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世涛：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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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

范世涛

历史书通常将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一致通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通知》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 但具体到各个单位，情况其实各有不同，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分析各单位文革开始阶段的具体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革到底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仅就北京市的学校来说，文革的开始时间早于“五•一六通知”。大体来说，在5月14日到6月1日之间，运动的模式是“开小组会”为主的模式，矛头针对“三家村”；6月1日晚，中央以公开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方式对此前运动提出严厉批判，这直接导致运动矛头转向各基层单位的领导。本文以卞仲耘书记领导北师大女附中文革的情况为案例，描述和解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在论述过程中，本文使用了两种北师大女附中同学的笔记：一为66届高三某班同学的个人日记（本文作者收集，以下简称《日记》）， 该日记起自1965年5月28日，止于1966年7月17日，作者出身“革命军人”家庭，曾参加欢迎工作组，不久又与反工作组的少数同学“孤军奋战”近一个月；一为67届高二2班同学罗治的笔记，该笔记起自1965年2月20日，止于1966年7月13日，主要记录了这段时间校会和年级会的主要内容（以下简称《罗治笔记》），因作者不久去军训，回来后记录的主要是领导讲话了。

一、5月9日文革进入北师大女附中
5月9日，星期一，晴。这一天，北师大女附中一位高三同学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文化大革命”字样。她说，“万没想到，我竟赶上了一场比反右斗争还要激烈的阶级斗争！”
她这一天的日记全文是这样的：

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速度快得惊人，深入的程度也是没有料想到的。
昨天《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文章，对《三家村》的黑店、工具、喉舌——《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进行批判。
《解放日报》的文章题目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先前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丝毫不怀疑的，认为他们就是黑线的组成者。但万没想到《北京日报》、《前线》杂志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解放军报》的文章明确指出，“‘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光明日报》的文章题目是《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文章指出《北京日报》发表的所谓检讨，实质上“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文章以非常严肃的质问结尾：“我们不能不问《前线》和《北京日报》，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明明白白的事实告诉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并非什么学术上的争论，而是“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伟大而又深远的。“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万没想到，我竟赶上了一场比反右斗争还要激烈的阶级斗争！57年的反右斗争是全党全民同右派分子的一场大搏战。斗争的结果，锻炼了党，提高了人民的阶级觉悟，巩固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但也有不少人，在疾风大浪中迷失了方向，坠入了右派分子的大泥坑。今天，在这场更大更激烈更深入更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应该以什么姿态自居呢？这不是嘴巴能够回答的问题。这要看脚跟，看行动，看自己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到底跟着谁走，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一定要听党的话，步步跟着党前进。同时我对自己还有一个要求，即积极参加这场阶级斗争，在风浪中锻炼自己的阶级分辨能力，使自己的政治觉悟、阶级分子观点真正在斗争中得到提高（《日记》，5月9日条，本文作者收集）。

正是同一天，清华大学附中一位同学也在日记中第一次记录文化大革命：

当前，在国内，正面临着一场史前未有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一步地揭露以邓拓为首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行，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个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斗争。
目前的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这一小撮反党分子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为工具，猖狂地向党进攻。《北京日报》一再包庇它们，通过这几天的报纸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他又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目前这场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个政治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学术问题。我们一定要加入这场斗争中去，去斗争邓拓，揭露邓拓，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作为一个革命的青年，我们有权利质问邓拓，我们有权利为保卫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而斗争。（《刘运通日记》，1966年5月9日条，本文作者收集）

