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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西城故事系列:西郊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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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8 04:12: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06年4月7日下午5时许,晴朗无风,春天的太阳将温暖的光线洒满郑州国棉一厂生活区。六七十岁的老人三五成群地闲坐着,或打牌,或什么也不干,纯粹地享受着春天的阳光。西郊的几个国棉厂,无疑是郑州市老龄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数万曾经为郑州创造奇迹的大姑娘小伙子,如今成了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9 `  j/ A0 e1 X
  “50年前,几个纱厂说起来‘呼啦啦’都起来了,那架势,跟现在的郑东新区一样!”
- {/ K4 f9 `; `7 e4 S  73岁的杜麦来弓着腰坐在路边的花坛沿儿上,跟记者聊起了从前。他是郑州老城北边杜岭村人,目睹了半个世纪来郑州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指着国棉一厂生活区东南角,老人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以前这里都是烧砖的窑,三厂那边是脱坯的地方,我十多岁的时候在这儿脱过坯!”
6 s; P6 T; @& s" ]  老人说,那时西郊地势起伏,沟壑纵横,几个村庄里草房低矮破旧。现在的建设路那时是一条三四米宽的大沟,最深的地方有七八米,西起三官庙(今郑州汽车客运西站附近),向东到商业大厦一带,这条沟底是条路,那是郑州通往洛阳的古道。三官庙因地处古道边,形成一个集市,“逢单儿”都有集。杜麦来的姥爷家在于砦(今嵩山饭店南),他小时候常随姥爷推车菜去三官庙卖,两个人天不明上路,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只记得路上浮土很厚,车轱辘轧下去一脚多深。
: ~% `7 l% ~/ w: z1 ?7 Z: g& C5 G: o  建国棉一厂时,年已二十的杜麦来在运输公司上班,跟着大队人马用架子车往工地拉砖,亲眼看着整齐漂亮的厂房在原野中建造起来。“郑州哪有过那么大的房子呀!”0 p3 m: H/ O# p7 f
  在杜麦来看来,50年前西郊发生过一个奇迹:沟壑纵横的原野,几年时间工厂林立。国棉厂一年建成一个,印染厂、纺织机械厂、第二砂轮厂、煤矿机械厂、电缆厂、郑州纺织机电学校(今中原工学院)、河南纺织学校、郑州机械学校以及配套的医院、中小学、电影院,五六年的时间便铺满了西郊。面积比郑州原有的城区还要大,说再造了一个郑州,那是一点儿都不含糊。
8 Y8 G: \" }0 X  那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以积郁多年的强烈渴望,发起了建设工业化国家的浪潮,而郑州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中原大地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
( A/ F( q% y9 R" ~! L  或许数字最能说明郑州的成长。1948年解放时,郑州只有卷烟、面粉、纺织、木业等几个小厂,全市的工业总产值仅有300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一五”期间,国家对郑州的工业基建投资3亿多元,到“一五”结束时的1957年,郑州的工业企业发展到575个,工业总产值达到4亿元,9年间增长了300多倍。$ x1 o  n/ a" _$ R. B
  历史为何青睐郑州?西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记者走访了上世纪50年代郑州的市长、国营厂的厂长及数十位干部工人,他们的讲述,使我仿佛走进了那段岁月。# M* g1 q9 O% Y0 Z, ~2 I1 [
  河南资源支撑“郑西新区”& e  f) z( w9 t  X5 q9 {) i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没少“叨”武汉的“菜”。建设郑州五大棉纺厂的省建五公司(原名中南纺织管理局工程公司)、后来成为中国砂轮行业老大的郑州第二砂轮厂,都是在武汉组建,后来搬迁到郑州的。其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中国缺少编制长期规划的能力,对资源分布的家底也不十分清楚,所以计划在不断调整,原本要建在郑州的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轴承厂等,在郑州厂址都选好了,后来改建在了洛阳。因此在“全国一盘棋”的时代,也说不上谁“叨”谁的“菜”。从根儿上说,是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将国家投资吸引到了郑州,使这座城市搭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班车”——“第一个五年计划”。
1 r* H3 W3 r* i9 W. |! U6 E  1953年,中国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那年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告诉人们:“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宏大的,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巨大的。”这样的建设,是几代中国人一直以来所渴望和梦想的,其核心就是实现国家的初步工业化。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9 e. v1 [6 A  F! c# m  这样的国家行动,是充满激情和富有感召力的。“一五计划”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1953年12月,鞍钢三大工程提前完工,成为“一五计划”第一个建成投产的重要项目,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炉铁水、第一根无缝钢管。随后,武钢、包钢、一汽、长江大桥也开始施工并建成使用。郑州的机遇,就是在这次工业化的浪潮中到来的。8 K. R6 v# ~" S! T
  当时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均衡,现代工业几乎全在沿海地区,内地几乎一片空白。为了改变这种不均衡局面,也因为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不得不从军事角度考虑工业布局,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向了中西部地区。坐落在京广、陇海铁路十字路口的郑州,其价值曾长期被战争淹没,大规模工业建设时代的到来,使郑州被刮目相看。而河南丰富的棉花、煤炭、铝矾土等矿产资源,也纷纷站出来给郑州撑腰。这样“一五计划”将郑州定为重点发展城市。
+ |6 m& f4 z2 k  最早决定在郑州建设的,有棉纺厂、砂轮厂等。当时河南是全国最主要的产棉区,所产棉花以棉质优、纤维长享有盛誉。而作为交通中心的郑州,长期以来也是全国重要的棉花集散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火车站就有几十家棉花打包厂。在这里建设棉纺厂,成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二砂原本要建在武汉的,由于发现主要原料铝矾土出产在郑州附近的巩县(今巩义),才决定在郑州建厂。0 H7 k5 r% B+ |( `( }8 q% _
