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探访中国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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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都周刊   

　　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群特殊的高校学生，

　　他们的名字叫工农兵学员。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

　　持续七年的工农兵学员招生成为历史。

　　而1976年的那一届，

　　也就成为了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

　　本文记述复旦大学中文系7611班的故事，

　　他们当中有插队多年的老红卫兵，

　　有少不更事的小知青，有从部队来的宣传干事，

　　也有高干子弟和工厂的技术骨干。

　　他们承载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

　　也背负着因形势变迁带来的种种心理包袱。

　　无论如何，

　　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终结者与先行者之一。

　　记者 谢海涛 上海报道

　　上篇 在路上

　　多年以后，西藏大学的教师丹巴次仁还记得，30年前他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情景：四号宿舍楼，五角场的小饭馆，话剧《于无声处》……

　　遥远的1976年，22岁的丹巴是西藏师范学院的中文教师。当时，上海和西藏教育系统协商后，确定每年为西藏培养20名少数民族教师。那一年，丹巴在45名选拔同学里，成绩排名第三。12月22日，他和19个藏族老乡一起，从拉萨乘汽车赶往青海，经过三天三夜的跋涉，终于在大雪封山之前，到达格尔木下面的柳原火车站。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丹巴迎来了1977年的元旦，广播里放着郭兰英唱的《绣金匾》，唱着唱着，声音里出现了哭腔，带着打倒“四人帮”以后的激动。到上海的那天，是凌晨一点左右，一出车站，看到大街上车水马龙，亮如白昼，丹巴惊奇得不得了。很快有复旦的车子来接，在丹巴感觉既新鲜又疲倦的时候，车子进了校园，四周黑乎乎的，像梦境一样。

　　第二天，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市民族委的安排下，丹巴和他的老乡参观了外滩、上海大厦、豫园、国际饭店，一个新世界在他眼里打开了。

　　这是1977年1月。中国刚刚送走了一个特殊年代：在一场“天体崩溃，巨星陨落，大地开裂，苍生离散”的旷古悲剧之后，又忽然走在复生的边缘；几个月前还在“狠批‘三项指示为纲’”的大上海，又忽然是“浦江两岸卷巨澜，万众一心除四害。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上海在前进，形势一片大好。”

　　丹巴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中住进了复旦，等待着他的汉族同学们前来报到。他就要入读的这所大学，这个“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灾区”(苏步青语)，几个月前“还是硝烟四起的战场，两度炮打张春桥的怒涛卷起，曾使“四人帮”及其余党心惊肉跳，后来，刽子手的鞭打，鹰犬的狂吠，革命的声音暂时沉寂了”。忽然之间，校园里又贴满揭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宣传画，师生们聚会愤怒声讨背叛毛泽东思想篡党夺权的人。

　　由于形势变动，76级的大学生报到一再推迟。一个多月后，丹巴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汉族同学。很多年以后，他们有个名字：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农场生活

　　1977年1月的一天，在丹巴盼望着他的汉族同学的时候，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苏北某农场，天还没有亮，某连副指导员林锡琦就上了团部的车，踏上了回家之路。汽车驶过空荡荡的农场，林锡琦忽然觉得心里也空了起来，回头望望黑蒙蒙的天和地，不由得一阵惆怅：大好的青春都留在这里了。

　　1969年3月，16岁的林锡琦和她满怀革命激情的同学们，从江南小城的省重点中学，来到这个荒凉的苏北平原。一到农场，林锡琦就觉得心里也荒了起来。看惯了江南青山绿水的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平原，除了麦子的点点绿意，旷野里似乎没有多少生命的气息。所谓连队，就是田野中散布着的一些土坯房。所谓农场，解放前不过是一片芦苇荡，后来劳改犯来到这里，才有了人烟。

　　农场的生活非常艰苦。夏天顶着烈日给棉花打药，给稻田除草；深秋时节，洪水泄掉，在河滩上围起堤坝种麦子，女生用麻袋扛土，男生挖土装土。收工时，常常是一身汗，一身泥。农闲时，知青们自娱自乐，举行诗歌比赛、朗诵会，学毛选，办学习园地。书很少，家里寄来一本高玉宝的小说，还没有看，就被同学拿去，书还回来的时候，已被翻烂了。很多同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偷偷把家藏的书带来农场，《欧也妮·葛朗台》、《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开始慢慢地流传。很多书白天不敢看，晚上打着电筒，躲在被窝里看；林锡琦业余生活里看完了范文澜的四本《中国通史》。生活就这样年复一年。

　　那些日子，林锡琦常常想起母校，那个非常好的中学。又想起有一次开班排干部会时，知青们在下面说笑：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上大学了，都是北大清华的。

