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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2 13: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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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管教干部的面孔/ g. q3 P- a5 |0 ^3 y
3 n9 J2 t! x2 d- b- ~ 说来也颇有趣味,对此时期本溪劳动教养院的管理人员,自我们入院被监管起,还没有个标准规定性称谓。因为同一墙之隔的监狱劳改犯,在一个场所——新生重型机械厂改造,工种常常是混岗编制,穿灰棉袄前后身写有“犯”字的人,同穿兰制式衣裤的劳教分子,干活在一起,见老犯们称呼穿公安警服管理人员为管教,也就跟着叫管教,准确与否,无人认定也没人纠正,也就这么一直叫了下去。尽管私下里有来自政府司法部门的“老右”们,说管理人员称管教不合适,理由是监督劳动右派和被劳动教养右派,包括准历反,受的是行政处分不算有完全公民权,起码有半公民权,怎么能称管理者为管教呢?称谓个什么?他们也拿不出标准名称。因为院方一直没明确如何称谓这些专职管理人员,只能糊涂庙糊涂神随同“老犯”们的口吻,叫这些人管教。“管教”作为一种职务,我们又不怎么喜欢用,班组长有事通知,常说某某管教找你或你找某某管教,可又不习惯称叫某某管教,但进门前喊报告这一程序是必须履行要做的,待听到“进来”回声后,走进屋后我们习惯是有职务称职务,有职称称职称,比如车间主任、工长,就直接在姓后缀个主任、工长,或技术员,对于既没有职务又没职称者,就面露微笑先以眼睛说话,再不就用中国流行至今姓后面缀“师傅”来表示一下。这里要说的是,这些“管教”、“师傅”们,对待“老右”和“准历反”的态度从总体看,多数要比同样戴着右派、坏分子、历史反革命帽子的班组长好得多,无论是专职公安、狱警,乃至转业担任车间主任、工段长什么的,一般不表现什么凶恶,也不怎么样盛气凌人,吹胡子瞪眼睛的训人,可又不能见到微笑脸,大众场合多半阴着脸,今天看来也许那个年代一种“作秀”吧!可私下个人间接触,感觉又平和许多,甚至也没失去人情味,这是不是他们内心深处,也正在怀疑突然间在学生,在经历过同日本鬼子、国民党、美帝战场撕杀的军人干部中,一下子冒出几十万“敌人”的科学性吧?0 S# H1 p* w/ ~5 W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1959年5月上旬,我戴上右派帽子受到右派一类处理强制劳改教养已经半年。一天,组长钟某接到通知,让我去厂技保科见潘姓科长,我放下抬煤扁担,衣服没换头脸也没洗,心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匆匆去了,可能组长也不知晓我的命运有转机,还特意叫上一名积极分子一路监护我。技保科办公室在监狱大院墙内,我俩向站岗士兵说明情况后进了大院。喊完报告获准进屋后,我规规矩矩站在一边,监护我的人交完差立即被令回土炼焦场劳动。一刹那间,我精神紧张起来,在想是不是自己劳动效率赶不上人家,常常被组长、积极分子批评、数落,改造又要升级?反正是一点也没往好处方面想,豁出去啦,让劳改也得认!人能豁出来啥也不在呼了,我竟偷偷扫了一眼这间面积不算小、但光照不好有点阴暗的屋子,见几张桌子有人或立或坐忙着,他们有的穿普通便服,有的着教养衣裤,或手持丁字尺、三角尺在画着图,或用笔刷刷写着什么,全各忙着手中的活,没有交谈说话声,更没人注意我这个站在一角发呆的人啦!门被推开了,走进一位脚穿抵小腿黑皮靴,裤子是那种兜下方凸起一块的马裤,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仿苏联制式坦克兵装束,表明其转业到监狱前来自坦克部队。此人中等个头,但很魁实,圆圆的脸挺白净,眼睛不大但有神。面对这位转业到劳改单位的军官,我来不及思考是福是祸,反正人落到这一份也就顺其自然,有祸躲不过嘛!入教养院已经有半年,早已被班组长和监督环境规弄得老老实实。我被他唤过去,习惯性的双腿并拢,两手臂下垂贴在外腿处,脸上表现是一种谦恭、顺从、老实又有点儿不知所措的样子。短短十几秒钟对视过后,他声音平和不高地问过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念书学校,所学专业后,只见他嘴角抿过轻轻一笑,有意瞅瞅我,说:“我老家是西丰县,同你们辽源毗邻,咱们还是老乡呢!”,又用嘴呶一下近旁一把椅子,“坐下吧!”一句“老乡”,一个“坐下”,和风细雨,不紧不慢,给人一种很少见的温暖和信任,这是我已好久时间未曾得到的,一股来自心底深处的感动令我差不点流出眼泪,我放松了拘谨,消失了害怕。此后几分钟,对他的问话虽然说还是以“是”或关东方言“嗯”作答,但情绪平静下来,恢复了人存在的常态感觉。接续下来的说话,根本感不到居高临下,被训斥指示的架势,反到有种老乡见老乡,哥哥对待弟弟的情谊。他说:“从现在起,调你到技保科工作,目前一个阶段主要是学习,先向他们学习填填报表,统计统计数字”,他用眼睛扫视了在屋那几位,我也随着他的目光看了看同屋的师傅们,“替他们去车间、工段,送送取取图纸,也注意跟技术人员学习怎么样看图纸,我考虑培养你做生产调度……”他看了我一眼,可能注意到了浮在我脸上惊愕和诧异,又有意放低声音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今后别在想搞文学写作啦,也别寻思摘帽当教师,好好学习生产技术,将来做个懂生产技术的好调度……”此时此刻,这简直是亲人之间推心置腹般的交谈!也可以从中感觉他对我们学生右派对未来存有幻想的现实冷静预言!今天我依然对这段简短谈话情景历历在目,心里存有种热呼呼地感动!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右派,是做正常太平人不得,当死鬼也难的非常时期呵!能有幸碰见这样一位平等待人,视右派是人不是鬼,而且还是一位现职服务于劳改队、教养院的公安干部!?当年,不少沾亲带故的人,对右派避瘟神般躲得老远的,这又是多么难得啊!后来,虽然说再没机会同他单独谈过话,但那不足10分钟交谈,时隔50年的今天,我依然忘怀不了,特别对右派命运的直白,没有用摘帽后就会好起来,可以重新当干部、教书来胡弄你,让你少些幻觉式憧憬,我摘帽后的十多年事实证明了他的预示!刚摘帽不久的我,曾给报刊写过小稿,他们也约过稿,但当他们了解到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后,发过一篇后就再没刊用过第二篇。中学代课教员,小学代课教员,全对我做了封杀。就是右派改正初期,这种“另类”阴影在某些左派头脑还是挥之不去。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恢复名誉、身份后,持信去查阅日伪档案资料编志书,一个富农家庭出身当上局长的人,还以我不是党员回绝了我查档。' }3 C! @' L; b$ z' R5 d3 l
我在技保科工作也就五、六个月,后来去了铸铁、铸钢车间。那几个月工作、生活中,知道这位科长姓潘,但大家习惯叫他潘师傅而不叫潘科长,是一种亲近吧!他是位从坦克部队刚转业的大尉,对我们这些老右们全没做“另类”相看。再后来,我再没见过这个人,今天我写这段历史回忆时,依旧留有发自内心对他的敬重和思念,如果他还健在,年龄恐怕是80多了,我祝愿这位好人一生平安。假如他走了,其后人若是读到本书,要记住他们的先人——潘大尉,是位好人啊!