  这么多工厂要建在郑州,应该建在什么地方?90岁高龄的王均智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曾先后担任郑州副市长、市长,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专家为郑州设计了一套城市规划:以火车站为大门,以人民路为中轴线向东北发展,这个规划当时已经实施。潘复生出任河南省委书记后,总觉得斜着的人民路很别扭,提出中国人习惯棋盘式城市,把城市道路都建成斜的,以后是要挨骂的!他指令王均智负责,重新进行研究,再搞一套方案。王均智召集有关部门、专家,认真研究了郑州的地质和地理特性:西郊地势高,不会被水淹;西郊是荥阳、巩县那种可以挖窑洞的土,东郊则是中牟那种适合种花生、西瓜的沙壤土;西郊地下水位3~5米,而东郊地下水位太高,挖一两米就见水了,建造多层建筑有困难(这是当时的情况,如今郑州西郊地下水位有20多米)。他们依据这些情况提出一套规划方案:工业企业集中向西发展。潘复生主持会议讨论,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6 I1 T+ y4 O; T2 ^: \4 V
  从1953年开始,郑州西郊的原野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基建,而东郊则建设为河南行政中心。这两部分,如同郑州张开的双翼,带动了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的起飞。当时人们习惯性地称东边的行政区为“东郊”,西边的工业区为“西郊”,原来的城区为“市里”。这种称谓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很多外地人都不明白:明明是城区,为什么叫西郊、东郊?0 a. b  V7 D% I1 d! l1 Q  `
  住大席棚盖大工厂  * j! X6 L9 s  K2 L2 {4 e5 `
  居住在郑州西郊前进路的骆家权老人,是省建五公司组建时的“元老”,更是西郊建设的见证者。骆家权是上海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 江大学经济系,解放后在一家私营“营造厂(即建筑公司)”工作,武汉国棉一厂建厂时需要监理人员,他被营造厂派到武汉。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纺织局(以下简称中南纺管局)组建工程公司,当时人才匮乏,动员骆家权等十来个专业人员加入。
  C5 h9 ^6 r, \+ n! K7 D1 ~  骆家权大学毕业即遭遇战乱,工作难找,生活动荡,目睹解放后百废俱兴的局面,十分愿意加入国营企业,自己生活安定,也可投身祖国建设。公司成立后,在上海、武汉等地大量招工,当时的建筑工人流动性大,工作极不稳定,四处流浪,听说国家要招固定工,都很乐意加入。但这时武汉要建重工业基地,没力量建设纺织厂,而郑州已确定大上纺织厂,因此纺织部决定将这个工程公司搬迁到郑州。
. {: \8 p2 o% [) f( J5 H: e  1953年1月,中南纺管局工程公司进驻郑州西郊。郑州修筑二七纪念堂的两三百名建筑工人被并入该公司,加上从南方来的1000多人,成为一个具有2000多人的专业建造纺织厂的建筑公司。
( Q. r2 X$ S9 W7 R  这批建设者来到郑州时,正是严冬季节。他们顾不上为自己建造像样的住房,用粗大的毛竹在野地里撑起架子,顶上和四周用芦席罩严实,就成了办公室、食堂和宿舍。/ ~" c! A) z, c" n3 J
  “一个席棚千把平方米,里面一排排的通铺,一个通铺睡三四十个人。那时候年轻,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不知道苦!”长沙籍的老工人熊国尧告诉记者,他们在这样的席棚里住了一年多,经历了一个夏天和两个冬天。直到国棉一厂建成,他们才为自己建造了固定住房。
' o' K2 Z' r/ l8 ?9 Y2 E  熊国尧原来是木工学徒,因年纪小,进公司后被安排当了供销科长——老红军陈长尧的通信员,主要工作是到位于德化街的邮局收发信件。“那时的路太糟糕了,尘土埋脚脖儿,一脚下去溅很高!那时风沙太厉害,走在路上沙子打眼,早上起床被子上一层土,刮起风吃饭都要快点,不然就得吃沙子。”后来公司为通信员配了自行车,熊国尧很高兴,但很多路段高低不平,自行车没法骑,只能推着走,去一趟德化街,紧赶慢赶一上午能走一个来回。+ @6 x2 C' ]! o, c7 `
  自行车那时很少,一般人去市里只能骑毛驴。骆家权告诉记者,那时每天工作时间是9个小时,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当时西郊除了炮院、医学院正在建设,几乎一无所有,所以休息日大家都想到市里玩玩,下馆子改善改善生活。不过骑毛驴进市可不便宜,到京广铁路要两角钱,过铁路还要再加5分钱,要知道,那时候一只烧鸡也不过三角钱。比较起来,那时骑毛驴比现在“打的”还贵。& r( e& T1 w2 ?$ j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建筑工人们一年多内建成了国棉一厂。以当时的建筑经验,建造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按照解放前的情况,建造一座五万纱锭的棉纺厂,在外国人指导或承包下,也需要两年多时间。而当时省建五公司刚刚组建,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要在一年多内建造这么大的建筑,实在是一个挑战。1 B/ m4 ~" F$ B/ Y6 @
  国棉一厂的建设,受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郑州市委极大的重视。中南纺管局副局长亲自兼任工程公司经理,公司科一级干部,大多由从地方抽调的县团级干部担任。郑州市委副书记吕英更是常驻工地,随时帮助解决问题。0 J5 s) Q6 ^# {- E+ ?" [: {6 o0 R
  那时施工机械化程度低,很多工序靠肩挑人抬,劳动强度极大。但那个年代人干活不偷懒,不管什么级别的干部,一到工地都跟工人一样劳动。公司的管理也很严格,砌墙要求横平竖直,清晰美观,不合格的坚决推倒重砌。建造厂房时,发现古墓暗井100多处,全部做了加固处理。! w$ i4 Q, [- ~
  经过两千多工人和数千名本地民工艰辛的劳作,1954年5月1日,国棉一厂建成投产。8 A, I9 N4 A6 q3 B" y9 f# k
  国棉一厂建设成功,当时是轰动郑州的大事。不久,市政府就开通了郑州历史上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从二七广场开到国棉一厂。% f3 b! M& d3 \. ?# u" M# X) U
  1955年,骆家权将老婆孩子从上海接来,一家人从此成了郑州人。与他一起来的南方人,基本上也都定居在了郑州。! |, v7 Y+ J( j" j+ d2 H
  □首席记者姚伟文
# p: G( C* b; c0 t: I* p' Z6 E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使郑州令人刮目相看,被定为国家重点发展城市。图为上世纪50年代西郊的建设场面。 $ o# E# P" l. d, W$ k# R* H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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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18 04:13:54 | 显示全部楼层
很多人不明白,郑州国棉一、三、四、五、六厂在西郊建设路一字排开,为什么二厂独独远在陇海东路的布厂街?3 G) K+ t  J9 H+ S! R' D6 H$ u$ @
2 a5 [5 h: r, s
  说起来,国棉二厂的历史比一厂早得多,其前身豫丰纱厂,创办于1919年,曾是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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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丰纱厂的创办者、上海人穆藕初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四大纱王”之一,他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德大纱厂、厚生纱厂,创出了“宝塔牌”棉纱,在1916年北京商品质量赛会上一举夺魁,一时声名鹊起。1916年前后,受教育家蒋梦龄的启发,穆藕初奔赴郑州考察,看到这里“地当中枢,陕西、山西两省所产棉花之由彼东下者,为数甚巨;且其地介于京汉、陇海两路线之间,东西南北四路畅运,交通便利,销场甚广……”他当即对朋友说,阿拉上海人一定要在郑州办纱厂,办大纱厂!& ^9 O# ~7 K5 \

