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卜伟华译，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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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丁《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连载）

译者的话

　　这部译稿是我于1978年夏天，利用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突击出来的。当我偶然从我清华附中的同学崔鹤鸣那里看到这部书稿的时候，我立即就有一种要把它全部翻译出来的冲动。几年前我从朋友处看到过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友人韩丁（William Hinton）的谈话纪要，当时周总理告诉韩丁，在中国参观访问，不要只看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差的一面，中国还有许多落后和不尽人意的地方，并建议韩丁到清华大学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斗最厉害的大学去看看。这本书就是韩丁在清华大学参观访问的一个结果。因为对周总理高尚人格的崇敬和对韩丁一贯对中国友好而产生的好感，我抱着极大的兴趣很快将全书浏览一遍，虽然其中有不少议论我认为是肤浅和牵强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有不少重要的遗漏，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我从1963年起就在清华附中上学，并在这里度过了5年多的时光，一直到1969年1月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对清华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要事实我都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过，对韩丁所写的内容，我都感到很熟悉，这是我对我能够翻译好这本书抱有信心的主要原因。我的英语水平很一般，我只能用对史实的熟悉来进行弥补。有些段落虽然英语原文不甚了了，但其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我所熟悉的，所以在翻译中基本上没有碰到太多的困难。这年的暑假非常炎热，在翻译中，我胳膊上的汗水常常把本子都弄湿了，但我一无反顾，乐此不疲，到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把全书都翻完了。开学后又利用了不到一个月的业余时间就结束了全书的翻译工作。我翻译这本书的另一个动机就是乘此机会练练我的英语，连续一个多月不断地翻字典，我觉得我的这个目的也应该算达到了。

　　书稿译完后就被我束之高阁，几年没有动它。

　　1992年，和魏久明等人一起搞《红卫兵运动研究资料丛书》，要搞一个北京红卫兵运动概况，我又想起了这部译稿。虽然这只是部匆匆之作，译文不一定准确，文字不太讲究，但史实基本准确，材料比较充分，许多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还是很珍贵的。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这段历史的研究尚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就关于清华大学的武斗来说，显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非常典型的题目，但对于大多数党史、国史的研究者们来说，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在国内的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中，关于清华武斗的内容，至今还没有见到过能够超过韩丁这本书的。这部书稿为我们整理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东西。

　　今年得宽余，将其再整理一遍，存入电脑，以备不时之需。

                                   卜伟华
　　　　　　　　　　　　　　　　1995年9月于北京西郊自得园

转自 作者博客

http://bwh2006.bokee.com/category/16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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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这不是一部关于清华大学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完整的历史。它应被看作为与一些参与者的谈话的粗略笔记的汇编。一些曾亲身经历过同一事件的人们肯定会发现有重要的遗漏和出入。完整的故事只能在当清华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通过无数的，现在还存在，但许多不久就要消逝的回忆来再现那段历史的时候才能被讲述出来。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被记录在大字报、传单、电报、信件的汇集上，更多的还是存在于那些参与者的头脑中。千方百计地从清华的那些干部、教师和学生中收集和保存下来的资料将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否将这样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许多重要的文件已经遗失，关键的人物已经离校到边远的省份去了，而留下来能够做这个工作的人又往往倾向于轻视历史而忙于重建他们的制度。

　　这里还有一个政治问题，一个舆论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斗争非常尖锐而且还在继续。谁能够解释得清楚它真正的意义？一种与林彪的影响相联系的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精神仍然影响着一些人们的思想。实际出现的倾向和应该出现的相混淆，可怕的罪名加在了那些已经不光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的清白的人们身上，他们想完全摆脱这种阴谋。显然，他们想要说明他们的那些被误解了的行为和思想，就会被认为是在为自己辨护。

　　对于想要抵制这种教条主义的大多数人来说，还有一个提前判断尚不清楚的政治动向的问题。1971年夏天，全国有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作为516[1]阴谋分子受到审查，在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的材料提供者们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开始是打算完全不提到蒯，但是当我们的问题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就做不到这一点了。蒯几乎是作为一个夸张了的反面角色出现的。那时全校的人们正在团结一致地揭发他，结论看起来是必然的。以后出现了林彪事件，因此对蒯的结论可能会有所改变。我并不想暗示，在对蒯的揭发批判与蒯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分歧。但是在是否全都是政治性的问题上还是有可怀疑的余地。

　　当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林彪倒台的消息还没有公开，至少还没有向世界公布其中详情。直到现在，我还是无法讲清楚我们在1971年夏天所听到的那些东西里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是受了林彪和林彪路线的追随者们的歪曲，林彪当时正作为国防部长和毛所指定的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接班人，也正是他在行将暴露前在各级机构中为其政治生命而挣扎的时候。

　　我们现在讲述这些故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的，傻瓜总是胆大妄为的。[2]

　　我认为，这个故事可能是不全面的和有倾向性的，但是具有重要的教益。一方面，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助于说明旧的修正主义教育的真实面目和为什么人们会群起而攻之，另外，它显示了这种教育如何使教育者和他们的学生成为变态或起码是如何开始成为变态。对于怀疑这一切是否真实存在过或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起了变化的美国读者来说，这将是个有益的证明。

　　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说明了右的和左的政治路线如何在群众运动中发展，特别是那种极左的路线如何出现、猖獗一时，和最后失败的。由始至终，毛泽东的关于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理论是正确的，具有生命力的。

　　重温这些事件，人们可以明白毛在发动群众运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这种群众运动是通向未来的关键。他指导这个运动度过了一个由形形色色的右的、左的偏向所造成的可能使运动走向毁灭的危险的危机，这些危机将使运动可能成为那些以攫取权力为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们的革命。

　　我认为那些极左的政客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清华的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对美国的年轻人的思想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西方的喉舌总是说，这些极左派是中国革命的真正代表，毛泽东最后不顾一切地扼杀了这些美丽的中国青年之花。另一方面，许多美国革命者倾向于照抄中国极左派的口号和政策。人们很难识别那些披上左的外衣的反革命，他们认为不管怎么说，左的总比右的好。在学会了憎恨帝国主义以后，他们倾向于用最激烈的言词和鼓吹最仇恨帝国主义的最极端的行动。根据这种逻辑，最红的红旗就是最革命的了。如果革命的政治是这样的简单，那就根本不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的著作了。极左的政策将造成巨大的灾难，因为他们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因而不能领导和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在中国经常出现的一个瓦解联合的共同因素是“以我为核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坚持认为“我和我们这一派的人”，是真正革命的，而其他观点的人或虽是同一观点但来的晚一些的人们，是一定不能按同志来对待的，当然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者。

　　清华的故事清楚地显示了“以我为核心”的思想能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害和如何导致傲慢、孤立，最后对人民犯罪，所有这些都披着最崇高的左的华丽词句的外衣。如果不指出这一点，那我这本粗略的笔记就可能会变成为那些极左派们辩护的东西了。

　　与“以我为核心”思想尖锐对立的是那些不顾最激烈的挑衅而把绝望的敌对的学生组织联合起来的北京工人的联合行动。

　　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工人们联合起来，然后使学生们也联合起来。实践证明，革命的理论的力量比起1968年7月27日在清华园的行动更具有说服力。如果这些事件和政治意识的异乎寻常的性质可以通过我的这些笔记而得到一些理解的话，那也就可以证明出版这本书是有道理的了。

　　作者简介：韩丁，原名威廉·辛顿(Willam　Hinton)，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雷丁镇人。1919年2月出生。1945年，他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身份目睹了重庆谈判。1947年，他随联合国救济总署到中国，在河北冀县，为解放区恢复生产培养出第一代农机人员。翌年，他以观察员身份亲历了山西张庄的土改，后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翻身》。1953年，他从中国回到美国，曾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一任主席，被麦卡锡等人冠以“叛国者”罪名，遭受政治厄运。1971年，他应周恩来之邀重返中国，先后5次与周会面。后来的30年，他始终奔波在中国乡村，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洒下汗水。2004年5月15日，在美国马塞诸萨州康克市逝世，终年85岁。



韩丁与他的妺妺寒春·1993年

[1] 516这个名称是在1967年被一伙以典型的托洛茨基及其门徒的左的惯用手法反对毛泽东的领导的阴谋家们所采用的。他们选用516是因为5月16日那天是毛在1966年写的第一篇最重要的阐明文化大革命意义的党内通知的日子，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的是，这些反对毛的阴谋家选择这个日子作为掩盖他们自己的合法伪装，至少可以在名称上与这个重要文件相并列。——原注（以下凡不注明的均为原注）

    [2] 这里用的是一句美国谚语，意思是说作者写这本书是有点儿冒险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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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译者的话
序言
第一部：“正规化”的教育
1·七月的校园
2·“填鸭”和突然袭击
3·一个不自觉的修正主义者
第二部：造反的权利
4·刘的工作组
5·打倒蒯大富
6·两条路线形成
7·学生串连
8·揭发刘少奇
9·分裂
10·关心国家大事
11·“揪军内一小撮”
12·大联合（一）
13·再次分裂
14·武斗
15·围困
16·靠边站的人们
第三部：工人阶级的干预
17·要文斗，不要武斗
18·“他们不走，就把他们赶走”
19·指挥部的故事
20·消除派性
21·大联合（二）
22·清理阶级队伍
23·蒯的最后立场
24·扁担代替了派克钢笔
25·知识分子的改造
26·彻底改革教育
27·再次打倒蒯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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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正规化”教育

1．七月的校园

　　华北平原，绵延伸展在黄海之滨。巨大的呈弧形的西山山脉环绕着中国的首都。在平原与山脉相交之处不远，便是北京的大学区，在它的北面座落着中国最有名的理工科大学—清华大学。[1]

　　这座都市所处的位置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美妙的地点之一。依照当地的格式，它建筑在群山环绕，既美丽又有屏障的地方。根据内陆的特点，北京城的建造者们把他们的城市设计在太行山与燕山交汇处一个肘状的大片平原上。这样可以既有辉煌壮观的全景，又能使那些差不多整年的从蒙古、中亚刮来的寒风得到缓和。这些古代的建筑师们的宏大设计是广阔宽敞的，他们还留出了向四周扩展的充分的余地。

　　1949年以来，农田以惊人的速度被占用了。北京现代的那些忙碌喧闹、马达轰鸣、烟雾缭绕的新兴工业绝大多数建在城市的东部、南部和西部，留下北部是新建的和古老的学校、公园、宫殿和长期统治中国的清帝国的遗迹。[2]

我不知道这个郊区的树木是从来就那么繁茂，还是近20年才种上的，或许在山脚下树木自然就长得好。但是那些极其众多稠密、种类繁多的树叶肯定会给来到这里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那遮罩在街道、小巷、稻田、麦地、住宅、庭院和教室等建筑物上的充足的阴凉。

　　1971年夏天，占地200英亩的清华园在七月骄阳的暴晒下，又炎热又潮湿。树木显得特别青翠和茂盛，至少在西边的老校园的那部分是这样的。在楼房之间的从草地到墙脚的地上都种着玉米、豆角、黄瓜、甜瓜等作物，都长得很茂盛。这使得到处都显得很乱，而且看起来由于那些草坪、运动场和许多周围的建筑物的管理不善，更增加了这种乱的程度。从前的园艺工人种的矮树丛和灌木多年没有整修了，1968年武斗时留下的破砖烂瓦还遍地皆是。

　　废弃的工程设备和运动器械，如没有了蓝板的蓝球架子等都在气象台后面堆放着。打碎了玻璃的木头窗框横七竖八地乱放着，油漆剥落了，人们已经认不出它们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颜色了。

　　校园的小河里，泛着泡沫的黑水缓缓地流着。

　　这一切给清华园带来一种沉闷懒散的空气，看起来与北京高昂的革命精神、蓬勃发展的生产建设形势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都是格格不入的。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清华园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武斗———武斗达到顶点的时候，对立的学生组织在互相攻打对方占为据点的教室时，使用了机枪、步枪、燃烧瓶和自制的大炮———之后只能慢慢地进行恢复。

　　不止一座的建筑物遭到汽油焚烧，科学馆的屋顶整个被烧掉，东区浴室的内部完全被烧毁。

　　当我们访问时，科学馆已经用北京工人生产的浅灰色的瓦片铺上了新的完好的屋顶。但是东区浴室的烧黑了的东墙和豁裂的窗口没有修复。有一座四层楼的宿舍楼的一面墙上也留下了火烧的痕迹。在那些建筑物和其他许多建筑物上都是弹痕累累，有的是炮弹、枪弹留下的，还有的是那种大弹弓———将自行车的里带两端固定在窗户框上而成———发射的如镙帽、镙栓等坚硬的飞射物所留下的。在大学接待站的台阶下面可以看到一条引人注目的地下隧道。这条隧道是当时被围困在这里面的“414”派[3]学生挖的，那时他们试图由此逃出去。

　　挖这条隧道和别的土方工程所剩下来的土，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第一教室楼后面的那座小山上看到。在北京工人来到清华园制止武斗的那天，一个井冈山团派[4]学生，外号叫“狗熊”的，就是在这个第一教室楼，赤膊上阵，带头进行对抗的。狗熊带头向马路上的工人们猛扔铁锤、铁锨，最后还扔了一枚手榴弹，但是工人们终究还是包围住了那座楼。

　　清华园的这种状况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咎于这样的实际情况，即新的教育制度现在还处在实验阶段。不仅要求学校适应形势，而且要求它面向社会，面向城市，面向那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工业地区，在那些曾经沉默土地上，工业在到处都蓬勃兴起。现在学生要化大量的时间在工厂和更为广大的北京建设工地上，并以它为课堂。教师们更加努力地加强与许多工厂、企业的联系，结合实际地给学生们讲课和共同进行讨论。再也不会有几千名无法无天的青年男女呆在清华园这个枝叶繁茂的世外桃园，以撕毁书籍来取乐的现象出现了。他们的脑子里再也不会只是装满了数学公式和关于美国、欧洲战前的过时的工业经验了。在过去，他们要吃力地应付那种突然袭击式的考试。就这样，经过几年的脱离生产和政治活动，使他们分不清高碳钢和普通钢，分不清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修正主义者。

　　“在小学死读书，在中学读死书，在大学读书死！”在这样的话语里，流露了新学生对于文化革命前的教育制度的嘲笑，他们的这种嘲笑看起来还带有对于半个世纪以前由美国所创立的这种教育制度的蔑视。他们认为那些外国人是想建立一个隔离于周围生活之外的“独立的学术王国”，以更利于他们在集中于那里的信奉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们中间培养殖民地思想。国民党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是它的行政官员太腐败，他们拿不出钱来维护这所校园。共产党的官员控制了学校以后，肯定是不以这种奢侈的美国风格的校园为然的，那些楼房、操场、草坪、池塘（所有这些都是用中国人民的钱修建的），因此也不能再真正地得到维护了（在中国北部，没有一个地方这样大面积地培养草坪）。

