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Andrew Walder 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tuffy05 · 发表于 2013-5-14 04:24:41

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董国强、AndrewG. Walder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文刊载于TheChina Quarterly 2012年12月号，原标题为Nanjing’s“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 第二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教授。

内容提要：
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党内高层派性斗争导致各省的群众运动死灰复燃，使中国再一次经受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冲突。现有研究著述将这些冲突定性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即东山再起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势力奋起抵制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复出掌权。然而南京地区的冲突和斗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老干部群体的操控下，这场运动的斗争矛头集中指向那些依然把持该省党政大权的军队干部。由于造反派在此前几轮异常惨烈的军方镇压行动中遭受重创，所以南京的民众抗议行动并非由先前的造反派领导，而是源自那些在1960年代后期“清队”和“下放”运动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城镇“下放户”。当杭州和武汉等地的原造反派群体利用这场运动向老干部群体发起攻击之时，南京的老干部却利用这场运动赢得了反对其军方对手的胜利。杭州和武汉模式意味着1960年代后期政治斗争的复活，南京模式则预示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运动的到来和毛时代的终结。

毛时代的最后五年，是一系列重大斗争和急剧政治变化相互交织的五年。
自1971年林彪突然死亡并受到批判开始，到1976年“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遭到逮捕为止，中国经历了长期持续的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精英派性冲突，以及间歇性爆发的民众抗议活动。这样的地方性突发事件，有些是此前当地派性斗争的回光返照，其参与者主要是在1967-68年相互对垒的派性组织成员；有些则是在1976年4月清明节期间达到高潮的民众性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抗议示威活动的前奏。这两种政治倾向的着眼点截然相反。其中一种回溯不久前的过去，从毛泽东和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中央激进派官员倡导的红卫兵和其他社会势力的造反运动的口号和心态中寻求灵感，而另一种则展望毛时代之后的未来，公开谴责蛮横暴戾的政治压迫，呼唤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生于上述历史时段的中点。由于在此前后形成的许多历史文献行文隐晦，充满玄机，其真实含义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例如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林彪的性质最初被界定为“极左”——即指责他刻意将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极端，从而造成破坏性后果。然而现在他却被界定为“右派”——即指责他乞灵于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阴谋反对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此后的不少学术论著认定，毛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希望借助这场运动达到两个不同的政治目标：其一是要弱化军方对地方各级党政机构的长期控制——尽管在1971年以后揭批“林彪集团”的运动中，军方在中央一级的权力已经受到极大限制，但是在地方上，许多军队干部依然占据着主要领导岗位（因而有必要继续“批林”）；其二是要延缓文化大革命后期日益显著的政策回摆——此前，周恩来曾借助于批判林彪的“极左”大力推动地方老干部的解放，以便迅速恢复更有效率的行政管理。1974年的运动获得毛的认可，意在削弱周的影响并遏制老干部群体的重新崛起，从而确保毛主义阵营所倡导的经济和教育政策得以延续（因而有必要开展“批孔”）。（这个观点始见于MacFarquhar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358-373，并在Teiwesand Sun：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E.Sharpe，2007，pp110-118的论述中得到深化。一些中文论著也认同这个观点，详见：安建设《毛泽东与“批林批孔”若干问题考述》，《党的文献》2004年第4期，第55-63页；童小鹏《周恩来在“批林批孔”中》，《领导文萃》1996年第12期，第48-52页和陈立旭《“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革”的斗争与毛泽东的心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第1期，第135-140页）
这场始于1974年1月的运动，公开鼓励对那些被指责为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恢复旧秩序的领导人展开批判——这些领导人中既有介入地方党政领导工作的军队干部，也有在“林彪事件”后复出掌权的老干部。在许多地区，当地的各种势力纷纷闻风而动，竞相利用中央指示中的语义含混之处谋求自己的利益。根据MacFarquhar和Schoenhals的观察：“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中央领导层便发现地方层面的运动进程越来越难以控制……这场运动很快遭到地方上各种势力的劫持，这些地方势力更加关心的，不是如何批判声讨中央圈定的反革命分子——无论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否真的与林彪和孔孟有何牵连，而是如何与自己在当地的敌人进行斗争。”（MacFarquhar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p371）在一些地方，这场运动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提拔到领导岗位的造反派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借助于这场运动，在与那些一度落马、而今又重返领导岗位的老干部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因而，这场运动鼓励民众动员和街头抗议，并被公开地标榜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夺权”。（Teiwesand Sun：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Revolution, 1972-1976，p111）
尽管人们很早就知道这场运动引发了十分广泛的政治冲突和民众动员，然而学界关于其地方性实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王绍光关于武汉的论著，描述了当地东山再起的前造反派势力所实施的广泛的民众动员。（WangShaoguang：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5,pp228-251）KeithForster关于杭州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大体类似的运动——先前的造反派头头借助这场运动进一步接近权力庙堂。（ForsterKeith：“The politics of destabilization and confrontation: the campaign against LinBiao and Confucius in Zhejiang province, 1974.” The China Quarterly 107,pp433-462; Forster Keith：Rebellion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1966-1976，Armonk, NY: M.E.Sharpe， 1990，pp131-176）在广州，先前的造反派为了实施民众动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字报运动。（Anita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Armonk，NY: M.E.Sharpe，1985，pp4-9）甚至在激进势力的大本营上海，这场运动也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尽管相对而言较为短暂与低调。（Perry,ElizabethJ.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CO：Westview，1997，pp177-184.由于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诉求在于增加其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发言权和吸收更多的造反派成员入党，因而受到运动波及的主要是当地一些工厂和政府机关。此外，该市领导人都是“四人帮”的亲信和支持者，因而不会受到浙江等地那样的指控和批判。）
