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翁 我的社教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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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教经历
作者 退休翁

1963年秋末冬初时节，我正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大二，学校组织我们参加了初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们来到老苏区红安县。我作为工作队员住在秦家岗大队贫农“根子户”秦辉豪家，老俩口只有一个十三四岁的闺女小秋。我同辉豪老人同睡一个铺，他向我揭发了大队党支书李小娃一些多吃多占、欺压百姓、帐目不清等“四不清”的问题，具体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更深刻的是山区人民真挚淳朴。秦老汉全家对我非常热情体贴，待我就像待亲儿子一样。我感到无以回报，只有每天帮老人挑水，有次还到离村二十多里的深山里砍柴，惭愧的是，小秋和村里的小伙子挑着上百斤的柴捆在崎岖的山路上健步如飞，我只挑六十斤柴却远远地落在后面。尽管如此，乡亲们还是夸奖我：“哪个人家养了这么个好儿子！”十八天后，老人和其他乡亲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村口一棵大红枫树下告别。后来老人还往武大给我写了一封信，叮嘱我好好学习，听党的话，“将来做一个包文拯式的清官”。

返校后，回忆在红安社教期间我所发现的农村中封建黄色小调流行、社会主义文化生活很不活跃的情况，我就给当时身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写了一封信，向他反映农村中封建文化流行的情况及危害，并结合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强调了文艺的社会作用，建议中央在农村广泛开展革命歌咏活动。

1964年暑假，我同周祥等初中学友又聚会过两次。周祥师范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还在湖北大学参加了大学函授课学习，这时，他发牢骚比从前少得多，情绪也开朗得多了，有时还说些争取进步的话，劝我在大学努力深造，争取加入共青团。而杨源、胡丹两人因家境艰难高二辍学后对现实则越来越不满。

有一次，我们坐在长江大桥附近的江堤边乘凉，杨源又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好。我反驳道：“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呢？”

杨源说：“我们国家就没有剥削吗？我看我们国家的剥削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厉害。我们现在在外面做临时工，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工钱都被抽税了。资本主义国家税率有这么高吗？”

我说：“社会主义国家抽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能算剥削呢？”这时，我指着长江大桥和新修的马路说，“这些工程不都是国家花钱建设的吗？你们不也同样享用了吗？”

胡丹说：“你现在读大学了，前途有了保障，当然会唱高调。你一直在学校读书，没有接触社会，哪里会知道社会的复杂，哪里会知道还有好多不公正的事情啊！”

杨源还表示，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逃往香港。我劝阻道，你千万不要那么做，那是叛国行为，会自绝于祖国和人民的。

当时，我明知他们思想已发展到相当危险的地步，但为什么没向党和政府反映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从初中起就同学多年，回忆大跃进时期，他们思想也并不像后来那么复杂，干得也跟其他同学一样欢，后来我们在一起玩得也较多。在私人交往中，杨源对朋友还是较诚恳谦和的。胡丹有点爱出风头，但他的确多才多艺。看到他俩落到做小工挑砖度日的地步，我内心也有些惋惜。何况他俩说过，他们也不是硬要同社会主义过不去，是社会把他们逼得太厉害，参军参干没有份，连进工厂都不行。我想，等国家形势进一步好转，他俩有个正当工作后，其思想也可能像周祥一样转变的。如果一反映，恐怕他们就更难找到正式工作了。

1964年下半年，我刚进大三，党中央制订了“二十三条”，二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开始了。武汉大学全体文科师生与黄陂县地方干部联合组成了工作组，到湖北孝感县开展“四清”运动。我同黄陂县某公社人武部长、年纪约四十多岁的胡某一起被分配到三汊埠公社某大队开展工作。工作队党委规定，工作队员应当与贫下中农严格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除四类分子户外，工作队员轮流到各家各户吃饭，每餐交半斤粮票、一角五分钱，不准在集市上买任何零食吃，否则要受纪律处分。

