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凡：平民记忆之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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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记忆之一九七○年

锋凡

1970年，我14岁。

1月1日，这天的最高气温达到16.3摄氏度，成为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和的元旦。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伟大的七十年代。放眼全球，展望未来，我国各族人民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

社论回顾了整个六十年代的国际形势，也指明了在新的一年里我国总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
这篇社论写得很有气势，据说毛主席对文中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一说也颇为欣赏。
我们在学校上政治课时也学习了这篇元旦社论，还据此做了政治作业，其中有一道问答题是：

问：社论中从那些方面举例说明了美帝的急剧衰落？
答：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堤坝一块块塌了下来，震撼西方的财政金融危机日益严重，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使美国数以千万计的人民越来越贫困和饥饿。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使美国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华尔街”的老板们也无可奈何地哀叹美国进入了“困难的年代”，一任任白宫主子找不出一付挽救帝国主义衰落的灵丹妙药。

学校记事

新的一年来到了，我们进入中学后的一年级第一学期即将结束，除了举行所学课程的期终考试外，按照学校的布置，我们每个学生都写了小结。我写的小结全文如下：

学期小结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过去了，光辉灿烂的七十年**始了。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以豪迈的步伐跨入了新的年代。
我们进中学后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让我来小结一下这一阶段的优缺点。
林副主席说：“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主席思想真正学到手。”我能坚持每天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但在应用方面做得不够。我以后要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了就要用。
有一次在欢送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时候，别的同学高呼口号，我却说喊口号没意思，这是非常错误的。后来老师叫我领喊口号，我以实际行动来改正了错误。
在学习“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学习国庆社论，学习金训华的活动中，开始我的态度不是很认真，后来在学习中得到了提高，思想有了进步。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前我总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阶级敌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出来活动了。后来通过讨论案件，批判了刘奇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后，我认识到：“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阶级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非常尖锐、复杂。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同阶级敌人作斗争。
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愿不愿意与工农相结合。”我们曾到工厂里去参加学工劳动，我开始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是想去看看、玩玩。当劳动分配时，我被分去拔草，心里就不高兴，于是在劳动中态度马马虎虎，怕脏，怕累。后来有一次我们又到厂里去劳动，工人老师傅发现了我们这种思想，就对我们说：“毛主席说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你们现在就这样怕脏、怕累，今后怎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老工人语重心长的话语，使我们听了很惭愧。我决心向工人阶级学习，改正错误，有一次劳动是拣油回丝，上面又油又脏，我就不怕脏地干了起来，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我家订了《文汇报》，我每天都能认真阅读。我们有时在学校里听形势报告，起初我觉得国家大事与我们个人关系不大。通过学习，思想觉悟提高了，听起来也更有劲了。
我们在举办课外学习小组活动时，有时会查看地图，议论国家大事，关注形势，积极备战，消除了和平麻痹思想。
轮到我值日扫地时，我马马虎虎扫一圈就回家了。我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我上午扫不干净，下午上课的别的班级也会扫地，所以老师、同学不会知道我扫地扫得干不干净。后来通过学习，认识了错误，就做到了认真地完成值日卫生。有一次上学时，我到得很早，看见教室里的课桌椅很凌乱，我想起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就把课桌椅重新排放整齐。
因为我是工基课的课代表，所以我能帮助老师收发作业簿，擦黑板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我在复课闹革命中能遵守校规，每天按时完成作业，不抄袭。当老师说要把校外时间利用起来的时候，我就和几个同学组织起校外学习小组进行学习。有人说：读中学了，不要再搞校外学习小组。我们不听这种话，坚持学习。
我在学习中还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如对一些不懂的知识不闻不问。学习的目的不是很明确。对考试不感兴趣。对学外语也感到很困难。上课不积极发言，反而在下面讲废话，老师指出了，我也难以改正，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我能与其他同学一起出黑板报，还参加了学校的小分队，为宣传毛主席思想出了一份力。
有一次我和别人去看电影，回家的路上别人为了少走一些路，就抄近路往农田的菜地里走。我想到了《三**律、八项注意》，要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就劝阻他们不要踩坏庄稼。
以上是我在一学期里的小结，毛主席说：“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在寒假以后的新学期里，我要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努力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严格要求自己。以金训华烈士为榜样，争取早日加入红卫兵。

1970年1月25日

期终考试结束了，我们的小结也都交了上去，在放寒假的前夕，学校给我们每个学生都发了一份《告家长书》带回家，内容如下：

最高指示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要准备打仗。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告家长书

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校革命师生度过了战斗的一学期。一学期来，在工宣队、军宣队和校革会的领导下，全校革命师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加快斗、批、改的步伐，胜利地完成了调整、充实领导班子；整党建党；清队复查等斗、批、改任务，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开学以来，我校广大革命师生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了“天天读”毛主席著作，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主席思想学习班。我们响应了市革会的号召，掀起了学习金训华烈士英雄事迹的热潮。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在学生中涌现出了很多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先进事迹。同时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奇少的“黑六论”、“活命哲学”以及“读书无用论”、“下乡倒霉论”等谬论。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指示，我们加强对学生进行备战教育，组织六九届学生赴南汇进行战备劳动，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发表，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校革命师生热情欢呼，雷厉风行，掀起了学习、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元旦社论的高潮。
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与战斗，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觉悟；进一步巩固了革命新秩序，初步树立了为革命而学习的新学风，为进一步开展教育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革命没有完，战斗在继续。我们将对照元旦社论精神，找出差距，进一步制定斗、批、改计划，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教导，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希望革命的家长配合学校加强督促自己的子女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加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加强为革命而学习的目的性教育，努力培养自己的子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此致
杨某某同学家长

上海市内江中学工宣队、校革会（盖章）
1970年1月28日

附一：
按照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的精神，我校对下列几门学科进行了期终考试，特向你报告，仅供你参考。

学科：政治——语文——外语——数学——工业基础知识
成绩：-96———92———71——-100————100

本学期出缺席情况：
公假/节、事假/节、病假/节、旷课/节、迟到3节、早退/节。

尚欠学杂费/元。

附二：
按上级指示精神，我校决定于本月三十日开始放寒假，至二月十六日开学。寒假期间，望革命家长配合学校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督促子女天天读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学习“九大”重要文献、《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元旦社论、金训华英雄事迹材料汇编，并写心得体会。
2.加强对子女的战备观念的教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遵守社会革命纪律，参加街道里弄的阶级斗争。
3.教育子女进一步树立为革命而学习的思想，做好寒假作业。
4.督促子女准时参加返校活动。
5.我校决定于二月十三日、二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学生来校报到并办理手续。希望革命家长督促子女准时来校并交付学费陆元；**费贰元。二月十六日上午八时正式开学。

搬家

2月6日是农历春节（正月初一）。因为官方舆论仍然提倡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所以我对这个极为平淡的过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春节前的一月份里，我母亲请了个体裁缝到家里来做衣服，给除了我奶奶之外的大人、小孩都做了新衣服。其中我与二弟都制作了一件草绿色的咔叽布仿军装式样的上装，后来我们俩穿着走出去外人看了像双胞胎一样。
我父亲下放到崇明的“五七干校”去了一年多（1968年11月至1969年12月），结束后返沪回到原单位工作。
我父亲回来后马上开始又忙着调房子的事，这次调房子的原动力来自于我母亲，她老是埋怨住在这里上班不方便，想要把家搬到她的厂附近去。经过一番操作后，我父亲终于在过年前与人家商定好了交换房子，而我们家里的小人这时都还蒙在鼓里。
2月8日是年初三，这天我们又搬家了（上海话叫“搬场”），从内江一村搬了出来，搬到了新的居所。
前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雪，雪后的天气非常寒冷。尽管搬家的这天晴空万里，但冬阳的热度仍显不足，在新搬的住宅区的路边、墙角，还能见到一堆堆消融未尽的残雪。
我母亲的工作单位文革前叫“国营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通常简称为“国棉十九厂”，或叫“十九棉”。它的前身是日商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于1921年建成的公大第一纱厂。与此同时该纱厂还在平凉路、军工路上建有南、北工房263幢（间），解放后被统称为“十九厂工房”。
“十九厂工房”共有两处，位于棉纺厂南面的一处叫做“南工房”；位于棉纺厂北面的一处叫做“北工房”。
我家这次搬到的新住所，方位在平凉路与军工路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而西北角上的这片居住区正是上述“十九厂工房”之“南工房”。
以下是我家搬到南工房时的区域布局图（图不能随文发上，且以文字大致示意）：

围墙外是军工路————————————————————————方向南—>

围墙——————————————————————————————————

棉纺厂/——游泳池——“职员宿舍”————————————————-———
棉纺厂/——东球场———房管所—幼儿园—俱乐部—菜场———小花园—“洋房”

棉纺厂的厂门————————南工房的主干道—————————南工房的大门

子弟小学/——西球场—“工房”——————————————-商店—平四小学
棉纺厂宿舍/—西球场————“新三楼”——————————————————

围墙——————————————————————————————————

围墙外是“白洋淀”

除了上述图文示意外，还需要作些补充说明。
南工房的大门开在平凉路上，门牌号码是：平凉路2767弄。
大门的牌楼造得高大宽敞，很有气派，牌楼有三跨，中间的门洞装有两扇大铁门，可供车辆进出；两边各有一个小门洞，其中左边的一个供行人进出，门边上还附设有一个门房间，由棉纺厂派退休工人在此值守。牌楼共有四根方形的立柱，立柱下面的基石与建造外滩楼房所用的石块一模一样。立柱上面则横跨着骑楼，逢年过节，骑楼上都会悬挂大红灯笼，张灯结彩，布置得喜气洋洋。
从南工房的大门进入，是一条主干道，直通棉纺厂的南门（该厂还有一个北门开在军工路上，北门的马路斜对面是生产罐头的上海梅林食品厂）。这条主干道宽约五米，长约二百多米，两旁的行道树种的是梧桐，尤以靠近棉纺厂门口的一段道路两旁的树龄较长，种得也比较密集，在夏天里显得枝繁叶茂、浓阴匝地。
我母亲工作的这家棉纺厂时有6300多名职工，该厂主要的生产车间都开设三班制（即每个礼拜早班、中班、夜班轮番），每天早上的6到7点之间；下午的2到3点之间；晚上的10到11点之间，都有比较集中的上下班人群从我们南工房的这条道路上经过。
出了南工房的大门，左手拐弯就是25路电车的终点站（军工路）。每到棉纺厂上下班交替的时段里，这路车子都要运送来好几波的上班人潮；也要带走许多下班者。一般来说，上班者的脚步比下班者的要匆忙些，有些上班来不及的还要连奔带跑几步。
因为这家棉纺厂大部分是女工，所以弄堂里某些比我们年龄大些的男青年有时得闲会到路边去看“风景”。他们从上下班的人群里专门寻视那些年轻的纺织女工，或观察她们的容貌；或欣赏她们的身姿。
七十年代初，“的确凉”面料的衣服很时髦。夏天里有个别穿“的确凉”衬衫的纺织姑娘在上班途中恰巧遇到下阵雨，又没带伞，“的确凉”面料的衬衫淋湿后会粘贴在皮肤上，使其里面戴着的胸罩透显出来。她们只好一边奔跑，一边不断地用手指提拎衬衫，很狼狈的样子。某夏日雷阵雨过后，弄堂里有个年龄比我们大些的人跑来把他在道路上目睹的这一幕讲给我们听，兴奋的神情溢于言表。
从南工房的大门进来，道路的左边是一所“平四小学”（即平凉路第四小学）。我家搬到这里后，我二弟、三弟和四妹都转学到了这所小学，他们此时分别就读六年级、三年级和一年级。这所小学后来也担当起少年足球的培训任务，上海的足球运动员申思等就出自该校。
南工房里还有一所小学，在棉纺厂的边上，校名叫“十九棉职工子弟小学”。我五妹到了上学年龄后进的就是这所小学。
在平四小学北面的居民楼下，开着一家综合商店，供应日常用品和食品。在综合商店的边上有一家理发店。
在平四小学的斜对面即道路的右边，有一处小花园。花园沿道路的一边筑有围墙，围墙约两米多高，下面的三分之二用砖头砌实；上面的三分之一是有花纹的透墙。这个花园虽然占地面积不大，却也小巧玲珑，布局别致。有假山；有亭台；有小桥、水池；有草坪、花木，想当年这里曾是在日商纱厂工作的日本人怡情养性的地方。
我家搬到南工房后我曾到里面去游览过，可能是因为长年无人管理，小花园已明显衰败、破落。又过了一年多，小花园终于悄无声息地被平掉了。
在小花园北面的道路旁，有一个小菜场，住在南工房内的居民一般都在这里买菜。
小菜场的东面有一座棉纺厂所属的工人俱乐部，该厂的图书馆也设在里面。大约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这座工人俱乐部失火，烧毁了一大半。
小菜场的北面有一所幼儿园，还有房管所和居委会等。
与棉纺厂毗邻的道路两旁，各有一个球场，东面的叫东球场；西面的叫西球场。球场沿道路两边的围墙与上述小花园的围墙样式相同，在南工房里形成了统一的整体风格。
东球场的主场地是一个足球场，两头各有一个球门架。当时上海的一些大型工厂都拥有自己的足球队，比较有名气的如国棉十七厂足球队、大隆机器厂足球队等。这些工厂的足球队相互之间经常要开展比赛，我们这里的东球场有时也安排场地给他们来踢球。
大约是一九七二年的春夏之际，全国足球联赛在上海举行，我们东球场也有幸安排了一场比赛，有两支外地的球队（具体的队名我记不太清楚，好象是云南跟广西）来踢球。我们住在附近喜欢看足球的居民都闻风而动，拎着小矮凳或小竹椅，热热闹闹地到东球场去观战。
东球场内的足球场周边围绕着青青芳草地，是我们住在这儿的居民休憩的好去处。
解放初，我们这个地区的恶霸陈小毛及其老婆、儿子一家三口就是在东球场被执行枪决的。以下引用上海的一份杂志《上海滩》上刊登的文章片段：

1951年4月30日，陈小毛和其妻张金庭及儿子陈磊从四川北路的上海市人民法庭被押赴位于沪东地区的上海第十九棉纺厂大操场执行枪决。当刑车途经平凉路时，马路两旁站了许许多多面露喜色的群众，有的拍手称快；有的高呼口号：“枪毙恶霸陈小毛！”
据时任刑场保卫组组长、现杨浦公安分局离休老干部顾海林回忆说：“十九棉纺厂大操场上人群似海；呼声如雷，红旗招展；气氛严肃。大操场边上一小块地方是刑场，四周站满解放军战士和人民警察。原来讲好来刑场观看的群众是千把人，想不到愤怒的群众来了那么多，不知超过多少倍。随着砰！砰！几声枪响，这三个恶魔终于被逐出人间。”
在此前后，《解放日报》、《大公报》、《劳动报》对此都作了连续报道。出版部门出版了《枪毙恶霸陈小毛》的连环画，还有不少剧团编排了《枪毙恶霸陈小毛》的沪剧、淮剧等剧目进行宣传演出，可见枪毙恶霸陈小毛一事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家喻户晓，轰动上海、影响全国的大事。

我母亲当年也是现场的观众之一，我们听她说的一个细节是：当陈小毛的头部被子弹击中时，他的一颗眼珠子迸出眼眶，垂挂在脸上。
陈小毛原是定海路一带的地痞流氓，后进英商密丰绒线厂当总工头。其妻张金定是一贯道坛主，其子陈磊是汉奸，曾任日伪少尉。

东球场的东面至军工路之间，是棉纺厂开设的一所游泳池，夏季开放，这里成了我以后几年游泳的主要场所。
南工房的四面都有围墙围着，除了前面说的南工房大门外，在东球场的东北角上有一条通往军工路的小径，这里还有一个南工房唯一的边门。但这个边门的铁门老是被锁锁着，不怎么开放，我们有时实在要从这里抄近路走，就爬上铁门翻过去。
说了东球场再来说说西球场，西球场的主场地是一个篮球场，两头各有一个篮球架。篮球场的周边也有相应的空地，因为球场边上就是“十九棉职工子弟小学”，所以西球场又被当作是该小学的操场。在西球场的东北角处还设有单杠、双杠等体育用具。
西球场西面的围墙之外是“白洋淀”（关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下面另有叙述），隔着“白洋淀”可以望见更西面某家工厂高高竖立的一根烟囱，这家工厂就是我后来读技校和工作的单位。读技校时，我曾经从这里抄近路翻墙头回家，连十分钟都不要。

以上大致说了一下我们南工房的内部构造和社会设施，接着要说主要的方面，即我家的居住环境。
在整个南工房范围里，包含有五个大小不等的居民住宅点，都是以前历史上所形成的。
1.以南工房的主干道为中轴，进大门后的道路右边有两幢日式小洋房，这是当年供日商纱厂里工作的日本高级职员居住的。现在按建筑形态划分，这类房屋叫花园住宅。
2.在主干道的右边，沿军工路的西侧建有十多排日式的二层楼房，当年主要是给日商纱厂里工作的一般管理人员居住，所以这片住宅区被人称之为“职员宿舍”。现在按建筑形态划分，这类房屋叫新式里弄。
3.在主干道的左边，沿路边建有十多排中式的二层楼房，当年主要是给日商纱厂里工作的劳工阶层居住的，所以就叫“工房”（与文中所说的“南工房”概念有所区别）。现在按建筑形态划分，这类房屋叫旧式里弄。
4.在“工房”的西面，解放后六十年代初新建了五、六排三层的平顶楼房，住在这里的人将其统称为“新三楼”。
5.从西球场西北角的一条小路走进去，里面是棉纺厂所属的职工宿舍，供棉纺厂的单身职工或上夜班的职工临时居住（这个居住点不具有完全的居住意义）。该厂民兵的高炮连有数门高射炮也隐蔽在这个宿舍区里。
在上述五个居住点里，“工房”的区域最大，居民最多，我们的新家就搬在“工房”里。

工房共有十四排建筑，最南面的第一排编号为“一弄”，其后一排叫“二弄”，以此类推，直至“十四弄”为止。
在工房的中间有一条纵向的、贯穿南北的主弄堂，像鱼骨刺一样把每条弄都分成了两半。主弄堂的东边叫“东×弄”；西边叫“西×弄”。以下是工房区域的大致示意图：

南工房主干道—————————————————————————————-

围墙———————————————V——————————————————
（东块）14弄－13弄－12弄……8弄－7弄－6弄－5弄－4弄－3弄－2弄－1弄

———主弄堂————————————————————————方向南——>

（西块）14弄－13弄－12弄……8弄－7弄－6弄－5弄－4弄－3弄－2弄－1弄

这里的居民把纵向的主弄堂称为“大弄堂”；把横向的弄与弄之间的间隔称为“小弄堂”。小弄堂的东头，即沿南工房主干道的一侧都砌有四米多高的围墙，除了围墙的两头有进出的口子外，在东7弄与东8弄之间也开了一个口子，相当于在工房的中间部位增加了一个居民通行的进出口。
工房的建筑样式与我小时侯住过的石库门建筑有所不同，它没有石库门，没有亭子间，也没有三层阁。工房分为上下两层，砖木结构，尖屋顶，屋顶上覆有瓦片。
每一弄（单边）楼房有六个门牌号（即六个单元），每个门牌号的底层，前屋较大，俗称为“客堂间”，又叫“前客堂”；用木板间隔的后屋较小，称作“后客堂”。后屋的左边或右边有一条一米宽的走道，通往朝北的“灶披间”（厨房）。
在后屋与厨房之间处有一架木楼梯通向二楼。二楼的前屋较大，叫“前楼”；用木板间隔的后屋较小，叫“后楼”。后屋的左边或右边有一条一米宽的走道，通往北面的晒台。
楼下的住房是水门汀地面；楼上的住房是木地板。
我们搬到这里时，每个门牌号（即每个单元）里的住户状况已有三种：
第一种，住两家人家，即楼下一家；楼上一家。
第二种，住三家人家，即楼下住一家；楼上住两家。或楼下住两家；楼上住一家。甚至有这样的住法：楼下前屋住一家；楼上前屋住一家；楼下后屋与楼上后屋同住一家。
第三种，住四家人家，即楼下住两家；楼上住两家。
第一与第三种的住况比较少见，第二种的住况占大多数。我们这个门牌号就是第二种住况，即我们一家住楼下；楼上住了兄弟两家人家。
按照此地居民延续的约定俗成，楼上的晒台归楼上的住户享用，楼下的住户一般不能使用；而楼下的灶披间则楼上、楼下的住户一起共用。
我们的灶披间就是楼上、楼下三家人家合用，装有三架煤气灶，以及放置碗橱（上海话叫架橱）等。有的人家白天家里没人，就用木销子插在煤气灶的开关上锁起来，以防别人盗用他家的煤气。灶披间里晚上用的电灯也是每家人家各拉出一盏，互不相干。
楼上的住户都由后门进出，如楼下的后屋与前屋不是一家人家，也要从后门出入。

我们新搬的家就在工房的东十三弄5号（门牌号码），有底层的前屋和后屋两间房。前屋的面积约14平方米；后屋的面积约10平方米。
前屋左右两扇高大的木门开在屋子的中间，朝南，冬天的晴日，上午如把大门打开，便洒进一屋子的阳光灿烂。晚上睡觉时可用一根很长的门闩横杠在两扇门的后面。大门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扇窗户，房间的左边还有一条通道的口子（通往屋后）。
前屋又叫客堂间，本来是用作会客的，其构造并不适合于用作寝室起居。数年以后，房管所根据居民的意见，对我们工房所有的客堂间进行了改建，把大门由两扇改为一扇，并且把门从房屋的中间移到了左侧，这样一来，房间就实用多了。
工房底层的房间从地面到天花板的高度约3.6米，为了解决居住困难，有条件的人家都在家里搭建了搁楼以扩充居住的空间。我们新搬进的这个住所，在后屋及走道的上方也搭有一层搁楼。这层搁楼搭得不错，很牢固，搁楼地板用的木料也好，硬实、平整、光滑。为此，在调房子的时候对方还提出过要向我家附加收取搁楼的搭建费。
这个搁楼的高度约一米半左右，我们上去只能坐着不能直立。搁楼的面积约有十多个平方米，家里装衣物的箱子和其它一些杂物都摆放上去，但有此搁楼最大的好处是解决了我们家的睡觉问题。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奶奶以及我们五兄妹都爬上搁楼，睡在地板上。中间拉上一块幕布隔开，男的睡左边；女的睡右边，每边各三人，睡成一排，宽度正好。“躲进小楼成一统”，倒也其乐融融。
搁楼的进出口在搁楼的西北角上，由一个木梯子上下。使用的时候梯子平放下来；不用的时候梯子侧过身来靠在墙上，以不妨碍过道走人。
搁楼下面的后屋是我父母住的房间，因为后屋的上面搭建了搁楼，所以后屋的天花板就显得很低矮，房间里光线又暗，有时人在里面会有些许压抑的感觉。

2009年2月，有人（童孟侯）在《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开头就写道：“我以为上海在1949年的时候主要有三种住宅：老式洋房；石库门和棚户，工房是后来才有的。”
我一看就认为这段话写得不对，因为我家这时住的工房早在1920年就开始建造了，而且这种类型的工房在上海还有许多，都是当年开办工厂的外商或资本家为厂里做工的劳工阶层建造的，比如普陀区的长寿路两边也曾有许多这种旧里工房。
如果依我来划分，上海市区在1949年的时候主要有五种住宅：
1.洋房（杨浦区也有日式洋房）。
2.楼房（如“武康大楼”；如张爱玲住过的“常德公寓”；如“霞飞坊”等新式里弄）。
3.石库门。
4.工房。
5.棚户。

我家住进的工房，弄与弄之间的小弄堂，宽约四米，后排房屋的前门（朝南）对着前排房屋的后门（朝北）。每条小弄堂里设有三个自来水龙头，位置在前排房屋的后墙上。规定每两个前排门牌号住楼上的人家和两个相对应的后排门牌号住楼下的人家共同使用一个水龙头。一般来说，大约是每六户人家合用一个水龙头。每家人家的人口数量不等，少的两三人；多的如我家有八个人。每月的水费按使用户的人头平摊，当时的水费很便宜，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是这样用水很不方便，哪怕是用一滴水也要到弄堂里去跑一趟。如果遇到下雨天，还要撑伞过去。在冬天里，有时遇到一夜暴冷后，到早上外面露天的水管、水龙头就会被冻住，需要用火来烧烤，费好大劲才把水弄得流出来。
家搬到这个有弄堂的地方，我感觉好像一个轮回，又回到了小时侯居住过的“新华里”。我认为这次调房子非常不格算，非常失败，不但睡觉睡到了搁楼上，连家里的水龙头都跑到了外面去。更惨的是家里的卫生间也弄没了，抽水马桶当然一起失去，我等大小便都要去上公共厕所。
我母亲一贯反对抽水马桶，嫌它太费水。现在家搬到这里，抽水马桶终于没有了，这正合她意，高兴还来不及呢，哪管我们遇到的麻烦。
好在公共厕所不是很远，就在我家前一排弄堂的西头。公厕有左右两个进出口，厕所内的两头各设有一个小便池，中间是一列七个大便用的蹲坑位。
小便，有的外地人叫“撒尿”，上海话叫“拆澌”，或叫“撒澌”，苏北话叫“撒尿（读音：sui）”。
我们这个公厕的小便池正面的墙上，时而有人会贴一张书本大小的红纸头在上面，凡站在那里小便的人面对这张纸条都不得不把它看一遍。纸条上写的字句是：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从广告学上来说，这是个最佳的视角，文传贴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许可看可不看，贴在这个位置你是非看不可，而且去一次看一次，一直看到它剥落为止。
大便，有的外地人叫“拉屎”，古代曾叫“出恭”，上海话叫“拆污”，或叫“撒污”，苏北话叫“屙（读音：wo）屎”。
我们这个公厕在早高峰的时间段里，来大便的人比较集中，蹲坑位不够用，先来后到的人需要按顺序等候。其它时间去蹲坑则比较空闲，有的人会抽上一根烟，有的人会带上一本书或一张报纸去看一下，这也算是发扬古人所谓刻苦学习的“三上”（枕上、马上、厕上）精神之一吧。
每个蹲坑位的前后都有挡板拦隔着，有的人在大便时闲得无聊，就在面前的拦板上涂鸦。
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乘49次特快到广州去，在火车上的厕所里蹲坑（有外国人将此形容为“扔炸弹”），看到前面的板壁上写着许多乱七八糟的字样，其中有一条写到：“上海人很喜欢吃鸡！”
因为我知道当下粤港一带有把卖淫女称作“鸡”的（广东话里“妓”与“鸡”读音差不多），所以我马上就意识到写这行字的家伙是在嘲讽我们上海男人。
对于大小便的统称，书面词往往叫“方便一下”，农村里叫“上茅房”；城市里叫“上厕所”，古代北方曾有“解手”一说；现代南方弄出文雅的说法“去洗手间”，监狱里的犯人或叫“囚茅”，等等。
大小便去公共厕所是我们男子的事，妇女们都是在家里方便，使用的专门工具是马桶。
我家搬到这里后，当然也到家具店里去买了一个崭新的马桶，枣红色，油光铮亮的。同时还买回来一只搪瓷的痰盂罐。痰盂罐的作用说小也小，说大也大，它不是用来吐痰的，而是在紧急或特殊的情况下供我们男的在家里小便用，或在寒冬的深更半夜，我们男的如要起床小便，也是小在这里面。
在我们底层上二楼去的楼梯肚下有个空间位置，按约定俗成归于楼下住户使用，我家的马桶和痰盂罐都是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马桶是妇女们专用的，所以每天倒马桶的任务也都由女的去完成。
我们小时候住在新华里时还有专业的倒马桶车，这时搬到南工房就没有了，妇女们都是把马桶拎到公共厕所，朝设在外面的一个蓄粪池口子里倒。
马桶倒好后，还要把内部用清水刷洗干净，一把细竹条扎成的刷子是马桶必备的附件。有的妇女用刷子刷马桶时还嫌不够，再在桶内放上一些毛蚶壳一起刷，以此加强清除污垢，我们有时很远就能听到这种“哗啦啦”的刷马桶声。
马桶刷洗完后，有时还要放在太阳底下晒一下，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在大弄堂的向阳处，每每可以看到各家各户的新、旧马桶斜靠着沿墙根一字排开，桶口朝着阳光，朝阳挥洒在马桶上，这种景象看上去是不是很有生活的气息。

