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关于阿兰•巴迪欧的对话

tuffy05

理论基调的转换：“预流”与“真问题”
——关于阿兰•巴迪欧的对话

罗岗

去年年底，我客居纽约。一天，一位朋友到我办公室串门，正好看到墙上贴着巴迪欧在纽约大学演讲的海报，聊天的话题自然就渐渐集中到这位在西方思想界影响越来越大的法国理论家身上。

友人：“江山代有才人出”，法国思想界真是了不起！本来以为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等大师级人物先后逝去，法国理论也随之花果飘零，没想到近年来巴迪欧(AlainBadiou)、杭谢尔(Jacques Ranciere)和南希(Jean-luc Nancy)横空出世，引发了当代理论的又一波“法国热”。
我：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回潮”，而是在一个“理论之后”的时代，“理论”的重新“回归”。
友人：哦，这话怎么讲？
我：我借用的是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说法，他2003年写了一本小书，名字就叫《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友人：我知道这本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伊格尔顿以英国人特有的冷嘲热讽的口气谈到那些理论家相继离开这个世界：“命运让巴黎的洗衣车碾过巴特，让福柯罹患艾滋病；命运也取走了拉康、威廉斯和布迪厄的性命，使得阿尔杜塞因为杀妻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看来，上帝似乎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今天在这个长长的名单上，还可以继续加上德里达，以及刚刚去世的鲍德里亚的名字。
我：“理论之后”不仅指的是这些大理论家先后去世，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在数十年前写的开创性著作，至今仍然无人超越。但更重要的是，“理论之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基调的转换，依旧可以借用伊格尔顿的说法，“新的千年伊始，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战争、饥荒、贫穷、疾病、债务、药物、环境污染、人群的流动——并不特别是‘文化’问题”。
友人：的确，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议题从来就没有脱离开“文化”这个关键词。只是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解，也即在“多元文化”的意义上把握理论的基调。它所对应的是60年代以来西方风起云涌的“身份政治”，所以其基本取向不脱性别、种族、消费和殖民等问题，在以“去本质化”、多中心和差异性等方式消解掉“阶级政治”的宏大叙事之后，只能停留在“承认”和“微观”的层面，以至于最终难免流于“琐碎”。
我：“身份政治”及其相关的理论议题自然有它所包含的历史内容，但这一历史内容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逐渐丧失其批判性甚至是合理性，另一方面则是与“理论”相关的历史空间过分拘泥于——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所言——“北大西洋富裕的民主社会”，从而无法有效地思考“非西方”世界的意义，只有在把“非西方”纳入到“西方”的范畴内，才能加以把握。譬如，学术层面上的“后殖民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代了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世界”论述，一跃而成为西方学术的主流。
友人：在这种“取代”背后，更深刻地包含了“差异”对“同一”、“认同”对“阶级”、“文化”对“政治”乃至“特殊性”对“普遍性”的“替代”。简单地讲，“批判”变成了“增补”，“多元文化主义”沦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以，伊格尔顿才会再三强调，今天人类面临问题，不仅仅是“文化”问题。再强调一次，不仅仅是“文化多元主义”意义上的“文化”问题。
我：是的，在“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框架内，诸如“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等仍然有力地支配着当代世界秩序的现象，或被作为负面因素来对待，如“民族主义”，或干脆被完全放弃，如“阶级斗争”，认为这些概念根本无助于理解像“全球化”这样的当代潮流。
友人：与此相应，在理论上被打上了“本质化”标签的“真理”、“道德”、“主体”、“生命”和“美”这类范畴，也难逃放逐的命运，不再作为思考世界、社会和人之间复杂关系的有效概念。
我：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发生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从波斯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中间再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911”事件，使得“战争状态”、“国际冲突”、“国土安全”和“恐怖主义”等似乎已经远离“北大西洋富裕的民主社会”的议题，重新摆放在人们的面前。尤其是当“科索沃”撕裂开“欧洲共同体”的“神话”，“反恐”战争威胁到民众的基本“人权”时，沉溺于“微观政治”的理论可以给出怎样的解释呢？
友人：它们无法给出有力的解释，所以“理论”的基调必须有所变化：“后理论”的时代召唤着“大理论”的“复归”。今天回头来看，当年《帝国》(Empire)一书风行一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这个转变的时代迫切需要理论的把握有关。难怪《帝国》的“前言”别有深意地指出：“本书写作开始于波斯湾战争结束不久，杀青于科索沃战争开始之前，因此，读者可以把这一论述放置在帝国建立的这两个标志性事件的中间来看待。”
我：理论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所对应的时代转折，并不能仅仅在“反映”或“反应”的意义上来理解。套用中国传统的说法，“理论”应该起到“预流”的作用。就像陈寅恪先生说得那样：“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
友人：我明白你的意思。当代理论的新一轮“法国热”不光是赶理论的“时髦”，也不仅是学术机器内部自我生产的结果，而是与时代变化密切相关的理论“预流”。姑且套用当代中国思想界一个流行的说法，那种急切的理论关怀后面，应该有“真问题”！
我：说得好，就是要有“真问题”。虽然西方理论的“真问题”不一定等于我们要面对的“真问题”，但必须抓住西方理论的“真问题”，才不至于将“理论”当作赶时髦的代名词，也可以避免仅仅在知识层面上爬梳“理论”的“皮毛”，而是直接把“理论”作为一种时代意识的表达和症候，进而可能将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带”入其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在对话中开辟出不同的论述空间。