　　无论如何，清华园的恢复和发展是不会排在今天优先发展项目名单的前列了。工厂、公社、工人住宅、控制洪水、排灌站、煤矿、无轨电车、自来水管道和新的北京地下铁道都排在优先的位置上。事实上，今天的大学与其说是一个学习的中心，还不如说是一个向生活的大学学习的联络中心。[5]当生活本身交给发展着的劳动阶级———他们现在把北京看作是他们自己的———以更多的任务的时候再去发展大学吧！

　　清华园看起来相当杂乱，同时又很安静，也可以说就象到了半沙漠地带一样。这是因为在1971年全校只有一个年级，这个年级由2800名工农兵学员组成，其中差不多一半人已经被分配去参加劳动。以后新的年级的人数将逐年增加，直到在校人数超过传统的一万二千人。当时，那些学生正走向社会，他们住的宿舍周围总是响着象成熟的豌豆震裂了干豆荚的声音。当学生们回到学校的时候，每天都有上百人在那暖和的四周砌了砖石的池塘里游泳。那是几年前从附近的沼泽地里开辟出来的。人声、歌声使那一大片长满了芦苇和野草的地方顿时活跃起来了，像一群快乐的小鸟突然降临。但是当他们分散去学习和工作的时候，他们就突然从树林里消失了。当然，如果去看看他们的教室和车间，不论什么时候总能看到一群十几个或更多的年轻人在专心致志地听讲课，或在操作着复杂的机床，或者在焊接新做的晶体管收音机。但是象化学车间这样重要的生产单位在学校的最北角，汽车制造车间在椭圆形校园的中部，在那里只能看到很少的一些学生和器材。

　　1971年，清华正处于一个动乱和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和怎么样进行改革，正是我们所想了解的。这里的轻松、安静的环境是很理想的。我们所想会见的人，学生、教师、学校领导、工宣队员，看起来都有充足的时间。只要我们要求的话，我们可以和他们谈一天、三天或者六天。我们从开始到结束，用了连续十九天的时间，但还是只得到了关于清华文化革命错综复杂的历史的一个开头。

　　我们每天早上很快地从城里坐汽车于9点钟到达这里（不管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住所，我们的姓王的司机总是在这同一个时间把车开进清华的西大门），在为我们选好进行一天谈话的楼房前面会见我们的东道主。第一天是在校园中心附近的大接待站。二楼的一间大房子里，配备有沙发和安乐椅，上面还蒙着带花边的白罩子。坐位摆成一个长方形，在那里谈话，与其说是在进行一种不拘礼节的自由交谈，倒不如说更像是在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幸亏第二天我们放弃了这个华丽的环境，改在静斋（以在1968年清华百日战争中作为井冈山头头蒯大富的总部所在地而出名的一座宿舍楼）北面一座旧宿舍楼上一个小房间。一个星期以后谈话又换了个地点，这次是在一个只有一层的砖房子里。这里是从前的清华校长的住宅。在国民党最终逃跑之前，它被称为梅贻琦公馆。梅贻琦现在还在台湾。这座外国风格的房子的建造者没有注意防潮措施，房间的宽大的地板是在中国所不常见的，地板底下的托梁已经开始腐朽，有的地方已经下沉，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破洞，让人感到很不安全。窗户框也腐朽了。屋外的灌木长得很高，把室内的光线都遮住了。无人照料的草坪上，野草战胜了草坪，获得了好收成。这座房子后来又曾为爱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所有，后来又转为它用。它现在被称为甲所。1966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住在这儿，那时她化名为何浦或叫小何，经常出入这个住所，这样她就不容易被学生发现，她是工作组的负责人并指挥着他们的行动。

　　每天中午，我们暂停谈话。我们步行到北面不远的一个低矮、杂乱的饭厅去吃饭。就在那个饭厅，王光美和她的工作组在接到撤消工作组的命令以后，有一天象是神经质似的到那儿去给愤怒的造反派学生卖土豆儿，被称为是“明显的大骗局”。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这样那样的许多有趣的故事。饭后我们在静斋旁边的一座旧宿舍楼里小憩一会儿，有时还到大学的游泳池去游泳或在甲所后面的院子里打几局羽毛球。

　　我们的谈话是在清华的一些新的革委会、党委会[6]和工宣队的干部帮助安排和主持下进行的。第一天上午，是由一个叫刘民一的首钢工人给我们介绍清华的历史。他的经过精心准备的叙述是非常连贯的，而且确实也提供了不少有助于弄清问题的种种不同说法的特定的解释和说明。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不会对他产生误解，因为他的叙述是太有说服力了。他的肌肉发达的胳膊和宽阔的胸膛仿佛要把棉布衣服撑破。他的面部表情显示出他的出身和他的体格一样是朴素的。他的坦率热情的面部表情和他的诚恳而又简明扼要言谈举止是完全合谐的。这些都能看出他是来自工厂。只有在工厂，才能使他具有这样的纯朴。大学生们的狂热的派性曾给他带来过不少烦恼。——我们可能也同样给他带来了不少的烦恼。

　　毛泽东曾经说过：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意识形态并改造之。钢铁工人刘就是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令人惊叹的是，看来他完全懂得他要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去做。他在和我们的谈话中先建立一个政治结构，然后把我们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装入这个结构中去，用这样的方法弄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在这样一种陌生的场合下，他没有一点不安的迹象，相反，他看起来是很适应他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

　　除了刘以外，令我们最感兴趣的谈话对象中有这么五个人：金寅生、苏环良、王永县、高衡庆和吴炜煜。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学生或年轻的助教，由始至终地参加了造反运动。虽然在1968年激烈的派性斗争中他们曾经是对立面，但现在他们每天都和我们坐在一起谈话，从来没有在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各种不同的观点以及各自的成绩和错误这些问题上发生过争论。这是工人宣传队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的有力证明。因为在不久以前，这些年轻人还都确信自己的对立面是反革命破坏分子，坚持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只能用武器的力量来解决。于是．他们都对对方怀着杀机。

　　他们是怎么陷入如此尖锐的对立的呢？他们是怎么联合起来的呢？不久以前他们还深信不疑的那些互相间真诚的胡说八道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笑料，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呢？

　　我们所要搞清楚的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就是答案。当然，我们必须从头说起。为了得到更加详细的资料，我们的谈话并不局限于造反派学生，也要涉及到应对旧清华负部分责任的教师；一些曾支持教师后来又被打倒了的党的高级干部；一些从1968年7月进校，现在仍留在学校领导整个大学的工宣队员和一些几个月前刚从工厂农村来的作为新的教育制度探索者的新学员。

　　离清华大学不远就是北京大学的校园，那里是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发源地。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干部聂元梓写了一张发动造反的大字报[7]。实际上这张大字报全篇都是要求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取消对于辩论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限制，陆平曾强调说，这是一场关于史实的学术论战，而不是关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毛泽东的路线的政治斗争。这张大字报刮起了一场十二级的群众运动的风暴，因为它发动了对党内当权派的直接的进攻，把陆平称为可耻的“幕后的”修正主义者。在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前，大多数的大学生们都执行学校党委的规定，在理论上认为那就是自觉地贯彻执行毛的路线。在她的带有严厉批判精神的大字报问世以后，一些勇敢好斗的学生开始对领导干部做自己的判断而不管他们的级别和地位有多高。

　　在清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辩论曾经受到比北京大学更厉害的压制，造反派学生有一个比陆平更大的目标—蒋南翔，他不只是清华大学的校长，还是中央政府的高等教育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当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出现，清华的学生便蜂拥北大[8]去参观学习。6月1日，大字报向全国广播—这意味着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后，一群清华的学生，其中有蒯大富，给他们自己的党委领导贴出了挑战性的大字报，提出：“清华党委姓马还是姓修（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在这以后的十天里，学校当局失去了对学生的控制。造反派的学生、职员、教师用自己的钱买纸在校园里贴出了一大批揭露蒋南翔和他多年来的教育路线的大字报。





[1]在北面的南口还有清华大学的一个分校，位于长城的南口关的南面。
[2]此处是指清华园西北面的圆明园遗址。 ——译注
[3]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以28团为代表的蒯大富的嫡系，被称为团派；另一派是在1967年4月14日成立的与蒯大富相对抗的414总部，即“414派”。 ——译注

[4] 同上。
[5]原文为：Today’s university, after all, is not so much acenter of learning as a liaison center for learn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ife.
[6] 在废除了党的过时了的机构以后，中国到处都成立了革委会这种新的权力机构。它是由群众组织、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代表组成。党委会是共产党在所有各级各地组织中的领导机关，各省市县的党委普遍于1966－67年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被摧毁或瓦解，但在1968－70年，党委会逐步重新建立起来。

[7] 大字报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声明书，用清楚的大字写在大张的纸上，然后贴在人人都能看到的墙上或芦席上，它是简短精练的。但是许多大字报却更象那种杂乱无章的墙报而不能集中地表达出自己的见解。


[8]北大是中文北京大学的缩写，这是常用的，因为这样更便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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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化”教育

2．“填鸭”和突然袭击

　　造反派要反对清华的什么呢？主要是反对“专家治校”的思想。这种思想压在学生头上，迫使他们为名誉地位而奋斗，为成为名声显赫的科学家、工程师——而没有他们这些“天才”中国就不能前进——而奋斗。

　　在50－60年代，这种思想体系得到了发展，成绩的考查单凭分数。教育成为没有阶级性的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取得高分数而奋斗，成为大学里每一个人所最为关心的事情。学习的时间（包括在预科的时间）长到了荒谬的程度，那是为了使学生有时间掌握那些发给他们的外语书上的全部知识，学制从4年到6年改为6年到9年，最后成了9到11年。

　　为了努力掌握书本知识，教师和学生都在图书馆和教室里化更多的时间而脱离实践（包括他们所学专业中一般的实习），一个流行的口号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意即能得到特别优裕的生活），此外还有如“分，分，学生的命根”，“好分数保证好生活”等等。所有这些都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格格不入的。毛认为，学习的目的，不应是分数，不应是物质享受，也不是什么“培养红色工程师”，而应是“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说：学制要缩短，不要延长，不要把学生长年关在教室里，应该让他们定期参加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

　　毛的典型是抗大。那是1936年在延安，为全国的抗战培养干部而建立起来的由林彪领导的一所学校。那里没有正规的班级，教员和学生都把提高革命觉悟作为他们首要的任务。他们花一些必要的时间来争论问题，他们的日常工作是自己动手，种庄稼，盖房子，为前线提供物资。

　　整个清华的传统与抗战时的延安之间存在着遥远的距离。这所大学是1911年由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钱办起来的。他们希望通过在中国投资办高等教育，可以使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杰出者们的志向和兴趣转向美国。这些杰出者，按照韩素音的说法是“中国在向殖民地国家转变过程中它自己意志的继续”，“是这种转变的标志”。伊利诺斯州大学校长1910年给迪特·罗斯福的信中说，他们“比一支军队还有用”。

　　确实如此，38年来，先是在美国人，后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下，清华只培养了很少一点的高级技术人员，其中许多人都准备为国民党集团及其帝国主义主子效劳。他们以为那是对他们最有利的。

与预期的相反，清华的毕业生中也有一些人投身革命，但那也只是受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激发而起的几层波澜，而这正是学校当局所要极力限制和消除的。

　　许多清华毕业生继续到国外，特别是到美国去学习。而这正是当初建立这所学校的最初目的。当他们回国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被任命为他们母校的教师或职员。这样长期以来，在清华当权的人物中形成了一个核心，这个核心的人物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他们都有高贵的出身，一块儿在学院学习，在国外毕业和在他们的母校任教。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发言权，无论什么事，都由这个学术权威的小团体来作主，而且他们永远认为他们自己的结论是最完美的。

　　1949年北京解放后，清华发生了巨变。共产党在清华没有少花力气。刚解放，清华就掀起了一个批判崇美思想的运动。目的是要将殖民地思想扫出清华园。学生教师一起到农村去当土改工作队。许多青年男女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作战。政治学习提到日程上来了，体力劳动成为绝大多数教师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固定内容。同时，大学在迅速地扩充。从1911年到1948年的38年间，一共只有2700名毕业生，而在1948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却有27000名毕业生—增长了10倍。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学校的扩充，肯定会消弱那些老毕业生对清华园的长期统治。

　　确切地说，清华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贯彻毛泽东的教育路线。这部分是因为共产党的直接参预的结果—例如高教部长蒋南翔和负责教育政策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陆定一，就是对毛主席提倡的社会主义改造持观望态度的人，他们的理由是：延安的抗大和它那种非正规化的“提高觉悟”，在游击战的环境中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要把全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因而教育必须要正规化。正规化就意味着西方化，也就是要改变路线。“争名夺利”、“分数挂帅”、正式的考试—这一切都推动学生毕业后向着辉煌的前程进军。但是谁能保证这种正规化的教育能够得到适当的发展？西方培养的“学术权威”和年轻一代的副教授和助教们，他们的脑子里只想个人的前途。

　　中国在50年代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处处都要求助于苏联的支持。苏联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是任何人可以想见的。苏联的一套是从西欧、美国学来的。实际上他们在理论脱离实际的道路上比西方走得更远。当他们的教育制度移植到中国来，帮助创造一种学术环境的时候，与其说它是资产阶级教育的翻版，毋宁说它只是一个笨拙的模仿。

　　自控系的童诗白教授是清华第二届毕业生，他的父亲曾从清华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学建筑学。他对我们回忆起一些他的经历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家有良田万亩，不如一技在身”，这是我祖父所信守的格言。他早年是一名清朝的官员，后来又去管学校。他把他的三个儿子都送到国外去学习。我父亲的朋友全都是从清华毕业又到美国去深造过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受到人们的特别注意。抗战时，当其他学生想办法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民族武装时，我却准备到杭州一所教会学院去象资产阶级似的厚着脸皮去上学。但我至少能够在毕业后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我到西安黄河保护工程找了一个差事。但那儿的官员腐败，薪水又低得难以糊口，因此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抗战时，由清华、北大、南开等联合举办的大学）去无线电工程学。战后，我在清华任助教。那时候，我为躲避政治而沉缅于自己的音乐之中。整天在音乐厅拉小提琴。我认为这琴声要比那些激烈的学生运动中的政治口号好听些。后来我父亲把我送到美国伊利诺斯大学。1948年到1955年6月，我在美国学习和教书。1951年我就准备回国，但美国司法部禁止我们离境。[1]3年以后，我终于回到了祖国。在国内，我决定回清华，这是我祖父、父亲和我自己的很自然的想法。

　　“起初我担心我的知识可能对新社会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当我看到教员们的讲课时，我的担心就消失了。那时他们用的是苏联的教材，和我所学的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我还可以比他们讲得更好些。

