导上的牛鬼蛇神！”
自6．15秦、孟、金讲话后，到王秉璋在部直机关号召“炮打司
令部”讲话的传达，十二室再没有贴领导的大字报。截止6月16日，
仅三、四天内，贴我的大字报约40张，占整个运动时期给我的90%以
上，“揭发性”大字报贴完，6．17尚有一张。
大字报主要中心内容为：
①我与领导唱反调，反部、院党委，即“反党反社会主义”。
②我的热爱音乐、艺术的所谓非无产阶级思想与不革命的人生观。
——这些内容主要是根据我在参加四清运动前向集训队放包袱的发言
（原四清工作队指导员透露出来的）以及他们走访与我同时参加四清
的人得到的。有的则摘抄自突出政治学习时我向党交心的记录。这些
内容，在我自已写的并已上交“组织”并存档的“参加四清这运动思
想小结”中更为详细。可是当时的“组织”居然可以把群众向党交心
的内容抛出来，并拿此把对领导提意见的群众打成“反革命”！
在这些日子中，群众在领导的煽动与胁迫下，开始了大规模的互
贴大字报。内容无限上纲，动辄乱扣帽子，完全混淆了二类不同性质
的矛盾。这场混战，深深地伤害了群众的革命热情，破坏了党的威信，
破坏了党对知识份子的改造政策，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
的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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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7日
我针对这儿的“组织”（他们口口声声的自我声称）对我的种种
做法，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再几个问号”。中心内容是：
①允许不允许给报社和中央写信？
②领导有什么权力检查群众给报社和中央的信件？
③为什么我们的信一下子要告到部长王秉璋那里？
④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信？
⑤四、五室“抓鬼”大字报是受谁的指使？
⑥6．13陈国维说“牛鬼蛇神”的脸谱越来越明显，指的走谁？是
不是煽动群众对刚刚上大字报的向上级告状的几个人组织围攻？
⑦为什么要剥夺我的人身自由？为什么要对我进行监视？
大字报最后号召革命同志丢掉包袱、团结起来革命；号召各级领导
起来革命；要求院、所各级组织承认围攻群众、压制民主等错误，保证
以后绝不再犯，并重新动员、重新按中央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由於自已是当事者，是被监视、压制的对象，所以大字报的措词相
当激烈。对于领导强加於我的种种做法，巳经使用了“反革命组织”“
反革命暴力”这样的字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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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8日
上午，我要求去报社送信件、文件，汇报最近几天的运动。金文有
又请示院。一直到十点多。孟勤功到我办公室说：“信可以送。一种做
法，你把信件交给组织，由组织派车派人替你送。要是你不放心，二种
做法，你可以趁车一起去。你要送到哪儿就送到哪儿。如果你不让同去
的人听到你们的谈话，他可以在门外”。我说：“我不劳组织的驾！坚
决要求自已一个人去。这是我的起码的公民权利！要是信的内容涉及机
密，我会按保密途径送上，可是这次全部信件，都是非密的。”孟说：
“派个汽车快点吗”！我仍不答应，交涉了许久，到了快下班时，才算
同意不派车，让我自已去，但是“组织”还得派人跟着，不让我一个人
去！由於时间被拖得很晚了，来不及去北京市里。终於没有去成。
据后来孟的检查，此次要派车替我送信的做法，是请示林毅后与我
纠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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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9日
星期日，写了一份“我们的‘组织’竟要派小汽车替我到报社到中
央送材料”，准备第二天也带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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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0日
一早，仍在万泽凤的监视下去人民日报编辑部。在那儿，我根据三
院的运动进展，再一次写信给党中央。此信连同“再几个问号”大字报
稿、“6月15日秦、孟、金三位领导讲话记录”以及“我们的 ‘组织’
竟要派小汽车替我到报社到中央送材料”等四份材料，一并交编辑部的
黄炳钧转党中央。
黄说：“你也别尽等着中央的回答。你也有事可以做嘛！譬如可以
把这张大字报（指‘再几个问号’）贴出去。”又说：“看你很着急，
但是你自已革命，也要允许人家革命。领导也不是铁板一块的……。”
等等。
回来后当晚，我把“再几个问号”抄出，并把“为什么组织要派汽