在我家这次失败的搬场背后也有赢家，最大的赢家就是我母亲。
之前她总是说上班不方便，现在好了，家搬到了她的厂门口，上班一抬腿就到了。
我母亲十五岁就进这家棉纺厂干活，也可以说她从小就生活在该厂周边的圈子里。现在家搬到了这里，相当于是“凤还巢”，使她又回到了过去那种熟悉的环境和氛围之中。
最令她感到欣慰的是这个区域也是她母系家族的“势力范围”，她的娘家（即我外婆家）就住在棉纺厂的北工房里，我母亲唯一的弟弟，即我舅舅一家也住在那里。
我母亲的第二个妹妹（我们称呼为“三阿姨”，六七届的）与我母亲同是这家棉纺厂的职工。这个阿姨曾经是厂里小分队的成员，有一次我们到十七棉大礼堂去看她们参加文艺演出，她在台下化着浓妆的脸面使我差点认不出来。
我外公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
外公的二弟，即我母亲的二叔一家都住在南工房里，住在离我家前十排（东三弄）的弄堂里。他家的三个儿女也都与我母亲同在这家棉纺厂工作，其中最小的儿子（即我母亲的堂弟，我们称呼他小舅舅）曾读过“美专”，是该棉纺厂的美工人员。因为他经常出面在厂里厂外画宣传画，写大标语，布置环境，我们弄堂里墙壁上的毛主席语录等也都是他绘制的，所以住在南工房里的居民很多人都知道他，名气不小。一些人家如有丧事，开追悼会用的死者遗像也都请他、或托人请他来画。我家搬到这里后，距离近了，我曾经跟他学过画图，这是后话。
外公的三弟，即我母亲的三叔一家也都住在南工房里，住在“职员宿舍”那边。他家一直想要生个儿子，还给先后生下的女儿取名叫“招娣”、“来娣”什么的，结果还是连续生了五个女儿也没有生出“弟弟”，只得作罢。他家的这五个女儿被邻里戏称之为“五朵金花”，她们都是我母亲的堂妹，也都是我们的阿姨（上海话或叫“孃孃”）。前两个阿姨都与我母亲同在这家棉纺厂做工，第三个阿姨是六九届的，去了黑龙江军垦（与我堂姐同在一个团里），第四个与我同龄，七三届的；第五个比我小两岁，七五届的。我偶尔见到后面这两个小阿姨，只是笑笑，不会真的这样称呼她们。
我母亲除了这些长年盘踞在这里的家族关系外，还有若干个“小姊妹”（即厂里要好的同事）也分散居住在我们工房里。
由此可见我母亲上述各种关系之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以上说了南工房的内部环境，它的外部周边环境也来大概说一下。
南工房的四面都有围墙围着，它的大门开在平凉路上，这条平凉路曾经是当年公共租界的边界线，南工房大门的马路对面，以前的地名叫“顾家浜”，正是公共租界的最东头。
出了大门左手拐弯不远处就是平凉路与军工路、黎平路交接的丁字路口，25路无轨电车的终点站就设在这里，到站的车辆在丁字路口360度转弯调头。平凉路上早先是行驶11路公共汽车的，1958年11月1日才开始改为行驶25路无轨电车。25路电车的另一头终点站在十六铺，如有船靠码头，会有大批的外地人涌上车来，前往虹口、杨浦，或在中途转车。
我家搬到这里后，我们出行乘得最多的就是这部25路电车。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我只要在路面上看见25路电车那果绿色秀气的身影，就觉得好亲切，产生出一种安然回家的感觉。
在上述丁字路口东面的外侧，有一条内陆与复兴岛间隔的河流，这条河因为早年曾被人工开挖过，所以叫“复兴岛运河”。在河边内陆的这块地方，当地人把它叫做“粪码头”。从称呼上来看，估计这里是城区居民的粪便用船运到别处去的水路之一。另据当地人传说，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粪码头”这个地方曾辟为临时刑场，有好几批的死刑犯被卡车拉到这里来进行处决，有时人多来不及点射，就用机关枪进行扫射，云云。
25路电车从终点站发车，沿平凉路往西开出第一站，就到了定海路。定海路是一条约一公里长的小马路，南北走向，与平凉路和杨树浦路纵向交接，路的南端直达黄浦江边的定海路桥。定海路建筑于1918年，原名叫山达刚路，后来才改名叫定海路。这个路名不知是怎么起出来的，与周围其它的路名毫无关联，而与之最有密切关系的“舟山路”却远开八只脚在虹口区里。
定海路以中间横向的定海港路、波阳路为界分为南北两段，以南的一段还像个马路的样子，文革前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家就住在这个路段里；以北的一段路面因为两边有众多的小店铺夹峙而显得比较狭窄，行驶卡车比较困难，脚踏车、黄鱼车尚能通行。现在出名的周正毅，据说发迹前就曾在这个路段与人合开过小店。
定海路的半腰处原来有一座架设在定海港（河流）上的桥梁，名叫定海桥。1958年定海港被填没，桥也被拆除了，成为一片平地。这个地方的路边有一家“华光啤酒厂”，生产当时很有名的“光明牌”啤酒。
在定海路与平凉路交接的西南角上，是一处国棉十七厂的工房，因为它的门牌号是“定海路449弄”，所以这个工房就被人代称之为“四四九弄”。
因为定海路的得名，我们居民所在的街道就叫定海街道；我们这个地区也被称为定海地区。定海地区规模最大、名气最响的两处工房，一处是我们居住的“十九棉”南工房；一处就是定海路上的“十七棉”四四九弄。
定海路与平凉路交接路口的斜对面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路，就是爱国路。
从这个路口沿平凉路以东的道路两旁，开着一些较大的店铺，构成了我们这个地区最具规模的商业一条街。这些店铺大多开在沿街简陋的平房里，一家挨着一家，门面则有大有小。住在周围的居民如果要到这个路段去逛街购物，都简称“到定海路去”，如同我们到上海的南京路去逛街购物，只要说“到南京路去”，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在平凉路、定海路路口的西南拐角上开着一家小百货店，老住户们都习惯叫它文革前的店名：“横昌”。
路口的东南角上是一家钟表眼镜店。钟表眼镜店的隔壁沿平凉路往东，依次是：文具店——“淮阳春”（饮食店，三两阳春面八分钱一碗。）——绸布店——鞋帽店——茶叶店——银行（储蓄所）——五金店——建材店等。
马路对面，从平凉路、爱国路路口往东，依次是：杂品店——医药店（西药）——绸布店——饭店——食品店——绒线店——邮局——服装店——药房（中成药）——废品收购站——照相馆——家具店——油酱店——粮店等。

在我们南工房西面的围墙外，是一处叫“白洋淀”的地方。
这个地方原来叫“白洋潭”，分布着三个呈“品”字形的大水潭。解放后，1954年起在此征地10.9公顷，育苗造林，繁殖草皮，于1956年设立杨浦区划船运动站。1958年再征地1.87公顷予以扩建，将其改造为白洋淀公园，并于1960年9月建成开放。园内面积12.8公顷，水面积近6公顷，是以划船为主的公园。后因设备简陋，地处偏僻，游人稀少，经费拮据，遂于1962年8月关闭。1964年又将其改建为白洋淀游泳场，至1972年因无法调节水质而停止开放。之后长期闲置，于1980年改建为白洋淀足球场至今。
这个区域里分布着的三个大水潭，其中南面一个最大，堪称小型湖泊，湖中央有个小岛，岛上树木扶疏，住在这里的人把这个水潭称之为“白浜”。
在“白浜”的右上方一个水潭，面积最小，俗称为“黑浜”。
北面的另一个水潭面积居中，因为被改建成了白洋淀游泳场，所以人们称其为“游泳浜”。
我家搬到南工房后，我曾到此处的“白浜”里游过泳。“黑浜”里没游过，据说抗战时期“黑浜”当中曾落下过一颗炸弹，水底被炸出一个深坑，因而水下形势比较凶险，没什么人到那里去游泳。“游泳浜”里我去游过一次，但主要目的是到那里去摸河蚌的。
“游泳浜”即白洋淀游泳场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浅水区的水底铺设有方砖；深水区的水底则保持原生态，水底的淤泥里生长有河蚌。我们游到深水区后，潜水下去，用手在水底的淤泥里寻找河蚌，摸到就抓上来。
苏北人把河蚌称作“歪歪”，他们有一道出名的家常菜叫做“歪歪烧豆腐”，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我们当时在冬天里使用一种装在蚌壳里的“歪歪油”，搽手治皲裂效果极佳，真正的价廉物美，其功效不亚于SK-2。
“白洋淀”的西面有一段围墙与我后来读技校和工作的工厂所共享。“白洋淀”东面除了与南工房毗邻外，还有一段围墙与棉纺厂的职工宿舍相间隔。
解放前夕，“白洋淀”这块地方非常荒芜，也是个坟场。我奶奶当年曾在棉纺厂的职工宿舍里住过，据她回忆说，逢到暴风雨大作的夜晚，常可听到若干被冲到水潭里的棺材发出很恐怖的“空嗵、空嗵”的碰撞声。
又据说在解放前，“白洋淀”的东北角与一个叫“沈家桥”的原住民区相连，某晚，该居住区里的一年轻女子来到“白洋淀”里很凄惨地哭了一宿，然后就投水自尽。
从此以后这里就一直闹鬼，“白洋淀”里几乎年年都有人淹死。有人解释说，凡淹死鬼想要重新投胎转世，一定要找到替身，即下一个被淹死的人，后来淹死的人都是被前一个淹死鬼拖去做了替身。也有人有新的解释，说“白洋淀”里有一种野生动物叫“水獭”，它们有时会在水下抓游泳人的双腿玩耍，因而被误以为是淹死鬼在拖人。
但不管怎么说这里年年有人淹死确是事实，所以后来就把“白洋淀游泳场”给关闭了，其它两个浜也禁止游泳，这样，总算太平了几年。
数年后，以为平安无事了，某个夏季，白洋淀游泳场重新予以开放。没想到又有一个人（平凉中学的学生）在游泳中淹死了，游泳场只好再度关闭，而且是永久性关闭，这下子最后一个淹死鬼再也找不到替身来重新做人了。
“白洋淀”的北面有一段围墙与平凉中学共用，平凉中学在我们这个地区很出名，因为这时该校的风气很不好，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等问题，所以一度被周围的人们称之为“流氓窟”。
八三年严打开始后，这所中学曾人员撤空，将其改作临时羁押所，教室都成了牢房，我厂派了电焊工去给里面的门窗安装了铁栏栅。
平凉中学原址现为“上海体育学院附中”。

籍贯问题

以上主要说了我们新搬的住处——南工房以及周边的地理环境和物质环境，下面要说一下南工房人文方面的环境。
因为战乱等原因，中国历史上曾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南迁。至清末以降，又有几次局部的人口大迁徙，如山东人之“闯关东”；如山西人之“走西口”；如东南沿海之“下南洋”，还有就是“到上海”。
“到上海”的移民以江浙两省最多，而江苏省里又以苏北人为多。
我们家新搬到的这个南工房，及其整个定海地区，住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苏北人。
苏北人一词用上海话来说叫做“江北人”。当时比较有名的“上海牌”手表在材质上有“全钢”和“半钢”之分，因为上海话里“江”与“钢”是一个读音，所以一个家庭里的父母如都是苏北籍的，就被戏称之为“全钢”家庭；一个家庭里的父母如只有一方是苏北籍，则被称之为“半钢”家庭。照上面这种说法，我父亲是安徽人；我母亲是苏北人（江苏阜宁），因此我是属于“半钢”。
据1988年某日上海《劳动报》上沈鹤龄的《旧上海与苏北人》一文中写道：

旧上海劳动人民吃苦最大者莫如苏北人，凡收入最低、体力最重、工作最脏的活，几乎全由苏北人包了，如人力车夫、码头装卸工、清道夫、粪车夫、浴室工、剃头匠等。
苏北人之苦，源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苏北平原灾难频仍。先是黄淮合流，洪水淹没了千里沃野；再是大运河淤塞，干线交通不复经运河而改海路（津浦铁路通车后则经铁路），造成生灵涂炭，饿莩载道，乡村凋敝，城市衰落。死者已矣，生者背井离乡，大批难民涌向生活优于江北的江南。他们饥不择食，是活都干，使得江南人长期以来形成了对苏北人的歧视。
解放前有个喜剧电影《假凤虚凰》，扮演理发师的石挥在道白中打诨，偶然插了句苏北方言，引起了以扬州人居多的上海理发业的全市风波，连南京西路、成都路口草坪广告《假凤虚凰》中的石挥形象也被浇上了大块油漆。

到上海来讨生活的江北人普遍赤贫，聚集在城郊和苏州河北岸的“棚户区”里。正因为当时生活在上海滩最贫穷的阶层里，江北人占大多数，所以江北人就成了贫穷落后、卖苦力的代名词。而贫穷落后、卖苦力又总是与愚昧、粗野的习性联系在一起，于是江北人后来又被上海市民坊间的主流意识抽象成蒙昧无知、没教养、素质差的通俗形象。
上海自从开埠以来就在小市民中形成了崇洋迷外、嫌贫爱富的心理特性，他们对外看不起外地人；对内则是歧视江北人。虽然住在上海的江北人理应属于上海人的范畴，却早已被打入另册。解放后，号称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使得歧视江北人的风气转入隐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八十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在此背景下社会上歧视江北人的观念重新盛行，形成了最后的高峰期。
据1983年12月22日《新民晚报》上署名玉林的文章《历史上的苏北人》，开头写道：

有些人很看不起苏北人，甚至一听见谁的祖籍是苏北人便马上表示鄙夷不屑，他们总是以为苏北人没有文化。

1987年8月，上海《劳动报》上有署名李峰写的短文《宾馆为啥不要苏北人？》，说的是闸北区东站附近新造了一座宾馆，某负责人在招聘会上宣布：“此次宾馆招收和培训人员中，只要是苏北籍的一概不在考虑的范围内，无论其长相多好还是技术职称有多高。”
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乘公交车，见到车上两个女乘客因为偶然碰撞而发生争吵，刚吵了几句，一个女的就骂对方是“江北人”（我这时才发现原来“江北人”三个字也可用来骂人）。另一女也不甘示弱，回骂对方是“江北人”。骂来骂去，她们很快就把上海人骂江北人的最有特色的那句话骂了出来，即骂江北人是“江北猪猡”。
青年男女之间谈恋爱是人际关系中歧视江北人的重灾区，据1983年10月《新民晚报》上署名王一青的文章《我所知道的江北人》，开头写道：

社会上一些男女青年择偶时，如发现对方是“江北人”，往往掉头而去，似乎江北人的血液中含有某种有毒成份，一经结合，就将危及自身。

上述情况中，尤以某些浙江籍的家庭最为反对与江北人联姻。
从社会学上来说，移民可分为强制性迁徙和生存性迁徙两类（现在新出来一类到外国去做投资移民），而生存性迁徙又分为求生存和求发展两种。总体上来看，早年到上海的江北人是属于求生存的一种；而浙江人到上海则大都属于求发展的一种，因此浙江人在上海滩总的来说比江北人混得好。举一个宽泛比较的例子，比如解放前，江北人的子女可能就是夏衍笔下《包身工》里的“芦柴棒”；浙江人的子女则可能就是王安忆笔下《长恨歌》里的“王琦瑶”。“芦柴棒”们只能在“拿摩温”的管理下卖力干活；而“王琦瑶”们则可优雅地参加“上海小姐”的选美，其中还有被国民党要员包养，成了“金丝鸟”的。由此可以看清楚上海滩两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沟壑，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有的浙江人执意不肯与江北人结亲。
在男女谈恋爱的问题上，尤其是女方比较计较男方的江北籍身份。原因除了女方受歧视江北人的社会风气影响外，还有另外一层顾虑，那就是如果男方的籍贯是江北人，那么他们婚后生产的儿女也将从属于江北籍（子女的籍贯通常以其父的籍贯来划分），致使下一代也逃脱不了江北人的干系。
在这种情势下，有些江北籍的男青年在谈朋友时会刻意隐瞒自己的籍贯，或采用欺骗的手法来蒙蔽对方，更有甚者，就是要求改变籍贯。
据1989年2月《解放日报》上署名周健的报道《本市部分苏北人更改籍贯》，文中写道：

引起苏北人更改籍贯的因由，是顽固的社会偏见。……
一位户籍民警说，前不久，一个男青年怒气冲冲地来到他这儿说要坚决改掉苏北籍贯，他说：“如不改，我这辈子非打光棍不可！”……
还有的苏北籍新婚夫妇，在小孩出生后，凡填户口表格时一律废弃原来的苏北籍。……
有位搞户籍工作的领导说：“如今有不少父母是领着自己的子女来到派出所，要求更改苏北籍贯的。”他们更改籍贯的主要动机，多是出于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顺利地度过恋爱这一关。

还有的上海女性，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自我介绍里特别写明“浙江籍”字样，这是非同小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有了“浙江籍”这三个字，一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礼的淑女形象就呼之欲出。
年轻一代的“全钢”或“半钢”江北人，都明显感受到社会上存在着对江北人的“种族歧视”。但他们一般都能容忍这种歧视，因为他们在观念上已经与社会上歧视江北人的理念中的合理因素相认同。他们也认识到江北人在上海确实是属于比较贫穷落后的阶层；认识到老一辈江北人的身上确实遗存着一些不文明的陋习，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又比如江北人喜欢生小孩，结果导致穷上加穷。人生多了，看上去人丁兴旺，到了谈恋爱的关头，女方总要问：你家里有多少兄弟姊妹，像我这样有五兄妹的，就很讨人嫌。还有谈朋友的时候，江北人的亲戚关系复杂，七大姑八大姨的，也很烦人。
江北人的年轻一代，女的也不大愿意嫁给江北人，男的则想最好能娶个浙江籍的老婆来优化组合。
近年来在上海滩出名的“脱口秀”演员蔡嘎亮是地地道道的“全钢”，报纸上（《新民晚报》）曾刊登采访他的文章，当谈到以前歧视江北人的状况时，蔡嘎亮一言以蔽之回应：“苦啊！老不容易。”
我曾听闻江北人有两句谑语，在此记录下来：

男人无能，刷锅子洗盆；女人无能，打下子骂人。

（注：“下子”，江北人对小孩的一种叫法。）

语境

我家搬到南工房这样的江北人聚居地后，话语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里说的话语环境指的是，在一定的居住区域里，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中所统一使用的方言。
浦东的本地话和崇明的当地话除外，以上海的市区来看，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存在着两大类话语环境，一类是说上海话方言；一类是说江北话方言。前者比较普遍；后者属于特定的范围。这个特定的范围在杨浦、虹口、闸北、普陀、南市、长宁、卢湾、徐汇等区都有存在，其中尤以杨浦区最多。
广义上的上海话包括有许多不同地方（同属吴语系）的口音，如宁波口音、苏州口音等。同样，广义上的江北话也包括如泰兴口音、盐城口音等。这里说的只是一般标准下使用的上海话和江北话。
我小时候最初居住在平凉路上的新华里，因为住在这里及周边地区的多是江北人，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统一使用江北话的语境。所谓“统一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凡住在这里的人，不管你是不是江北籍的人，左邻右舍、男女老少，见了面，一开口，说的都是江北话。因此，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下，虽然我照父系的籍贯属于安徽人，但从小开口说话后讲的第一种方言却是江北话。
以上的语境统一性在家庭内部则不一定，比如处在江北话语境中的浙江籍家庭，他们在邻里之间交往中都会说江北话，回到家里后，大人小孩仍然说他们的上海话。
我家的情况是，只有我奶奶一人说安徽话，我父亲说的是普通话，我母亲是江北人，当然说江北话，我们几个小孩因受环境影响，在外玩耍时说江北话，回到家里还是说江北话。
后来我家搬到了控江大街，居住地的语境发生变化，邻里交往都说上海话。我开始读书了，同学之间也都说上海话，于是我逐步学会了讲第二种方言——上海话。
虽然大的语境变了，但我家内部小的语境没变，我们在外面讲上海话，回到家里，仍然讲江北话。
之后我家搬到内江一村，语境与在控江大街一样，就不多说了。
这次家搬到了南工房，语境再次发生逆转，邻里交往，以及我们小人在弄堂里玩耍等等，相互之间讲的都是江北话，相当于又回到了我小时侯住在新华里的状况。对于我来说，只有在上学的时候与同学说的还是上海话，其它时间里都是讲江北话。
“乖乖隆地咚，韭菜炒大葱。”许多在江北话语境区里长期说惯江北话的人，虽然也会讲上海话，但不是很熟练，因而在讲上海话的场合下时常会出现差池，这种差错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说上海话时，词不达意，结果把个别江北话的词句漏了出来。
二是把上海话里一些字的读音说错，比如“麦乳精”的“乳”字；比如“杏花楼”的“杏”字；比如“继续”的“续”字；比如“活该”的“活”字等等。
三是对上海话里一些字的读音咬得不准，带有江北话的口音，比如“日本”的“日”字；“高尚”的“尚”字；“徐家汇”的“徐”字等等。
四是对上海话里一些字的音调把握不对，比如“猫”字；比如“老师”的“老”字等等。
除了以上差错外，对于上海话里有些固定的习惯用词也难以运用自如，比如“顺带便”（即顺便）；比如“老底子”（即以前、过去）等等。
我读技校时，班里有些同学与我一样家都住在江北话的语境区里，他们中的有些人说起上海话来时常会犯上述几个方面的差错。我们班里还有几个来自家住南市老城厢的同学，他们刚开始对这种说上海话时出现差错的现象很敏感，也觉得好生奇怪，使得家住两个语境区的人相互发现了他们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差异。
在上海的社会交往中，上海话方言理所当然是正统的强势语言，因为江北人在社会层面上受到歧视，所以江北人说的江北话也成了这种歧视的一种表象。
1985年某日的《新民晚报》上有署名贺乃文写的《滑稽戏与苏北话》一文，文中说：

某些滑稽戏或独脚戏里，表演者往往不遗余力地将苏北话加以夸张和丑化，你看，那些不三不四的，浑浑噩噩或洋相百出的人，一出场大抵都讲的是苏北话，其效果无非是迎合了社会上某些人歧视苏北人的偏见。

上海的滑稽戏或独脚戏里从来都把江北话当作是“噱头三要素”之一，比如滑稽戏演员王汝刚的表演，对这一点就最为拿手。
另外，年轻的一代，不论是在学校读书，还是在单位工作，在那种环境里都不说江北话。如果他是“全钢”，或是“半钢”，就更要把自己的这种身份伪装起来。如果在交谈中，或在“嘎三胡”时，谁漏出来一词半句的江北话，马上就会遭到耻笑，由此可见歧视江北人已成为社会共识，并形成特定的氛围。
虽然我们这些家住江北话语境区的人，在弄堂里相互交往当中以及家里家外满口说的都是江北话，觉得很习惯，也很自然而然。但我们一旦出了弄堂，离开居住区到其它公共场所去，比如去上街购物，乘公交车，看电影等等，我们之间立即都很默契地改口说上海话，绝对不会再讲江北话，怕“坍招势”（没面子），怕被人看不起。
因为我们都意识到在公共场所里说江北话是很羞耻的，以至于有的人在公共场合下遇见自己江北籍的父母都尽量避开，装作不认识，以免开口说江北话招来鄙视的目光。因为老一辈的江北人多不理会新社会还有对江北人的歧视，也不懂得出门在外要说上海话，他们在公共场合照样叽里哇啦使用江北话，偶尔碰到自己的子女，一定会扯大嗓门用江北话热情招呼，假如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家，在公共场所听到父母的这样一声喊，犹如晴天霹雳，你叫她如何面对。
还有的人从来不让江北籍的父母到学校里去开家长会，怕他们说起江北话来口无遮拦，给自己在同学们面前丢人现眼。

    解放前后的一段时期，上海市区的固定居民中，人数最多的原籍是浙江籍和江苏籍（包括苏南、苏北两支），还有一部分安徽籍，以及少量北上的广东籍和南下的山东籍等等。从他们的原籍方言的派系上来看，浙江方言和苏南方言同属吴语系，苏北方言、安徽方言和山东方言同属北方话语系，广东话则属于粤语系。近年来所谓“保护上海话”的呼声越来越高，因为上海话本身源自于浙江方言和苏南方言的吴语系，所以在这方面最起劲的当然是浙江籍和苏南籍的上海人，或许他们还把上海话与之过往“光荣与梦想”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视作其精神象征和文化遗产，说起上海话来特有一种自豪感、成就感和优越感。而其它省籍的上海人大抵没有这种感觉和理念，因此他们对于“保护上海话”持无所谓的态度，既不反对，也不参与。浦东人（上海本地人）也无所谓；崇明人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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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学校记事
  
寒假结束以后，二月十六日新学期开学，我们班级实行以下的课程安排：
  
课程表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课前（8：00—8：20）天天读————————————————————
第一节课（8：20—9：05）——政治—-外语——数学—-外语—-数学—-数学
第二节课（9：15—10：00）-—数学—-军体——政治—-数学—-语文—-政治
第三节课（10：10—10：55）—外语—-语文——语文—-音乐—-军体—-活动
  
这个学期仍然是上午上半天课。
新学期的政治课教材除了使用《毛主席著作选读》（乙种本）外，还发给我们一本新编的教科书：
  
上海市中学毛主席思想教育课学习材料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伟大革命（一年级用）
  
（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出版，文化革命印刷厂印刷，上海新华书店发行，1969年12月第一版，1970年1月第一次印刷，定价：0.40元。）
  
该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毛主席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上作的政治报告（节选）等。
第二部分是解放十七年（1949—1965）来的重大阶级斗争，从建国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讲到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三部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开始，讲到党的“九大”召开结束。
在第三部分里，专门讲到上海的“安亭风暴”和“一月革命”等内容，还讲到陆荣根的事迹。
陆荣根原是上海时代中学高二（2）班的学生，书中说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就“看出陶铸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随后就义无返顾、百折不挠地投身到批判陶铸的斗争中去”，云云。
第三部分里还讲到批判“读书无用论”：
  
有个时期，学生中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学习没劲头，迟到常常有，上课打瞌睡，作业不动手。工宣队马上意识到，这是刘奇少“读书做官论”的翻版——“读书无用论”的流毒。他们立即组织革命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在工宣队的带领下，一场狠批“读书无用论”的革命大批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这本政治教科书里有一篇课文的标题是《看我工农掌乾坤》。上到这节课的时候教我们政治的老师请假没来，由另外一位老师代课。这位来代课的老师三十岁左右，他站在讲台前，一开口，就把这篇课文的标题“看我工农掌乾坤”读成“看我工农掌乾（gan）坤”，顿时引起课堂里的同学们一片哗然。
“乾”是部分“干”的繁体字，但“乾”与“坤”连在一起使用，从来都是读“乾（qian）坤”的。乾坤原本是个不怎么使用的旧词，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非常革命化的语境中，却反而成了常用词之一，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对此耳熟能详，所以当我们学生听到该代课老师把“乾坤”念成“干坤”就觉得很诧异。
我当时对这位老师出错的原因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想来，这可能与人的认识上的盲点有关。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有这种认识上的盲点，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说吧，我曾长期把“伊甸园”误以为是“伊旬园”，直到一九九三年（时年我已37岁）八月的一个场合下，我才猛然发现“伊旬园”的“旬”字原来是个“甸”。
这个新学期使用的《语文》课本里，第三课的课文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第四课的课文是《走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指引的道路——苏联革命人民热爱伟大导师毛主席》。其它的不一一列举。
这个新学期使用的《数学》和《英语》课本都弄没了，所以记不起来上的是什么内容。
这一学期“工基”课暂停，增加了音乐课，音乐课主要是教我们学唱时下流行的革命歌曲，期间也讲一些简单的乐理知识。
就在这时，《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五首革命历史歌曲：
  