为什么两位素不相干的中学生不约而同，都在5月9日的个人日记中第一次记录文化大革命呢？
早在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曾经以三个版面篇幅发表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和由彭真修改定稿的《前线》、《北京日报》按语，批判《前线》杂志和《北京晚报》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所以 《日记》中提到：“先前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丝毫不怀疑的，认为他们就是黑线的组成者”。
但两天后（即4月18日），《北京日报》的“三家村”和“燕山夜话”批判却成了“假批判，真包庇”、“制造混乱的措施”，作为关于彭真的材料发给了在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人员；会上彭真和北京市委受到严厉批评，会后彭真失去了自由； 会议还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接着，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彭真等人被集中揭发、批判，5月16日全体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通知》。但是，这些决策在严格保密环境下进行，公众并不了解上面发生了什么。
5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两篇文章第一次向全国公开披露4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正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从而“吹响了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进军号”。
这对北京市发挥了巨大的文革动员作用。华北局第一书记、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6月23日回顾北京市的运动时,明确将5月8日到5月底看作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称“何明和高炬同志的文章出来以后,把批判‘三家村’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全市出现了一个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也说，“ 5月8日高炬、何明的文章发表后，全市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兵一起，愤怒地展开了声讨、捣毁‘三家村’黑店的斗争，运动开始进入高潮。” 上面引用的两则日记，其实只是这“大好形势”或大潮流的点滴。
这样来看，《日记》和《刘运通日记》不约而同地在5月9日第一次记录文化大革命，表明文革走出中央核心决策层、进入普通民众视野正是通过何明和高炬的文章；至于《日记》作者和刘运通的反应为什么比文章刊发晚了一天，可以解释为他们只能读到前一天的《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所以，本文认为，5月9日，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北师大女附中的时间。

二、5月12日卞仲耘动员全校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在5月9日的日记中，《日记》作者决心“积极参加这场阶级斗争”，这还只是她个人的决心。但3天后，情况不同了。
5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全校做了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要求学校“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标志着北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卞书记动员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关系着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们党当前第一大事，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场斗争是看每个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试金石。
要求：
1、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认识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
2、以主席思想为武器，大家进一步揭发、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提高大家分辨香花、毒草的能力，提高大家学习主席思想的自觉性，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提高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提高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站稳党的立场。
方法：
边学习，边讨论，边揭发，边批判，边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思想认识水平。
文件：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解放军报》社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姚文元的《评“三家村”》。
问题：
1、学习态度：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站稳立场，积极、主动、自觉、认真参加学习和批判；
2、当前斗争矛盾主要对准邓拓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要根据主席思想认真检查自己；
3、有意识锻炼考验自己，是否真的站在党的立场上，把无产阶级情怀投进去；
4、允许不同的意见都发表出来，对待不同的意见要说理，这场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
这场斗争是在搞阶级斗争，搞革命，大家应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与此联系起来，使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我们要把立场和斗争搞到底。它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的考验，从斗争中得到锻炼、改造、提高。（《罗治笔记》，感谢罗治老师同意使用这份笔记）