( G Z" x% q5 O 我们跟队或称直接管教者,姓张名何则不得而知。当年此人如看外表、年龄得在40岁上下,五短身材,能明显看出是上身长两腿短,裹在一套已发白旧军装里,但没有正规军人那种干练,恐怕早就吃“看守”这碗饭了!张“看守”黑黑的脸型看似有点方。如再仔细看这个方倒有点下宽上窄,镶嵌在这张方脸上的眼睛有些外凸,给人是一种蛤蟆眼的印象。从举止行为看,识不了几个大字,顶多说是扫盲班结业程度,说话常常带有“啊啊”、“是吧”之类口语病。他人长相是其貌不扬,但心眼不错,未见过他指名道姓恶语伤害过老右和准历反,是那种“心灵美”人吧!就是在劳动现场看着“坏人”抬大筐,他多是在一处不显眼的角落,或蹲或背靠点什么,叼着他自己手卷的粗粗纸烟卷吞云吐雾,除了不时有几声沉闷的咳嗽声传出外,再很少能闻到他的片言只字,更别说同班组长们那种伴随劳动、吃饭、睡觉始终是吆喝、叱责、骂骂咧咧之类改造标志相比较了!应该说,这在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是不容易和很稀罕的!他给人感觉挺好说话,比如有急事请个假去彩屯商店买点日用品、寄封信,或来急病去医务室索取点药,跟他说上一声都会获准的。那时候,他有家室就在监狱附近,印象住屋门前有条从矿井那边淌过的一条小河,在我们这些人大休日他也休息,休息时他有时会从被劳改人员中找上一、两个帮助挖煤泥打煤砖。我在经过三个月改造后,给人印象干活能用力但没机巧,做些杂活还是蛮出力的,更主要是挺老实,没有任何逃跑迹象,于是曾被派两次给他干活,一次是从河中挖煤泥,另一次是扒炕。扒炕那次他当大工,我做小工,和和泥倒灰什么的,干活他不指手画脚,脸上手上全沾一样多的黑灰,可以说比今天军官用士兵,老师使唤学生给个人干私活还讲究。吃饭时,记得他给我一个全麦粉大黑馒头,这在吃定量又是饥饿年代,吃上他可能从牙缝一点点省下来的食物,着实可见他为人的古道热肠!如果干活不给饭吃,打发你回教养院吃掺树叶子发糕大饼子,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呵!他留给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对右派,甚至是阶级斗争观念有自己的考量,决不是当年生活中那类拿着放大镜、嗅着鼻子寻找“敌人”者。在他家我有过这样经历和感觉。我这个人爱读书看报纸,他家没报纸,在那次帮他家扒炕歇着时,见他烟道柜上扔有一本省公安厅编印的侦破案例汇编,书皮左上角标有内刊秘密字样,可能基于这几个字吧,倒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此刻早已将班组长不要翻动管教桌上书刊的提醒丢到一边,趁他洗手外出小解的机会,我以看似无意而事实上有意的动作,边翻边瞅了几页。他回屋时显然看到我在翻书,我表现得很尴尬,而他倒象没发生什么事似的,瞅我一眼立刻把目光收回,也没用派我干活方式变相阻止我偷看书又不让我太尴尬之类伎俩,这反到使我猎奇心理有点增强,我给自己找台阶也是投石问路般对他说:“张师傅,你歇歇,我来干吧!”“你弄不好,还是我来吧!”他没瞅我,依旧低着头清除灰烟渍子,但这一问一答,似乎使我忘掉了身份胆子又大些了,也就更快浏览了这篇东西主要故事。50年了,我还能记得那篇文章述说的情节,故事说解放初期,辽南某城公安侦察员成功打入台湾派遣特务内部,起初侦察员伪装得挺成功,被接纳甚至受到重视,就在进一步向深层面发展以便获取更多情报时,一天特务很突然溜走了,这种“跟丢”可是个事件。事隔半年,这起特务案件在另一座城市被侦破后,据特务交待,打入侦察员被特务识破的缘由竟是生活中最小细节的疏忽:原来,打进去的侦察员到特务租住房外茅房大便,特务注意到他蹲的时间长,入厕后又见到排出在浅坑里的粪便条细光滑,便后用的是白纸而不是平常百姓使用随便得来的粗纸,更不是高梁秆一分两半的所谓“揩腚棍子”,得出结论是此人常期吃细粮肉蔬,而不是其自报土改后财物被分沦落货站扛包吃粗食的苦力,是打进来的公安!特务们没来得及下手杀害这个侦察员,但却成功逃脱了……这篇纪实性文章,让那时的我长了见识,也就是直到今天依旧记得这个故事的缘故。
* M* ?: M' f# z# K- V 我在回忆中还要说的是:对张管教的相貌确实无法恭维,甚至可以归入当代“丑星”之中,但对他的人格还是蛮认可和称道。不妨推演一下,按照那个年月阶级斗争的观念,他只是说一句话,就是不捅到教养院教育科,说给改造队我所在班组长,恐怕我就会有戏唱了。邀功作戏者可以想象出种种罪恶名称,上纲上线说你从书中汲取反党反社会主义从事反革命活动经验教训,讲你是搜集中共公安素材做研究以应对,定不出罪名也扣你个深不见底的居心叵测,等等。全是要弄多大是多大,想让你受啥处分就受啥处分,轻者是做个靶子,反面改造典型批你10天半个月;重者根本无须司法程序,一名话或话都不用多说,让你脱下那套紧箍屁股蛋吊腿黑平纹教养裤,换上前后衿用白油漆写就的大大“犯”字兰、灰劳改服!反正两家只有一墙之隔,简便得如同喝一碗玉米面糊糊。2 y8 Z( |+ ?6 x2 a6 V
啥时候都有好人,张管教就是那个年代的好人!本溪劳动教养院一般干警,我们接触不多,但看他们脸多数是冷若寒霜的,阶级营垒分明,留下的印象也就如此罢。那时期,干警们冷冷地,凶凶地,就连就业不几天的劳改释放者,也全会装腔作势,有一个家伙刑满就业一年多钻营当个工段长,竟能大言不惭的呼叫:“你们得听我的,摘帽走出教养院得要我盖章,我不同意谁也出不去!”真竟狂到不知道东南西北啦!可我也确确实实遇到个有公安警察身份,具体工作是车间统计职务的人,即我在前面文章里提到的名王波者。此君没有摆一点公安架子,我们曾同在一个大屋子干工作,可以说他是将我们视为同事、同志的人,我们对他同样没有一点戒备心,这也是本节提及的潘师傅,张管教也不享有的。这在当年也许是个例,但留给精神生活苦恼的我们来说,是一种很久远的温馨。我从王波在不同场合,时间闲唠中,对他的人生经历脉络可以做如下描述:他中学毕业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被安排进了公安干校学习,毕业到省公安厅当了侦察员,会开汽车、摩托车,能用多种轻武器。1959年春“下放”到本溪劳动教养院,干起非本行工作,个中缘由他也说不清楚,所以他常以自嘲口吻在我们面前说是被淘汰者。可能他有这种挥之不去心态吧,常以对往事的回忆慰藉自己,我们这些生活于被封闭、大脑空白的人,倒也很爱听他的回忆,这里除了得到一种消闲,对我来说还增多知识信息一层意义。一次他讲赴香港以警察公开身份收集办案材料,说到香港后一举一动,全在港英警察名保护实监督下,住宿、外出坐车、找人,香港警察影子般跟随陪伴左右。但找人谈话他们不偷听,也不翻看笔录什么的,全按法律程序办事。他说:在香港才体验到什么叫法治?!什么是法律公正?!什么为法律至尚?!讲他参加调查美国投掷细菌炸弹做保卫工作,说一位波兰金发白脸高个老太太,一整天不休息爬山沟、入厕所,走这儿钻那儿,自己年纪轻轻地都感觉挺累,而老太太竟没事儿一般,结论是外国人实在,不偷懒。那年,同苏联意识形态交恶已见诸报端,但还是不允许我们乱议论的,比如对右派定性涉及中苏关系者,正面说法是不能脱离当时历史背景看问题,今天批判苏修大国沙文主义,同1957年右派言论不发生同一历史时期,一样的话那时候说是错,今天讲是反修反大国沙文主义则对,这就是当时教养院给当年讲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当上右派人的解释!适用观点硬披上了历史唯物主义外衣。王波向我们讲了那时讳莫如深丹东苏军高射炮部队的故事,比如说苏军士兵着中国军装,驾驶吉普车在马路上开飞车,见路人吓得跑掉了鞋子,车上士兵高声大笑。又将它同1946年在北平大街上的美军相类比,表明了他的观点……还讲过对苏联炮兵军风军纪嘲笑性的故事,说一次他保护细菌调查团那老太太一伙去东沟县濒临鸭绿江一个地方,能看见不远处有几群高射炮阵地,那天他们在距离阵地不远处收集细菌罪证,见一大群苏军士兵正光着屁股在一池塘中嘻闹,对他们包括女士在内的一行全然不顾,竟然象世上没有性别之分似的。碰巧,防空警报声响了,只见赤身裸体的士兵从水中跃出,未见有一人去穿堆在岸边的军衣,但却个个抓起钢盔扣到头上跑向炮位,那次飞机没越过鸭绿江,在对岸上空轰隆隆投了一阵炸弹,而江这边的光腚子士兵也丝毫不松懈,操纵着高炮,转动的炮口瞄向天空……十多分钟后飞机逃去了,警报解除了,这群裸身士兵大笑声中跳下炮位,重新旁若无人般又飞快跳入池塘。
' H8 _' S& g6 J# k# H6 ?, | 这个王波,对我们可谓不讲阶级斗争,也不划什么路线,就是处在这种和和睦睦之中。今天我回过头去猜想:他被“下放”,是否同他显现观点“异化”有关联呢?王波不懂化学,但又闲不住询问试剂的性能用处,很快就见证了秘密:他用苏打、醋酸、糖精,一再试验,调整配方,自制出口感不一的汽水,他自己先喝,又动员我们喝。1960年本溪发大水前,我做型砂实验有台自控温度干燥箱,是他最早想出利用干燥箱点子的,见他隔三差五,到上午九、十点钟,走进屋子见无外人,就用锋利的小刀,将从兜里掏出干警食堂金黄全粮窝窝头,象加工艺术品切成大小厚薄一样的片片,放入干燥箱定好温度时间,准时取出,他不吃独食,我们次次都能分享又酥又香的美味!王波没有管理我们的权力,办公室里几个学生右派们全明白,但我们觉得他人不错,也利用他具有公安、干部身份,打过“模糊”性质擦边游戏,比如请一个小时假跑彩屯供销社买点啥,他总会默默点下头的……王波是那个历史时期公安干部中绝对“另类”,是我们眼里心中的常人、有人性的人!$ ?. v* j# ~7 z, [
在我印象中,当年本溪劳动教养院干警里,最具有那个年代共性特征的,是教育科称做高干事者。我戴右派帽子强制教养近三年,这个高干事同我们接触频率很高,但我一直不晓得他的名字,他也算是“贵人”讳名吧!此人官职为教养院教育科干事,按官衔套一下,也就是少尉、中尉级别罢了。高干事者面目清癯,衣著整洁、贴体,常年着挺括四个兜的干部服,同众多转业军官那襟宽袖大,松松垮垮装束,截然两样。此君走路慢慢腾腾,右腿抬左脚落,象精算过一般。他有一条不知何缘故落下的跛腿,行路很凸显这一特征,是不是以此显示老资格心态作崇,就不敢妄猜了。此家伙到被劳教人员班组察看,开大、小会,去公共场所集体活动,胸挺得老高,腰拨得板直,刀削般的瘦脸冰冷僵硬。他多数情况下唱不了主角,可他总忘不了表现自己左派架势:眼睛瞪圆,充满杀气,扫视各类“分子”们,以显示他是管理者,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也似乎以此对曾经比他有权力、有学问、有能力的右派、准历反们的睥睨!在说:嘿嘿!怎么样!?如何!?我曾经在这种场合有十多次观察过他,竟没有一次发现他笑过,那怕是瞬间掠过的一点点,一丝丝地笑!他有机会单独训斥被劳教人员时,除了那种趾高气扬作态外,对我们的称谓常用的是“顽固份子”,“粪坑石头”、“抵触情绪坏家伙”,等等。我们在他眼里,是天生的坏人,是该除去的垃圾,是须灭绝的物种,不是他的同类。他也找过个别人做过“帮教”工作,同样是批判、斥责,我在入院时被训斥过,这在后面回忆里我要讲。从这个人行为看,可能念过初中,当年算个小小知识分子,但家庭成份又不象纯工人、农民,是那种急于以阶结斗争刺刀见红,敢打敢拼来表现同旧有决裂投机类型的人!( h/ D7 Q* m. v6 Y8 ~