6 `& i& B7 K4 a9 u  F6 W. [; U  在郑州办纱厂,不但接近原料产地,而且接近广阔的内地市场,同时这里劳动力充足且低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郑州大兴纺织厂的原因。穆藕初可说眼光独到而超前,回上海后,他筹资200多万元,经过数年辛勤操办,一个拥有5万多枚纱锭、两百多台布机和4000多名工人的大型纱厂,于1920年在郑县(今郑州)豆腐寨(今布厂街)建成投产,其规模和设备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9 x; D% L! W* b

/ W9 g( I7 d! _9 S& M& a# g6 n  豫丰纱厂建成后,周边兴起了小型商业圈,本来是乡村的豆腐寨,很快呈现出城镇化气象,电灯、自来水、洋车、黄包车等一应俱全,饮食小吃也适应纱厂工人的三班倒,昼夜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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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豫丰纱厂生不逢时。开工不到一年,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先后爆发,郑州成为两军必争之地。纱厂虽幸未毁于战火,但有关银行钱庄大有戒心,纷纷催款,致使豫丰金融陷入困境。穆藕初辞去两个上海纱厂的总经理职务,常驻郑州苦心经营,但接连不断的内战让他吃尽了苦头,不管哪路军阀占领了郑州,都要住进豫丰纱厂,吃喝拉撒全要管。纱厂生产时起时落,长期亏损,最终因无力偿还债务,于1936年由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接办。第二年,抗日战争的烽火逼近郑州,豫丰纱厂被迫拆迁到重庆,改名为“豫丰公司重庆分厂”,为解决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穿衣问题贡献甚巨。这个厂后来再也没有回郑州,解放后成为重庆国棉一厂。# |4 o7 f9 R- _% M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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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在被日军炸剩下的旧厂房里,政府安装了3万枚新纱锭,在上海和本地招收工人,重开豫丰纱厂。1954年,郑州西郊新建的纺织厂投产,由于拥有5万纱锭,被命名为郑州国棉一厂,豫丰纱厂屈居为“国棉二厂”。此后,三、四、五、六厂相继建成,急需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此时郑州除了在废墟上复工的“豫丰纱厂”,纺织业几乎一片空白。“计划经济也有好处,‘全国一盘棋’,调人方便,国家从上海等地调来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高超的工人,要不然,郑州纺织业不可能发展那么快。”一位亲历者这样告诉记者。" s/ ]5 j8 \' \5 c$ V

, j- p( U# ]7 C4 `( e. Z  由纱锭、布机牵线,郑州和上海来了个“第二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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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离繁华拓荒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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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根娣、吴小妹、顾全妹……”2006年4月8日上午,记者拿着这份南方韵味十足的名单,穿行在国棉一厂生活区,寻访落户郑州的上海纺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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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是援建郑州棉纺厂的第一批外地工人。大约1954年的春天,她们与另外200多名上海人一起来到郑州。初来乍到,这些南方人闹出不少笑话,看到大片的麦苗,有女工惊叹:“北方的韭菜长多高呀!”有人在大同路买了几个高粱面儿花卷,吃得直皱眉头:“北方的豆沙真涩!”拿着勺子在“甜汤”里搅了半天,他们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没放白糖还叫“甜汤”?差别远不止这些,在郑州“落地生根”、最初的新鲜感失去后,新兴的郑州西郊与繁华上海之间巨大的差距,他们才真切感觉到。/ N/ G" h' j6 ~) p* ^

9 F, Y: ~* _; D$ A  “那时西郊全是庄稼地,国棉一厂像个孤岛,周围连路都没有,晚上没人敢出去,天一黑就关门关窗。风沙太大,风卷起的小石子把脸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吴小妹的家干净整洁,虽然在河南生活了52年,但老人仍难改南方口音,靠着一厂退休办刘姐的“翻译”,我才能听明白:“在上海,早上小吃几十种,想吃啥吃啥。厂房设施好,有大花园、大球场,有舞厅和戏院、电影院。到了北方,首先是吃的非常不习惯,没有大米,菜又没有油水,红薯面、高粱面做的黑馍涩得咽不下去。吃饭没桌子没凳子,在席棚里成群的人蹲着吃。每到吃饭的时候,一些年纪小的女工都偷偷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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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8 C: K* P! Z; g- [9 i  来郑州那年,吴小妹24岁,她是作为上海国棉一厂技术骨干被选中的。当时家里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父亲去世早,母亲一身病,弟弟只有十二三岁,她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吴小妹说不出口,当时选人是一个党员搭配一个群众,她是党员,怎么能不来呢?!老人说,那时人积极,不为自己考虑,明知道是吃苦受累的活,领导不叫你干你心里还难受呢。初来郑州那么苦,领导来视察,问苦不苦,大家异口同声说:“不苦!”来郑州后的很多困难是事先想象不到的。当时没有假期,她回不了上海,母亲想她的时候,就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郑州住几天。吴小妹成家有孩子时,一厂还没有幼儿园,纺织工人工作极其紧张,女工们给孩子喂完奶往马路边一扔就干活去了,许多不会走路的孩子,就由厂里找病号看着。母亲体谅吴小妹又心疼孩子,先后将她的4个子女都接到上海抚养。那些年,她对上海更多了一份浓浓的思念。& D: `; R  e3 j- |% g  v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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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根娣是和吴小妹一批来郑州的。她11岁到纱厂当童工,技术非常好,郑州招收的新工人送到上海培训时,她被选为老师。后来号召支援郑州建设,她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主动报了名。初到郑州那段时间,新工人技术不熟练,独自操作时到处是断头,接都接不及。仲根娣、吴小妹等老工人手把手地教她们,一天到晚都要在车间忙碌,弄得领导吵着不让干:“注意身体,回去休息!”但车间的事她们放不下心,常常瞒着领导偷偷加班,就这样,她们带出了一批批技术过硬的徒弟。) y$ G) I4 T$ c5 S

8 Z  D. z- c6 Z) S/ P8 g$ y/ B  郑州棉布拿了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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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时,郑州和咸阳、石家庄、北京一起,被国家确定为“四大新兴纺织基地”。国棉一厂的投产,只是郑州棉纺业建设的一个开始。国棉三、四、五、六厂相继而起,以“一年建一个厂”的速度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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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厂马路,三厂楼,四厂平房碰破头,五厂污水到处流。”这是郑州纺织厂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原河南省纺织厅厅长张贺亭解释道,一厂生活区马路宽,因为施工时工程师看错了图纸,据说这位工程师还因此被判了刑。三厂赶的时候最好,跟北京二厂、石家庄二厂和咸阳四厂用的是同一张图纸,三厂的人到了那几个厂都是熟门熟路,厕所不用问准能找到。三厂的生活区都是楼房,最有趣的是除了厕所,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烟囱,“大概用的是苏联图纸”。建四厂时,国家开始提倡“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基建费用比三厂少了六七百万元,住房都建成了平房,五厂、六厂用的都是四厂的图纸,也比较简易,特别是五厂地势低,污水管道又没处理好,后来很是麻烦。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新厂还是很漂亮的,特别是三厂,“比上海的厂还好,走遍全国这么漂亮的厂也没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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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起来了,人怎么办?纺织工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办一个厂需要四五千工人。河南工业底子太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极为缺乏,当时每建一个厂都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招本地工人送出去培训,另一方面通过纺织部大量调人。除继续求助上海外,也从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等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调人过来,据说当时共有1万多人从四面八方来到郑州。张贺亭当初就负责这项工作,“来的人都很能干,技术都过硬,工作踏实”。# p3 g1 f9 y2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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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份1956年4月5日的《南通日报》,这张报纸头版头条就是《到郑州去》,文中说:“大生一厂(南通著名纺织厂)已有500人报名支援郑州国营棉纺厂。该厂已批准胡桐等11个保全、保养工人前往郑州……工会组织了报喜队给批准的工人戴上了大红花,这11个同志,已于3日下午在200多人组成的欢送队敲锣打鼓的欢送下启程前往郑州。”这份报纸的主人,就是文中提到的胡桐,如今是国棉四厂的退休工人。50年过去了,他还完好地保存着这份报纸,为的是记住那个特别的日子。. E. z& Y) b+ G# A. v  p0 r