　　在林锡琦憧憬大学梦的时候，中国的大学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早在1966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大学的殿堂砸得七零八落。经历了造反、武斗、清查“五·一六”、以及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的热闹场面，全中国所有的大专院校沉寂得几乎被人遗忘了。

　　1970年初，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开始回顾起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规定：学制为2至3年。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学生条件为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于是，作为文明与野蛮在那个特殊时期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这一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神圣使命的工农兵学员，成了时代的宠儿。

　　推荐上大学

　　1973年，推荐上大学已经进行到第四年了。这一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考试的消息传到农场，有志青年看到了希望。这一年推荐上大学时，林锡琦和三四个排级干部都被推荐上去。这时，连队里召集排级干部开会，说农场的广阔天地需要骨干，干部应该带头留下来。那是一个思想单纯的年代，为了广阔天地，林锡琦放弃了考试。这一年又出了个张铁生，以“白卷英雄”的形象掀起了反考试的潮流。农场里考试成绩最好的人，却没有上成大学。

　　上大学的梦破灭了，生活还是年复一年，农场一直在亏损。似乎知青干活干得越多，亏损就越厉害，林锡琦特别不理解，忽然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怀疑的情绪也在知青中蔓延，辩论像地下的野火一样被点燃：究竟知青下乡是权宜之计，还是做长远打算来培养接班人呢？

　　1976年1月的一天早上，林锡琦正在地里干活，就听到大喇叭里播哀乐，“哎呀，谁去世了呀？”听说是周总理逝世，林锡琦心里慌得不得了：我们国家以后会怎样呢？

　　这一年，农场里的知青已经走了很多，有参军的，有上学的，也有招工回家的。林锡琦在农场已经呆了8年了，她不想参军，也不想进工厂，最想的就是有机会能上大学。

　　这一年的推荐上大学，先是班排推荐，然后是连队推荐，农场组织了相对严格的考试。考试结束以后，团政治部一个知青出身的副主任对林锡琦说，如果没有考试，你可能就比较吃亏。团里有一些本地干部的孩子也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听她一讲，林锡琦心里有了把握：只要考试成绩比他们好，我就能上大学。这年冬天，林锡琦终于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话剧的诱惑

　　1977年1月到2月，在林锡琦踏上回乡之路的前后，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从天津的文化馆，从二炮部队，从安徽的公社，从昆明的文化局，从江西的农场，正有一些青年像林锡琦一样，一路赶车，赶船，从四面八方赶往上海方向，他们身上同样带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

　　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许林锡琦和她后来的很多同学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坐上的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车。而在车轮滚滚之间，他们或有着对于过往蹉跎岁月的些许惆怅，而更多的则是身为时代骄子的兴奋，在荒芜年代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终于看到施展抱负机会的豪情。

　　2月的一天，在火车上，宝鸡话剧团团支部书记戴伟激动得一夜没睡。1976年四五月间，听说剧团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时，戴伟高兴坏了。当时他刚从团省委借调回来没几个月，读书的兴头正浓，天天睡在他分管的图书室里，大看特看泰戈尔、西方美学……

　　1970年，戴伟作为中学的文艺骨干，被选拔进了话剧团。由于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戴伟从上学时就尝尽辛苦，对于能进剧团，有碗饭吃，他觉得真是太好了。那个年头，他精神愉快，干劲也足，上午训练，下午排戏，晚上演出，10点的时候，还要到工地去干活，一般都要忙到凌晨一两点。他从做演员开始，很快做到演员队长，并入了党。剧团里讲究又红又专，一专多能，戴伟经常给学员讲课，讲形体，讲表演，讲朗诵，又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谈话剧体会。

　　那时的戴伟很喜欢读书。一进话剧团，他跟着老大哥悄悄背《古文观止》、《孙中山传》，背《共产党宣言》：“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他在练习台词中学习着知识，在读书中获得了乐趣，对书中的美好世界很是向往。但这个世界到底在哪里呢？他又说不清楚。

　　1976年推荐上大学的消息，让戴伟依稀看到那个世界的影子。当时剧团只有一个名额，竞争者有十几个，最后只剩下了他和一个编剧。那一天，复旦的老师到剧团来要人，剧团领导通知戴伟去，他非常高兴。30年后，他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也不知深浅，去了就谈东谈西，还说自己年轻，以后还有机会，把名额让给别人吧。当时来招生的复旦老师说：你怎么能放弃了呢？复旦有个话剧团，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演出过《雷雨》、《日出》等多部名剧，洪深、马彦祥等人都和它结过缘分，你去了正好可以发挥特长。