车替我送文件”作为第8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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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6月21日至6月25日的另一部份经历略）

1966年6月21日
一早，贴出“再几个问号”大字报。室内人们正在互贴大字报酣战
中。
下午，秦国才召集全所人员开会，作了第二次动员报告。
秦说：“前一阶段对领导贴的不多，下一步要把目标转过来”。秦
叫各级领导要带头揭发，要引火烧身。他也泛泛地说到：“无论什么人
有意见，无论对什么人有意见，都可贴大字报”。会上秦没有承认前一
阶段方向错误，没有承认对我种种限制、做法的错误。我觉得，秦在运
动方向是对上还是 对下的说法，活像6．13人民日报编辑部孟的讲话的
翻版。只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在6．10讲？！ 看来，他们是先叫群众狠整
一阵对领导提意见的人，对他们扣上各种可怕的帽子以后，再来叫大家
对领导“提意见”，看你还敢不敢？！这种险恶的用心，真是很清楚的。
动员大会后，室内的大字报作了整理。我的“再几个问号”大字报
按我的要求，移到墙上。前一阶段贴好些人的大字报都巳起下，而贴我
的大字报，不摘也不盖，集中起来留在走道内。只是有几张实在没有意
思的“追问”不再挂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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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2日
有四个党员联名写了一张“问领导几个问题”的大字报。中心意思
是问领导前一阶段是否在组织一片、打击一片？！是否因为十二室老告
状而把它当成重点，硬要抓出一个黑帮来才称心？！签名的两个是被当
“鬼”抓过的支委，另外两个是告过状的，也是前一阶段被贴大字报的
中心人物。
室里的空气在改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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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3日
为了让群众和领导了解我的思想与工作， 我公布了几乎所有的材料：
两封给中央的信、一份林毅讲话记录、一份6．15秦、孟、金三人讲话记
录……等等。
下午，可能是看到形势的微妙变化， 原先被派来几次监视我往报社
送材料的万泽凤，拿着一叠叙述他三次 “倍同”我去人民日报社经过的
大字报底稿，来叫我“核对事实”。其意图是明显地向我示好。
我见他写着，在6．13第一次“倍同”出发前，金文有对他说的一段
话：“姚是重点……你要站稳立场”（见前）， 我很震惊，用心地记住
了这几句话。
晚上，张诚及搞四清回来的反对四个党员 “问领导几个问题”的大
字报出来了。其中也不忘对我进行攻击、扣帽子。
……
随着时间的推延，他们四个人的“四家村反党集团”的帽子， 看来
也是扣定了。
自以6月17日以后，揭发我的大字报已经不见，另星的还有一篇“评
论”什么的。可是，因为我与领导唱反调是如此大胆明显，在党组织＝
党、本单位领导＝党的思想统治的当时， 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
人物”“黑分子”的帽子，就这样毋庸置疑地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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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7日
大家小心谨慎地写着给现任直属领导的大字报。对于原五支队的一
些“坏领导”和死老虎罗殿英的“斗争”却是十分“大胆”。
我把这些天来运动的发展：6．20的三院的“八条须知”，6．21秦
国才的第二次动员和6．24传达的王秉璋的讲话内容， 写了信准备送中
央。信中，我汇报了在运动一开始，这儿就因我向中央向映情况“告状”
而被当成“重点”的事实。
为争取中央对这儿的了解，我把林毅在十二室的讲话记录也送上。
因为保密关系，我同意保密部门安排，用三轮磨托带上机密文件签
发本，还是在万泽凤的跟踪监视下，把文件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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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30日
为进一步揭发、写大字报，我想拿回送上去的一些材料、信件。不
是有人也在叫喊，要我把“黑信”“黑材料”交出来吗？我打算拿回来
后亦可趁此机会公布一下，进一步的鼓励大家。
金文有不在，我请示室主任刘建邦，要求去报社和中央。刘打电话
请示所里。所保卫科长王书恒说：送上去的文件，一般拿不回来。我说
去要要试试看，万一拿不回来，抄一些回来也好公布。刘第二次请示说
我一定要去。王答：文件有机密内容，必须两个人去。我说材料为非密
的。刘第三次请示。王答：也不行，因为材料密别未定。我说：如果我