( ^9 ]% T+ Q0 O1 P9 D  郑州国棉厂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来,很快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1959年,郑州国棉一厂被评为“全国工业先进集体”,1958年,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棉布质量评比中,三厂一种规格的棉布拿下全国第一,而四厂另一种规格的布也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四厂厂志显示,1959年该厂上缴利税3567万元,而国家在这个厂的总投资不过3628万元。0 n3 s) C) `% e# Z/ v# c

8 z8 Z: M1 \' B8 W  市长出面“换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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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u7 ]; a3 u  对于众多来郑州的南方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没米吃,他们能吃苦能干活,就是不能没米吃。郑州当时不产米,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的调拨极为困难。找米吃,成为当年他们一项重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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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之一是换。八斤红薯面或二斤白面换一斤大米,只要勤快多跑腿,再加上运气,你可能会弄到一点儿大米。办法之二是从家乡带,一厂的上海女工仲根娣就用过这办法。当时女工的产假只有56天,没有人敢在产前休息,都是坚持到临盆。仲根娣在孩子满月后,利用剩下的26天时间回上海探亲,回来时买了肥皂、皮鞋、毛巾等带上,另外她还要带上些大米,不敢多带,就一二十斤。有一次她带两个孩子返回郑州,因为东西太多,差点儿下不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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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南方人吃上大米,当时的郑州市长王均智动用了种种关系,扮演了“换大米”的“官倒”角色。计划经济也不是没一点儿余地,可以通过有关部门调剂,还可以找南方地区“协作”。所谓“协作”就是拿彼此的特产交换,王均智用郑州的大枣和花生,与南方地区“协作”来了不少大米、鱼虾。虽然不能足量供应,但南方人可以凭粮本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 T4 W' Q# k" M4 Y: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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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黄委会引黄河水淤大堤,王均智感觉是个机会,想借此在郑州东郊和北郊修鱼塘、种水稻。但搞这个必须建一个电网,这种计划外的项目是买不来电线的,必须给人家原料人家才会给你加工电线。为这个问题,王市长没少伤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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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第一机械部部长来郑州视察电缆厂。王市长陪了他一天,发现电缆厂有很多铝线头、铜线头,就对部长说:“你把这些废料给我点吧。”部长摇摇头说:“这东西我当不了家,我要打包运到上海,那里不少小企业等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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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Y! o+ {5 H7 n+ t  恰在这时,冶金部铝业公司设在了郑州,公司总经理是王均智抗战时的老战友。他心一横“讹”上了老朋友,让他给想办法,这样才买到10吨铝,用这个换来了建立农田水利化电网必备的变压器、电动机和电线。$ V! t4 ^  V5 }

4 ?1 q7 j1 {" l  记者把这事儿告诉那些南方来的老工人时,他们都很吃惊,没想到当时是这么回事。他们说,那时的领导是真关心他们,下了雪,厂里的领导会为女工扫出一条道路,让她们行走方便。过年过节会到家看望,称他们为“开厂元老”……0 h6 M+ l3 `  |;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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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郑州几十年,南方人不顺心的事情不少,心理不平衡的事也不少。当时上海经过工资改革,工人工资很高,吴小妹在上海每月拿105元,到郑州后由于地区差异,降为80多元。吴小妹的母亲是病号,“吃劳保”每月只有30元,吴小妹每月要往上海寄40元钱。如今他们心理更不平衡:他们过去在南方的老同事,如今的退休金都是2000多元,而他们却只有六七百元。最让他们不服气的是,“徒弟的退休金比师傅高”。50年代参加工作的,因为退休早,如今收入普遍低,而退休晚的收入相对要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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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 ~, k* ]% K: [" p, i0 {7 M7 ^+ C  不管怎么说,50年前来郑州的南方人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吴小妹老人说,前些年曾想过回去,“不想把老骨头丢到这儿”,但回去看了看,又想回郑州:“上海没房子没至亲的人了,还回去干啥?说句良心话,郑州也不错。大女儿带我去看郑东新区,我觉得很漂亮,不亚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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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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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国棉一厂建成投产,只是郑州棉纺业建设的一个开始。随后,国棉三、四、五、六厂相继而起,并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来,很快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图中这种风格独特的国棉厂生活区大门,几乎成了纺织厂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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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18 04:14:17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年建一个厂,一年收回一个厂。”谈到过去,郑州纺织行业的老人常常会自豪地说出这句话。' }; \# o' f; I# I

) L; Y7 d3 t0 z7 m+ R3 V; b& G4 M  如果仔细推敲一下,会发现这句话并不很准确。; B2 F) X3 h  c' C

$ H5 t6 z1 l5 [+ Y# x7 k  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五大国棉厂的确以“一年一个”的速度建成;在效益最好的年份,各厂一年上缴的利税也的确差不多能收回当初的投资总额,但并不是每年都有这么好的效益。棉纺厂的生产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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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仓库是严禁烟火的,可1958年‘大炼钢铁’,土高炉就放在仓库前。”原省纺织厅厅长张贺亭当时是三厂的工会主席:“犁铧、生铁锅扔进去,没日没夜地干,炼出来的东西跟炉渣一样,我问一位工程师这是钢吗?工程师用砂轮一打,火星乱飞,说是钢。再问这钢有啥用,就没人吭声了。”张厅长介绍说,后来推行“纱厂高速化”,纺车开得太快,结果“锭子‘跳舞’,铜管‘唱歌’”,弄得断头太多,棉花绷得到处都是,纱厂都快变成“棉花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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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959年两年,“大跃进”对纺织厂的影响还没显现出来,当时郑州的国棉厂经过数年的磨合,制度完善,工序合理,形成第一次高峰。1959年,国棉四厂一年上缴的利税3567万元,这一年基本就帮国家收回了投资。但“大跃进”、“高速化”的影响在1960年后显现出来,加上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职工减员,生产缩减,到1961年上缴利税降为850万元,不足1959年的1/4。+ x# X0 [6 k% ^0 {; Q. |6 B" n) p

4 t* ?" u; i5 z  w8 K  到1969年,四厂上缴的利税又恢复到1959年的水平,但“十年浩劫”中,纺织厂再受重创。时任三厂厂长的张贺亭经常被拉上高台批斗,这一套他倒不怕。为学技术,武工队队长出身的他曾在每个车间实习,“谁不认识我?我不认识谁?就那几十个造反的不敢把我怎么样”。但他却被排挤出工厂,到淮阳县兴办小棉纺厂。所有的管理规范被破坏殆尽,到1976年,四厂上缴利税跌落到6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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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郑州国棉厂迈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到1981年,国棉四厂的利税达到创记录的4400多万元。% @5 v5 K4 s$ v1 }4 j& K

7 J3 N7 ~" a3 r/ s$ s  `9 M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苦菜花”一样的国棉厂,在上个世纪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国家财政和外汇的摇钱树、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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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9 B8 ^( q7 L5 }6 e  纺织业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丰厚、需求稳定,是全世界各国工业化初期的最佳选择。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赚的钱不是企业所有,郑州市也没份儿,企业不能用这钱搞基建、买设备、发奖金,除了国家规定、批准的费用外(如劳保用品),这些钱必须全部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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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 o$ c) T( Q- K; j- y+ X  ]  前几年几个国棉厂都统计过上缴利税的总和。三厂算出的数据是,他们50年为国家赚了36个厂,其他国棉厂的数据,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概念。数据是枯燥的,但那个时代的干部工人知道数据的背后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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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生活之非常瞌睡) f) ?/ t' N3 `5 d2 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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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三四点钟,是人睡觉最好的时候,对于上夜班的纺织工人来说,那是最瞌睡的时候。7 F7 a" }1 [- x0 w4 ^: C