上述动员报告比“五一六通知”正式通过早4天，但并不是北京最早的全校文革动员。
5月10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万邦儒校长已经在全校做过“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
再如，5月12日，西城区一所中学的领导周立人做“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要求全校“把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当作中心工作抓”，大家要“积极参加这个斗争，积极得到锻炼”，“在会上带头发言，联系实践思想，不走形式，在会下积极看报纸、互相谈论，带头写批判，同学有什么反映应积极反映，要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面，在讨论前把文章多看”。
这三位中学领导人是否因为上级指示才在全校做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呢？
我们看一下上级机关所处的局势。
早在4月下旬，北京市委全体委员已经知道中央对彭真和“二月提纲”的态度。因为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给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送去了会上揭批彭真的简报。 刘仁4月21日收到材料后，于 4月22日至26日，主持召开三届十次市委全体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材料。 此后，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不便”再公开露面， 但市委委员之外的工作人员还并不了解上面的情况。
5月8日高炬、何明的文章公开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引起市委机关极大震动”。11日，市委机关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短短的10天时间内，就贴出4000多张，形成大字报高潮，“以彭（真）、刘（仁）为首的反党黑帮分子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不少部委革命群众已经开始斗争黑帮分子。”5月11日，华北局派出以李雪峰为首的工作组进入市委大楼，12日下午工作组和市委机关干部见面。
照这样看，在6月9至12日，北京市委的日常工作已陷入停顿瘫痪状态，可能难以向基层发出指示；而派到北京市委的华北局工作组12日下午才与市委机关干部见面，也还来不及发指示。所以，万邦儒、卞仲耘和周立人关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校正式动员，可能是基层单位领导“积极、主动、自觉”响应中央号召的结果。考虑到李雪峰6月3日仍强调“群众一下子起来了”，各单位的领导还“来不及做报告”， 他们就同属全市较早对文化大革命号召做出积极响应的中学领导人。
这当然仅仅是推测。事情果然如此吗？在本文征求意见过程中，何蜀对上述推测提出质疑：
作为一个学校的领导，要动员全体师生开展一场大的政治运动，若无上级的部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至于为什么在他们的报告中没有体现出有关情况，那只能说是或者记录者没有记，或者报告中没有讲到，但这并不能说明就是没有上级部署。而且，北京市委当时不管如何“瘫痪”，对中央的有关部署仍然会照样往下布置的。这是一种执政机器的惯性动作。决不是一瘫痪就什么事都不做了。所谓瘫痪是相对的，只是某些方面停摆了，但许多具体工作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按部就班进行。
正如何蜀推断的那样，我在重读周立人 “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笔记后，果然发现了关于市委部署的记录。在这份笔记中，周立人在动员报告中明确提到“市委号召我们立即行动”。 虽然笔记没有对“市委号召”做更具体的解释，但清楚地表明周立人的报告系响应市委“立即行动”号召所为。既然市委曾号召“立即行动”，卞书记和万校长的动员报告是否也应做如是观呢？当然，这也是推测。更明确的判断，需要收集更丰富的证据后才能做出（比如卞书记动员报告的其他版本，或者收集其他学校的文革动员报告笔记）。
在卞书记的动员报告中，提出了8篇文章作为主要学习文件，除4篇为毛泽东的旧作外，后4篇全是近10天报纸上的文章。这表明她和学生们一样，主要通过报纸了解文化大革命。这4篇文章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何明、高炬文章，还包括《解放军报》社论，这指的是5月4日，也就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那天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姚文元的《评“三家村”》，这是毛泽东支持、经上海市委讨论修改后，于5月10日由《文汇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这4篇文章刚好是5月12日前能公开读到的、最重要、最政治正确的文革文献。卞书记要而不繁地选取这4篇文章作为学习材料，表明她确实具备很高的政治水平，通过报纸已经准确把握当前政治动向。
相形之下，万校长的动员报告在政治正确方面似乎稍逊一筹，以致很快受到清华附中一些同学的批评。 而周立人报告指定的阅读文献，是高炬、何明文章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与卞书记指定的阅读文件也有差距。

三、5月14日后女附中按华北局统一部署“加强领导”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三所中学5月10至12日间的全校文革动员可能缘于北京市委曾“号召我们紧急行动”，但怎样“紧急行动”并不明确。因而三校动员报告的调子和指定阅读文件有不少出入。
这种情况只延续到了5月14日。在这一天，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在北京市高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上讲话，传达了已进驻北京市委的华北局工作组意见。此后，北京市各高校及其附属中学按照上级机关统一部署，都以“加强领导”、“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的模式开展运动。北师大女附中也是如此。
我们看一下宋硕报告的背景。5月12日以李雪峰为首的华北局工作组与原北京市委干部见面。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的宋硕曾对妻子说：“我意识到该轮到我了，躲也躲不过去。现在市委内有的人已不抓工作而去考虑交代自己的问题了。我是管大学党的工作的，我不能这样做，学校再这样搞下去就会出乱子。我想向华北局工作组汇报学校的情况和问题，让工作组抓一抓学校的工作。我向李琪同志（北京市委宣传部长，5月19日被免职——引者注）说了我的考虑，表示我一定坚持到底，决不临阵脱逃，得到李琪的同意。我向工作组做了汇报，工作组于5月14日召开了高校党委书记会议，开会时没人肯去讲话，临时由工作组指定我去会上传达华北局的指示精神，讲了运动要内外有别等。我强调各校党委要坚守岗位，加强领导，把运动引入正轨。”也就是说，这次北京市高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是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机关后召开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宋硕在会上讲话系工作组临时指定，讲话内容系传达华北局的指示精神。
宋硕在讲话中说，“华北局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 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北京各高校党委书记出席会议后，回去做了紧急传达。如陆平当天就在北京大学做了传达，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传达报告也应在当天或次日。
卞仲耘虽然没有出席市高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但作为北师大下属单位的总支书记，肯定参加了北师大传达宋硕报告的会议， 并做了详细笔记；然后根据笔记，又对学校各支部（包括学生党支部）做了传达。如女附中高三学生支部的刘进提到过，“1966年5月，宋硕有个报告，我们认为……”， 所谓“宋硕有个报告”，指的就是宋硕5月14日在北京市高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宋硕代表华北局要求各单位“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方式是“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卞书记在5月12日的全校动员后，按照上级要求没有再发表全校公开讲话；罗治并非学生党员，《罗治笔记》中也不再出现卞书记的讲话记录。
不过，女附中敏锐的学生党员已经注意到，宋硕报告所传达的意见与调门越来越高的主旋律存在明显落差。据刘进回忆：