什么都不拿回来，什么也不抄，什么也不送，就只到报社去反映这儿的
运动情况，你们让不让我走？！刘笫四次请示。答：“还是不行！因为
我们是国防科研单位，现在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人不准外出，外
出必须有人跟着！”我说：要是我在城里有个家，星期天要出去办事，
还让不让我走？！刘第五次请示。最后的回答是：“不行！必须由组织
派人跟着，即使你自已找人同行，此人也得经过组织的批准！！”蛮横
霸道到了如此地步，我无法再继续与之交涉了。
于是我打电话给三院文革办公室，他们推给付院长吕琳。我又打电
话给吕。吕不直接答应我的要求，只是说：或者我去他那儿，或者他来
我这儿。说“有些话在电话里说不清”。我想，这么简单的行与不行还
不能回答我，看来与他谈不出什么名堂，就把电话撩下，也没去吕琳那
儿。
忽然间，我想起“反浪费运动”时期的几期“情况简报”，那儿有
许多许多彰现三院领导劣迹的材料。于是我到十二室档案室管理员王钦
那里，把这些文件借了来。（它们是65年的第210、216、220、223、
224、225、226、228、230期及66年的235期）。很方便，没有任何阻拦，
从前我也借过。估计，所头头还没有把防线设在那里。还没有踢苏醒。
我坐下，静下心来一翻，越翻越气！怎么是这样一个三院呢？！他们是
怎样糟蹋劳动人民的血汗呀！我一定要把这些文件送到中央去！于是我
一边告诉室主任刘建邦，让他请示所里。一边打电话给院政治部主任安
春华。安不在。
我向万泽凤要来了他写的、6月23日给我看过的、 关于“倍同”我
去人民日报社经过的大字报底稿。万说：“其中有些已经改了”。我见
原来他写的“姚是重点……”已改为“可能姚认为巳是重点……”我照
样抄录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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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日
据后来孟勤功、金文有交待和记录：
上午，所文革领导小组、十二室工作组、金文有等在安春华亲自指
导下开会。会上详细地研究了十二室的情况。肯定了一批 “左”和“中
左”力量。认为室里有六个“右”的、与领导唱反调的。我是暴露得最
清楚了的、死硬到底的，不写大字报跟贴他的人辩，就是写“大事记”！
（大概是看见我老在写这本东西）就是跑中央！跑报社！其他一些人尚
暴露得不够。会上，按安春华指示，决定撤走工作组。对十二室党支部
支委，要控制使用，要考验，要让他们继续暴露。下一步转入大辩论，
辩中有揭。通过对我的辩论，还可能跳出“牛鬼蛇神”来。同时也可以
“澄清”某些人的问题。秦国才对十二室还是挺乐观，因为我已经暴露。
他要支部利用我这个靶子。
在他们开会时，凑巧我打电话找安春华，要求去中央送“情况简报”。
安答叫我按所里决定办。
快中午时，安春华散了那面的所领导小组会，即跑来十二室找我，
我不在。下午我打电话问安何事？安说要找我谈谈。并约定在星期一谈。
下午，王钦告诉我说：关于“情况简报”，所里开会决定：“①发
到哪一级文件，只准哪一级看。下面要看，必须经过批准。已经借走的，
一律收回。②当前文化大革命，一般“无关”文件不借。③“情况简报”
为已经存入档案室之“档案材料”。按规定，里面的内容不得在文化大
革命中引用！不准抄录！更不准送中央！”——他们是多么恐惧中央了
解这儿的实情呀！
王当即注销了我的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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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4日
一早，三院政治部主任安春华来电话把我叫了去。抬头见到我的第
一句话是：“哦，没见过面。才这么年轻呢！”
安非常“客气”地招待了我，又让坐、又沏茶、又唠家常。话入正
题后，安问我：“还有什么意见要说的？”我答：“所有意见，我都写
成文件、信件，送中央了。这些你们都知道。”安说：“送中央当然可
以，可是大字报不是最新式、最有力的武器么！希望你用大字报把自已
的观点摆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不要回避，是真理就得坚持吗！”我说：
“我的大字报现在还有用吗？我的话现在只有向中央去说去。”安说：
“这不对，要相信群众么！”又说：“我们这是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只
有我们两个人，什么都可以说。”我告诉了他我对这里种种做法的怀疑：
这里为什么这么怕群众、怕运动、怕中央知道？七机部究竟有什么鬼？
我向安提出对我限制人身自由做法的抗议，坚决要求把“情况简报”送
中央。
对於我一长串的讲话，安不表示任何意见与态度，更不给我任何直
接答复。只是不时极简洁地概括我的讲话：你的意见是这样吧？①……
②……③……。
安再三地对我说：“要写成大字报，不要回避斗争，把你的观点画
龙点睛地写出来，大字报不可能这么详细，一定要画龙点睛地写……”
看来，这是安在“引”我，在向我“叫阵”，要让我更充分地“暴露”，
以便可让他们根据“反党委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逻辑来抓我！这是