1.《毕业歌》（聂耳曲 集体重新填词）。
2.《工农一家人》（聂耳曲 集体重新填词）。
3.《抗日战歌》（冼星海曲 集体重新填词）。
4.《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 集体改词）。
5.《战斗进行曲》（佩之曲 集体改词）。
  
五月份，《红旗》杂志再次发表五首革命历史歌曲：
  
1.《前进歌》（聂耳曲 集体重新填词）。
2.《大路歌》（聂耳曲 集体重新填词）。
3.《工农革命歌》（聂耳曲 集体重新填词）。
4.《新的女性》（聂耳曲 集体重新填词）。
5.《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 集体重新填词）。
  
以上所说的“重新填词”意思很明确，就是用新的歌词替换原来的歌词。“改词”就是对原来的歌词略有改动，比如《大刀进行曲》的原词是：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这时改为：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工农的子弟兵，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这首《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麦新，其母校是上海格致中学。
以上十首革命历史歌曲发表时，广播电台里多有播放，我们在音乐课上也先后都学会了歌唱。特别是我们作为学生在高唱《毕业歌》时，更加觉得朝气蓬勃，斗志昂扬：
  
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日的前方！听吧！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埋葬。我们要和工农在一起，筑成那铁壁铜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
  
这首《毕业歌》是1934年拍摄的影片《桃李劫》中的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文革后这首歌恢复了原歌词，歌中唱到：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除了学唱上面这些歌，音乐课上老师还教我们学唱其它一些歌曲。
比如有一首歌叫《解放军和咱是一条心》：
  
锣鼓敲，迎亲人，毛主席派来了解放军。支持咱革命派闹革命啊，解放军和咱是一条心哪，和咱是一条心。……
  
比如有一首歌叫《西藏人民歌唱毛主席》：
  
喔，匈呀里啰！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嗳呀啦里嗦，君共啦呀伽啰，藏族人民热爱您嗳呀啦里嗦，哥呀角巴啦君君，哥呀角巴啦君君，角巴啦君巴啦，角巴啦君巴啦君君。……
  
比如有一首歌叫《越南—中国》：
  
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南海我们友谊像朝阳。共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同听雄鸡高唱。啊——，啊——，共理想，心相连，革命的路上红旗飘扬，啊——，啊——，我们欢呼万岁胡志明、毛主席！……
  
根据课程表的安排，每逢双周是上音乐课；逢到单周，那么这节课就改上自修课。自修课没有老师，让学生们自由行为，可补习某些课程落下的内容，也可预习某些课程后续的内容等。
  
沿途观感
  
在寒假期间我的家搬到了南工房，但我没有转校，还是在原来的学校继续上学。从我新搬的家到学校的距离，按公交车的站头来估算，大约有四站路。每天如上半天课，一个来回要走八站路；每天如上全天课，两个来回要走十六站路。
我读小学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因为搬家致使上学的路途较远。本来以为读中学就不要走那么多路了，谁知刚轻松了半年不到，又搬家了，上学又要走较长的路。
我读小学走了一年半的长路；后来读中学又走了三年多的长路，现在想来这些年里等于给我提供了一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因为现在许多谈保健的文章都劝导人们要“管住嘴，迈开腿”，倡导要多走路，有人还具体建议每天要走八千步，甚至还出现了“暴走族”。
我走路的步伐比较快，直到我以后工作了，走起路来还保持着这种态势。因为我每天上学比别人要多走许多路，所以我的鞋子也比较费。我曾经穿过一双蓝帆布面的胶鞋（上海话叫“跑鞋”），鞋底已经磨出一个小洞，我在鞋里面垫上一块铅皮继续穿。后来脚后跟处的鞋帮子也穿破了，我也不管。有一次到大伯家去玩，伯母见状才帮我把鞋子缝补了一下。
我每天上学去的行走路线有两个选项，一是从我家住的南工房的大门出来，沿平凉路西行至内江路口，右转弯，再沿内江路北上走到学校；一是从南工房的大门出来，沿平凉路西行至爱国路口，右转弯，再沿爱国路北上，穿过若干居民区后走到学校。前者可以说是走大路；后者是穿小路。两者的路程长短差不多，我有时走大路，有时穿小路，调调花头，图个变化。
我每天上学走在路上，对于道路两旁重复的景象很快就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现在因为写作此文，就把我上学途中看到的某些景象解说一番。
先说走大路。走到平凉路与内江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在路口的东南角上有一家“内江浴室”，我家搬到南工房后，冷天（冬天）都是到这家公共浴室去洗澡。洗澡，上海话叫“汏浴”，广东人叫“冲凉”，有的浙江人叫“淴浴”，有的江北人叫“水包皮”。
这座浴室不大，周围的居民又多，因此我们每次去洗澡时都见到里面人满为患，乱哄哄的。
在浴室更衣的地方，因为存放衣服的箱子不够用，于是我们脱下来的衣服都由服务员用叉子叉到上面的墙壁上固定着的几根横杠上，洗完澡后再给我们叉下来。
脱光衣服后赤身裸体走进蒸汽弥漫的洗澡间，但见一方水池里满池子的人，站的站，坐的坐，拥挤得近乎人肉堆积。再看池子里的水，已被洗得像乳白色的浓汤一样。
洗澡间里水池边上还有淋浴处，但淋浴用的淋蓬头只有八个，且一直有人占用，有的甚至两三个人共用一个淋蓬头，后面要使用的人只得慢慢等待。
我对到这里洗澡的印象最坏，简直是受罪。直到我读技校后能在厂里的浴室洗澡，才终结了在内江浴室苦不堪言的经历，从此再也没有进去过。        
在平凉路、内江路十字路口右拐弯沿内江路北上，不远处马路的西边是上海自行车三厂的边门，当时上海著名的“凤凰牌”自行车就是这家工厂制造的。
经过一条横马路（河间路），这里的内江路两边都属于上海玻璃机械厂范围，路东面是该厂的主体部位；路西面是该厂堆放材料的场地及仓库，以及一座该厂的大礼堂（兼职工食堂）。这家厂就是向我校派出工宣队的厂。        
沿内江路继续北上，就到了内江路与周家嘴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路口的西北角上有一处消防中队，驻地建筑的外墙和门窗都涂成红色；路口的东北角则坐落着“杨浦车站”。
“杨浦车站”就是铁路杨浦站（货运），于1961年建成对外营业。其运行线路与铁路北郊站（货运）相连接，这条线路沿军工路也可直达吴淞地区，抵近张华浜码头。
走过这个路口，再往前走，经过“四大金刚”，经过猪猡棚，就到了我们学校。
接着来说穿小路。穿小路是从平凉路、爱国路路口右转弯进去，沿爱国路北上。
当走到距路口五十多米远的爱国路路边（东边），是一所“定海街道医院”，周围居民如有小毛小病都到这里就诊。
医院的马路对面（西边）有一排当地里弄加工组的平房，我母亲的大妹子（我们称她为“大阿姨”）就在这里面干缝纫活。我曾经给她送过一次午餐，饭菜都在家里烧好，然后装在一个圆桶状的饭盒子里拎了去。这种饭盒子上下有三个隔层，其中下面一层可存放开水，中间一层摆放米饭，上面一层摆放菜肴。底层的开水在冷天里可对饭盒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在不冷的天可以吃饭时当汤喝。
我大阿姨在文革前几年不知是失学还是没考取升学，反正成了失业的社会青年，有人戏称之为“柴爿青年”。当时上海的有关部门广泛动员社会青年到新疆去，但我外公坚决不让她去，还曾手持菜刀站在家门口，把欲上门劝说的里弄干部全数吓退。过了几年，我大阿姨被安排进了里弄加工组工作。像我外公这样强悍的民风，当下并不多见。
再往前走，来到了爱国路与一条无名小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路口的东南角上是一座“定海菜场”，供周围居民买小菜的；菜场的对角，路口的西北角上是杨浦分局的“定海派出所”。
从这个十字路口的无名小路往东走进去，就是我后来读技校以及工作的单位。
以这个十字路口的无名小路为界，以北的一大片居民区名称叫“爱国二村”（上海话读作“爱国两村”，我想有爱国二村就有爱国一村，只是不知道这个爱国一村在上海的什么地方）。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爱国二村又被戏称为“穷街”，它的由来是因为根据程乃珊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电视剧《穷街》，外景地就是选在爱国二村。
我工作的单位与爱国二村毗邻，厂址即为“爱国二村2000号”。因此在开拍这部电视剧时，该摄制组曾想就近到我厂搭伙，被我厂婉言拒绝，因为怕工人围观而影响生产。
电视剧《穷街》于1985年9月在上海电视台放映。1986年5月获第四届优秀电视单本剧“金鹰奖”，1986年6月获第六届优秀单本剧电视“飞天奖”。
该电视剧的女主角是由陈燕华扮演的，当时她很走红，还因为主持少儿节目而被小朋友们称之为“燕子姐姐”。她是七三届的，与我同龄。1993年底我到深圳工作，初看香港无线电视（TVB）台傍晚六点钟的一档普通话新闻节目时，看到这个女主播好生面熟，再细看，原来正是“燕子姐姐”陈燕华。
后来看到与陈燕华轮换的另一女主播叫周乔，真名叫周玖，她是上海的京剧演员关栋天的太太。关栋天以前的名字好像叫关怀，他就是当今为周立波策划“海派清口”、被周立波称为大哥的那位（写此文时两人的关系尚未“拗断”）。
继续走上学之路，从爱国二村居民区穿过去，在它的北面直至周家嘴路之间还有两大块居民区。东边的一块名称叫“公助一村”；西边的一块名称叫“民主新村”。
以上说的三块居民区在解放前都是棚户区，这三块连成一片的棚户区是定海地区里最大的棚户区。
说到棚户区，解放前上海市区的周边到处都有。如卢湾的肇家浜一带；徐家汇镇西北的北村；虹口的虹镇老街等等，都是著名的棚户区。普陀的朱家湾、潘家湾、潭子湾及“药水弄”则被人称为上海棚户区的代名词。至于闸北的番瓜弄，属于“滚地龙”，比棚户区还要不堪。杨浦范围里的大大小小棚户区更是分布甚广，至1960年，区境内规模较大的棚户简屋区还有引翔港、小木桥、陈家头、茭白园、姚家桥、定海桥、方子桥、中联村、明园村、吴家浜等处。
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棚户区也开始逐步进行改造。定海地区这片最大的棚户区恰好包括了改造的三种模式，就此分而述之。
1、其中有一片棚户区由政府出资在此处新建了十多幢三层楼房分配给原住民居住，每月收取若干房租，这片居民区建成后取名叫“民主新村”。这类房屋的产权属于国家，所以统称为“公房”。
2、其中有一片棚户区由政府部分出资帮助改建，这片居民区建成后取名叫“公助一村”。这类房屋好象是“公私合营”的性质，怎么个算法不详。
3、其中有一片棚户区由原住民根据本身经济状况自行改造，这个区域划定后取名叫“爱国二村”。这类房屋的性质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都属于“私房”。
公家建造的房屋或帮助改造的房屋都有规划、规范可循，但如爱国二村这一块居民区，因为任由私家自行改造，所以数十年过去了，区内场景看上去仍很破烂，感觉也很混乱，难怪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导演在大上海的角角落落里还能找到这么个地方来拍《穷街》。
棚户区居民自行改造的法则，必然导致私房的无序搭建，且愈演愈烈，直至违章搭建。家庭经济条件好的搭得象样些；条件差的搭得简单些。原来条件差的后来变好了，于是拆了旧的建新的；原来条件好的后来变得更好，于是在已有基础上要建得好上加好。搭建时，除了在原有宅基地的范围内向上争取空间外，还要向宅基地的范围外进行扩张，把房屋周围的空地走道也得寸进尺地圈进来。这种态势发展下去，使每家每户房屋的间距变得越来越窄，原来较为宽敞的通道也都变成了“一线天”。
九十年代初的一个下雨天，我到住在爱国二村里的职工家里去访问，走在狭窄的过道里，连雨伞都很难打。
曾有人画过漫画，画一对恋人站在各自家里的窗口前就能接吻，形容上述这类房屋的间距之短。
还有人在报纸上呼吁，说这种居住环境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难以施救，后果不堪设想。
从报纸上得到消息，爱国二村从2007年开始全部实施动迁，看来彻底告别“穷街”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解放前，居住在棚户区里的大都是江北人，形成了一个自生自灭的“贱民”阶层，有人形容：“在这个社会底层永远弥漫着肮脏、野蛮、贫穷、粗鲁等等的语词气氛。”
解放后，虽然棚户区的居住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其居民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人们在人文观念上对它的歧视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九十年代初又派生出所谓“上只角”、“下只角”的新概念，就是这种旧观念在新形势下的延续。
我们居住的定海地区，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下只角”，也是在九十年代初，定海路25路电车站头的边上开了一家私营饭店，店主起的店名干脆就叫“下只角”，这算是一种自嘲吧。
九十年代末，随着“新天地”的石库门建筑被改造成功，舆论便开始热炒“石库门”概念。许多人著书、作文来怀念石库门；褒扬石库门；诠释石库门，把石库门说成是海派文化的一种载体，甚至有人（管继平）说：“没有石库门，就没有大上海今天的万种风情。”
还有的画家专门画石库门，有的摄影者专门拍石库门，连黄酒的牌子都有叫“石库门”的，等等。
与石库门的炫耀相比，历史上与之并存的棚户区则丑陋得根本不值一提，更不要说棚户区有什么生态“文化”，棚户区是没有文化的。
  
一桩刑案
  
我在学校里时常为我们班级的黑板报写稿子，以下是三月份里写的一篇：
  
击退阶级敌人的进攻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均之力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破烂，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妄图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我们发动新的进攻，我们一定要击退他们的进攻。刘奇少曾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现在资产阶级在争夺我们青少年，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我过去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看到一些流飞穿奇装异服，剃怪头，不但不认为是丑，还认为是“扎台型”，甚至还想要学这个样子。通过这次大揭、大议、大学习，深入批判刘奇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使我认识到我原来的想法是中了资产阶级的毒，我们必须清醒过来，提高阶级斗争的觉悟，不上阶级敌人的当。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1970年3月17日
  
三月下旬，我们杨浦区发生了一起重大命案，案发地在隆昌路与河间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东南角上的一处居民区里。被害人是一名年轻的女性，嫁到这里新婚不久，怀有身孕。其丈夫是杨浦分局的民警。
杨浦分局（这时正规的叫法是“上海市公、检、法杨浦军管组”）很快就侦破了这桩一尸两命案，将凶手抓捕归案。凶手有两人，一个是某某中学的69届待分配学生牛某某；一个是我校的70届在校学生夏德喜。
据案情介绍，作案的两个中学生都是被害人家的邻居，与被害人的丈夫也都熟识。他俩趁被害人的丈夫上班不在家，先是上门劫财，后是对被害人实施强奸，最后再杀人灭口。杀人后他俩还用炉钩（一种烧煤球炉子用的工具）插进……，把被害人肚子里的胎儿也捅死。还把被害人的……割下来，放进热水瓶里等等。其犯罪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
因为案犯之一的夏德喜是我校学生，所以这个案件成了我们学校教育学生的最好的反面教材。我校师生还在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大礼堂里召开了批斗会，校方与杨浦分局联系把夏德喜从看守所押到了批斗会的现场。
经审理后，两个案犯很快都被判处了死刑。虽然这两个学生犯案时都未满十八岁，但既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不管别的那么多了。只是这个问题如放到现在，可要闹翻天了。
这时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的方法都是用枪打，通常叫枪决，或叫枪毙。北方人又叫“挨枪子儿”；上海人俗称“笃洞”。
解放前上海枪决人的地方很多，比如王孝和烈士是在提篮桥监狱内的刑场就义的；比如“左联五烈士”是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的刑场牺牲的；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之李白、秦鸿钧等烈士是在浦东戚家庙被杀害的；比如交通大学学生史霄雯、穆汉祥两位烈士是在宋公园（今闸北公园）里遇难的。枫林桥一带有个刑场枪杀了许多革命志士，还有的就在马路上被当街处死。
解放后，初期的刑场不一而定，比如前面说到的我家附近的“粪码头”也曾做过刑场。后来刑场都统一规范到了打靶场里，比如虹口区汶水东路与广粤路交叉路口的东南角上有个靶场，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刑场。还有市区南面的梅陇地区一个，也是很多人知道的靶场兼刑场。
虽然刑场都设在靶场里，但不是所有的靶场都是刑场。上海市区的北面有三个历史较长、规模较大的靶场——江湾靶场（1938年始建）、庙行靶场（1938年始建）和大场靶场（1956年始建），这些靶场里是否枪决过人，我不清楚。
对死刑犯的行刑场面曾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国到外国，都是如此。比如北京的“西口”、“菜市口”，这里一有行刑斩决，定会吸引大批民众前来围观，从明末的袁宗焕看到清末的“戊戌六君子”。比如法国的“断头台”，无论是国王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是前革命领导人丹东、罗伯斯庇尔，他们被送上断头台时，围观的群众同样是人山人海。文学作品中也多有写到围观行刑场面，如鲁迅的《药》，有的围观者看了杀头后还要用蘸了人血的馒头回去医治痨病；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被法庭判处死刑的艾丝米拉达将要当众被绞死时，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她救走。
这种社会现象到了现代才逐渐消退，但变相的围观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下仍然延续着。
上述抢劫、强奸杀人案的两个死刑犯被执行死刑的时候，有关部门要求我校派出一些红卫兵到刑场去参加值勤，这里面大概也有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我这时还不是红卫兵，当然挨不到我去。再说我们是低年级学生，名额很少，我们班级只有红卫兵副排长刘同学一人被派去了。
第二天上学的课余时间里，我等几个同学出于好奇，要刘同学给我们讲讲他在刑场的见闻。刘说，这次刑场设在张庙地区（吴淞附近）的一个靶场里，他们参加值勤的红卫兵乘卡车到达刑场后，走到刑场右侧的警戒线一边列队站立，距离被处决的死囚约五米多。
死囚被押到一个浅坑的边上跪下，有工作人员从正面给他拍摄临刑前的照片。这时执行枪决的一名警察从车上下来，提着****，目不斜视，径直走到死囚的身后用枪口对着他的后脑勺。但见刑场左侧有人挥了一下手中的小旗子发出信号，枪手随即开枪射击。
死囚头部中弹后立即扑倒在前面的浅坑里。有工作人员上前将死囚翻过身来，给他拍摄行刑后的照片。另有法医过来对死囚鉴定死亡结果。还有书记员在一旁用文字记录执行死刑的全过程。最后死囚的尸体用白布包裹抬上运尸车装走。
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说在枪毙死囚时，死囚中弹倒地后，要用一根通条从其头上的弹孔插进去，搅几下，以加速他的死亡。
刘同学说这是一种误解，把通条插进死囚头上的弹孔里，只是现场工作人员为了从中提取一些脑浆和血样，然后涂在卡纸上作为该死囚已被执行死刑的物证，这件证物将与该死囚其它一些相关的文件、照片等一并存档。
今年（1970年）的10月10日，上海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驾车杀人案。市公交汽车三场驾驶员胡永安驾驶78路公共汽车在曹杨路、中山北路沿途连续撞死无辜群众21人，撞伤52人（其中重伤15人），胡犯蓄意行凶后自杀未遂，当场被群众扭获。胡永安于1972年10月31日被判处死刑。
  
学校记事
  
我家二月初搬到南工房后不久，七十年代的第一春就来到了。
但上海在这年的三月份里遭遇到春寒天气，月平均气温仅6度。特别是3月12日至13日两天，全市普降大雪，并伴有闷雷。积雪最深达17厘米，电线结冰长达5至10厘米。积雪导致大量电线杆倾倒，电线中断，造成大面积停电、停水。积雪还压垮许多房屋，交通也大为受阻。
到了四月份，天气终于开始转暖。清明节的前一天，4月4日，星期六的下午，学校组织我们师生到浦东的高桥烈士墓去扫墓。
文革前，学校里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去春游和秋游，文革开始后就取消了。因此我们把这次难得的外出参加扫墓活动，也当作是一次春游踏青。
中午12点半，我们排好队从学校里出发，沿着马路的一侧行走。队形是两个人并肩一排，排成两路纵队，由于我们学生人数众多，使得队伍看上去很长很长。
走到复兴岛上的轮渡站准备摆渡过江，轮渡的渡资是每人每次6分钱，单向收费，浦西买筹过江，等会我们从浦东乘回来就不用买了。如果个人单独买筹，筹子是一个形状大小如五分硬币的塑料牌子（绿色，上面刻有市轮渡的标志），乘船时投在进口处的箱子里。现在我们大队人马集体过江，想必不用具体买筹，把钱划帐给他们就可以了。
很多同学，包括我，都是第一次乘黄浦江上的轮渡船。上了船后，我们东张西望，大为兴奋。
渡船很快就开到江对面靠岸，我们上岸的这个地方，地名叫“庆宁寺”。
庆宁寺曾与静安寺、龙华寺、玉佛寺同为上海四大名寺。解放后，庆宁寺香火渐衰，至1958年无法维系，遂自行废止。住寺僧人归并到玉佛寺，寺内建筑改作它用，之后就只留下“庆宁寺”这个地名。
过江后，我们的队伍沿着浦东大道北上，经过沪东造船厂，经过东沟船厂，走过东塘路，经过高桥镇，终于到达了高桥镇北面位于欧高路上的高桥烈士墓。
之前在快要走到高桥镇的路边，我们见到一处很有气派的建筑，觉得不寻常，老师说这个房子老早是属于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后来我知道杜月笙就是出生在川沙高桥南杜家宅的。
在高桥烈士墓的墓区里，我们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列队举行仪式，向纪念碑敬献花圈，默哀三分钟。然后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接着校领导给我们讲了话，老师代表、红卫兵代表和学生代表也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之后请墓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讲了该烈士墓的有关情况。他说：高桥烈士墓是1954年开始建造的，墓区面积约两万四千平方米，到目前为止这里安葬着1366名解放军指战员，他们都是当年在浦东地区攻打上海时牺牲的。另外，这里还划出一块园地，专门安葬解放后在其他方面牺牲的部分上海市革命烈士。
墓区里的纪念碑，高13米，碑的正面镌刻着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题写的“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字体。
最后我们到墓区各处去瞻仰了烈士们的墓碑。
扫墓活动结束后，我们排队往回走。当走到高桥镇的时候，看到有8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于是我们都很想乘它返回市区。但因为我们人太多，校领导怕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所以决定还是从高桥走回来。
这是我们的集体第一次走这么长的路，一个来回的路程大家都走得很辛苦，特别是一些体质较弱的女同学，更是觉得累。但想到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革命先烈，我们今天吃的这些苦就不算什么了。
这个学期仍然是上午上半天课，为了把我们下午在校外的半天也管起来，四月份，我们学校按照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以上海新风中学的先进经验为榜样，开始动员学生举办校外毛主席思想学习小组。为此，我先后给班里的黑板报写了两篇稿子：
  
校外半天是固定的玩乐时间吗？
  
为了充分利用校外时间更好地加强我们的思想革命化，我班和全年级一样，组织起了校外毛主席思想学习小组，我们说这种做法好得很。
但是有的人认为校外半天本来可以用来玩，现在组织起了学习小组，玩的时间就少了，他们认为校外半天是固定玩乐的时间。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校外的半天时间里，我们也不能放松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如果我们放松学习，老是想到玩乐，就有可能走上错误的道路。比如我校的夏德喜，他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呢？与他在校外放弃学习、放弃思想改造有很大关系。他在校外玩得很开心，吃香烟、喝老酒、荡马路、打群架，等等。他认为这样的生活很有意思，因此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了谋财害命。所以说夏德喜的犯罪不是偶然的，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贪玩而冲昏了头脑，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而是必须用毛主席思想来占领校外半天这个阵地。
让我们在学校、里弄的配合下，搞好校外学习小组的活动，不怕干扰，化阻力为动力。在学习小组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肃清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1970年4月12日
  
进一步办好校外学习小组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四年了。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思想大普及，人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在市革会、区革会有关指示的指引下，在新风中学的榜样鼓舞下，在学校工宣队、校革会、里委会以及业余工宣队的帮助、指导下，我们校外毛主席思想学习小组办得越来越好。里弄里还给我们派来了辅导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努力把校外学习小组办得更好。
我们要建立健全学习小组的相关规章制度，遵守纪律，加强管理，积极参加学习小组的活动。充实学习小组的学习内容，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组织起一个学习小组还比较容易，但要巩固它，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并且达到它的效果就很不容易。因此我们不要放松，团结一致办好学习小组。
  
1970年4月24日
  
虽然我大力鼓吹开办校外学习小组，但因为我的家搬到了另外的地方，且路途比较远，很不方便到同学们居住的村子里去参加校外学习小组，所以我本人是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的。放学后我总是一个人单吊在外，远离组织，在家里做我自己的事，这样也好。
  