　　最终是话剧打动了戴伟，其后的日子就是等待通知书。1976年底，戴伟既兴奋又有些提心吊胆：“四人帮”都粉碎了，会不会恢复高考？推荐上大学还算不算呢？在望眼欲穿里，通知书来了，戴伟看了又看，还在担心：这到底算不算数啊？

　　那一天，在赶往上海的火车上，兴奋的戴伟把剧团给买的卧铺让给了一个女孩子，自己跑到硬座车厢，和同到上海报到的老乡聊天，天刚亮的时候到了上海。

　　报到的日子

　　虽然一夜没睡，戴伟进校时仍是精神亢奋。接新生的车子刚停下来，就听到敲锣打鼓声，哗啦啦围上来一群人帮助拿行李，一张张热情的脸。校园里到处是接新生的红色横幅，到处是穿蓝灰卡其布中山装的男生，剪着齐耳短发、拖着两条麻花辫的女生。

　　那是上海粉碎“四人帮”的第一个春天。当时的《文汇报》说，“那是一个战斗的，胜利的春天，上海已经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各条战线热气腾腾，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人新事新思想如雨后春笋。一幅走向大治的景象。”

　　春天同样来到了饱经劫难的复旦大学。戴伟到中文系去报到。中文系在一个青砖红窗黑瓦的两层小楼上，八角飞檐，在树阴中若隐若现，面前是一个大草坪，与一座红瓦白墙、庄严肃穆的礼堂遥遥相望。后来，戴伟知道中文系所在小楼名弈柱堂，曾留下过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的足迹，也留下过刘大杰、贾植芳、蒋孔阳、王水照、王运熙的背影……

　　中文系宿舍所在的四号楼是一栋灰白色的四层楼，靠着校园东侧围墙。戴伟到宿舍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来了几个同学，大家忙着互相介绍。这时，进来一个人，很是老成和善，一进来就嘘寒问暖。戴伟心想这个老师真是平易近人，后来才知道是上海同学黄有土，他们临时的班长。

　　激动的心情很快变得乱哄哄，很快老乡找上门来，戴伟就跟着到处去转。先是来到了毛主席像前，只见老人家背手遥望，目光深邃；又来到物理系楼前，只见红砖房子，沉稳气派。又来到一条主干道，只见两边都是大纸报，揭批红卫兵组织“孙悟空”的大纸报，挨着批判张春桥女儿的大纸报。很多人围在那里指指点点。

　　戴伟后来知道那条路历史不凡，因为“无产阶级曾在这里开展革命大批判，卷起革命的波澜；资产阶级也曾在这里挂黑板，贴墙报，点起右派复辟的鬼火。在这条路上，斗争是如此尖锐，所以人称‘南京路’”。就在几个月前，“南京路上还在进行着生与死的搏斗，人如潮涌，每个人紧握拳头，瞪着愤怒的双眼，历数走资派的罪行。路旁千万张大纸报，铺天盖地，像一枚枚重磅炸弹，轰炸着资产阶级世袭领地。“(1976年3月14日《文汇报》)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春天已经来了，政治斗争的阴影还没有最后散去。戴伟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想着如何学习和演戏。他是因为话剧来到了复旦，他不知道他的同学们又为何而来。是属于无心插柳，还是水到渠成？是为了镀金以脱胎换骨，还是因为满怀抱负而叩响求知之门？在那个混乱而又荒唐，人们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年头，不同的人来到复旦，有着不同的机缘；不同的机缘，则折射出了那个年代的种种世相人生。

　　黄浦区图书馆的团支部书记姚国雄，是在放弃了在同龄人中相对较高的工资之后，来上大学的。那一天，全图书馆的三十几个同事，开着一辆大卡车，敲锣打鼓地把她送到了复旦。那是一个属于光荣与梦想的时刻，当年复旦在黄浦区文化局系统只有一个名额。

　　柳州群众艺术馆来的古亦忠坐在宿舍里，还是感觉像做梦一样。1972年高中毕业以后，他一直想着有一天能上大学。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利用起来学习，晚上写诗，用毛笔抄书：唐诗、宋词、莎士比亚全集。1976年，复旦在柳州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而文化系统的竞争者有十几个人，本单位里一位实力比他强的老师，柳州歌舞团一个名演员，以及柳州市文化局一些年轻人，都梦想机会能降临在自己头上。古亦忠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当时没有笔试，也没有面试，古亦忠把自己的诗歌给招生的老师看了看，复旦最终选择了他。