Forster关于浙江省及其省会城市杭州的研究专著和若干论文，已成为一些有关那个时期的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理解“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实际影响的一个标准模本。（详见Teiwesand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pp173-178，其叙述几乎完全依赖于Forster的相关论著。该书作者没有提及王绍光关于武汉运动的分析，尽管这些分析的详实程度与Forster的杭州叙事相差无几，并在大体上支持Forster的看法）在杭州，1960年代后期涌现出来的那些著名造反派头头纷纷动员起来，挑战那些掌握该省大权的地方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他们依赖其在杭州城内一些学校和大型国营工厂中的群众基础，发起针对那些省级领导人的批判运动，给他们贴上“修正主义者”的标签以迫使其就范，并强迫他们将造反派头头提拔到领导岗位，同时将成百上千的造反派群众吸纳进党内。这场由造反派发起的批判运动对当地工农业生产造成破坏，并威胁到政治稳定。这种省级范围的政治动荡与其他一些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最终促使毛于1974年后期决定终止“批林批孔”运动。杭州个案后来被视为中国首都之外广大地区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出象征，而且由于缺乏来自其他地区的详实叙事，人们很容易主观地认定全国各地的冲突情况都与杭州一模一样。
然而在与浙江毗邻的江苏——其省会城市南京大约距杭州200英里，事态的发展进程却截然不同。在南京，这场全国性的运动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语境中酝酿并展开。以最具攻击性的姿态利用“批林批孔”运动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地方群体，不是1960年代后期的造反派头头，而是那些幸存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而后被结合进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地方老干部。这些老干部利用这场运动逐渐削弱并最终推翻了那些依然掌握地方党政大权的军队干部。江苏的造反派头头在军管期间遭到彻底镇压，因而不能像其浙江同伴们那样发挥积极的和主导性的作用。倒是那些地方老干部采取投机主义的策略，将自己打扮成前造反派的捍卫者，首先站出来指责军方要为1971年前后发生的、旨在彻底消灭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负责。南京城内也爆发了民众性的抗议示威活动，但与杭州和武汉不同，这种民众性的抗议示威活动不是前造反派实施社会动员的结果，而是由那些在1968和1969年整肃运动中遭受打击迫害的人们发动的——当时军方为了巩固新成立的省市革委会的统治，给这些人贴上各种政治标签并将其赶出南京，同时却将一些造反派头头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
南京的老干部们通过指责军方领导人无情镇压造反派势力，将自己装扮成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造反派对老干部的上述举措投桃报李，积极参与他们在地方党政机构内部组织的批判军方领导人的运动。意识到对军方过去种种行为的公开批判，可能是改善其自身处境的一个机遇，成千上万在1960年代后期被迫下放农村的城市居民纷纷返回南京，持续地向省市当局请愿，在市中心游行示威，甚至阻断京沪铁路交通——与杭州和武汉不同，南京的民众动员不是前造反派成员酝酿“二次夺权”的产物，而是1960年代后期历次整肃运动受害者的反抗活动。然而南京“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最终只属于老干部——他们利用这场运动将军队干部从地方党政机构中驱逐出去。
“批林批孔”运动对上述两个相邻地区截然不同的影响，揭示了1974年中国政治的模糊性和过渡性。在杭州（以及武汉），这场运动清楚地表明了前造反派群体“向后看”的倾向，他们试图通过重新启用1960年代后期的口号和策略，打击削弱那些复出掌权的老干部群体，以实现政治的逆转。而南京的运动则与之相反，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1976年的政治斗争和“后毛”时代的到来。尽管南京运动中的话语策略是捍卫毛的文化大革命，然而其真实的核心内涵却是谴责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以复加的政治压迫。这一政治进程的线索在1974年广州的大字报运动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进一步发展便是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爆发的更加广泛的公众抗议活动和1970年代末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江苏老干部群体的政治目标是非常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然而他们对浙江模式中的激进主义话语的利用，预示着更加广泛的反抗政治强权和极端主义的斗争必将到来——事实上，这样的反抗斗争在1976年浮出水面，并在1978-79年间以一种更有组织的方式展开。
在那些积极参与南京“批林批孔”运动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这场运动被赋予的表层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然而他们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应该如何利用这场运动的政治修辞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尤其是那些老干部，他们借助这次运动发起一场异常猛烈的批判攻势，以牺牲其军方对手为代价谋求自己的政治升迁——同时确保自己不会成为当地“批林批孔”运动的目标。以彭冲和许家屯为首的地方老干部群体，因军方强权人物许世友将军（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不久前的调离而备受鼓舞，希望借助这次运动彻底颠覆军人的统治。（彭冲原为江苏省委书记处成员，在文革初期遭受冲击，而后在1968年被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重建省委时，他被任命为副书记，但无实权。许家屯文革前也是省委书记处成员，文革初期被打倒，1969年复出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曾邦元、周锡禄、徐松林等被结合进省革委会的前造反派头头，在1971年前后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清洗并被投入监狱，现在他们与老干部通力合作以谋求自己的平反（曾邦元原为南京大学政治辅导员，后来成为南京“屁派”头头，1968年被结合进省革委会，1970年成为省委委员，1971年秋因清查“五一六”遭到监禁，1974年春获释，积极投身于批判军管当局的运动。周锡禄和徐松林原为省级机关年轻干部，后来成为南京造反派不同派系的重要头头。他们两人都在1968年被结合进省革委会，而后像曾邦元一样，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清洗。1973年秋获释后，加入了反对军方的斗争）。那些在1968和1969年整肃运动期间因各种政治嫌疑被迫下放农村的普通市民和干部，则希望借助这场运动返回南京。上述几大群体不约而同地采取十分类似的政治策略以实现其自身的诉求，因而在本质上，这场斗争是各种在野势力结成联盟，去推翻自1968年掌权的军方领导人。
我们对南京一系列事件的解读与再现，基于大量公开出版和尚未公开出版的地方史志资料和大事记、一些残存的大字报底稿和油印传单、以及许多亲历这场运动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和政治积极分子公开发表的和自印发行的个人回忆文字。我们还对一些在1974年运动中十分活跃的前造反派成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大量引用了前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暨团省委书记个人保留的1974和1975年间的十二本工作笔记。这位领导人出席了省委召集的所有重要会议，并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中央会议的记录。他的工作笔记详细记录了历次省委内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自我批评和辩论交锋情况，并提供了许多中央和省委文件的全文抄件（这位官员名叫施兆祥。他是一位大学毕业生，文革前担任苏州团市委副书记，1967年被结合进苏州市革委会，1971年后期被提拔为省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遭到清洗）。上述这些资料使我们对这一时期一个中国省份内部的尖锐派性冲突有着异常深入的了解。
江苏军管，1968-1973
在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拉开序幕之时，江苏依然处于军队干部的绝对控制之下。军人占据着省级和地、市、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职位。在浙江掌权的资深军队领导干部因直接受到林彪事件的牵连，在1972年遭到清洗。而江苏的许世友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继续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信任。许世友对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充满自信，当然有他的理由。早在1967年夏天，因认定他在处理江苏派性冲突问题上立场偏颇，南京“好派”曾发起一场“倒许”运动，省军管会内部的一些高级军官也加入其中推波助澜。然而就在许世友的统治看似摇摇欲坠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将他召到上海，明确表态全力支持他，并叫停了造反派的“倒许”运动。此后许世友采取强硬措施终止派性武斗，使江苏的秩序得以恢复。1969年，他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不但在军队内部的整肃中毫发无损，反而在党内、军内获得更高地位。因而，他在江苏说一不二。