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理念被扫除改革后的中国,吃阶级斗争为纲饭长胖的诸如高干事者,不知又在钻营什么?习惯不习惯当代倡导推行的法制社会、和谐社会、文明社会。呜呼,这类人不再整人、害人能活下去吗?社会还是让他们呜呼哀哉,呜呼哀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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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o2 L8 ]/ K P' [4 S# |/ I) @十一、右派心迹寻觅5 J9 S% \( K. [8 l: T( _
2 I9 A* B$ N7 E& f2 s- R/ Q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起,无日休止的阶级斗争,成为当年六亿中国人主修课,人人要经过这种炼狱般的煎熬,右派是这段历史制造出来的产物。对右派的处理,先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到随后演化为“地富反坏右”五种敌人之一,被整治时间长达20年!这不单众多被定右派者本人始料不及,恐怕参与划右派、打右派中相当多的人,也是大出乎意料的,当年不少右派都有过相似经历,听过一样的话,在被送去监督劳动、劳动教养的正式谈话中,听到过书记、五人领导小组寄语:“下去劳动一个阶段,没啥事的干部还要下放锻炼呢!你们下去劳动一年半载,好好干摘了帽子,照样干革命,同样受重视,甚至比现在还能得到重用呢!延安整风挨过整的人,不都提拨了嘛!”9 V: K1 {+ ?: L
向往民主、进步富强的新中国,是年轻大学生的愿景;倾听领导的话,把领袖奉若神明,是学生们的共性特征,被划为右派的学生们,还是持有这样心态的,他们懵懵懂懂成了右派,无可奈何接受了处分,仍旧存有企盼、憧憬、寄托种种善良心态的。他们痛下决心,接受改造,洗脑涤心,诚实劳动,寄愿明天。可是,得到的是境遇不断下滑,步入深渊底部,是生命最能产生价值时间段的流失,是学业、创造的荒废。以下,我要撷取几个学生右派的遭遇、不幸,做一下他们心迹寻觅,以借此见证历史,警示启迪后人。, M: S+ D, X3 i% Z1 C
骆筠英:1956年16岁从北京气象学校毕业分配到边陲小县城新建气象站,很快成了小城一个新增亮点;气象站工作拓宽了领域内容,广播喇叭多了气象声音和信息;她的活泼、热情、笑声、歌喉,使沉闷的小城吹进了清新空气。骆筠英生长于文化底蕴厚实的水乡绍兴,有着娇丽的容貌,嫩白的皮肤,和能歌善舞的天份,每到周末月亮挂树梢的时候,就会响起她美妙的手风琴欢快声音,周围也会聚集一群年轻男女青年。在小城,人们用一部苏联影片中女一号绰号“蜻蜓”称呼她,她成了飞翔男青年头顶上空的百灵鸟,也成了女青年学习与妒忌的人物。此时此刻,她还是把自己当作无忧无虑清心的少女,而不晓得有只色狼眼睛正在觊觎着她。这个正将魔爪慢慢伸向她的家伙,是抗战后期参军转业当了县长的人。此人很有城府,看起来盯上小姑娘时间不短了。他以前不去镇外位置偏僻的气象站,自1957年起他隔上两个月就去一次,当年县府大院有例行的周末舞会,县府那台小吉普时不时开到气象站专接小骆跳舞,天真的小姑娘也没觉得什么异常,总会应约请陪县长跳上一场!而这个县长却打着自己的算盘,他迷上了新来的小技术员,她的美丽、聪颖、天真、开朗,令他寝食不安,精神恍惚。他每每寻找创造机会见到她,此刻会让他眼睛发亮,精力倍增,作出一副有修养、有本事的样子来,尽管说话一个北调一个南腔,但扯得还算很热乎。一时,心底纯洁的骆筠英,觉得遇到了好领导,内心油然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她没有也不懂得坏心,根本察觉不到大灰狼精心设计的圈套,正象缓缓张口的大网,慢慢等待她钻入罩住。受人支使的台长同她交往密切了,特别关照了,有一天,台长同她有意又似乎无意闲唠,说她聪明,有灵气,县领导知道她也看重她,欣赏她那一笔家传好书法,想上调她做专职秘书,正考虑她的团员转党员的事情,前途可谓无限量。三说两扯又唠到她的对象,说她这样貌才俱佳的女孩,听从国家分配,只身一人从南方,到北京,又来边陲小镇不容易,无亲无故,总需要有人照顾、关怀,有相当的能真心爱你的人就该考虑,但那些毛蛋小伙子靠不住,也没有一个能够匹配你的。话又说到县长,是打过日本鬼子的老革命,出身贫寒,阶级立场坚定,工作有水平有能力,在干部速成中学是尖子生,地委很看重他,还能提拔当副专员……说者有意,听者无心,小技术员象在街头巷尾听百姓侃故事,这边耳朵听,另只耳朵出,嘻嘻哈哈,似乎并没留下什么太深感觉和印象。1958年3月初,骆筠英患感冒没值班,县长不晓得怎么知道了,坐了那辆小吉普车赶来,没有像一般时候由司机代劳干事儿,而是自己拎着水果等物品走进小技术员住的女单身宿舍。本来自己都没觉得患得什么大病的她,顿时觉得很突然,既有种受宠若惊之感,又有一些不解之迷惘。县长毕竟是有阅历的成年男子,先是慰问继而赞美,再谈入党重点培养,又说气象站老工程师历史背景复杂又划了右派,她不久就要肩担重任挑大梁。骆筠英是个出校门两年多没社会生活经验的人,听了县长这一番话,一时心花怒放,眼睛闪露出对未来憧憬和感谢县长之光。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县长还没有离去的意思,打开了话匣子根本不想关闭,谈兴还越来越浓,骆筠英注意并感到有点吃惊的,是县长的屁股从木椅上移到床上,并缓缓的向她挨近。这边是缓进,那边是慢退,小技术员的身体已经挪到墙壁边,就在这一刹那间,令她惊恐的一幕发生了:县长的一只大手紧紧握住了她的细嫩小手,气喘吁吁又以无容置疑的口气,就象给战士下命令一样:“小骆,我要娶你做我老婆!”4 q' w% W& c) Q' `
这种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革命求婚方式,并未产生那种预期效果,瞬间倒使小技术员惊呆了,也震怒了,她头脑里对县长的美好幻影肥皂般破灭了:那个关心,照顾自己的县长已不再是体恤、关心部下形象,而是一副活生生的大灰狼的形象!她脑袋里立时浮出一位老大姐前不久说过的一句话:“现在这些当官的,就兴换媳妇,甩掉从农村带来的老婆,换上城里有文化的小女孩,用手段使你就范,上套!”
/ v- V7 U. U9 X5 s. m y' ^; \( y. j 骆筠英猛然抽出了自己的手,霍地站到另一个同志的床边。
8 O, P! Y1 x6 ~8 y “不,不行,我小,我不结婚,你有老婆、儿子!”
% F+ J6 t8 d5 e" n% x “我就离婚,立即办手续,让她带孩子回老家,永不再来。”0 I7 z3 _: L j0 B. t; d% g
“不行,决对不行!”( F8 O1 H [. K
县长也站了起来,文雅不见了,脸胀成了猪肝色,瞅着小技术员放低声音,凶狠狠地说:“你不答应我会后悔的,你还会找我的!”
5 `# |0 \; y- q! M “我有啥后悔的!?我不是反革命,又不是右派,求你什么?你走,你给我出去!”
* w2 U4 @- S9 U0 b3 w& ], v 盛怒的小技术员,不再是只温顺的小糕羊,一下子变成了是护仔的雌狮,她抓起县长拎来的那袋水果、糕点,还有两双女式花袜,拉开窗户,一件件、一把把,扔到了房外空地。
1 N. d7 C* R t: G( }7 }9 Y 县长脸已变紫色,悻悻离去了。2 w. Z- \$ d% {9 b6 i4 W: u
天真无邪的骆筠英,想不到厄运来得竟那般快!1958年4月的一天,站长将印有县委标志已封口的信封交给她,说里面是介绍信,让她自己去一邻县农场报到。当时,干部在下放劳动锻练,可能并不知内情的站长,也以为骆筠英是得罪了县长而下放劳动,是几个月的事儿,还特别叮嘱她简单带点换洗衣服,过些日子需要再回来取,也可看看同志。小技术员自己上路了,农场同县镇之间隔着一座大山,一天一趟的客运汽车只能走上一半路程,另一半得由农场拉生产、生活资料的大马车捎个脚才行。骆筠英经过3天的折腾到了农场,又赶巧负责人去地区开会,接待的人也把她当做下放专业干部,告诉她先住下休息几天,说得领导回场后才能安排她工作。这一住就是半个月,每天无人问也无人管,在大食堂吃过饭后,她就挎上手风琴爬到附近一座绿草茵茵的小山包,在棵苍老山梨树下边拉边唱享受着一种很是惬意的田园生活,简直成了农场山野一道风景,“五一”劳动节前一天下午,场部举办文艺演出,她还毛遂自荐演了二个小节目。这些,很令老右和下放干部们觉得奇怪。: O0 E3 B; q6 A/ h
“五一”节过后上班,在地委受训回来的农场党委书记,听到阵阵悠扬的手风琴声,询问办公室同志拉琴人怎么回事,得到回答是县里介绍来的,身份不清楚,工作等你回来安排呢!书记才想到县里给他带回的一份档案,忙打发人唤来骆筠英。书记在办公桌后椅子坐好,见一个肩下挎着手风琴,满面春光的小女孩,活活泼泼走了进来,对书记点点头嫣然一笑,留给书记第一印象很美好。书记满脸欣喜地示意骆筠英坐下,又倒了一杯热水推给了她,问过姓名和单位之后,又很不经意地拿出了公文包里那份很薄的档案袋,打开后抽出内页看了几行字,脸先是掩饰不住的惊愕,继而又是晴转阴,再是很作态的刷的拉长了脸,抬高声调叫道:“你叫骆筠英,一个右派分子,天天拉琴唱歌,好惬意呀!怎么不去劳动?!这是在抗拒改造!”6 _) ~6 F1 I/ }7 q# Q1 p% z
面对瞬间的白黑变化,骆筠英直觉得一颗惊雷炸在头上,一向对外界反应灵敏的她,顿时感到麻木,失去知觉,过了足足五、六个分钟,没待说话已是泪流满面,身子一堆泥般瘫在椅子上,嘴巴抽搐地一遍遍喃喃着:“我没鸣放过,没写过大字报,我不是右派,我不当右派,我是团员,党的积极分子啊……”& u' @$ L* _, F, A
书记似乎受到了女孩子哭的感染,没有了做作的叱责,语调声音平和地说:“我们这儿是改造接收单位,划右派是县里,看看你的右派处理结论,签上名字吧!”
