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晋华：文革名人王效禹

tuffy05 · 发表于 2010-1-28 16:02:55

文革名人王效禹

原载《齐晋华的博客》

齐晋华

（1）2005年以《王效禹的倒台》、《王效禹的发家和倒台》等不同题目和多个网名发了几篇有关王效禹的文章，一些网站和网友转帖，还有网友在自己的帖子中引用了部分内容。4年来，陆续看了些资料，并且又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发现文章有不准确的地方，也不全面。现在予以重写，增加了很多内容。今年（2009年）6月10日，以“冷眼文革”的网名首发在“飞扬军事”网站，3个月来点击超过2万6千。

       （2）一、引子
       研究山东、青岛的文化大革命，必然牵涉王效禹。对于这个人，山东上了点岁数有些文化的人，基本都知道，全国许多经历文革的老人也熟悉他。很多人还知道他因为1966年的“青岛825事件”而一夜成名，政治上突然发家，红极一时。以至有了“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效禹”之说，他还有“山东小太阳”的别名。
       但1969年“九大”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后，用形容词来说是“第二天”，却轰然倒台，成为文革中第一个下台的省革命委员主任。
       王效禹倒霉了，1969年下半年，山东开始流传一首打油诗，何人所作，不详。
                     山东大地坑连坑，
                     黄河两岸焊壶声，
                     大明湖边炸油条，
                     胶州湾畔卖花生。
       这首打油诗，有多个版本，内容大同小异，描绘1967年1月至1969年6月之间，山东的四位著名造反派。
       1、“坑连坑”是王效禹，脸上有麻子。夺权后成为山东一把手。
       2、“焊壶声”是韩金海，以前的焊壶匠，济南小五金厂的工人，曾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3、“炸油条”是马XX，当年著名的“济南四根油条事件”主角，由此一跃成为济南市革委会常委。
       4、“卖花生”是杨保华，青岛革委会主任，原明胶厂工人，困难时期倒卖过花生米。青岛位于“胶州湾”畔。
       本文主要分析探讨文化大革命中王效禹发家和下台的原因及过程。

       （3）二、历史
       王效禹，1914年2月生于山东省益都县西北乡段村（现为青州市高柳镇段村）。那一带民风剽悍，20年代末，数千民众参加红枪会，与官军做对。
       1938年初，中共益北特支书记王宗东到段村开展活动，6月发展王效禹等人入党。入党后他带领家乡100多人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战争。1940年8月任临淄县委书记，1941年5月兼任临淄独立营政委，1942年9月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当时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
       1945年春末，王效禹任博兴县委书记。县委机关驻在陈户。日本鬼子虽然快完蛋了，但在山东仍很猖狂。5月，鬼子指挥官下川纠集5000多日伪军包围陈户，王效禹指挥机关和部队分头突围。他这一路约200人向东北方冲去，第一次冲击被优势的日伪军挡了回来。随后开始第二次突围，反复冲杀，同敌人肉搏三次，王效禹等36人突出重围。其他各路相继冲出。此战八路和群众伤亡约500人，100多名群众被抓。
       1944年1月，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合并组建渤海区，辖6个地委和军分区。王力先后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关锋1944年任渤海区教育科长。王效禹这时期与王力、关锋逐渐熟悉。
       解放战争时期，王效禹历任渤海区下属清河地委的中心县委书记兼15团政委，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等职务。
       康生1947年11月到渤海区搞土改，依旧是极左的那套政策，与区党委负责人景晓村等人意见分歧。王效禹同王力、关锋等人观点一致，支持康生，康生在大会上表扬过王效禹。1947年10月，文革中的另一位名人刘格平任渤海区党委组织部长。

       （4）1954年王效禹任山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其手下关系不错的办公室主任刘佩侠等4人被打成右派，他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1959年5月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行政工资级别从10级降为13级。
       1957年至1959年，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谭启龙1956年历任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白如冰1958年任省委书记、副省长。1957年至1959年反右期间，山东不少老干部被打成右派或者右倾。特别是1958年“整风补课”和1959年的“反右倾整风”期间一些人被追加为右倾而遭批判，大部分撤职降职。例如省委书记兼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李广文，省委副书记夏征农、董琰，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王众音，省委常委兼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如、刘秉琳，副省长袁子扬，省政协副主席范予遂，省妇联主席王月村，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张耀曾，省财政厅长续中一，文化厅长冯毅之，省供销合作社党组书记兼主任李瑜，省计委副主任郭士毅、曹戎，济南市委书记丛林、张毅、副市长张东木，青岛市委书记孙汉卿、矫枫、副市长崔介，省委党校书记田海山，省劳动厅副厅长侯林翼，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效禹，《大众日报》总编刘健、副总编方正，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昌潍地委第一书记陈洪波，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泰安地委代理书记曹礼琴，菏泽地委副书记兼专员扈国华，淄博市委书记张国中、张哲民，山东工学院党委书记王夷力，省委委员、滨县县委书记傅爱农，省政协常委徐一贯，二级医学教授高学勤等等。刘健自杀，董琰、张哲民等人开除党籍，很多人一生就这样荒废交代了。文革后，赵健民、夏征农、董琰、王众音、王路宾、王月村、侯林翼、刘健、方正等都平反。这些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干部以及民主人士被错打成右派右倾，当年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承担责任。
       文革中山东的负责人遭到批斗，多少有这方面的牵连。1967年已掌权的王效禹授意山东造反派到陕西把舒同揪到济南，他亲自布置，8月28日至9月20日在济南召开“斗舒会”，当年的“右派”王路宾、王月村、侯林翼等人批判控诉舒同“反右”的错误。1969年王效禹完蛋后，这次“斗舒会”成为右派大搞翻案的黑会。但过了10年，王路宾、王月村、侯林翼等人的问题彻底改正，省委承认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决定对一些右派的问题予以甄别，1964年10月王路宾、王效禹参加省委海阳社教工作团，到大山公社瓦罐窑大队工作组。海阳工作团长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担任，当时的省委书记刘秉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历波都在那里搞社教。王路宾与王效禹同在瓦罐窑大队。文革中成为王效禹大秘书的王崇训是工作组的笔杆子。
       1965年1月，王路宾、王效禹同时甄别了右派右倾问题。王效禹同年6月4日离开海阳到青岛，青岛市已于6月1日召开市人大五届五次会议，王效禹到青岛的第二天（5日），在会上补选为副市长，他的全家到青岛住在沂水路。10月3日，青岛市委组成崂山县四清工作团，他任副团长，常驻李村。