　　“刘少奇提倡一切都学苏联，所以开始对我的教学法没有人进行非难和攻击。当初我是怎么从我的老师那儿学来的，我就怎么教。‘这是如何如何发明的，发明家是某某某，因此，要努力学习，同学们，要当发明家！’在讲课中我用了大量的公式来显示我的博学。当学生来找我辅导时，我就对他们说：‘最好把知识都印在脑子里，我祖父常说，家有良田万亩，不如一技在身。记住！努力学习，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会对你们有好处的！’

　　“在教学中，我喜欢那些聪明的学生，而对那些迟钝一些的学生则以冷眼相待。我第一次受到思想教育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那次对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政治上，人民宽恕了我，因为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但对我的工作作风和我的教育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说我讲课太独裁，在任何问题上，总是由我来下结论。这结论当然也都是外国人所作过的。如果在美国，电阻的颜色代号是红、黄、蓝，——那么，中国也必须是完全一样的。1957年时的许多细节记不清了，但是记得有许多大字报批判我的崇美思想。

　　“我想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不能只是一味地鼓吹美国的技术。碰到问题，我首先应该查看一下苏联是否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的答案和苏联的答案一样，那我就采用它。

　　“1962年刘少奇来清华时，称我们这些教授为稳定的因素，清华的108将[2]。他请我们编写供全国用的教科书。于是我就成了电子学教材的主编。我所主编的教材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我看那里面没有什么错误。我认为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用电，社会主义者也要用电，因此我就在删去一些过时的材料后，把我的东西传播出去了。

　　“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考虑，我所写的东西是否对工农兵有教育作用。我不是为大众写的，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天资，证明自己的学识。我用的那些公式和外国引文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

　　“一个简单的问题，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而我却搞得很繁琐。一个曾经搞过发明创造的工人在听我解释什么是欧姆定律后就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他觉得他可能永远也懂不了电学。

　　“我的书出版以后，很多学生被我的理论研究吸引住了，表示愿意在我的领导下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有一封来信说：‘读了您的书，我下决心要把所有的电学知识归结成一个公式！’显然我对年轻人的影响是引导他们把理论提高到天上去，把它神秘化。

　　“我的书从电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讲起，第一卷论述了整流器，交、直流的变化；第二卷论述了放大和振荡，叙述了电话和广播的发展。第三卷论述了雷达、真空管、半导体等等。

　　“我用这样的方法写书和讲课，一直到1966年。真空管是这座大厦的顶点。其实它的重要性早就没有那么大了。现在，由家庭妇女所组成的北京的街道企业都可以生产晶体管。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总觉得应该从头开始经过所有的各个阶段来讲，但这样的结果是我永远也不能围绕着半导体来讲课，此外，我对最新的发展有些不甚了了，如果我不懂的话，其他人不是会超过我了吗？

　　“实际上，我编的教科书已经成了在我国发展电子学的障碍了。我缺乏对现代化技术情况的了解，脱离了周围的实践，而使学生们陷入了20年前我在美国所学的那些东西里。”

　　这位童教授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了吗？他自己认为他确实是的。他在清华有许多朋友，我们谈到了他的从苏联回来的有建筑学学位的侄子童林修；谈到了机械教授钱伟长，他的经历正好与诺尔曼·白求恩相反。这位善良的加拿大医生来到中国太行山区抗日前线。而钱在那个时候先到美国，后又到了多伦多，进了白求恩的母校，在那里，他在机械理论上脱颖而出，他后来进入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一个火箭推进器研究所；谈到了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过的社会学家苏国衡；还谈到了其他一些直接或间接受过外国教育的人。所有这些类似的故事都反映出这样的实质：他们这些追求名利的人，还在教育着学生人也变成追求名利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崇拜西方技术的留学生。在中国，理论家产生于实践，特别是产生于迅速发展和扩大的生产和科学的实践。在他们的把持下，教育被引上了陈腐的资产阶级的轨道。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击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确实成了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影响的人。

　　我们最关心的是曾经在苏联留过学的童林修的经历。他在国民党时期还只是个中学生，他比他的堂兄邢柏小12岁，1949年中国解放后他进了清华。他认为他不是象他堂兄那种旧知识分子，而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新的革命知识分子。他1952年入党，同年赴苏留学，成为一个“红色工程师”，他自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是把业务放到了政治的前面。“我觉得红色工程师比白色工程师好，但最重要的在于得是工程师。”

　　在苏联学习建筑学时，他发现大学里脱离实际的倾向和国内一样，不过是在陈旧的西方形式下发展得更厉害罢了。如果提一个关于中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苏联的教员们就都束手无策了。——于是童就到图书馆去阅读别人写的论文，并且自己也写了一些非常抽象的东西，这使他被看作为有前途的建筑师而立即得到重视。

　　在离开苏联时，他得到了可以作为他在苏联研究建筑学生活的总结的三件礼物：第一件是一个皮夹子，里面装着他的博士论文；第二件是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幅记录着他在克里姆林宫里被授予奖章时的场面的照片；第三件是一个绘有克里姆林宫的浮雕图案的纪念品。这些对他来说都有着不容置疑的意义。

　　童没有认真想过这几件礼物的意义。当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把两条道路的问题尖锐地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才认识到这些礼物和他内心的目标是不相矛盾的，它们反映了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实质。

　　童从苏联回来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大学里的师生都卷入了大搞生产的群众运动。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了彻底的批判，但他没有受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结果，他由于失望沮丧而抛弃了自己的业务。自从他犯了政治错误以后，他下决心要作一个“职业的共产主义者”，只注重政治而不管其他。显然带着这样的观点，在把清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学的过程中，他是很难扮演正面角色的。尽管他是党员，但还是和他的堂兄一样，成为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

　　那些主管高等教育并担负着要按社会主义的路线来改造它的任务的富有经验的共产党员们，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呢？在50－60年代，在教育路线上的长期斗争中，他们真的没有能力对付童和钱那样的人吗？

　　我们和刘冰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从1956年到1966年一直任清华党委副书记，1970年以后又重新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现在。他是一个态度和善、说话温和的人，中等个儿，中等年纪，小时候，父母养活不了他，把他过继给一个地主家，1938年，他从河南的一所中学里跑出来参加了革命。



　　刘冰在1956年时看起来是一直非常顺利的。他在延安受过实际的训练，那时是在林彪的直接负责和毛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后来，他当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县一级的干部。1949年，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3]以后，又当了团中央的干部。他具有在农村中开展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在清华，他成了一个关键人物。虽然名义上蒋南翔是校长、党委书记，但他很少有时间来学校，作为副书记的刘冰实际上主管日常工作，在彻底改造旧清华的过程中可以起关键的作用，如果他真要那样做的话。

　　实际上，刘冰并没有那样做。

　　刘冰说：“我刚来时，刘少奇和陆定一就说，‘过去我们是怎么培养学生的？现在我们需要正规化的大学。’我接受了这样的观点。

　　“蒋南翔说：‘不能用过去抗大的方法了，现在是在新的不同的时期了，我们必须培养出科学家。光靠一点马列主义理论，一点社会主义学习，一点军事训练，那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过去在抗大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应把转变学生的思想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应当努力做到（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3）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但是当我来这儿的时候，大家都说这儿的工作正相反，我们这儿不是要转变学生的思想，而是要传授知识、科学，我们这里把技术放在第一位，把专家放在第一位。我们要组织登山队，去攀登科学的高峰。

　　“我想：‘可能这所综合性理工科大学确实与抗大不同，抗大的主科是社会政治理论。’于是我也将技术放在首位。

　　“关于教学方法，毛泽东提倡启发式，反对填鸭式，但是我们这里的规章制度束缚了学生的手脚。在延安时，学生们是生动活泼的，我们都要思考问题，进行争论。我想可能抗大的方法那时候是合适的，而这里有那么多的科学知识要学，可能确实需要填鸭式教学法，于是我接受了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法。

　　“毛主席一贯提倡学制要缩短，抗大的学制就很短，开始是3个月，后来是一年，然后就出去工作，当然，技术课程需要的时间长些；但也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陆定一建议10年，我们最后定为预科2年，大学6年，研究生3年，共11年，这比陆定一建议的还要长1年，这就是我们如何在清华创造性地执行陆定一的指示的。在讨论如何保证不使毕业生水平下降的问题上用的时间太少了，因此我们又加上了相当于减去的那部分内容。

　　“我想，我没有经验，不懂技术，也可能真的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吧？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贯彻这个11年的学制，但多数人对此是不满意的，说，进校时是小伙子，毕业时快成老头了！”

清华的教员和老教授都不理刘冰，认为他没有资格来领导他们。1957年，这成了清华一个争论的焦点。

　　刘冰说：“1957年右派分子[4]跳出来，说：‘你只是个乡巴佬，一点技术也不懂’，在这种压力下，我相信我确实是个农村来的乡巴佬，我不懂任何技术，正因为如此，我才更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听蒋南翔的。”

　　“但为什么右派分子把你作为主要的目标呢？”我问道。

　　“他们攻击我，因为我是党委副书记，而且我没有学术知识，蒋南翔是清华毕业生，他是抗日战争前毕业的。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蒋南翔显然是内行，而我是外行。我不但没有大学毕业，甚至中学也没有毕业。此外，我还是个地道的乡巴佬。

　　“作为一个从做群众工作改行来的老共产党员，我被认为是外行。一个中学生怎么能够领导大学教授？我一来，他们就摸清了我的底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努力发挥党的领导的特点，在工作中我收到了大量的意见，其中主要的一条是：‘别说废话了，我们早就听够了你的这一套了！’

　　“1957年右派分子的进攻中，他们继续对我个人进行攻击。他们提出‘乡巴佬滚开！’在农村，农民从来没有赶过我；当我在工厂领导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时，工人们是欢迎我的，我从来都是被当作同志对待的。但是在这儿，他们却想赶我！我真对他们的态度感到惊讶。我应该做出一些结论来，但我没有这样做。运动取得了胜利的时候，我们挖出了[5]二、三百个右派学生，在工厂也挖出了差不多同样多的右派。

　　“于是我就认为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了，阶级斗争也就消除了，我接受了阶级斗争熄灭论。

　　“我们打败了右派分子以后，毛泽东发表了我们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还提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公社和关于大跃进的号召。对于这些，我是非常高兴的，我看着所有这些新的发展，看着我们的学生去河南参加大炼钢铁，看着这样的群众运动我非常高兴，群众运动是我所熟悉的，我在其中扮演主角，我当了清华钢厂的主任。那可不象关在实验室里晃来晃去的。

　　“后来，1960年我们遭到旱灾、水灾，苏联撕毁协议。这时刘少奇立即出来说，我们的学生劳动太多了，教育质量下降了，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我们把学生从农村，从三大革命实践[6]中撤回来。并制定了关于各门课程考查的规定，什么样的分数要留级，什么样的分数要开除。

　　“虽然我个人是支持学生们出去劳动的，走资派说这是打乱仗。我却认为他们是正确的，是符合我的世界观的。所有这些非难都来自共产党内，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我从没想过这就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此我也没有进行抵制。我接受了这些，我没有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特别是在消灭了个体所有制之后，阶级斗争的深入。随着革命的深入，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出现了变化。我从农村来到城市，进入上层建筑的心脏，最有名的大学，但主观上我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主观和客观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距离。这造成了我犯错误的基础。


[1] 1951年春，在朝鲜战场屡遭败绩的杜鲁门政府悍然宣布：在美国留学的理工科中国留学生一律不准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译注

[2] 108将是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中的108个英雄人物。
[3]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4]1957年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企图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被称为右派分子，他们中有知识分子、学生、国民党留用人员和个体生产者，有些共产党员也同情他们。

[5] 挖出的意思是由干部、积极分子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揭发、清算。
[6] 三大革命运动是（1）阶级斗争，包括所有的政治斗争；（2）生产斗争，包括所有的工业、农业；（3）科学实验，包括新发明、新规律。三大革命运动，即对生产和社会进行彻底革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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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正规化”教育

3．一个不自觉的修正主义者

刘冰的故事很长，但他的记忆力很强。他知道他该说些什么，因此几乎不需要再提任何问题。回顾旧清华的体系和他自己如何屈服于所谓“正规化教育”，花了他几乎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天气太热，我不得不在手下面垫几层厚纸以防汗水浸湿我的笔记本。第二天，炎热依旧。刘冰一点儿也不因为酷热和潮湿而显得疲倦。他谈了他认为最重要的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由哪个阶级的力量来领导党。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的先锋作用就是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永远保证党的统帅地位。但是蒋南翔说在大学里党必须成为教授、讲师，然后才能领导学校。他的意思是说，当教授们被吸收入党的时候，党就可以统治学校了，因为学校总是要由教授们来统治的。

“于是我们就积极发展教授入党，口号是‘吸收一个梅兰芳（一个著名的京剧名星）比吸收100个优秀的搬运工人还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努力从政治上发展教授，把他们拉入党内。由我的一个老同事，党委第二副书记胡健来确定哪些人最有希望入党，然后由党委派人对他们逐一进行考察和谈话。我们把教授、教师划分为左、中、右三类。我们用以衡量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拥护清华党委的领导，谁说党委的好话，我们就称他为左派，实际上，这些左派拥护的是我们的修正主义路线，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左派’呢？

“当我们确定了一些左派以后就告诉蒋南翔，商量以后，我们就指定一些人下去专门帮助那些有希望的人，他们怎么进行帮助呢？他们让大家都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系里的党总支接到党委通知说要考虑吸收某个人入党时，就象接到命令一样，竭尽全力地把他吸收入党。当问到这些人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时，他们绝大多数都说‘当然愿意，怎么能不愿意呢？’

“于是他们每个人都被通过了。但是他们的历史怎么样呢？我们的观点是：差不多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复杂的政治历史，因此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了。这是蒋南翔的主张。我们只根据他们的表现，即他们支持我们的修正主义路线。

“当然，共产党是毛主席领导的党，我们必须处处执行党章，但是我们的执行是非常形式主义的，是用我们的修正主义的标准，是用我们的效忠者的标准。当我们吸收工人农民入党时，我们就用不同的标准。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要用一种新的标准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专门技术怎么能够领导现代化的大学？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教授的党，没有教授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进行领导。”

“但是，”我问，“怎么能理解农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拥护党？事实上，你们在农村也是用的同样的标准来吸收新党员的。”

“是的，”刘冰回答。“但是在农村，阶级斗争是公开进行的，你可以根据一个农民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如何来判断他的觉悟并以此来选择积极分子。”

“但是象你们说的，今天的大学里也存在着阶级斗争，你们不能从中进行判断吗？”

“我没有真正学好毛主席的著作。我以为我懂得这种阶级斗争，其实我并不懂。我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问题。”他继续说：

“教授一入党，我们很快就把他们安排在支部、系里和学校的各级党组织里。而他们一入党，就开始通过党来传播他们自己的教育思想。从此以后，教授们的思想左右了党委的决定、党委的政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逐渐被改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这看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你的意思是说不应该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吗？”我问。