1973年12月，为了削弱军队在地方上的政治影响，毛泽东下令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奉调广州后，其在江苏的强权统治戛然而止。丁盛从广州调来南京，接替许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一职。许的两位主要副手成为省内最高党政领导人：吴大胜代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职务；蒋科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全省行政事务。
由于许世友去了广州，而新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不再担任地方党政职务（丁盛自1969年起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事件后因黄永胜很快被逮捕，他又在1972年成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丁调到南京后只担任军队工作，清楚地表明中央高层有意使军方人员脱离地方事务），所以吴大胜和蒋科此时占据江苏的高位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他们将在社会各界对1968年后军方统治的各种批评和谴责中首当其冲。在南京，以及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绝大多数其他地方，当地驻军在1968年以铁血手段镇压了派性武斗，并进而实施严酷、残暴的军事管制。通过组建名义上包含幸存的地方党政干部代表和各造反派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内的各级革委会，军方实施了一系列针对被那些打倒的地方党政干部和其他社会势力的镇压行动。
这些镇压行动事实上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那些文化大革命前在位的江苏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和数以千计的其他各级领导干部首当其冲。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后，约有20多位省级领导人遭到各造反派团体的公开羞辱和摧残，并被关进牛棚。到1967年3月实施军管时，这些官员又几乎全部遭到军方关押。他们被关在南京城东句容县的一处监狱里，直到许世友调往广州后才陆续获释。到1975年之前，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获得重新任用。（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421页）
对地方干部群体的清洗还蔓延到基层。南京军管当局认定地方党政干部和政府机关一般工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旧人员”，有预谋、有步骤地将他们从现有岗位调离，其中也包括那些在1967年加入各造反派组织的人。在1968年夏天，大约有7000名省级机关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被送往南京东郊农村参加集体劳动。到1969年初，其中约有1000多人得以洗脱罪名，被重新任命为省革委会下属各机构的副职。对于那些没有通过甄别审查的人，军管当局于1969年夏天在南京周边建立了若干“五七干校”。在“干校”内接收“再教育”的人数很快便增至10，000。在1969年底，其中约有3000多人及其家属被下放到农村。到1972年后期，还有约4000名干部被留在“干校”内（袁刚《风雨八年》，南京：自印本。2008，第122-184页。作者原为南京军区司令部下属作战训练部年青参谋，先被任命为省级机关军代表，后成为省级机关“五七干校”负责人，在1973年后期被任命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在1974年运动期间受到攻击，1975年被调回部队工作）。那些被从“干校”解放出来的干部，以及那些躲过早期审查、没有被送往“干校”的干部，通常会被任命为在各单位掌权的军队干部的副手。有些则被全家下放到农村，通过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
大规模的江苏城镇居民和各级党政干部“下放”运动，是始于1968年的一系列整肃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昌文《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宗派主义、分裂主义，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斗争》，《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12月14日印发，第40-43页）。截至1969年底，全省约有近百万人遭到逮捕和刑讯逼供，他们的涉案罪名通常是含糊其辞的“特务”、“叛徒”和“现行反革命”等（《江苏省志•大事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235页）。在1970年下半年，全省又有83,000多人遭遇到类似的厄运（《江苏省志•中共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318页）。
有些旧省委领导人——如彭冲和许家屯等——很幸运地躲过上述清洗行动，并在1968年被结合进江苏省革委会。但他们很快就在军方巩固其权力的过程中被边缘化，或者被强行解除职务。那些著名的造反派头头——如文凤来和曾邦元等——起初也被赋予重要的象征性地位，但很快也被边缘化，并最终成为后续一系列整肃运动中的斗争目标。在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提交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许世友声称原省级机关领导干部中75%的人有严重政治问题，原地、市一级领导人中有严重问题的人占到70%（钱永清《揭发批判吴大胜对抗中央指示，拒不交代与林彪及死党阴谋活动有牵连的问题》，《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7月5日印发，第33-37页）。
原造反派显然受到比老干部更为严酷的对待。当老干部陆续重返工作岗位之时，原先的造反派头头和他们的下属却成为新的打击目标——其主要方式是一场声势极其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根据后来官方公布的数据，在1970和1971年运动高潮期间，江苏全省有130,000多人受到“五一六分子”的指控，有57,000多人在刑讯逼供下坦白交代、自证其罪，有6,000多人在关押审查期间死亡或者落下永久性的身体或精神残疾（刘定汉主编《当代江苏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第235页；《江苏省志•中共志》，2002，第320页；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第63-66页。MacFarquhar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p237，将江苏列为全国清查“五一六”的重灾区）。而据一些参加过专案审查和事后复查的人士透露，真实的数字可能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董国强与王春南访谈，2008年1月9日；王效智、余华明、王春南《纵观江苏挖“五一六”之战——三批江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油印本，1974年4月18日。王春南在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参加了造反运动。从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华日报》社工作，参加过单位内部清查“五一六”的专案组。1974年春天他与两位同事一道贴出大字报，加入反对军方领导人的运动。1975年，他被调往《人民日报》工作。当时彭冲曾私下向他透露，官方公布的全省调查统计数据并不完全。MacFarqhar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p552,note 66, 引用其他资料，指出这场运动造成的伤亡数字还要大得多）。
在一些被确定为清查运动“重点”的单位，相关数据更加令人震惊。例如在南京电子管厂，3,800多名干部职工中有2,700多人被迫接受审查，1,226人被认定为“五一六分子”，7人死于刑讯逼供（刘定汉主编《当代江苏简史》235页）。在南京市政建设公司，有1,200多人接受审查，约占该单位干部职工总数的60%，其中894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南京会议资料汇编，1974，第44页）。在南京大学，当时在校的约3000名教职员工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指控，有1,154人受到正式审查，有108人受到长期的隔离审查和刑讯逼供，有21人自杀（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