（5）三、发家
       王效禹出名主要在文革时期。
       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中发[66]267号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5月28日的中发[66]281号文件，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王效禹在渤海区工作的老领导康生和同事王力、关锋成为该小组成员。
       以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紧跟中央。5月12日省委决定批判副省长余修、省委党校副校长李景春、《大众日报》的丁秀生，3人打成山东的“三家村”。6月19日省委决定撤销山东师范学院副书记刘砥石和副院长刘明矾的职务，随后，众多大学负责人相继被打到。7月2日，省委常委25次会议决定揪出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省委宣传部长王众音。7月21日公开批判省文联副主席、《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青岛揪出文化局副局长吴杰。搞的众多文人和曾经有“问题”的干部人心慌慌。以上这些人，文革之后都予平反。
       1966年8月18日领袖接见百万红卫兵，全国正式进入大规模“动乱”的第一个高潮——狂热混乱的“破四旧”。
       8月25日青岛发生震动全国的“825”事件，国外媒体曾报道了此事。当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大学生红卫兵反市委。
       谭启龙8月30日带领省委工作组到达青岛，宣布撤销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的职务。这原本是个缓兵的临时措施，以缓解大学生的情绪。
       曾经“右倾”的王效禹，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就很紧张，生怕揪到自己头上，他对《人民日报》社论等有关文革的文章十分重视，仔细研究。
       他看到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社论《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表态支持红卫兵的行动，省委又宣布撤了张敬焘的职。在青岛的市级领导中，王效禹第一个公开支持大学生红卫兵。他接受反右时的教训，变成左派人物。王在表态支持红卫兵后，经谭启龙同意，崂山工作团采取了一些措施，王对谭记恨在心。
       9月3日，谭启龙向中央呈送解决青岛问题的报告。4日，王效禹通过崂山邮电局给中央文革小组发了份电报，谈了对青岛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认为青岛市委崂山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和中央对立的”，“这是方向的错误”等等。

       （6）谭启龙的报告和王效禹的电报都到了毛泽东的案头。7日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和长沙、西安等地类似问题，在王效禹的电报上批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
             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
             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
             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
             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泽东
                                                                        九月七日
        毛泽东批示中的“这个副市长”就是王效禹。

       （7）9月11日，中央给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发出电报，以中发[66]468号文件，转发毛泽东“九七批示”和王效禹的电报，同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4条具体规定，同日《人民日报》配发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从此王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老干部中的著名造反派。
       因为伟大领袖支持了大学生，1966年9月下旬，青岛市委决定，“825事件”中表现突出的青岛大学生XXX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王效禹写了一封信，让XXX带到北京，面交王力、关锋。X拿着信，心存疑惑地问：王力、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能接信吗？王效禹回答：没问题，见到信，他们肯定接见你。在渤海区时，我同王力、关锋的关系很好。渤海区当时斗争很激烈，我们观点相同，是一派的。
       XXX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直到国庆观礼结束，也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址，无法找到王力关锋。无奈，他于10月2日早晨把王效禹的信贴上挂号邮票，寄往中央文革小组，写明王力关锋收。没想到第二天有人通知他不准外出。下午，王力、关锋亲自乘车到山东赴京观礼代表团驻地找到XXX交谈，询问王效禹的情况。这样，王效禹和中央文革小组挂上钩。
       10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山东省只有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3人出席。会议刚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破例通知王效禹参加，谭启龙提出反对意见，但无济于事。

（8）四、支持青岛学生工人造反和夺权
       康生的长子张子石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王效禹1965年6月才到青岛，与张不熟悉。王的老婆刘崇玉随同调来，任市南区德县路小学校长，虽然德县路小学属于市南区领导，毕竟算教育系统的，该小学离市教育局很近。
       市南区委书记鞠维信在“825事件”中与王效禹一样，表态支持红卫兵，王、鞠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鞠维信是老青岛，与张子石熟悉。通过刘崇玉和鞠维信，王效禹联系上张子石。依仗毛泽东的“九七批示”，造反时他紧紧抓住张，又搭上了王力、关锋，再加上以前就认识康生，有了依靠，王效禹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
       青岛9月21日成立了第一个矛头对准各级党委的全市性造反红卫兵组织“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负责人化工学院的杨云良，冶金学校的孟庆祝，航空学校的贾岱玉等人。
       9月22日，在谭启龙等人的组织下，青岛市组建支持市委的全市中学红卫兵组织“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总指挥39中高二学生XXX。随后，相同观点的“青岛市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负责人青岛化工厂车间团支部书记XXX。
       进入1966年10月份，青岛大中学校纷纷自行成立红卫兵组织，截止10月20日，全市学校中已有近500个，大的组织上千人，小的仅1人。10月17日，青岛大中学校和外地赴青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点名批判省市委主要负责人谭启龙、张敬焘，并把张敬焘押到台上。
       这些造反活动，得到王效禹的支持。10月28日，王效禹发表致青岛市委的“公开信”，并把此信寄往中央文革小组。
       王效禹、鞠维信等人11月到济南参加省委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济南红卫兵组织11月3日冲击会议，在南郊宾馆北厅与省委负责人辩论。王效禹、鞠维信表态认为谭启龙等人对学生态度不好。王、鞠两人7日、19日在会议上发言，批判省市委。
       11月青岛的工厂企业、商业事业等单位也乱了起来，纷纷成立造反组织。青岛“造反”和“保皇”两派互相攻击，时有冲突。“青岛革命职工造反军”成立后，11月24日给对立面“青岛红卫兵纵队”发出《警告信》。11月28日，青岛“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传单《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十大罪状》。

       （9）面对两派，王效禹站在造反的一边。12月8日，他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特急电报，指责青岛“红卫兵第一总部”和“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等群众组织是青岛市委的御用组织，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
       12月份，青岛全市性的职工造反组织陆续出现。国棉六厂职工孙相银任司令的由复转退军人组成的“青岛八一兵团”等相继组建，12月22日一天之内，数万人的“青岛东方红”、以及“青岛市毛泽东思想文艺战士联合总部”两个造反组织同时成立并发表《宣言》。1967年1月4日，“青岛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络部”成立，负责人是公安局的一名造反女将。鞠维信代表王效禹，以两人名义到会宣读贺信。市委、人委被造反组织冲击的基本瘫痪。
       青岛造反组织12月16日到济南把谭启龙等省委负责人抓到青岛批斗。谭启龙到青岛，面对瘫痪的市委很着急。12月30日，利用造反派批斗他的间隙召开市委常委会议，提出由李元荣、王效禹、冯起、鞠维信、郑干、李克组成6人小组，维持青岛的工作。
       1967年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策划在上海批斗陈丕显、曹狄秋等市委负责人。同一天，青岛的3位老干部造反派王效禹、冯起、鞠维信联名发表《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要求“接管原中共青岛市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一切工作”。
       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1月8日播发上海11个群众造反组织《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人民书》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1月11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肯定了上海的造反行动。
       全国进入“动乱”的第二个高潮——群众造反组织乱中夺权。