, w, e$ t$ ]! N7 v7 H9 j  “工长拿个铁棍到处敲,冲着犯迷糊的就‘当当当’一阵,防止人睡着了。工人腿都是软的,站着都能睡着,接着线头就睡了,迷迷糊糊去接,有的人因此胳膊被轧断!”2 I/ F. }( \* u5 w

$ S6 {* ~- f# T  说起纺织厂当年的“三班三运转”,72岁的徐阿姨语速一下子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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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 b4 G" T" I8 N( O0 X$ Z2 e  纺织工业属于轻工业,但“轻工不‘轻’”!车间机器震耳欲聋,棉絮四处飞舞,温度高、湿度大,这些都不说了,大家都适应了,劳动强度也特别大。按“郝建秀工作法”的标准操作计算,布机车间的工人一个班要走80里,8小时下来,很多工人“腿都比较粗”;挡车工以前看300纱锭,技术改进后看五六百纱锭。劳动强度大还不算啥,更主要的是“三班倒”实在太累人。. w+ N5 x# U# W7 z$ Z4 k+ A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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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身的时候还好说,一成家有孩子,下班时休息就不能保证了。最难的是两口都在纺织厂,两个人必须错开上班,上夜班那个,白天还要洗洗涮涮,照顾孩子,补衣服……有时抱着孩子就睡着了,孩子掉地上也不知道。过会儿一激灵醒了:“孩子呢?!”有的时候知道孩子掉床了,也起不来,闭着眼往地上摸,摸到一条腿拽上来,搂着继续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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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6个早班、6个中班、7个夜班”这么轮换着上班。上夜班是最难受的,下了夜班人要瘦一斤多,整天在灯下不见太阳,人都迷六七瞪的。有时候,下了夜班还要再上中班,中间八个小时,人都跟打败仗的兵一样,低着头走路,有人说:“不走了,睡马路边吧?”旁边就有人应:“不中啊,家里还有孩子!”: z% d5 j4 g1 F8 }6 c6 r6 Q*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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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女工还真有瞌睡得没办法在马路边睡觉的。一位在市里住的女工,夜里12点下了中班,瞌睡得要命,勉强走到大石桥,实在走不成,自行车往路边一丢,枕着车子就睡着了,醒来身上有劲了,再骑回家去。多亏那时社会秩序好!, z' y- s; @$ y( ~# L8 h/ {9 `

5 d1 v2 u6 o9 B  Z  夜班工人在凌晨两点有半小时吃饭时间,大家都是风卷残云地吃完,然后找个地方躺下就睡,工长不能睡,她要叫大家。睡10多分钟舒服极了,“车间噪声大睡不着?不会!噪声再大都能睡着,有一分钟时间都能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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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 Y) Y6 K3 E* v3 v+ s0 U7 H8 y  1980年,郑州几大纺织厂扩招1/4的工人(都达到近万人规模),开始实行“四班三运转”,对纺织工人来说,这是天大的福音。他们不再是连轴转,从夜班转到白班时,终于可以有休息、调整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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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阿姨已退休多年,但腰肌劳损、胃病等疾病还在折腾着她。这些都是纺织工人的职业病,“三班倒”的工作制,使生活不规律,吃饭不准时,不是饭点,常常热的凉的随便抓点吃,吃得又快,很容易得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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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纺织厂的请假制度很严,病假不好请,“发烧不到38.5度不让歇,烧38.5度才让歇三天。”徐阿姨说,她在纺织厂只请过一次病假,那次她发烧,浑身难受没一点儿力气。到医务所想请假,医生一量体温,发烧38度,按照制度不准假,开了药让去上班。“我心里非常生气,赌气不吃药。没多大一会儿就烧到38.7度,车间领导慌了,让我去医务所打针,给了我三天假。”7 b1 \9 D: ~6 L  D+ F3 S* t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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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阿姨说,虽然很累很辛苦,但“文化大革命”前大家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当时纺织厂是多好的地方啊!工人干劲大,没偷懒的,心可齐了,有什么工作,大家一齐上,有多大力出多大力。工人下班没完成任务都不走,到一边把活干完才下班,有时带孩子的阿姨找来:“你怎么还在这儿?孩子饿得哇哇叫!”这才想起孩子,“啊”一声,匆匆走了。7 j( r4 R! F0 O)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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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加班多,有加班费的,不少女工因为家务多来不了;义务加班的,没有一个人不来。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实行“低标准”,吃不饱肚子,工人们还是照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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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5 I6 [0 W3 Z  其实不只是工人,纺织厂的干部一样辛苦,一样要上夜班。曾任四厂厂长的李振声说,最苦是“低标准”时期,工人都吃不饱,干部标准比工人更低,去上夜班,肚子饿得没办法,就买点酱油冲开水喝,不然这一晚上熬不过来。" H( A' Y, D  \5 {/ f%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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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 a$ ]" A) B" \/ p) A' ]  非常生活之非常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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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8 q; }' V. N/ V! O  S  上个世纪50年代,每到周末,就会有单位找国棉厂办舞会。高炮学院(简称炮院)就经常联系三厂,到周末派车来接人去跳舞,那时候,建设路还是一条大沟,来往很不方便。0 `9 J8 q: j" r+ t: W- V' 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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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组织舞会的人不是为了跳舞,而是借舞会搭鹊桥。在那个年代,国营厂属于“最好的单位”,工人地位高,工资也高,纺织厂有大量年轻女工,炮院、二砂、省委机关、市委机关的年轻人都“瞄”着呢。有的单位出面组织舞会,单位不给操心的,就自己找人介绍。厂里的女工也大多是谈婚论嫁的年龄,很快,女工们都成家有了孩子。1 t! ^6 @/ L4 H  b

/ U4 [9 C! V) C, ?& i; H5 S  现在的产假都是半年,那个时候只有56天。产前没人敢歇产假,大着肚子行动不便,但活还要干完。国棉一厂的一位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她曾经流产了四次。当时的现实是,纺织厂女工太多,照顾不过来。5 }1 v7 r0 r* O; T/ ?0 U

! P$ q. g" \' N  “纺织工人生孩儿简单,到医院就生了,都是到时候了。”一位退休老工人这样说。- T! D0 h1 [* s& Y(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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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天产假过得飞快,还没享受到做母亲的喜悦,女工就要上班了。厂里设有哺乳室,婴儿放在里面,上班时间可以出来喂奶,但从车间出来到回去,只半小时。出来哺乳时,妈妈们不敢到更衣室去换衣服,下雨的时候也没人敢去找伞,冒雨就跑。每个班组二十来个人只有一个预备工可以顶岗,一个妈妈回来了,另外一个才能去。6 s5 l! m8 H9 i. o) ~  {- }