2 I- l0 g3 R. y) j) w! g 骆筠英抽抽答答,用婆娑泪眼看了自己的“右派处理结论”:一页纸上记载那么三条,一条是发了布票,每人1.5尺,她接过布票后嘟囔一句:“做条裤衩也不够呀!”二条是看电影《白毛女》,几个小女孩在独身宿舍议论黄世仁霸道,她说了一句:“北方地主真可恶,我们绍兴老财没有那般凶的!”三条是一次气象站发工资,她瞄了一眼书记工资袋,笑着调侃道:“这也不算同工同酬啊”。给她上纲上线是反对诋毁计划经济和三大改造,美化地主,攻击干部政策。结论落款标明的时间,是书写者匆忙疏忽吧?!写的是她已经离开气象站,到农场报到后10来天的日子!这表明,是先给她处分,而后补写了材料是临时搜肠刮肚凑出来的,也暴露了这是县长逼婚未成恼羞成怒之下的“杰作”!! k T% j, D! e a, i
骆筠英在书记软硬兼施之下,泣声中签上了名字,当上一名右派。1958年初登记选民,她因为距18周岁还有5个月时间而未获得选民证,可她这个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右派制造者还是给她扣上右派帽子。她在追忆往事中说自己还算遇上了好人,那接待她的书记、场长,对她这个小女孩并没有视做敌人看,甚至因为她的存在,专门购进一些基本仪器,为农场也是为她设置了气象点,让她不丢弃所学专业。当然,右派帽子和那种政治气候。她能在农场做气象工作,离开农场就再没有这样机会,就是所谓落实政策之后,中国气象工作者的名录里,也出现不了她的名字啦!她讲,这是那个书记、场长左右不了的,但她忘不了那个人,还有出自那个人嘴里一句人性话语:“小鬼呀,你能知道吗?你离场购物,翻山越岭看电影,每次我都安排人保护你,你还是个孩子,一旦出事,我对不起你绍兴父母呀!”骆筠英在1962年摘掉了右派帽子,在未获准离开农场时,还是那个农场书记给她介绍个也是摘帽右派北方汉子做了老公。再后来,随老公在一座城市落了户,生儿育女,以干临时工收入艰难过日子,赶上到落实政策时,右派时的小姑娘,人已是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往事不堪回首,20年风雨冷暖,缺憾多多,心头挥不去的依然什么是右派?自己怎么是右派?罪遭了苦受了都能忍下来,只想能够得到两个问号可接受的回答,她说渴望再活几年,以听到历史公正的声音!
! K- ~% ]3 \4 Z0 ^0 s# V# j 蒋承贽:同样是怀有解不开同骆筠英一样问号的人。他籍贯广西,毕业于华中工学院机械系(今华中理工大学),统一分配到沈阳一所工业专科学校教授机械制图。他专业知识功底厚实,人又聪明,讲课利落易懂,深得学生欢迎;可他也有那个年代青年知识分子通病:对不用心搞学问而追逐热衷于政治运动,讲课教书不行而精于整人者,是一百个瞧不起,不顺眼,大鸣大放期间他在会上发言和所写的大字报,也全围绕这个主题。缘由是同他一个教研室有个河北籍年轻同事程某,二人一块分配到这所专科学校,年龄和所学专业差不多,又都住单身宿舍,业余时间相互请吃请喝,相处得到也融洽。1955年肃反运动后期,程某入了党又当上机械专业副主任,官脾气官架子日渐增长,对蒋承贽也疏远日甚。蒋承贽特别看不惯他常跑书记那儿搞汇报,也见不得他背课马马虎虎,却亮灯神秘兮兮写着什么。一次,书记找蒋谈话,批评蒋只是钻心授课,研究教案,讨学生喜欢,不关心运动,蒋怀疑是程某汇报的,彼此隔阂日甚,双方能说的话少了,对程某以副主任身份说的话也不太顺从,甚至时不时回击几句肉里沾皮带刺的话儿。1956年新学期开学一个多月,一部分学生上访不进教室要求换人讲程某的课,程某怀疑蒋从中作梗。1957年学校教师整风鸣放会上,蒋承贽发言时说:“有的青年教师入了党当上官,不钻研教材,编写讲义,读书进修,课讲得平平淡淡,学生不欢迎”。结论是“知识分子,当教师的,得重知识积累和传授,把书教好,把人培养好,个人心往这方面用,不能用嘴巴和汇报别人过日子……”。参加座谈会的程某,脸虽然说有些热胀,但已有些城府的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但内心觉得蒋的话是矛头对准自己,暗暗记下了这一笔时候到了要清算的帐!反击右派斗争运动开始了,教师座谈会不发言的程某亮剑了,他先是不点名批判白专道路是不讲政治,不讲政治就是资产阶级!再随后就是指名道姓揭发,批判蒋承贽,大有不抓蒋个右派心不甘之势!党委开始还没有整治蒋这个业务尖子的意图,可终架不住程某的烧荒点火,十数张一换的大字报,几天就是一茬,运动中都怕引火烧身,给蒋承贽右派帽子定了下来。1958年3月的一天,正指导学生在实习工厂劳动的蒋承贽,被唤到党委办公室,宣布划他右派,到一个代号工厂还搞机械制造加工,是有意还是无意补充一句:到工厂实际干个一年半载,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对以后教学更有好处,学校到时候还会去人接的。蒋承贽也没见到右派结论书,自己去宿舍收拾一下行李用品,将书刊、资料装箱锁好放到铺位上,一个小时后接送校长专车在楼下鸣笛,由他自己提一件,司机拎一包,坐车去了沈阳郊区23工厂。到了工厂,方知这座代号厂竟是劳改、教养单位!也看到了右派结论书:短短几行字“白专道路,成名成家,反对突出政治等等”。蒋对此结论根本没当回事,校党委可能也未将问题估计那般严重,都存在对运动很快结束的幻觉。幻觉被随后的事实击碎了,蒋承贽右派帽子戴了二十年,学校失去了一个想创造业绩的好老师。. J: s" Q; _3 B1 t6 `3 A
能坐上当时还很稀罕的小轿车到改造接收单位报到,说明人们的心里开始并没把右派看做是敌人,更不是那般不共戴天的敌人。同样,坐着学校院长小轿车去火车站右派专列的学生右派杨福林,也说当右派初期,没觉得问题会那般严重,也是一脑袋瓜美好憧憬。杨福林在1958年初还是大连工学院大二学生,是个喜欢自我表现的外向型人,做学生能真刀真枪参加运动,他感到够刺激的,整风鸣放期间他特别活跃,时常用从课堂上《科学社会主义》教学中学来的词汇批判别人,学院未全停课时,他有时匆匆整理完笔记和作业,就跑到自习室熬夜书写批判稿,他曾亲口对我讲,这类稿子他曾保留过,足足有20本之多!对运动的认识是,既能发言展示口才,又能练习用笔写言论文章,觉得是蛮好玩的。这时的杨福林,对这场运动走向,灾难性未来更没多想,批判会上慷慨陈词,会下在宿舍里,在饭桌上,同被批判者依旧融洽说话、来往、逗趣,还保持挺正常的状态,见不着那种剑拔弩张的样子,他万万想不到这竟会种下二十年恶果,甚至阴影要伴随终生!右派被集中遣送去改造那一天,校园冷清了,偌大的操场冷冷清清,过往者来去匆匆,没生气了,再不好玩了,他倒感到心里空荡荡的。当他正下意识在一个条椅子坐下时,院党委书记秘书匆匆赶来找到他,让他去办公室。这里他来过几次,有他熟悉的桌子、椅子,他拉过一把椅子刚刚坐下,一个他本来也算熟识的干事,板起冷落的脸宣布他被划成右派。杨福林不相信自己耳朵,也不认可这是事实,但从宣布者脸上怎么也觅寻不到这是玩笑!他还是存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故作镇静的说:“这样玩笑可开不得,别吓着我!大鸣大放我参加了,可那全是批判别人呀!我是左派,有功啊!”7 E& f2 a' {" h- s+ o# W* S
宣布者脸凝结冰霜一般,两眼直视着他,将一只手里的纸递过来,杨福林匆匆扫了一眼,是上纲上线扣帽子话,他说过也写过,但那是针对别人呀,现在拿过来用到他的头上!真应了那句算计到头反被别人算计之话儿!杨福林告诉我,那份右派处份书算是有点真东西的话,是说他同右派划不清界线,同情、关心右派。杨福林成了个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当时,大学校园里许多人对右派后果没预想到那般严重,更想不到会有长达20年的炼狱般生活,杨福林想那么多挺优秀的同学当右派了;也晓得党委认定是右派,讲什么也无济于事,也就一年,二年的事,认下来吧!杨福林的眼睛显露出无奈、茫然,很快被这个有过交往的干事捕捉到了,他换了一种口气说:“整风中你有时表现不错,组织已经注意到,一个向往,追求进步革命的青年,要经得住党的长期各种方式考验,就是当了右派,也应正确理解,这说不定也是种考验呢!当个好的反面教员,有时是一种需要,同样很不简单嘛!”这类论调,杨福林以前听过,也曾经学着说过,现在落到他的头上,理解又似乎理解不了。& }( H. [: F- \- n& V0 E1 B
人走还得走,学院大客车已送右派去火车站,大院里只有院长的轿车尚停在楼下,经请示可送这个漏下未走右派,几个人急急忙忙帮助杨福林打点行装,小车飞驰到了车站。车停在站台,见数十名右派正准备上车。有人注意到这个在大辩论、大批判会上,常脱稿洋洋几千字发言的同学,坐着轿车匆匆赶来,又见他背着行李物品上了火车,也就以为他是被学院委派做监视管理带队工作的。入教养院十来天了,见杨福林同大家一道睡马架子,在一块儿啃大饼子,喝玉米面糊糊儿,又认为是象下放干部那样同老右派“五同”呢!直到又是几天后小组学习会,教养院一个管教人员点了杨的名字,才知道杨福林这个公认的左派,又换脸是个右派!天气风雨无常啊!