       （10）《青岛日报》1月11日被接管。
       “青岛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等7个造反组织13日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市公安局工作由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接管”，青岛公安局的那位紧跟王效禹的造反女司令可以发号施令了。
       在王效禹支持下，17日造反派在青岛人民会堂召开批判大会，省市委的谭启龙、郑子久、石华山、张敬焘、周华南等十几名负责人及多名“保皇派”被揪到台上坐了“喷气式”。
       夺权后的《青岛日报》1月11日改名《红电讯》，11日至17日连发7天。18日恢复出版《青岛日报》，启用新的编号，这天的报纸编号为“新1号”，刊登王效禹的文章《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为了摸清中央的真实态度，王效禹1月17日派张子石、XXX、XXX、XXX赴京，18日他们到达北京住进中央组织部的中苑招待所。19日17时王力到招待所对4人说：“你们赶快回去，机不可失，一天一个变化，旗帜不要让人家拿去”，“现在就是要夺权”，表态支持王效禹。
       王力谈完，要求4人马上返回青岛。可XXX提出，希望“康老”接见。王力楞了一下，回答：我得回去请示，不知道康老是否有时间？
       19日深夜，康生、王力、关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青岛4人，康生发表了一通大谈国际共运的长篇讲话，4人听的云山雾罩。最后康生说到正题：“现在又有个新问题，来了个夺权”，“青岛有个好条件，还有个王效禹。第二个是革命造反派接管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等等。
       接见完毕，20日凌晨回到招待所，4人连夜回忆，XXX执笔整理出《康生同志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其他》和《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与我们的谈话》两份材料，给青岛打电话，向王效禹汇报。
       说点后话，1967年1月张子石等赴北京的4人中，至今还有2人健在，1位离休，1位退休，均居住青岛。

       （11）王效禹1月21日主持召开18个造反组织的会议，研究在青岛夺权。王效禹、鞠维信等人在会上做鼓动发言，主张对反对派“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等等。会议通过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给毛主席致敬电》、《第一号通令》3份文件。
       1月22日，青岛18个组织在东方红（汇泉）广场集会，宣布夺权，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王效禹、鞠维信等人因为有领导干部的身份没有参加大会，“青岛轻工分部”的杨保华主持会议。这一天王效禹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
       青岛的造反派之间原本存在各种矛盾，许多组织没有参与夺权，他们对只有18个组织的行动不满。22日夺权的当天晚上，以“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为首，“海洋学院主义兵”等众多反对派开始张贴大标语大字报，向王效禹和夺权派发难。青岛的造反派第一次大分裂。
       1月23日，夺权派又拉进了5个组织，24日《青岛日报》刊登23个群众造反组织夺权的报道。
       从23日到27日，支持和反对夺权的两派，在青岛市互相攻击，打的异常热闹。
       因为事先得到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王效禹并不害怕。
       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军委也通知驻青部队支持王效禹。1月29日，《大众日报》报道青岛夺权。《人民日报》1月30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是全国第三个，也是唯一得到中央承认的市级夺权。《解放军报》30日也刊登了此消息。
       《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报刊都以1月24日《青岛日报》的文章为准，报道1月22日参与青岛夺权的造反组织是23个。实际上1月22日只有18个组织，23日才凑成23个。

（12）五、山东夺权、掌权和武斗
       青岛夺权成功，关锋1967年1月27日晚上给王效禹家中打电话，要他到济南。于是他带领张子石、青岛肥皂厂的造反派彭士杰等22人组成青岛代表团，31日乘火车离青赴济南。在省城他们受到一些造反组织的抵制，认为青岛的人有什么资格到省城来领导夺权。
       当时，济南职工和学生的造反组织分为对立的两大派：
       一派“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工总”）、“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红山指”）等；
       另一派“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联合会”（“山工联”）、“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大主义兵”）、“山东省红卫兵造反总联络站”（“红联站”）等。
       “山工总”的总指挥韩金海，济南五金工具厂的职工，曾经干过焊壶匠。他有一段特殊经历，1942年至1947年，王效禹的老婆刘崇玉在济南任小学校长，韩金海是该小学学生，有师生之谊。
       王效禹，张子石等人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2月2日联合“山工总”等25个组织在济南成立“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联合革命委员会”，这是全国6个夺权省市中最啰嗦的权力机构名称。2月3日在省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宣布在山东省夺权，王效禹、山东省军区司令员在大会上讲话。
       王效禹依靠部分造反派夺权，引起“山工联”、“山大主义兵”等组织的不满。2月初至6日，济南两派分别集会游行，发生武斗冲突，造成伤亡。
    夺权后，王效禹派张子石、韩金海赴京汇报。康生、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拒绝接见，要王效禹来京。

       （13）2月7日，中央文革表态王效禹的夺权是正确的。8日，驻济南地区部队出动数百辆军车，乘坐全副武装的士兵，拖上大炮举行武装游行，支持山东部分造反派的“二三夺权”。
       2月21日21时40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由王效禹、XXX率领的山东大联合委员会赴京代表团。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夺权要三结合”，“要不断扩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队伍，逐步达到团结两个95%”，“抓革命，促生产”等等。
       会议开到22日凌晨，陈伯达宣布：“王效禹同志从青岛到济南工作。”
       但王效禹掌权后，授意手下大肆抓捕反对夺权的一派，残酷殴打，有些致残。其中很多曾同王效禹一起共同冲击过省市委，批判当权派的老造反被抓被打。
       1967年4月1日，中央制定中发[67]117号文件《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共5条，简称“中央四一指示”，择录如下：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击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中央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17号文件中央4月5日正式下发，接到文件，刚掌权的王效禹还不敢明目张胆地阳奉阴违，只好把抓捕的反对派放了出来。可在释放前，王效禹派人到监狱中，强迫被抓的每个“反对派”写出“认罪书”。
       释放出狱的“山工联”、“山大主义兵”等造反负责人，得知中央117号文件，这才明白写“认罪书”是被王效禹耍了大头。4月22日10万多本派群众在济南八一广场集会，要求恢复名誉。大会起草发出“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表示拥护省革委和解放军，但对省革委以“反逆流”打击部分群众组织不满，会后举行了游行。
       王效禹得知4月22日的集会，马上指示支持他的韩金海、王竹泉等人召集“山工总”、“红山指”等组织，4月28日在八一广场召开20万人的大会，发出《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决议》，王效禹在大会上讲话，山东省军区派部队参加。
       至此，济南分成“422”和“428”两派对立的群众派别。