“当然不是。”刘冰有点惊讶地说：“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是不错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已经提高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水平。我们需要知识分子，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问题在于许多教授的思想意识和历史存在问题，而我们想方设法把他们拉入党内。例如我们接受了那些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的人，然而实际上并不具备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的人。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这些人得到了提高，而且还留在共产党内，那时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反动，但是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确实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象梁思成那样的人，他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现在他们得到了许多新的教训，真正愿意改造了。文化革命中，梁的反动学术理论受到了批判，但我们还是非常想挽救和发展这个人，他政治上并不反动，经群众批判后，他进行了自我批判，甚至在病中，他还专心致志地学习毛泽东思想。[1]他希望留在党内，他是爱国的、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于是他被我们留下了。他现在70多岁了，还有病。我去看望他并和他谈起他的党籍问题，当他谈到这个问题和谈到毛主席时，他激动地热泪盈眶。我们必须全面考虑，去团结他。”

既然刘冰曾经在延安林彪领导的抗大学习过，我奇怪他怎么能那么轻易地抛弃了抗大的那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充满了生气的革命教育思想。

“是的，”他经过反复考虑后回答道：“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们都对我说抗大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这里是正规化教育。我是个农村来的乡下佬，我想，这些人都是专家，我还是多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不仅如此，我的顶头上司陆定一也完全支持这种正规化思想。如果按我自己的意思的话，我就会按抗大的教育路线来办教育，因为那是我所了解的教育。

“但我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时，是完全照抄苏联的经验，那是来自中央的政策，我当然不能另搞一套。”

“你为什么不能用抗大的一套来打倒这旧的体系？”
“是的，当然了，”刘冰说，“我想要打倒那旧的体系，但我自己却逐渐被它所同化了。最大的困难是修正主义者打着红旗，摆出革命的姿态。领导从来不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学校，他们说这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大学。但是实际上它的内容还是旧的，我就是被它打败了的。
“蒋南翔说‘如果你不具备些专业技能，你怎么能在这里站住脚呢？’他想让我和胡健成为政治科学系的教授，我只上过中学，怎么能当得了教授呢？
“但是教授的称号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觉得在党内还是需要一些有教授身份的人，我们需要掌握一些专业，于是我们决定学俄语，那时我们什么事情都学苏联，于是胡健和我认为，如果我们掌握了俄语，我们就可以积累一些专业知识作为资本。学一门外语是不错的，但我们那时的想法是‘作为会说外语的老干部，我们就不会被人轻视了。”
“胡健学了一年就停止了，而我只学了一个星期。我们没有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们没有能够用我们在抗大的经验来改造旧清华，反而被这旧的资产阶级学校所改造了。
“我来这儿以后，”刘冰总结说：“我在政治路线、教育路线、党的建设和专业观点上跟着别人走，因此我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但是我自己还以为是在为党为革命而工作呢！”
正像童诗白教授注定要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样，作为干部的刘冰成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在1966年6月20日以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那天，他是几个月来第一次回到清华园。他带领全校的工作队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他中间停下来回北京参加为期一周的高级干部（包括在农村的）会议。
“我认为我是左派，难道不是我领导全校4000名学生在搞运动吗？校园里学生们已经开始给干部戴高帽子了，那时我在北京饭店学习。我当然听说了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但不知道详细的情况。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认为‘我是左派，没有人会来斗争我的！”
刘冰曾经受过强烈的冲击。在6月20日那个晴朗的上午，当他的汽车开进清华西大门时，被一群愤怒的学生挡住。他们粗鲁地把他从舒适的座位上拖出来，给他戴上一顶高高的圆锥形的帽子，将他拉到一个群众大会上去批判。
靠着刘冰、蒋南翔等走资派的支持，像童诗白、钱伟长那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才得以长期存在。这种旧的教育制度还特别在工农出身的学生身上下功夫。工农出身的学生没有机会到中国沿海城市的有名的中学去上学，从南方农村来的工农学生的地位非常低，很像在美国的黑人、少数民族和第三世界学生的地位。他们要在没有进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去和那些住在郊区的教授、名人的子女进行竞争。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上了他们所理想的大学。
清华大学的贫农出身的学生告诉我们，动农系1960年入学的一个班，他们都是工人或贫农出身，他们不满意他们的待遇。教授们不愿意给他们解释黑板上的公式高年级的学生不愿意去帮助低年级的学生。突然袭击式的考试排除了一大批没有准备好的人。这个班的支部书记是个有经验的老干部，他带领他们班的同学批判这整个教育制度，指出这是高等教育上的错误路线，这就触犯了学校的权威。校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撤换这个班的支部书记，但是这个班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后来学校就以师资困难为名，把这个班整班提前毕业了。把他们轰出了学校，这可以说是蒋南翔的主意，说这个班使学校得了肚子疼，要用泻药和洗胃。实际上，这个班要完成学业应该在1964年毕业，但他们在1963年就突然被送出去工作了。
另一个突出的事例是一个从东北来的劳动模范，女拖拉机手，她曾经是一个有名的女跳伞员。她来清华时身体非常健康，政治上很进步。但教授们轻蔑地称她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们当面说她愚蠢，不断地伤害她的自尊心。她的健康一天天恶化了，两年以后，她因患肺结核不得不切除了一个肺。按规定，考试必须得参加，但那时她还在住院。教授们不但不对她进行特殊照顾，还说如果她不能参加考试她就得退学。她的同学每天晚上到医院帮她补习功课。考试那天，她从病床上爬起来，到考场参加考试。在考试过程中，她昏倒了。当然她不能继续学习了，她被迫离开了学校。因为她没有完成党交给她的学习任务，她好几次申请补考，都被拒绝了，他们说是为了保证这里的学术上的高标准。他们告诉她，她已经没有资格继续在这里学习了，这关系到清华的声誉。她请求允许她不要文凭地跟着学完所有的课程，但他们连这也不允许。总之，她是被赶出了校园。
作为鲜明对照的另一个事例是，清华的领导人千方百计地去欢迎一个从上海来的高材生，这是个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所有关于这个学生的政治和家庭出身的情况领导都知道，当有人提议把他退回去的时候，他们争辩说，一定要让这个青年上清华，因为他是那样地才华横溢。当这个学生最终来到清华园以后，他的反动思想引起了其他学生的愤怒，他们要求公开批判他，把他叫作“小铁托”，但是党委保护他。“他们的口号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给我介绍情况的学生说，“他们的政治概念是可靠的人是平均80分以上的人，党委没有其他的标准。这就引起了许多问题，这关系到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和以后怎么管理他们。”
“在老家的时候，”出身于湖北农民家庭的吴伟煜，是他们家第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他对我们说：“在老家，土改以后，贫雇农掌了权，而地主则威风扫地。但是在这里，在大学里，教授们神气十足，而我们贫农还是受压制。”
吴在1965年上清华大学以前，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黄梅县，看起来他还是更象农民而不象一个大学生。他的瓜子脸上布满了胡茬子，使他黝黑的皮肤显得更黑了。长长的耷在他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上，更衬托出他那个高耸的欧洲式的鼻子。显出一种精力充沛和好斗的风格。他的经过劳动锻炼的体格和他的家庭是很相称的。
吴说：“清华大学真是一个由清华毕业生和外来的高级干部组成的独立王国！一个外来人可以很快就看出问题和提出问题，但结果往往是他被孤立。”

[1] 毛泽东思想来源于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语录》中集中反映了毛的思想。《毛泽东选集》中包含的内容更多。全集还没有编辑和出版。称“毛泽东思想”而不称“毛泽东主义”是一种谦虚的表示，因为这很清楚地把毛泽东这位基本理论的发展者摆在了马克思和列宁之后。这至少是这种提法的最初的目的，没有什么神秘的含义。
[2] 为了在刘少奇搞的一个向单干倒退的时期之后，巩固集体农业而于1960年开始在全国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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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4）刘少奇派的工作组

“那时候我们的权力受到很大的压制。我们正在宿舍里进行热烈的辩论，听见有人喊：‘工作组来啦！’我们向窗外一看，只见两辆载满人的大卡车开过来停下了，我们飞快地从四楼跑下来，一面欣喜地高喊着：‘毛主席派人支持我们来了！’我们真诚地欢迎他们，大家都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我们奔跑着为他们找房子，帮他们扛行李。我们向他们提出了无数的问题，希望弄清我们的疑问。他们当场表态说：清华党委是有问题的。我们高兴极了，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哪！”

说话的是苏环良（音），他是一个富有挑战精神的学生，现在是校党委委员。他叙述了1966年6月10日发生的事情，那时学生们欢迎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因为在这之前的10天的动乱中，校领导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年轻的清华造反派集中攻击的不是那些给他们上课的年老保守的教授，而是集中攻击党内的当权派，象校长蒋南翔、党委副书记刘冰和胡健，他们是真正据有实权的，是应该对学生们所受的教育负责的人。

党委委员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攻击面前，当然都坐不住了，如大字报对他们揭露的那样，他们动员学生和职工来为他们进行反驳，表示忠于党委，并遣责“反革命破坏分子”的否定的攻击，一时间确实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各系的政治指导员把那些造反派召集起来，象1957年警告右派分子那样警告他们。造反派由于攻击了党委而受到责问，问他们站在什么立场，是革命的立场还是反革命的立场？对参加造反的党员，系党委以开除相威胁：“你们的党性哪去了？你们的阶级立场哪去了？”在这种威胁面前，他们被迫改变了观点。党委的威胁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前提的：即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因而各级党组织也同样是正确的，而攻击任何一个党委或对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提出异议就等于攻击毛主席。由于这样的假设多年来已被广泛地接受，大家都深信不疑。甚至当人们根本不知道所争论的问题时，绝大多数人至少也是相信党的。因此，人们都努力地紧跟党的各级组织。

对不是党员的大多数群众来说，对清华党委的革命性质远没有党员那样坚信不疑，他们同样也受到威胁恫吓。

但是勇敢的造反派继续对抗，他们继续发起进攻，一天天赢得越来越多的同情者。这一方面是因为造反派说的有理，另一方面是校领导的自以为是和压制政策引起了学生的不满。

在6月10日那天，清华园的动乱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工作组的干部开始进驻学校[1]，造反派认为工作组是来支持他们的，因而感到高兴，正象苏环良生动描述的那样。

6月13日，北京市委在中共中央（自从毛主席离开这里到南方视察，就由刘少奇临时主持工作）的同意下，共向清华大学派出了500名工作组干部。表面上，工作组是来支持学生造走资派的反的，但工作组的负责人后来承认，刘被迅速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吓得惶恐不安，他极力主张工作组到清华去就要象消防队去救火一样。其它各大学也都出现了党委控制不了的群众运动，向这些大学派出的工作组也都得到了类似的指示。

6月13日，清华工作组召集群众大会，进行自我介绍，工作组组长叶林宣布了一个“两股叉”（a two-pronged program）方案，一方面把校、系两级干部都挂起来，到指定的学习班里去反省；另一方面把所有的学生都集中起来回到各自的教室里去，主要开展批判和自我批判运动。叶林宣读了一系列关于学生行动的规定，例如禁止不同班级、不同系、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进行串连；为保证校园的秩序，学校大门关上，不经特别允许，任何人不得出入。他还禁止没有事先得到工作组的批准就贴大字报。

由于工作组承认了学校领导是有问题的，好斗的造反派们第二天就抓住一些平时最傲慢的教师，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清华园里游街，并到群众大会上对他们进行批判。但是工作组的干部一知道马上赶来制止这种作法。“你们简直象一群羊，”一个工作组的干部说：“你们的政治水平太低了，竟用这么简单粗鲁的方式来批判人。”

学生们刚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们就念那段关于农民给地主戴高帽子而评论说：“好得很！”