有一次，有位同学在集市上买了根油条吃，受到工作队通报批评。同年级的钟定安同学有次患重感冒，照料他的同学向工作组领导请示，能不能买点猪肉或鸡蛋给他补补身体，领导也不准许买荤食，只同意买豆腐给他吃。后来，黄陂县工作队一位患肝炎的队员经不起这样的磨炼病情加重而死去，领导方面才作了变通，允许工作队每月开大会时打一次牙祭，吃一顿红烧肉。这时，我的饕餮的胃就大显神威，每每在加餐快结束时把其他女同学吃不下去的肥肉当豆腐一样一吃就是一大碗。然而，一顿的油水怎能管得住一个月哩！

我住在“根子户”家里，每天帮贫农老大娘把水缸挑得满满的，还经常到队里参加劳动，总是拣重活干。以往在农村干活，满满三大碗干饭（最少也得一斤米才蒸得出来）我都不在话下，所以身体能顶得住，可现在这个队比较穷，社员家每天都要吃一顿稀饭，我肚子就越来越感到饥饿了。有几次外调路过公社所在地集镇时，看见路旁小吃铺炸得焦黄喷香的麻花油条，禁不住馋涎欲滴，真想买几根填填肚皮，可我还是极力克制住了——我不愿违犯纪律，私下做对党不忠的事。

队里有户贫农黄印玢，小两口新婚不久，没有孩子，按说经济条件比一般家大口阔的人家好，可每次派饭到他家，他总是把稀饭熬得照得见人影儿，因此，在他家吃饭总是饿得特别快。

有一次，我同胡部长在他家喝了三小碗稀饭到地里车水，天气酷热难耐，干了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解了两次小便，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人是铁，饭是钢，干车水这样的重活，肚子一饿就心发慌。我对这两位年轻人如此自私小气、不通情理有些生气了，一边屙着尿，一边对也站在我身边拉尿的胡部长说：“印玢这一家也太小气了。每次在他家吃的都是稀饭，清汤寡水的，不到两个钟头几泡尿就完了。真饿得人够呛！”胡部长听了只微微一笑，也不吭气。

没过多久，工作队又召开大会，在会上作报告的照例是黄陂县工作组的李大队长。此人年纪与胡部长差不多，相貌端正，面色比一般农村干部白净得多。尽管实行“三同”，可每次开大会时，他脸颊上总是泛出极为健康的红润，而最令我这刚接触社会的大学生惊奇的是，这位农村公社一级的干部口才极佳，天生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每次作报告，他通常都不拘泥于讲稿，一些生动的事例或俚俗谣谚歇后语之类，他往往信口拈来，借题发挥，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不时引得满场哄笑。我对他简直钦佩极了，觉得假使天助机缘的话，这位公社干部说不定也能成中国的莫洛托夫的。而一想到一位公社一级的干部居然有这么高的才干，尽管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却更为共产党内人才济济而感到骄傲了！

可是这一次工作组大会上，李大队长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后，突然面色一沉，不点名地批评起某些工作队员来，其中最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样一段话：“有人下乡搞四清，不努力同贫下中农‘三同’，反而发牢骚，嫌贫下中农太小气了，说在根子户家里吃饭，清汤寡水的，几泡尿就完了。这样的同志应当好好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感情！”

听了这几句话，我真惊惶不已！想不到同志之间谈心也有人拿去汇报，这位胡部长一定是听说我出身不好，“瞎子吃柿子——拣软的挑”了！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借我作反垫显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同时，我又感到有几分委屈。印玢一家同队上其它人家相比较，分明特别小气，怎么我说他一家小气就成了对整个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问题呢？阿Q 不也是贫农吗？我在红安社教时同那位待人真诚淳朴的老贫农秦辉豪一家关系不是挺好吗？我个子高大，干活又肯卖力，因而饭量特大，特不经饿，这一点组织上考虑没有呢？那位向组织汇报的胡部长个子矮小，干起活来拈轻怕重，他的思想感情就一定比我纯正吗？

不过，转念一想，别的同学也有饭量大的，为什么别人就不发牢骚呢？看来还是自己革命意志不够坚定。当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后与这位胡部长相处，言语上不得不处处留心从此，我谨言慎行，依旧认真努力地投入工作和劳动之中。

