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亮、陈晓勤：北京四中的“文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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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背后的故事

　　摘要：3月，《暴风雨的记忆：1965- 1970年的北京四中》（以下简称《暴风雨的记忆》）在内地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北京四中的回忆文字结集，十八位作者都曾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属于“老三届”，即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



　　北京四中校门是灰砖和石块构筑的牌坊式建筑，校名由郭沫若题写。



　　赵振开(北岛)，1969年摄于北京。



　　刘辉宣1969年的入伍照。



　　与北岛同班的曹一凡，1968年在北海公园。



　　牟志京(中)与赵京兴(左)、陶洛诵在北京。



　　《中学文革报》。由四中学生牟志京等于1967年1月18日创办，创刊号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    图片由三联书店提供

　　3月，《暴风雨的记忆：1965- 1970年的北京四中》（以下简称《暴风雨的记忆》）在内地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北京四中的回忆文字结集，十八位作者都曾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属于“老三届”，即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

　　曹一凡、北岛、维一三人任此书主编。北岛是核心。

　　在书的序言中，北岛写道，“北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曾处在暴风雨的中学，在这小小的舞台上，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

　　就在这个舞台上，高干子弟、知识精英、平民子弟被推拉上阵，大幕拉开，剧情浓缩了一个中国。

　　这本书中的文字，真切记录了“文革”暴风雨怎样冲刷一代人的心灵，又如何影响他们的一生和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未来。

　　“暴风雨过去了，如果什么记忆都没留下，我们不仅愧对自己，也愧对我们的后代———所以才有了这本书。”北岛写道。

　　1

　　风暴眼

　　由于高干子弟云集，内部消息灵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

　　1965年夏天，16岁的北岛考上北京四中高中部。在《北京四中》一文中，他形容自己是“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让他更惊喜的是，同住一栋楼的“发小”曹一凡也考进了北京四中。两人都在高一（五）班。

　　四中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我1964年考入四中初中，当时北京城区的男校，没有比四中分更高的了。”本书作者之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印红标说。

　　北京四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离长安街很近，正门不远是西什库教堂，后门对面便是林彪的住所。四中以拥有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而闻名。“在男校里四中考分要求最高，西城区是国务院各大机关和家属集中的地方，所以四中有很多国务院各大部的子弟。”印红标告诉南都记者。

　　“文化大革命”前夕，四中云集的子弟包括“一二三”，刘少奇的儿子一个（刘源源），彭真的儿子两个（傅洋、傅亮），薄一波的儿子三个（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再如像谢富治的儿子，谢觉哉的儿子，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都在北京四中，将军级的子弟就更多了。

　　“大部分人都是凭真本事考进去的。”曹一凡说，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北京四中念完初中后，没能考上四中的高中。虽然陈毅时常去北京四中，但陈小鲁最后还是不得不去了北京八中。

　　表面看来，当时的北京四中学风正派、欣欣向荣。

　　但在“文革”爆发前，“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显然有什么东西被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北岛写道。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四中停课，北岛、曹一凡以及整个“老三届”瞬间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当时，北岛和曹一凡同属于北京四中的“造反派”。

　　由于高干子弟云集，内部消息灵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

　　1969年，北岛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工人；1971年，曹一凡被分配到西城碳素厂做烧火工。此后，两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北岛成了知名诗人、作家，曹一凡则成了成功的商人。

　　2001年，北岛回到阔别十三年的北京。北京的剧变让他震惊，“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北岛在《城门开》的序言中感叹道。

　　记忆中的北京四中也早已消失。1986年，北京四中校舍全部翻建。面对这个白色现代建筑群，“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也没有，茫然摇摇头。”北岛写道。“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身，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

　　北岛决意用文字来重建自己的北京城，由此开始了《城门开》系列文章的写作。写作过程中曹一凡惊人的记忆力为北岛写作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尤其在《北京四中》一章中。

　　2009年10月，曹一凡到香港探望北岛，再次聊起北京四中的往事。“记忆那么好，历史那么独特，应该编一本书。”北岛建议曹一凡可以和维一（黄其煦）合作，编一本关于北京四中“文革”的回忆录。维一是北京四中1966届初三（一）班学生，与曹一凡是多年的朋友，去年出版了《我在故宫看大门》一书。

　　“我对四中的印象特别深，一直想给学校留点什么。”曹一凡说，正是在四中的那三年，让他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他接受了北岛的建议，并为此四处联系。

　　由于联系出版社、编辑稿件等原因，北岛最终参与进来。“这恐怕也和我编《七十年代》有关。”北岛说。

　　《七十年代》是由北岛和李陀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回忆“七十年代”的文集。收录了阿城、朱正琳、陈丹青、北岛、张抗抗在内的三十篇记忆文字。“如果追溯历史，势必要从七十年代推向六十年代，必须要到‘文革’的暴风雨中寻找答案。”北岛说。