       （14）4月30日，张春桥、姚文元两人到济南解决山东问题，表示支持王效禹。5月5日张、姚在八一礼堂给群众组织代表作报告，王效禹明令不准给“422”发票，引发不满，“422”部分群众冲击省革委大院。张春桥、王效禹等人策划，以接见“422”派为名，欺骗反对派5月6日晚到省革委。此时，王效禹、韩金海已经组织调动10万多名“428”派的人员，头戴柳条帽，手持棍棒，多路埋伏。约万名“422”派到达省革委，马上被包围。7日凌晨，济南文革中最大的一场武斗在张春桥、王效禹的亲自指挥下爆发。“422”派被打的头破血流，溃不成军。有张春桥、姚文元撑腰，王效禹抓了数百名“422”派负责人和群众，并把该派到省革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把镇压“422”的行动标榜为“五七大捷”。文革后审判“四人帮”，此次武斗成为张春桥、王效禹等人的罪状之一。
       1967年5月9日，山东省革委会正式发文：根据中央决定，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第一副主任杨得志。5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效禹的文章《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
       王效禹在1958年山东“整风补课”期间因为对“反右”不满被打成“右倾”而降职，他掌权后，鼓励与他相同遭遇的老熟人起来造反。前边介绍的原济南市委第一书记、曾打成右派的王路宾被任命为省革委常委。他还支持原省妇联主席王月村，劳动厅副厅长侯林翼等人为自己的右派错案翻案。8月28日至9月20日，“右派”们在济南批斗舒同。
       山东省建立革委会，“三结合”了极少数原省委的领导干部，原省委副秘书长王历波是其中之一。选中王历波的主要原因是1965年1月海阳县工作团给王效禹甄别摘掉“右倾”帽子时，王历波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工作团成员，王效禹认为摘帽时他帮了忙，2月23日任命其为省革委常委。王历波还有正义感，他发现王效禹的一些错误，当面提出过意见，王麻子很不高兴。
       那个年月是“极左”的年代，“反右”运动还是正确的，1967年10月26日，中央制定中发[67]325号文件《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其中有不准“右派”翻案。
       王效禹觉察到325号文件对自己非常不利，迅速转弯。
       他把给自己提过意见的王历波、省军区的庄中一，以及曾是“右派”的王路宾等3人打成“王王庄反革命集团”。1968年1月2日，省革委召开常委会批判“王王庄”，10日通过《关于王历波问题的决定》，3人被关押审查。这是王效禹的一石两鸟，不仅打倒了敢于给自己提意见的常委，他还从“右派翻案”事件中脱身。

       （15）1968年，王效禹得知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在济南，境况不很好。他认为立功的时候到了，迅速抓住这个机会。
       李干卿，日伪和国民政府时期任过伪警察、警长、巡官等职务，1939年还给江青写过策反信。1959年公安部指示山东省公安厅调查过李干卿的历史问题。
       王效禹知道了这些情况，4月2日召开会议，指责当年参与调查李干卿问题的省公安厅干部“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时向中央发了电报。4月25日，他亲自赴京向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江青、叶群等人汇报。江青听后，一把鼻涕两行泪的说他哥哥：“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等等。
       此案牵涉到伟大领袖，山东公安大难临头。4月29日，1959年参与审查的原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正，警卫处长于杰等6人，押上北京来的两架专机带往京城“拘留审查”。身患重病的原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被押往外地医院监护审查，受迫害病逝。受牵连的还有另外约40名干警及其他人员。
       此时，王效禹的老同事王力、关锋虽然进了监狱，但支持他的康生还在。现在王麻子在江青面前露了脸立了功，立时趾高气扬，越发张狂起来。

（16）六、反军乱军
       文革初期青岛有两大驻军，北海舰队和67军。北海舰队正兵团。
       当时舰队的领导比较谨慎，第二政委卢仁灿从1953年5月任青岛市委常委，同地方负责人关系很好。1966年8月29日，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遭批斗，谭启龙31日找舰队，希望张书记等人到驻青海军医院治疗。卢政委电话请示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海军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同意后，张敬焘等人9月1日凌晨住进海军401医院，海军部队想方设法保护他们。
       还有一个情况，王效禹1965年10月在崂山县四清工作团任副团长时，两位北海舰队正师职干部也任副团长。1位是XXX支队政委XXX，另1位XX政委XXX。8月31日王效禹在崂山县表态支持造反的大学生，谭启龙到北海舰队，要求舰队领导布置XXX在崂山四清工作团与王效禹谈话。
       8月31日深夜，北舰XXX在崂山县批评王效禹。王不服，与张争论的面红耳赤。王效禹对北海舰队有了意见。
       王效禹策划了1967年“122夺权”，1月27日夜军委向济南军区发出支持青岛夺权的电报，67军连夜抢先派人到王效禹家中，把他请到位于武定路的军部，军部礼堂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效禹到达，67军军长李水清明确表态支持王效禹。
       第二天（28日）北海舰队才有行动，派出部队与67军一起在青岛市举行武装游行，支持夺权。北海舰队比67军晚了一步。
       另外，当时青岛市委常委中有3位驻青部队负责人：北海舰队的卢仁灿，67军政委陈继德，青岛市武装部长何传修。青岛“122夺权”的当天，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令》，其中第2条：“前青岛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各部委负责人，前青岛市市长、副市长、各局局长、处长，自本通令公布日起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
       对于此“通令”，北海舰队的卢仁灿不清楚夺权的情况，没理会。卢政委不仅没去造反派那里报到，1月23日还对舰队机关少数准备上街支持夺权的人员表示：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写支持的标语。而67军的陈继德，自觉前去报到。负责登记的工人造反派于景瑞，根本不知道青岛市委中还有军人常委。他看到一位驻青陆军领导前来登记，真有些受宠若惊。此情况汇报到王效禹那里，他认为67军支持配合夺权。