（如今我倒怀疑，李大队长之所以脸色能够保持极为健康的红润，很可能是因为此人并没有认真实行“三同”，要不就是私下享有特别照顾，要不就是悄悄买了零食吃——就像老毛叫农民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自己私下却有专人制订食谱，吃遍中西美食那样。任常先生认为：为了政治目的，打开“局面”， 农村中，从土改开始；城市中，从三反五反开始，总是挑选“勇敢分子”，即胆大泼皮、专会耍嘴皮，一味吹牛拍马，哪怕手狠心黑，四体不勤，六亲不认，品德败坏的人，作为“根子”予以“依靠”，推进运动。这些勇敢分子的昧心言行，视为“阶级觉悟高”的表现，运动后期，顺理成章当上各级“官官”——这番话确实乃明眼人之言。“润土”似的老实坨子在农村是当不了官的，当官的多是胡部长、李大队长这类机巧油滑之人。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文中，本来就有要利用依靠农村中最勇敢的流氓痞子的一段，后来觉得太露骨，才作了修改。）

1964年末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武汉市公安局一位姓罗的中年干部突然找我来了解周祥等初中同学的情况，交谈一阵后，他动员我大胆如实地揭发他们的问题。

我想，看来他们几个同学当中，有人不听我规劝，执迷不误，已经走上反革命道路了。既然如此，我已仁至义尽，在友谊与信仰之间，我只能忠于信仰，应当站在党组织一边，与之划清界限。于是，我就抱着对党忠实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将当时所能回忆起的他们三人的思想情况和对“三面红旗”的不满言论全部写成材料交给了这位干部。这位干部走了几天后，我又写了一份补充材料寄给武汉市公安局。

这件事发生几天后，我就由生产队工作组调到大队工作组协助查帐。渐渐地，我感觉到周围一些同学和同志对我的态度有些改变。有的人似乎对我更加严肃，有的人对我投来疑惑的目光，再也不像以前那般信任与友爱，有的人就是对我微笑时也不像以前那样开朗自然了。我的处境明显与从前不同，有些社教运动的内部材料（比如同组一位出身好的同学随意放在床上的一份标题是《关于内部掌握的专政对象的》的文件）发给了别的同学，我却没有。

高中毕业时，有些同学在临别题辞中勉励我今后更紧密地靠拢团组织，争取早日成为共青团员。进大学不久，我就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由于在班上表现较好，已被团组织定为发展对象。而此事一出，不光入团不可能，恐怕毕业分配也会受影响，二姐不就是前车之鉴么？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都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如果不能受到党组织信任，那么，纵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反之，如果能受到党组织信任，譬如让我从事宣传理论工作，那么自己的文学才能和所学的马列主义理论岂不是大有用武之地么？因此，当我感到在政治上已受怀疑冷落时，就不免怏怏不乐了。

有时，自己也感到犯不着为此苦恼，心胸应当开阔些。为人未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自己一向拥护党和共产主义，何必担那么多心呢？很可能要不了多久问题就会澄清的，还是先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吧。

过了不久，我们学校的师生根据社教总团的命令回武汉过春节。有一天，我忽然在大街上碰见杨源、胡丹等人。这真有些出人意外。打过招呼后，我问：“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呀？我还以为你们出了事进了监狱哩！”

杨源说：“怎么？难道有人到你那里去调查过我们的情况了吗？”

我说：“武汉市公安局已经派人到孝感找我专门调查过你们的情况了。我还以为你们已经被抓起来了哩！没想到你们还在逛大街。”

“哎呀！我还没想到会调查到你那里去。我们倒没有出问题哟，你还不晓得吧，周祥出问题了。他被抓起来判了三年劳教，送到沙洋劳改农场去了。”

我问：“为什么呢？”

杨源说：“听说他起草了一份反革命名单，被别人发觉，上交给了公安部门。名单上牵涉到一百多人，有他初中、师范的同学，也有他的亲戚。他舅舅在菜场卖菜，被封为商业部长。陶维维（初中同班女同学，毕业后在武汉市某中学医务室当护士）被封为卫生部长。你还不知道吧，你也被他封了大官哩！”

我大吃一惊，忙问：“封的什么？”

胡丹说：“听说他封你外交部长兼管文学。”