这些数据意味着，当地造反派势力在这场运动中遭受到的毁灭性打击远甚于其他地区。这个因素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以下事实——与他们在杭州和武汉的同伴们不同，南京的原造反派势力在1974年的公共动员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事实上，清查“五一六”运动不但迫使那些前造反派头头离开领导岗位，而且也波及到许多在1968年赢得“革命干部”头衔的老干部。在清查运动期间，吴大胜宣称省级机关中55%以上的厅局级干部和30%以上的一般工作人员是“五一六”分子。在1971年10月，约有2,400多人接受正式审查（周志华《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12月14日印发，第1-6页）。1968年任命的省革委会常委中的绝大多数人——28人中的21人——成为清查对象。9名前造反派头头全部遭到清洗。8名老干部也悉数受到怀疑——尽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得以保留其职位（汪学周《坚决团结统一，反对分裂——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搞独立王国的严重错误》，《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12月14日印发，第27-31页）。清洗运动还蔓延到军队内部。一批在1967年夏天卷入“倒许”风潮的军队干部受到隔离审查，并被免除职务（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0月25日）。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担任江苏党、政、军一把手的许世友将当地的行政权力全部集中到他所信任的军队干部手中。尽管北京高层曾做出规定，地方行政权力应该由实行“三结合”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头共同行使，但实际上，军队干部控制了所有权力。由于现任常委中的许多人被解除职务接受审查，所以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73年底许世友调离南京，江苏省革委会没有召集过一次会议（李昌文《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宗派主义、分裂主义，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斗争》）。截至1970年，军方的集权统治已达到如下程度：全省14个专区的党政一把手全部是军队干部；而在全省68个县里，有61个县的党政一把手也都是军队干部（周志华《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许世友的所作所为，必然招致前造反派头头群体和地方老干部群体的强烈怨恨。
南京军管当局与中央的紧张关系
许世友在南京的独裁统治，还导致其与中央和周边省份的关系紧张。林彪事件发生后，北京高层曾于1972年8月发出通知，要求军方“三支两军”人员逐步撤出地方行政管理事务，让位于那些具有经济建设工作专长、富于行政管理经验的地方老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第32号文件，1972年8月21日）。然而许世友并未认真贯彻上述中央通知和其他相关指示。截至1973年底，仍有2,000多名军队干部占据着江苏各级党政领导职务（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8月15日，关于吴大胜自我批评的记录）。专区一级的党政一把手依然全部是军队干部；与此同时，68个县中的39个县的党政一把手也依然由军队干部充任（周志华《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
南京军方还极力抵制北京过问江苏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盐城专区是清查运动的重灾区，在13名专区党委常委中，有10人成为审查对象，有6人被判罪名成立；在84名专区下属各党政机构领导干部中，有一半以上遭到关押；在中层和基层干部中，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被判有罪；其中18人死于刑讯逼供（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汪学周《坚决团结统一，反对分裂——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搞独立王国的严重错误》。因而，当地的许多干部群众纷纷前往北京告状。1972年3月，中央信访办三次打来电话，要求省委报送关于盐城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情况的报告。当省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这一问题请示吴大胜时，他不耐烦地说：“他们要这个东西干什么？不要理他！”（汪学周《坚决团结统一，反对分裂——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搞独立王国的严重错误》）
中央对南京军方处理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十分恼火。因为那些对经济工作和生产管理一窍不通的军队干部，试图通过耗资巨大且浪费严重的基建工程来凸显其政绩。他们在没有请示中央、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上马了一大批基建项目，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徐怀萌《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在基本建设战线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12月14日印发，第37-39页）。中央领导人对这种固执己见、愚蠢失策的做法非常气愤，以至于李先念在一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严厉斥责这样的做法是“吃基建”，是“犯罪”（朱通华《揭发批判吴大胜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7月5日印发，第11-15页）。与此同时，一些在中央各部委看来十分必要的项目，却遭到南京军方领导人的抵制。他们甚至告诫中央各部委不要插手江苏地方事务（周锡禄《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抵制党的基本建设路线，破坏水电战线的革命和生产》，《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12月14日印发，第12-16页）。
许世友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他对以张春桥为代表的、权倾一时的“上海帮”激进势力的不屑。他对“上海帮”的怨恨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1967年夏天南京“好派”发起的“倒许”运动，曾得到张春桥的积极支持。直到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许世友后，张才不得不紧急刹车（Dong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2011.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436-438）。许世友曾做过一首打油诗，表达他对张春桥的蔑视和羞辱，并在其下属中广为传播：“戴眼镜，夹皮包；写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0月25日）1973年11月，许世友明确告诉吴大胜，不要理睬中央发出的要求各地学习上海经验、迅速组建城市民兵指挥部的指示（汪学周，1974，《坚决团结统一，反对分裂——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搞独立王国的严重错误》）。
“批林批孔”运动引发地方冲突
由于许世友已经调离，领导江苏“批林批孔”运动的重任便落在吴大胜的肩上。1974年1月，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开展运动的三个文件。2月初，全国性的主流媒体又发表了3篇重要社论（详见《红旗》1974年第2期；《人民日报》1974年2月2日和2月5日）。江苏省的“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发轫。2月4日，江苏省委召集一个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文件和《红旗》、《人民日报》社论。省委领导一致认为这些文件和社论十分重要，但他们并不了解中央的意图，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联系当地的实际情况展开批判运动。于是他们决定先在南京和其他城市选择一些单位进行试点，看看群众的反应（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2月4日）。这些试点单位的情况显示，许多普通群众同样都对这场运动感到困惑与担忧，但也有一些敢说真话的人正确地猜测到这场运动的深层动机是“批死人、逮活人”。有些人还断言，这场运动是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2月8日和11日）。
为了推动“批林批孔”运动并控制运动的导向，吴大胜在2月中旬召集了一个省级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他强调这场运动应该集中批判林彪的反动谬论如“天才论”和“克己复礼”之类。他还强调，这场运动的目的并非要通过群众性的大批判来惩治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而是旨在“教育群众”，使他们与“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决裂”，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教育群众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2月13日）。
然而此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吴大胜的上述努力并不成功。那些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前造反派头头都将这场运动看作自己争取平反的良机。3月初，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大字报，指责军方在清查“五一六”期间的种种做法。学校党委并未采取措施阻止这样的行动（余为群《揭发批判吴大胜破坏高校批林批孔》，《揭发批判吴大胜“三破坏”等问题》，江苏省委省级机关干部批林批孔会议秘书组编印，1974年7月5日，第22-26页）。在3至4月间，时任《新华日报》记者的两位前南京大学造反派成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系列大字报，详细披露了江苏清查“五一六”期间大搞逼供信的情况（葛忠龙访谈，2007年4月13至14日；葛是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在1970年受到“五一六”专案组的隔离审查和刑讯逼供。王春南访谈，2008年1月9日；王也是南京大学造反派成员，曾参加《新华日报》内部的清查“五一六”专案组）。在一次地市委负责人会议上，吴大胜承认清查工作中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但他强调那次清查运动“主席有批示”，“中央有文件”，“大方向是正确的”。他警告大家要防止阶级敌人利用各种借口彻底否定清查运动，并号召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保持警惕（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3月14日）。