       （17）从2月7日到3月8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增补8名驻青部队负责人为常委，他们是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张元培、政治部副主任胡汉生、北舰航空兵3师副政委刘同善3人；67军政委陈继德、副军长齐威和孔瑞云、副政委王金泉、军政治部副主任耿焕林5人，北舰和67军共8人为常委。
       同年5月，中央调张元培赴京任国务院六机部军管会主任后，舰队副司令员邓龙翔任市革委常委。
       如何选拔任命夺权后的青岛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王效禹公开宣布的人选原则，是建立一支以年轻造反派为核心的领导骨干队伍，这正符合青岛杨保华、孙相银等造反派的心意。
       王效禹的这个方案，北海舰队XXX等3位支左代表明确表示反对，但67军政委陈继德等人却坐在了王效禹、杨保华一边。会议上争论无效，北舰XXX等3人向中央军委和林副主席送交报告，阐述了他们不同意王效禹意见的理由。这下捅了马蜂窝，王效禹等人视北海舰队为仇敌。
       舰队XXX等人的报告，军委一直没有回音。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明确表态支持王效禹，批评北海舰队。代总参谋长与中央文革的意见基本一致，也批评驻青海军。

      1967年9月22日，王效禹视察青岛地区时在67军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青岛造反派较年轻，没有受压，有部队支持，特别是6037部队（67军）给撑着腰，没有受苦。但是北海舰队在这方面插了一只脚，虽然乱了一点，但问题也不大。”
       王效禹在青岛支持陆军，反对海军。67军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北海舰队级别高还不服67军，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军有了矛盾。后来北舰换了领导，仍旧受王的压制。1967年10月24日，北海舰队支左办公室被捣毁。可新任舰队领导得到李作鹏的支持，得罪了舰队新领导也就得罪了李作鹏。
       1968年1月13日，中央以中发[68]7号文件，批转青岛市革委会、67军、北海舰队三方在北京联合签署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共6条。这份中央文件，因为67军全力支持王效禹、杨保华等造反派，被树为全军支左模范军。文件批评北海舰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
       1968年7号文件的制定，王效禹起了重要作用。此时虽然王力、关锋出局了，但康生支持王效禹，军委办事组也有此倾向性。
       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请假检讨”去了，先下台。1968年3月22日，军委办事组换了人，不让XXX干了。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中倾向王效禹的人都进去了。
       因为王效禹一直仇恨海军，引发海军不满。以后连带着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叶群、包括林彪，他们这一帮子，都对王没了好印象，这些人那时在军内和政界位高权重。王效禹和他的继任者，青岛的一把手杨保华，自认为有中央文革作后台就可以胡作非为，没理海军这个茬，就此王效禹在青岛埋下了倒台的第一步。

       （18）全国第一批夺权的省市共6个（包括青岛）。夺权后上海市的一把手张春桥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山西的刘格平在党内是个老资格，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宁夏政府主席，夺权前是山西副省长；黑龙江的潘复生曾任河南省委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的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只有山东的王效禹是个副市级。以后建立的省级革委会配备的一把手，都是原来省军级以上的领导。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中，王效禹成为右倾人物，这又是他的劣势。
       196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第68次常委会议研究干部任免等事项。5月18日，经伟大领袖批准，军委发布命令，上述5人在大军区都有了职务。张春桥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效禹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格平和潘复生分别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李再含升任昆明军区副政委。这5人中有4人在任职的大军区发挥不出大作用。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四眼想管事可没人理他。刘、潘、李不是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说了不算。军区所属的野战军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不听。
       就是王效禹所在的济南军区，杨得志算个老实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心计，又没有许司令那样的霸气，王是第一政委，还是山东省的一把手，他起的作用可就大了。
       对于王效禹的一些胡作非为，济南军区的一些将军很有看法，以军区政委袁升平为代表，包括李耀文，还有军区后勤部长况开田，装甲兵司令刘涌等人。67军军长李水清1968年2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改变对王效禹的态度，与袁升平等人站到一起，抵制王的一些错误做法。王效禹把袁升平等人视为眼中钉，经常唆使造反组织去找茬。王效禹在济南军区领导层内，只得到老中将副司令员XXX等极少数人的支持。
       杨得志不想惹是生非，采取忍让态度。为了协调济南军区和省革委的关系，他派副司令员杨国夫参加山东省革委会的工作。
       杨国夫，1955年的中将，抗战时历任清河军区、渤海军区司令员，是王效禹抗战时期的老上级。在省革委会，杨国夫高姿态，当配角，负责生产指挥部的工作。可杨副司令的老下级王效禹却不给老领导面子，为了折腾济南军区，1968年12月5日，他策划指挥造反派批斗杨国夫，把他赶出省革委，夺了生产指挥部的权。这更引发济南军区将军们的不满。

（19）七、插手江苏省徐海地区
       徐州，著名的战略要地，京浦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
       当时大军区的划分，在那个动乱年代暴露出一些问题。江苏的徐州、连云港一线行政上属江苏省，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当地驻有三支部队：
       1、野战68军军部在徐州，下属202师等部队在江苏的新沂等地，属济南军区管辖。
       2、徐州军分区，江苏省军区下属单位，也就隶属南京军区。
       3、空29师，属于空军。
       另外，驻连云港的独立守备18师，同样属于济南军区。
       因为68军为该地区级别最高的机构，所以徐海地区不同部队担负的“三支两军”任务，统一由其负责指挥协调。
       徐海地区成立革委会原本应该江苏省批准，但是需要由济南军区管辖的支左部队同意和具体组织实施。所以徐州、连云港等地市组建革委会，不仅报到了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的案头，支左的济南军区部队，按管辖程序逐级上报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就是山东省负责人王效禹那里。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具体的造反组织，许世友、王效禹、吴法宪等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必然影响属下部队负责人。空军29师与68军和徐州军分区支左态度不一样。
       再说铁路，当时徐州铁路分局隶属济南铁路局，干部由济南路局任命。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安徽蚌埠的造反派就曾自行编组了一列特快列车，强行从蚌埠开往北京，特快驶出安徽，其他省市的铁路不了解情况。这时的铁路运输秩序已经乱了套，突然冒出这列客车，把津浦线搅的更加混乱。王效禹自从掌了大权，对上他把济南铁路局暗地划为山东省的下属单位，对下又认为徐州铁路分局既然是济南铁路局的下属，也就当然成为山东省的下属。