4 |4 c( D& v% s3 g) [5 M* ^ 反右派运动初始,这种对右派还能给点阳光现象,在大社会里也是不乏见的,对普通右派如此,对所谓“死硬”者,也是没把事情完全做绝的。我的同班同学,是我们中文系最先揪出的右派之一,名叫叶棠生的,他是抗美援朝开始从苏北泰兴一所中学报名参军,后入公安干校毕业到吉林市公安局,1956年以调干身份报考大学被沈阳师范学院录取,此君个头不高身子偏瘦,尖下颏大眼睛,说话时习惯性眼睛鼓圆瞪大。他冬天着一件深兰色斜纹布衣帽连在一起的大衣,当时俗称做棉猴者,虽然此时他已经在东北生活了几年,还是不能适应这里的寒冷气候吧!他穿这大衣从深秋一直到转过年四月春天,时间跨越秋冬春三个季节,有的同宿舍同学戏谑说他是租来的衣服,不赔本。叶棠生性格内向,不善交往,既或班团支部过组织生活也难得吱一声,例行的周六舞会未见他参加过一次。他表现得很孤立,又似乎习惯和陶醉于这种自我封闭,一些同学视他为不是另类的另类,这也许就决定他随后的命运吧!?叶棠生具有公安干校这样专业学历,但读中文专业不少基础课他知识面还是薄弱的,可他又不象有些同学在自习室深夜开车那般追赶,学习成绩一般般。这个人有个长处是善于思考,他轻易不说话,说话就能讲出一些不跟时髦,气候的思想观点,这又是他不被班级党员、团员同学所接纳的另个原因吧!?苏联赫鲁晓夫做关于斯大林问题秘密报告,内容他比我们知晓得多,但会上比我们这些知晓少的人讲得话更少;1957年初,他又从外语系高年级同学手中借来南斯拉夫驻华使馆邮寄介绍其共产主义运动理论观点小册子,多数传看者跟风说些报章上的官话,而他在分析共产国际问题上,比我们深刻得多。整风运动开始不久,沈阳师范学院学报上,刊载了学报专职编辑黄振旅、院团委书记张百生在座谈会发言的全文,后又经过整理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做题目,由“沈阳日报”全文刊载。文章公开见报后,全国揭批右派“罪恶”活动也大张旗鼓展开,张、黄的《新课题》一文,立即成了大规模“围剿”对象,很快定性为右派向党疯狂进攻的大毒草。在对张、黄《新课题》围剿初始,叶棠生在会上发言时,批评了《新课题》一些观点,也支持了某些意见,比如他认可肃反扩大化观点,他用自己亲历、亲闻、亲见事实,证明肃反存在扩大化问题,还超出张、黄文章,提出“扩大化”后遗症问题,说运动造成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虽然说后来对众多人是一场虚惊,但存在于内心的恐惧和隔阂是短时间内消除不了的。对《新课题》谈及统购统销侵犯农民基本利益,致使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他表示认同,又举出所见所闻例子,肯定和支持了张、黄观点。叶棠生赤祼祼的表白观点,很快遭到了我们班和同年组的联合围剿。可是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的观点不为压力、威逼所动摇。有一次,我们去阶梯大教室的路上相遇,他瞅瞅我,我看看他,彼此惨淡的相视一笑,他象有意又似无意地低声说:“政治运动是烈焰,大家都在一块秋天的荒原,今天烧到了我,你也别太高兴,也许明天就烧到你”,他诡谲一笑,淡淡地说:“我17岁响应号召,放弃即将毕业的证书和去上海升学机会,参军又进入了公安干校,破敌特险些丢了命,说我骨子里反党!?只有天知道啦!”一时我很茫然,他真是敌人吗?!: @! `2 K" v9 a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又召开了同叶棠生的所谓辩论会。辩论会形式是彼此都有机会发言,双方均可谈观点,但到了1958年初春,基本上是批人者轮番上台狂呼大喊扣帽子,被批者还得说话,可说不上两句就被打断,如此怎样称呼“辩论会”就不好说了。这天,学生党支部组织两个班的学生,选择园白楼一个供上大课的教室做会场,用十几个课桌拼成了台子,台上有个桌放麦克风。辩论会一开始,七八个人围着叶棠生喊叫的、叱责的、诡辩的,小话筒被夺来抢去,谁讲个啥根本弄不清,全是只言片语,支离破碎,弄不清完整意思,叶棠生也说着,嚷着,原本就没变过味的泰兴话,就更叫人听不出啥意思啦!那会儿,我看得真真切切,叶棠生那张脸煞白,眼睛鼓得老大,当时辩论会还允许退出,他好象要从桌子上滑下来离去,可是被人察觉遭到阻拦,有人从背后拽住他的棉猴帽子,他趔趔趄趄被逼回到台子一角,有人指他鼻子,有人在他眼前攥着双拳,继而推推搡搡,拥来拥去,此刻他象一叶小舟在惊涛骇浪里被涌上抛下,挣扎苦挨。一个性格内向的人,特别一个青年,有时会象牛一般不计后果犟起来,他扬起瘦弱的胳膊,左右前后抵挡着,碰撞着,当然他是被伤害者,棉猴帽子被撕开,后襟露出了人造毛,突然一个大嗓门喊起来了:“右派叶棠生打人了!”又有几个人跟着嚷:“叶棠生打人啦!”这种制造、加害被欺凌者的行为,那些年社会早已有之,这样闹剧在一个大学学府竟也上演啦!
' x( [1 u( O/ n. Z) p0 H 辩论会开不成了,竟戏剧般演变为所谓打人,小羔羊被说成了会吃群狼魔羊。此时,叶棠生还只是系总支上报而未得院党委批复的准右派。突然又升格为打人的刑事犯,破坏反右运动的现行!有人跑出给沈阳北陵公安派出所打电话,不大会儿来了两名警察,将叶棠生五花大绑起来。他再没说什么,只是瞪着眼睛,一口口喘着粗气。叶棠生被警察左右押着,一步步向大门走去。头扬着,嘴闭着,眼瞪着,他没有服气!三月的沈阳天还是冷的,他着的依旧是已不完整的棉猴,帽子已无法戴上了,象一块残件搭拉在头后边。
; ]7 E5 H# w- c 后来再没听到叶棠生的消息。右派是在名单上有了,人见不着也不用继续批了,反正右派不乏后来者。我们同学一场,可以说他除了内向和性格执拗,善于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外,绝对不是社会主义敌人。他给我做的谶言倒挺准,我这个交心运动被肯定,又报名上山下乡者,在他被抓8个月后,还是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叶棠生的躲避,抵挡被说成打人,判罪也就三年五载,但估计不会放过他的右派问题,既或判了刑,右派帽子还会在刑满释放,继续戴上十几年的。3 T6 O4 {3 l3 ~
我个人右派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时代特征,和具有人们相类似心态的。1958年12月8日,相距我21周岁生日还有10天,这是个永远铭记于我心中最沉重的黑色周一。我在1958年4月底,离开了就读的沈阳师范学院(后为辽宁大学),名义是实习,实际上是顶替辽宁省各市、县中学校反右派后被抓走右派教师留下的空缺位置,做实质顶岗者。我曾和同年组几名男女同学,以能主动申请赴远离铁路线上山下乡者,受过台上戴红花的表扬,又说我是向党交心的好典型,去的地方是还不通火车的新宾县,安排到新宾一中。报到后我被安排给初、高中毕业班突击补讲汉语拼音,没有正式教材,须编写油印讲义,我起早贪黑做了,送走了毕业班。这一年新学期过了两个月,学校开展拔白旗活动,我这个经历过鸣放、写大字报、交日记交心等等运动,这个新运动将我“坎”在了门外,一些人把传授语言文字知识的语文课,定位是思想教育主课,我入校前有个内部处分结论严重右倾,中右也,说我到新宾一中依旧走白专道路,专心业务,啃书本,思想有很大问题,公开在我面前讲:不配教语文,改行教了几个班的地理,或以副班主任名份带学生上山助农薅草刨地瓜割稻子。抓我当右派那天早晨,我鬼使神差的没有走往常去教室的红砖甬道,而是绕点小弯从教研室墙外插过去的。一走进教室,只觉得齐刷刷站起来的学生,比平时似乎更为安静地注视着我,使我倏然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诧异,按惯例师、生道完“老师好”、“同学好”,我刚刚说过“请同学坐下”,一位从朝鲜前线归来裁兵安排到这所学校教体育的李姓教师,竟没敲门连招呼不打走进教室,脸上是一片木然,却故做镇静地以浓重湖南腔调说道:“张老师,刘主任找你,立马就去!”& G- q1 ]5 I' O/ I0 [6 y
这是我学师范专业当了半年多的教师,做了一个字未来得及讲“最后一课”!刘主任的大名我已忘却,但记得他的行政职务是这所中学总务主任,人人也就用主任职衔称呼他。他是中共党员,党内职务是校党支部组织委员,组织委员今天看来算不上官职,但那时可比总务主任远为人所看重。我一踏进他那间不算明亮的小屋,一股浓重的旱烟味和潮霉气扑面而来,是头一次来这屋子,也顾不得这些了,见这个平日就不苟言笑,总拉着长长驴脸的人,此刻正襟危坐,肌肉僵硬板着脸,眼睛寒霜般盯着我,大眼皮眨吧一下,我已预感到了凶兆,后脊骨打个寒噤。还没待我开口问话,他那张烟渍黄牙大扁嘴吐出冷飕飕的一串单字:“经辽宁大学党委和铁岭地委批准,划你右派,送工厂劳动”。我的命运就用这23个字钦定了,没有在当场给我看右派处分结论书,更没讲是送劳动教养,一个“工厂劳动”,包装了一段险恶未来!