友人：所以啊，巴迪欧在当代语境中重申“普遍性”，高扬“真理”与“事件”的辩证关系，呼唤“主体”的出场……其实是以一种高度抽象的形式介入到当代世界之中。他既是“反理论”的，“反”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理论”腔调；又是“后理论”的，他是在流行“理论”的结束处，重新展开“理论”构想的；还是“大理论”的，他的理论构想与流行腔调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向“宏大叙事”的“复归”，当然，是更高层次的“复归”。
我：这点相当重要。巴迪欧看起来很“古典”，他理论中的关键词——如“存在”、“真理”、“伦理”和“事件”等——都具有浓厚的哲学史的背景，他的理论论述置根于基督教的传统——圣保罗是他关于“普遍性”思想的灵感源泉，有人甚至称其为“法国自帕斯卡和马勒布朗许以降，法国天主教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然而，巴迪欧不是简单地回归到古典传统中。当他要在新的语境中重申那些具有古典色彩的概念时，这些概念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意义，必然要经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的“淘洗”，然后才能焕发出应对当下情景的新意。借用黑格尔的说法，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友人：巴迪欧在60年代与阿尔都塞和拉康都有很深的渊源：他的第一本小册子就是阿尔都塞主编的“理论”丛书的一本；他受拉康的影响更大，虽然没有直接在临床向拉康学习精神分析法，但巴迪欧一直把拉康当作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承认拉康是自己的老师(‘ my master Lacan’)。众所周知，阿尔都塞和拉康是60年代以来法国理论乃至当代理论的重要源头之一，就像当年科耶夫一举影响法国两代对立的思想家——存在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一样，巴迪欧也是阿尔都塞和拉康“隔代”培育出来的“反叛之子”。
我：正是根据这重复杂的师承关系，齐泽克（SlavojZizek）对巴迪欧理论作了一个颇为有趣的分析，他认为巴迪欧以 “真理”—“事件”召唤“主体”的论述，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功能颇有几分神似；而将发现和创造“真理”的领域划分了“爱”、“艺术”、“科学”和“政治”四个门类，也和阿尔都塞把“主体性”分解成四个模式——“意识形态主体”、“艺术中的主体”、“无意识主体”和“科学主体”——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被视为是巴迪欧理论的关键所在——对“存在”与“事件”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划定，还是隐隐然对应着阿尔都塞经典式的对“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界定。但是，巴迪欧的理论并不是阿尔都塞学说的复制品，关键在于拉康学说的介入，使得这一系列划分都经历了“病态性扭转”。在巴迪欧那儿，“真理”与“存在”之间的对立，似乎刚好把阿尔都塞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倒转过来了：“非本真”的知识被局限在存在的实存秩序之内，浑然不晓其结构性的空白、病态性的扭转；而投入的真理则进行了主体化的工作，为情景提供了本真的洞察。
友人：哈哈！齐泽克的策略是巴迪欧来批评拉康，再用拉康来批评巴迪欧，但这样未免把巴迪欧理论过分“拉康化”了。尽管拉康是他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巴迪欧称之为“反哲学的哲学家”——然而他不是拉康学派的一员，也从来没有参加过拉康主持的研讨班。这就使得巴迪欧反而能够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下运用拉康，发展拉康。譬如他将现代数学的“集合理论”与拉康对现实与实在的划分联系起来，从而开创了颇具特色的数学本体论。
我：法国其他理论家对巴迪欧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譬如德勒兹，巴迪欧曾写过专书论述他的思想；再譬如列维纳斯（Levinas），巴迪欧在批判“文化多元主义”时，就直接引用了他关于“同”（TheSame）与“异”（The Other）辩证关系的论述，针对喧嚣一时的“差异的伦理学”，他倡导向“同”回归。
友人：这正是巴迪欧理论的特色。由于他始终以“哲学”作为基本立场——当然，这儿的“哲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已经被充分学科化的“哲学”，是一种“反哲学的哲学”，他写了一本《哲学宣言》（Manifestofor Philosophy）专说这事儿——所以，他对现实和历史的分析与批判总是会自然地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就拿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批判来说了，这也算不了什么新鲜事，在他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做个这方面的工作，但巴迪欧不简单的地方在于，他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检讨上，而是直接介入到“文化多元主义”核心问题，重新讨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进而指出，作为真理—事件的“普遍独特性”，由于“独特性”的“普遍”展开，会把个体不分种族、性别和阶层……地召唤为“主体”。
我：我们都知道，由马克思创立的批判理论始终是将哲学本体论与社会理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辩证唯物主义”为分析人类历史和现实提供了基本的视野、框架和概念，而“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和现实的介入，也让“辩证唯物主义”获得了“源头活水”，不会沦为经院哲学。可是，马克思开创的这个传统在后来者那儿逐渐出现了“分离”甚至“脱节”的趋势。现实的批判依然犀利，哲学的思考却躲入了“象牙塔”，批判理论再也无法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把握世界，所以对“整体性”承诺的放弃也就势所必然。巴迪欧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两者的联系，他是后现代语境中第一位自觉将社会理论提升到本体论高度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名字应该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卢卡奇和本雅明这些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友人：这才是今天“理论”回归的真实含义，作为“预流”的理论也许意味着另一个“大时代”的到来，它是那样的动人心魄，“如数学范例般严格，如黑夜伏兵般令人吃惊，和星星一样崇高欢乐。”

2007年3月，纽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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