玩游戏
  
我家搬到南工房后，给我奶奶也带来莫大的好处。她是边上这家棉纺厂的退休工人，到厂里去洗把澡，或去领劳保工资（退休金），都很方便。另外，像我奶奶这些日常待在家里的老年人，最适合居住在这种旧式的弄堂里。经常左邻右舍串下门，家长里短说个话，精神上就有了很充实的慰籍。还有邻里之间的嘘寒问暖、守望相助，使人生活在一种祥和、安定的氛围里。我家在南工房里住了整整十年（1970.2.8—1980.2.6），可以说这十年是我奶奶一生中度过的最安逸的幸福时光。
我们住的弄堂里，除了冬天一些寒冷的日子，平时家家户户几乎都敞开着大门。在炎热的夏天，甚至连晚上睡觉都不关门，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我们小人有时玩“白相猫猫”，就在楼上楼下各家人家到处乱窜，或不小心把人家家里的凳子撞倒；或悄悄地躲在人家家里的阴暗角落里一声不吭，真可谓“静若处子，动若游龙”，不管是大人、小孩，邻里关系都很融洽。
清明节前后放风筝是古往今来的一种民间习俗，我们这里放鹞子（放风筝）的最佳场所当然就是在东球场。我自己不做鹞子，怕麻烦，更因为我做的鹞子放不上天，所以就免了吧。但我还是有兴趣到东球场去看别人放鹞子，看到有些本事大的人把鹞子放得老高老高，看得我真是惊心动魄。这种放得高高在上的鹞子得用很长的线牵着，而且线要稍粗一些，好象用的是衲鞋底的线。
放鹞子时，如果线不牢，断了，鹞子就逃走了。个别断线的鹞子被空中高架的电线绊住，悬挂在上面，孤苦伶仃的，继而被风吹得像招魂幡一样。我们后来在谈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如果女方不愿谈下去并且互相之间中断了交往，我们就把这种结果戏称之为对方“逃鹞”了。
（注：现在报纸上也有人（钱乃荣）说是“逃之夭夭”的“逃夭”。）
因为我们之前已搬过几次家，所以我们每到一个新的居住地，比较容易结识新朋友，并能很快融入当地的生活。搬到南工房后，不消一个月，我们就与左邻右舍年龄相仿的小人熟识，在一起玩开了。
我们小时侯玩游戏，一年当中什么时候玩什么游戏都是跟风走，一阵风刮来，全上海的小朋友们几乎都玩同一种游戏，连游戏规则都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又一阵风刮来，就换一种游戏玩。没有人号召，也没有报纸、广播倡导，我们玩的游戏就在这看似无序却有序的无形安排下进行着，更换着，并且快乐着。这种独特的现象值得社会学家好好叫研究研究。
四月初，忽然刮起一阵风，兴起了“刻花样”的热潮。我们弄堂里的许多青少年都投入其中，我当然也参加到了这项游戏活动中去。
这里所说的“花样”其实与民间历史悠久的剪纸艺术相类似，只是制作方法不同，剪纸是用剪刀剪出来的，“花样”则是用刀片刻出来的，所以叫做“刻花样”。
刻花样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把一张花样的样本摊放在玻璃上，或者平整的桌面上，上面覆盖一张白纸（我们一般都是用做作业的练习簿上的纸），然后用铅笔在白纸上面涂抹，直到把纸下的花样凹凸形状全部涂现出来为止（与拓碑的原理差不多）。之后在这张涂现了花样的纸上进行刻制，逐步把线条（凸出）以外的块面（凹陷）全部镂空，一张花样就算刻好了。
刻制花样的刀片用的是当时常见的一种长方形（2.5厘米×4厘米）刀片，长度的一边是刀锋，小学生用来削铅笔的，文具店里有卖。另外，刻制花样时，纸下要垫一块塑料的垫子板，一方面是起到阻挡作用，以免在制花样时把下面的木头桌面也刻花了；一方面可起到保护作用，因为如果在玻璃上制花样，刀锋很快会钝掉。这种塑料垫子板很薄，面积大小不等，颜色多样，小学生用铅笔做作业时垫在簿子里的，文具店里有卖。
从以上刻花样的过程来看，首先是要借到一张花样的样本，然后才能通过刻花样来复制它。最早的花样样本肯定是有人原创出来的，经过繁复、无序的流传翻刻后，我们借到手的花样样本其前身今世根本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不大，问题大的是，花样样本借出去被人翻刻，因为翻刻者的水平参差不齐，所以翻刻出来的花样都会不同程度地变形走样。一传十，十传百，效果一代不如一代，到最后那些原来很精致、线条流畅的花样样本都会变得粗糙、线条呆滞。九十年代初的电视综艺节目里有一个“拷贝不走样”的游戏，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如果有人借来的花样样本本身就不是良种，也就是说是被人翻刻得很差的花样样本，那就更惨了，在这个基础上再翻刻出来的花样已没有什么欣赏价值。
上面说过，最早的花样样本都是有人原创出来的。有原创力当然值得赞赏，但并不代表原创的作品都是好的，这当中的水平高低差异很大。一些制作精良的原创花样样本在经过无数人的翻刻后，会变得越来越不堪，已完全看不出它最初的真容。而那些制作较差的原创花样样本在不断翻刻后，会变得更差，结果是两者殊途同归。
我们这时所刻的花样图案，大都是有人根据文革前的小书（连环画）中的某个画面制作而成的。比如小书《大战金沙滩》、《枪挑小梁王》、《回民支队》、《狼牙山五壮士》、《交通站的故事》、《红日》等都有，我还记得自己刻过的一张花样，图案是出自《冬梅》里的。这本小书我在文革前看过，反映留守在南方的红军队伍在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曾据此内容拍摄过同名电影《冬梅》（长春电影制片厂1961年出品），影片中的女主角冬梅是由白杨扮演的。这部电影我以前没看过，直到2008年才在电视里看的。
玩刻花样的游戏，对于提高我们做人做事的标准还是有益的。刻花样一要耐心，慢慢来，不着急；二要细心，因为花样里的线条都是连成一气的，稍微不当心就会把线条刻断，无可挽回；三要认真，在刻制过程中尽量忠实于样本。否则的话，你翻刻的花样已变形走样，再借给别人做样本去翻刻，岂不是“谬种流传”。
刻花样过程中的变形走样问题，主要表现在降低工艺的难度上。有的人刻花样时既没有耐心，怕麻烦；又不细心，怕把线条刻断，所以在心态浮躁下刻出来的花样就显得线条粗壮、笨拙，美感很差。做事情精益求精的人很少，人性中最普遍存在的就是贪图方便、投机取巧的习性，在刻花样这件事上就有所反映。
每张精美的花样就是一件手工艺品，还有的人用蜡光纸来刻花样，效果更好。我们把经过辛勤劳动刻好的花样都一张一张夹在书本或簿子里，经常拿出来欣赏一番。弄堂里一起玩的小朋友之间也会互相传阅各自的成果，如发现自己没有的花样，马上就借来翻刻，以此做到互通有无。
四月底，刻花样的游戏还没玩结束，一种我们小孩玩的赌博游戏就开始登场了。这次赌博游戏的赌注是“长条子”，所谓“长条子”，就是把使用过的作业簿撕下来，每页纸竖的一折四；再拦腰横的一折。有的人赌博输急了，把没用过的新作业簿也拿来撕了做长条子。
长条子赌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掷骰子，方法与赌“香烟壳子”一样（前文已有叙述，此处从略）。或者两人“对搏”，双方各下同等的赌注，以掷骰子的点数大小一决胜负。
二是“翻手抓”，又分为两个办法：
1.参赌的人各出相同数量的长条子集中在一起，以掷骰子定出先后顺序，由第一人先抓。把一叠长条子码放在右手手掌心上，然后把长条子往上托一下并迅速翻过手掌心向下，将长条子落在手背上（落下多少算多少）。最后用手去抓手背上的长条子，抓到多少就赢得多少。在这个过程中落在地上的长条子则归拢来交由第二人继续抓，抓剩下的长条子再由第三人来抓……，轮番下去，直到长条子抓完为止。
2.步骤同上，区别在于，用手抓之前须先言明是抓单还是抓双，之后对抓到手的长条子进行点数，如与之前说明的抓单或抓双相符，则赢得所抓到的长条子；否则则不得，交由下一人来继续抓。
长条子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也没有任何欣赏价值，玩这个游戏只是从中得到一些乐趣而已。或许长条子赢得多的人可以把它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当废纸卖了，但也得不到几个钱。
十月份里玩打弹子，某次邻居一个小孩赢了一堆弹子，我从中偷取了两粒，他并没有发觉。
十一月份里玩打“菱角”，期间我曾买过一个二手菱角，别的都不错，就是菱角尖容易脱落，得不时裹些纸条将它塞紧。
十二月份里玩“斗鸡”，后来又发展成“斗龙”，就是一方四个小孩托举一个小孩与另一方相同阵容进行争斗，由双方被托举的小孩互相用手拉扯，哪一方阵容被拖垮了，就失败了。斗鸡是单打独斗，斗龙是群体作战，我们这时是吃饱饭力气没地方用。
我家搬到南工房后，这里的地理位置距离黄浦江已不远，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可以听到从江上传来的低沉的鸣笛声。某个晚上，我躺在床上入睡前，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人的生死问题。
我想，人都会死掉，死了以后什么都不存在了。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所想的、所做的、所看到听到的、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拥有，死了以后全都没有了。而且过了几代人之后，他生前留下的一切痕迹也被彻底抹掉。还有就是人死了以后就不会再次活到这个人世间来了。
我对这个问题越想越觉得悲哀，甚至纠结成焦虑和绝望的心境。这时黄浦江上传来的鸣笛声正好植入到我的这种情绪中，成为一种意识的解码，以后我在夜里只要一听到这种汽笛声，心头就会升起莫名的惆怅感。
五月份的一天，弄堂里一起玩的几个小孩说要到黄浦江边去捉螃蟹，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
到黄浦江边去的路线是这样的，出了南工房的大门，左手拐弯不远处就是平凉路与军工路、黎平路交接的丁字路口。黎平路很短，全长只有公交车一站路的距离。沿黎平路南下一站路，就走到了与之交接的杨树浦路。这个交接处也是杨树浦路东面的尽头，公交车的站名叫“杨树浦底”。这个交接路口设有两个公交车的终点站：一个是59路公共汽车的，它的另一头终点站在五角场；一个是8路有轨电车的，它的另一头终点站在东新桥（8路有轨电车运行到1972年终止，原线路改行28路无轨电车）。
沿杨树浦路西行半站路，就是杨树浦路与定海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路口东南方向的一段定海路连接着一座定海路桥。这座定海路桥，我们习惯上叫它定海桥，它架设在复兴岛与内陆之间，把两地的交通连接了起来。凡进出岛内的机动车都必须通过这座桥，绝大部分进出岛内的非机动车及其行人也要从此桥经过。
定海桥建于1927年，长93.75米，宽10.5米。桥面上中间车行道与两边人行道的间隔处各有一个钢筋水泥的桥拱，呈半圆形，桥拱的最高处距离桥面约有五米，桥拱的宽度约四十公分。因为桥拱的两端坡度接地，使得有些顽皮的青少年不从桥的人行道上行走，偏偏要从桥拱上走，沿着坡度从这一端走上去，在那一端沿着坡度走下来。
到了热天，住在附近的一些青少年把定海桥下的这片水域当成是天然的游泳场来此游泳。还有人在游泳的过程中把定海桥当作跳水台，从桥面上翻过栏杆往江里跳。更有人嫌桥上跳水还不够高，不够刺激，甚至走到桥的桥拱圆顶上，站在上面，然后纵身鱼跃而下。
我有一次路过定海桥，正好亲眼目睹有人站在桥拱上作跳水表演。我有恐高症，这种行为对于我来说是绝对做不到的。
复兴岛与内陆之间隔着一条河，这条河叫“复兴岛运河”，它分别在复兴岛的南北两端与黄浦江汇合，定海桥就建在运河南端的交汇口上。
桥的内陆一侧，沿着黄浦江边，是国棉十七厂的厂区。王洪文文革前就在这家厂工作，时任该厂保卫科科员。国棉十七厂的隔壁，就是老牌的杨树浦发电厂。该厂厂区里矗立着两支高大的烟囱，其中一支银灰色的，据说是用白铜铸造的。又据说在抗战时期，这根烟囱曾被一架飞机的翅膀铲了一下，把烟囱的上端削去了一截，不知这种传说真伪如何。1950年国民党的“二六轰炸”给发电厂造成了重大损失，这倒是真的。
从吴淞口沿黄浦江进入上海的轮船，每当开到临近这里时，首先就能远远望见江边这两根高耸的烟囱。女导演史蜀君曾将此情此景比喻为“上海村口的老槐树”，我觉得她说的含义可与“山西洪洞的大槐树”相对应。
桥的岛上一侧，有一片黄浦江边的滩涂，我们这次来捉螃蟹，地点就在这里。
跨过马路边的隔离栏，下到滩涂上，开始寻找螃蟹的洞穴。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滩涂上有许多螃蟹的洞穴。这些洞洞眼很小，与我们的手指粗细差不多。等找到一个洞穴后，要察看洞穴的走向，然后在距离洞口一虎口的地方用家里带来的一根金属条的尖头插下去，藏在洞穴里的螃蟹很快就会自行爬出来，被我们捉到。
我们捉的螃蟹很小，蟹脚不算，身体只有我们的手指甲那么大，放在手上也不怕它用钳子咬我们。这么小的螃蟹没有实用价值，我们到这里来捉它，只是作为一种游戏，好玩而已。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把我们当年捉的这些小螃蟹误以为是蟛蜞。后来听江对面一家军工厂（4805厂）的老工人说，这些小螃蟹是正宗清水大闸蟹的蟹苗，他们说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若干年里，每到深秋季节都要在黄浦江边捕捉大闸蟹。以后大闸蟹就从黄浦江里消失了。  
我家搬到南工房后不久，五一劳动节到了，母亲安排我等五兄妹到定海路上的“红浪照相馆”去拍了一张“集体”照。我们五人分两女三男前后两排站立，胸前都别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合影留念。
  
穿着装扮
  
这年的暮春时节，社会上有些青少年流行起穿“黑包裤”。因为这种紧身的长裤都是用黑色的面料做的，所以被称作“黑包裤”。这款裤子的式样实质上就是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所说的“三包一尖”中的“包脚”、“包屁股”裤子的翻版。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一时而彼一时也。
更多的青少年则比较喜欢穿另一种款式的“直筒裤”（即裤腿上下一样粗细，现在又叫“铅笔裤”），穿在身上显得“条干老清爽格”。
“黑包裤”也好，“直筒裤”也罢，都是特定环境下青少年们对美的一种追求。到了秋天，这种追求又有了新的内容，许多青少年时兴穿“线裤”来替代原来穿的棉毛裤（现在大概叫“秋裤”）。所谓“线裤”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运动裤，不似棉毛裤那样贴身，很宽松，裤脚有松紧带收拢。绝大多数的人都穿颜色是钴蓝色的线裤，也有个别人穿朱红色的。
青少年们穿上线裤后感觉特别好，觉得很有面子，很自豪，我最初穿线裤时心理上也是这种感觉。因为线裤一般都是穿在外裤的里面，不易被人察觉，于是有必要刻意在外裤的裤脚处把里面穿的线裤显露些许出来，几乎每个穿线裤的青少年都有这种心思，都照此“潜规则”去做。
天气凉了之后，我们开始换穿尼龙袜，尼龙袜比棉袜牢固耐穿，且有型有色，保暖程度也不差。尼龙袜有各种不同的花纹和颜色搭配，这时许多青少年最喜欢穿颜色艳丽的尼龙袜，穿在脚上觉得很“招摇”。我家兄弟们有好几双尼龙袜，其中有一双特别花哨，于是我与二弟经常暗中较劲抢着穿它。
前文已经说过，文革开始以后全国人民大都穿布鞋或胶鞋，很少有人穿皮鞋。而男式布鞋的款式基本上就“松紧鞋”这一种，对于男性人民大众来说你别无选择，连林副主席在公开场合都穿这种“松紧鞋”。
因为这款布鞋的鞋面与鞋帮两侧分别拼接有一片松紧带，所以大家都叫它“松紧鞋”。后来上海有的青少年也曾将其戏称之为“懂经鞋”。
商店里销售的松紧鞋产品大都是黑色的直贡呢鞋面，乳白色的塑料鞋底，鞋边镶有一圈白色的滚条。松紧鞋的尺码跨度很大，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都能选购到合脚的鞋。一双松紧鞋的价格是多少，忘记了。
因为大家都穿松紧鞋，所以玩不出什么别的花头，至多是有些青少年时常在鞋边的滚条上用粉笔把它涂得白一些而已。
中青年妇女穿的布鞋，款式也很单一，最常见的就是那种黑色鞋面、方口横搭襻布鞋。这种布鞋如果是家里自己做的，那么鞋底多是手工衲出来的千层底；如是从商店里购买的，那么也是乳白色的塑料鞋底，鞋边也镶有一圈白色的滚条，看上去与男式的松紧鞋很般配。据说厂家生产的这款女式布鞋最著名的品牌叫“双鸥”。
这款女式布鞋的模样比外地有一种全都“黑漆墨拓”的女式布鞋美观多了，江南女子穿上它，搭配一双白袜子，再梳两条麻花辫，真正的清秀水灵、超凡脱俗，可与江南水乡的韵味浑然天成、相得益彰。
我“情窦初开”后的几年里很喜欢看小姑娘穿这种式样的布鞋。后来看《水浒传》书，注意到西门庆喜欢上潘金莲，是从喜欢她的脚开始的。再后来看《金瓶梅》书，发现西门庆还有一种嗜好，就是他与女的做爱时往往会要求对方穿上红色的鞋子。再再后来看一本专门谈脚、鞋与性的关系的书，很信服，由此认识到中国古代的妇女曾经盛行裹小脚、穿“三寸金莲”，以及外国近代发明的女式高跟鞋，其实都与男人的性观念有关。
这年的秋天里，青少年当中还兴起一股追求时尚的风气，就是在头上戴一顶军帽，神气得很。有的人还要把军帽的边沿用手指捏得有楞有角，状似德国纳粹军官大盖帽的派头。
我对这些人戴的这种军帽很看不起，因为他们这些军帽都是从商店里买来的仿制军帽，而我家有一顶军帽却是真正的解放军军帽。正规的军帽是专门生产军需品的单位制作的；仿制军帽则是鞋帽商店所属的厂家生产的，两者在面料、颜色上有明显不同，在样式、做工上也有些微差别。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我家的这顶军帽上配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的里子上还盖有一方姓名、部队番号等项目的格式印章。
除了这顶军帽外，我家里还有一件军装（上衣），衣领上配有一副红领章，领章的背面也加盖有姓名、部队番号等项目的格式印章。真正的军装，纽扣上有“八一”标志；而社会上仿制的军装，纽扣上都是光版。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差异。
我家里的军帽和军装都是我父亲在部队里的朋友馈赠的。这套“六五式”的解放军着装，正如戏文里所唱“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仲秋的一个下午，我到学校里去上学，忽然心血来潮，把家里的这顶军帽（取下了红五星）戴在头上，想要在同学面前“扎”一记“台型”。
离开家，当我得意洋洋地走到定海路与内江路之间的平凉路路段时，突然从后面窜上来一个人一把就抢走了我头上戴的军帽。我惊觉后看到抢劫者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子，正穿过马路向平凉路上的“四四九弄”边门里逃进去。我立马在他的身后急起直追，两人一前一后追逐着穿过数条弄堂，前者从定海路上的“四四九弄”大门逃出去，一头扎进对面的私房住宅区（棚户区改建的）。我一直在他身后紧追不舍，距离也越拉越近，但是追到这个私房住宅区时，我很快就被两个也与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少年拦截住，他俩一边关切地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一边表示要帮我的忙抓住那个人。就这么一耽搁，前面那个抢我军帽的人已逃之夭夭，不见了踪影。我只得作罢，垂头丧气地继续上学去。
后来听我们弄堂里的人说，那两个阻拦者和抢劫者都是一伙的，是分工不同的连档模子。他们那天在我走过定海路时就盯上了我头上的军帽，然后迅速策划了这次抢劫行动，包括在什么地点下手；得手后的逃跑路线等。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说这伙人因为犯别的案子被抓了，从他们那里收缴了许多赃物，劝我到派出所去查询一下有没有我被抢的军帽。我一时吃不准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又嫌麻烦，所以没去。
就这样，我家的这顶军帽被我弄没了，只把帽子上的一颗红五星留了下来。这颗红五星的形状制作得非常标准，上面的漆水喷涂得非常均匀圆润，颜色也非常鲜艳。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我听着李双江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歌曲，“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于是又把家里的这颗红五星翻出来看看，它依然是那么光彩夺目。
就在我军帽被抢的这一时期，社会上抢军帽的事屡有发生，几乎成风。据说在送别知青下乡上山的场合里也有这种行为，当火车刚刚启动时，车上的个别男知青从车窗外顺手就把车下送行人戴的军帽给叼走了。
以上所说的青少年对美、对时尚的追求都无可厚非，但其中有的人除此之外别无用心，不思进取，整日价无所事事，经常站在弄堂口烟抽抽、腿抖抖。如此形象就会被人指斥为“小偷卵”（与现在叫“小混混”的意思差不多），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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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
  
《红旗》杂志在去年（1969年）第十一期上全文发表了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一九六九年十月北京演出本。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为此于1969年11月2日联合发表社论，其中写到：
  
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个演出本的发表，是一曲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伟大胜利的壮丽赞歌，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新的进军号！
  
到了一九七○年的四月初，根据上述演出本拍摄完成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电影即将上映。为了先睹为快，在售票的第一天，我一大早就赶到杨浦电影院去排队购票。
排队的队伍从电影院大门口的右侧开始，沿着围墙外、马路边的人行道排下去，人越来越多，队伍也越排越长。因为从1966年到现在的四年多时间里没有拍过新的电影，这次是新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所以特别引人关注。尽管电影拍的是样板戏，仍然激起了广大群众极大的观看热情。
上午八时许，有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出来向排队的人发放编号纸，我拿到的号码是25号。有过了半个小时，就开始凭号码分批将排队的人放进电影院的售票厅里去买票，每人限购五张。排在前面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买到好的座位票，票价都一样。
这部新拍的电影刊登在报纸上的消息有如下的文字表述：
  
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彩色影片——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集体改编演出——北京电影制片厂《智取威虎山》摄制组摄制（导演是谢铁骊）
  
到了看电影的那天，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坐在电影院里，电影一开始，就把观众给镇住了。
首先是以前我们看过的电影绝大多数都是黑白的，即使看过一些彩色的电影，色彩也很单调，给人一种陈旧的感觉。而这次新拍的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不仅是彩色的，而且是非常丰富、非常鲜艳夺目的色彩（据现在有人回忆说当年拍这部电影用的是进口的“柯达”胶片），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的彩色电影，怎能不使人眼睛一亮，为之震撼。
其次是观众看到的这部新电影，画面上的人物、景色都拍得很清晰、明快，与以前看过的所有电影绝然不同，这也是人们惊喜的因素之一。（以现在的认识来看，这大概是电影胶片上影像的分辨率不同所造成的。）
另外，放映这部电影的银幕比原来常规的银幕宽出许多，视觉效果更佳。音响效果也配得很好，令人耳目一新。
电影的拍摄技术我不懂，只是在看这部电影时感到它的镜头推拉、切换运用得很流畅，很好地表达了画面的外观和内在的联系，增强了这部电影的艺术感染力。
我首次看这部电影时，对其中的《打虎上山》这一场戏印象最深。幕启，但见舞台布景的景色是白雪皑皑，林木茂密，霞光万道。在雄壮的进行曲吹奏声中，传来高亢、豪迈的京剧唱腔：“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接着杨子荣登场亮相，继续演唱这段《迎来****换人间》，唱得慷慨激昂、荡气回肠。影片的画面也随着唱词的意境变幻多端、情景交融。不愧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精品佳作。
8月1日，邮政部门发行纪念邮票“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全套六枚，各发行三千万枚。这是继“文票”结束后发行的第一套“编号票”，编号为1—6，面值均为8分（平信寄外埠的邮资）。
这套邮票上的画面都取之于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里的演出剧照，图案分别是：第一枚“杨子荣剧照”；第二枚“深山问苦”（延至10月1日发行）；第三枚“打虎上山”；第四枚“发动群众”（延至10月1日发行）；第五枚“胸有朝阳”（延至10月1日发行）；第六枚“胜利会师”（延至1971年12月24日发行）。
我在家里的来信信封上收集到这套邮票中的几张，都是用过的，因为这套邮票前后发行时间拖得太长，所以没有集齐。
文革前根据作家曲波著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拍过一部同名电影《林海雪原》，之后上海新华京剧团改编了其中的一节，排演出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中的主角杨子荣由童祥苓扮演；李勇奇由尚长荣扮演；小常宝由齐淑芳扮演。
最近几年《林海雪原》又拍成电视连续剧，剧中的解放军女卫生员白茹由童瑶扮演。
  
继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一九六九年十月北京演出本发表后，1970年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上又全文发表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一九七○年五月演出本。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再次联合发表社论，题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红灯——热烈欢呼《红灯记》一九七○年五月演出本的发表”。文中写道：
  
江青同志呕心沥血培育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经过千锤百炼的加工，精雕细刻的琢磨，以更加灿烂的光辉进一步照亮了京剧革命的舞台。《红旗》杂志全文发表《红灯记》一九七○年五月演出本，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和艺术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
  
与此同时，我在学校里给班上的黑板报也写了一篇应景的稿子，全文如下：
  
革命的“红灯”是指路明灯
  
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八周年的时候，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一九七○年五月演出本在《讲话》的照耀下，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刻，以更加夺目的光彩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红灯记》是中国革命的宏伟史诗，是一面战斗的旗帜。这“红灯”是革命的火炬，是指路明灯，它激励和鼓舞我们去迎接新的战斗，为全人类的解放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铁梅，这三代本来不是一家的人，怀着阶级仇、民族恨，高举革命的“红灯”，为了“救中国、救穷人”，“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新中国如朝阳光照人间”。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劳苦大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使新中国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光芒万丈。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让我们高举革命的“红灯”，把一切帝、修、反照得走投无路。我们不仅要高举中国的革命“红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还要高举世界革命的“红灯”，照亮世界人民的革命道路，使他们“脱苦难”，使共产主义“光照人间”。让我们高举光芒四射的“红灯”，汇合成革命的洪流，以崭新的姿态去战斗，去粉碎旧世界的牢笼，开创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1970年5月27日        
  
这个演出本发表后，不久也拍成了彩色影片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上映。该片由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剧组集体改编演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导演是成荫。 这部电影上映后我也去看过。
六十年代初，沈默君发表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之后据此拍成电影《自有后来人》。之后哈尔滨京剧团根据这部电影改编成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之后上海爱华沪剧团根据以上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改编成现代沪剧《红灯记》。之后中国京剧院一团根据沪剧《红灯记》由编写二十多个程派戏负名的翁偶虹改编成现代京剧《红灯记》，阿甲导演。剧中角色：鸠山由袁世海扮演；李玉和由李少春扮演，后来由钱浩梁即浩亮扮演；李奶奶由高玉倩扮演；李铁梅最早是由浩亮的妻子曲素英扮演，后来由杜近芳扮演，再后来由刘长瑜扮演。
京剧《红灯记》里有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段，其中有一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因此香港的某些传媒在七、八十年代里把内地到香港去的公干人员也戏称之为“表叔”。
2001年，现代京剧《红灯记》到台湾去演出，引起轰动。据台湾的媒体称，诸多上了年纪的人在看了此戏后泪流满面。
2001年5月26日，京剧《红灯记》以文革时的原班人马在北京登台演出，其中有演鸠山的袁世海（时年86岁）；演李玉和的浩亮（即钱浩梁，时年67岁）；演李奶奶的高玉倩（时年75岁）；演李铁梅的刘长瑜（时年60岁），堪称一代样板戏的绝唱。
沪剧《红灯记》最初是在1963年上演的，当时由袁滨忠、凌爱珍等主演。2004年9月，沪剧《红灯记》在逸夫舞台再度上演，马莉莉扮演李奶奶；茅善玉扮演李铁梅。
最近几年《红灯记》也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剧中的李铁梅由王力可扮演。
早在1969年，京剧《红灯记》还被编创了一部“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为演艺界轰动一时的大事。钢琴演奏者是殷承宗，他也因此闻名于天下。
1969年8月1日，邮政部门为此发行了纪念邮票“钢琴伴唱《红灯记》”（文16），全套两枚，面值均为8分。
  
又过了两个月，1970年的《红旗》杂志第七期上再发表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一九七○年五月演出本。因为是舞剧，没有对白和人物唱词，剧情都以人体动作来显示，所以该演出本选配了该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九十六幅剧照，以每一幅剧照来说明一段剧情。剧照中的一些舞蹈动作还分别标明了专业名称，比如“平转”、“串翻身”、“足尖碎步”、“掀身探海”、“剪式变身跳”等等。其中有个最令人赞赏的舞蹈动作叫“倒踢紫金冠”，看来技术水平是很高的。
以上这些舞蹈动作的名称我想可能是当时国产的一套叫法，因为在八十年代里，我曾听我厂一个业余学舞蹈的女工说过，芭蕾舞的动作自有一整套西洋的名称，比如其中有叫“阿拉蓓斯”什么的。
根据这个演出本演出的舞剧《红色娘子军》随后也拍成了彩色电影，由中国舞剧团集体改编演出，北京电影制片厂《红色娘子军》摄制组1971年摄制完成，导演是潘文展。
六十年代初以梁信的剧本拍摄了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谢晋导演，片中的女主角琼花由祝希娟扮演，她因此而荣获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之后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舞剧《红色娘子军》，剧中的女主角琼花由白淑湘扮演。文革开始后剧中的女主角改名叫吴清华，由薛菁华扮演。薛菁华的父亲叫薛斐然，在1988年的一次饭局上我见到过他，其时任上海锦江集团所属的某公司经理。
舞剧中的男主角洪常青由刘庆棠扮演。此人后来位居文化部副部长，1983年11月2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舞剧《红色娘子军》后，剧中保留了著名的《娘子军连连歌》，但歌词作了一些改动，比如原歌词“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一句，改为“砸碎铁锁链，翻身闹革命，我们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舞剧《红色娘子军》1994年被文化部评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2009年4月，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法国巴黎大剧院上演，风头不减当年。
最近几年《红色娘子军》也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剧中的女主角吴清华由殷桃扮演。
  