安在不折不扣地执行部、院“7．2会议”的精神。真阴险。怪不得他在
我一进门时，冲口出地说“才这么年轻呢！”下面没有说出口的半句潜
台词应该是：“就要去当反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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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5日
金文有大概不知道王钦已通知了我有关“情况简报”的决定。又跑
来向我传达了所谓“上级”的这个“决定”。我当即向他表示异议：为
什么许多人可以把“研究与学习”、“五院工作通讯”、“党代大会决
议”等文件，从档案室拿出来，写成大字报，“应用于文化大革命之中”，
难道它们不算“档案材料”吗？！而偏偏几期“情况简报”就要用所谓
“存在档案室的材料即档案材料，不得引用”为借口来卡我呢？金不与
我讲道理。我要向党中央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对此提出申诉。金说“这是
组织已经决定了的。你去中央文革办公室申诉也没用。因此你拿这个理
由请假进城，不批准！”。金说：“你可以写信去，请假不准！”。我
想：他们也明知，写信给中央请求对此种问题作出回答，是困难的。因
此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对群众进行种种限制，不让中央及时地了解这
里的运动发展的情况。他们之所以如此怕中央，对中央实行如此严密之
封锁，就是怕中央知道这里骇人听闻的浪费罪行，猖獗的专家路饯，和
种种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
无奈，我只得写信给中央文革办公室。
信中请他们答复：
①刊登浪费事例的“情况简报”算不算文化大革命中不能引用的
“档案材料”？
②组织每次对我去报社送信反映情况，都派人监视。这是什么做法？
③能否摘抄或要回送上的信件文件？
写完信即邮寄出去。那天刚好下雨。这一切金文有都知道。
我不知道金文有是怎么知道我有信寄给中央的？连那天是下雨，他
也记得清清楚楚。
据后来金文有透露：所谓“情况简报”是“档案材料”，不许我借、
抄、送中央，名义上是卅一决定，实际上是安春华出的主意。在我打电
话给安时，所里已经答应我可以借、抄、送了。安觉得不大行，可又不
便当面干预，于是，电话里回答我说按所里的决定办。一面又暗地里指
使所里改变原来的决定，剥夺我借阅、摘抄、送中央的权利，以实行对
中央的封锁。安春华真是滑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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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7日
秦国才向全所总结前一阶段的运动，并布置了下一步的“大辩论”。
总结中提到，“运动一开始，领导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
应该做的事”。举例如“孟昭明”大字报照相问题。关於“辩论”的目
的意义，秦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决定性一环。”“通过辩论，提
高认识，辨明性质，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斗争矛头是一小撮死心塌地
的反革命分子”。联系到秦在前几天对十二室、对我作出的结论可以知
道，秦的所谓“一小撮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指的是谁。据后来揭
发，全所每个室几乎都有一、二、三、四名甚至更多的被划为“批斗对
象”的群众。在“批斗对象”中，所领导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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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9日
十二室工作组成员付俊生来我办公室，告诉我说：“下一步快辩论
了，同志们给你贴了好些大字报，你应该准备准备。”我说：“我没什
么好准备的。共两部分大字报：一是针对我给领导提意见的。他们的出
发点是：反本单位领导即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不用我再说，中央的指
示早就回答了他们。二是我过去的错误思想。这些，在我写的参加四清
运动的思想小结里，比他们“揭发”的更全面、更真实。它早已是我向
党交心的内容，早已存在我的档案里了。”付说：“你的档案里的东西
我看过了。这是那时的检查。是否还有？是否批判了？应该准备准备大
家给你的大字报，写些材料。”我想也对。亏得室里还唯独挂着大家对
我这个“黑帮分子”的大字报。我於是开始准备辩论用的材料。
紧接着将要展开辩论的前几天，一些人对也曾因向上级告三院领导
的状而被扣上“四家村”帽子的四人的“揭发”和“批判”也大为加紧，
都是整墙整墙的大字报。
有人在到处走访搜寻我的材料，可结果一无所获，仍旧没有我的大