“但是，”工作组的干部说：“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敢说毛主席的话过时了！？”学生们喊着包围了那个轻率的干部，坚决要求他检讨，一直到他检讨了才让他走。
在正式的批判会被禁止了以后，学生们就在吃饭的时候举行非正式的批判会。他们让领导干部站在椅子上，听大家的批判。一边批判，一边吃饭。但是这也被工作组制止了。他们让干部不仅集中学习，而且要集中睡觉和吃饭。学生们找不到想批判的干部了，谁也不知道干部们在哪儿开会和吃饭。
“这些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苏说。
象吴伟煜一样，苏同志也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的父母都在湖南衡阳一个小店里做了一辈子鞋，这个鞋匠的儿子，作为给我们介绍情况的人，应我们的要求讲述了自己的家世。他们都是充满了活力，表现出很高的兴致，有很强的记忆力。苏说话很快但很清晰，爱笑，象他的眼睛飞快地从一个人身上飞到另一个人身上一样，他的头也在不断地摆动。
他25岁，但看起来更年轻，他那剪短了的头发复盖在他孩子般的脸上，他的牙齿很稀，一张富有表情的嘴。和吴伟煜相反，他的体格削瘦，皮肤白皙。但他们作为那么多学生注目的领袖，他们有共同的好斗的脾气和坚强的性格。
他皱了皱眉头，继续往下讲。
“工作组的工作作风太坏了！他们都是从农村四清运动[2]中来的，可能农民还会听他们那么慢条斯理地讲话，但我们不是农民，我们是成熟的学生，不能被人当傻子耍。我们把这看作是方法问题。在宿舍里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叶林的报告，但是他的态度激怒了我们。
“当我们向窗外看时，只见4号楼墙上贴上了大字报，那是数学系的学生写的。我们跑下去看。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我们造反了！》另一张写的是：“我们不信任工作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敌友，但工作组混淆了敌我。”第三张大字报写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依靠群众，你们为什么压制群众？”我们认为这些大字报写得非常好，我们决定自己也要写一些。我们列举了关于工作组的12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群众？为什么他们把干部集中到一块儿？为什么他们要阻止学生的批判？当时我们没有任何组织，我们就写了这一张大字报。过了一段儿时间，我们就去看人们在我们的大字报上签署的意见。我们在3号楼贴的第一张大字报上有20多人签了名，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这些名字记下来，就看到过来一个人给这张大字报照了相，我们对此毫不在乎，我们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正好在这时，有一个学生走过来，看了我们的大字报，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个照相的人又用照相机把他的名字也照下来了。
“我们刚爬上楼，一个工作组的成员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问我们：‘你们知道什么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吗？’
“我们哈哈大笑，多么荒谬啊！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批评竟造成这么大的反响？多么低的政治水平！
“傍晚，我们这儿不是一伙人，而是两伙人了，工作组指使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在我们宿舍门口进行监视，但我们并不很在意，我们继续对准资产阶级黑帮[3]发动进攻，我们才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后来在6月23日，一个最富有战斗性的造反派蒯大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这张大字报揭发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据说她要来直接听取那些对她有意见的人们的意见。6月22日，在蒯大富所在的化学系来了一名女干部，许多学生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们以为是在向党中央的代表讲话呢，后来他们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王光美，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组干部，这一下学生们可气坏了，蒯大富质问：这后面有没有什么阴谋。
工作组的反应是召集了一个名义上是由那些因为蒯大富的大字报而激怒起来的群众大会，工作组动员了自己所有的拥护者，挤满了礼堂，占据了所有最好的位子来表达他们的愤怒。那些来晚了反对工作组的人就只能拣剩下的位子坐，结果礼堂里大多数都是叶林的拥护者，而反对他的群众大多在外面。
30岁的王永县讲了关于这次会的情况。他是从山东烟台来的一个中农[4]出身的青年，从1961年起就在清华电机系学习，他个子虽矮，但很结实。有一张红润的圆脸，长长的头发遮住了他的前额。他是和我们谈话的学生中最成熟最和蔼的一个人，他在群众运动中有比别人更高的地位，他曾经是“414”的总部委员和“西部前线司令”。[5]
“我到会场时已经晚了，”王说，“我到时那儿早就挤满了人，挤得很多人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但我是有特殊权利的，我带着纠察队[6]的袖章。因为我是我们系纠察队的副队长，我可以到所有我想去的地方去。我进入会场，立即到舞台前去维持秩序。
“这可不是个轻松的工作，为了看到蒯和工作组领导人的大辩论，很多带有批判观点的人都向前拥挤。蒯取攻势，工作组取守势。如果后来的人不能挤进礼堂来，蒯可能会惨败。正因为如此，双方的对抗比我们预料的要更剧烈。在此之前，蒯的拥护者用尽力气挤进来，占据了礼堂的一边，将工作组和他们的拥护者们的地盘缩小了。各方都为自己方面的发言者鼓掌、欢呼。会议在近乎骚乱的狂呼乱叫中结束。显然，蒯大富和他的拥护者们占了上风，他们更为团结和有纪律。
“我们都非常兴奋，”这时吴插进来说，“我们尽量地大喊、鼓掌。后来，无论在哪里，为谁鼓掌成为了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
“整个会议都是按照北京的传统，”王继续说，“你们为自己一方鼓掌，叫好，我们为蒯鼓掌和叫好，我们支持他。我们也给其他向工作组提问题的人叫好。
“大会主席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她和蒯辩论，显然不是对手。她甚至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后她还说了一句：‘我妈妈说，一定要相信工作组！’而我们则用最近的一篇社论中的话来回答她：‘革命的大字报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于是刘涛掌握不了会场了，我们造反派占据了主动，这就迫使叶林和工作组领导人出来，到舞台上来了。他们一直称这是一个由群众召开的群众参加的大会。
“‘你们攻击工作组就是攻击共产党！’叶林喊道。他接着宣布，蒯大富的大字报无疑是反革命的，从此蒯大富本人也成了反革命。我们气愤极了，大声喊道：‘你们怎么能仅凭一张大字报就下这样的绪论？你们的证据何在？’叶林高高地扬起头，把双手举向空中，喊着：‘我就代表毛主席！我就代表党中央！’
“我们使劲地鼓掌、吹口哨，嘲笑他，想把他从台上轰下去。他又喊道：‘如果我不代表党中央，谁代表？难道是蒯大富吗？你们必须在我们之间进行选择！’
“当我们开始辩论这些问题时，叶林和其他工作组成员理屈词穷，因此企图给我们扣大帽子。说我们是反对工作组、反对市委、反对党中央的反革命。
“这样，他们企图用政治高压来代替讲道理。他们开始说要辩论具体问题，但现在他们走投无路，无理可讲了，他们就给我们扣大帽子，和点我们的名字。
“这时，刘涛插进来说了一句‘我妈妈说不应该过多地辩论。’
“我们问：‘你妈妈到底在什么地方？她不在这儿！’
“那时我们不知道王光美实际上就在清华园里，藏在过去校长的房子里，她不时地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和发指示。后来我们得知，她原来想亲自参加这个会，但被劝说留在了后台。
“在我们都达到了最兴奋的状态以后，我们认定工作组是毫不讲道理的，这是最可怕的。”苏说，“我们越来越觉得他们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差不多整夜没睡觉，去写大字报。我们的大字报题目是：《这是马列主义者的态度吗？》在这张大字报里，我们分析了那个辩论大会和工作组的态度，进而进行了批判。我们呼吁工作组要相信群众[7]，依靠群众，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造反派的反击使工作组内部分化，它的负责人也不知如何是好了。为了统一工作组的思想，王光美出来公开说：“少奇同志让我来关心一下清华的事情。”她把几百名工作组成员集中在化学馆，用“辩论大会是反革命事件、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这样的观点来统一他们的思想。然后她指责所有不同意她女儿刘涛意见的人和鼓动占领礼堂的人。实际上，礼堂里的大多数人是自发行动的，只有少数人是事先联系好的或者是一大批人一起去的参加大会的。第二天，学生们的态度几乎都一致了，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工作组采取高压政策的结果，一个班20个人中有18个人在批判性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这样的比例并不在少数。另一个班的学生在大字报中写道：“叶林，你发什么火？”许多学生写完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后竟然找不到地方去贴，因为所有合适的地方都已经贴满了批判叶林的大字报。
“在我们班，”苏说，“我们造反派开始只有6个人，那天晚上的大会后，全班都加入了造反派。我们挤在一个房间里开会，大家坐在双层床上、窗台上、椅子上、凳子上和地板上，26个人挤在一起，我们原来的6个人讲的最多，我们谈了许多内部消息。
“我们告诉同志们，工作组是如何镇压其他系和其他单位的群众的，我们说：‘通过昨天晚上的会大家就可以看出工作组是有问题的！’
“工作组原来指派我们班的同学在开会时站在一边悄悄地作记录，但我们没有执行他们的指示。我们认为工作组是有严重问题的。虽然我们还要对原校长蒋南翔进行斗争，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场新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大概写了六、七张大字报，我自己写的一张是质问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8]的。我在大字报中说：‘你太狂妄了！你说你代表毛主席，你这是什么意思？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你对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
其他的大字报还有：《继续辩论到底》、《工作组是老师还是教师爷？》

[1] 清华大学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6月8日晚即到清华，工作组长叶林率工作组部分成员于6月9日进校，当时对外称“联络组”。                                             ---卜伟华注
[2] 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另一种说法，四清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要在个人和社会的这四个领域里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去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
[3] 在汉语中普遍用“黑”字来表示“坏”的意思。在中国这个没有黑色人种的少数民族的国家里，这个字没有种族的含义，因为它经常用在口语里，所以我就加以说明的从字面上进行翻译了，众所周知，在中国现在的外文出版物上用其他的词代替了这个词。
[4] 中农是自给自足、有自己的土地的农民，他不象富农那样雇工和出租土地，也不象贫农那样受雇于别人和租入土地。
[5] 据清华414主要负责人沈如槐所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中的说法，王永县是“科学馆的卫戍司令”（第388页）。——卜伟华注
[6] 纠察队是工作组组织的，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麻烦。
[7] 在我们用“平民”、“人民”或者“全体居民”的地方，革命的中国往往使用“群众”一词，这里的“群众”是指清华大学里的学生、教师、职工和他们的家属。
[8] 周赤萍当时任冶金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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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5）打倒蒯大富

　　一夜之间，批判工作组的人从防御转入进攻，从少数变为多数。过去所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只能贴在宿舍楼的墙上，而现在这些大字报都集中贴在用苇席搭起来的大字报栏里，这些大字报栏都设置在学校里最重要的、人员最集中的地方。那天上午，校园里到处都是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和在进行辩论的人群。

　　工作组不承认这个突然的变化，他们继续组织他们的拥护者到处去辩论，去反击对方的大字报，去写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校园里的大字报的形势变化无常，早上还都是公开宣布反对工作组的，从中午开始出现到下午两点，到处都成了赞扬工作组的了，他们经常把自己反驳对方的大字报正好贴在对方的大字报上。大礼堂前聚集了几百人在辩论，保皇派们在人们中间转来转去，悄悄记下那些将来可以用来整蒯派人物的东西。

　　后来，工作组开始组织正式的讨论，在各个班讨论这样的题目：“为什么说蒯大富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的算盘打错了。苏环良那个班里只有一个人认为蒯大富应该得到这样的称号，而其他人都说他肯定不是反革命。从受多数派压制以来，他们班就是这样的一致。那一个人虽然孤立，却并不妨碍他将班里的情况详细地记下来向工作组汇报。

　　4点钟，工作组召集一类学生—“坚定的革命左派”开会。他们把学生划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剩下的四类是有问题的。这里面包含的前两类都是属于认识问题，他们的错误观点来源于政治水平低，也就是说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而这里面的第三、第四类则属于立场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反革命。

　　王永县说：“我们全班只有一个学生有资格参加“坚定的革命左派”的会，就是认为蒯大富是反革命的那个人。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预感到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会发生。第二天，工作组派人把我叫去，正式给我一个党内警告，我被从纠察队里赶了出来，取消了我到处行动的自由，收缴了我的臂章。同学们被动员起来反对我，大字报里质问我：‘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

　　“6月28日，我被迫作自我批判。工作组负责人说我的问题非常严重，但鉴于我哥哥是革命烈士，他们决定不把我定为反革命，而另外四个人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

　　苏环良讲述了工作组是如何组织猛烈的反攻的。“上午我们贴出了我们的大字报，下午发现在我们宿舍的墙上有许多攻击我们的大字报。我们还发现大礼堂的窗户都拉上了窗帘，周围的岗哨布成了严密的警戒线。我们班那个有资格参加左派会的那个人开会回来后说：‘你们都是反革命。’由于我们班的“反革命”太多了，他只好从其他系找学生来与我们辩论，想要说服我们，实际上，他们用的是一种精神棍棒，他们的说法是：‘你们必须完全彻底地交代你们反常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就这样，谁要是和批判工作组的路线和行动的人持同样看法，谁就被指控为进行反党活动，就会遭到严厉的威胁。全宿舍的人都被要求写自我批判，但没有一份能够获得通过，除非你交代出重要的问题，承认自己从主观到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甚至这还不够，因为每一项交代还要有事实来证明，而这样的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没有办法写出让工作组满意的自我批判来。

　　所有在6月23日那天大会上为蒯大富鼓掌的人都被称为反革命，共有800多名学生属于这一类。一旦反革命的帽子落到一个学生的头上，他就要失去自由，受到人身限制，日夜都有人看守，甚至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他们还要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成为群众批判的目标。那时，大的、小的、老的、新的，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到处都是。30个人的一个班，就有12个人被定为反革命，再加上12个人被称为动摇派，剩下的6个人无法与多数抗衡，只好求助于其他班。学生们将这一切称为“白色恐怖”，不少人在这样的压力下经不住考验而屈服了，失望了，按工作组的要求写了交代材料。

　　苏环良讲了他自己的屈服。

　　“当工作组组织斗争我时，我想：‘我的家庭那么穷苦，我们一生都在奋斗，我们怎么会反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呢？’工作组要求我完全彻底地坦白交代问题，听了他们散布的那些关于蒯大富的谣传后，我想：‘可能我在客观上是反党了’，于是我就做了自我批判，但他们还不满足，他们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那段关于主观和客观相联系的话说，一个人不可能客观上反对党而不包含同样的主观意识。”

蒯大富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同志，他给动摇者写了一封信：

刘才堂、王铁成及一切曾经支持我，同情我的同志们：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我坚信，我们在前一度时期，几乎全是坚强的革命者，但是，在叶林同志的高压政策下，你们有的动摇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正在检查自己所犯的“罪行”。你们口上虽然这样说、手上虽然这样写．但实际上，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人，心里并不承认自己对人民犯了什么“罪’。因为事实本身就是这样。你们从前的革命精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如果你们暂时迫于高压．不得不有所屈服；我可以原谅你们。
　　如果你们真的死心踏地投降过去，昧着良心出卖自己的同志。那么，革命将来饶不了你们！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多次，我们的对手很软弱；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他们不敢把革命派怎么样；看样子，他们气势汹汹，实际上是纸老虎，怕我们怕得要死。群众暂时被蒙蔽，他们终会醒过来的。我们为了对党中央、毛主席彻底负责，必须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英雄的革命先烈出生入死抛头颅、洒鲜血换来了今天的江山，难道我们接班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吗？
　　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在这艰苦的、关键的时刻挺住，火速的革命车子到了急拐弯弯处，要坐稳！防止摔出去，跌个粉碎！
　　我也不强求那些坚决背叛我们的人，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只能出卖我们的材枓，决不能出卖我们革命的灵魂！记住，革命的大风大浪，将荡涤一切渣滓！
　　最后，我要指出，尽管暂吋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坚决战斗到底！只要清华园内还有一个牛鬼蛇神！我要留在这里坚决将他横扫出去！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同志们，站起来，把腰杆子挺直，党中央和毛主席全力支持我们！让我们把革命的大旗举得更高，团结起来，勇敢地战斗吧！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誓死保卫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贴于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确实有许多人动摇了、屈服了，但还是有那么一小伙人，以蒯大富为核心，继续坚定地反抗工作组，与工作组频频交锋。他们发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他们的床头上贴着这样的标语：“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造反派坚信毛泽东是支持他们的，坚信他们将最终获得彻底的胜利。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地与工作组斗争，并且自认为是在捍卫毛泽东的路线。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要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代表了党中央、毛主席。

　　“我们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造反派学生说，“要我们忠于你们，你们算什么东西？”

　　在造反派眼里，工作组毫无权威。而工作组的负责人叶林却一直在清华行使权力，组织一系列的群众大会，揭发批判蒯大富一伙人。如果蒯大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最为富有）是一个批判对象，那么蒯二富（意思是第二富有）、蒯三富（第三富有）就应该成为第二个、第三个批判对象。看起来，在每个宿舍、每个系里，都可以发现蒯式人物。“打倒蒯大富”成为流行的口号，它是由工作组提出和推广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以后发生的事情，先介绍一下蒯大富所扮演的独特的角色是必要的。蒯大富是个瘦长而结实的年轻人，贫农出身，早就以精明强干和刚愎自用而著称。由于他戴了一副很大的方框眼镜，他那个宽大的前额就显得更为突出了，也使他显得更加削瘦了。人们对蒯大富的突出印象是：矮个子、三角脸和极具煽动性的演说。

　　蒯大富象一个坚定的军事指挥官，对自己的事业和最后的胜利抱有绝对的信心，就是在他的追随者纷纷离去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丝的动摇。相反，看起来他总是采取攻势，对工作组组长叶林在公开讲话和经常出现在大字报中的他的每一个观点进行批驳，哪怕那张大字报只在墙上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他也不会放过。蒯大富撕去了工作组一贯正确的外衣，使整个校园和北京城为之震动。他对工作组的尖锐批判和讽刺很快风靡校园，他的雄辩揭穿了工作组的谎言和愚民政策。工作组要想站住脚就必须镇压蒯大富，但越是整他，就越遭到他更顽强地反抗。6月29日，蒯大富在校园中最明显的地方用大字报公布了他致叶林的一封信。这封信摘录如下：