m6 M1 [( X) x9 ^# c 在此之前的八、九个月中,我先在沈阳师范学院本班内挨过批判,也几次违心的上纲上线给自己扣过几顶帽子,离开学校后已经定了个严重右倾结论。分配到新宾一中又赶上拨“白旗”运动,老帐再次被翻弄出来,我又一次被逼承认有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走白专道路,追逐成名成家,是白旗,但被划为右派还是始料不及的。从个人思想看,我没有一丝一毫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主观意识,顶多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某些社会问题和百姓心愿谈些观点罢了。我所以从沈阳师范学院系总支定的严重右倾结论,升格到极右,除了辽宁省委在反王铮、杜者蘅之后要补抓一批新右派这个因素之外,还可能有两件莫须有家庭成份根源起了作用:一件是左派围攻让我深挖反动思想根源时,我自己受到推论说的“忽悠”与心理暗示作用,被逼无奈自己给自己挖个“陷坑”:一讲曾祖辈在东辽县二道河子小街有果点铺等买卖,有几十间房子,只是日本人占领期间被烧了,家庭经济败落了,土改时定成分为市贫。自我剖析说这样破败小业主、小资本家家庭,对我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有思想根源的;二讲有个伯父念过伪满洲国法政大学,当过法官,自己父亲也去日本留过学。按形式逻辑推理,这样背景、血缘,我思想反动再自然不过啦,也为想给我戴资产阶级思想、白专道路,甚至扣上右派帽子的人,深挖阶级根子找到了确凿依据,戴右派帽子我是跑不了啦!直到1980年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恢复了实事求是,有一次听参加对我伯父历史调查人员讲,我家经济最兴盛时期,也仅开过有几个伙计的糕点铺,铺子后面有几间家人与伙计的住房,根本算不上有钱户!伯父念书报考的是公费大学,在伪法院任职只是个书记员,是爷爷为装门面吹嘘成法官的,小街人也就传开了;我父亲念的同样是公费师道学校(师范),日本人为培植笼络这些学生,毕业前全给一次去日本学校见习和游玩机会,根本不是什么留学日本。另件事儿,是我那位当过书记员的伯父,先于我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和右派,被关押到监狱后,因为吃不饱,狱方又允许向家人索要钱物,给我写过求救信,我给寄过10元钱。阶级斗争年代这类信息是相通的,很快反馈给我所在的新宾一中党支部,被认定我同历反、右派伯父有密切往来,没划清界限,我应该划成右派。5 H+ J4 O- |: D
刘主任宣布划我为右派,并立马送“工厂劳动”,我在一瞬间觉得大脑丧失了意识,脚站不稳身子挺不住,过了足足五、六分钟,才算回过神来,思维和言语表达简直同平时判若两人,连至关重要的为啥被划右派都没问,倒提个今天看去很好笑的问话:“对右派处理,不是说可以自谋职业嘛?!我要求回家干点啥……”, w7 z: |% E+ Q/ Q8 ~$ e) o9 a8 W# [7 z
“不行!”刘支委连想都没想,立刻用二个字做了断然性回答。不容我再说话,也不提让我在右派处理决定书上签字,只是用两眼狠狠地盯着我,足足过去了两、三分钟,还是面皮紧绷,语言阴冷补上了一句:“你的思想很反动,根本不适合教书,去工厂接受工人监督老实劳动吧!”说完,他抬起屁股站到北墙一小窗户前,背对着我叼着大烟斗吐雾观山景去了!我还是麻木,痴呆呆地立在原地,一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的样子。突然,从我身后传来声音不高挺和善的说话:“去吧,到工厂劳动一年半截,还是可以回来重登讲台的!你热爱文学,喜欢写作,到工厂劳动能有机会体验生活,对你未来生活历程,搞文学创作是会有很大好处的……”从语音听出是校长赵颖超在说给我,他的话我听得进去,感觉有种温暖的人情味,没有对我的刺痛。我猜想:他对我这个建国时戴过红领巾,上中学、到大学没离开校门的学生,在风雨中被打成右派,视作敌人,有他自己的思考吧!?为验证这一点,这里提前说一段几年后发生的事:1962年我摘去右派帽子回到故乡辽源,曾接到在沈阳一大学做党群工作堂姐一封要我看过烧掉的抄件,抄件是说统战部准备给一些申冤右派“甄别”。我立即写好申诉材料,匆匆赴新宾,赵校长出面接待了我,接去我写的要求“甄别”书,表示给我向上递交,还给我安排了食宿。我从新宾返回家后,接到一个同学来信,说他跑上面也递交了我写的申诉。“文革”后右派问题大改正,我再次去新宾听说他复出不久去外地开会,而未相见,人们还讲给我:“文革”揪斗当权派,他因为给我递送要求“甄别”材料,多了一条“罪状”是替右派“翻案”,挂牌戴高帽游了好几天街……随便也补叙一下那个刘主任,他可能因为打“右派”有功升到朝族中学当了书记、校长,这个饱享“左”甜头的人,“文革”中因涉及一段日伪还是国民党时的历史问题,遭到比他更“左”的小将们的揪斗,不知他是挺不住“折磨”,还是小将们的有意,竟大头朝下坠井丢掉了命。
# O2 c! T, |' ^) W) ? M! { 接续前文。过了几分钟,年轻的王姓校医,李姓体育老师,走进屋说汽车票买好,刘主任又是几个字:“带他走!”俩位老师陪押我回宿舍,急匆匆拾掇完东西,赴汽车站、转火车,到了本溪。到这时,我才知晓我来的是什么工厂?!一块干活的是啥群“工人”?!在“送”我的俩位老师完成任务回去后,也有机会看到定我右派书面“罪状”。; r* m, {. c/ K6 j' j4 C+ p
我立在一个瘦长窄尖脸人桌前,见他用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一会儿,随后低下头刷的一下将我的档案袋撕开,抽出最上面的一页纸看了起来。先见他的脸板着,继而腮帮子肌肉回缩抽紧,过了三、四分钟吧,就在我精神一走神的瞬间,一个审问式声音响起:“你叫张今嘛?!站过来!”我在回答过“是”之后,怯生生的向他桌子靠近了一步。
9 D( K) r; b3 F/ c; V+ V d) l “过来!”他狠狠地打量了我一眼,眉头向上一挑,腮帮子鼓了鼓,又继续翻看我的档案,突然间他猛地扬起头,目光里透出一股杀气,比批斗会上我见过扯破嗓子的打手们声音要低得多,但语调凶狠度可要大,用令我脊背发凉的词汇说:“好啊!小小年纪,竟敢反苏、反毛主席文艺路线,真是反动透顶!”说罢,将一页十六开的白纸推向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吼道:“快看,写上你的名字!”& a: ?& S9 E, l8 h
这是篇只有500多字定我是右派的“罪状”材料,写我出身于没落官僚房产主家庭,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念书走个人成名成家白专道路,利用党整风机会,在座谈会发言攻击一边倒,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关系。事情经过是:1957年5月份,在我们班级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轮到我发言时,想说点同前面几位同学发言不一样的东西,就将前不久报纸一篇通讯拿出来加以发挥。我说:“文章介绍哈尔滨亚麻厂机器是苏联老大哥从他们工厂拆下来卖给中国的,记者还写了个细节,说机器是按照苏联女士身高设计的,中国女工个头矮得站在小木凳上操作……” 我就依据这个进行了发挥,说政治上国家可以一边倒,经济上要自主,那个国家机器适合中国实际情况,价格又能便宜些,就买哪个国家的。同样作为我一贯反苏的佐证,还有1958年学院开展向党“交心”活动,我被逼迫交出了日记,“左派”在某天的日记找到了这样一段话:报载民革龙云建议:延缓偿还用于抗美援朝购买苏联的枪炮钱,这看这笔款子根本不该还,中国出兵死了几十万优秀儿女,苏联拿出些弹药武器合情合理,都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嘛!所谓说我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也源自我的日记一段话,那是我对《人民文学》时任总编秦兆阳文章《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的想法,我写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别于战争年代,文艺作品是要继续写工农兵,也该以正面形象写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阶层,尤其不该把知识分子只写成工农兵对立面的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类陪衬者……而给我看要签名右派“罪状”纸上,多为断章取义,批判会上的上纲上线的语句;有些东西甚至搞得我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来处,还有不少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栽赃陷害等不实之词。我这个人不写“顺口溜”,处分结论书也写上了,我清楚记得那是在新宾一中教师拔白旗会上,一位王姓老师自我检查说的,竟凭空想象加到我的头上了。此时此刻,才让我切实领教什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啦!5 d5 ` U, v" f+ }3 `