       （20）1967年1月21日，徐州部分造反组织夺权，当地由此逐渐形成两派。3月18日，经南京军区许世友和济南军区共同批准，正式成立徐州市革命委员会，68军副政委刘汝贤任革委会主任。徐州两派对市革委会的态度不一致，支持徐州革委会的为“支派”，反对并提出踢开革委会的为“踢派”。许世友和68军倾向于“支派”。5月31日两派在徐州武斗，“踢派”挨了打吃了亏。
       王力倒台之前的6月份，要求王效禹到江苏的徐海地区了解两派情况，做做工作。不知天高地厚的王效禹，拿着鸡毛当令箭，自认为有了上方宝剑，初期通过济南军区驻江苏的部队和济南铁路局两条线，直接左右徐州等地的文革形势。
       68军隶属济南军区，但军部和202师等部队，毕竟在人家江苏的地盘上。军长张轾秀曾是华野老9纵（27军）的师长，9纵司令许世友。副军长吴怀才原本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与许司令出身相同。两人历史上同许上将关系密切，徐州的一些问题，68军听从许司令的指示。
       1967年7月4日，王效禹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打着中央文革小组以及视察济南军区驻徐海地区68军的旗号，来到徐州，指责68军“脚踩两只船”。王麻子支持武装反许世友的“踢派”，同支持许司令的“支派”武斗。
       驻徐州由吴法宪、XXX指挥的空军29师师长XXX发表讲话，与王效禹的观点一致。空军上报军委，把29师树为全军支左模范部队。许世友对吴法宪、XXX很有看法。

       （21）王效禹视察完毕，7月31日把他的铁杆，“踢派”负责人徐州铁路分局的杨正祥召到济南的南郊宾馆，王效禹布置“再发动一个大的攻势，大干起来，打个歼灭战，不搞个大的不彻底”。
       回到徐州，杨正祥连续召开会议反复研究。空29师的XXX完全站在杨正祥“踢派”的立场上。随后，“踢派”下发1400多支枪和弹药，调集上百辆汽车，配备3部无线电台、5部步谈机以利于指挥。
       同时，王效禹从山东临沂、薛城、枣庄派来万名武装人员到徐州支援“踢派”。
       8月31日徐州最大规模的武斗爆发，杨正祥任“围剿”总指挥。连续7天，打死“支派”17人，上千人负伤，万人被关押，还有4万多人被赶出徐州城。
       这一阶段，正是许世友遇到麻烦的时候，南京造反派抄了许司令的家，他跑到大别山去了。此时的许世友真有些自顾不暇，没有精力顾及徐州问题。
       王效禹正是利用这段时机。打跑“支派”，“踢派”开始进攻殴打驻徐州城内的陆军部队。1967年11月28日，“踢派”冲进占领隶属南京军区的徐州军分区大院，把数百军人赶走，还高呼口号：“南京部队滚出徐州城”。
       1968年许世友已经在江苏掌了权，可4月7日、8日两天，支持王效禹的数千造反派，又冲进徐州警备区，打伤许多军人，其中有些致残。
       “踢派”占领徐州，残酷镇压“支派”，冲击殴打南京军区的部队指战员，徐海地区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把个许司令鼻子都气歪了。王效禹在江苏徐州地区的所做所为，引起许世友的极大愤怒。
       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王效禹还缺德不占理，在徐海地区他支一派打一派，成为武斗的幕后策划者，能有好结果吗？这是他倒台的两条主要原因之一。

（22）八、反复旧
    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主要原因，就是他鼓动实施“反复旧”运动。
    1968年，省会济南掌权的造反派主要分为两大派：一为韩金海的省革委派，另外是杨恩华的市革委派。韩金海把持山工总，杨恩华占据济南地方。两派矛盾重重，正符合王效禹的需要，他利用两派的冲突而互相制约，互相监督。韩、杨两人为了自己能站住脚，都千方百计讨好王主任。
    68军204师驻在山东临沂，非常反感王效禹。临沂也是两派，其中人数多的掌权派对王效禹同样不感冒。
    1968年5月，因为徐州问题，中央批评了王效禹。为了稳住紧靠徐州的临沂地区，1968年8月，王效禹亲自布置韩金海按山工总体系，从全省16个地市和系统抽调千余人组成“工宣队”到临沂，组织和支持当地的一派，武装攻打抓捕另一派。
    杨得志知道后，亲自给王效禹打电话，反对他的做法。王效禹在电话中居然撒谎说：“派工宣队的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山工总搞的”等等。转过头来，他马上命令：“工宣队不用培训了，明天就出发”。8月24日，韩金海率领千人队伍，分乘几十辆汽车杀向临沂，会同临沂支持王效禹的“六大组织”开始包围冲击68军204师等部队，武斗和血腥镇压当地反王群众。
    9月8日，王效禹支持，韩金海等人亲自指挥上万人在临沂武斗，包围204师610团，打伤干部战士200余人。打伤反感王效禹的“八大组织”群众500多人，其中重伤25人。同时抓捕上百人。
    韩金海等人在临沂呆了几个月。
    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毛泽东宣布对贺龙不保了，江青、张春桥、军委办事组的人狠批“三老四帅”的“二月逆流”。10月31日还印发了有关刘少奇、邓小平的材料。
    王效禹认为又来了机会，打算借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山东搞一个影响全国的大运动。

    （23）10月中下旬，王效禹在北京参加十二中全会，韩金海等人在临沂。此时，杨恩华一派独占济南发号施令。韩派的济南文攻武卫头子孟庆芝等人跑到临沂向韩金海告急，又到北京向王效禹告状。
    韩金海赶回省城，为了反击杨派，挂出了“反复旧”的旗号。这个旗号正符合王麻子的心意。11月1日他回到济南，与韩金海、刘崇玉等人研究了一整天，决定开展“反复旧”运动。
    但王效禹和韩金海的目的根本不同，王麻子目标向南京军区、济南军区、北海舰队发难，他异想天开的打算以此运动搞乱军区，引起中央重视，增加自身的政治资本，从而达到改组济南军区和北舰的目的。而韩金海的目标完全对着杨恩华的济南派，要杀杀杨派的威风。
    11月24日，山东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借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之机，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12月17日，济南“文攻武卫”占领馆驿街派出所，各地陆续开始强占公安部门。王效禹认为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有问题，12月5日派工宣队进驻，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全省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山东省又陷入混乱之中。
    1969年1月，济南出了一个偶然的小事：四根油条事件。为买4根油条，杨派干将，济南革委会常委常山林等人与炸油条的女工马XX冲突。那年月造反，锻炼出了一些人，马女士也是敢说的人，她认为市革委的人也应该遵守纪律。
    这件小事被韩派的人员知道后，大做文章，把马女士标榜为“反复旧”的代表人物。
    1月26日，青岛又出事了，王效禹的嫡系死党、青岛革委会主任杨保华调动6千文攻武卫人员武装攻打海军潜艇士兵学校，引起中央军委的极大愤怒。偏袒王效禹的中央文革小组1月31日不得不发出3条指示，王麻子要找替罪羊向上交差。
    从“临沂事件”到“反复旧”，韩金海为王效禹冲锋陷阵，比杨恩华作用大。
    2月7号，王麻子在济南把杨恩华抓了起来，杨保华在青岛抓了几个与攻打潜士校事件根本无任何联系的人。
    随后，济南革委会召开政工会议，大力宣传表扬马女士，批斗杨恩华等人，杨恩华挨了打，韩金海可出气了。此会议成为文革中济南著名的“四根油条政工会议”。