1970年可以说是样板戏鼎盛的一年，发展迅猛，影响深远。
除了以上说的三部样板戏，还有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也是赫赫有名的。它最早是1963年底上海人民沪剧团把沪剧《芦荡火种》交由北京京剧团改编成京剧的，剧中的角色：郭建光由谭派（谭鑫培）第五代传人谭元寿扮演；刁德一由马长礼扮演；阿庆嫂由赵燕侠扮演，后来改由洪雪飞扮演。文革后期洪雪飞怀孕，再由赵燕侠出演。又，洪雪飞于1994年在一次车祸中去世。
《沙家浜》不仅歌颂了军民鱼水情，还表现了阿庆嫂对敌斗争的大智大勇，其中《智斗》一场戏尤其为人称道。据说这场戏的台词均出自汪曾琪先生的手笔，“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写得极有意味。
1971年初，由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实况转播屏幕复制片” 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上映，该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不久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的彩色影片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也隆重上映，导演是武兆堤。
最近几年《沙家浜》也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剧中的阿庆嫂由许晴扮演；刁德一由陈道明扮演。
样板戏当中，革命现代京剧《海港》名气也不小。京剧《海港》是在淮剧《海港的早晨》基础上创作的，国家主席刘奇少和周总理陪外宾到上海时都曾看过淮剧《海港的早晨》。1964年，上海京剧二团（原名叫上海新华京剧团）开始排演《海港的早晨》，剧中的女主角金素英由童芷苓扮演。文革开始后京剧《海港的早晨》改名叫《海港》，金素英也改名叫方海珍，由李丽芳扮演。
虽然京剧《海港》由淮剧《海港的早晨》编创而来，但淮剧《海港的早晨》反映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而京剧《海港》反映的是阶级斗争，两者的主题思想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彩色影片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于1972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完成，导演是谢铁骊和谢晋。
样板戏中的革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最初是由山东京剧团编创的，1964年6月赴京正式演出。其中方荣翔扮演志愿军团长，宋玉庆扮演主角严伟才。该剧于1972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上映，导演是苏里、王炎。
稍后进入样板戏行列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该剧在文革前就已经编排上演，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曾在剧中扮演过角色。文革开始后该剧按照样板戏的模式进行改造，思想性上也作了拔高。剧中的女主角柯湘由杨春霞扮演，她的扮相不错，唱功也好，非常引人注目。
我在文革前看过《杜鹃山》这本小书，小书里的女主角名叫贺湘，为了避免跟贺龙或他的姐姐贺英扯上干系，京剧《杜鹃山》里的女主角就改姓为柯湘。小书里有一个叛徒叫温七九子，到了京剧里也改名叫温其久。
现在新拍的电视连续剧《杜鹃山》最近也在电视台播放了，剧中的柯湘由伊春德扮演。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最初都是由上海新华京剧团排演的。1964年，该团再接再励，又在福建的话剧《龙江颂》和芗剧《碧水赞》的基础上编创了现代京剧《龙江颂》，并于1965 年 4月1日在共舞台上演。到了1969年4月，上海京剧团重新排演《龙江颂》，剧中的女主角江水英由李炳淑扮演。
彩色影片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也于1972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导演是谢铁骊。
我们开始接触到的样板戏，都是先从收音机或半导体里听它的演唱或听它的音乐，之后从画报、图片等方面看到一些样板戏的剧照，以后又在报纸上看到样板戏的演出剧本等。直到样板戏先后拍成电影上映，才弥补了视觉上的不足，使我们有机会真正地、完整地欣赏到了样板戏。
虽然看样板戏的电影已能欣赏到样板戏的全貌，但戏剧艺术经过电影艺术的转换，想必给人的感觉还是不同的。
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不可能人人都跑到剧场里去观赏正版样板戏的演出，对于我来说也只看过一出正版样板戏的演出。那是一九七三年初秋的一天晚上，父亲带我到福州路上的市革会礼堂（文革前叫市府礼堂）去看戏，看的就是上海市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演出的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
我在现场得到一本印制精美的宣传册（相当于说明书），里面除了彩色剧照外，还排列有剧中演职人员的名单。其中主要的演员：喜儿的扮演者，主演是茅惠芳，副主演是吕璋英、张南、朱依群；剧中“白毛女”的扮演者，主演是石钟琴，副主演是周慧芬、余庆云。剧中大春的扮演者，主演是凌桂明，副主演（略）。我们这天看的芭蕾舞《白毛女》，上述主演都没有出场，由副主演人等出演。
名单里还有在剧中为喜儿及“白毛女”等配唱的，主唱是朱逢博，副主唱是任桂珍等。我们这天看的演出是由谁演唱的，听不出来。这台舞剧的音乐指挥是陈燮阳。  
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上演，扮演喜儿的是王昆。1950年拍摄电影《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是田华。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创作了舞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是松下树子。1964年，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上海市舞蹈学校开始排演舞剧《白毛女》，并于1965年5月14日首演于“上海之春”。1972年，舞剧《白毛女》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上映，导演桑弧。
经过了文革后十多年的风风雨雨，1988年3月26日，芭蕾舞剧《白毛女》在市政府大礼堂（文革中叫市革会礼堂）重新上演。从此以后该剧长演不衰，许多上海舞蹈学校的新锐都接连不断地扮演过剧中的喜儿或“白毛女”，如辛丽丽、汪齐凤、季萍萍、余晓伟、范晓枫、孙慎逸、张薇莹等等。
芭蕾舞剧《白毛女》也在1994年被文化部评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
九十年代中期，芭蕾舞剧《白毛女》曾到香港演出。有港人看后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杨白劳被债逼得自杀是他自己找死，怨不得别人，云云。
  
从1969年到1970年，《红旗》杂志上接二连三地发表多个定型的样板戏“演出本”，既为所有排演样板戏的地方性剧团和单位文艺宣传队提供一个统一的蓝本和规范，又方便了广大群众对样板戏的参阅和学习。
今年（197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做好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工作》：
  
最近以来，在各地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许多剧团和工厂、农村、部队、学校的业余毛主席思想文艺宣传队，纷纷演出革命样板戏，掀起了一个普及革命样板戏的热潮。这是文艺战线斗、批、改阶段中出现的新景象，这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运动的新发展。
……
  
除了文艺团体争相排演样板戏外，普及样板戏的另一个热潮是全民男女老少都开始学唱样板戏。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唱样板戏都不用专门去学，从收音机里多听几遍自然就会唱了，如同《阿Q正传》里阿Q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戏文一样，无师自通。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唱歌，凡社会上流行的歌曲我都爱唱，而且听几遍就会。对于唱样板戏也是这样，我不管样板戏里的京剧腔调是什么“西皮流水”、“二黄导板”等等，只是把唱京戏都当作歌曲来唱。
学唱样板戏成为了当年的时尚之一，在追逐时尚的潮流中我很快就学会了唱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全套唱腔。也就是说，剧中男、女角色所有的唱段，包括杨子荣、少剑波、李勇奇、小常宝等人的，我都会唱。
京剧《红灯记》里的全套唱腔我也都会唱，不管是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的，还是鸠山、王连举的，我都会。
京剧《沙家浜》里的全套唱腔我也都会唱。从郭建光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到合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以及郭建光与沙奶奶之间军民鱼水情的对唱，我都会。《智斗》一场戏中阿庆嫂与胡传魁、刁德一的三人对唱，我一个人就可以从头唱到尾。
京剧《海港》里我只会唱方海珍的两段唱，还有就是会马洪亮唱的一段：
  
……看码头，好气派，机械列队江边摆。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哎，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哈哈哈……
  
京剧《奇袭白虎团》，我一句都不会唱。
到了京剧《龙江颂》和《杜鹃山》等上市走红，宣传样板戏的高潮已过，我的兴趣也已经转移，所以我对这些剧中的唱腔没什么很深的印象，只记得《杜鹃山》里柯湘唱的《家住安源》一段比较有名。
除了京剧样板戏里的唱腔外，舞剧样板戏里的所有插曲我也都会唱。
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最出名的当然是主题歌《娘子军连连歌》，其中还有一首歌舞曲非常优美动听，女声合唱：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一家亲。……
  
舞剧《白毛女》中的《北风吹》、《扎红头绳》等插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曲，被人们广为传唱。其中有一首歌舞曲《大红枣儿甜又香》（女声合唱）也很好听：
  
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咱亲人尝一尝，一颗枣儿一颗心，哎咳哟嗬心心向着共产党。……
  
就在全民大唱样板戏的活动中，有一天我们班级开班会，其中谈到唱样板戏的话题。有同学告诉班主任老师，说我唱样板戏很“老鬼（ju）”（很会唱）。老师听此一说，来了兴趣，当即叫我给大家唱上一段。
我没有推辞，有点当仁不让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唱了《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唱的一曲《誓把反动派一扫光》。这段唱腔有些难度，唱词也稍长，开头部分是以景抒情：
  
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
  
我尽量“字正腔圆”地把这段戏文唱完，老师和同学们听了都鼓掌说好。
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的扮演者在文革前是纪玉良，在文革中是沈金波。沈金波就是在这个时期红过一阵，文革后样板戏一度受到打压，沈也连同一起销声匿迹了。据《档案春秋》杂志（2009年第八期）上有文章说，沈金波有一阵子天天到“鸿兴馆”来买糖醋排骨吃，病逝时只有六十岁左右。
在普及样板戏的热潮中，我们不仅学唱样板戏，而且对各个样板戏里的剧情、人物及其台词也都耳熟能详。比如《智取威虎山》中的一段江湖暗语，当时几乎人人都会说：
  
（问：）天王盖地虎。
（答：）宝塔镇河妖。
……
（问：）脸红什么？
（答：）精神焕发！
（问：）怎么又黄了？
（答：）防冷涂的蜡！
（问：）吆喝、吆喝。
（答：）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样板戏”这个概念最早出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所谓“样板”通常指的是起示范作用的某个品种，比如现在售楼处也有“样板房”。在这篇社论里所阐述的“优秀样板”共有八个：
1、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2、革命现代京剧《海港》
3、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
4、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
5、革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6、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7、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
8、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
从此以后样板戏这个名称就被叫开了，成为上述这些文艺作品的总称。样板戏的范畴也逐渐固化，除了后来的现代京剧《龙江颂》和《杜鹃山》被接纳外，其他新排演的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红嫂》，重新排演的现代京剧《六号门》、《节振国》、《黛诺》、《红云岗》、《磐石湾》、《审椅子》，新排演的现代舞剧《沂蒙颂》、《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都不再被纳入样板戏的范围。
还有，在样板戏之外，“样板”的模式和效应在其它一些艺术领域也有推广。比如在美术界有样板作品雕塑《收租院》和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音乐界有样板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在电影界有样板作品电影《闪闪的红星》，歌曲的样板有很多，不胜枚举。
文革后，不少人坚决要求全面否定样板戏。他们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样板戏是江青操弄的，以及因样板戏引发的政治迫害；二是以样板戏为代表的“三突出”、“高大全”等创作问题。
以上第一个理由与样板戏本身的创作以及内容和形式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二个理由纯属文艺批评的范畴，因此想要全面否定样板戏是行不通的。
样板戏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数人（包括江青）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总体上来说，样板戏的创作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艺术上和创新上所达到的高度，至今没有被超越，可能永远都不会被超越。
1968年5月23日，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主席思想的的阵地》一文，文中提到：塑造人物形象时，“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这就是所谓的“三突出”提法，也是某些人以此用来攻击样板戏的重磅炮弹。但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认为“三突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只是一个创作方法的问题，硬要把这个问题泛政治化，将其妖魔化，只能说明其观念的狭隘。
于会泳文革前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文革中最高位居文化部部长，文革后在审查期间于1977年9月喝来苏水自杀。
至于有些人百般指责的样板戏把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得“高、大、全”的问题，更是一个伪命题。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可以有多种多样，难道一定要把英雄人物形象弄成“矮、小、缺”，弄得灰头土脸的，才更有意思吗？
文革后，有些人非常敌视样板戏。数十年间，只要样板戏一有动静，总会有人跳出来说三道四。2008年初，教育部为中小学生推选了十五段京剧教学曲目，其中有九段来自样板戏。这下又炸开锅了，一些人立马就在电视和报刊上对此事进行口诛笔伐。《新民周刊》也不甘落后，刊登某人的一篇文章，文中贬损样板戏的唱腔是“嘎调”；断言样板戏“不是京戏呀”，最后诉诸悲情，说唱样板戏，“在文革中含恨离去的老一辈艺术家泉下有知，又当作何感想？”
  
听广播
  
那年头听广播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就我父亲而言，他白天去上班，早晚在家里都要听广播，早上的一次是听天气预报和早间新闻；晚上的一次是听新闻联播。对于我来说，这时广播里没有说书讲故事的节目，主要就是听听歌曲，或收听样板戏，这是当时我们在不多的娱乐活动中所能享受到的一种。
这个时候我的家庭里除了电灯外，收音机是唯一的家用电器。我家里的一台收音机是六十年代初买的，“红灯牌”，用了快十年，已很陈旧，也曾坏了修过两次。今年（1970年）的初夏，我父亲又买回来一台收音机，据他说这是文革当中的抄家物资。这台收音机外表看上去成色约有七成新，体积较大，台面美观，音色很好，贝司也足，还区分高低音。该收音机正面的左侧上方有一个扇形窗口，打开收音机后，可以看见里面有绿色的光幅随着音频的波动而开合。从各方面来看，它比我家原有的那台收音机高级多了。
当时的收音机里仅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两家电台各有两套节目，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千赫波段播出。以下节录一则广播电台的节目时间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70年夏秋季节目时间表 (1970年5月11日起实行)
  
第一套节目
4：00 合唱东方红、预告节目—4：15 毛主席著作天天学—4：30 革命文艺
5：00 新闻—5：15 革命文艺—5：30 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广播
6：00 对工人广播—6：30 新闻和报纸摘要
7：00 革命文艺—7：45 毛主席著作天天学
8：00 新闻和报纸摘要—8：30 革命文艺
9：00 红小兵节目—9：20 红卫兵节目—9：45 革命文艺
10：00 新闻—10：30 国际时事—10：45 革命文艺—11：30 解放军生活
……
20：00 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
  
我母亲最小的妹妹，我们称之为“小阿姨”。她比我大三岁，原本应属于69届中学生，因为她在文革前读小学时不好好读书留过一级（没想到在我们的家族里也会出一个留级生），所以后来就变成了70届。也正因为她从69届留级到了70届，因祸得福，才使她避过了69届中学生下乡上山“一片红”的浪潮。
我小阿姨长得比较漂亮，学校里有好几个男同学在追她，其中一个就住在我家的前面几排弄堂里。有一天下午这个男的没事闲逛到我家来，我家的收音机打开着，里面正在播放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的录音实况，他就在桌子旁的凳子上坐下来慢慢收听。
我很快就注意到他听得很认真，近乎如痴如醉，感觉非常享受。而且在收听的过程中他还不断地对我大为赞叹道：这个音乐真是太好听了。
我当时还不明白他此时此刻究竟是怎样的心境，两三年以后，当我自己也遭遇到相同的情形时，才感悟到当年的他所呈现的状态是因为受到某种特定的视听内容的刺激，引起强烈的精神反应，并以此获取一种性幻想的满足，其中可能还包括某种意淫的快感。
这年的九月份，70届的中学生开始分批被安排到工厂里去学工。我小阿姨学工的单位在“二印厂”，就是上海第二印染厂。这家厂在军工路上，从我们南工房的东球场上可以望见该厂部分高大的厂房。该厂生产的花布如若出口外销，外包装上都要附贴一张标签纸。这种标签纸大小不等，一般是纸张的64开形状。标签纸上印有彩色图案，还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等字样。有的标签纸印刷得很精美，有的上面还有烫金，还有的质地是用蜡光纸印制的。
这些标签纸上的图案有十多种，大部分都是文革以前设计的，有的图案是人物；有的是动植物；有的是风景等等，花花绿绿的很讨人喜爱。因此在这家工厂里学工的学生中有人把这些标签纸带了一些回来玩，我们弄堂里其他的小孩见了也都很喜欢，于是不少人兴趣盎然地开始收集这种标签纸。一边收集，一边还要对各种不同图案的标签纸进行评比，后来大家一致同意评出最美的是一种《花好月圆》图案的标签纸。
我也很喜欢这种带有艺术性的物品，并且积极地去收集它，除了向别人讨要了几张，还托我小阿姨在她学工的厂里顺便给我弄一些回来。
没想到我小阿姨做事太猛，把标签纸拿得太多了，被厂里的工人“刮三”。于是厂方派人进行了查处，还押着她到我家里来收缴赃物，我只好把多余的标签纸都交了出去以了结此事。
被我留下来的标签纸每个图案只有一张，这些东西大部分被我保存了下来，成为我日后的一种收藏，至今拿出来看看仍然觉得是很有欣赏价值的。这些标签纸的图案是：
《扑蝶》、《青春舞》、《爱劳动》、《蓝凤》、《孔雀开屏》、《金鱼》、《跳鲤》、《白猫》、《绿牡丹》、《白莲花》、《金丝菊》、《花好月圆》、《上海之夜》、《敦煌》、《羽扇》。
上面说的我家那台新买的收音机用了不到半年就坏了，因为我是出故障之前最后一个使用者，所以家里的人一致认为是我把这台收音机弄坏的。我百口莫辩，只好默认。不久，我父亲就把它带走转卖掉了。
  
买小书
  
五月份，我在新华书店里买到了一本新出炉的小书《智取威虎山》，这本小书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文革中出版发行的第一本连环画。
这本《智取威虎山》小书是根据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编绘的，作者署名为“文汇报《智取威虎山》连环画创作组”。由“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原定价：0.29元，加盖“0.20”印章改价出售。
这本小书的画面是传统的线描作品，我买它就是为了把它当作学画图的蓝本。从1968年到1969年，是我学画图实践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临摹毛主席的画像。到了1970年的下半年，是我学画图实践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大都是临摹《智取威虎山》等小书里选取的画页。
九月份，根据样板戏《红灯记》绘制的小书也出版发行，定价：0.18元，我也买了一本回来供我画图用。
十一月份，我又买了一本新出版发行的小书《列宁在十月》，此书根据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绘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0.12元。该书当时没有作者署名，文革后才披露为连坛著名画家顾炳鑫所绘。
小书《列宁在十月》的姐妹篇《列宁在一九一八》于1972年6月出版发行，我也买了。此书根据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绘制，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0.13元。该书当时也没有作者署名，文革后披露同为顾炳鑫所绘，近年来又改说是国画大师程十发所作。
之前说的样板戏小书《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从其画面质量上来看也应是名家高手所绘，但数十年过去了，至今没有透露是谁画的。道理很简单，怕因此沾上污点，或怕被人说成是“文革余孽”。
自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小书领头出版发行后，其它的样板戏也都先后绘制成小书出版发行。我购买的最后一本样板戏小书是《龙江颂》，由邹越非、钱生发、李绍然、罗盘、韩敏绘画，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4年9月第一版，定价：0.18元。
这时出版发行的样板戏《白毛女》的小书，其画面是根据剧照影印的。文革前著名连坛画家华三川曾绘制过小书《白毛女》，真正是我国连环画中的精品力作之一。
1966年5月文革开展后，小书的创作和发行都因此停顿，其后在民间流传的各种各样小书都是文革前出版的。相隔整整四年，1970年5月，小书《智取威虎山》的出版发行标志着小书业的新阶段开始了。但是在此后新阶段的几年里出版发行的小书，无论是题材种类上，还是创作方法上，都比文革前的差得很远。
1972年的秋天，我父亲的朋友来我家玩时带了一本文革前出版的小书给我看，书名叫《项梁起义》。
  
《项梁起义》（西汉演义连环画之四）、林林改编、戴仁绘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6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60开本、定价：0.26元
  
这本小书的内容当时对我来说很新奇，令我看得饶有兴趣。我在书中除了看到项羽“力能扛鼎”、韩信“明珠暗投”外，还看到一个印象颇深、也很励志的故事场面——项梁、项羽与民众一起跪伏在路边迎候秦始皇出巡的车队经过。此时，项羽突然对其叔父项梁语出惊人地说：“彼可取而代之也。”
在四月份的时候，我父亲带回来一本《胡守钧小集团的有关材料》的书。我在看这本书时，觉得书中揭露的胡守钧日记里写的一段话也是很励志的：
  
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我乃不能为是？
——看马克思列宁的□□方法有感
  
页面上还画了一把带血的剑，旁白：“宝剑作证人”。
  
“一打三反”
  
上面说的这本关于胡守均小集团材料的书，封面上印的字样是：
  
胡守均小集团的有关材料（内部材料  供批判用）
——复旦大学“胡守均小集团”专案组
  
一九七○年三月
  
说起这个所谓的“胡守均小集团”，其主要成分就是复旦大学里一股早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属“红革会”的残余势力。虽然在六十年代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分配去了外地，天各一方，但相互之间仍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他们在信涵中，或在日记里发发牢骚、讲讲怪话；或对时局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因此触怒了当局，在“一打三反”的特定形势下被揪了出来，要对他们进行彻底清算。
在这份清算材料的前言里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是“犯错误的老造反”吗？错了，他们“用孙行者钻进肚皮里的战术”混进了群众组织，专造无产阶级专政之反，他们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是一般的“炮打问题”吗？也错了，他们的矛头直指毛主席、党中央。
  
话虽这么说，但“红革会”的这批人很顽劣，曾经两次“炮打”张春桥，这无疑是这次当权者清算“胡守均小集团”的内在动因之一。
我在看这本材料时，对其中政治层面上“搞七廿三”的事不是很感兴趣，较多关注的是书中的文化含义，也就是说比较感兴趣这帮文革前的大学生所显露出的才气。比如材料中有一首诗（材料中的传抄者把它称作词，但我认为它不符合词牌格律，所以把它称作诗）我就很欣赏：
  
风云突变北风狂，雪如棒，风似墙；
寒夜上岗，朔气透严装。
风声疑是人声响，抬头望，白茫茫。
  
刀已出鞘弓已张，火正旺，气更壮；
放眼世界，正道是沧桑。
待到山花烂漫时，酒满觞，聚一堂。
  
还有一首诗写得也不错：
  
转战两年多冤仇，贫寒布衣思无头。
政事易变难了断，英雄空唤徒忧愁。
热泪洒处草木盛，悲歌声下人影休。
黄浦江畔说黄浦，一代俊杰毁谁手？
  
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学识才华，文革后的大学生都不如文革前的大学生。
  
前文已经说过，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以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基本结束，或者说狭义上的“文革”已经结束，因此我把1970年视作“后文革”时代的开始。
进入1970年后，在“后文革”时**展的第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就是“一打三反”。所谓“一打三反”，指的是以下三个文件精神的合称。
  
1月3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
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一打三反”运动，从实际意义上来看，“一打”是重点，“三反”是附带的。这个运动开展后，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就是觉得市里、区里经常要召开公判大会。
有一次我们杨浦区的公判大会在杨浦体育场召开，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前去参加。杨浦体育场在我们学校西南方向的不远处，两者之间隔着一片农田，站在我们学校新大楼的三四层上，就可以从窗口眺望到该体育场。
在这次公判大会上只有一名中年男子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他犯的什么罪我忘记了，只是还记得报出他的籍贯是“山东巨野”。后来我知道张春桥的籍贯也是山东省巨野县的。再后来学历史，又知道了1897年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巨野教案”。
四月份的一天，父亲带我去参加区里召开的一个公判大会。我的堂姐这时在家里待分配，于是顺便把她也带了一起去。父亲骑一辆脚踏车，我坐在脚踏车中间的三角架横杠上；堂姐坐在脚踏车后面的书包架上。堂姐可能从来没有乘坐过脚踏车，所以她连续跳了三次也没有登上车来，直到第四次才成功。
公判大会的会场设在江湾体育场的一个室内体育馆里，观众都坐在场地周围的看台上，场地的边上设立了一个审判台，台上坐着若干人等，被判刑的人则分批押到场地当中受审。这些被判刑的人都剃着光头（有两个女的没有剃光头），而且脖子上都挂着一面很大的纸牌，晃荡晃荡的，纸牌上用毛笔字写着他们的罪名和姓名。
每次市里或区里的公判大会开过以后，街面上就有《布告》张贴出来，公布对各个案犯的处理结果。布告上除了判词外还附着所有罪犯的影印照片，每个罪犯的姓名中间都要夹上一个“犯”字，比如有杨某某的罪犯，在布告里就写成“杨犯某某”。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其照片和姓名上都要划上红色的“×”。
  
我的堂姐
  
我把整个文革时期的中学生划分为三段，即老三届（66届、67届、68届）；中三届（69届、70届、72届）；后三届（73届、74届、75届）。（注：没有71届。）
从总体的文化水平来看，老三届最好，后三届次之，中三届押后。中三届里又以69届最差。
因为69届的学生小学毕业（1966年7月）时文革已经开始，之后是学校“放假闹革命”，使得他们在社会上瞎混了一年多，直到1967年10月“复课闹革命”时才进了中学。进中学后又以闹革命为主，没上什么文化课，再混了两年，到1969年10月转为“学农”、“学工”，历经半年后他们的中学生涯就结束了。然后开始分配，又与68届一样被划为上山下乡“一片红”（即全届学生都分配到外地务农），就此离开了上海。
（注：上海的66届、67届中学毕业生共有44万5千人，其中有9万多人上山下乡。68届、69届中学毕业生共有46万人，全部上山下乡。）
我堂姐就是69届中学生，她们这一届的学生从1969年10月起离开学校，到郊县的农村去参加战备劳动（学农），之后回城到工厂里去学工，至1970年3月结束。接着在家里待分配，不久他们的分配通知就陆陆续续寄到了家里。
这时上海的知青到外地去务农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以江西、安徽两省最多；一种是到农场去，包括军垦和林场，以黑龙江、云南两省最多。我堂姐经过一番考虑后选择报名到黑龙江军垦（农场）去，五月中旬她收到了分配通知书：
  
最高指示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备战、备荒为人民。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通知书
  
杨某某同志:
你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持走下乡上山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光荣的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黑龙江 生产建设兵团。望你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去，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把自已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把农场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主席思想大学校而努力奋斗。
  
上海市杨浦区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盖章)        
一九七 ○ 年 五 月 十四 日
  
注意事项:
一.请凭此通知于 五 月 十四 日 下 午 三 时办理报到手续。报到地点: 本校
二.请将党团组织关系转至
三.油粮户口转到 黑龙江兵团
四.行李等物件，请于/月/日前送到
  
通知书的正面左下方盖有一则印文：
  
托运行李须知
  
知识青年和革命家长要听毛主席话，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在准备行李时，除带必需的学习生活用品外，应尽量少带行李。
1.每人行李只限托两件，每件不得超过60公斤。五斗橱、被橱之类，不准托运。
2.（略）
3.（略）
4.每件行李上须缝扎牢白布两块(大些)，写明：区县、校名、姓名，运至/省/县/公社/大队
  
通知书的背面后来加盖了四枚印章：
  
旅行袋已购/红松
麻布购讫/锦艺五金店
棉毯已购/中百三店
牙膏已购/中百三店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签发上述通知书的部门“杨浦区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名称中使用的是“下乡上山”一词；我家里有一本《下乡上山》小册子，发行部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名称中使用的也是“下乡上山”一词。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官方的叫法都是“下乡上山”，而社会上通俗的叫法是“上山下乡”。大约到了一九七四年，前者的“下乡上山”才改为普遍的叫法“上山下乡”。
我堂姐这一届（69届）的中学生基本上是1952年9月至1953年8月出生的，他们在1970年奔赴外地去的时候，都未满十八周岁，其中有的还不到十七周岁。
5月25日，星期一，上午，我陪同伯父、伯母一起送堂姐出发到外地去。这列运送知青的火车发车的地点安排在彭浦车站（又称北郊站，平时是货运站）。我们送别的家属都是乘公交车到那里，而堂姐她们出征的知识青年是到指定的地点集合，然后乘专车接受有组织的夹道欢送，最后才来到彭浦车站。
“可怜天下父母心”，许多的家长都赶来送自己的子女出门远行，从此骨肉分离、相隔千山万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聚，现场气氛是忧郁和压抑的。
堂姐她们到了车站后随即登上列车，堂姐的座位在该列火车的1号车厢，座位号是100号，这个位置正好靠着车窗（当时的每一节火车车厢里，凡座位号的尾数是0、4、5、9的，都靠窗）。她上车安顿好随身携带的行李后，就坐在座位上从窗口看着车外的我们。
我大伯、伯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平民百姓，该说的话在家里都已经说过了，此时他们都默默无语地看着车上的女儿，大伯只是一个劲地抽着烟。
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中午12点整，随着火车的一声鸣笛，车身抽搐了一下。车下送行的人群顿时一阵骚动，我看见堂姐忍了很久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朝我们挥了挥手，我们也朝她挥挥手。
火车缓缓起动，驶离车站，在前方不远处转了个弯，一下子就变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之前，我曾在大伯家暗中取了一张堂姐的小照带回家留作纪念。照片上的堂姐大眼睛，梳着两条长辫子，一副清纯美少女的模样。后来我怕被人发现引起误会，就把这张照片东塞西藏，最终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到了这年年底的时候，伯母安排我与堂妹、堂弟三人到她家附近的“红光照相馆”去拍了合影照，并且寄了一张给远方的堂姐存念。
堂姐走了以后，通信成了她与家庭唯一的感情维系和亲情寄托。她给家里写信，家里收到信后马上给她回信；她接到回信后立即再给家里写信，……，如此来来回回几乎没有停顿。以上海到黑龙江两地的距离，从信寄出，到对方收到信，路上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个来回就是两个星期。
因为我大伯、伯母都是文盲，堂妹、堂弟年龄尚小，识字不多，于是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家每次给我堂姐写信都交由我来捉刀。这样一来我每个月基本上都要到大伯家去两次，每次去先把堂姐的来信念给伯母听，然后根据伯母的口述给堂姐写回信。
1968年6月18日，成立了以“屯垦戍边”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将原东北农垦总局所属的农场和部分省属农场合编成五个师，辖58个团。后来增加了一个师扩大到六个师，分别以“建、设、钢、铁、边、防”六个字为各个师的代号。
师以下辖若干个团，我堂姐所在的是“铁”字师下属的33团。33团的农场设在虎林县，对外的通信代码是406信箱。团以下的单位直接到连，我堂姐分配在该团的8连。综上所述，我堂姐的通信地址就是：
  