然而问题在于，各级党组织中也有不少人对军方的所作所为心怀强烈不满。4月初，吴大胜在省总工会召集的一次群众会议上发表讲话，高调阐释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号召与会者积极揭发批判林彪及其在江苏的“死党”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4月2日）。令他大出意外的，是两天以后在同一个会议上，省总工会主席、前苏州造反派头头华林森（华林森是苏州一家机器制造厂的工人劳模、党员和造反派头头，1968年被任命为苏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出席过中共“九大”并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被任命为苏州市委副书记，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同年出任江苏省总工会主席）指责时任苏州市党政一把手的军队干部与林彪的罪行有牵连。华的指控还涉及到许世友。与会的其他前造反派成员纷纷起身响应，提出许多类似的指控——其中之一，是指控吴大胜为了保护许世友夫妇和蒋科，在1973年初审阅省委向北京报送有关林彪集团在江苏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时，有意删去报告中与他们有关的内容（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4月4日）。
当彭冲和许家屯——现任省委领导班子中的老干部代表——提出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揭批运动议程时，吴大胜等军方领导人操纵运动进程的企图遭遇到更大的失败。许家屯呼吁就林彪在江苏死党的活动展开调查，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吴大胜等人。他在省委召集的一次大型会议上说过：“革命小将反潮流，我们为什么不能反潮流？”彭冲则强调，江苏的“批林”运动应该聚焦于（一）林彪在江苏死党的罪行、（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和（三）军方人员与“选妃”活动的牵连。他还提出，要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这三个问题（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4月6日。所谓“选妃”活动，是邱会作将军的妻子胡敏为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寻找合适配偶而做的一系列努力。这些活动在林彪案件调查初期遭到揭露和批判。在江苏，蒋科曾受命负责这项工作，因而受到牵连。后来吴大胜在省委提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删去了这一内容）。
省委领导层的公开分裂，对基层的群众运动无异于火上浇油，导致批判运动迅速升级。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之下，吴大胜在4月中旬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承认，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确实存在许多错误，而且省委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他同意释放一批依然被关在牢房中的著名造反派头头——这些人都在1966和1967年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并在1968年被结合进省革委会（这批人中包括文凤来、曾邦元、朱开地和鲁学智。文和朱都是省革委会委员，后来在清查“五一六”期间遭到清洗，并在关押审查期间精神失常。文凤来原为南京大学教师。他发起并领导了一个重要的造反派组织，并成为南京“好派”头头。他于1974年获释，而后于1976年自杀。朱开地是南京工人“好派”头头，1974年获释后长期在家养病，境况十分凄惨）。他还同意对时任苏州和无锡党政一把手的两位军队干部展开调查，搞清楚他们与林彪在江苏活动的关联。对于自己的一些错误，他也做了自我批评。
4月21日，彭冲等人对省委办公室进行了改组，使其摆脱吴大胜和蒋科的个人控制，而置于省委常委的集体领导之下。他们还恢复了名存实亡的“林彪问题调查小组”，并要求该小组加紧追查林彪在江苏死党的活动。此后，江苏的“批林批孔”运动沿着一个新的方向展开，聚焦于许世友、吴大胜、蒋科与林彪夫妇在江苏活动有牵连的种种指控。要通过这样的“调查”找到大量的相关“材料”并非难事——因为林彪夫妇在苏州有一处“行宫”，文化大革命前后曾几次在那里小住。省市军方领导人在此期间多次向林汇报工作，请客送礼。面对这些调查材料，吴大胜不得不在5月初举行的一次省委领导层会议上作出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4月11、14、21、23日和5月7日）。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因为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民众抗议运动
在江苏实施军管后的两三年中，全省约有350,000城镇居民被迫到农村安家落户，仅南京市就下放了130,000多人。这种做法酿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1月26日）。近几年来暗中涌动、日益扩大的反对军管措施的社会潜流，使得那些被迫离开城市的“下放户”受到鼓舞，促使他们为重返城市家园做出种种努力。在1974年1月下旬农历春节期间，数千名南京“下放户”返回南京，吁请省市当局恢复他们的城市户籍和原有工作。然而省市领导人拒绝与他们见面。在此后的三个月中，“下放户”多次在省委和市委门前聚众示威，贴出大字报申诉他们的悲惨境遇，并不断在闹市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这些请愿活动吸引了大批围观者，市区的公共交通常常因此而中断。僵局持续到4月28日，被激怒的“下放户”集体涌入南京火车站，试图强行登上北上的火车去首都告状。当火车上的工作人员拒绝让他们登车后，他们便坐在铁轨上阻止火车驶出南京站。京沪铁路的交通运输因而中断两天。
4月29日和30日，中央办公厅两次给省委领导人打来电话，要他们设法阻止这些“下放户”去北京。中央办公厅在电话中指示，省委领导人可以承认在下放运动中存在着一些失误，但“下放户”的请愿活动偏离了当前运动的政治大方向。他们的问题必须等到“批林批孔”运动结束后再设法处理。北京当局还认为，这次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由于吴大胜等人拒绝接见“下放户”而引发的，所以他们命令省委主要领导立即前往南京火车站，倾听请愿者的申诉，劝说他们不要阻碍火车的正常运行（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4月29日和30日；南京市档案馆《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南京：油印本征求意见稿，1985，第195页）。于是，吴大胜和其他省委领导赶往火车站与“下放户”谈判。他面临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中央严禁采取“经济主义”——即物质刺激——的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下放户”又绝不会满足于空洞抽象的政治说教。经过艰难的谈判，省委领导人与“下放户”于5月2日签订了一个“八项协议”。“下放户”原先所在的工作单位接到指示，要尽快给这些人找到栖身之所，并许诺给他们发放经济补贴和粮油煤炭计划配给（李之荣《十年动乱期间的南京》手稿，成稿日期不详。作者是南京市委党校教师）。
这个协议解决了南京火车站的问题，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问题。当这些“下放户”的要求得到满足的消息传播开来后，另有5万多名“下放户”从周边农村涌入南京城，要求同等待遇。地方当局显然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安置如此众多的请愿者。当这个情况明朗化以后，后来的“下放户”要么聚集在南京街头抗议示威，要么三五成群地向北京进发。由于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阻碍铁路交通，一些北上的请愿者便在公路上拦截巴士和大卡车。奉命前往劝阻他们的干部遭到围攻，有些人还被打伤（南京市档案馆《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5—196页）。
5月9日，北京当局发出一份文件，严厉批评吴大胜对第一批请愿者的处理，指责他没有遵从中央指示，对请愿者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而是屈从于他们的“经济主义”要求，结果引起更大的麻烦。这样的错误处置，严重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中央文件重申，省市委领导人绝不能在“下放户”的种种经济要求面前让步，要说服群众等到运动后期再协商处理这些问题（施兆祥工作笔记，中共中央1974年14号文件抄件）。