叶林同志，你好！
    今天，我想对你说几句话。
    一，说实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组要集中全部精力来把他“压”下去。声势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写大字报对付一个人，游行、示威、开全校大会、广播等大手段都用上了。这样的声势对蒋南翔都没有使过，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
    殊不知蒯大富“又臭又硬”，死不屈服。你大概有点心虚了吧？如果心中还很踏实，还有手段没拿出来，那很好，我等著。顺便说一句，我将用我使得出的一切手段应战。
    ……
  叶林同志，请您挣开眼睛看一看，到底都是谁在全力支持你们？那些从前是保皇的人，摇身一变为“革命左派”，那些投机革命分子成为你们最得力的助手，甚至原黑帮打手叶×等一群，也大喊大嚷：“坚决支持叶林同志！”而那些一直是眼睛最亮的真正左派，对你们提了些正确的意见，你们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大打出手，施加政治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检讨，交代什么“罪行”。我见过非常痛心！我想，这也是您——真正的革命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吧。
    ……这种高压政策使人们感觉到一种恐怖气氛。我不禁想起当时校党委的高压政策，使人不敢发言，他们怕交不了账，慌忙命令同学“提意见”。处于目前我们学校这种情况，叶林同志，我真替你担心，如果你不谎报的话，你怎么向北京新市委交帐？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帐？
    ……敬爱的叶林同志，时间紧的很哪，赶紧安排好计画，准备下一步吧，我耐心地等待著。不知怎么的，我的信心越来越足。拿起毛选，就象毛主席在身边似的！
    祝你身体好！
    致
    革命敬礼！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在这张和其他许多蒯大富那时写的大字报中，可以看出一些使他从清华大学的革命动力最终变成批判对象的某种思想的萌芽。蒯大富极其自负而近乎狂妄，这种狂妄在对付工作组时是积极的、进步的，但是在对付那些不服从他的指挥的学生时就显得飞扬拔扈而面目可憎了。当蒯大富读毛泽东的著作时，觉得毛泽东就在他的身边。对党委的干部，他认为不过是些走资派，对清华的教师，他认为不过是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从这里再经过一个小小的飞跃，就形成了“以我为核心”的思想。有这种思想就不可能团结群众去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蒯大富悄悄地告诉他的那些最忠实的伙伴，由于长期处于“反革命”的地位，他们不能承认一点缺点和错误，否则就可能被工作组利用来进一步打击他们。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无可非议。但是这也为他日后在派性斗争中玩世不恭、无视真理打下了基础。那时候，双方都极力掩盖自己的错误，为了从政治上消灭对方，拼命抓住对方的错误，攻其一点，无限夸大。

　　所有这些不管怎么说都是后话。而当时，蒯大富的造反派同志都目睹了他在与粗暴的工作组的尖锐对立中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雄辩的口才和非凡的领导能力。蒯大富不仅成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全国的左派英雄，他的同伴后来公布了他写的揭发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号召全国学生造反的大量的发言稿、大字报和文章。

　　在清华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人，一个是不同凡响的蒯大富，另一个则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当清华工作组碰到了蒯大富和他的“铁杆儿”（iron rods）这些天生的反叛者的时候，刘少奇让王光美亲自去镇压造反。她尽量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不用自己的真名，化名为何浦或简称小何。她总是披着一个能遮住头和肩膀的大斗蓬，夜间出入那所我们前面提到的她在清华住的甲所，即那座地板已经破烂了的房子。与她的这种“斗蓬加匕首”的风格相适应的是，王光美亲自提倡的工作组要扎根串连，背靠背地审查干部和罢免所有有问题的干部的方法。这些可能也就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的精华（桃园是她过去在河北农村搞过四清的地方）。现在要把这个经验运用到中国最有名的清华大学来。

　　王光美一般在后台活动，她可以通过她的女儿刘涛来讲话。刘涛引人注目地在前台，在拥护工作组的保皇派学生中担任领导。刘涛和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一起，从上面向群众传达上级的指示。刘涛有什么天才和领导能力吗？显然没有，她是一个娇生惯养长大的女孩子，只会赶时髦、出风头，但连话都说不连贯。但她是刘少奇的女儿，在那些对她的出身有深刻印象的学生中还有一点威信。文化革命开始时，没有一个人能想到刘少奇会成为批判的对象—他怎么就成了这个关于清华大学的故事的一部分？——因而她的女儿成了学生运动中企图保护党内当权派的那一派人的首领。

　　贺鹏飞当领导同样是靠家长的威望，而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杰出的能力，实际上，他在学校成绩极差，他是通过后门进的大学。他第一次考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低于录取标准至少20分，名落孙山。后来他转学到清华附中又上了一年高三，然后就悄悄地成了清华的一年级学生了。这些都象造反派学生所说的，在分数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高干子女面前处处有门，其他人面前却是一堵墙。

　　刘涛、贺鹏飞是“红五类”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按照这样的政策，那些富有斗争精神的学生中，只有家庭出身好的才能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五种所谓“好”的或“红”的出身成分是：工人、贫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如果你的父母不属于以上这几类，那你就会被远远地拒于早期的红卫兵组织门外。这种世袭革命论的思潮可以从一段打油诗中表现出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由于有这样的思潮，文化革命开始时，高干子女总是最活跃的。他们发现造学校领导的反很容易，他们不愿受任何纪律的约束，骄傲自大，能够知道许多内部消息，他们总是比平民的孩子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认为自己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因此非常乐意参加战斗。但是一旦他们的父母遭到批判，他们的地位就会一落千丈，受到致命的打击。他们就会象一只丧家犬一样被他们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哪怕他们自己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驱逐出去。批判校领导是一回事，批判和揭发自己的父母又是一回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个高级干部被罢了官，他的子女的革命接班人的地位也就会随之而去，作为他们原有的优越地位的基础的血统论也崩溃了。实际上，血统论已经遭到毛泽东和他在中央的拥护者的批判，他们批判这种理论，认为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若依照这种理论，怎么可能让年轻人去团结95％的群众和干部，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修正主义者？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把原来的反映了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改写成符合毛泽东路线的对联：“老子反动儿造反，老子革命儿接班”。

　　一些年轻人在政治上误入歧途之后，也参加了造反。刘涛就是这样的。她后来和家庭明确地划清了界线，而拥护毛泽东的路线。但是在1966年的夏天，她因为出身显赫而平步青云，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后来，她不仅受到她母亲的支持，还不时得到来清华访问的修正主义集团其他高级干部的支持。

　　刘少奇不止一次来这里视察工作。但总是在夜深人静之时，戴着大口罩来的，因而不被人们所察觉。而国家经委主任、中央政治局修补委员薄一波就不那么谨慎。他在6月19日和7月5日两次于光天化日之下来清华长时间逗留，看大字报。在这过程中，这位有威望的老干部和蒯大富进行了一次辩论，蒯大富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和谁谈话。辩论越来越激烈，蒯大富把薄一波称为“胖老头”。

　　“老没有罪， ” 薄一波反驳道：“而胖更不成为问题，难道因为你的名字叫大富（非常富有的意思）我就可以说你是走资派吗？”薄一波对围观的群众问道：“有多少人认为蒯大富是左派，把手举起来！”

　　只有蒯大富举起了手，其他所有的人都在犹豫。

“你看，”薄一波说：“只有你一个人认为你是左派！”
　　为什么清华如此重要？为什么重要到刘少奇、薄一波亲自去过问？为什么刘少奇派王光美亲自去那里？答案似乎是这样的：首先，高等学校是文化革命最先涉及到的上层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个革命实质上是要由哪个阶级来控制中国的文化；第二，在中国的大学里，清华堪称全国理工科最关键的重点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工科的学习和发展优于其他，因而作为全国理工科最重要的中心也就受到重视。清华的这种重要地位可以用他们的校长来说明：蒋南翔同时又是高等教育部的部长。另外一个因素，就刘少奇个人来说，他很关心他在那里上学的女儿刘涛（他还有一个女儿在师大附中上学）。王光美曾经创造了指导全国农村社教运动的“桃园经验”，现在，在刘涛的帮助下，她又要创造指导全国文化革命的“清华经验”了。
　　王光美到清华去，当然刘少奇的赌注是押在那里了。清华成了中国共产党内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焦点，这大大提高了清华在中国两条路线的决战中的重要性。最后，为了消除王光美的影响，江青、周恩来和副总理谢富治都曾前往清华。这种从最上层来的干预使学生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清华大学关系到全中国革命的成败。后来派性斗争逐步升级，各派都认为，如果没有他们自己这一派的胜利，那么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毛泽东本人就要坚持不下去了。
　　工作组发起的对蒯大富等造反派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持续到7月18日。那天，对学生各方面的限制突然都取消了。叶林宣布，批判蒯大富告一段落，今后大家都要恢复对群众运动最初的批判对象—走资派的批判。一场大规模的打倒蒯大富的运动结束了。
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毛泽东从南方回来并对工作组的所作所为发出了严厉的质问。
7月22日，江青亲自到北京大学校园，领导了一场持续四天之久的批判工作组的运动。
7月26日，王光美得知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下场后，为避免被人撵走，急急忙忙地撤出了清华园。
7月28日，北京市委下令撤出所有的工作组，但同时答应学生，工作组的主要领导成员要留下来接受群众的批判。
7月29日傍晚，王光美突然出现在静斋北面的食堂，向在那里就餐的学生表示道谦。这是她在校园里第一次公开露面，不再用“小何”这个假名，她称自己为“光美同志”，并说：“大家欢迎我来这里，是因为少奇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撤出工作组的命令，她声称她没有看到也不知道其细节，但她表示完全同意这样办。“我在这儿时间很短，”她继续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组成员，我们工作的怎么样？我认为是成绩缺点都有，当然我有自己的观点，但这不好说出来。对于大家起来造反，我当然是欢迎的。即使有些人进行无限上纲，那也没有关系。如果你们需要我来为你们服务，我随时可以来，我愿意下厨房，扫地板，打扫厕所。确实，从来到这里，我没有接近群众，没有做到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因为这些我已经受到了批评，我愿意改正，我将要去做饭、扫地、掏粪，然后你们可以从我的行动来判断我是不是革命者。”
随即她就开始履行分配给她的任务，在柜台上卖菜，确切地说是卖土豆。但造反派学生认为她即使卖土豆也是十足的投机行为，对那些她希望能够受她影响的人格外多给一些，并在全体学生面前装出一付虚假的谦恭姿态。
大字报全都在继续批判她，“揭穿王光美卖菜的阴谋！”“王光美卖土豆是天女散花。”这位著名的夫人的突然投降一点也没能平息好斗的学生坚持要把问题提高到原则性的高度：即王光美和工作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7月29日晚上，校园里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会上，北京市委和中央的代表正式宣布撤消工作组。王光美重复了她在饭堂说过的那些话。选出了一个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来接替工作组突然被撤消后的工作。这个筹委会是清华获得翻身的正式标志。它的选举—将产生清华园的权力机构—是被正在撤退的工作组控制的。有民主的形式而没有民主的实质。当然从头至尾都是以学生和教职工的名义进行的，如果能够得到工作组的支持的话，他们作为筹委会的委员将会更加坚定。由于工作组动员了他们在校园里大批的拥护者，那些保皇派进入了筹委会，所有的名字都经过工作组的挑选。新的筹委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刘涛任主任，贺鹏飞任副主任。然后叶林宣布：群众通过他们选举的革委会，现在在清华掌握到领导权。
“实际上，”与我们谈话的学生说：“我们又有了一个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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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6）两条路线

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6月1日到10日，是清华师生起来反对校长蒋南翔和旧当权派中其他走资派的造反的10天。第二个阶段从6月10日到7月31日，是50天的白色恐怖，工作组镇压学生造反，把最富有斗争精神的学生领袖蒯大富作为集中批判的目标。

8月份，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开始了。学生运动中的两条路线逐渐明朗化，斗争逐渐尖锐。我说明朗化是因为那时候两条路线是看得很清楚的，一方是开始造校领导的反后又造工作组的反的学生，另一方是开始保校领导后来又保工作组的人。这些不同观点的人们从组织上来说，真正的造反派力量集中在8月8日的联络会议上，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这就是所谓“8．8派”，后来转化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然，保皇派力量在8月9日也召开了一个联络会议，形成了一个联盟，称为“8．9派”，已经存在的筹委会是这一派的核心。刘涛、贺鹏飞命令他们的拥护者团结在一起，反对组织起来的造反派。

造反派和保皇派泾渭分明，阵线清楚。在有组织以前，都是采取以宿舍为单位的形式进行活动的，成立了组织以后，都是通过组织来进行活动。一般说来，经过整个夏天和秋天，造反派的力量增强了，保皇派的力量消弱了，直到12月最后至少在组织上完全崩溃。但是在斗争过程中，在保皇派保持攻势的时候，他们的组织人数也有少量的发展，直到年底，他们一直保持有相当大的力量。6月份，保皇派明显地占多数，8月份，他们还能和造反派势均力敌，但到了10月6日以后，自从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国造反派大会以后，确实给造反派扫清了道路，保皇派迅速瓦解。

当然，清华有很多学生和职工在斗争中哪一派也没有参加，只有少数人始终一贯地积极参加造反派或是保皇派。全校40000人中的大部分人倾向于在运动的高潮时参加进去，而在低潮时倾向于中立，一直到最后，派性斗争发展到武斗的程度时，实际上参加的不过只有几百人而已。很多人完全离开了这个地方，直到秩序恢复了以后才回来。还有很多人置身于派性斗争的狂热之外，呆在自己家里逍遥。

8月份，造反的“8．8派”或者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吸收蒯大富和他的最核心的支持者（即被工作组划为四类的反革命死硬分子），蒯大富曾遭到那么多人尖锐地遣责，也曾被那么多人坚决地捧为最有造反精神的人，虽然“8．8派”同情他，却又不敢与他为伍。他们的组织的目的就是为“反革命”平反而斗争，但一直到蒯大富恢复了名誉，他们也没有联合他或邀请他加入自己的行列。这就迫使蒯大富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这是在工作组垮台大约两个月以后，在保皇派成功地打垮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造反派之后的9月24日发生的。

政治斗争的深入发展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群众运动的原则目标是什么？现在是应该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还是应该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整个群众运动来说，最初是有领导的，但从工作组一垮台，上述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7月29日清华工作组正式撤出，并将权力交给选举出来的筹委会。几天以后，周恩来总理来到清华园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在8月4日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一万多名普通群众和中央、北京市委的主要成员。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工作组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他们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镇压了群众运动，而没有团结广大师生群众揭发当权的走资派。他们扭转了运动的方向，把矛头对准学生，保护一小撮而打击一大片。这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在于保护清华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和镇压革命。周恩来赞扬学生造反派反对工作组的行动。