黑龙江省虎林县铁字406信箱转8连（杨某某同志收）
  
堂姐在黑期间与家人通信的全部内容已无从查寻，我手头仅保留下她写的两封信，似可窥豹一斑。
以下这封信是堂姐写给我父母的，摘录片断：
  
……对于我来说，走上社会工作时间不长，缺乏社会经验，对于一个问题也是考虑不周，往往凭自己一时冲动来处理问题，冷静一考虑也能回过味来，吃一亏、长一智，望叔、婶来信多帮助。
关于挣工分，兵团下来一个文件，也传达了，对于青年震动很大。挣工分不算，连病假都没有，探亲假的工资都开百分之五十，对于超假的人也实行政策，超假二十天，路费不报销；超假一个月，取消探亲假一年。对于这些政策青年一概不听，超假照样有，比较明显的是哈市的青年，一住半年、一年或者两年的，根本不理睬这些土政策。挣工分一个月能拿上29元钱是最多的，碰上年底盈利，全连总评每人还能分一点，反正挣工分是不理想的。
我团已开始实行工分制，农业连队、畜牧业连队都记工分，工副业连队暂不实行。各行各业都开始整顿与精简，目前学校老师的精简是第一步，反正是精简更多的人下来挣工分。
我现在面前的道路，一条是继续干下去；一条是下去农业排挣工分。反正我想什么工作都是人干的，兵团这个地方不如地方，干上一行工作可以说是固定的吧，在兵团就不行，随时都有所变化，没有一样工作你能干上几十年或一辈子，所以青年没有安心在这里的，都抱有幻想。我现在是往最坏的地方着想，作好思想准备，不下来也好，下去了就要重新去努力。
今年春播任务是较忙的，……
  
1973.4.20
  
以下这封信是我堂姐写给她父母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
近来你们身体好吧，工作忙吧，家里一切都安好吧。
来信已收阅，内容悉知，望父母放心。
近来父母一定很费心吧，因为夏天了，在精神上和生活上不免要给人们带来不少负担。上海今年天气很热吧，我们今年这里天气很不正常，一会儿夏天；一会儿秋天，有时阴雨连绵，哭笑无常。随之人们的思想也不稳定，有时烦燥；有时忧愁，真是随天而行啊。
爸爸、妈妈，上封信女儿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使父母很不放心，为女儿而担忧。爸妈，我想我心里的话不和你们讲又能和谁去讲呢。在复杂的社会上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又有谁来同情你呢，只有自已的父母才是最亲的亲人。我也知道父母为我的事操尽了心血，我这样一说给父母又加重了一些负担，但是我现在处在这种形势下，心里有话不和父母说又能跟谁说，闷在心里实在不好受。有时我自己想想这些窝火的事也生自己的气，有时为了一件事也哭，但是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眼泪是冲不走任何事情的，只能解解一时的难受。有些问题必定还是要自己去尝试和碰壁，在复杂的社会上不多长几个心眼是容易吃亏上当的。爸妈，有些话我觉得不好说，但是对于父母来说我还是有什么说什么，我现在觉得人活着没什么意思，一个人活在世上除了工作和生活外，还要受到别人的妒嫉。目前在我们兵团这个青年堆里，这种情况很盛行，有时没头没脑的事也会拉到你的身上，几乎都能气死人。自已不开导自己，不知那天就上西天呢。
现在这里的每一个青年都在为自己寻找路子，即使知道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拚上命去碰一碰。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事随时都会缠绕到身上，有时闹得心烦意乱；有时气得想哭；有时整天闷闷不乐，谁都知道这样对自已的身心健康都不利，但是你如果把一些人得罪了，就无法在这里待下去。好比种庄稼没土不能扎根；鱼离开水不能生活一样，做人难呵。从走上社会到现在四年多，我算尝到了做人的甜酸苦辣，得出一条就是少说话、多干活。
爸爸、妈妈，我把这些话跟你们说了你们不要为我担心，我会想开的。听说今年大学招生名额很多，我也想去撞一撞，不知是否能行。就目前来讲，只有上大学和到农村插队去的路子可走，至于那条路行得通还得看命里注定，是否有运气和福气了。如上学的路不通那也就只有一条插队的路可走，目前要办插队农场里还是放的，只要三级证明就行(大队、公社、县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
爸爸、妈妈，本来早就该给你们回信了，因为这半个月来我们全师各团都在抗灾灭草、夏锄大忙。全团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戴红领巾的红小兵，各行各业齐参战。“早上两点半，地里两顿饭，晚上看不见。”这就是说，早上两点半下地，早、中两顿饭都在地里吃，晚上5、6点钟收工。两天的活要一天干，从早到晚十多个小时，回来后什么都不想做，连饭都不想吃，一个个都像快累死的样子。即使这样我也赶不上别人锄得快，何况我们现在还是单身汉，看看那些有家庭的，拖儿带女，更是苦不堪言。有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在一起开玩笑说，如果不能离开北大荒，我们宁肯心甘情愿地做一辈子尼姑。
爸爸、妈妈，弟妹们放暑假了吧，还是城里的小孩享福啊，一天到晚大米饭吃着，还要这要那的。我们这里的小孩，放暑假推迟半个月，都到地里去参加夏锄劳动。早上7点到晚上5点，在地里被蚊子、虫子咬得满头满脸甚至浑身上下都是大包，我们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这些小孩。所以说城里的孩子太娇气了，不知足。望弟妹们放假在家好好温习功课，听父母的话，不要到处乱跑，有空在家做做家务，把家里收拾干净了，看了也舒服。这次就写到这里，最后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祝弟妹们学习进步！
  
女儿某某
1974.7.20
  
（注：信中若干错别字已被我改正。）
  
弄堂服务业
  
我家搬到南工房后，我们又在弄堂的环境下生活。弄堂生活有一个特色就是经常有许多干手工艺活的个体经营者前来招揽生意，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下每家每户都有这样那样的生活小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可以说这些走街串巷的手工艺者确实帮了老百姓不少的忙。
我把这些活计统称为弄堂服务业，它的种类有很多，试着把一些常见的来说说。
补碗——碗摔坏了，如果是摔成几大块，就舍不得仍掉，留着等补碗的人来修补后继续使用。补碗的时候先是用一支金刚钻头在分裂的碗瓷边缘钻几个小孔，“自顾、自顾、……”像拉二胡一样。然后在小孔里涂上粘胶，将骑缝钉钉进孔里（钉子很小，比米粒大一些）。拼接碎片时接缝处也要涂些粘胶，钉子钉好后把几处稍微明显的缝隙用紫金石灰披一下，碗就补好了。
鲁迅先生在小说《风波》中写道：七斤“在晚饭席上对九斤老太说，这碗是在城内钉合的，因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个铜钉，三文一个，一共用了四十八文小钱。”由此可见我们国家补碗的历史蛮长的，不知道确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另外，瓷盆、砂锅坏了都能补，方法同上。
铅皮匠——铅皮匠会补钢精锅子，钢精锅就是铝锅，有大小高低好几种规格，可用来煮饭、烧汤、下面条等，我们当时用的钢精锅商标一般都是“555”牌。
铅皮匠补锅就是把烧坏的锅底切割下来，换上一个新的锅底。这个活的质量保证是新老材质的衔接部位必须密切，补好后做到滴水不漏。
我们口头称呼烧开水的“铜吊子”，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其实都是铝制品，它的底烧通了同样是交给铅皮匠修补。
因为自来水龙头在室外，所以我们弄堂里的每家人家基本上都有一个铅桶，用来拎水、蓄水或洗东西用。铅桶的底部容易损坏，如果坏了，也可以拿去修，或者在铅皮匠那里重新做一个。
铜匠——做铜匠活的都要挑一副担子，担子的两头悬挂着成串的铁皮片，行走时这些铁皮片因左右摇晃会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以此来招揽生意。
铜匠担会修理家庭里一些金属器物上损坏的把手、拎手，以及损坏的金属铲子、勺子等。我家里有个铜质的汤焐子底部出现一个裂缝，拿到铜匠担那里用焊锡点一下就修好了。
另外铜匠担也会补铁锅，还会修锁、配钥匙等。
修面盆——不仅搪瓷的面盆坏了可以修，搪瓷的碗、茶缸和痰盂罐等也都可以修。搪瓷器皿损坏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因跌落、撞击而造成器皿表面上点状的搪瓷脱落，这个症状的修理是用特殊的漆水在搪瓷脱落处涂一下，以免里层裸露的铁皮锈蚀；二是器皿上因锈蚀、磨损出现了漏洞，修理的办法是在漏洞处嵌入相应的铅皮，将其封住。
篾匠——一般来说我们这儿的每户人家都有淘米用的淘箩，也用它来洗菜。许多人家把晚上吃剩的米饭从钢精锅里舀出来盛在饭箩里，第二天早上烧泡饭吃。家里还有好几个买小菜用的篮头。有的人家还有晒干货用的匾。以上所说的这些箩、篮、匾都是竹制品，如有损坏都是对口送到篾匠那里去维修，或者在他那里买一个新的。
还有家里的竹椅子、竹躺椅等坏了，也可拿给篾匠去修理。
箍桶——我们弄堂的每户人家家里一般都有大小两个木盆，小的圆形木盆用来洗脚；大的长圆形木盆用来洗澡。我家的大小两个木盆都是安徽乡下的大爹爹打好后寄给我们的，他做的木盆手艺不错，平整又结实，表面还涂过桐油以防腐蚀。另外还有的人家除有铅桶外还使用木质的水桶。
每当有箍桶匠来了，就会听到他短小精悍的吆喝声：“箍桶欧！”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各种损坏的木盆、马桶、水桶等拿去叫他修。最常见的修理事项是把盆、桶上部分烂掉的木块更换成完好的木块。换上去的新木块必须与原来的形状相吻合，因此箍桶匠多少都会一些木匠的手艺。然后把更换好的盆、桶重新箍好，如果箍圈也已锈蚀，就一起换掉。换下来的废弃箍圈往往被弄堂里的小孩拿去玩滚铁环的游戏。
磨刀——家里的剪刀、菜刀刀锋用钝了，有时是买一块磨刀石自己来磨，有时是交给磨刀的人磨，省得麻烦，也没几个钱。
磨刀师傅在样板戏《红灯记》里是北方人的吆喝：“磨剪子来，抢菜刀！”听上去很粗犷。在上海一般都喊：“削刀，磨剪刀！”而我们弄堂里经常来的一位则有所不同，他是这样喊的：“哎！哎！磨剪刀！——哎！哎！磨剪刀！……”声音沙哑，短促有力。
磨刀师傅来的时候肩上都扛着一个条凳，这是他们的工作台。
修棕绷——磨刀的以江北人为多，而修棕绷的则以浙江绍兴、余姚人为多。修棕绷的吆喝声最规范，一成不变，听上去像唱越剧：“阿有坏格棕绷修伐、坏格藤绷修伐！”
修棕绷的吆喝声也最难学，不但要喊出浙江话的韵味，而且棕绷和藤绷的“绷”字必须带有浓重的后鼻音。
我父母睡的一张五尺头棕绷是他们结婚时买的，十多年用下来绷面已变得松弛，于是等到修棕绷的来了，拿到弄堂口叫他整修了一下，就恢复了张力。
修牙刷——修牙刷的人是骑一辆旧的脚踏车来的，车子的后架上都有一个扁的长方形的箱子，里面放着各种牙刷的原材料以及维修工具。
牙刷上的刷毛用得衰败了，舍不得买新的，那么就等修牙刷的来了给他修理一下。修理的过程是将旧的牙刷刷毛剔除掉，然后植上新的刷毛。同样的道理，洗衣服用的板刷，洗鞋子用的长柄刷，上面的尼龙丝用秃了，也可以拿去叫修牙刷的人修。
修洋伞——即使到了六、七十年代，老百姓在口语中还是照一直以来的老早叫法把雨伞叫做“洋伞”，因此修洋伞就是修雨伞。类似“洋伞”这种叫法还有火柴之“洋火”；钉子之“洋钉”；钱之“洋钿”；缝纫机之“洋机”；汽油之“洋油”；籼米之“洋籼米”等等，都是上海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叫法。还有上海话里所说的“洋盘”（指不识货、不懂经、不谙事理的意思）；出“洋相”（指坍台、献丑、露马脚的意思）等等，也属此衍生词语。
当时一般家庭最常用的雨伞是那种木柄子的油布伞，这种伞看上去有些笨拙，但经济实惠，也很耐用。油布伞的伞面颜色大都是黄喇喇的，时间用久了伞面的油布会变得硬扎扎的。因为大家普遍使用类似的油布伞，所以有必要在伞的油布上用红色的油漆写上某个记号，以免在公共场合与别人的雨伞搞错了。
另有一种常州产的雨伞比较精致，伞面的质地细软，大概是漆布的，伞面上还印有彩色的图案和花纹。此伞收拢后，伞面上的竹骨整齐地排成一圈。这种雨伞比较高档，用的人家很少。
油布伞的支撑竹骨有六组，伞的打开和收拢都是运用伞的支撑骨架在起作用，因此雨伞在使用中如有损坏，问题多出在这里。雨伞坏了如自己弄不好，就要拿去给修洋伞的人修。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时候很少有人穿皮鞋，人们大都穿布鞋或胶鞋。布鞋、胶鞋穿坏了没什么可修的，顶多是在新做的布鞋鞋底上钉个前、后皮掌。只有套鞋坏了才需要修理，于是雨鞋、雨伞“合并同类项”，套鞋坏了也归修洋伞的人修。因此这时没有专门的修鞋摊头，文革前修皮鞋的“小皮匠”们或许都改行去做修洋伞这一行了。
据说落雨的时候，最初人们是在鞋子外面套上一个鞋套以防雨，后来这个鞋套就逐渐演变成了下雨天专用的套鞋。我们城里人这时穿的都是一种黑色的低帮套鞋，“双钱牌”的，因为这种套鞋状似一只大元宝，所以被俗称为“元宝套鞋”。这款套鞋好象只分尺码大小，不分性别，男的女的都可穿同一双鞋。
套鞋发生的问题主要是鞋面上的衔接部位出现细小的裂缝朝里面渗水，因此修套鞋的查明漏缝的位置后，在上面粘贴上一块胶皮补丁，套鞋就算修好了。
修洋伞的来我们弄堂时，吆喝声好象是模仿修棕绷的：“阿有坏格套鞋修伐、坏格洋伞修伐！”
“蹬鸡”——尽管里弄干部经常来进行爱国卫生宣传，要居民们不要养鸡，但弄堂里还是有些人家在逢年过节之前要养上一段日子的鸡。他们在开始养鸡的时候往往要把其中的公鸡给“蹬特”（即阉割），于是就交给到弄堂里专门蹬鸡的人来干这个活。蹬鸡的时候又不用麻醉药，公鸡像上刑一样疼得撕心裂肺地尖叫，我不忍去看，也弄不明白这些鸡过不了多久都要杀了吃的，何必还要把事情搞得如此惨烈。
弹棉花——盖被和垫被里的棉花胎时间用久了就变得有些死板，保暖性差，送到弹棉花的那里去弹一下，就恢复了蓬松的状态。弹棉花的来了后都要在角落处搭一个小棚子，干活时人躲在里面弹，像地下党搞秘密工作发电报一样。
后来看文学书，见到一句歇后语：“棉花店关门——不谈（弹）了。”
爆炒米花——通常是拿米去爆，也可以拿“珍珠米”（干的玉米粒）去爆，九十年代从美国进口的爆玉米花食品，名称叫“哈立克”。还可以爆晒干的年糕片，有外国人把中国人这种爆炒米花的技术戏称之为“粮食膨胀器”。
去爆炒米花时须同时提供一定数量的糖精片，爆炒米花人多的时候还要在一边排队等候，生意不错。
爆炒米花的器材，要件是一个黑不溜秋的转炉，爆炒物放进去后把它架在炉火上烧烤。边上还有个风箱，朝炉膛里吹风（从道理上来说是吹氧）。爆炒米花的老师傅坐在小矮凳上，左手摇转炉；右手拉风箱，不慌不忙。转炉的摇手柄处有一个计时器，用以掌握炒作的时间。
到了开炉的时间，老师傅把转炉从炉架上放下来支在地上，并且用麻袋把它套住，然后用一根“起爆器”（铁棍），打开转炉出口的阀门，只听得“嘭”的一声巨响，把周围不注意的人都会吓一跳。
我们那时人小，不当家，因此对于以上各种服务项目的维修价格都不知道。时至今日，书写弄堂生活的人已有成千上万，惟独没有人写到补碗一个钉子多少钱；磨一把菜刀几个钱；修棕绷价钱怎么算；爆炒米花的价格如何……
解放前的洋房住宅、公寓住宅和棚户住宅都没有弄堂，解放后建造的公房住宅也没有弄堂。比如“两万户”工人新村（二层楼）；比如我家住过的内江一村（三层楼）；比如我家住过的控江大街（五层楼），等等，都没有弄堂，只有每幢楼房之间的间隔。
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只有石库门住宅和工房住宅才有弄堂。因此，在上海住过弄堂房子的人并不是很多，以现在的青年和中年这两个群体来估算，真正在弄堂里生活过的人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我的看法），所以不必把“弄堂”这个概念想象成包罗万象、无所不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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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记事
  
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班级上课的课程表作了一些变更，变更后的课程表如下：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课前（8：00—8：20）天天读————————————————————
第一节课（8：20—9：05）—语文——数学——外语—数学——数学—语文
第二节课（9：15—10：00）-数学——外语——语文—政治——体育—政治
第三节课（10：10—10：55）政治——体育——政治—音乐——外语—活动
  
这期间我为班里的黑板报写了两篇稿子，内容如下：
  
批判“一时冲动论”
  
四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思想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现在每当有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言行出现，都会遭到广大革命人民的批判。我班有些同学在犯了错误时就说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来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有必要进行批判。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是受人的思想支配的，这种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决不可能一分钟之前是无产阶级思想；一分钟之后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说犯错误是“一时冲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犯错误是因为错误的思想造成的，而错误的思想必然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一时冲动论”其实就是刘奇少所鼓吹的“一念之差”的翻版。
我们今天批判“一时冲动论”，就是要进一步肃清刘奇少的毒害，提高我们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长期性和艰苦性。我们要加强学习，抵制一切错误的东西并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在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1970.6.5
  
彻底批判“读书无用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学校的教育革命出现一片生气勃勃的形势下，不知从哪里又刮出一股“读书无用论”的妖风。阶级敌人在这个时候鼓吹读书无用，就是为了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就是想要破坏教育革命，但他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
在文化大革命前，刘奇少鼓吹“读书做官论”，有些人认为读书可以做官，于是就拼命读书，为了以后去做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批判了刘奇少的“读书做官论”，这些人认为读书不能做官了，于是就说读书无用了。
还有一些人，认为现在毕业后横竖横是到农村里去，没有前途，于是也认为读书无用了。他们上课不认真，作业马马虎虎，也不参加学校的教育革命。
对于第一种人，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只有资产阶级才读书为了做官，我们无产阶级读书是为了革命，为了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于第二种人，我们也应该善于帮助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要挑起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我们要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样才能承担起我们的责任。
至于阶级敌人，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回学校这个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他们就鼓吹“读书无用论”，想以此来破坏学校的教育革命。我们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一定要很很打击，我们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让他们在失败面前向隅而泣吧。
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明朗兴旺。让我们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用学习的优异成绩来粉碎阶级敌人的进攻，来向革命献礼。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学好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洪流已经把资产阶级在学校的统治冲得踪影皆无，一个崭新的毛主席思想大学校出现在我们的前头。
  
1970.7.7
  
到了放暑假的前夕，学校又制作了一份《告家长书》给我们学生带回家去，其内容如下：
  
最高指示
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告家长书
  
杨某某同学家长：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指引下，在党的“九大”精神鼓舞下，一学期来，我校在整党建党、落实中共中央三个重要文件，开展教育革命等运动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目前，暑假已经来临，但革命必须继续进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思想指引下，我们将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去争取斗、批、改的更大胜利。
当前，社会上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在暑假期间，一定要打好争夺青少年一代这一仗，培养和教育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我们恳切地要求革命的家长在放暑假期间，密切配合学校加强对自己子女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以下几点：
一、教育自己的子女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坚持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学一点，用一点，写红色日记。
二、督促自己的子女积极参加校外毛主席思想学习班，不缺席，不早退，加强革命纪律性。
三、加强对自己的子女的战备教育、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
1.经常不断地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
2.要督促子女积极参加街道里弄的备战劳动，提高战备观念；积极参加街道里弄的阶级斗争，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写批判文章。
3.帮助子女识别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的，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提高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狠狠打击资产阶级和一小撮流氓阿飞的腐蚀侵袭。严格遵守社会公共秩序。
四、教育自己的子女努力学习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伟大思想，树立为革命而学习的观点。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开展学文、学工、学农活动，积极参加学校开展教育革命运动中的各项政治活动。
五、教育子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向英雄人物学习，大做好人好事。
革命的家长，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为争夺革命的下一代，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出新的贡献。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上海市内江中学党支部、工宣队、校革会（盖章）
一九七○年七月十四日
  
附：现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校决定于七月二十日开始放暑假，至八月二十日开学，八月/日至八月/日进行缴费注册。
学费六元，**费：初一收二元；初二收一元；初三收五角。
  
你的子女学期考试卷面成绩如下，仅供参考：
  
学科：政治—语文—外语—数学
成绩：及格—-优——91——89
  
本学期出缺席情况：
公假／节、事假／节、病假12节、旷课／节、迟到4节、早退／节。
  
尚欠学费／元，**费／元。
  
（返校活动，另行通知。）
  
暑假作业
  
以下是我在暑假里写的四篇“红色日记”（每周写一篇），以及一篇读书心得，这样就把暑假里学校布置的政治作业（不包括其它学科的作业）应付过去了。具体内容如下：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晴
  
7月20日我们学校开始了放暑假。怎样过好这样一个革命化的暑假，是我们都应该考虑的。社会上的阶级敌人想利用这个暑假来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因此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我决心在暑假中牢记“五个不放”，时刻用毛主席思想统帅头脑，牢记毛主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牢记林副主席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暑假。
  
八月一日/星期六/晴
  
今天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纪念日。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军队。她从诞生的一天起就处处为人民谋利益，打江山。她是战无不胜的队伍，她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模范，她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护，受到世界人民的赞扬。她是毛主席思想的大学校，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八月十五日/星期六/晴
  
今天是金训华同志牺牲一周年的日子。金训华是我们青少年学习的好榜样，他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宣传毛主席思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雷厉风行。他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他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献出宝贵生命，我一定要学习金训华烈士的先进事迹，促进自身的思想革命化，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八月十八日/星期二/晴        
  
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四周年纪念日。当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毛主席就予以支持，这是对红卫兵运动的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也是每个红卫兵战士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决心在新学期里争取早日加入红卫兵，把我们学校的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中国红卫兵运动万岁！
  
（注：7月13日，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发出通知：经市革会正式同意，全市红卫兵的标志统一为红卫兵臂章，并拟定在8月18日前向全体红卫兵予以颁发。
8月19日这天，上海市红代会在全市采取统一行动，组织佩戴红卫兵臂章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向过路群众宣传佩戴毛主席像章。
我这时还没有加入红卫兵，所以以上这些事件均与我无关。）
  
看了《列宁的故事》一书后的体会
  
我读了《列宁的故事》后，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作者把列宁高贵的无产阶级品德推荐给了我们。这本书高度赞扬了列宁是一个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战斗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执行者和发展者。列宁一贯密切联系群众，非常热爱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和他们心连心。
列宁把别人送给他的礼品转送给了幼儿园，他说：“孩子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共产主义大厦得靠他们建成。”毛主席也把红色江山永远存在这个希望寄托在我们青少年的身上，因此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做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列宁当他病情严重的时候，还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学习，直到逝世。而我有了一点小毛病就不想去上学了，今后我要学习列宁坚强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坚持学习。
列宁虽然是人民的领袖，但他出入斯莫尔尼宫时还是主动出示通行证，遵守秩序。而我有时出入学校就不肯出示学生证，觉得麻烦。因此我以后也要向列宁学习，养成遵守纪律的好习惯。
看了《列宁的故事》一书后，确实给我很大的帮助，提高了我的思想觉悟，使我更加热爱和崇拜革命导师列宁。我决心以列宁的伟大精神为榜样，在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进。
  