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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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9日
由张诚等四个党员署名编号为“S-35”大字报贴出。他们向全室及
所党委呼吁，要求改组十二室党支部。理由是支委中二个是“四家村”
成员，一个是曾被当“鬼”抓过的“资产阶级工程师”，另一个也是动
摇的。还因为广大党员在运动中作战不力，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已经丧失
……等等。它强烈地扰动了十二室。原定的一般性辩论推迟，室里开展
了环绕“S-35”的辩论。形式是贴大字报，不是开会。“四家村”与原
某支委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早在此大字报的形成时，了解张诚等意图的卅一所党委付书记范英
说：“很好嘛！这与我们原来的想法很一致么！”卅一所政治部付主任
安献民为此大字报的贴法，作了许多“策略上的指导”。
由此，十二室很快被激起了再一度的大混战，大分化。它一直持续
到八月初，中央领导刘、周、邓三人讲话的传达。
为了使“辩论”有利于四个S-35的泡制者，有利於领导。“辩论”
中途，室指导员扭转了“辩论”中心，它由改组党支部，变成为撤不撤
张、李二个支委问题。于是，大量的大字报又涌问二个支委。随着时间
的推延，不同意的人纷纷被载上了“四家村的追随者”“四家村的辩护
士”“四家村的忠实小卒”“B1的炮制者”“黑信的积极参与者”等等
帽子。在这种强有力的“舆论基础”与“左派”的进攻下，原来不同意
S-35的人纷纷表态，张、李作了二次公开检查。通过斗争，“团结一致”
的局面基本形成。这是我室的新形势、新面貌。想来也是室、所、院、
部各级领导，对十二室最感欣慰的日子了。
写到这里， 我不禁又想起了林毅早在6月14日对十二室所作的“英
明”的指示： “出个适当的题目，引起大家注意，立争群众早日分化，
向骨干交交底，写上一些有分量的大字报，而后集中批判。”林是这么
准确地预示了、划定了这五十天来十二室的运动……。
在辩论S-35过程中，我用小字报公布了一些材料，这也是我第一次
揭发了下面的一个群众：他就是那个被“组织”派遣，几次倍同、监视
我到报社、到中央去的、而今又是S-35大字报的签名者之一的万泽凤。
材料内牵及到6.13金文有对万的交待：“姚是重点……”等等。这在室
中也引起了一阵骚动，有好些人在追问万。使万的处境很可怜，人家当
他一会儿叛变，一会儿倒向。
材料公布后，见万常找金文有。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作假，于是我就
把万叫来跟他说：①提醒他不要作假，我做了相应的措施；②向他承认
秦国才既然已承认：运动初期，领导做过一些错事，说过一些错话。现
在再提好像不是时候。
不料万听错了我的话，以为我的材料是受人怂恿下公布的，要追查
这个“怂恿者”。并且有人写大字报，要惩办我这个“政治陷害者”。
我用事实和大、小字报底稿作了回答，他们没再说什么。
这是七月底的事，也算是最后的一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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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0日
7月18日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7月20日我与大
家一样，写了一张要求赴越南前线和再次参加农村四清的决心书。开头
的称呼是“敬爱的党组织”其中有一句话是“我自信我的问题不是敌我
矛盾，我坚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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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2日
上午，我把这张决心书交给金文有。不久，室里播送首都百万人民
支援越南大会的实况。不料没过一会儿，金把我的决心书退给了我。说是：
“①你上面写着‘敬爱的党组级’，究竟是哪级党组织？你从前大字报写
着‘组织’怎么的，‘组识’怎么的，现在又是‘敬爱的党组织’，究竟
你对‘组织’是什么看法？你把这个说明了。②你说你的性质是不是敌我
矛盾？这得由群众来决定，组织不能回答你！”
太出乎意外了。我平静地对金文有说：“我没想这么多，只表达了我
满腔热血而已。”没有分辨地从金文有手中接过他退给我的决心书，以后
也没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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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31日
星期天，晚饭后，约七点，金文有来宿舍找我，开始了一场长达二小
时的谈话。我首先用主席的“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已站在敌
人的立场上去了”的指示来对照双方。