当然，这个讲话等于是在为蒯大富等人“平反”，周恩来指出，革命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工作组执行了反动路线。他还说，这些错误的责任在北京市委和中央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同志，也就是说，他自己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同时也很清楚地表明了作为当时在北京的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刘少奇也必须承担责任。

这个讲话极大地鼓励了造反派，给了他们继续斗争的正确的理论基础。但是没有彻底解决受镇压的革命者的问题，和今后运动的主要方向问题。周恩来只是全面地平反，而没有涉及具体的问题。他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因而普遍认为学校的那些“反革命”必须给予正式的平反，某些更高的权威必须负责为那些实际上是革命者的“反革命”摘帽子。否则将使几百人还拖着随时可能被人来整他们的辫子，这就会在斗争尖锐的时候，搅浑了水。

此外，虽然周恩来明确指出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但他显然没有明确以后的群众运动是应该继续揭发这些错误和追查根源，还是应该回过头来批那些已经打倒的走资派。

8月8日，造反派集中在他们的联络会议上，认为如果不首先搞清楚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就不可能继续调查走资派的问题，因为这种反动路线最终是保护走资派的。

他们还认为，除非正式公开摘掉他们的“反革命”帽子，他们就无法有效地参加革命，因此，他们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给所谓的“反革命”平反的口号。

8月9日，由筹委会召集的保皇派联络会议上，公然不同意周恩来的讲话，他们不接受周恩来的分析，不承认对工作组的批判，而号召所有的人抛弃宿怨，不记前仇，全体团结起来，揭发批判蒋南翔和旧清华党委的走资派体系。对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也就是企图限制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揭发和批判，而这种揭发很快就要涉及到刘少奇。对刘少奇来说，危险在于它将揭露出，不仅要为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责，不只是蒋南翔的后台，而且是全国最大的走资派。造反派学生已经在追根寻源。他们发现，发起打倒蒯大富运动的正是刘的夫人王光美。正是在他们建立自己组织的当天，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发表了。其中所说的“要防止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共呜。王光美的背后不正是刘少奇吗？王光美在清华两次公开出面时不都说是“少奇同志让我来了解清华的运动的吗？这不就证明了他刘少奇是亲自参预了的吗？8月10日，中央在北京设立了接待站，毛泽东接见了一批学生代表，他号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说的“大事”不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调查了解国家领导人的情况吗？

8月19日，“8．8派”隆重举行大会，要求中央“平反”。有个名叫“向日葵”的战斗队勇敢地写了这样两张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的政治扒手，她身后有一个大保护伞》、《看这条线通到哪里？》这两张大字报都点了刘少奇的名字。后面还提到，在三十年代末期上百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叛变，写了攻击共产党的自首书以后被释放了。这些人后来成为刘少奇所重用的干部。而这整个勾当都是刘少奇一手搞的。

“8．9派”被这突然事变吓得惊惶失措，他们派“敢死队”挤进会场，他们抓住话筒，要解散大会。当“8．8派”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时，“8．9派”就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相回答。他们挑衅地问每一个发言者的阶级出身，他们叫嚷说只有革命后代才是革命的，他们挑衅性地质问每一个发言的造反派：“你是不是狗崽子（对反动派的子女的称呼） ？ ”会后，他们又在校园里游行，高呼“决不许右派翻天！”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出号召：“任何人只要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威多大，资格多老，都要把他打倒！”造反派认为这显然是指刘少奇的。彭真不是已经打倒了吗？现在占据高位的人中，除了刘少奇以外还能是谁呢？关于这些问题的辨论比起原来与“8．9派”的辩论要激烈得多，那时候老是在辩论是．是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和“狗崽子”的。随即，造反派就在马路上刷上大标语：“刘少奇必须靠边站！”他们贴出的大字报还是有点隐讳的，有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刘涛……王光美……？”“刘涛，你妈妈说……你爸爸说了些什么？我们要把他揪出来！”

他们这些大字报一贴出去就被保皇派撕掉了，但是很快，他们刚一撕掉，又有一批同样观点的大字报贴在原来的地方。清华出现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云集到这里来观看。这更加剧了学生组织间的斗争。来访者大多倾向造反派，为批判刘少奇而感到高兴，但也有人不相信，具有那么高威望的人竟会是走资派，他们说清华的造反派是在搞政变。

很快就有谣传说，清华发生了一起针对党中央的反革命事件。“8．9派”召来了12个学校的群众进行反击。8月24日，数千人在清华园北面的清华附中集合，在贺鹏飞的指挥下，发表了一个重要公告。公告说，他们所组织的红卫兵（“8．9派”）要全力以赴地阻止右派翻天。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反革命的，其理由是他们泄露了党中央的秘密，所以是罪该万死的。所有无关人员必须离开校园，纠察队控制了所有的道路，交通断绝，全校戒严。为了避免在人们头脑中留下对保皇派意图的任何怀疑，撕毁大字报被宣布为红色恐怖。打手们到处寻找刘的大字报，一旦发现，他们就进行拍照，然后撕毁。如果有人怀疑或反对，就要在“不许乱说乱动”的口号下被赶走。所有路过的人都有被检查有无笔记本或大字报，以防再有新的“反动大字报”出现在墙上或席棚上。化学系有一个学生被人殴打，眼镜被打碎。被撕掉的大字报上都没有个人签名，都是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向日葵”、“孙悟空”等战斗小组署名，或是署上小组名再加上宿舍的地址。所有这些有地址的都被清华红卫兵搜查，后来他们都受到了人身攻击。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造反派受到这样强有力的突然袭击，不得不暂退却。有的人逃出校园，躲到圆明园废墟去，就是那个清华园西北面的那个旧帝国宫殿的遗址。也有人跑到北京大学，藏到同情者那里。他们的想法是，越是这么残酷地镇压，就越证明他们在政治路线上是正确的。8月19日，他们要求给蒯大富平反，就使他们的会议差点被解散，那几天，由于公开遣责刘少奇，使他们受到了“红色恐怖”。在新的打击下，显然还是要坚持斗争，同时他们发现，他们比以前团结得更紧密了，而且要准备反击了。他们组织安全巡逻，飞行小队和报警系统。晚上，他们认为到了该反击的时候了，他们贴出了一张声明，遣责撕毁大字报的行动，说那些参加者是受蒙蔽的。他们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前途是光明的。他们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受到打击，更何况清华红卫兵正在校园里到处搜寻反对派大字报的制造者呢。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必须迅速地从宿舍门口跑出去贴他们的大字报。那些平安回来的人报告说，整个校园里一片凄凉，墙上、席棚上到处是被撕毁在大字报的痕迹，碎纸片、纸条随风飘荡。到处是保皇派的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等，这和一天前的生动场面多么不同呵！

当保皇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对抗发展到高潮时，那些留下来接受批判的工作组的成员也都撤走了。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的镇压路线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危害，工作组临走时还受到了笑脸相送。保皇派所以处于优势，能够掌权，那还不是他们给的吗？然而在他们受到笑脸相送的同时，也从造反派那里收到了类似传统的贺年片那样的卡片，上面写着：“我们含着眼泪迎来了一个粗暴的经常打我们的褓姆！”另一面写着：“踢开绊脚石，欢庆得解放！”有的卡片上写着：“干革命靠自己，我们不需要褓姆！”

这类非常尖锐、有力的口号在文化革命期间不断被用到，但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并不一定都是包含着同样的意义和内容。

“8．24事件”表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造反派还是少数派，受到筹委会支持的清华红卫兵仍然统治着学校，那些天，造反派由于得不到学校的钱来买纸墨、刷子等而难于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许他们接近广播站，而对方成天用广播骂他们；他们没有报纸，报纸被对方用来作为坚决与反革命辩论的工具。甚至在他们有了一点钱想去做绸子袖章时，也不能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名字，因为印染店没有得到筹委会的批准就不给他们做。而筹委会是不会给造反派任何方便的。结果，造反派就戴没有字的袖章，但当他们发言时，人们问道：“你们是红卫兵吗？”

“当然了，我们是，你们没看见袖章吗？”
“看见了，可上面什么字也没有啊？”有怀疑的群众说。因此造反派的话就更受到怀疑了。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造反派还是日益获得支持，他们遭受了残酷地镇压，使许多人团结起来进行他们的事业。校园外面的形势也有利于他们。中央的“十六条”当然处处是放手为造反派辩护的，遣责那些为镇压群众运动而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呜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够采用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呜大放，以便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于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利用群众运动中某些缺点和错……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这些不正是针对清华工作组和它的继承者筹委会的领导人的吗？
如果这还不够清楚的话，那么还有毛泽东自己的大字报，那是在8月5日写的，但直到8月23日在清华园还没有公布。
毛泽东的大字报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这些最高级的文件，打退了保皇派的反击，使造反派更加坚定，坚持要给所有的人平反，要继续调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搜寻每一条通往刘少奇的线索。从上面来的这些文件和他们的坚定使对立面开始瓦解，保皇派纷纷转到造反派方面来，所有消极的人们都被调动起来了。
清华文化革命中的一件大事是各个组织的学生都到全国各地去串连。他们发现各地的群众运动受到当地的当权派的压制。在北京撤销工作组以后很长时间了，外地的当权派还是神气十足，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地方党委仍然在继续镇压敢于批评他们的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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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7）学生串连

“在开往新疆的火车上，播放的都是旧音乐，”苏环良说，“我们对这种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没有政治内容的广播极其反感，就去找列车长。