虽然从未听说如此不伦不类的官衔，但这消息却更令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我已成为反革命集团的重要嫌疑分子，难怪组织上和同学们不像以前那么信任我了！我痛心地说：“这件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周祥从来也没跟我说过他有这种想法。这一下可把我害苦了：我本来在学校都快入团了，这一下完了，以后毕业分配恐怕也要受影响的。”

杨源问：“武汉市公安局的人问了你些什么？”

我说：“武汉市公安局那位干部问我跟你们以前交谈了些什么，他要我对党忠诚老实，我只能忠于自己的信仰，已经把你们以往的反动言论都写了揭发材料上交了。”这时，念及以往多年的同学情谊，我还是希望杨源等人能争取从宽处理，我不情愿这两位政治态度和观点与我不同的同窗因我的揭发材料而被投入监狱，于是，我劝他们说：“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们赶快到公安局去坦白承认，还可以争取从宽处理，不然就危险了。”

杨源却满不在乎地说：“有什么危险呐！我们当初谈的话有谁用录音机录下来了吗？你写了我也不会承认。”

“那以后公安机关要对质的话，我只能照实说。反正我也不会诬赖你。”

“你口说无凭，说了我也不会承认。”

自己说的话又不敢承认，真没有种！我们只得不欢而散了（文革期间，杨源在清理“北决扬”分子的阶段被判刑十年，满刑后不愿意回原来的工厂，晚年只有拿低保度日，我为自己当年出于愚忠和政治压力揭发同窗学友深感内疚，这几年每年都接济他几百元，还送去几大瓶清油）。

春节之后，我又与武大的同学们回到孝感参加社教。我把自己与杨源交谈的情况及得知的消息告诉了班长丁亮。班长责怪我说：“你不该把公安局调查的事告诉他们的。你已经写了揭发材料，又告诉他们干什么呢？”

我说：“他们是我多年的同学，我自然希望他们能去公安局坦白认错，争取从宽处理呀！”

班长叹了口气说：“唉，真把你没办法，你这个人怎么老是粘粘糊糊的！不过，事已至此，责怪你也没用了。有关周祥等人的问题，上次武汉市那位姓罗的同志来外调时我早已知道了。你今后还是相信党，相信群众，放下思想包袱，努力工作吧！”

以后一段时间，我努力摆脱思想负担，与社员一道勤勤恳恳地挑秧插秧，头顶烈日赤膊着上身一起车水抗旱，或用冲担挑稻谷，一干就是一整天。有时，工作组派我外调，我经常徒步来回几十里也不觉得累，以为是在为革命尽力，心情非常舒畅。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在运动最后阶段，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四清运动后期，工作组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有一天，队里一位富农子弟——小队会计黄海桥向我反映，说土改时他家本应划为“上中农”，由于村里主持划成分的贫农积极分子与他家过去有点隔阂，故意把他家成分划高了，希望工作组复查一下。

我听了后，觉得他反映的情况也可能属实，就将他谈的情况及请求向与我同组的杨合鸣同学转告了。杨合鸣比我高一年级，当时正是后补党员（此人现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当即不耐烦地说：“有什么复查头？这个家伙不老实！还想翻案。”

我想，毛主席说过，一切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应在其开头。你根本没去作调查，怎能武断地说人家不老实呢？如果经过复查，他家当时确实该划富农，那倒可以说他翻案不老实；如果经过复查，当时他家的成分确实是被挟嫌怀恨的人故意划高了，本来该划上中农作为团结对象的却划为富农成了专政对象，那他家岂不是太冤枉了吗？为什么杨合鸣同学不愿复查呢，是不是怕接触这类麻烦而敏感的问题会影响他入党转正呢？如果是出于这种考虑，而置人家一大家人的政治命运于不顾，这是否算一种隐蔽的自私呢？当然，杨合鸣是小组长，他不同意，我也无权再去调查。但我觉得他这样处理有失公正，有几天就不怎么想理他。杨合鸣也感觉到我对他有所疏远。

不久，工作组搞完一年社教，即将离开孝感。在工作组员的鉴定会上，轮到对我鉴定时，杨合鸣抢先第一个发言。他只在劳动和工作态度等方面对我作了肯定，而在谈到至关重要的政治立场这一项时，他突然声色俱厉地批评道：“最近，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们小队的会计、富农子弟黄海桥向周文复反映他家的成分划高了，周文复向我转告后，我不同意复查，这个家伙明明是不老实企图为富农成分翻案嘛！结果，周文复好几天都不怎么理我，情绪很不正常，我觉得周文复同学的政治立场、思想感情很有些成问题！”