金向我说“组织并不认为你的信（指6.13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是
黑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组织”向我的正式表态。）
我说：“可是有人老在叫它是‘黑信’长‘黑信’短的。”金说：“
可是他们有的还是‘黑信’的参加者呢．”我想他是在指杜万森而言的．
金问我对於那张要“严惩政治陷害者”的大字报的看法。我答，他们不了
解情况，帽子扣惯了好请功。在谈到我对领导的怀疑时，金说“一件事你
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去理解。”我说：“领导对我的做法，我总觉
他们心里有鬼，怕群众，怕中央，怕文化大革命。秦书记承认，在运动初
期，领导曾经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可是究竟是哪些错话？哪些
错事啊？”金答：“大会上不是说了，关於孟昭明的事吗？”我说：“难
道就这一件？”金说“有的不一定要在大会上说，需要在哪个场合说的，
都巳经说了。譬如九室的梁允中问题，你也知道，没在大会上说，可是在
他们单位，不但说了，而且还要详细地说呢”。到此，我算是知道了：直
到7月31日晚上， 三院、三十一所领导，还是根本不想承认对我的种种限
制、压制的做法，是错误的！
谈到运动的进展，我说：“领导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在提高的。一开
始比较紧张，提心吊胆。所以硬要派人跟我去报社、去中央，以便及时得
到第一手材料。十三号、十四号派人跟去了，回来一汇报，十五号，你们
的调子就变了，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明么？六月十号，秦书记不提抓要害，
六月二十一号，他就号召大家揭领导，这就是个大进步。你要知道，秦的
二十一号的讲话，简直就跟十三号编辑部的同志讲的一模一样！”金说：“
难道领导本来不知道、不认识吗？就是因为根据万泽凤回来的汇报才讲了
十五号一早的话吗？”我答：“是的！”金说：“你也把领导的水平看得
太低了。”我说：“这是我的理解，要不是，秦书记为什么不在六月十号
讲二十一号的话呢？”金说：“认识到的一定都要提吗？”我说：“这我
就不明白了，既然知道要抓要害，为什么又不在十号动员会上讲，要大家
来抓呢？岂不是把运动方向有意引歪吗？！”金紧接着说：“你总是要往
那方面想的”。我想了一想说：“也许我想得不对，大概是领导觉得这儿
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所以就没有必要提抓政权、抓要害问
题，光抓群众中的牛鬼蛇神了。”金笑笑不回答。
谈话的另一部分是撤不撤张、李支委职务问题。我重复了小字报中的
观点，（每人必须表态的）。并讲，有些具体内容在公布时删掉了。金说：
“张、李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问题，现在还很难说。你的这些材料，很
需要么，你可以写么！”金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怂恿我去贴张、李！我说：
“这些都是大家所知道的过程，我只不过把它们串了串。一抄小字报，这
么多，我就把它删掉了。”
谈话到九点结束。五十天来，“组织”第一次与我谈话。不管怎么样，
心情总有些不一样。
我有些纳闷：为什么金文有要找我谈话呢？为什么要说我的信“不是
黑信”呢？为什么要拉我去参加对张、李二位与领导唱反调的支委的围攻
呢？是不是中央的政策、不许整群众的政策，更严励的贯沏下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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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日
上午，听到了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三位领导的讲话。点明了前段
日子运动的方向路线问题。一股热辣辣的血液流遍全身。
下午座谈，大家表示最热烈地拥护中央领导们的指示。然而，一联系
到我们这儿前一阶段的运动，全组谁也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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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日
布置立即选举室文革筹备小组和所文革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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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3日
秦国才又在总结和动员，他报了一下大字报的数字、比例和大字报中
提出的八个方面问题。看来是要大家相信，前一阶段的大字报，是抓住了
重点的。然而与以往不同，秦再也不提“运动是健康的、方向是对头的、