1966年5月，宋硕有个报告，我们认为是压制革命的，和社论讲的精神不一样。党支部的老师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宋硕报告和66年上半年社论宣传精神有明显的区别，听完传达，学生党员议论纷纷，意见不少，我的意见也很大。老师照例用党纪要求不许外传。

学生党员对宋硕的报告“议论纷纷，意见不少”，但北京市委和华北局工作组正忙于召开北京饭店会议，没有再向高校或中学发布怎样开展运动的具体指示；而女附中的老师也只好“照例用党纪要求不许外传”，学生党员们也照例从命。
其他单位也出现了类似意见，最著名的当然是北京大学。北大几位年轻人认为，北大党委陆平、彭珮云传达的宋硕报告，强调学校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遵守纪律等，实际是压制运动，运动方向违背了中央精神。他们决定从宋硕报告入手，批判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5月25日下午2点左右，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起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在北大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从而在全校公开了对宋硕和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关于运动部署的质疑。
这张大字报轰动全校，并引来更多大字报。最初多为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很快维护校领导的大字报占了上风。几个小时后，陆平主持，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参加，召开了北大800人的党团员干部会；很快，新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征得康生同意，也应陈伯达之请到了北大，于是由刘仰峤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陪同，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党团干部会。 李在会上说，“不要开声讨会”，“不要提倡大字报”，“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贴了怎么办……有些人说通了，赞成撕，可以撕，不撕你可以贴上新的。”“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地打。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 这些意见根据张彦传达的周恩来意见和康生等人意见提的。 虽然李并没有直接评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但基调与他们所批判的宋硕5.14讲话明显一致。次日，康生找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谈话时，说“李雪峰同志解决得好，内外有别嘛，这是原则。”北京市委“是否有修正主义代理人，要等中央文件出来再说，现在不能说。”“北大的隐患在后头，是要继续拥护宋硕大学部。” 也就是说，即使是康生，也认为在“五一六通知”未对外公布的情况下，应继续支持宋硕和大学工作部。
所以，虽然有人注意到宋硕报告与报刊舆论之间的落差，甚至在北大公开提出了质疑，但在6月1日前，全市教育系统的运动其实始终在宋硕报告传达的“加强领导”框架内进行。宋硕的5.14报告，其实是这一时期全市高校及其附属中学运动的指导性报告。

四、5月27日一次声讨“三家村黑店”的班会
宋硕的报告要求各学校“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正是在这种部署下，北京的学生们完成了“积极、主动、自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情绪动员工作。从女附中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还是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女附中高三学生。她在5月23日的日记中说，在文化革命中“要当林彪同志所说的‘思想上过硬，生活过硬，技术过硬’的神枪手，枪枪打中靶心——三家村的大黑店”。
5月27日，她所在的班里召开了一次别开声面的声讨“三家村黑店”大会：