一个人的忍耐度是有限的,我感到周身血液全涌到脑瓜门,头一下子胀得老大,此刻脸色一定很难看,但我还是努力压住怒火,控制要爆发出来的气愤,嘴唇哆嗦但却平和地说:“这份结论材料里面的话,有的我没想过也没说过,怎么也加到我的头上——”还没等话说完,这个长脸瘦高个霍地站了起来,“拍”地拍了两下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这个东西胆敢不认罪!?我警告你:这是教养院,是监狱,是专政机关,你若坚持反动下去,我就送你去劳改!”+ w& H& ~5 O2 H* }1 e0 o
我被吼得说不出一句话,眼前闪现出刚刚见到冲锋枪口下那些兰棉袄、灰棉袄,后背前襟写有“犯”字灰头土脸面孔,我还是怕了,自我矮下来了,身子僵尸般硬挺在那儿,我觉得此刻自己眼珠子都不转动了!又过了几分钟,泪水不知怎么淌了下来。我这个人自念高小起,无论是悲痛还是感伤,在人众场合就是淌不出眼泪。高小毕业那年,祖父去世全家送葬,堂兄堂弟全嚎啕大哭,可我很想哭就是流不出泪水。我摘掉右派帽子回家当临时工不久,受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的父亲中年就匆匆故去,后来母亲也去了西方另个世界,我知晓他们夫妇双双早逝。同我的不幸坎坷遭遇有着直接关系,况且对我又极关爱,他俩故去时我还是淌不出眼泪。这倒不是说我是如何刚毅,是什么有泪不轻弹的丈夫,只是当人面泪腺就不听从控制了!可我在没有他人时看书动了感情,泪腺又会不自觉流出泪来,自己要遍遍抹拭,而这回,我流了那么多无声泪,想止都止不住,究竟为何?是冤屈?是恐惧?还是凄惨?我也说不清楚!) u) h& L/ r. d) [
就在我发蒙,心碎的时刻,另张桌子坐着那个年龄大些有点象官样子的人,用平缓一些口气对那瘦长脸又象说给我:“给他一张纸,把意见写下来再签字”。我弓着身子趴在桌子一角,心急火燎地写上了意见和需剔除的内容,签上了自己名字,还自信能够起点作用呢!20年后所谓右派大改正,当我再次有机会看见那篇“罪状”,并亲自见一篇篇检查,自我批判什么的送入炉火中,可就没见到我写改正意见并签了名的那页纸!?这也毫不足怪,在法律遭受践踏的阶级斗争人治年代,讲上一、两句为大社会,为普通老百姓有利益的话,撞上了阶斗争那根神经,就可以由一俩个人,一个小小科股级单位,表个态盖个章,昨天的好人今天就能变成右派,送去监督劳动或强制教养!用不着办啥手续,能从教养院把人转到劳改队!说你是黑是白,是人是鬼,完全是上牙对下牙,信手涂鸦之事。个人申诉,更正意见,纯是白费时间和消耗细胞!可能如同当年一个右派对我讲的,你以为人家当回事呀?你前脚一出屋,已经撕碎扔进纸篓或去厕所当揩屁股纸啦!唉唉,现在回头追忆往事,看我傻得多么可笑,要比黄口小儿还单纯!, n3 x6 A& o2 w& ^
当年,一个普普通通知识分子,就这般轻而易举的当上了右派,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得之易去之快。善良的人们在打右派初期,普遍认为“右派”被整两、三年也就没事了,随后的事实推翻了这个规律,当了“右派”就有了“紧箍咒”,你诅咒自己也好,洒汗水劳动也罢;是头上有“帽子”还是无“帽子”,在举国大唱“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歌声中,“紧箍咒”是越箍越紧,被打倒了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不少右派因“经济灾害”,从集中性质的公安部门监管,转化为社会群众监督,要做苦累粗活的临时工,什么人都能支派你干这样做那样,被视做低人几等,成了社会的贱民群类。有个名孙庆成的人,1955年从东北水利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省水利部门驻市的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做定额业务。上班任职后,他注意非党工程师行政职务是副站长,可每每说话不好使,没人听,时间久了,这个工程师干啥都越发缩手缩脚,遇事表达不了个“是”还是“否”,缘由俩个党员技术员台下说了算,工程师同意办的事儿,没有他们点头会泡汤;工程师顺着他们意思干了,一旦出点小小差错,就会散布工程师是“窝囊废”,只会吃“统战”资格饭!1957年大鸣大放会上,孙说党员技术员得尊重党外工程师,不能太盛气凌人。这个发言,在大抓右派时,被说成不要党的领导,同“党天下”论相呼应,也就把他打成了右派。初始,他同众多右派集中水库工地推独轮车,挑土篮子,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水库下马了,就让他戴着右派帽子回家乡自谋职业。一开始得到消息说让回家,他还真很高兴,认为凭自己技术,老老实实干活,管住眼睛啥也看不见,封住嘴巴不多说话,吃上一口太平饭该不会有问题的吧?!
8 E/ F. {4 ?# z1 n2 c9 [3 l 随后的岁月表明,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靠劳动、用本事赚钱吃饭,是不容易做得到,太艰难了!磨炼皮肉的累活,脏活可以忍受坚持,那种无休止的运动活靶子,做某些人往上爬的肉梯子,甚至是出气筒,可能当得就不是那般轻松!孙庆成刚回家,面对卧病在床又没啥积蓄寡母贫困日子,生活逼得他到家第三天就出去奔波生计,还算庆兴的是一个初中时同学在一处建房工地当工长,又有使用临时工权力,老同学给他安排个材料员,定额员活儿。孙庆成知道自己是啥身份,平日里就是干自己的活,很少同别人说点什么,日子还算太平。后来,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风也刮到城里,人们凡事要用阶级眼光来审视,有人指责工长:“用个右派临时工做定额员,阶级斗争观念哪去啦?!”终于有一天,老同学一脸无奈的对他说:“我挨批了,定额员做不下去了,下工地挑砖或做拌灰土工还行”。他下工地做了力工,为了能买米买煤吃上饭,这个戴着啤酒瓶底厚近视镜的瘦高个,跟人家一道挑砖、推沙浆车,大白天干得还可以,到了晚上体力就算可以坚持干,而视力就不太济啦,跌跌撞撞摔了自己不打紧,若是碎了一车砖,恐怕会上纲说是搞破坏,寻思起来叫人心里发怵,继续在建筑工地干活显然危险太大。因为家那所小泥房距离火车站很近,于是就凑钱买了台旧手推车,避开白天打击单干的检查人员,早早晚晚出车给旅客运些零担小件,一天下来能有两、三元的收入,比做力工多些而且是现钱,维持娘俩基本生活还没啥问题。到了文化大革命要铲除资本主义毒草,早几年对个人推小脚是睁只眼闭只眼现象遭批判了,普通市民不允许个人干了,头上有顶右派帽子的他更不能推小脚了!孙庆成被归拢到刚组建的居委会的手推车队。因为他是右派,是派出所掌握的“重点人口”,自然在街道、居委会里也是“另类”,派活时装卸便捷道路好走的给基本群众,脏差重活计又得行走沟沟坎坎路则非他这般“另类”莫属。至于派出所、街道等定期或临时要派的“义务工”,也就由“另类”全数包下来了。此时,已戴右派帽子近10年的孙庆成,早已接受并习惯了这种种,变得麻木的神经不再有什么怨和怒!“另类”们这边认了,可革命群众似乎感到火候还不到,压还在增加,恼人烦人的事儿总是剪不断理还乱。比如周三下午读报搞大批判是全民性的“雷打不动”,基本群众的大嫂们坐下来就会拿他们做靶子开涮,进耳朵的全是磨磨叨叨翻来倒去的车轱辘话,烦人闹心全得听着,不能流露出一点反感性情绪。倘若临时来个活,特别是出力没有进项的义务劳动,“另类”们就得推车走了,若是干活能避开烦人的“磨叽”,倒也是“另类”们的享受和解脱,这种“便宜”是捡不到的,学习钟点得补足,基本群众是白天不干活学习,他们“另类”则是白天干完活晚间补上。因为是“另类”,多干活还得要同“大嫂们”同工同酬,每个工日是1.32元,这是社会标准女工价,而不是男工最低价1.57元。钱少赚,活多干也罢了,“另类”们周围总有好事者的眼睛盯着,这着实让人反感。有一天,开完资又派孙庆成去做义务工,他推车路过一家副食店,见到市面上卖有就那么一种的黑月饼,就拿出二两粮票花四角钱买了两块,边推车边狼吞虎咽般往肚里送,偏巧让给孩子送奶的同小组一个“大嫂”看个正着,不知是批判会上发言真没素材,还是敌情观念忒强,在又一个“雷打不动”的周三学习会上,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给揭发出来,那大嫂指着孙庆成的鼻子,吼道:“革命群众也得八月十五吃月饼,你老孙是个右派,配随便吃月饼么?!你这是不好好改造,是资产阶级贪图享受,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是到了今天,孙庆成回忆这起花自己粮票自己钱,买两块黑月饼,竟遭到两个小时的批判,很是不解,心里很是难受,右派的日子咋这般煎熬!?