5月10日，省委召集会议传达北京的最新指示。吴大胜在会上作了长篇检查，并详细回顾了与“下放户”谈判的经过，暗示参与事件处理的彭冲和许家屯等老干部也应该分担责任。随后，彭冲和许家屯也就自己在谈判中的表现作了自我批评，但他们继续攻击吴大胜，强调他作为主要领导人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他们还强调，吴大胜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捂住林彪问题的“阶级斗争盖子”。他现在采用“经济主义”手段转移“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与他此前的立场一脉相承。彭和许还针对吴大胜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责任提出一系列问题，使双方的争论重新聚焦到军方对老干部和造反派头头的打击迫害问题上（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5月10日）。
在彭、许的暗中策动下，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5月11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奋起批判省委长期以来所遵循的错误路线，揭开省委内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该报还在显要位置分别报道了4月中旬召开的几次群众批判大会的情况——这些批判大会的主题，是批判军方近年来所犯的种种错误（《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斗争大方向，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盖子》，《新华日报》1974年5月11日，第1版。《省总工会、省贫协、省妇联、团省委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彻底清算林彪及其死党在江苏的罪行》，《新华日报》1974年5月11日，第1和第3版。《南京大学和省级机关宣传系统分别召开大会，揭发和声讨林彪及其死党在江苏的罪行》，《新华日报》1974年5月11日，第1和第3版）。虽然吴大胜和蒋科没有被公开点名，但谁是这场批判运动的目标显而易见。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文章还极力影射吴大胜和蒋科是所谓“林彪死党”（《新华日报》负责人樊发源是一位地方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1969年获得解放。他曾积极参与清查“五一六”工作。不过在1974年，他坚定地站在彭冲和许家屯一边，支持他们反对吴大胜的斗争）。
从5月中旬至6月底，省委在中山东路省委招待所举行有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数十位“群众代表”应邀与会——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前造反派成员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受害者。他们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军方领导人做出种种批判。与会者还时不时地在公共场合贴出大字报和散发传单，公开点名谴责吴大胜等人（《坚决捍卫中共中央14号文件，彻底粉碎吴大胜等人的猖狂反扑》，1974年5月24日。《严正抗议！强烈要求！》，1974年5月7日。这是其中两例。这两份传单的落款都是“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部分代表”）。彭冲和许家屯多次出席省级机关批判大会，并常常在会前与一些积极分子密谋，指导他们如何在大会上展开斗争（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6月21日；袁刚《风雨八年》202-205；王春南《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手稿）。他们还与那些没有资格参加省级机关批判大会的前造反派头头暗中接触，鼓励他们在社会上组织抗议示威活动，给军方领导人施加压力（葛忠龙访谈，2007年4月13-14日。葛是前南京“好派”头头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受害者。他为了获得平反，曾多次求见吴大胜和彭冲。此时，彭冲暗中鼓励他率领其他造反派头头到省委闹事，要求平反。葛随后动员了200多人一起前往省委围困吴大胜，迫使吴同意为他们平反，并释放了关在监狱里的文凤来）。
随着批判运动的不断升温，一些在省级机关和其他工作单位掌权的军队干部也纷纷倒戈，加入到批判吴大胜的行列中。在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中，最具杀伤力的指控是吴大胜直接卷入了1969年“九大”上提名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活动，以及他与林彪集团在江苏的活动——如“选妃”活动——的牵连。指控者不但暗示吴大胜参与了林彪集团的种种犯罪活动，还详细披露了他如何指示其下属拒不执行中央各项指示、极力排斥地方党政干部群体、从而在决策过程中大权独揽的情况（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5月11日和6月21日）。
吴大胜多次在这类群众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但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各种错误主要源于其思想认识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自我指控与所谓“林彪死党”的指控相比，自然有天壤之别。彭冲和许家屯极力促成群众性的揭发批判运动，多次采用拉线广播的方式召开全市性的群众大会。他们还多方设法，将省级机关批判会议上的批判发言和自我批评发言加以整理、汇编，在社会上公开散发。他们呼吁继续调查清查“五一六”期间的冤假错案和“选妃”问题，旨在对吴大胜的种种错误做出最严厉的政治定性（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6月21日；王春南《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手稿；袁刚《风雨八年》第202-205页）。他们要求释放那些依然遭到关押的“五一六”问题受害者，而后又指令其所在单位的领导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批判吴大胜的群众运动中来（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6月21日）。
对军方领导人的攻击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导致1974年上半年工农业生产的滑坡。为此，毛泽东指示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等人对稳定问题和生产问题给予更多关注。中央随后发出了第21号文件。该文件将社会动荡和生产滑坡归咎于许多地方的领导人未能切实有效地开展好“批林批孔”运动，不愿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在种种不合理的经济要求面前妥协退让，导致矛盾激化，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给“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破坏革命提供了可乘之机。该文件还强调，“对于群众中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资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的后期，经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后，统筹解决”（《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7月1日）。
这份文件将江苏列为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当地的动荡局面究竟是社会各界对依然掌握省委大权的军队干部的过度批判的结果？还是源于这些军队干部拒绝承认并忏悔其此前的错误言行？在7月5日召开的省级机关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学习、讨论中央文件的会议上，彭冲大力倡导后一种解释。他极力强调，江苏的生产搞得不好，根本原因在于“革命”没有搞好——即对吴大胜等人错误言行的揭发批判还不够深入彻底。彭冲的解释立即得到许家屯和其他许多与会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大力支持。他们决定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展开批判“林彪死党”的运动（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7月4日）。
在整个8月和9月，各级各类群众性的批判大会继续举行。与此同时，彭冲等人在省委领导干部会议上继续加强对吴大胜等人的批判攻势。8月15日，吴大胜最终承认他在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参与了支持林彪集团的活动，以及他千方百计掩盖许世友夫妇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种种事实（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8月15日。吴大胜在这次会议上所做的自我批评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活动的细节情况，（二）在清查“五一六”期间违反中央指示的行为，（三）如何破坏省委集体领导等。这些内容在《江苏省志•中共志》第323页有详细记载）。8月21日和22日，蒋科作了长篇自我批评，详细交代了他——当然也包括许世友——参与“选妃”活动的情况（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8月21、22日）。