　　2009年11月29日，维一回复曹一凡，同意参加《暴风雨的记忆》一书的编撰。

　　曹一凡在北京，负责约稿及收集图片；北岛在香港，负责文字编辑；维一在美国，负责协调和编校。

　　在约稿前，北岛确定了稿件编辑原则。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尽可能保持客观立场，要能把完全对立的声音汇集起来。”北岛说，为了尽量容纳当年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他们特别选取了当年具有代表性或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兼顾不同类型的角色。“重要的是通过个人的视角、感受、情绪等细节，去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可感性，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那些历史事件和场景。”

　　“老兵派”、“造反派”，悉数登场。

　　2

　　各派别

　　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要想把各个派别，各种人的观点都反映出来，并不容易。”曹一凡说，当时北京四中有两大派别：“老兵派”和“造反派”。“老兵派”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造反派”主要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算是“文革”中的激进派。

　　北岛和曹一凡都属于“造反派”，同其他“造反派”都还有些联系。问题在于“老兵派”，虽然“文革”中他们也倒台了，但由于生活经历和环境的差异，他们同别人并不交融，彼此也没什么往来。

　　曹一凡最先找的是刘辉宣，他们是高一（五）班的同学。

　　刘辉宣是北京四中“老兵派”的代表人物。他1965年考入北京四中，“文革”中广为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正是由他谱的曲。

　　口号喊出来非常偶然。“当时，我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也没有涉及出身问题。但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先声夺人，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刘辉宣在《昨夜星辰昨夜风》一文中回忆道。

　　这首鼓吹“血统论”的歌迅速传播全国，成为红卫兵的“战歌”。反对之声也如约而至。为评判这首歌，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因此入狱，最终被枪决。

　　“血统论”后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评判，刘辉宣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各路红卫兵都追着他打，争相批斗。巨大的恐惧让他做好了随时被枪决的准备，有段时间，每天都在家里练习“慷慨就义”。

　　刘辉宣答应了曹一凡的约稿，但不是给他写，而是将两篇访谈录给了曹一凡。一篇是讲西城纠察队，也就是“老兵派”的事；另一篇谈高一（五）班的事。北岛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摘取一些内容，做了大量的改写，最终成文。

　　“我觉得很自然，只要是有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管是对‘文革’还是对我感兴趣，我都会说给他听。”对于“文革”期间的事，刘辉宣早已释怀。而遇罗克之死，刘辉宣认为与《出身论》并无关系，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的态度是先看事实，动机都是次要的。完了以后，就说我们影响到什么程度。如果不太重要，那就过去了；如果很重要的话，那承担嘛。”刘辉宣说。

　　之后，北岛和曹一凡又争取到高三（五）班红卫兵的头儿、教师劳改队队长刘东和“老兵派”领袖秦晓的参与。最终在《暴风雨的记忆》中，共收录了三篇“老兵派”的回忆文章。

　　除了“老兵派”和“造反派”以外，北京四中还有一些人什么派别也没参加。影响较大的有赵京兴。

　　赵京兴是六六届北京四中初三（三）班的学生。赵京生的父亲是个裁缝，家庭条件比较差。这种家庭背景在四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赵京兴是个真英雄。是个跨了时代的人，又有胆，比我们看得不知道远多少。”曹一凡说。

　　1967年初，赵京兴在《中学文革报》上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非常赞成。当时还和同班同学组成“红旗”战斗队，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学文革报》。

　　在一次同“老兵派”的辩论中，赵京兴引起遇罗克的注意。遇罗克给赵写信，此后频繁来往，直到两人入狱。

　　“我当时就认为，《出身论》只是个简单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当然不会像血型那样是可以遗传的。若无‘血统论’，它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那么多人摇旗呐喊，更用不着遇罗克献出生命。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触动的实际是某些人感情背后的权力与利益。”赵京兴在文章中回忆道。

　　1968年底到1969年初，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发布后不久，赵京兴便写了“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的大字报，申明自己不参加上山下乡的理由，他认为当时的政策歪曲了毛泽东的指示，纯粹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自己的志向是从事理论研究，通过其他方式同样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大字报发表之后，赵京兴很快被“工宣队”隔离审查。

　　真正让赵京兴获得牢狱之灾的，是《哲学评判》。这是赵京兴送给女友陶洛诵的生日礼物。在这篇“不到十万字的论文”中，赵京兴阐述了自己对哲学的独立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命题。当时，赵京兴只有十八岁。

　　1970年，赵京兴被西城区公安局逮捕。此后每次政治活动，赵京兴都会成为活靶子，什么罪名都往他头上安。

　　“我之所以答应写文章，也是希望澄清事实。”赵京兴告诉南都记者，他同遇罗克的关系一直都有误传，《哲学评判》一直也有传闻，甚至被人叫做《历史哲学》。他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有所订正。“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事实是怎么回事，尽可能在篇幅内表现出来。”赵京兴说。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来源日期：2012-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