下午班上开了声讨以邓拓为首的三家村黑店的大会。黑板上的大字醒目而有力：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
大家义愤填膺。句句质问，阵阵口号，却表达不尽对敌人对邓黑帮的恨，表达不尽对党对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爱。
许多同学用自己的血泪斑斑的历史驳斥了邓拓的所谓王道胜于霸道；用祖国欣欣向荣的现实驳斥了邓拓所谓党吹牛皮、说大话；用工农兵对主席著作的无比热爱驳斥了邓拓所谓党不堪信任、不得人心……有的同学气不过，甚至放声大骂邓黑帮，骂得开心，骂得解气！
文化大革命愈搞愈深入。近几天的报纸上工农兵除了指责、痛斥三家村黑店，同时一再声明三家村的老板并非邓拓一人，邓拓后面还有更大的老板，更老的靠山。说得对！倘若仅仅邓拓之身，他是不敢这样疯狂之极的。其时间之久、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都不能达到开国以来如此罕见的地步。这个大靠山，是比邓拓更大的敌人，更老的修正主义，不斗倒他，非但三家村黑点砸不烂，而且中国还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想到这些，我恨不得一把揪出这个大坏蛋，让他暴露于铁打的江山面前，暴露于亿万人民大众的汪洋面前。
最近正在学习胡乔木同志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重温当时，再看现实，越发觉得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坚强伟大，我们的党从来都是在和党内机会主义和党外一切敌人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敢断言，邓拓的靠山正是今天党内的新机会主义，这个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搞到底，因为这是一场铲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根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告诉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今天来看毛主席的这段话，有血有肉。书生气十足的人，往往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敌人利用了的人，会在糊里糊涂中成为人民的敌人利用了的人，会在糊里糊涂中成为人民的敌人，我一定要步步跟紧党，坚决不当这种表面的书呆子，敌人的后备军。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评邓拓的“新编唐诗三百首”》的文章，给我敲起了警钟。万没想到，在不知不觉背唐诗的当儿，却有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摆在自己的面前！邓拓这帮家伙无孔不入，唐诗也被他们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谩骂毛主席的得意资本。
……
想用古诗作为传修正主义经的护身符，办不到！妄想！

在高三毕业班的课堂上，同学们“义愤填膺”，“句句质问，阵阵口号”， 有的同学“甚至放声大骂”，“骂得开心，骂得解气！”这种场面与日后盛行的“批判会”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把“三家村黑店”、“邓黑店”代换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刘少奇”、“刘邓陶”或别的人名、罪名就可以了；如果再加上对批斗对象的“面对面”体罚，就成了一场典型的“斗争会”（或“批斗会”）。
在这则日记中，作者相当熟练地使用了“猛烈开火！”、“指责”、“质问”、“驳斥”、“痛斥”、“谩骂”、“斗倒”、“砸烂”、“揪出”、“铲除”、“妄想”、“大坏蛋”、“黑线”、“黑帮”、“黑店”等有暴力色彩的词汇，并活学活用报刊文章批判套路对“新编唐诗三百首”大张挞伐。这表明报刊舆论鼓动和校方组织的政治学习，已经使她完成了“积极、主动、自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动员工作。
作者还注意到，“近几天的报纸上工农兵除了指责、痛斥三家村黑店，同时一再声明三家村的老板并非邓拓一人，邓拓后面还有更大的老板，更老的靠山”，认为“这个大靠山，是比邓拓更大的敌人，更老的修正主义，不斗倒他，非但三家村黑店砸不烂，而且中国还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想到这些，我恨不得一把揪出这个大坏蛋，让他暴露于铁打的江山面前，暴露于亿万人民大众的汪洋面前。”显然，她已经热切地希望将斗争的矛头从“三家村”转向“比邓拓更大的敌人”，其他北京市委领导的名字已经呼之欲出。

五、宋硕身份的变化和女附中运动开始转向
在卞书记领导女附中运动时期，女附中的学生虽然积极、自觉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批判矛头一直对准“三家村”；有的同学5月底已经准备将矛头转向“三家村”之外的“阶级敌人”，但到底转向谁尚不清楚。
但是，6月1日晚8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北师大女附中的运动矛头很快转向本校领导。
我们先看一下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情况。6月2日早晨，刘进听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特别激动”， 随后“与宋彬彬、马德秀一起贴出了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题目大概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虽然矛头指向仍比较模糊，“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珮云的”，但这是女附中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转向本校，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日记》作者生动记录了大字报贴出后全校的反应：