两位军方主要领导人的坦白交代不但没有赢得批评者们的谅解和同情，反而激起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始终极力隐瞒自己的上述罪行。此外，由于两人的坦白交代都直接牵涉到许世友，所以与会者们开始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这位南京军方前任大老板（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8月9日、26日）。在8月31日会议结束时，彭冲代表省委做出如下总结：作为原江苏省委一把手，许世友的种种错误应该受到批判而且必须受到批判。各级地方党委应该将揭发批判其错误的材料报送省委，由省委统一转报北京中央。他断言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林彪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伟大成就的复辟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还下令起草一个正式文件，对那次清查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纠正（《江苏省志•中共志》第320页对这份文件的内容有概要性记述。施兆祥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彭冲的讲话）。
由彭冲和许家屯领头发起的批判攻势，也遭遇到一些零星的抵抗。一些地市一级的军方领导人试图遏制这场批判运动的势头——很显然，他们担心自己会与数月前倒台的苏州、无锡军方领导人一样，沦为这场批判运动的牺牲品。于是，一些谣言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说中央会很快结束“批林批孔”运动；还传言毛主席说了，中央14号文件点了吴大胜的名，点重了。最直接的挑战来自担任徐州专区一把手的军队干部。他公开挑战了“江苏省委没有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并挑战了提出这种说法的地方干部的领导权威。他还提出一系列问题，质疑那些积极推动这场大批判运动的人的动机，以及他们的终极目的（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8月9、10、14日）。在9月份的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有人指责对吴大胜的严厉批判“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说这场运动“过火”了。还有人说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应该彻底否定。担任盐城专区一把手的军队干部曾对其下属说过：只有吴大胜能够代表省委，他不会接受来自其他任何省委领导人的指示（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9月5日、18日）。
这些零星的抵抗并未能够蔓延开来，因为10月6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支持彭冲和许家屯等人的解释。几位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对一些地方领导人拒斥中央指示的行为给予严厉批评。李先念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江苏的情况——他批评了担任徐州党政一把手的军队干部的派性主义观点。10月14日，王洪文和张春桥出席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从激进主义立场出发阐释了毛泽东“安定团结”指示的含义——安定团结并不意味着批判运动的结束，而是要更好地开展政治斗争，以实现更高意义上的团结。他们强调，在成千上万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受害者没有获得平反之前，不可能实现安定团结。王、张的讲话，以及李先念的讲话，显然与彭冲和许家屯对江苏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0月中旬）。
当出席这次会议的许家屯返回南京后，省委召集部委办局负责人、地市委书记和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北京的最新指示。许家屯和其他地方干部引用中央激进派领导人王洪文和张春桥的谈话，进一步加大了批判吴大胜和许世友的力度。吴大胜在10月23日再次做出自我批评，就许世友与林彪集团的关系问题交代揭发了更多情况。10月24日，许世友和吴大胜的一名军队下属揭发，许世友有意利用清查“五一六”运动打击前造反派头头，并公布了许世友讥讽张春桥的打油诗。10月25日，一位资深地方干部指控许世友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公开污蔑所有造反派头头，还指控许世友亲自审讯并殴打一些老干部审查对象（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0月19、23、25日）。
这次会议最终对南京军方主要领导人提出以下六项指控：
一、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有牵连；
二、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三、搞以人划线，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
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五、搞独立王国，破坏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六、批林批孔以来，不批林，不批孔，不准联系江苏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捂盖子，保自己，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破坏批林批孔。有错不认错，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影响安定团结。
省委在一份文件中公布了对“吴大胜等人”的上述指控，在干部群众中广为散发。但这份文件没有公开点许世友的名——他是否应该承担上述罪责，需要由中央高层定夺（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0月28至31日）。
地方干部群体的升迁
11月13日，地方老干部群体的胜利得到最终确认。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包括丁盛、彭冲和许家屯——奉召前往北京。当天下午，他们受到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和纪登奎等人的接见。中央领导人宣布任命彭冲为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吴大胜和蒋科被停止领导职务，继续接受批判和审查。中央领导人在谈话中强调，这次江苏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决定，他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好几年了。他们指示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要认真处理好那些“下放户”的问题，并对“五一六”案件进行复查。许世友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传达这些决定的中央和地方文件中。由此可见省里对他提出的各项指控，未获得中央高层的支持（施兆祥在1974年11月下旬的工作笔记中抄录了政治局常委们的谈话记录。其他不少访谈对象证实，这份谈话记录当时曾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广为流传）。
彭、许等人返回南京后，召集省委会议传达中央的最新指示。屈服于北京的权威，吴大胜和蒋科公开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拥护彭冲的领导（《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1月19日）。12月30日，江苏省委和江苏省军区联合发出通知，命令在地方党政机构里工作的所有军方人员全部返回部队（《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5）》，198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329页）。许多地方老干部奉派接替他们在各级政府中的党政领导职务。
在1975年的头两个月中，新的省委领导人积极致力于巩固他们的胜利。1月初，彭冲在一次谈话中提到，现在还有人在南京街头贴出大字报，要求继续揭批“黑帮”。他指责这样的行为偏离了党的正确路线；“否定一切”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还说，吴大胜确实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党内团结。我们欢迎原先的造反派帮助党内负责同志纠正路线错误，但他们必须支持各级党委的工作。许家屯积极倡导为那些受到军方错误指控的人平反，并立即释放那些依然受到关押的人。但他认为平反工作不应该不加分别地“一风吹”——有些在清查“五一六”期间受到诬陷的人，可能同时犯有其他错误，因而不是每个人都将自动地获得平反、释放（施兆祥工作笔记，1975年1月4、5日）。新近掌权的省委领导人承认军方镇压造反派的运动过了头，但他们一再强调，各级党委应该拒绝造反派头头提出的恢复其原先领导职务的要求。造反派头头被从牢房里解放出来，摘掉了他们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但他们重返权力走廊的诉求却遭到无情的拒斥（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1月19、26日）。
至于那些城镇“下放户”，彭冲在一次谈话中坦承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命令各级政府官员在1975年农历新年期间下到农村去，为“下放户”发放生活补贴，聆听他们的倾诉。他还命令农村基层各级革委会关注这些家庭的生计问题（施兆祥工作笔记，1975年2月2日）。进入1976年以后，彭冲还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提到，“下放户”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施兆祥工作笔记，1975年8月10日，1976年2月28日）。大多数“下放户”直到在1980年代以后才陆续返回城市，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未能恢复其下放前的工作。