    （24）湖北、陕西、浙江、山西、西藏等地的造反派从山东学会了“反复旧”的一套，开始行动。
    1969年初湖北造反派胡厚民到青岛向杨保华取经，回到武汉立即“反复旧”。“九大”开幕，4月11日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打着“反复旧”的旗号，向张体学发难。5月7日冲击湖北省革委，要打倒张体学。张战争年代一直在部队，出生入死，中原突围中是李先念的老部下，周恩来信任的人。
    江苏徐州的杨正祥迅速行动，以“反复旧”为名，指挥造反派疯狂冲击部队及军管会。
    福建的老造反借反复旧，重新拉组织抢武器并且打死了人。已经1969年，快要开“九大”了，不允许造反派继续“动乱”。韩先楚及时出手，予以镇压。王效禹指责福建是军人掌权，造反派没有活路。
    江西程世清把搞反复旧的省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浪撤职查办。
    1968年12月12日，河南革委会三巨头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召开全省地市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刘建勋点名狠批实施反复旧的造反派。王效禹在山东讲话批刘建勋和纪登奎。
    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冼恒汉1969年1月22日在省革委召开的兰州地区工宣队、军宣队、县以上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会议讲话，斥责兰州工代会按照山东、青岛“反复旧”的宣传资料，1月10日以“热电厂”的名义大量印发《紧急呼吁》，准备在甘肃实施“反复旧”的活动。
    在王效禹“反复旧”运动影响下，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例如国家重点企业山东923油田，受到严重干扰，根本完不成钻井和采油计划，欠产太多。石油是国家的命脉，原油产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务院的重视。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谭启龙时认为他没有问题。这时的王效禹已经学会阳奉阴违，拒绝解放谭，长期拖着不办。谭启龙没参加“九大”，当选九届中央候补委员那天，还被王效禹关押在济南交代问题呢。
    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军队成为恢复各级领导机构和社会秩序、生产的唯一力量，军队的稳定成为恢复国家稳定的前提。这时候毛泽东明白，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制约各个无法无天的造反组织，任何人不能再搅乱军队了。
    而王效禹依仗康生、江青，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仅诽谤南京军区，还不听杨得志和袁升平的劝告，时常给济南军区出个难题，对军区多名负责人进行打击批判。在青岛，杨保华依仗着王效禹的势力，攻击北海舰队，武装攻打军事院校，殴打海军战士。1968年底，王在山东各地还操纵武斗，11月16日继续指挥上万人在临沂武斗，打死9人，伤15人，抓了200多人。
    济南军区为了缓和关系，报请中央军委批准，1968年12月，把反对王效禹的68军204师从临沂换防到青岛地区归属67军。同时调支持王效禹的67军201师到临沂归属68军。
    但王效禹根本不罢手，仍旧折腾济南军区
    1969年2至5月之间，在王效禹反复旧运动影响下，造反派在冠县又制造了数起大型武斗，死伤多人。
    王效禹率领着一帮低素质的造反派造反造上了瘾，四处出击，到处树敌，是在自找难看，自掘坟墓。

（25）九、倒台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王主任没有一点自知之明，这时候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
    “九大”预备会议的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不自量力的王麻子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和老许辩论起来，强词夺理。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许大爷立时火冒三丈，他原本就瞧不起这个姓王的，当场揪住他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吓的王麻子立刻闭了嘴，再也不敢吱声。
    会议期间，周恩来准备召开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会议，王效禹事先授意韩金海狡辩。开会时，韩金海的汇报还没谈完，周恩来打断他的发言，严厉批评韩金海。
    关键时刻，王效禹又得罪原来支持他的康生。
    原因是1968年11月17日，杨保华按照王效禹的布置进行反复旧，在青岛市革委会全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该讲话传到江苏、福建、四川、江西、河南、浙江、甘肃、湖北、山西、西藏等省市，当地造反派如获至宝，翻印散发，鼓动实施第二次夺权。
    许世友、韩先楚、张国华、曾思玉、刘建勋、程世清、南萍等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和省革委会主任对杨保华“1117讲话”非常不满，冼恒汉“九大”上把这篇讲话交给康生。康生第一次转给王效禹，王拿到后竟然没有回音。康生第二次找他，王效禹给康写了封短信：“杨保华的讲话是有些错误，我对他的批评也有些错误”，“主要问题不是批评于景瑞不能入党的问题”，短信到此没了下文。杨保华更来劲，在康生转来的他自己的“讲话”上批了“阅悉同意”后退回。
    康生看了杨保华写的4个字，立时就上了火，马上在后面批了16个大字：“官腔十足，毫不在乎，无动于衷，令人惊異”。此处“异”字，康生写的是繁体“異”。后来杨保华面对康生时把责任推给顶头上司，说王效禹不让检查。

    （26）1969年4月24日，“九大”召开全体代表大会，1510名代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王效禹得票1066票，444名代表投了反对票。选举中，心虚的王效禹知道不少军队代表抵制他，划票时偷看到坐在身边的吉林省革委会主任、16军政委王淮湘没有投他的票，回到驻地大发牢骚。
    原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支持王效禹的王力、关锋等人，早已“请假检讨”进了秦城监狱。老奸巨滑的康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煞有介事般的向他当年的老部下开了火。
    王效禹在“九大”上也到处串连，找了当年渤海区的老同事刘格平，又联络潘复生，潘对“反复旧”表示理解。可没过多长时间，难兄难弟刘格平、潘复生先后下台，这是后话。
    对于王效禹，开始毛泽东打算先做内部矛盾处理。4月28日选举政治局委员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等等。
    毛泽东此处承认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与王效禹关系紧张的根本不是杨得志，对王效禹，杨得志采取忍让、息事宁人的态度，王麻子基本没有向杨司令发难。与王效禹敌对的是许世友、韩先楚、袁升平、张轾秀等人，还有北海舰队的易耀彩和海军的李作鹏。
    领袖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点了王效禹，4月30日，林彪接见许世友、杜平、李德生、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主要谈团结问题。看来林彪清楚反王效禹的挂帅人物是许世友。
    5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与杨得志谈话，再一次说到山东问题。