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立刻，学校里动了起来，有人勇敢地贴出了揭发女附中校领导的大字报。万没想到，黑云滚滚而来，风雨压城城欲摧，学校召开党员紧急会议，镇压学生革命运动。顿时，学校内传来一阵歪风，大喊“一致对外”、“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四处游说，到处压人，扬言校领导是革命的，要保卫校党委。其欺骗程度之深，使得一部分同学哭哭啼啼撕下揭发校领导的大字报，并连带一篇“丧失立场，帮了敌人的忙”的深刻检讨。
看到这种情景，我气得要死，当我班班主任（共产党员）杨玉芝来班上游说时，我和她大吵一架。她理屈辞穷，只得连连担保，担保校长参加过几十年革命，是真革命，担保某某入党多少年，是好党员……真有意思，这一连串的“鉴定”竟当真迷惑了一部分人！……
下午，校内气氛很不正常，杨振（政治教员）唆使几十个同学在操场正中念“分清敌我，一致对敌”的语录，其用意不言而喻。

一位女附中同学数十年后这样描述：“印象里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课间响了，然后就是夏青在播送一个社论，我的感觉好像战争发生了，立即心跳加速头皮发紧。下课后，就在校园里看见了大字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刘进，是你们写的大字报，打破了校园平静的空气。”。
一份文革出版物称：
6月2日，革命的闯将们贴出了一份份揭发前校党总支的大字报，刷出了一张张“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巨幅标语。
这表明很多“革命闯将” 继续第一张大字报的功课，参与到质疑和揭批校总支的队伍。《日记》作者也参与其中。
6月3日，《日记》作者与几位同学一起贴出了题为“怎样正确对待当前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的大字报，内容是“欢呼大字报，欢呼校内大革命”，“许多同学完全赞成，踊跃签名，当然胆小怕事的人沉默无语，缩到了群众运动的后面”。 “高中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初中同学满操场乱转”。
我们很容易设想，如果三位同学大字报在一两天前或更早的时候贴出，她们很容易被校方处理，也很难得到全校师生的同情和支持。而这时为什么三位同学打破了此前遵守的“组织纪律”约束，贴出了含有怀疑校领导内容的大字报？为什么大字报贴出后在全校产生一连串激烈反应？为什么 “许多同学完全赞成，踊跃签名”“欢呼大字报，欢呼校内大革命”的大字报？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三位同学和“完全赞成”的“许多同学”，而在于中央公开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宋硕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不再是上级党组织的代言人，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
前文说过，宋硕5.14讲话系传达以李雪峰为首的华北局工作组意见，聂元梓在听陆平传达的宋硕讲话笔记也明确记有“华北局要求加强领导, 坚守岗位”字样。但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有意回避了宋硕讲话与华北局的关系，将其看作少数个人的“阴谋诡计”而进行逐条批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公开支持这张大字报，也就同时公开认可了大字报将宋硕5.14讲话看作宋硕 “阴谋诡计”的说法。事实上，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中，明确指认宋硕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5月14日讲话是“‘三家村’黑掌柜”邓拓被“揭露”后的“负隅顽抗”，“加强领导”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6月4日下午，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在与北京市委机关全体干部见面会上，也说“宋硕同志背着工作组进行活动，到5月14日还发指示，这就不好了。”
宋硕从上级机关的领导同志变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5月14日讲话成了“负隅顽抗”，“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这使按照宋硕5月14日讲话精神“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基层领导纷纷陷入困境。
作为女附中的主要领导，卞仲耘5月中旬听到宋硕报告的传达后，认真按照该讲话的部署领导本校运动：一方面向各个支部传达过宋硕的报告；一方面召开班会、小组会而不是全校大会声讨“三家村”。但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文广播后，校方不仅失去了将不同意见约束在有限范围的理由，而且此前不开大会的“加强领导”做法也成了最为可疑的地方。对校领导的质疑意见，高三某班班主任也只能用“连连担保，担保校长参加过几十年革命，是真革命，担保某某入党多少年，是好党员”来应对，这对同学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于是，校领导失去了权威，学校陷入混乱。就这样，运动矛头的转向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在6月2日至5日间，类似女附中的运动锋芒转向现象在北京到处都在发生。华北局第一书记、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讲过，“6月1日以后，形势迅速转变，北大的大字报一出，一批判黑帮、一批判前市委，一下子就联系到各学校，各单位的领导和工作，广大群众同各单位的领导就面对面接火了。”他将各个单位的运动锋芒转向“单位的领导和工作”的原因，归结为“北大的大字报一出”，这当然是大概的说法。更准确地说，由于中央公开支持了北大的大字报，使认真贯彻落实宋硕传达的华北局精神，领导运动的基层干部，纷纷陷入困境。