1970年7月25日
  
夏日生活
  
放暑假的日子很悠闲，我们弄堂里生活的男小人家里家外都是上身赤膊，下面穿一条短裤，脚上踩一双木拖板，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地响。木拖板上的襻带如果坏了，都是我们自己用榔头、钳子和钉子来进行修理。到了明年，我们就不穿木拖板改穿海绵拖鞋了。
上午我们在弄堂房屋墙壁的阴影里可以玩一会，到了中午、下午，烈日当空，气温高升，弄堂里就空无一人，都躲到家里去了。因为住在楼下的人家都敞开着前门、后门，所以时有穿堂风吹过，在家里也觉得蛮风凉的。
到了傍晚时分，日薄西山，住在楼下前客堂的人家都要把自己家门****晒过的水门汀地面用自来水浇上几遍，进行降温冷处理。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家就在门口摆出一个小方桌（我大伯打的），与之配套使用的还有三只小矮凳、两把小竹椅。然后我们五个兄妹就在这个餐桌上把晚饭吃了。
吃过晚饭后，家门口的生活道具进行更换，收起桌子，摆出一副躺椅，供乘风凉用。
弄堂里几乎每户人家都拥有这样的躺椅，有的人家还不止一副。有的躺椅全部是用竹子做的，下面还可以拉出一截来搁脚（老式的）。有的躺椅是用铁管、竹片和皮带等材料制成的（新式的），我家的一副躺椅就是这种类型，也是我大伯给我家制作的。
我家隔壁的一户人家，去年生了个男小人，到今年夏天才一岁多，傍晚家里人给他洗了澡后就把他搁在躺椅上。这个小子长得胖墩墩的，手臂和腿像莲藕似的一节一节。他的头看上去很大，因此弄堂里的人都戏称他为“大头”，还有人对他唱一首童谣：“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我家除了躺椅外还有一张木床（全部用木材做的，四尺宽），我奶奶按乡下的习惯叫它“牙床”。白天里，我们有时就坐在上面吹牛聊天，邻居的小朋友们到我家来玩也都坐在上面。到了晚上乘风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木床抬放到家门口的弄堂里，或坐或躺。遇到天气特别热，还可就此睡觉，露天睡到凌晨两、三点钟不太热了，才收摊回屋里继续睡觉。
仰面躺在屋外的牙床上乘风凉时，朝天空放眼望去，但见满天的繁星点点，还有一轮明月，或是月儿弯弯，令人神驰遐想。如此景观曾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年人长大后就没有这种闲工夫来看星星。又过了许多年，夜空变的灰朦朦的，再也看不到当年的那种星光灿烂了。
今年（1970年）的4月24日这天是党的“九大”闭幕一周年的日子，晚上9时35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并成功运行。
第二天的晚上九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卫星发射成功的公报、从卫星上发回来的《东方红》乐曲以及卫星的遥测讯号。
又，4月25日18点，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4月25日发行的《人民日报》上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该卫星经过祖国各地上空的时间表，如某日几点几分经过天津；某日几点几分经过广州等等，以提示广大人民群众到时观看。
卫星飞经北京的上空是4月27日的20点01分。飞经我们上海是什么时间我忘了，只记得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我们许多人都站在弄堂里，抬头仰望，果然看见一个亮点从西北方向往东南方向缓缓地划过夜空。这就是我国发射的人造卫星，大家都为我们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感到无比振奋。
从这颗卫星上播放出的《东方红》乐曲，非常悠扬悦耳，后来据说这段乐曲是用灵璧石制作的乐器演奏并录制的。
美国人的航天科技水平比我国领先很多，去年（1969年）的7月20日，美国东部夏令时间下午4时17分43秒，“阿波罗”11号登月舱降落在月球表面。六小时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走出登月舱，踏上月球。他后来说：“这是个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
在乘风凉的时候，我告诉奶奶说，现在已经有人到月亮上去过了。我奶奶没文化，她根本不相信我的说法，以为我是在同她开玩笑。
我家里有好几把蒲扇，这是每个家庭过夏天必备的生活用具。热天里我奶奶经常手里拿一把蒲扇“啪嗒、啪嗒”地扇着，晚上乘风凉时既是为了扇风，又可驱赶蚊虫。新买来的蒲扇，在使用前我奶奶都要在扇子的周边缝上一圈布条，以免扇扇子的时候被扇子的毛边刮痛皮肤。
我家在热天从来不用蚊帐，搬到南工房的第一个热天，纱窗、纱门没来得及装，晚上睡觉就靠点三星牌蚊香来抵御蚊子。有时点一盘效果不彰，于是同时点两、三盘蚊香，弄得家里烟雾弥漫，像失火一样。有时到凌晨三、四点钟一盘蚊香燃尽，过了一会，之前被熏昏的蚊子纷纷苏醒，便加倍狠劲地来叮人吸血。
第二年，虽然装好了纱窗、纱门，但我家人多，走进走出的，把蚊子也带进来不少。因此在临睡觉前，家里的大人、小孩要进行一次清剿行动，主要是查找房间里停留在墙壁上的蚊子并将它拍死。当时家里的墙壁都是用白石灰粉刷的，每拍死一个蚊子，就在白色的墙壁上留下一点红色的血痕。
热天里我们男小人洗澡是最方便的，因为几户人家合用的自来水龙头就在弄堂里，所以这个地方就被我们当作是特别的“浴室”。傍晚的时候，我们身上只穿一条短裤，半蹲在水龙头下开始淋浴洗澡。洗的是冷水澡，先把身上淋湿后涂上皮皂（肥皂），然后用丝瓜筋把全身上下搓一遍（裤裆里的部位，可把手伸进去搓洗）。丝瓜筋这个东西真是洗澡的好帮手，去污力非常行之有效。接着把头发和脸面也一起洗了，最后从头到脚用自来水冲洗一下。室外洗好后穿上拖鞋回到家里，把弄湿的短裤脱掉，擦干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澡就洗好了，既方便，又快捷。
如果这天下午我们要去参加游泳，那么就把洗澡的事在游泳池的冲洗室里顺带完成了。
我家搬到南工房后，夏季里的游泳也变得很方便。因为国棉十九厂开办的游泳池就在我们南工房内，在东球场的东面，走过去很近，所以我们都到那里去游，不必再到别处去奔波。   
对我们来说每天游泳的最佳场次是下午四点半左右的一场，游泳运动后回到家里，肚子正饿得慌，马上开始吃晚饭，尽管没什么好吃好喝的，仍然是食欲大开、狼吞虎咽。
在去游泳之前，我们往往在家里就把游泳裤先穿好，穿在短裤的里面。到了游泳池后，把外面的短裤一脱寄存，立即就可以进去游泳，省去了换穿游泳裤的时间。
过了几年，当我们男小人进入青春期时，游泳裤又被用来派上另类的用场。因为夏天我们在弄堂里玩耍时都只穿一条单薄的短裤，下面那个东西有时会不由自主、控制不住地勃起，把裤子也顶了起来，我们戏说这是“撑洋伞”。这一突发性状态如在大庭广众之下曝光，足以令当事者很“窘”（尴尬、难堪），尤其是如恰有异性在场，则更是羞愧难当。所以有的人平时就在短裤里面加穿一条游泳裤，等于是增设了一道“屏障”，以游泳裤的紧身力对阳具的勃起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避免引起外观的不雅。
我家五个小人换下来的脏衣服都是由我奶奶来洗，我们从来不动手。她还要做一日三餐给我们吃。她每天要去买菜，菜买回来后要剥、拣；然后洗、切、炒。吃完每顿饭后，她要收拾桌子，洗锅、洗碗筷等等。除此之外，她还要做其它一些琐碎的家务事，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周而复始。因此我脑海里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她总是腰间系着围单，手里抓着一块抹布。她在辛劳之余经常对我们开玩笑地说，这叫做“一代上一代的当”。
在今年（1970年）这个夏天里遭遇到异常气候，从7月29日开始，上海出现连续33天伏旱，至8月31日结束，才终于盼来了天落水。
  
学校记事
  
暑假以后，新学期开学，我们班级实行的课程表如下：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上午课前（8：00—8：30）—天天读——————————————————
第一节课（8：40—9：25）—数学—-语文——政治—-工基—-语文—课余劳动
第二节课（9：35—10：20）-工基—-政治——外语—-数学—-外语—-同上
第三节课（10：30—11：15）外语—-体育——数学—-语文—-体育—-同上
  
下午——
第一节课（1：40—2：25）—语文—-农基——语文—-政治—-数学—-同上
第二节课（2：35—3：20）—语文—-数学——农基—-地理—-政治—-同上
  
这一学期开始上全天课，课程安排上恢复了工基课，增加了“农基课”（即农业基础知识课）和地理课，取消了音乐课和自修课。
另外，星期六不上课，全天参加课余劳动，或者到学校的工场间劳动；或者到上海玻璃机械厂去学工劳动。
这个学期的工基课教材主要是教“光和光学仪器”，教学内容有：反射镜、棱镜、透镜、幻灯机、照相机、放大镜、凸透镜、显微镜、望远镜、色光和颜色、光波等。
新开设的农基课教学的内容有：1.植树造林。2.养鱼、捕鱼（我国的渔业资源、鱼的生活、淡水养鱼、海洋捕鱼）。3.养猪（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猪的品种和代谢特点、饲料来源、掌握猪的生长发育规律养好猪）。4.我国富饶的生物资源（植物资源、植物的分类；动物资源、动物的主要类群）。
这时我们班上数学的课代表是男同学陆某某；外语的课代表是女同学苏某某，其他的课代表是谁忘记了。
我是工基的课代表，教我们上工基课的老师是个女的，二十七八岁，长相一般，戴眼镜，衣着很朴素，有时穿的布鞋上有破洞。也许是有的同学不喜欢上工基课；也许是她的教学方法有问题；也许是她的相貌、穿着打扮令人缺乏好感，反正在所有的课程里上工基课时课堂秩序最为混乱，有个别男同学甚至公开对她表示不尊重的态度，使我这个当课代表的也觉得很心酸。
新学期开学后不久，八月二十九日，学校召开开展“创四好、争五好”动员大会。九月七日，我们班级响应学校的号召也开了“创四好、争五好”的动员会。将要开展的这个“创四好、争五好”运动，就是把当时解放军里倡导的一套做法移植到学校里来，这也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具体措施之一。
所谓“创四好”指的是创建“四好连队”。从1960年10月开始，解放军部队就开展了四好连队运动。四好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
我们学校开展的创四好连队是以每个班级为一个连队，四好的条件也根据学校的的实际情况与部队的有所不同，学校的四好条件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教育革命好、生活管理好。
1970年10月正好是开展四好连队运动十周年，《解放军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说：
  
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建军思想提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等项方针原则，是加强我军革命化、战斗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提倡的这些货色，包括四好连队运动，全都被推翻了。1971年10月4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
所谓“争五好”就是争做“五好战士”。我们每个学生相当于一名战士，学校里评五好战士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教育革命好、联系群众好、体育卫生好。
创四好是集体性的努力；争五好则是个人的争取，两者既有外在的区别，又有内在的关联。在学校开展的“创四好、争五好”运动中，我曾写过一篇有关的作文：
  
记“创四好、争五好”运动中的一二事
  
“创四好、争五好”运动到今天为止，我校广大师生的面貌换然一新，我班也同样如此。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校、我班以及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几个月前，“创四好、争五好”运动开始了，广大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纷纷整顿思想，决心认真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五好战士。
我班的李某某同学原来是个落后分子，争五好运动开始后，他抱着准备不参加的态度。后来他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听了学校作的动员报告，开始认识到这次运动的重要性，于是他决心投入到这次运动中去。他每天晚上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写红色日记。他决心要不断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使自己从后进变为先进。
他每天早上提前到教室打扫卫生，当时有些人在一旁对他说些冷言冷语的话，李其根同学听了真想不干了。晚上，他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决心化阻力为动力，更加努力地来为人民服务。在他的带动下，其他一些同学也跟了上来，纷纷加入了做好人好事的行列。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时，他当晚就赶到学校，参加学校组织的游行队伍到区里去报喜。
到公社去参加学农劳动时，他想到要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想到毛主席说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所以他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敢挑重担，表现突出。
他在平时的言行中也能注意学习先进的东西；克服落后的东西，精神面貌有了根本的转变。这次争五好运动确实使他进步很快，被班里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公认为是先进的同学。现在，他已是我班初评五好小组的组长，并已被初评为五好战士。
李某某同学由后进转变为先进的事例给后进的同学指明了一个方向，后进同学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转变为先进。这也给先进的同学一个提醒，先进的同学如停止不前，也会转变为落后。让我们大家来学先进，找差距，开展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把我班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好班级。
  
1970年11月30日
  
防空洞
  
3月18日，柬埔寨的朗诺、施里玛达发动军事政变，致使西哈努克亲王流亡到中国。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我国的报刊、电台和电影记录片里，西哈努克亲王是出现最多的外国人，还有其妻莫尼克公主，以及宾努亲王（头有些斜）和民柬特使英萨利。
柬埔寨的事变使得印度支那三国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继续充当“大佬”，宣布支持其三国四方（越南南北两方、老挝和柬埔寨）联合抗美。毛主席还为此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5月2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五十万人参加的首都各界支持世界人民反美斗争大会，林彪副主席在会上宣读了毛主席的“五二○声明”。
几个月后，中央乐团在此形势下创作的一首革命歌曲开始广为传唱，歌名叫《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毛主席的“五二○声明”发表后，上海军民从5月22日起连续七天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全市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累计达870万人次。
我们学校也组织全体师生上街参加了上述的示威游行。小时侯在马路上看的是大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去年（1969年）我进了中学后也正式加入了示威游行的行列，当年八月下旬参加的第一场示威游行是学校组织的抗议苏联军队在我国边境制造流血事件。
我国这时虽然在国际上积极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美，但在国内从自身的国家安全出发，仍然把苏联看作是首要敌人和心头大患。
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报纸的头版整版刊登一幅列宁的头像，在社论里首次把苏联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
自从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这种以苏联为假想敌的战备工作一直没有放松。去年（1969年）秋天各个企事业单位、学校以及居民区里挖的防空壕没有派上用场，不仅影响环境整洁，还因为长期闲置使得里面积水成了蚊蝇孳生地。于是到了今年（1970年）的上半年里，这些防空壕都被一一填平。与此同时，市里的有关部门开始部署挖掘防空洞，要在地下构筑比较稳固的藏身之处。
防空洞这一永久性的民防工事大致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体部位；一部分是连接主体部位的通道。
我家住的南工房里是从六月份开始挖防空洞的，防空洞的主体部分位于西球场西侧的空地上。建造防空洞是从地面挖掘开始的，当时没有盾构之类的先进设备，所以即使是建造防空洞的连接通道也得从地面上往下开挖。当时也没有专门挖土方的包工头，所以我们这里挖防空洞的主力是些什么人我记不清楚，只记得居委会广泛动员每家每户都要派人出劳力去参加挖防空洞的战备劳动。还发了一张粉红色的硬卡纸（劳动记录卡）给每个家庭，上面印有统一的格式，每户人家每去一个人次参加挖防空洞，负责机构就在卡上面记录一下，并且加盖印章予以确认。  
我家虽然是八个人的大户，但我奶奶已是66岁的老人，不可能去挖防空洞；我父亲单位里工作很忙，也不会去；我母亲是上三班制的工人，也不会去，剩下来我们五个小人，只有我在读中学一年级，其余的都还是小学生，因此只有我代表全家到工地去参加挖防空洞。总共去过三次，一次是下午去的，两次是晚上去的，挑灯夜战。因为我力气小，在挖防空洞中没作出什么贡献，只能说是表明了一下态度。
挖防空洞的工地在经过一段时间前期准备后，先是从地面往下挖一个面积很大的深坑，一边挖一边要用抽水机不断抽取渗出来的地下水。然后在坑底构筑防空洞的主体，主体部位建造好后将其连同坑体一起用泥土掩埋成平地。
与此同时，防空洞主体的两头还要建造通道，通道的西面与“白洋淀”里的防空洞主体相连接；东向则通往东球场的一个进出口。
除了挖防空洞出劳力外，两个多月后居委会还要求每家每户都要为修建防空洞而造砖头。如果说以上动员挖防空洞出劳力是定性指标的话，那么要求造砖头就是定量的指标。派下来的造砖头指标是：按人头算，每个家庭里的每个人要造三十块砖，我家八个人，三八二十四，因此我家要造二百四十块砖。
建造防空洞的开始阶段要花劳力挖土方，到了建筑主体和通道时就需要用上建筑材料，包括大量的砖头。为此有关部门在“白洋淀”里临时修建了一个烧砖的窑，发动我们居民造砖头其实是造砖头的泥坯，然后把这些造好的砖坯统一送到砖窑里去烧制成一种橘红色的砖头（我们俗称其为“红砖头”）供造防空洞用。除了红砖头外，也有少量的砖头是青色的，为什么有的砖头是红的、有的砖头是青的，我不知道。
自从里弄里的造砖任务下达后，家家户户都忙开了。有的家庭实在没有能力，也要求别人家帮忙来完成指标。我家造砖的事主要由我与二弟来做，造砖的第一步是把造砖用的原材料（泥土）从外面拉进来，于是弄堂里运送泥土的手推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住在楼底下的人家门前屋后都堆起了一摊摊泥土。
我们造砖用的泥土都取自于挖防空洞工地的坑洞里。在坑洞里通过观察，我们注意到地底下的泥土是不一样的，分为两个层次，其中一米多厚的地表层是黄土，地表层黄土以下则是黑土。这种黑色的泥土分子很细腻，且没有杂质，又湿润，黏度也好，正是造砖头的上好材料。
后来看关于上海历史的书籍，据说我们这个区域的土地是在唐朝时才沧海桑田变成陆地的。照此推理，如果说地表层的黄土是唐宋以后累积的，那么地表层黄土以下的黑土在秦汉时期极有可能就是海底的淤泥。因此我们这时用深坑里的黑泥土造出来的砖头已经具有了“秦砖汉瓦”的意义。
造砖的第二步是“和稀泥”，就是把泥土和水搅拌在一起。搅拌好的泥土既要干湿均匀，又要干湿适度，太干了，难以制作砖坯，且造好的砖坯易于开裂；太湿了，砖坯在码放和搬运过程中容易瘫软变形。
第三步就是把搅拌好的烂泥放进专门的模具里制成砖坯。这种造砖头的模具很简单，由活动铁板组成，四面相围，加上、下两面。因为模具不多，要许多人家轮流使用，这就促使我们弄堂里好几家一起玩的小朋友们联合起来，借来一副模具帮助一家一家人家逐一完成造砖任务。
制砖的具体过程是：把烂泥塞进模具里，或者站起身，把烂泥用力“pia”的一记摔进模具里，用上面的一块铁板将模具里的泥土压实、压平整，同时把模具以外的残余泥土去掉。然后打开模具，取出已压制成型的砖坯（合格的砖坯必须做得棱角分明）。
在整个造砖的过程中，包括堆放泥土、搅拌，以及制砖的场地，都设在底层人家门前、门后的弄堂里，制成的砖坯也是暂时码放在家里。因此住宅周围的地面上、墙壁上弄得到处都沾着烂泥的痕迹，甚至连家里的地上、家具上也都沾有。还有我们制砖人的衣服上、鞋袜上、手上、脸上、头发上都会沾到烂泥，弄堂里繁忙得像开了一个个陶艺的作坊（现在又叫陶吧）。
今年（1970年）的10月1日是国庆二十一周年，这天我们利用节假日从早到晚造了一天的砖头。听说晚上市里面将要燃放烟花庆祝国庆，因此我们到了晚上七点半许就收工不干了，把手和脸洗了一下，然后就从与我家对门的前排一弄住在后楼人家的老虎窗爬到了屋顶上，坐在瓦片上等着看烟花表演。那个时候市区没有什么高层建筑阻碍视线，使得我们从市区最东头的边缘处还能隐约看见遥远的人民广场地区发射升空的点点礼花。晚上八时整，但见西面的天边开始有烟花的亮光闪烁，虽然视觉效果微不足道，我们看了还是很高兴的。
国庆节前，我为班里的黑板报写了一篇稿子，全文如下：
  
纵情欢呼伟大的节日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们迎来了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国庆节。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解放前我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解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已经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业生产、科学文化、国防技术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四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广大革命人民思想革命化大大加强，毛主席思想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飞跃发展。
世界进入了革命的新时代，亚、非、拉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战斗的号角震撼五洲；响彻四海。我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坚强堡垒，毛主席思想已成为世界革命人民手中的锐利武器。帝国主义大势已去，分崩离析；修正主义日益瓦解，四分五裂；各国反动派也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友谊传四方。
当前，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了，我校正在学习公报，开展创四好、争五好的运动。我们一定要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努力搞好教育革命，以优异的成绩来欢庆建国二十一周年。
在迎接国庆的日子里，我们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而感到幸福和自豪，我们要热情的欢呼和歌唱。我们要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加倍的努力来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祖国，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指引下，奔向共产主义的明天。
  
1970年9月27日
  
自从1949年建国以来，至1959年的10月1日，每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都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之后阅兵式停办，但每年国庆节的群众游行仍继续举办。到了1970年的国庆节，最后一次举办群众游行，因为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所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也从此停办。
直至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才恢复举办了一次阅兵式和群众游行。1989年国庆四十周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举办阅兵式和群众游行。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和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又分别举办了一次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看电影
  
从与平凉路交接的爱国路走进去，走到底，在爱国二村与民主新村之间有一座定海剧场。这座剧场外形看上去像仓库，门面也很简朴，剧场里的座位都是木头做的，环境布置有些寒酸。因为住在剧场周围的大多是江北人，所以这个剧场经常上演江北人的家乡戏——江淮戏，正规的叫法是淮剧。由此定海剧场又被人戏称之为“江北大戏院”。
四月份，周总理率团到朝鲜去访问，与金日成会谈，一举修复了因我国文革而产生隔阂的中朝关系。十月份，为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上海各影院重新上映《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铁道卫士》、《奇袭》、《上甘岭》五部文革前拍摄的老片子。这些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在1970年的形势下所要激发人们的战斗精神，矛头已不是指向美国，而是苏联。
定海剧场除了演戏外，也时常安排场次放映电影。就在上述五部电影重新上映之际，也是我们这儿挖防空洞、造砖头的时期，我到定海剧场去看了其中的三部：《上甘岭》、《铁道卫士》和《英雄儿女》。
《上甘岭》（长春电影制片厂1956年出品）反映的是朝鲜战场上一段坚苦卓绝的斗争故事，片中有一首插曲（女声独唱）非常抒情，感人至深。后来知道这首歌是郭兰英配唱的，歌名叫《我的祖国》，乔羽作词，刘炽作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梢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铁道卫士》（长春电影制片厂1960年出品）是一部反映我国东北地区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很合我们青少年的口味，所以我去看过两遍。影片开头，安东车站上群众热烈欢送志愿军支援朝鲜，人们一边热情地唱着歌、一边欢快地跳着舞：
  
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跑了美国兵呀，叫它回老家呀。……
  
这部电影里的女特务名叫王曼莉，由叶琳琅扮演，她在电影《虎穴追踪》中也是扮演女特务，名叫资丽萍。
片中另一个主要的特务叫马小飞，从台湾派来的。他在台湾被派遣前的形象是梳着包头，身穿皮茄克，腰挎“勃郎宁”（即左轮****），看上去很有气派。
电影里有一个故事情节，说的是便衣公安到暗藏的特务家中以借唱片为由打探虚实，所借的唱片名叫《除三害》。我听了后觉得不顺耳，因为这与我们常说的爱国卫生“除四害”（四害：老鼠、蟑螂、苍蝇、蚊子）不同。好多年后我才知道《除三害》是京剧里的一出戏(又名《混天球》，或叫《应天球》，或叫《打虎斩蛟》)，说的是晋代宜兴人周处与当时为害地方的孽蛟、猛虎并称“三害”。后来周处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斩蛟射虎，为民除害。
《英雄儿女》（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出品）这部电影据说是根据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改编的。片中的志愿军女文工团员王芳，现在知道是刘尚娴扮演的，她时年22岁。我当时看了这部电影后对王芳的印象最深，因为正是她在其中唱响一曲《英雄赞歌》。
《英雄儿女》我先后到定海剧场去看了三遍。为什么要看三遍？因为我被片中的插曲《英雄赞歌》所深深感动，一心想要记下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的歌词有三段，看一遍没记完；看两遍没记全，直到看第三遍才基本上把歌词记了下来：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裂长空。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涌，两脚熊熊趟烈火，浑身闪闪披彩虹。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一声吼叫炮声隆，倒海翻江天地崩，天地崩。地陷下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只手擎，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后来我又知道这首歌是公木作词，也是刘炽作的曲，电影中的配唱者是王秀芬。
因为这首歌给我留下深刻印记，且在当年的形势发展中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所以我把它选定为一九七○年的年度标志性歌曲。
除了这个阶段到定海剧场去看电影外，在其它的日子里我曾到我母亲厂里的大礼堂去看过电影，看的是文革前拍摄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也曾到上海机械学院（现在叫上海理工大学）的大礼堂去看过电影，看的是苏联老片子《列宁在一九一八》，片中有个很短暂的镜头，即芭蕾舞《天鹅湖》中的“四小天鹅舞”，当时的很多观众都记得。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列宁在十月》我也看过，而且这两部苏联电影在不同的场所我先后都看过好几遍，对其中的许多细节记得一清二楚。
《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还有一部后续的电影，我们当时没有看过，直到1983年11月6日才在本市上映（估计五十年代在我国曾经放过），这部电影就是苏联故事片《难忘的一九一九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1952年出品，（我国）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  
1988年6月，苏联文化部第一副部长扎伊采夫在莫斯科电视台发表讲话。他说：
  
长期以来，《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片已作为对苏联青年一代进行党史、军史教育的一部分，其实这些影片有严重的问题，就是伪造历史，篡改历史，可称为阴谋电影文学。……因此《列宁在十月》等十一部电影已被苏联政府列为禁片，今后不能再在全苏各大影院、电视台播映。
  
我国有关部门得此消息后虽然没有对以上提到的这些苏联电影明确表态，但也就此不放了。
我们在别处看电影的次数有限，最多的当然还是到正规的电影院去看。就我们附近的区域来说，最常去的是杨浦电影院和沪东工人文化宫大剧场。有时个人去看，有时我们学校的包场也多在这两个地方。
杨浦电影院位于平凉路、临青路至平凉路、宁武路之间的南侧(平凉路1730号)，于1954年8月25日竣工开幕，由市文化局投资和社会集资共建。曾首映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连映数周，场场爆满。
该院观众席有1100只，座位都是沙发椅子，坐在上面真舒服。该院的后面有一座冷冻仓库，批发冷饮的，因此到了热天，杨浦电影院里的冷气开放得最足，别的电影院都比不过它。
沪东工人文化宫大剧场，简称东宫影剧院，位于沪东工人文化宫内，属于东宫的一部分（东宫的门牌号是平凉路1500号），与杨浦电影院相距仅二百米左右。东宫影剧院除了戏剧演出和其它文艺演出外，主要还是用来放电影，座位有1251只。
杨浦电影院和东宫影剧院每天都要各自放映好几场电影，每场电影都有一千多位观众，两家电影院加起来就是两千多人。电影散场后有两千多人从电影院里涌出来，门外边又有两千多人等着即将陆续入场。因为这两家电影院太靠近，虽然在场次的放映时间上有所错开，但还是免不了在一定的时间段频频出现客流高峰，使这个路段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人气非常旺盛。这种情形如果放到现在，商家们见了真是要笑不动。
还有，这时平凉路上只有一条25路公交线，每当电影散场后有相当多的观众要乘这路车回家。当一辆25路车开到电影院附近正好遇到电影散场有大批观众涌出，那么驾驶员和买票员马上就会紧密配合，抓紧时间停站开门、催促上下客，然后赶快关上车门逃之夭夭。如果没有来得及逃脱，车厢里一下子就被乘客挤满，挤不上的就吊在车门口，大家都别走，直到下一班车来才肯放手。
这时放映的电影都是经过甄选重新上映的文革前拍摄的老片子，如前文提到的一些电影，以及《渡江侦察记》、《海鹰》等。还有就是新拍的几部样板戏电影，更多的是放映新闻记录片。
这时复映的老片子《南征北战》和《渡江侦察记》分别在1973年和1974年得以重新翻拍，拍成彩色的。老的《南征北战》有冯喆、项堃和张瑞芳等出演；老的《渡江侦察记》有孙道临等出演，新翻拍的都起用新人，影响力大为逊色。
这时放映的外国电影极少，且只有阿尔巴尼亚一家。文革前放映过阿尔巴尼亚电影《他们也在战斗》、《山鹰之歌》等，我都没看过。但我看过电影《山鹰之歌》的小书，记得里面有句经典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我在1970年看的第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叫《海岸风雷》，学校包场看了一遍，自己也买票去看了一遍。这部电影的故事梗概是：
  
1944年，老渔民姚奴兹的大儿子赛力姆在坏人的利诱下参加了法西斯特务组织，并且出卖了一位在他家养伤的共产党员。当警察来搜捕时，姚奴兹的三儿子彼特里化装成那位养伤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甘愿代替自己的同志去牺牲。……
  
看过这部电影后，我们都学会讲电影中地下党员分别时的一对呼号——
  
（前者：）消灭法西斯！
（后者：）自由属于人民！
  
学哲学
  
在放暑假期间，有一次返校，学校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0)5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通知
  
为了进一步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接到本通知后，认真动员各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广泛讨论修改宪法，提出修改意见；二.讨论和通过“四届人大”的候选代表。
  