结论
迄今为止，人们对1974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主要基于KeithForster和王绍光对杭州和武汉两地的个案研究。然而在南京，这场运动的本质内容和展开方式却与上述两个城市的情况大相径庭。在杭州和武汉，前造反派头头在前造反派群众中实施动员，并进而对重新复出掌权的老干部群体发起攻击。在他们看来，老干部势力的重新崛起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否定。在南京，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老干部群体自始至终操控着当地的运动，并利用它推翻了军方在全省的统治。他们采取的策略之一，是以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并指责军方主导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措。如本文开头所述，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隐含着两大诉求，南京的运动仅仅实现了其中之一——即最终迫使军方势力从地方行政事务中退出。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并不难预料：地方老干部成为南京“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最大赢家——他们以进攻者的姿态出现，并诱导这场运动朝着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发展。因而，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与其字面上的应有之意背道而驰。
南京的运动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展开，显然基于当地的一些特殊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直到这场运动发生之时，军队干部依然在江苏地方行政事务中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许世友在中央党、政、军领导机构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他在省内一言九鼎的权威，使他有可能延缓军方势力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撤离——而在其他许多省份，尤其是像杭州那样的城市，原先掌权的军方领导人早已因林彪事件的牵连而受到清洗，军方势力也早已陆续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淡出。作为一个地方强权人物，许世友通过异常彻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确保原先的造反派群体绝对无力挑战军方的领导权威。那场清查运动的许多受害者直到1973年底还被关在监狱中——其中几个最重要的造反派头头，则因刑讯逼供和长期监禁导致精神失常，无法继续从事政治活动。
许世友在南京长期统治的第一个后果，是当地的前造反派群体无法像其杭州和武汉的同伴那样实施民众动员，并进而扰乱南京的经济。在后两个城市，造反派头头依托原先的派性组织进行社会动员，在一些大型企业和其他单位的造反派群众中重新激活了1960年代后期的派性身份认同和激进政治口号。然而在南京，群众性街头抗议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并非原造反派群体，而是那些在1968年及以后的历次整肃运动中被迫全家下放农村的城镇“下放户”。这些人或者因为个人历史问题，或者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成为1960年代后期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南京经济的瘫痪，并未源自原造反派群体的新一轮造反运动所导致的普遍停工，而是由于成千上万要求回城的“下放户”阻断了市内和城际交通运输网络。
许世友在南京任期的第二个后果，是军方势力始终没有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撤出。因而，如果“批林批孔”运动旨在批判那些当权派，那么南京军方领导人成为这场运动的目标显然是顺理成章的。在军方领导人以“军管”名义实施一系列镇压运动期间，彭冲和许家屯一直跻身于当地权力机构内部。但这并未阻碍他们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操控这场运动，严厉声讨许世友前些年犯下的种种“错误”，并迫使其下属吴大胜和蒋科承担罪责。尽管事实上，许世友绝对效忠于毛泽东，并未卷入迄今为止众说纷纭的林彪“篡党夺权阴谋”，彭冲和许家屯还是给许世友及其领导下的军方人员贴上所谓“林彪死党”的标签。他们套用此前针对“林彪集团”提出的种种指控，谴责南京军管当局的政治实践——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老干部的批判攻势中最富创意的一点，是他们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受迫害的前造反派头头的支持者的姿态出现。由此，他们将自己装扮成文化大革命遗产的捍卫者，极力争取北京激进派领导人的支持。通过上述种种策略，南京的老干部得以操纵这场运动朝着与杭州和武汉的运动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就全国而言，这场运动旨在遏制老干部重新崛起的势头。然而在南京，这场运动却加速了老干部重新执掌全省大权的进程。
很有意思的是，这场最终导致吴大胜和南京军方统治彻底垮台的运动，大肆渲染了军方犯下的种种错误，而这些错误都与当时依然身居全国党、政、军高位的许世友直接相关。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场运动还大肆渲染了许世友对张春桥和上海市激进派领导班子的不满和不屑。南京老干部这样做的目的，无疑在于竭力争取北京对这场运动的支持，并进一步凸显其作为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捍卫者的自我定位。然而，同样有意思的是，在中央关于罢免吴大胜和蒋科的文件以及江苏关于军方人员“一揽子”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撤出的文件中，均未出现许世友的名字。针对南京军方领导人的批判运动表明，许世友与北京的大人物之间存在裂隙。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举措，一方面使得他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受到清算，另一方面使他继续受到毛的信任和重用——因为他对毛的忠诚毋庸置疑。吴大胜和蒋科倒台了，许世友却保住了他的各项职务。
南京的老干部一旦实现他们将军队干部从地方党政领导岗位上驱逐的目标后，便不再支持原造反派群体的事业。他们明确表示，造反派头头不能回到他们在1968年取得的领导岗位。这清楚地意味着，1974年运动的胜利只属于老干部。此外，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还采用高压手段瓦解了“下放户”要求回城、要求复职的抗议示威活动。这显然为南京地区下一轮政治冲突搭建了平台——笔者拟另外撰文对此加以详细论述。这里只想简略地指出，到了1976年，原造反派群体已逐渐恢复元气。他们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起新的政治攻势，指责老干部压制造反派势力、大搞“修正主义”复辟回潮。与此同时，在另外一条战线上，那些在1974年聚集在南京街头抗议示威、反对文化大革命过激政策的“下放户”，与其他许多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的人们一道，在1976年清明节前夕再次聚集到南京的闹市区，发起群众性的街头抗议行动。事实上，1976年3月末的“南京事件”，是更为著名的天安门广场4月4日至5日清明示威活动的先驱——或者如某些论著所言，是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目前学界对1974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阐释，几乎完全脱胎于杭州和武汉两地运动情况的现有论述。而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则与这样的论述完全不同。南京的老干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以批判此前几年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的政治过激主义为标榜，无意之间激起更多其他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共鸣，并进而引发了群众性的、旷日持久的街头抗议活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1974年南京的“批林批孔”运动预告了在1976年以一种更为成熟的方式出现的、旨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以及在1978-79年间爆发的反对“凡是派”中央领导人的政治斗争。
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再一次提醒我们，北京发出的政治号召可能在地方上造成无法预料、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后果。它还警告我们，不要将一、两个我们对之有深入了解的地区的政治运动发展情况，轻率地拔高为全国范围的普遍范式。它还提示我们，尽管近来的不少研究成果表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政治状况的了解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对这一时期全国各地运动中的政治动力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

《昨天》2012年12月30日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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