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的老调。秦提出仃止大辩论，立即选举各级文革组织。
我觉得这可能有阴谋：他们想趁前一阶段打压群众的惯性势力，趁前一阶
段坚持正确路线的群众、因遭打击围攻而还来不及扬眉吐气，就把文革组
织牢牢地控制在他们原当权派的手中。我就递了条子，要求在澄清关于路
线问题大是大非以后再进行选举。林毅和秦国才当场即加以拒绝。
文革筹备组织的选举拖延了很长的过程，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八
月十八日所文革筹委会才正式成立。其成员的政治面貌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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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8日
党的十六条公布，像阳光冲破重重迷雾，照亮了革命同志的心。
可是在行动上……大家不知道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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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1日
据说，深夜、王秉璋来三院，召集了院、所领导，向他们讲了七机部
的前一阶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讲了中央对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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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2日
反应真快！
上午，三院政治部主任安春华又打电话来叫我去，我去了。
安向我说：“你从前给中央的许多信件、文件，已经由中央转到国防
工办。工办通知七机部，部里来电话通知我们，说你的信都已经收到了。”
在谈话中，安向我承认了以下几点：
①承认我从前给中央的信件、文件中提到这儿运动方向有问题、甚至
有错误的看法，是正确的。院领导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真正理解中央
对于文化大革命指示的精神。
②承认前一阶段领导对我的种种做法和限制（除保密必要以外）是错
误的，是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是阻碍文化大革命的。
③承认给我扣上种种帽子是不应该的，领导对这种现象没有及时制止
是不对的。（只不过是“没有制止”而已，而不是一手煽动、制造的围攻！）
④承认在要求大家在“炮打司令部”的同时，又让别人有批判给领导
提意的人的自由，是不恰当的，值得考虑的。………
回来后，我即把上述内容写成大字报。在未贴之前，几次打电话找安
春华核实内容，安不在。下午我即把此大字报贴了出去。自从8月1日以后，
十几天中，新楼三层好像已没有大字报。现在它又引起了轰动。八室的、
十二室的、围了一大群人在看、在抄。
快下班时，我又打电话找安春华，这下他在。我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
把他的四项承认告诉了他，问他有什么出入？他说：“是这个意思”。我
说：“因几次找你不着，我已写成大字报贴出去了！”安说：“最好不写，
现在既然已经贴了，那也就算了。”我要他来看一下大字报，有什么误解
之处。或者我在电话中把大字报念一遍给他听。安说：“不必了，大概就
是这个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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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4日
三院政治部根据我的要求，向七机部要回来了我曾经送中央的几份文
件：
①1965年12月28日“呈国防工办及罗总长的信”的底稿；
②1966年2月8日“送总参谋部罗瑞卿总参谋长”的信的底稿；
③“回答几张大字报”的底稿；
④“几个问号”大字报底稿；
⑤“驳斥一个鸡蛋的家当”等。
但是，四封给中央的信、“再几个问号”、“一封给人民日报编辑部
信的始末”、“这儿组织竟要派小汽车替我到中央到报社送材料”、“一
封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林毅在十二室的讲话记录”、“秦、孟、
金三位领导在十二室讲话记录”等十余份文件，都没有拿回。这些都是与
前一阶段运动方向有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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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0日
我到七机部接待室，想要回上述文件，他们答：这些文件不能给我。
说要处理。说告哪一级的文件，应保留在高二级的单位内。问他们中央在