这一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将我打懵了，而且比上半年黄陂那位胡部长搞的小动作要沉重百倍！会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轮到其它同学发言时，他们也对我的劳动和工作态度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在鉴定政治立场这一项时，却都有所顾忌，不置一辞。

将近一年的社教运动中，除去工作、开会和外调，我劳动了将近八十个整劳动日，比杨合鸣出的苕力多得多，也是全大队工作队员中劳动最多因而也必然吃苦挨饿最多的。想到自己诚心诚意投入运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严守党的纪律，饿了也不买一分钱零食吃，最后在至关重要的政治立场一栏中大家对我都不置可否，我委屈得当场就在鉴定会上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在精神上给了我强烈的刺激和震撼。它使我第一次感觉到政治斗争的可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怕。我开始意识到，在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善良和正直是不吃香的，而占上风的往往是铁石心肠的人。当年二姐因为天性善良正直而丧失了政治生命，而我眼下似乎又在重蹈她的覆辙。

常言道：“十个麻子九个怪，只有一个不是怪，偏偏是祸害。”初中时，同学们私下里给脸上微有几粒麻子的周祥起了个绰号叫“麻怪”，以往我从未叫他这个绰号，但此刻，想到他将我充满希望和乐趣的大学生活变得黯淡苦闷，甚至害了我一生，我不由得从内心深处恼恨地咒骂起他来：“麻怪呀，麻怪，你真把我害得不浅呐！”

当然，事已至此，诅咒也不起作用。反正离毕业也只两年了，到时候会搞清白的。我决心摆脱政治纠葛，一门心思泡在学问里，把专业知识学扎实，以便胜任毕业后的工作。

哪知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烽烟又起，长期停课闹革命，我想做学问也不可能了！

顺便补充几句：1968年8月间，我系67级全体毕业生进行了毕业鉴定。系领导组织了专案小组对“周祥案件”进行了调查，这时是造反派红卫兵掌权，比我低一年级的几位造反派同学还专程到湖北省沙阳劳改农场提审了周祥，结果证实我与周祥的“反革命案件”无关。周祥在被提审时还承认，在与他和杨源、胡丹等争论时，我还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我班领导小组成员李中华（退休前也是武大中文系博导）亲自将调查结论通知我了，并告诉了全班同学。

粉碎“四人帮”后，周祥同学也获得平反，后参加民主党派，曾被选为区政协委员。他告诉我，当年他虽对“三面红旗”不满，但根本没有组织反革命集团，所谓反革命“封官图”，纯系捕风捉影。他是因审判时对法官态度不好掀翻了办公桌而被判劳教的。平反时法院方面还对他说，当年你对三面红旗的意见其实是正确的。武大组织保卫部门当时肯定知悉内情了，却为何要当作政治问题调查，致使当年丝毫也不怀疑、不反对三面红旗的我也蒙受了那样大的压力，乃至在文革初期就通过三字兵头头将我也划成右派呢？

于今想来，可能是以下原因：

一、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引进的极权制度是鼓励告密的——斯大林时代，有位叫帕夫里克的十三岁的少先队员检举其父亲，导致其父被枪毙，帕夫里克也因此被憎恨他的亲友杀害（也有人怀疑是出于宣传需要被克格勃暗害），后来被树为大义灭亲的苏联英雄，大肆宣扬吹捧——而我听到这几位初中学友对三面红旗的不满言论没有主动向政府汇报，这就必然被组织保卫部门视为对党、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不忠；

二、尽管我当时观点与这几位同学不同，我听信了党报及政治课老师的宣传，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而且在公安局找我调查时没有隐瞒，但由于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已经知道了不少对三面红旗及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言论，特别是知道了大冒进之后农村饿死不少人这一毛泽东极力想隐瞒推脱的罪责，所以，毛这条线上的人干脆就将思想不符合极左标准的我划为右派，以便封住任何知情者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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