# i' m! ~$ R1 v( A6 h  当时房子很紧张,厂里专门为带孩子的女工安排了“妈妈楼”,一间房子住四五个妈妈。房子里摆满了床,中间一个窄过道,给孩子把尿都要很小心,不然就尿到别人床上了。% |# i; |" V)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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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一岁时,就要转到外面的托儿所,没哺乳时间了,必须断奶。纺织厂换班时人潮涌动,最紧张的就是那些妈妈,抱着孩子“颠颠”地跑,送了孩子才能进厂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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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岁的孩子,很多还不会走,不好照顾。“要说咱也得理解人家,孩子多,阿姨少,照顾不过来。”一位退休女工并不是埋怨当年幼儿园的阿姨:“孩子拉肚子不敢跟她们说,说了她们就拉个痰盂,让孩子坐上,再拿绳子绑在那儿。去接的时候,孩子坐那儿睡着了,小屁股淹在痰盂里。”2 O9 U" C: j5 j+ Z  I4 {

5 K$ A* {( S: X. f* D* G  有的人家不送孩子,大的看小的,常常是三四岁的看一两岁的,这叫“大猫衔老鼠”。有户南方人,三四个孩子都这样养着,家里蒸一锅馍不敢放桌子上,放那儿一会儿就没有了。想办法装在篮子里挂梁上,结果孩子像猴子捞月一样,大孩儿抱小孩儿够下来吃光了。1 \" F: Q* 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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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帮孩子,不知咋都一个个长大了!”说起这些事,那位退休女工至今仍很感慨。) _. ]" h. L7 F  S& U8 _; }. P5 V

9 B& k8 H) d( b" e  纺织厂的女工,特别是从南方来的那些人,有不少两地分居的。按照规定,这样的情况一年可以有12天的探亲假,但男的要是过来看了,厂里就不再给假。后来人就“学能”了,先过去,然后男的再过来。有了孩子后,这样的家庭特别艰难,很多人想方设法调到郑州来。9 E8 F1 x8 d' @( K4 E5 {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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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国棉四厂医院院长袁俊先就是这么来的郑州。他爱人1956年调到郑州,来时厂里就让登记配偶情况,马上去上海要人。袁俊先当时是上海一家医疗单位的党支部书记,那边不放人,一直拖了三年,他爱人跑到上海去要求,那边才放人。, f, D& ]2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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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生活之非常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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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先今年75岁,1992年退休,现在每月退休金715.95元。他在上海当支部书记时,手下的两个支部委员工资都比他低,现在的退休金却都是每月两三千元。袁俊先曾有机会调到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因厂里需要没走,如果在四院退休,他现在的退休金每月能拿到25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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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退休的人是最不走运的,因为第二年退休金就开始上涨。四厂人事处原处长李静也是1992年退休的,她现在每月680多元,老人给记者算了笔账:因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她的药费每月至少要120元,水电暖平均每月也要支出上百元,每月都是捉襟见肘。按级别,李静本来能享受120平方米的住房,但因为没钱购买,她现在仍住57平方米的旧房子。1 e, p2 H+ D- k

& d+ y" P: X1 A7 B% u  从江苏南通调到郑州的老工人胡桐1993年退休,每月比1992年退休的人多拿100多元钱,但他心里也不平衡:1964年他带的徒弟,现在的退休金每月1300元,比他多了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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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在郑州西郊非常普遍。( H) [5 b' r3 ]  q% ]

, n8 h4 X% G" [* `! r+ \! D: K( W  为采写这个题目,记者接触了数十位老工人、老干部,他们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西郊创业时的老工人,为国家做贡献他们无怨无悔,但如今很多人每月的退休金只有四五百元,远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也远低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这使他们心里不能平衡。* `  y# q/ b" u( k

$ F! E; W: R" r. c1 R8 F: e% n1 B, ?: F  老人们说,医药费是按照工资的4.5%提的,工资低,医药费就低,每月不过20多元,一年300多元,“不够打两次针”。老人们说,吃饭是不成问题,但就怕生病,“吃饭不吃药,吃药不吃饭”。按照过去的就业制度,这一代人的子女很多在西郊的工厂上班,如今也很困难,不但没能力照顾老人,有的还需要父母贴补。5 y- l9 B; h2 j(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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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静说,以前有人说纺织厂难就难在一个在职的要养活一个退休的,“我不爱听这话!我们干了一辈子,怎么要在职的养?怎么吃的是在职职工的?”她说,“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希望有生之年得到应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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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18 04:16:31 | 显示全部楼层
“请问第二杀驴厂养活驴车间怎么走?”3 W1 K1 ?: l! t: X& @5 f/ d/ _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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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这样问路的,就是“老郑州”也发蒙。其实这人要找的,是郑州第二砂轮厂氧化铝车间。这是一个曾经在郑州西郊广为流传的“段子”,可见人们对磨料磨具行业的陌生。别说一般人,就是1954年前后分配到二砂筹备处工作的人,也很茫然:“砂轮是什么?”5 O2 g) R  t. I" t

( C4 p! R& [1 R$ K" o  当时,中国只有一个砂轮厂,即沈阳苏家屯砂轮厂(后来改称第一砂轮厂)。但磨料磨具号称机械工业的“牙齿”,没有它,飞机大炮造不出来,汽车拖拉机也做不出来,就是小小的钢笔笔尖,也要用比纸还薄的砂轮劈开。中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没有砂轮根本不行。- T7 V) ^; N9 {& D3 L0 j$ d

: m. C/ t- P/ R$ J+ H0 P/ |  “一五”之初,国家就决定上马大型砂轮厂,1953年5月在武汉成立筹备处,数月后,巩县(现巩义市)大储量的铝矾土矿,将筹备处吸引到了郑州市敦睦路56号。铝矾土名字叫“土”,其实是种石头,是生产磨料最主要的原料之一,把工厂建在靠近矿源的地方,无疑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6 ~  V( q9 B/ Y( D- }+ O

. k* f8 C; J+ [6 B  中国磨料磨具行业技术基础薄弱,不具备建设大型砂轮厂的条件。二砂当时不属于著名的“156项苏联援助项目”,由民主德国(简称东德)援建。由于这个厂投资规模巨大,被戏称为“第157个项目”。9 R- a( M1 F: U$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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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郑州第二砂轮厂(现白鸽集团)占据了郑州乃至河南多项第一。它是国家在郑州投资最多的项目,投资额1.5亿元,几乎相当于5个国棉厂的总投资;厂区面积最大,1平方公里见方;有最高的烟囱,达64米。其实不光在郑州,在全国二砂也“很牛”,当时它是全国最大的砂轮厂,也是全世界第二大砂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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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R1 C0 M: Q  J! @. J8 T+ F9 ]  这个生产磨料磨具的大型企业,建厂的过程可说是“好事多磨”:从筹备到正式投产用了近12年,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也有9年之久。之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是由于这个厂太大,超出了东德人的设计能力,试生产时没能如期生产出合格产品;二是当时中苏闹崩,影响了中国与东德之间的合作,双方在谈判桌上坐得太久,影响了后来的改建工作。' H) q' _% R' ?0 F( G*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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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隔不断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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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R- e5 q+ G" D6 f5 Y8 E3 |  1985年,为了得到新设备新技术,二砂一行人前往东德考察。当他们在著名的皮斯特里茨厂参观时,突然听到有人用中文高喊:“陈!陈福恒!”# r' Y8 h/ s1 L$ _+ {8 f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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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二砂技术管理部副主任的陈福恒吃惊地抬起头,他有几十位情深谊厚的东德朋友,但彼此隔绝了20多年,虽然这次出国前心里就期待着与他们的重逢,但茫茫人海谈何容易!猝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陈福恒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8 r  _6 \* G# [8 V- d