　　安徽定远县来的上海知青陈晓东，既激动又有点失望。这个上海向明中学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起在黑龙江插队4年，后来转到安徽。1976年，她已经是大队副书记了。她从小读书好，在农村的时候，不想招工，就是非常想读书。因为母亲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教授，她非常希望能学医。这一年，公社里已经定下来她到上海二医大去读书。录取通知书到了县里时，她还在大队里忙碌，同宿舍的合肥知青帮她拿了回来，一看却是复旦的。一直到现在，陈晓东还是搞不清楚，当年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命运就这样给她开了个玩笑。很多年后，陈晓东还在想，如果当时有高考，肯定要去考个医科大学。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24团某连指导员范计春，是最后一天才来报到的。他差点与复旦失之交臂。1976年，范计春是个激进的青年，作为连队指导员，他把纪念周总理的活动搞得“登峰造极”。农场查处收缴纪念周总理的诗歌时，他把所有的诗歌保留了下来；支部开大会时，他带头发表反对江青的言论；“四人帮”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他在支部会议上表态：“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好。从切身体验出发，他感到“文革”是没有希望的。而在落实“三项指示为纲”精神促进生产的当年，他们连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丰收，很多知青也是第一次拿到了奖金。

　　范计春的激进行为，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有人向上级做了反映，范计春被领导找去谈话，最后是农场的党委书记才把他保了下来。由于种种原因，1976年推荐上大学时，农场否决了他。

　　“否决就否决吧，我也没有太在意”。30年后的范计春还记得：1977年1月的一天，大雪纷飞，突然团部派人通知他去参加考试。原来是一个被推荐的常州知青，在参加完考试以后，突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范计春就这样赶上了末班车。那年冬天，在农场两个老师的监考下，他一个人参加了补考，对当时的作文题目至今记忆犹新：从张铁生交白卷谈起。

　　2月，范计春才拿到了通知书。2月25日下午，他和弟弟从南通坐船到了上海。一出十六铺码头，他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一天，兄弟俩坐公交车到了复旦，找到四号楼宿舍，等安顿下来，天基本上就黑了。

　　来自五湖四海

　　1977年2月25日晚上，四号楼灯火通明，热闹起来，那个后来被称为中文系7611班的76级文学评论专业，55个同学基本上到齐了。

　　55个同学，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江苏南通江心沙农场来的陈尚君，说话时喜欢引经据典：这个看过吧，那个看过吧，很快就以其旁征博引，得名“老夫子”。这个插队8年，当过四五年生产排长，曾经管过六七十人、六七百亩地，感觉自己像个大地主的老知青，到了复旦很久，还跟人说：农活第一，学问第二。1976年推荐上大学时，他用了5天时间，居然把没有学过的高中数理化课程突击了下来，在农场的考试中名列前茅，因而得以幸运地进了复旦。

　　25岁的庄昌泰是个有着8年工龄，带着43元工资上学的老工人。在上海自行车四厂，他从学徒做到车间生产组长、理论小组的副组长、厂团总支委员、基干民兵排的排长、写作组骨干。他最红的时候，厂里公开写了表扬信：号召全厂青年学习庄昌泰的精神。这个1000多人的中型工厂，从1966年到1976年，符合入学条件的青年多达四五百个，但十年中上大学的，只有他一个。

　　江西省机关出身的李同学，披一件军大衣，一举手一投足，干部的姿态流露无遗，一说话，“这个，那个，嗯”，不久以后，人人都叫他“老干部”。

　　“二炮”来的王同学，穿着军装，两面“红旗”挂着，他是部队的文化干事，又是个诗人，后来在校刊上发表很多诗。

　　贵州省军区文工团的曹顺庆，是背着小提琴来报到的，后来他成为学界名人，学生多得数不过来。

　　一个姓金的女同学，来自意大利。一个姓朱的同学，是某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口气很大，经常有意无意地提起很多人名，又喜欢讨论问题。

　　30年后，班主任袁震宇、王继权、指导员杨竟人回忆7611班时，还是如数家珍：有插队多年的老知青，有具备丰富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厂的技术骨干，有部队的宣传干事，有真正落实推荐精神、经过相对严格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组织指派进来的，开后门进来的。

　　和往届工农兵学员一样，他们的政治面貌较好：全班55人，党员就占24人，团员有26人；文化程度则参差不齐：高中毕业生27人，初中毕业生28人；年龄上也有较大差别：最小的20岁，最大的27岁。

　　比往届工农兵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知识饥渴之后，赶上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成了那野蛮的年代里有幸接触文明之光的幸运儿，开启了“文革”之后大学的读书风气，虽然在其后的日子里，这种光荣一再被77级的光芒掩盖，被厚重的历史烟尘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