关于修改宪法问题
（略）
  
关于通过“四届人大”代表问题
（略）
  
关于动员群众问题
（略）
  
一九七○年七月二十日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的议题是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备战等事项。但由于会议期间发生了其它问题，改变了会议的进程，最终甚至改变了整个形势的走向，使得“四届人大”直到一九七五年一月才开成。
林彪势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有两个方面的出错：
一方面是在起草修改宪法的文件里，张春桥把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所用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和全面地”三个副词取消了，引起林彪势力的强烈不满，并发动了对张春桥的围攻，由此拉开了党内“枪杆子”与“笔杆子”斗争（《五七一工程纪要》用语）的序幕。
另一方面是会上发生的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焦点之争，实质上是林彪势力提前暴露了想要掌控新一届政府的企图，他们想要趁即将召开“四届人大”之机把已经在党内、军内取得的权力扩展到国家机器中，实现党、政、军全面掌控。
以上两个问题的爆发和解决，归结到一点，就是毛主席要利用江青势力来遏制林彪势力继续坐大，双方交锋的结果是挫败了林彪势力的发难和图谋，并以陈伯达为突破口，对林彪势力起到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效应。
党的“九大”召开才过了一年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开始动摇，形势发生如此逆转，令林彪势力胆战心惊，迫使其孤注一掷、挺而走险。九届二中全会半年后，林彪之子林立果等人开始炮制《五七一工程纪要》行动纲领。
十月份里，学校又向我们传达了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内容是毛主席于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陈伯达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写的一段批示，取名叫《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又下达了《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把陈定性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年底，在党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对外宣传上称之为“批修整风”。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党内排名位列第四。到了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就被打倒了，间隔时间如此短促的人事变动反映出当时党内斗争之激烈。
在发表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中，号召“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按照当时政治话语的特点，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一打三反”运动到此结束。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新一轮的党内斗争被引爆，所以要发动新的运动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这个新的运动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二是在党外开展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
《红旗》杂志第十期发表短评《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个号召，必将进一步推动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
……
  
《人民日报》十月三十日发表社论，标题也叫《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号召。全国各报刊最近发表了不少工农兵学哲学的好文章。……给政治思想战线带来了新气象，推动着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继续前进。
……
  
在此形势下，我们学校按照上级的部署，迅速在广大师生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所谓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主要就是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学习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学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学习的方法仍然是采用林副主席所倡导的“活学活用”。
我们这时年龄不大，对哲学这个深奥的学问认识肤浅，理解也不深刻。虽然我们主观上都想努力学好哲学，但取得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以下是我当时留下的几段记录；
  
（政治课作业题）通过学习《矛盾论》，试以毛主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为武器，找出你一年多来存在的主要矛盾。
答：我进中学以来头脑里一直想要进步，但行动老是跟不上，这就是我的一个主要矛盾。毛主席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在学校里每天接受革命的教育，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外因变化的条件。但决定的因素是我的内因，虽然我一直想要进步，但没有实际的行动，没有行动的空想就是幻想，这就导致我进步不大。因此我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在用字上很下工夫，解决自己身上的主要矛盾，丢掉幻想，以实际行动做出成绩，使自己大步前进。
  
1970年10月22日
  
学哲学笔记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
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矛盾的双方都不会转化。
结合实际学观点；实践当中用观点；遇到问题找观点。
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要结合起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多想出智慧”。这是真理，要善于思考动脑子。
对于客观存在的矛盾必须充分揭露它，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生活中处处有哲学，事事有哲学，哲学就在我们身边。
学习一个观点，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反复思考，深刻领会。
矛盾的双方同处在一个统一体中，互相对立；互相依赖；互相转化。
  
1970年11月
  
（政治课作业题）学习了毛主席哲学著作中的主要观点，你有哪些收获和认识？（举例一二件）
答：毛主席著作闪金光，照得我们心里亮。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了毛主席哲学著作后，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是智慧的源泉，是开千把锁的钥匙。不掌握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有眼分不清是非；有嘴讲不清道理；有腿走不上正路；有劲使不到实处。”我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热潮中，体会到以上工农兵说的话非常正确、生动。
自从我班每天早上实行军训制度以后，我开头几天都能准时到学校参加军训，后来就总是迟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学习了毛主席哲学著作中关于抓主要矛盾的观点，并以此来分析问题，发现原来是我的头脑里兴趣的观念在作怪。军训开始的时候，我比较感兴趣，所以能准时参加；后来渐渐地不感兴趣了，就老是迟到。找到了问题的主要矛盾，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凭兴趣参加军训是不对的。参加军训是为了落实毛主席“11.24”批示，为将要进行的野营拉练做准备，也是锻炼身体，增强我们的体质。思想认识正确了，克服了兴趣的观念，我参加军训就不迟到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我有了一些收获，我决心做到学一点，用一点，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真正学到手。
  
1970.12.29
  
“揭矛盾、找差距”
  
十二月份，我班的正气达到鼎盛时期，这个时候又恰逢掀起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热潮，每天早上课前的“天天读”时间里同学们发言很踊跃。大家谈学习体会；谈思想认识，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问题，以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其中最主要的活跃分子有邬耀明、陆建栋、李其根和我。
12月20 日下午，第二节课结束，放学前，班主任老师因为有些事要把我们留下来说。正在这时，有学校红团委员张同学（73届1班的，明年升任为我校的红团团长）来叫我班的几个小分队队员马上去参加活动。老师不同意，就到教室外面去与张同学争吵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班教室的门边墙上有别的班级的同学贴出了一张传单式样的大字报，就昨天发生的这件事指责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我看了上面的内容后很不服气，就在“天天读”上谈了我的观点，为我们老师打抱不平。
在开展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之前，上海方面自己搞过一个“土特产”的“揭矛盾、找差距”运动。这个运动的起源是沪东造船厂“红哨兵”今年（1970年）五月写的一张大字报：
  
毛主席语录
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上海船厂一度“老大难”；沪东船厂先进单位。
上海船厂船台三千吨；沪东船厂也是三千吨。
上海船厂设备简陋；沪东船厂设备洋大全。
上海船厂万吨轮“风雷”号下水；沪东船厂七千五百吨至今不见。
上海船厂大马力柴油机已动车；沪东船厂两型大马力柴油机何时交货。
  
我们的看法：上海船厂革委会和工人群众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沪东船厂党委会、革委会心中有数？！？！
  
铸工车间第22班红哨兵
五月十日        
  
十一月份，上海的这场“揭矛盾、找差距”运动波及到教育战线，也影响到了我们学校。我这时为班里的黑板报写过一篇稿子，全文如下：
  
开展一个“比学赶帮超”的新高潮
  
自从沪东造船厂红哨兵写了一张革命大字报以后，就象星星之火在全市的造船工业点燃，后来全市的各条战线都掀起了揭矛盾、找差距的高潮。
起初教育部门闻而不动，是江南小学的两位红小兵的大字报，把教育战线揭矛盾、解决矛盾的序幕也拉开了，一个“比学赶帮超”的教育革命新局面出现在我们面前。
战鼓敲了一下又一下；军号吹了一遍又一遍。就在我班广大同学涌跃张贴革命大字报，积极投入到揭矛盾、找差距当中的形势下，也有个别同学对之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身事外不参予。问他们为什么不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他们回答说自己没有复杂的头脑，也不懂运动的意义。
其实广大同学积极投入运动只是为了搞好学校的教育革命，光明磊落，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复杂的头脑，真正有复杂头脑的恰恰是这些不参加运动的人。他们整天心事重重，抱残守缺，不肯把头脑里的脏东西洗干净。至于他们说不懂运动的意义，那么就更应该参加到运动中来，通过实际的活动提高认识，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错误。希望他们向好的同学学习，投入到这场揭矛盾、找差距的运动中来，不但要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也要为搞好学校的教育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
  
1970.11.13
  
十一月二十日，我们班级召开班会，进一步揭矛盾、找差距。我在会上主要谈了自己迟迟没能加入红卫兵的问题，从主观努力上找原因。
因为我的家离学校较远，一个人单独在外，与学校和同学的联系上有些脱节。四月份举办校外学习小组，我不方便参加；五月份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发动群众回收废钢铁，我们学校因此动员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拾废钢铁的活动，我参加起来有困难；九月份学校开展“创四好、争五好”的运动，我也介入不多。以上这些方面都反映出我在政治上的表现不突出，不积极，与先进的同学相比差距很大，这也是班里每批发展红卫兵都排不上我的原因。
今年五月份，我们班级发展了第二批红卫兵，共有五名同学（女同学王某某、黄某某、管某某；男同学孙某某、陆某某）加入。十月份又发展了第三批，共一人，女同学邹某某，她是我班的卫生委员。
以下是我此时做的关于红卫兵的两道政治课试题：
  
政治小测验
  
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作出了哪些功勋？
答：红卫兵的最大的功勋是揪出了以刘奇少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他们发扬了革命的五敢精神，贴大字报，撒传单，进行革命大串连，点革命之火；兴革命之风。破四旧、立四新。
  
问：你怎样继承、发扬红卫兵的优良传统？
答：红卫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热情支持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小闯将，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要向红卫兵学习，学习他们的五敢精神，学习他们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他们积极投入学校的教育革命。为什么我进中学已有一年多了还没有被批准加入红卫兵，主要是我在学习毛主席思想方面做得不够，没有按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来严格要求自己。头脑里想要进步，但在行动上却做的不好。我以后要不断改掉身上的缺点，让我以积极的努力来争取早日加入红卫兵这个光荣的组织。
  
1970.11.27
  
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班原来的课程表作了一些调整：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上午课前（8：00—8：20）—天天读——————————————————
第一节课（8：30—9：15）—数学——语文—-政治—-政治—-语文—课余劳动
第二节课（9：25—10：10）-工基——政治—-外语—-数学—-外语——同上
第三节课（10：20—11：05）外语——体育—-自修—-语文—-体育——同上
  
下午——
第一节课（1：40—2：25）—语文——农基—-语文—-工基—-数学——同上
第二节课（2：30—3：15）—语文——数学—-农基—-地理—-政治——同上
  
十月份的一天，下午放学前，我班的小分队负责人女同学A站起来报了我等几个人的名单，要我们留下来开会。原来是学校的文艺小分队准备扩招，A同学等人又想要把我拉进去。
我这次坚决不肯再参加小分队，与我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是我班的一个李同学，他坚决要求加入小分队。因为他的条件不符合，小分队不要他。李同学情急之下，戳破手指写了一份“血书”交上去，以示决心（香港人把这种超乎寻常的行为叫做“搏出位”）。这样一来学校的小分队只好收下他，还在广播里表扬了他的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买小菜
  
我们当时吃的早餐，主食一般都是“泡饭”，就是把隔夜的米饭用水煮一下。吃早饭的菜与吃中饭、晚饭的菜是两回事，早饭吃的菜，最常见的一大类统称叫“酱菜”。
酱菜有多个品种：
罗卜干。我们常吃的罗卜干有三种，一种是五香罗卜干，片状，色黄，味咸中带甜、甜中带辣，很好吃。因为它的形状像人的耳朵，所以我们又叫它“耳朵片”；另一种罗卜干呈瓣状，味很咸，价格最低；再一种罗卜干呈长方形条状，浸泡在汁液里，味咸中带甜，咬起来蹦脆。据说浙江萧山出产的罗卜干最有名，我们当时吃的罗卜干不知是否都产自那里。
什锦菜。把腌制后的白罗卜丝、胡罗卜丝、生姜片、小辣椒干与榨菜丝、大头菜丝等搅拌在一起，就混合成了什锦菜，吃起来味道有多种多样。
榨菜。芥菜的一种，质地肥厚柔嫩，口感脆辣。买回来时一团有拳头那么大，食用时把它用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吃。
咸菜。即雪里蕻咸菜，也是芥菜的一种，属叶用芥菜，具有特殊的香辣味。吃咸菜讲究的话里面还要放一些笋丝和肉丝炒，更加鲜味可口。
大头菜。是芥菜的一个变种，为根用芥菜，质地紧密，水份少，纤维多，有比较强烈的芥辣味。传说历史上吃大头菜是诸葛亮首创的，又据说产自南浔的大头菜最为有名。
大头菜不但可以吃，还被人用作日常骂语之一，如骂“奈娘格大头菜”。也有的人是骂“奈娘格冬菜”，“冬菜”是什么？不知道。
蒜头。形状是一瓣一瓣的，腌制后的味道咸中带甜、甜中带酸。
酱瓜。又叫酱乳瓜，是用小黄瓜制作的，皮薄肉嫩，清脆无籽，味咸中带甜，好吃得很。扬州酱菜很出名，其中又以酱乳瓜做得最好。
扬州酱菜里还有螺蛳菜（形如螺蛳，又像宝塔，乌黑色）、酱牙姜等，我们也时常买来吃，换换口味。
除了酱菜外，吃早饭的菜还有：
乳腐。形状是一个个小方块，外表紫红色（也有白色的）。这种东西大概是用豆腐腌制发酵出来的，很美味，据说营养也很丰富，牙齿不好的人食用更佳，我奶奶生命中的最后几年特别喜欢用乳腐下饭。
咸蛋。最出名的当然是高邮咸蛋，里面的蛋黄呈橘红色，且油汪汪的。咸蛋都是用鸭蛋腌制的，什么道理我没有弄明白。后来学习形式逻辑，老师举过一个错误的“三段论”推理的例子，得出的错误结论是——咸鸭蛋是咸鸭子生的。
如果早餐不吃泡饭而是下面条吃，那么最好备用辣糊酱。
夏天里吃冷面，则一定要浇拌些许花生酱。有一年家里凭计划供应买了一瓶花生酱，放在柜子里，还没等到拌冷面用，已经被我们小人平时一天数次当零食吃光了。
还有甜面酱、豆瓣酱等就不说了。
吃早饭的酱菜等随时都可以到商店的专门柜台去购买，且买一次能吃几天。中饭和晚饭的小菜则一般每天都要买，而且一定要到小菜场去买。
在一年四季里，冬天的小菜最难买。大人们为了买菜弄得很辛苦，于是我们几个一起玩的小朋友决定要帮各自的家庭分担一些买小菜的任务。
买小菜的第一步是夜晚就要到小菜场去占位排队，去迟了就排到靠后了。此时的占位排队不用真人，而是以“拟人化”的方式，即以砖头、破篮子等作为替代物。为了便于识别，在这些砖头、破篮子等替代物上还要做好属于自家的“记认”（标记）。
买小菜的小菜场就在我们南工房内，很近，从家里走过去两、三分钟就到了。小菜场的一排营业柜台上设有多个摊位，最东面的三个分别是买肉、买鱼、买禽蛋的；最西面的一个是专卖豆制品的，中间的几个是买蔬菜的，我这里说的买小菜指的就是买蔬菜。夜晚到小菜场的柜台摊位前摆放好占位排队的物品后，我们就各自回家睡觉。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我们就要起床，五点半之前一定要赶到小菜场，现身取代昨晚用来占位排队的物品，真人实际到位，使队伍的顺序得以确定。
冬天的小菜场是六点钟开秤（即开始营业，其它季节是五点半开秤），开秤前的十分钟内，在各个柜台前排队的人群照例要“嗡一记”（即蜂拥而上的意思）。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要“嗡一记”，是什么时候形成这个惯例的，谁也说不清楚。在“嗡一记”发生的时候，如果原先用物品占位排队的事主本人还没到场，那么这个物体所占有的位子就被冲掉了，作废了。
在“嗡一记”快要发生的时刻，现场气氛变得很诡异，大家的心里都预感到马上就要出事。突然，好像神灵发出信号，“嗡一记”开始了，各个柜台前原本松散、随意的排队队伍像刮过一阵旋风立即被迅速抽紧，那些排队的男女老少，不熟悉的人都前胸贴着后背；熟悉的人则后者抱着前者的腰，整条队伍呈高度紧张的态势。
有些迟来晚到的买小菜的人，专门等到发生“嗡一记”的动乱时刻插进队伍里来，或者从队伍的后面往队伍的前头窜上好几个位子。
后来我由此认识到，凡社会上人多的地方（包括在虚拟空间里）都会发生类似的怪异、荒诞的现象。
开秤以后，等我排队排到了柜台前买菜的时候，我往往拿不定主意，有些“场上昏”，住在我家前面的一个邻居小姑娘就曾经嘲笑我不会买菜。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上海对蔬菜产销实行了统购包销、组织供应的政策，居民都要凭“小菜卡”买菜。买豆制品也要另外凭卡。今年（1970年）的12月25日，上海又开始实行部分日用商品凭证供应的办法。因为糖源紧张，食糖和糖果也纳入凭“上海市居民日用工业品购买证”供应的范围。猪肉也开始凭“豆制品供应卡”供应。
去买小菜的人都要拎一只“篮头”（即菜篮子）用来放菜，有时或许要拎两只。这时每户人家都有好几个这种竹编的篮头，大小高矮不等。
我家还有个“饭焐子”，冬天里饭烧好后，饭锅都要放在里面保温。“饭焐子”是从来弄堂里叫卖的小贩那里买的，材质是用稻草编织而成。买回来后我奶奶要用旧布片给它里里外外缝上一件外衣，使其形象由毛坯变为成品。
在寒冬季节里，为了保暖，家家户户都紧闭着门窗睡觉。我家空间小，人又多，呼吸量大，一觉睡过来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时，但见窗户玻璃上满是流淌着的水蒸汽水（可见室内空气也是比较浑浊的）。
  
“红色日记”
  
在当时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和“揭矛盾、找差距”的形势下，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由此打算要利用业余时间通读“毛选”四卷，进一步学习革命的理论。另外，我还从十二月一日起开始记“红色日记”。
所谓红色日记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政治化文体，也就是学校布置给我们学生的课外政治作业，是促进学生“思想革命化”的方法之一。但我在这个时候开始记红色日记却并非完全出自学校要求，更多的是我的自觉自愿。
我自从开始记红色日记后，就与原先的记私人日记合二为一。过了一年多以后，“红色”慢慢褪去，仍旧回复到记私人日记的状态。
以下摘录当年（1970年）12月记的部分红色日记：
  
12月1日/星期二
今天我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第一段，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进行革命首先要认清敌友，否则就会走错路。毛主席的话在当时的斗争中适用，在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同样适用。阶级敌人时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妄图在我们青少年身上打主意，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清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否则的话就会被敌人分化瓦解，甚至与敌人同流合污，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只有学好毛主席的著作，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2月4日/星期五
为革命不能护短，要批判“家丑不可外扬”的观点，我们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为革命来揭短。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单位不管是先进还是落后，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如果你要护短，那么不但护不住，反而会把长处也给弄短下来。护短其实就是护缺点，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因此持“家丑不可外扬”观点的人一害自己，二害同志，是不能容忍的。
  
12月10日/星期四
“比”是为了“变”，落后与先进比，才能比出自己的差距，比出方向，比出干劲。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如果不比，总以为自己是先进的，就不会很好地前进。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先进对比，是我们更好地化落后为先进；先进更先进，落后赶先进，；先进超先进，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超的运动，革命家拼命；拼命干革命。
  
12月14日/星期一
今天，我们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要执行毛主席的批示去野营训练。我起初认为可以趁此机会外出去游玩，听了学校的动员报告后，认识到这次“拉练”主要是练思想，练身体，宣传毛主席思想，向解放军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需要，为了“要准备打仗”的需要。我们一定要贯彻好党中央的部署，积极把“拉练”搞好。
  
12月15日/星期二
今天早上军训，我在军训时因为怕冷就把手插在口袋里。有同学向我指出，要我把手拿出来，我不但不听，反而强词夺理。后来我想我这样是不对的，如果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就会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我一直在争取加入红卫兵，像我今天这种态度首先就不合格。我以后要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缺点。
  
12月16日/星期三
今天，学校组织我们听了吴老妈妈的忆苦思甜报告，使我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加强了我对旧社会的恨；对新社会的爱。每进行一次这样的阶级教育，我们就对党和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爱得更深；对阶级敌人更加仇恨。有助于我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12月17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天天读时，学校组织我们吃“忆苦饭”。我曾经尝过它的味道，很粗糙，咽不下去。所以拿到它时就想不吃，想扔掉。但老师说每个人都得吃，我只好硬着头皮吃。刚吃了一口我就想呕吐，就把它给别的同学帮我吃了。后来我想，为什么别的同学吃得下去，而我吃不下去呢？这说明我的思想感情有问题，没有带着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去吃，所以吃不下去。通过这件事我要吸取教训，提高认识，使学校的教育起到应有的作用。
  
12月20日/星期日
在前一时期学哲学的过程中，我不是学哲学的道理，而是死钻哲学的名词，以为弄懂了名词才能看得懂文章。今天看了天津市第二毛纺织厂老工人李长茂的文章《我是怎样学哲学、用哲学的》，很受启发。李长茂师傅认为学哲学不是为了学名词，是为了领会精神实质，弄明白讲的是什么道理。“什么叫学懂，我认为学了能用就叫懂；什么叫学深，我认为用得自觉，用得好，用得活，就是学得深。”我以后也要这样结合实际地学，把哲学学好，用好。如果一直钻在名词里，只会越学越糊涂。
  
12月22日/星期二
今天，我们遵照毛主席的“要实行野营训练”指示，到江湾去进行了试“拉练”。走了两个多钟头，脚走得很疼。这使我对毛主席的指示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今天才走了这么一点路就觉得脚疼，要是以后打仗了怎么办？说明现在就开展野营训练，进行锻炼，是很有必要的。在中央的文件里指示我们要学会“四会”，我原来认为这其中的“学会走路”谁不会，特别是我自己，走路算“老经验”了。通过今天的实践，使我认识到离野营的“练好铁脚板，狠狠打击帝、修、反”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我们在以后正式的“拉练”中去学会走路，达到党中央对我们的全部要求。
  
12月23日/星期三
我们今天中午从江湾中学返回，雨下得很大，但是雨再大也大不过我们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决心。我们在行军的一路上不断高呼口号，大唱革命歌曲，顶着大风大雨奋勇前进。我开始还担心雨水把衣服和棉被都打湿了，后来就不担心了，碰到的这点困难与我们的野营锻炼相比不算什么。我们外面是淋雨水；里面是流汗水，全身都湿透，但我们最终战胜了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障碍，胜利地回到了学校，心里感到很高兴，这正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附录：
  
最高指示
实行野营训练。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拉练”小结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于12月22日至23日进行了一次试“拉练”活动。
党中央在文件中指出：在训练中必须学会吃饭、走路、睡觉、放哨。我原来认为走路谁走不来，除非两岁以下的小孩，我看都走得来。因此我在这次试“拉练”中一边走路，一边讲话，我班有些男同学也像我一样。而十一班的同学他们就不大讲话一边走，一边喊口号，唱革命歌曲，精神很振奋。他们向我们指出缺点，我们也不听，这就说明我们走路是走不来的。到了目的地后，我班和十一班的一些同学就把所带来的吃的东西拿出来吃，还到外面去乱跑，这就是不会休息的表现。在搭睡铺时，有一些同学争抢桌子，自私自利。但也有一些同学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在吃晚饭时，我班的一些同学和十一班的同学都主动让别人先吃。而我班的另一些人却争着吵着要先吃，有的同学为了图“合算”，竟然吃了很多。这说明吃饭也是吃不来的。晚饭后，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紧急集合时，大家做得比较好。晚上九点钟我们都熄灯睡觉了，但有些宿舍还是灯火通明。我班的一些男同学在睡觉时大吵大闹，哈哈大笑。到了半夜一点钟还有人在讲话，有人翻东西吃。在凌晨二点到三点之间，有些同学竟然穿好衣服起来了，他们或者深更半夜跑到外面去玩；或者坐在床上大声喧哗，闹得其他同学根本无法安心睡觉。当值班的同学近来劝阻他们时，他们不听，有些女同学甚至还骂值班放哨的同学。同学管，他们说你不是红卫兵；红卫兵管，他们也不听；老师管，他们还是不听，这怎么像睡觉的样子。野营小分队的同学，特别是十一班的男同学，睡觉时情况较好。我自己的表现也不是很好，比如在睡觉时和别的同学吵闹，打了玩。
我开始以为做到“四会”是很容易的，通过这次试“拉练”，我认识到，要学会“四会”是不容易的。我们这次试“拉练”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次试“拉练”对于同学们提高认识起了作用，为今后参加正式的“拉练”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这次试“拉练”中存在的缺点只不过是一次教训，给了我们认识缺点的机会，也会促使我们今后去改正它。让我们在以后的正式“拉练”中更好地锻炼自己，把“四会”学好，把“拉练”搞好。
  
1970年12月23日
  
12月26日/星期六
今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七岁寿辰，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上我很早就到学校里去参加出黑板报，以此来祝贺毛主席的生日。
上午我们班里又有两名同学（注：男同学肖某某和李某某）被批准加入了红卫兵，我要向他们学习，取之长，补我之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接班人五个条件来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红卫兵。
  
12月31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在广播里收听了中央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心情激动。社论里回顾了一九七○年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指出了一九七一年的任务和方针、政策。
今天上午我们在学校里听了周老师作的形势报告，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国家的人民正响应毛主席的“五.二○”声明，拿起武器同美帝进行坚决的斗争。
今天是一九七○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满怀革命豪情送别伟大的七十年代第一年，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12月4日这天，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两张别人遗弃的笔记本上的纸，我看上面的钢笔字写得很好（字体略有一些倾斜），非常喜欢，就把它当作练习写字的样本保存下来。在这之前我的字写得很差，用上海话来说叫做像“蟹爬”一样，自从练习了这些笔记本纸上的字体，我写出来的字渐渐地有些象样了。
这两张笔记本的纸上书写的内容是抄录了好几首新诗，其中一首是作者名叫“徐润周”写的：
  
六亿欢呼六一年，九州新史揭新篇。
东风额首春常在，好月当头景倍妍。
歌跃进，比精尖，齐心同德共钻研。
粮钢元帅开先路，村市繁荣更胜前。
  
（作者注：1961年元旦适为农历十一月十五，旧称月当头。）
还有两首是俞振飞（昆剧名家）写的：
  
贺新年
（一九六一年元旦绘画，取三尺笺，写牡丹花，随成七言绝句两首，借由庆贺。）
  
濡墨调朱意更亲，高歌祖国万年春。
域中面貌随时改，猛进还看一岁新。        
  
吹拂东风满故园，百花争发自成团。
要将万紫千红画，先取深红写牡丹。
  
  
（本文写于2009年12月，改于2011年12月。）
  
  
此祝《弄堂》网友新年快乐！

tuffy05

南工房主干道（左边第一幢2层是东1弄）




主弄堂（左边为西×弄、右边为东×弄。近前的小号弄，远处的是大号弄）




遥看只见东十四弄。。。




近看东十三弄已是。。。




终点站对面危房还在。。。。。


先感谢楼上各位网友的回复。
   
    后回应网友王沛仁兄：
    前两天才看到你的留言，迟复为歉。
    我没有博客。
    我已到你的博客上去看过了，很有品位，目前有博文566篇，还有照片等，容当日后慢慢阅览。
    已初步看了你的著作《六十年代生人成长史》若干节选，觉得你我似乎理念一致、趣味相投，由此为能结识你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高兴。
    至于出书的事，没想过，我现在想的是要把以后一些年的事抓紧写出来。我写东西很慢的，说得好听一点叫精益求精；说得难听一点是反应迟钝。
   
    再回应网友Long.dang兄：
    看到你发的图片，我真的很感动，也非常感谢你的这份深厚情义。
    这些图片我都下载保存了，对于我来说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因为长阳路将从内江路打通到军工路，其中要穿过南工房区域，于是大约从10弄起到13弄的几排房子被安排市政动迁，也就出现被你拍摄到的这一幕。
    我家在南工房住了十年，我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青葱岁月（14岁至23岁）。直到现在我们仍与几家当年要好的邻居朋友保持来往，时常欢聚一堂，我们住的房子要拆迁的消息就是他们告诉我的。
    南工房是1921年建造的，至今已垂垂老矣。我家住在南工房期间，先是小花园被平掉，后是俱乐部遭焚毁。改革开放后，先是南工房的大门牌楼被拆除，后是周边的围墙被扒了好几个口子。再后来棉纺厂将厂门移到南工房主干道的中间，把东、西球场收归厂有、另作他用。“市场经济”来了，时有七千多人的十九棉纺厂在数年之后就被消灭。因为住房紧张，工房的居民也开始无序搭建，把弄堂搞得混乱不堪。现在的南工房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当年给我的美好印象已是荡然无存。以前有句话叫“不破不立”，或许这就是意味着历史的进步、生活的继续。




我家住过（1970.2.8—1980.2.6）的“南工房”示意图（1970年）。
凭印象绘制，区域和比例都不是很准确。




人物（我二弟与同学）的背景是——南工房的大门（1972年）。




人物（我二弟）的背景是——南工房的东球场（1975年）。
他的军装是借来拍照穿的。




平凉路、定海路口现貌（2012年）。
这个地点的景象四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