( j% a$ R3 {: Y& j  一个金发碧眼的老人疾步走过来,陈福恒依稀认出是当年的刚玉专家柯卜克。没等陈福恒做出反应,对方已将他紧紧拥抱。他心里一阵暖流涌动,张张嘴说不出话来。对方也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放开手的时候,彼此眼中都有泪光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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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I3 R$ o5 ~- S; e% j6 V  柯卜克说,二砂人出国前,来访者的名单和行程就已传到东德各有关部门,他已经等待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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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e, |; j: A+ m9 n% n  二砂人此次行程非常顺利。每到一个城市,陈福恒的房间都是电话铃声不断,有问候的,有介绍所到城市特色和风景的。73岁的安装专家军特驱车前来,专程看望老朋友;专家组长克鲁克纳的女儿凯蒂几次三番地打电话,邀二砂人去她家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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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p' |3 l; }! E$ @8 L5 ?% H% [+ C  二砂和陈福恒与东德人的这种特殊的感情,还要从50年代郑州那次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说起。& v: p% z+ Q* E6 i6 C

; r+ r4 P  L4 F2 c  1954年,陈福恒“转业”到了二砂。当时说的“转业”,不是指从部队转到地方,而是指地方转到工业。陈福恒原在漯河市委工作,那一年和上千名干部一起被安排“转业”,他被分配到二砂筹备处工作。1955年年初,筹备处领导找他谈话,安排他到北京学德语。“当时外语人才极其缺乏。厂里曾派出一批人去学俄语,后来才知道弄错了:二砂是东德援建的。于是又派我们18个人去北京学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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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G; g. X5 |2 \  也许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使陈福恒有机会成为一名德语翻译。陈当时20岁,只认识几个英语字母,对德语一无所知。在北京的一年时间,陈和另一同学学习最好,每次都考5分的好成绩。1956年年初,他被调回二砂,厂里办了个德语学习班,由他担任教师。陈福恒自编教材教了半年多,到1956年9月,东德专家来了,虽然总共只学了一年半,当时的情况是,他不干也得干,因为全国也找不来更多的德语人才,他只有硬着头皮上!那一批来了30多个专家,陈福恒跟了专家组长。. C4 k% [5 z) G1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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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翻译的不是一般的生活会话,而是复杂的专业术语,翻译的时候陈福恒经常憋出一身的汗,这边专家、那边领导都盯着他,那个急啊!他常常不得不说的德语是:“对不起,我没听清,请您讲慢点。”. f+ I- z/ y" ~/ N% Q

1 m1 g$ \8 }/ g/ d3 N  g# ]  所谓“时势造英雄”,就这样一来二去,翻译得多交流得多了,一年多前只认识几个英语字母的陈福恒,很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德语翻译。先是跟土建专家,然后是安装专家,然后是工艺专家,从1956年到1965年,陈福恒几乎跟东德人朝夕相处。他似乎很容易接近那些“老外”,到现在他觉得中国人、德国人没多大区别,只不过他们鼻子高点,头发黄点,眼睛蓝点,可都是人,都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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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印象最深的是专家组长克鲁克纳。1960年,克鲁克纳知道当时中国人生活困难,两人一起去北京出差,住在友谊宾馆,那里的饭极贵,陈福恒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够在那儿吃顿饭,他的工作又使他不能离开单独去吃饭,克鲁克纳总是丝毫不让他难堪地请他吃饭。老外一般不跟别人住一个屋,但克鲁克纳不同,他主动跟陈福恒说:“你别再花钱开房间了,跟我住一起吧。”- W! t  n; N) _* j; B,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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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二砂试生产出现问题,不能顺利投产。而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1960年8月,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将专家全部撤走。那一天陈福恒正好在北京友谊宾馆,看到很多苏联专家前一天晚上刚到,行李都没打开,第二天就匆匆走了。曾经很真诚地帮助中国的苏联专家,随着赫鲁晓夫一声令下,拿了图纸,扔下干了一半的工作匆匆而去,当时很多专家很无奈,是掉着眼泪走的。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德之间关于二砂的谈判也很艰难,气氛非常紧张,但克鲁克纳认真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从来没有一句失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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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 h( `. @  磨料磨具磨炼中德情缘  8 |6 f" b8 W' e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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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砂工作的东德人,曾经是郑州西郊一道别样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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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 N0 [* f3 N7 O, K% ?  先后有67位专家和他们的48位家属长期在郑州生活,二砂为他们盖了专家楼,修了游泳池和网球场。这时西郊已经建起了几所大中专学校,到了周末,学生们不爱去“市里”了,他们喜欢去看东德人打网球,去看舞会上东德女孩红色的布拉吉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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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i( A6 G2 k/ C- s  过惯了苦日子、并且还在过苦日子的中国人,马上发现东德人的不同了:他们设计的厂房和办公用房都是“超豪华”的!二砂原企管办主任余志坚说,当时中国正提倡“勤俭节约”,厂里认为东德人设计的建筑标准太高,一层建筑,没负荷也没震动,不需要把柱子下去几米深!/ V) V1 I3 ]( ~- N0 @- K

# D, d0 Z/ j8 S, t  但东德人坚持。他们认为砂轮厂在战争中会成为破坏的首要目标,希特勒进攻苏联,第一批轰炸目标就有砂轮厂:砂轮是机械工业的“牙齿”,破坏了砂轮厂是对军工企业的重大打击。争论的结果是东德人占了上风。二砂的厂房、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最终都是按照东德标准来的,后来这个企业能成为中国砂轮行业的“龙头老大”,或许跟这样的建厂标准不无关系。中方在争论中也不是一无所获,原本设计得“特别气派”的办公楼,被建得简易了。但就这样,二砂的办公楼在当时的郑州也是“超豪华”的,有屋顶花园,还有餐厅、电影院,后来“大屋顶”受批判,二砂办公楼上的屋顶花园等被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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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6 z2 C  k! S% P. m: u  余志坚说,尽管双方有分歧,但那时大家对东德专家还是很佩服的,对他们也发自内心地尊敬。他们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什么东西都手把手地教,还时常办培训班讲课。那些专家跟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干活,进行指导和监督,质量方面要求很严格。9 m3 `+ o" {; M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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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恒告诉记者,东德人的责任心很强,工作认真,五六十年代的工人够勤快了,还经常被他们批评:“太懒了!交代三天了怎么还没干?!”* b. c1 O6 c) l