六、6月4日第一个中学工作组来到女附中及运动的转向
上面谈到，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围绕校领导的不同评价，女附中分裂为不同的群体。一些人认为“校领导是革命的，要保卫校党委”，另一些人 “欢呼大字报，欢呼校内大革命”，声援刘进等人，还有一些人在观望。既然她们不能取得一致，正常秩序也就难以维持下去了，全校陷入混乱。
不过，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两天，因为6月3日黄昏，团中央派人来到女附中，第一句话就是“师大女附中的革命形势好得很！”《日记》是这样写的：

谁能料到，（6月3日）黄昏大喜，团中央派人来我校了！团中央同志的第一句话即“师大女附中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话未落声，欢呼四起。两天来，校内一片“糟得很”的叫骂声，顿时被这一声犹如春雷般的响亮的“好得很”冲刷得一干二净。同学们跳着，哭着，因为这是对我们的最高评价。团中央的同志看了我们的大字报，并告诉我们，他们以后还要来，要天天来，来的人将会更多。
6月4日 谁能料到，昨天的那两位同志，竟是被派到我校的工作组成员！同学们高兴极了。校园内到处可以听到“毛主席派人来”的歌声，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派来了工作组”的标语。新的战斗即将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始。想到这些，彻夜难眠。（《日记》6月17日条）

这是文革中全北京、也许是全国第一个派到中学的工作组。它对女附中运动的含义，可以借用北京景山学校的工作组的话来解释：“前一段党支部领导没有、（领导）好坏，不要再争论。好就不会派工作队，党支部前一阶段没有能很好地领导。”而工作组来后，“校园内到处可以听到‘毛主席派人来’的歌声，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派来了工作组’的标语。”这样的场面也表明，围绕校领导的争论不复存在，全校经过短暂的混乱，再次达成一致。甚至卞仲耘自己也赞成这样。她在一封给邓小平的信中“承认她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说学校运动六月十三日以前正常”， 换句话说，卞仲耘本人也认同了同学们对她的批评和质疑，并赞成工作组代替她来领导学校运动。12年后，中共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表扬了这一点，称卞仲耘同志“对党和群众始终坚持正确态度”。
现在的人或许对团中央所派工作组以及卞仲耘本人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但放在当时背景下并不难理解：既然党中央已经以支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方式公开批判宋硕报告所要求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开小会”是“修正主义路线”，认真贯彻落实宋硕讲话要求的女附中领导当然也算做执行了“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团中央派来的中学工作组既无可能、也无力量与党中央唱对台戏。而一旦工作组明确支持“校园大革命”，以卞仲耘为首的校总支也就正式退出了女附中运动的领导舞台。
女附中的经历在全市很有代表性。李雪峰说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开后，“许多单位领导瘫痪了，怎么办？只有派工作队。团中央把北京的中学包了，6月上旬大批工作组派到各个中学，并得到各校的热烈欢迎。” 这意味着基层党组织领导文革阶段的正式谢幕，也标志着针对基层领导的运动矛头转向被正式确立下来了。