“‘我们红卫兵要接管广播站！’我们对列车长说。

“列车长看着我们，感到很惊讶，他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好吧！’他说，‘就按你们的意思来管吧，可别弄坏了设备。’
“他带我们去广播站，并告诉我们如何使用那些广播设备。我们安排一天播放三套节目，播诵关于北京文化革命的文章，北京三十六中学和清华大学学生写的具有造反精神的文章，旅客们都支持我们。
“发生了一些可笑的事情。我们挑选了一张我们熟悉的唱片，歌名是《新疆人民歌唱毛主席》，唱片放到转盘上以后，刚响了几声，唱针就在唱片上乱跳起来，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我们赶快把它停下来，把唱针重新放好，再开始，还是老样子，那是因为唱片太旧了，已经不能用了。列车长听到这尖锐刺耳的声音，赶忙从列车的那一头跑过来，他以为我们弄坏了他们的宝贝机器。不管我们怎么解释，他还是认为唱片是我们弄坏的，这以后，他就寸步不离开这里了。
“我们临下车时，要求他们以后继续像我们这样播放革命的节目。列车长说，‘你们教育了我们，我们一定继续下去，欢迎你们随时到这里来为我们编排革命节目。’”
这个故事是有代表性的。从北京出来的学生造反派，到全国各地以后，都要号召当地的大中学校的学生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总是充满了自豪感地向权威挑战。
给我们提供情况的这几个学生，那时候都出去串连了。其中第一批出去的有苏环良，他是被系里的同学推选出来去天津大学的。因为他们听说那里的造反派组织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在8月上旬，天津造反派受的压制比以前清华大学的学生受的压制还厉害，他们到北京来请求援助，所不同的是，天津大学党委仍然掌权，并得到由他们一手包办的保皇派组织的支持，造反派被他们从行政上进行压制。这些后来被称为“八一三”红卫兵的少数造反派决定步行到北京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他们于8月12日晚上，逃出保皇派的包围，开始行军了。国家领导人对造反派的关心使天津的当权派改变了他们的态度。[1]这应该能给其他地区的当权派上了重要的一课。但实际上，各地的领导对此领会得很慢，许多地区对造反派的镇压仍在继续，毫不减弱。
河南就是其中之一。金寅生详细叙述了他的经历，他是这些天来和我们谈话的学生中比较固执的一个，26岁，老家在河北邢台农村，那里曾在1966年遭到了毁灭性的地震。瘦高个儿，典型的北方农民模样。高颧骨，方下巴，剪得很短的平头，赋予他一身军人的风度。他说话慢吞吞的，很沉着，很少有间断，虽然其他人经常要打断他。
“1966年8月26日，我们清华、北大的一伙人坐火车离开北京来到郑州。在郑州大学，那里的人们还在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看那气氛，好象还是由工作组控制局面。所有的发言都得到支持，而且又都长达一个多小时。辩论的题目是“党言川（郑州的蒯大富）是不是反革命”，他也曾经反对工作组，他被打成反革命还因为他曾去北京告状。
“我们三个清华的学生烦透了那些长篇发言，第二天晚上，一场无休无止的辩论又开始了。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实在受不了那些长篇发言，我们喜欢说话直截了当，但我们得不到发言的机会。于是我们就递了张条子上去，条子上写着‘这不是辩论会’，署名是北大、清华联络站。
“这张条子一念，立即在会场上激起了一阵波动。人们交头接耳，有人在说‘北京学生来支持我们了！’我们并没有上台发言，只是默默地穿过人群离开了会场。
“第三天晚上，我们决定首先发言，在会前就排好顺序，清华第一，北大第二……每个发言仅10分钟。我在发言中说：‘党言川到北京去是革命行动，他相信党中央，把他打成反革命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干的！’
“那里的规矩是按顺序一个一个的发言，但我刚一讲完这些话，会场就沸腾起来，会议秩序变得混乱起来。在我发言以前，人们坐在那儿，抽烟的、扇扇子的，也有人坐在扶手椅里打瞌睡。但我一发言，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人们冲到前面来，围着舞台，高呼着‘好啊！太好了！’
“党言川也走上前来，曾深受打击的他感谢我们说：‘你们给了我多么大的支持啊！你们一定要到我的宿舍里去，我有很多话要对你们说。’
“但是会议结束时，反对我们的人不让我们走。他们要和我们辩论，想说服我们。郑州大学校文革的人曾经欢迎我们来这个城市，还为我们找了住处。他们感到很意外的说：‘我们欢迎了你们，你们却支持了他们！’
“我们这伙人走不了了。这里的受压制的少数造反派向我们发出各种邀请，请我们去住，请我们去谈话，唐元川说：‘你们最好还是到我那儿去，你们在这里肯定要受围攻的。’
“但是我们说：‘没关系，我们都留在这里！’
“就在那天晚上，河南省委副书记纪登奎来找到我们，了解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我们觉得他的胆子可够大的，竟敢来找我们谈话。
“‘你应该支持党言川，而不该压制他。’我们说。
“后来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写了一张题为《我的大字报》的大字报，其中写道党言川的北京之行不是错误。这张大字报就是在我们发言的那天夜里贴出来的，第二天，刘建勋接见了我们全体从北京来的人。接见中，有个郑州大学校文革的人闯进来说，‘你们是党言川的代言人，谁让你们来的？’他们还在墙上刷标语：‘救世主滚出去！滚回北京去！’‘下车伊始哇哇乱叫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刘建勋叫他们不要那么粗鲁，说，‘这是我的北京客人，我们正在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
“我们向刘建勋指出，他的态度不够明朗，虽然他承认党言川上北京的行动不是反革命的，但没有肯定这是革命行动，我们要求对任何事件旗帜鲜明。外面围着的人喊着骂刘建勋的口号，他们因为不让他们进来而感到愤怒。
“‘你们看，’刘建勋说，‘我为你们辩护，得罪了他们，工作很不好做啊！我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
“和刘建勋谈话后，我们就离开了，但保皇派包围了刘建勋，不让他走。
“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北京联络站的人后来分开了，我到郑州技校去。我刚一到那里，就听扩音器里宣布说‘北京红卫兵要来这里作报告’。我根本就没准备在那里做什么报告，只是想参观一下校园，看看大字报，然后再决定怎么办。但是他们把话筒伸到我的鼻子前面来了，于是我只好讲点什么。我讲了王光美如何镇压我们，我们如何反击，我讲到了造反精神的重要性。那时，一般的组织都在围绕着党言川的问题进行辩论，我们不想辩论这个问题，因而搞得很紧张。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要和我们辩论，但实际上是围攻，根本不是什么辩论！
“河南省委那时候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北京红卫兵的表态是革命的，不应该反对他们的活动。’
“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支持，受压制的少数派造反派都来找我们，叙说自己的遭遇，讲他们如何被禁止离开郑州去北京串连，领导不给他们串连经费。
“于是我们说，‘我们一定将你们的问题反映给省委。’刘建勋曾经说过，他任何时候都欢迎我们去找他。但当我们来到省委办公厅时，受到警卫的阻拦，最后是另一位副书记王维群出来接见了我们。
“我们说：‘文化革命是运动，如果你们不让人们动，那怎么能搞得好呢？’
“王维群说，‘我们是同意让他们去串连的，可能是下面的问题。’
“我们齐声嚷道：‘你必须让他们去！’
“‘我写个条子他们就可以上火车了。’他说，于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大学里每天晚上继续辩论，刘建勋曾经派了一个采取压制政策的工作组，当揭发到他时，他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但他又说，郑州大学党委是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的，因此他要保护它。
“他的这些讲话很出人意外，学生们的进攻一下子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会议陷入了混乱。
“我们发言说，‘现在是发动群众的时候，应该把一切问题都暴露出来！’
“从来还没有人敢这样公开的保党委，于是双方都来找刘建勋辩论。在北京红卫兵来到的这一天，辩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刘建勋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和我们握手的时候说：‘炮轰我是好事，如果我是人，真的假不了，如果我是鬼，那我也跑不了，我欢迎你们的批判。’
“按照我们在清华的经验，我们分析了郑州大学工作组的罪行，然后写成了一张大字报，用事实说明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写完这张大字报我们就要出发到别的地方去了。保皇派见北京来的人都支持党言川，也开始产生了动摇。于是他们邀请我们去和他们会谈，想通过会谈进一步了解我们的观点。我们说少数派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阶级出身和他们一样是好的，这种观点他们接受不了，他们向我们介绍党言川如何坏，介绍了他们收集到的所有关于党言川的材料，说他为了个人的利益上北京去告状。但是去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怎么能说成是坏事呢？难道人民没有告状的权力吗？
“他们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我们以我们在北京斗争的经验来回答这些问题。经过一个上午的努力，多数派开始接受我们的观点，并保证下午就转变立场。
“从这以后，党言川的组织迅速壮大成为称为郑州大学联合委员会的大组织的核心，很快成为了多数派，而且成为河南文化革命的中心。”
省委出来支持造反的少数派，河南省是人们公认的唯一的一个。也是第一个允许不同政治观点的红卫兵免费进行串连的省。对此，毛泽东曾赞扬了河南省的领导人，并在1967年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批准刘建勋任主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纪登奎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以深刻印象，他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如果说河南的文化革命组织得比较容易，是因为它的党的高级干部采取了开明的态度，那么新疆的情况就是完全相反的，那里的党内当权派严密控制、镇压学生运动，并动员人们反对北京来的红卫兵“煽动者”。
苏环良在支持天津八一三组织后回到北京，然后又挑选了一批富有斗争精神的学生，那时候红卫兵还讲血统论，所以选出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他们的旅行首先达到甘肃省的兰州市，那里的学生造反运动曾经被保皇派扼杀了，在毛泽东8．18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激励下，兰州的造反运动很快又发展起来了。8月26日，苏环良一行登上了去新疆的列车，与他们同行的还有10个北京三十六中的女孩子。
苏环良这样叙述道：
“我们的旅行不用车票，只要出示一下学生证就行了。吃饭我们自己花钱，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只需向地方政府打个借条就可以借到钱。后来在9、10月大批涌到北京来的学生，吃饭是不要钱的，而且农村来的学生还发给路上的伙食费和补助费。
“我们到达乌鲁木齐，二话没说就打听去新疆大学的路，尽管我们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戴着袖章，排着队，唱着歌出了车站，街上的人都惊奇地看着我们。
“我们一到新疆大学，立刻去找大学党委。这里所有的领导人还和文化革命前一样，根本没有出现过造反。
“党委副书记出来欢迎我们。
“‘欢迎，欢迎！’他说。
“他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那真是个漂亮的地方，周围摆的都是沙发。我们看不惯这一套，拒绝进去。我们在外屋，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我们派几个人去找地方住，我们宁愿住在普通教室里。后来我们被带到他们指定的住处，那里有扶手椅、弹簧床和毛毯，他们想收买我们！
“因为无其他地方可去，所以我们决定先搬进去。我们一到达就有人报告了自治区党委。8月28日有个人来看望我们。从窗户里我们看见他从他的大轿车里爬出来，向我们这边走来。他是个矮胖子，有一副领导人的架子。后来知道他是武光，自治区副主席和党委副书记，新疆的第三号人物。我们从新疆大学的学生那儿了解到他们学校的领导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而他就是一个应该对此负责任的干部。
“‘我很抱歉，昨天没能去欢迎你们！’他说，‘可能这个地方不太好，你们搬到军区招待所去住吧！那里条件好一些。我愿意带你们去看看乌鲁木齐的风光，……你们尝过我们这儿的瓜吗？新疆的瓜是很有名的！’
“好一篇欢迎词，我们气得跳起来，‘现在不是说这种废话的时候！我们是来调查你们在新疆执行的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用跟我们说什么风光、甜瓜一类有胡说八道！’
“然后我们向他反映我们在大学里听到的各种问题。当我们知道他过去曾在北京航空学院当过书记，也就是说他曾在蒋南翔领导下工作过，我们便动员他揭发蒋南翔的问题。
“他一听就慌了，说了一句‘你们反映的问题很重要。’说完就溜了。
“我们分头去城里各个中学了解情况，发现他们受压制是很厉害的，第一中学的学生写了几张批判自治区党委的大字报就被打成反革命，他们的父母受到威胁说，如果不同他们的孩子断绝关系，就要停发他们的工资。
“我们到处受到他们的包围，他们喊着‘王恩茂万岁’的口号，王恩茂是自治区主席兼党委书记。我们是来到了一个小独立王国的心脏。自治区党委显然没有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全国的工作组都要撤销的决议，实际上，他们派到各中学去的联络员就是充当着工作组的角色。
“我们决定一定要去见王恩茂本人，我们一伙一共20个人，来到自治区党委的接待室，要求王恩茂出来听取意见。
“‘你们是什么人？’负责的办事人员问。
“‘我们是北京红卫兵！’
“这个人出去了一会儿，然后领我们来到另一间接待室。出来几个人和我们握手。其中我们认得有武光。我对面坐着的就是王恩茂。
“‘我们是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工作的，’王说，‘工作组已经撤销了，当然还有不少问题，欢迎你们提出批评和意见。’
“于是我们摆出了我们了解到的事实。我们指出，他们一面撤出了工作组，一面又派进了联络员。我们说话时，坐在我们后面的四个秘书记下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同时他们还用录音机录了音。
“王恩茂开始是一副笑脸，听我们一说话就变了脸色。我们要求他派人下去检查工作，解决我们提到的压制群众的问题。‘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说，‘你将走向反面，从革命的变成反革命的！’
“我们回到住处后，没有过多长时间，来了很多人要和我们辩论，他们说我们是北京的右派，是因为在家里太臭了才跑到新疆来捣乱。
“我们写了两张大字报来回答他们，大字报的题目是《炮轰王恩茂》和《支持中学造反派》。这以后有许多群众来找我们，从他们那里我们了解了更多的更严重的问题。不只是当地的造反派受到攻击，我们也同样受到攻击。不久，我们又贴出一张大字报。除了被包围要求辩论外，满街的大喇叭里不断广播攻击我们的文章，甚至在大学的食堂里也放着这样的广播。
“9月3日，我们又去找王恩茂，抗议对我们的攻击。我们想向他讲述周总理讲过的文化革命路线，但王恩茂根本不理睬我们。
“有很多受过压制的人支持我们，我们在王的办公室外面等他出来，从中午一直等到傍晚。我们宣布，他不出来和我们辩论，我们就不吃饭。我们就坐在自治区党委的院子里，另外有二三百个新疆学生也和我们坐在一起，参加绝食。我们一面等一面召开会议，揭发王恩茂的反动路线。
“为了破坏我们的会议，党委用两个大喇叭进行广播。说我们的行动是反革命的，是和苏修、印度反动派一样坏。看到有新疆学生和我们坐在一起，当权派就叫来了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通过喇叭喊话。
“‘……我是你的妈妈，你不要受北京来的反革命的骗了，你要是坚持你们那些无理要求，我就和你断绝关系！’象这样用父母或别的亲属喊话。
“但是我们坚持斗争，群众看到他们那样压制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不顾饥饿，决定派人到街上讲演，阐明事实真相，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绝食，揭露王恩茂的反动行径，并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
“越来越多的群众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我们的行动，使我们勇气倍增，但同时也因为整天不吃饭而感到非常饥饿。从北京出来时，我们只穿了件单衣，现在坐在这露天里，一阵冷风袭来，冷得我们直打哆嗦。新疆学生看到我们的困境，马上拿来许多绒衣、汗衫、衬衣。于是我们继续坚持守夜。这事件越闹越大了。
“第三天下午4点，王恩茂终于出来了，他也怕把事情闹得太大了。他由警卫员簇拥着出来，坐在我们前面的平台上，事情就是这样的可笑！‘你们还是取消你们的示威吧！’他说，‘你们的行为完全是错误的！你们要见我，好吧，我就在这儿，你们仔细地看吧！’就这样，他又回到后面去了。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继续绝食了，不管怎么说王恩茂已经出来了，这就是我们赢得的一个胜利。我们决定停止绝食，开始找东西吃，并继续在大街上开展斗争。任何时候我们住处门口总有一个放哨的，他们说这个人是来向我们表示抗议的，但实际上，所有来找我们的人都被他记录下来了，这样他们就掌握了并可以威胁所有和我们联系的人。来访的人一回去就要被迫交代，他为什么要来看我们。
“开始，他们给我们吃得还不错，但当我们继续斗争时，他们就只给我们吃煮土豆和又干又硬的面包。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一出去，就要受到围攻，不久我们得出结论，要出去就一大群人一起出去，否则肯定会被围住不让你走。所有围攻我们的人不象是普通群众，而象干部，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有组织的，辩论完一个问题又接着一个问题，总是没完没了。后来我们知道，党委把他们的干部分成三部分，轮流和我们进行辩论，目的是为了要把我们赶出新疆。
“天气渐冷，党委给我们每人发了件老羊皮袄，我们坐在地上和他们辩论，但是这些干部不让我们去吃饭，不让我们喝水，甚至不让我们上厕所。
“有一次，我们四个同志被人围住辩论了整整10个小时，突然有两个中学生穿过人群，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大饼。‘你们做得太过份了！’他们喊着，‘至少得让人吃饭哪！’
“街上的人也都跟着喊：‘让人家吃饭！让人家吃饭！’
“这些干部还想尽了一切办法限制我们，我们很难得到纸张，没有油印机用，我们凑齐了钱相买一架，可是所有的商店都发誓说没有货。我们知道又是对付我们的伎俩。我们试着走进一家商店，碰巧发现一架我们想要的油印机，于是就说：‘我们要买这个油印机！’
“柜台上的售货员把他们的经理找来，经理说：‘这个油印机刚进货，我们还不知道价钱，不能卖！’
“我们的希望又成了泡影。后来我们到农村去找油印机，最后还是用一个简单的纱网来解决问题，我们用一个竹片，把油墨涂在纱网上，印出了好几百张传单。但我们是无法和他们相比的，他们的传单成千上万，满街都是。对他们的广播我们也毫无办法，他们还有广播车，而我们却是一无所有。
“但我们也有办法，我们把写得简单明晰的大字报拿到公共汽车站，把大字报贴在公共汽车上。这样，满城跑的公共汽车就把我们的观点带给了全城的人们。我们还碰到一个维吾尔语的障碍，他们写字是从右向左写，我们不懂，我们印的维吾尔语的传单都印反了。
“那时候我们工作多么紧张啊！几乎没有时间睡觉，实在累了就在羊皮袄里打个瞌睡，然后起来再继续工作。
“当权派造了许多关于我们的谣言，他们说我们都是地主资本家出身。公安机关正准备材料，要在9月9日逮捕我们。
“这时期，人民日报上正号召工人农民，要支持革命学生。要逮捕我们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他们缩了回去，他们准备的那些材料再也没派上用场。
“我们的斗争一直支持到10月初，我们决定回北京向中央汇报情况。10月4日我和一些新疆学生一起回到北京。中央将我们安置在贸易部的招待所，让我们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录音，那时我们正好不在北京。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也接见了我们，并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
“周总理指示的大意是这样的：同反动路线作斗争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防止坏人乘机在边境地区制造混乱，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办事。
“我们觉得我们得到了支持，但是新疆的同学仍在受压制，因此我们要回去把周总理的指示传达到他们。我们还在10月6日的北京群众大会上做了报告。在那个大会上，由蒯大富领着红卫兵，宣誓要忠于毛主席。
“这时候，那些与我们同来的新疆同学也都觉醒了，他们和我们一起参加战斗。我们组织他们成立了乌鲁木齐红二司，王恩茂勉强写了一封表示支持的信，《人民日报》把它发表了。这样，乌鲁木齐的形势好转了，更多的人起来批判王恩茂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觉悟了，我们召开了一个大会批判保皇的红一司的路线，三千名积极分子参加了我们的游行，街上的人们都向我们鼓掌。
“我们看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王恩茂不得不退却了，于是我们认为形势大好，新疆的人民一定能够把自己的革命坚持下去，我们就坐火车回到了北京，这时候已经是11月中旬了。”

[1] 毛泽东听说天津造反派步行进京的消息后，立即指示派汽车前去迎接，天津造反派在北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