: w! `5 ~+ Q* R* A" g c 我摘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后的日子艰难、坎坷,同样证明右派摘帽子并没象给你戴帽子人所说:有个一年半载运动一过,啥事都会恢复正常,回到人民队伍有事可做,有职可任,实际是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右派的日子是每况愈下,步步有坎,紧箍咒越勒越紧。我被宣布是右派,到本溪劳动教养院方知晓是“开除”学籍,开除公职的“双开”。1961年10月初我摘帽子解除教养,按“双开除”回新宾返“辽大”全已没戏,经父母向我一位时任公社副书记的远房舅舅求情,由他出具一张可给安排工作的信函,我获准回到父母身边辽源市。安排工作还没有那档子事,是为了达到不在本溪劳改企业就业而设计的谎言。我回家后在家呆了一个冬天,过了年那位舅舅给我找了份替班休产假的代课教师工作,工资只给22元,比劳教时还少了10元,但这还是令我们举家喜出望外,我更是高兴异常,终于有份工作,经济上不再啃父亲那点可怜收入了!. d( s! q# | e2 ]/ q
上班后,我内心默默约束自己不乱说一句话,不走错一步,认认真真给小学生们上好课。那时候,公社完全小学师资还算挺不错的,但骨干教师学历也只有初师、初中而已。我这个念过正规师范学院的大学生,还是颇被一般学历低又有点上进心的年轻教师所敬仰和尊重的,对他们有些把握不准的字词问到我时,我总会耐心的给做些解释;晚上没事时自己在汽油灯下看书,也是在鼓励和做榜样让他们学习,反响还是不错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证明我太天真、太幼稚了!几个月后公社一把手李姓书记调走又来个吴姓书记。我那位没念过几天书农民出身的远房舅舅,同念过初中的吴姓书记,做人做事工作思路、方法可谓迥异,堂舅多数时间喜欢在生产队田间、炕头,乐意和一般社员泡在一起琢磨多打些粮食吃饱肚子,个人行为举止从说话、到穿戴、吃派饭,同普通中年社员没什么大两样;而对大批判,办这个那个类型阶级斗争学习班,讲得话少又缺乏热情。而吴姓书记曾在县组织部门当过科长,会写更会讲,更为重要的是挺能适应阶级斗争大气候,跟得紧也有些招法。这个人乐意坐办公室听情况,做电话指示;下乡身着雪白衬衫,头顶宽檐白细布大凉帽,骑着一辆锃亮飞鸽牌子自行车。每到个生产队,不摸锄头不碰镰刀,喜欢开会讲话,逢会必讲的是注意地、富、反、坏、右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新动向。二人对社员态度绝对不一样,一个是平等相处,说说笑笑,谈种田唠打粮;一个是居高临下,板脸训斥,讲阶级斗争。时间也就两个月吧,二人矛盾也从暗憋升级到公开化,书记整副书记容易,但往死里整就得下重拳,从工作方面找不出什么茬,此人就使用了阶级斗争年代最重的杀手锏;一次党委成员民主生活会上,吴姓书记说我那位副书记舅舅阶级斗争观念模糊,同社员拉拉扯扯,特别是安排右派外甥教书,又剖析道戴帽右派与摘帽右派,本质上是一个样,都是危险敌人,将一个凶恶右派安排做民办教师,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阶级观念哪去了?!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阶级斗争为第一位的年月,这可是置任何人于死地的利刃!堂舅已承受不了这类政治性大帽子,到我家讲了党委会上遭受攻击的情况,明白告诉我父母和我他实在无办法再继续让我当民办教师了。我被解职回家,按当年的户口制度,我的非农业户口落到了公社,再迁回城市须有准迁证,此时候城市正往生产队压缩人口,我一个没有接受单位的右派,户口既从公社迁不出来,也绝对在城市落不了。我没办法又回城“啃”父母,成了个无户籍的“盲流”。我人回城的头一年,挺有点“人缘”的舅舅,通过关系使我在凌云公社粮食供应站还能得到些关照,每个月还能领到27.5斤成品粮定量份。包括三、二斤细粮及二两豆油量。这期间,吴姓书记发起的“内斗”并没因为我的离去而平息,他获悉我还有个户在人不在的问题,在一年后户口年度复查时,他亲自过问,我的户口被注销了。我也成了个不被社会承认而事实人还活着“黑人”。一个城里生活的人,没有户口就难找着工作,还有时时被派出所搜查进去的可能,尤为列为头等的大压力,是没户就没有定量粮食供应。当年,黑市一斤粮票一、二元钱,一个重体力劳动力工月工资40多元钱,干上一个月活收入不够买黑市粮票的呢!况且,我还没有相对稳定些的工作,从1963年末起,我连续三年多没有自己一粒量供应口粮份!只能从父母亲和妹妹三人的定量口粮中硬挤,那是个任何一个人的口粮份只能勉强填饱自己的肚子年月,我家有口粮份的三人定量都很低,三个人的粮份四个人均摊,也就谁也不敢往饱里吃,特别是父母,总是饭里兑水,吃点就把筷子撂下。为了补上一人口粮份的空缺,就是多吃北方的土豆、萝卜、大茄子,到秋天生产队收割庄稼后,去苞米稭子堆里翻几穗失落的小个瞎苞米,或地头地尾捡几株豆荚,而干得最来劲儿是去地瓜田犂杖翻垅没走到处寻遗下的地瓜,小手指粗的,半截的,全拾到袋子里,捡到一个三四两重的大地瓜,那高兴劲儿就甭说有多大啦!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两、三个月,受我株连本来学业极优秀的妹妹未能上大学念书,在派出所帮忙清理,登记户口,慢慢同户籍民警熟悉了,以人在说明户籍不能落啥因由后,给办了个临时户口。所谓临时户口,就是一个被认可有半个居住户籍身份了。户口样式是打字油印小纸片片,大小为64开对折,持有这个小纸片可在每个月初去粮食局供应科批正常市民一半的口粮份,即单月13斤,双月14斤,相当于三周岁小儿的定量。开始还能享受到一半标准细粮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细粮和油份就取消了。就这么个能吃上半份定量粮的临时户口,还株连位经办于姓民警,此人是工人身份调入公安系统的,因为他给我办了临时户口,清理公安队伍时被赶回工厂又当了工人,这是后话。我不认识这位好人,但我还是感谢他。时间到1970年底,我找了个长期临时工工作,娶妻有了儿女,又托人帮忙,从凌云公社派出所开出户口注销证明,干临时工的单位出具我是长期临时工的介绍信,时间跨越6年多,我方有了城镇正式户口,吃上了市民27.5斤月粮食定量。因为是右派,又连续有好几年,享受不到细粮定量份;我那个受我株连没念上大学的妹妹,一旦在社会上受点气,难免又要在这个课题上抱怨我几句……
- N5 S/ \; q/ }4 E 右派能够谋得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劳动岗位,是另一个难。我刚刚从凌云公社被撵回家,心里还怀着初入教养院听管教干部训斥与教育我们挂在嘴边的话:“摘帽就能归队,归队就是好人”的美好憧憬,或亲自去统战部,或给上级部门写信,希望得到一份工作,所见到的是礼貌又有分寸接待,收到名字后面缀有“先生”的回函,让你去当地劳动部门联系,看不出错误,可又啥问题解决不了。这里也对“先生”一词做个注脚,“反右”后不久,最高权威曾把“右派”称做“先生”,反面教员也!再以后,下边人也沿袭这个称谓,给右派答复件信皮上,每每名字后缀上“先生”一词,“先生”有个不标明的引号,实乃“右派”也!我曾经去过教育局要求谋个代课老师位置,当谈到我曾就读过的学校,面试我的言谈,也曾经使接待者产生兴趣,可是让我填表写简历,一见到“摘帽右派”四个字,见他们会陡然间色变,说上一句回去等待吧,待你再去叩门,回答是:“我们不缺人,有空额时再通知你”,此后也就永远无下文啦!再往后,经人点拨和找工作种种历程的启迪,我也学着编假的个人历史故事,最最要紧的是得隐去当“右派”那一段,常常编的瞎话是大学在大西北念的,水土不服老是生病;或讲双亲年迈有病,在那边工作照顾不了老人又调不回来等等,好在那个年代真有这类实事,一些没有名气又缺教师的学校,还真听信假历史使用过我:我被刚刚成立的农业中专所聘用,还拿到了月45元的代课老师最高工资,我虽然也怕西洋镜被戳穿那一天的到来,但人生活无招时,侥幸和赌一把的心理往往会占上风的,我走进了那所在城市边缘新学校。我努力备课、讲课,特别注意给基础知识参差不齐的学生传授基本东西,我很卖力气,也获得这些来自农村青年学生的认可与赞许;我也想用自己的勤奋尽职来感动校方领导,以求一旦事情败露别使我太难堪!尤为重要的能够延缓真相大白的到来……人的生命经历中,恐怕都能有这样体验:越怕的事儿,偏偏来得越早,我这样干了三个多月,有一天同为代课教师的赵女士孩子病了,她临时借住学校一处空闲房子里,我上完一节课夹着教案去她住屋,想表示一下对她们母女慰问之意,推开门走进屋,见到除两位本校代课教师外,坐着的另个人让我好惊骇,那个人是曾同我谈过一次话的凌云公社文教助理张某,我被驱逐出该公社学校他当然是清楚的,他也自然认出了我,我很不自然地同他打了一个招呼,也注意到他脸上闪现的疑惑和茫然。此时此刻,我怎么也掩饰不住那种做贼心虚和被抓现行的尴尬,说了几句话就匆匆逃开了,我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傻在了教研室,直到铃响有人提示我有课,我才匆匆站起走进教室。这堂课我讲些什么?怎么讲下来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看见学生的脸面一片愕然和对我反常的不解。事后听教土壤学的另位代课教师到我家讲,我刚离开那个张助理,他就问有妻侄关系的女老师我是怎么来的?学校晓不晓得我是右派?又讲了我是怎么样被凌云学校清除的,为了表示进步,能使代课转为正式,这个平时同我还算有交往的女代课老师,立即向校领导做了汇报。 l0 [+ b! I5 c1 C" W- d9 z- D
次日,农校领导没让我上课,叫我到他办公室谈个人怎么回事,我知道不能隐瞒了就做了如实交待,还寄希望他能让我再干个阶段。待我交待完并表示悔恨时,他说上级已经给学校安排了新的教师,不聘我继续代课了,除了给我个台阶下外,还让会计补了半个月工资,就这样我又一次结束了代课教师生涯。
9 ?* \0 \4 ^, u: L3 f. h' c 自那一天起,我再不敢冒风险去做代课教员了,开始做担砖挑瓦推灰浆的建筑工地临时性力工,或苗圃育苗的种树工,日子一久,知晓建筑工地临时工中还真有同我一样的右派,心也安稳下来,但右派的阴影是罩在头顶除不去的,每时每刻都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又以逃跑大右派名份,被干临时工单位揪出来,五花大绑挂木牌戴纸帽游街,还被关在我干活的苗圃库房拘押了47天,所幸临时工还被保留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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