七、余论和小结
本文将女附中文革的正式开始界定为5月12日，标志是卞仲耘书记在全校做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这与以前的看法有所不同。
在一篇记录北师大女附中运动初期情况的经典文献中，作者说，“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另一位作者也有类似的看法。
为什么她们都强调6月2日是女附中运动的开始呢？对这个问题，刘进和宋彬彬给出了解释。刘进认为，作为女附中初期文革的当事人和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对学校的事负有责任”。 宋彬彬说，“我逐渐认识到，尽管文革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具体到我们学校，这张大字报实际上起的是拉开学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参与写了，就应当承担责任。”她们显然将女附中第一张包含质疑校领导内容的大字报看作运动矛头指向校领导的原因，并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
既然文革史回忆文献普遍存在推卸和转嫁历史责任现象，她们勇于承担责任的意识显得非常珍贵。但问题在于，以6月2日为起点的说法难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为什么早在5月12日卞仲耘就在全校做了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为什么5月27日高三某班出现群情激愤的班会？为什么6月2日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对学校领导提出疑问？为什么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校方无法给出满意的回答，许多学生热情声援？为什么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会支持第一张大字报？为什么卞仲耘自己也肯定了第一张大字报的怀疑，承认“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认为“学校运动六月十三日以前正常”？
本文认为，女附中运动的开始不能从6月2日说起；6月2日的意义在于学校运动矛头开始转向本校领导，开始转向的原因，在于校方此前认真贯彻落实了宋硕关于怎样开展运动的指示，而党中央却以支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方式公开批判了宋硕的指示，将宋硕定性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此前认真贯彻宋硕指示的校领导提出疑问和否定意见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我们说6月2日只是“矛头开始转向”，是想强调运动完全转向非三人大字报力所能及，团中央派来工作组肯定她们之后，运动矛头的转向才正式确立下来，而且全校师生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在本文最后，我们再简要回顾一下女附中文革的发动过程：
一、5月8日何明、高炬的文章公开披露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使文革走出中央核心决策层、进入普通民众视野。5月9日，文革渗透进了北师大女附中。
二、5月12日，女附中总支书记卞仲耘在全校做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要求学校“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标志着北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她之所以做这一动员报告，可能因为“市委号召我们立即行动”。是否如此，需要进一步考证。
三、5月14日后6月1日前，女附中根据北师大党委传达的宋硕5.14讲话所提要求，以“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的模式“加强领导”，安排全校认真揭批“三家村”。在班会为主揭批“三家村”的模式下，北师大女附中完成了“积极、主动、自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校动员。
四、6月1日晚，中央以公开支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方式对宋硕5.14讲话进行逐条批评，次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宋硕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5.14日讲话是“‘三家村’黑掌柜”邓拓被“揭露”后的“负隅顽抗”，“加强领导”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使原本对宋硕报告有议论的师大女附中同学公开贴出第一张怀疑校领导的大字报，而校领导确实一直认真落实宋硕5.14讲话，因而大字报迅速得到许多同学的支持。学校陷入混乱，失去了正常秩序。
五、6月4日，北京市、甚至全国第一个工作组来女附中，并宣布支持同学们质疑校领导的意见。卞仲耘书记自己也认为，自己“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于是，全校再次达成一致，并恢复秩序。
上述过程其实适用于全北京市的教育系统。由于宋硕的5.14报告其实代表了以李雪峰为首的华北局工作组对全市文革运动的意见，6月1日前北京各所学校都在该报告的框架内进行。6月1日至2日，中央以公开赞扬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方式对宋硕及其5.14报告进行严厉批判后，各所学校都迅速出现质疑认真落实5.14报告的本校领导的大字报。为了应对各所学校的混乱，工作组迅速派出，这意味着全市的运动矛头从“三家村”正式转向各单位的领导。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毛泽东6月1日决定广播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从根本上改变了宋硕的身份和5.14报告的性质。这使认真落实宋硕5.14报告的基层干部陷入“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困境。于是，运动的转向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至于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情况，就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2012年3月2日初稿
2012年3月25日定稿


转自 《记忆》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