上面有没有批示？答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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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9日
卅一所政治部主任陈国维，在全所对他的揭发辩论会上，向全所同志
说：“前一阶段运动中，全所错划了两个‘右’的。一个是姚××，一个
是×××。在这里向他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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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6日
在打印下发的陈国维的材料中，有这么一段话：“……5、把群众打成
‘反革命’。对积极揭发领导问题的 七室×××、十二室姚××划成了
‘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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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4日
在1966年11月4日发布的“卅一所党委扩大会议公告”（另文）中，一
面辩解说：“运动初期，在我所，没有将革命群众打成 “反革命”、“反
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情况。” 一面又假惺惺
地承认“运动初期所犯的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是严重的， 致使一些革命
群众受到压制和打击”。
接着又轻描淡写地罗列：
“2．运动初期，所党委错误地估计了十二室的革命形势，将群众正确
的方向看成错误的方向，从而派出工作组。这种作法极为错误， 是不相信
群众，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表现。 党委要在全所大会上，再次对十二室
革命群众承认错误，并向当时受到打击的边××、张××、姚××、张×、
李××等同志道歉。”
“4．党委在运动初期，曾对一些去中央、人民日报社反映意见的同志
作出过限制，如派人一块去等。 这些做法是错误的，是不相信群众不尊重
群众的表现。为此，再次向有关同志赔礼道歉。”
“5．由于执行了错误路线，在前段运动中，群众互相间贴大字报而扣
上的不适当的帽子，一律无效。这些问题的发生，责任在所党委， 革命群
众是没有责任的。”
好像前一阶段卅一所领导对我所向中央反映情况的群众的 有组织的围
攻、打击、定性质、定调子、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全部所作所为， 只不过
是群众互相在自发地“扣帽子”（！）而已。所党委没有在煽动， 没有在
抛靶子，没有在密谋策划，没有在组织力量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围攻， 就只
是“压制”一下提意见的群众，不让他们提意见而已！
在1966年12月20日，卅一所党委书记秦国才所作的 “关于前段运动中
所犯错误的检查（初稿）”（另文） 中，也是如同上述一样的口径，在搪
塞与唬弄群众。
可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到底有没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必
欲把敢於向中央反映情况的群众、置於死地而后快呢？！
根据后来获得的材料，卅一所党委早在七月中旬、运动还没有开展多久，
就巳经把自反浪费运动以来，出于内心的义愤，多次向中央反映七机部、三
院严重问题的我和其他告状者，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上报上级党
委。一等上级批准，他们就可拔除我这个眼中钉，就可把我这个被他们称为
“危险分子”的“年轻人”，送到山西大同七机部的“社会主义学校”去劳
改了。

下面是上报材料的摘录：

单位：卅一所。
姓名：姚××。
出身：职员。
职务：技术员。
性质：
院党委：
总之，长期以来，姚××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宣扬资产阶级文学
艺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拒绝思想改造，发展成仇视社会主义制
度，抵制无产阶级政治，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分子。
以上报告当否？望批示。

中共七机部三院三十一所委员会（党委盖章）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

这是一张说不出任何具体内容、即请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多么
触目惊心的党委报告！


2008年4月6日晚誊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