    （27）“九大”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易耀彩、穆林、齐威、王效禹、韩金海、杨保华等27位代表没让返回，5月4日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毛泽东作出指示。会议揭露了一些中央不知道的问题，王效禹的政治丧钟敲响了。5月20日，中央决定，增补坚决反王效禹的济南军区负责人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军区的将军们控制了省革委。5月25日，中央批准中发[69]26号文件，其中对山东有这么一段话：“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等等。北京学习班上，韩金海、杨保华看到大事不好，慌忙杀了王效禹的回马枪。回到济南，5月29日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王效禹作检查，对他进行批判。他虽然还挂名山东省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工作。
    6月20日，山东省和济南市革委会、群众组织的部分负责人，以及支左军代表570多人到达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的学习，揭发批判王效禹等人。随后，又单独通知王效禹在山东的干将和打手省革委常委张美智，济南文攻武卫总指挥孟庆芝进京。7月19日，张美智、孟庆芝、王效禹的老婆刘崇玉3人被扣押，直接关进北京卫戍区。
    曾经跟随王效禹的造反派，在北京看到这阵势，明白主子大势已去，为了自保，纷纷表态，矛头对准王主任，狠揭猛批，他成了孤家寡人。
    11月份，中央领导已经表明对王效禹的态度。11月4日，杨得志主持召开省革委常委会议，6日他发言批王效禹“你的错误和李再含的错误很多地方是一致的，如对抗中央、搞自己的独立王国，耍两面派，支一派、压一派。在干部政策上，不是以毛主席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林副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三条为标准，是以拥护不拥护你王效禹为标准，李再含也是这样。反对军队你与李再含也是一样。”“王效禹对济南军区的看法和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始终是不一样的，完全相反的”等等。王效禹的错误不仅是“反复旧”，上升为“对抗中央”。
    杨得志还谈到“中央指出我们的错误是与你斗争不够”，等于做了自我批评。

（28）十、最后结局
    1966年8月底，王效禹按照领袖的号召，支持并加入造反学生、职工的队伍，矛头对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几番冲杀，轰轰烈烈。
    从1967年夺权开始，因为各种原因，造反派内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裂。王效禹采取高压政策，打击另一派反对他的群众组织。几经搏斗，把一些曾同他共同造反的派别镇压下去。
    文革中倒霉轮流转，排队排到王效禹了。1969年11月，山东省革委会报请中央同意，在报纸上公开揭发批判王效禹，用的是专用代名词“资产阶级政客”。死心塌地效忠王效禹的最后一批山东造反派们，随着主子的不情愿谢幕也被清理出局。
    山东省由军队和曾被打到的老干部负责人上台掌权。
    1970年1至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多份文件：1月31日的3号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的5号、6号文件《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3月27日的20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也就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这些文件与1968年的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绑到一起，造反派成了重点。以前他们狠整过当权派和“保皇派”，现在轮到他们自己挨整了。特别是抓“五一六”，造反派也尝到他们曾经强加于人的“莫须有”滋味。王效禹成为“五一六”分子，“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他的这些“罪名”，也算文革中的黑色幽默吧。
    进入1970年，山东省的造反派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4月14日下放到辽宁盘锦垦区的西安农场填鸭厂监督劳动，生活待遇还比较高。有意思的是中央把撤职的贵州省革委会原主任李再含也安排到西安农场劳动，两位文革早期的老干部造反派走到一起。当时萧华也在此。
    1973年至1976年，山东因为批判袁升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少数老造反又打出大旗，准备东山再起。但毕竟昨日黄花，老百姓们已经厌烦，只是隔岸观火看热闹，不再跟着瞎呼隆。

    （29）“四人帮”倒台，王效禹回到山东，省委重新审查他的问题。经中纪委黄克诚批准，1979年2月开除党籍。相对来说，这个处理比其他人要重。因为从1969年到1971年，全国第一次夺权成为省革委会一把手的王效禹、李再含、刘格平、潘复生先后都被拿下。但文革后，4人中只有王效禹被清除出党。
    可相比他的手下，王效禹还是幸运的，追随他的那帮造反派干将和打手们下场惨多了。1979年2月27日判处孟庆芝死刑，3月22日枪毙；韩金海和杨保华两人死缓；张美智无期徒刑。
    徐州城的杨正祥最倒霉了。王效禹完蛋，杨正祥进了学习班，但他一直不服气，死咬牙。1970年9月16日，徐州铁路分局的韩山疗养院学习班上，杨正祥突然连续高呼口号，矛头竟然对着伟大领袖。那年月的公开场合岂能这样？！杨正祥当场被群众打到在地，绑上后嘴中塞了破布，押到铁路分局军管会。刚到军管会，杨正祥吐出破布继续呼喊，群众又把鸡毛掸子塞到他嘴中，他竟咬断鸡毛掸，满嘴是血，仍旧喊口号。那次杨正祥结结实实挨了顿好揍。因为他在徐州抢武器弹药，指挥了多次武斗，打死打伤不少人，他还亲自动手伤了很多人，包括多名妇女。这样的人下场可想而知。
    1985年9月25日，山东将王效禹安置到他的家乡益都县城，1986年益都县改为青州市。省里拨款5万元，在城里给其盖房子。但当地政府没盖新房，找了一处旧房，他和老伴刘崇玉住了进去。老伴后来多年卧床不起。
    王效禹认为对他的处理重了，在青州曾给中央领导胡耀邦等人写信进行过申诉。
    1995年3月2日，这位在齐鲁大地风光了两年多的山东王在青州因病去世，结束了他毁多誉少的一生。骨灰埋回离青州城40里地的原籍朱良镇段村，2007年朱良镇撤销，划入高柳镇。
    这算一个轮回吧，王效禹从这里走出来，最后又回归此处的田野大地中。（全文完）

齐晋华 · 发表于 2010-6-28 21:54:50

也过时了。这篇只是新帖的一半。

tuffy05 · 发表于 2010-6-29 14:54:57

请问新帖在哪儿？请齐先生贴出来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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