( ^% q9 R, m6 Y0 F' P* P# Q( i  二砂的《厂志》记载,当时东德专家提出的书面建议就达2978条,对保证工程质量、节约建厂投资都起了很大作用。土建专家西蒙与中国技术人员一起,试制成功30跨度的钢筋混凝土屋架,节约了大量的钢材;原设计要把厂区表层土挖去30厘米,但有专家现场查看后,认为这里的土地从未施过化肥,无酸性,不必挖除,节省了土建费用、加快了工程进度。# s; m# I, 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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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就因为当初对二砂的这份真诚和这种责任感,多年以后,那些年已老迈的德国专家,仍对二砂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7 C7 J3 B# {; W2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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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东德专家在郑州也生活得很愉快,他们感受到了郑州人的热情和友好。他们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去旅游。克鲁克纳迷恋上了壮阔的长江,陈福恒陪着他从武汉坐船去上海,他一路兴奋不已,回来时坚持坐船逆水而上。: r8 U0 z% q1 t! p9 f6 Q

7 ^9 R% M& }2 ]  美好的友谊,在1960年6月出现了意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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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二砂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基本完成,经过试生产,却发现刚玉磨料系统、磨具精加工系统和碳化硅冶炼系统等存在问题,需要改建,不能按期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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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东德协商建设二砂时,中方考虑到中国工业发展迅速,对磨料磨具需求量大,所以要求建设一个特大型砂轮厂。当时这样规模的砂轮厂只苏联有一家,东德的砂轮厂规模都比较小。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设计有点纸上谈兵,因此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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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出点问题倒也容易解决。但恰在此时,中苏关系恶化,民主德国没有像苏联那样马上撤走专家,但与中方的合作也无法顺利进行。从1960年9月到1963年2月,中国和东德就二砂问题先后进行了6次大的会谈,分清了责任,东德承担了技术和经济上的责任,同意对有问题的厂房和工艺设备进行改建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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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二砂这个项目是‘通天’的!”当时担任翻译的陈福恒说:“到总理那儿了,什么可以让步,什么不可以让步,得让总理批。”东德人最终很不错,承担了责任,做了大幅度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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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4月,改建工作开始,到第二年年底工程完工,通过了验收。二砂正式投产,东德专家撤离郑州。他们走的时候很留恋、很伤感,也很无奈,“私下的感情是很好的,但国家之间出现矛盾,大家都很无奈。”陈福恒说。  e# \' F0 q6 w. \# v

+ E9 O# y& G: G$ l2 C  随着国家之间恩怨的冰释,陈福恒于1985年与东德的老朋友取得了联系,此后他们长期保持书信来往。在陈家,记者看到厚厚一沓德语信件,多是工整的手写书信。陈福恒说,他患脑血栓、左眼做白内障手术,许多德国朋友知道后,都来信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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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2 m; C. ?) `  上个世纪90年代,曾在二砂工作的专家西蒙、亨弗林等人带着妻子儿女回到了郑州,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沧桑巨变的郑州西郊找到了第二砂轮厂。在老朋友的陪伴下,他们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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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18 04:16:49 | 显示全部楼层
“郑西新区”:从荒莽到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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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5 O. U4 N, y- v$ b  1954年,刚刚完工的郑州国棉一厂,如同西郊荒野中的一片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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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三年后,三、四、五厂连成了片,但西郊仍是荒凉的。. f" T' ]6 p/ R4 ?+ F5 o

, G9 X2 B9 Y( |5 O3 p$ U, S  “只有农村的小土路,汽车开不过来。我们都是走到三厂,坐一路公共汽车到市里去。有时从庄稼地里斜着走到碧沙岗,经医学院到市里。”在二砂退休干部余志坚的记忆中,1955年的郑州西郊是这般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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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多深沟,可多荒坟。晚上外边灯光稀疏,女工胆小,天一黑都不敢出来了。”五厂一位老工人说,那是1956年的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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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3 u! L, F5 U$ f  虽然看起来仍很荒凉,但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的蓬勃的生命活力,使“郑西新区”迅速“长个儿”,大约10年的工夫,这里就从荒郊野外,“出落”成规模相当可观的城区。华山路一带,从南到北郑州电缆厂、第二砂轮厂、郑州煤矿机械厂一字排开;建设路一带,五大国棉厂、郑州印染厂、河南省纺织机械厂依次就绪;而郑州工程机械厂、郑州勘察机械厂、热电厂等也各就各位。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现中原工学院)、郑州粮食学院(现河南工业大学)等学校,邮电部设计院、机械工业部第六设计院、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河南省电力设计院等研究机构相继扩展着“新区”的模样。西郊逐渐人气旺了起来,特别是纺织厂换班的时候,厂门口数千工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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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B& _; k3 K: ?3 g  1957年,为推动“郑西新区”发展,郑州市委、市政府从现管城区委一带搬迁到西郊,市直机关单位也随之而来。1958年,距离兴建一厂不过四五年的时间,“新区”人口达到17.4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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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企事业单位的兴建,道路和上下水管道开工建设,行道树广为种植。由于是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区,郑州西郊道路的名字显然有着统一的思路:南北向的路多以山命名,嵩山路、桐柏路、伏牛路、华山路;而东西向的路多以河流命名,伊河路、汝河路、淮河路。一些小街道的名字,则鲜明地体现着西郊初创时的时代特色:互助路、协作路、前进路、计划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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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郊建设,有一个后来很多次城市扩展所不具备的优点:城区规划中注意协调发展。中小学、医院、商业网点等布局比较均衡。西郊的企业如今大多不景气,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偏低,在很多东郊人的心目中,这里萧条得跟“农村一样”,但其实这里的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并不逊色,这不能不感谢当初的城市规划者。, M, a! z# o2 {: b

: }- ]8 C' {* A0 P7 E* q# \  挖掉沙丘建家园) G! R/ i9 v, l/ 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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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7月初,山西榆次纺织机械学校(中原工学院前身)即将放暑假,准备离校的学生接到通知:下学期不要到榆次了,直接到郑州新校址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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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月后,天津籍学生刘以元(毕业后留校,曾任该校人事处处长)来到陌生的郑州西郊。“当时这地方很偏僻。”在位于中原路与桐柏路交叉口的中原工学院,刘老师回忆起当初的情形,“没有院墙,四周也没有路,校园高低不平,有坟地,有菜地,教学楼、宿舍、食堂的周围到处是丛生的杂草。东北方向一条3米多宽、7米多深的大沟横贯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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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架子搭起来了,但一堆堆的建筑垃圾围在建筑物旁,从榆次运来的上百台机床,摆放在实习工厂厂房西侧高低不平的地面上。5 C) `& b# V+ @: a  U2 T; u8 C- A

3 K- U' x: I* q$ I. a  师生们陆续来到新校区,学校决定一边上课,一边平整土地、建设学校。“各班挖了多少土方都有记录,相互竞赛,每月评先。校领导、老师,都跟学生一起干。”刘老师所在的班级刚开始早晨5点多起床干活,后来看别的班干得多,就3点多起来干。干到7点多,大家吃了饭去上课。就这样,学校的教学进度一点儿没落下,甚至照常上晚自习。“年轻,不觉得累。那时精神面貌不一样,穷,艰苦,但上进心强,荣誉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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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 h8 W" L9 Y  中原工学院退休教师李晓义也是建校时的学生,说起当年,李老师很平和:“大家都那样就不觉得苦了。”李老师曾是一家纺机厂的六级钳工,因技术出众,表现好被推荐上的学。对艰苦的学校生活,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抱怨,只有珍惜:“我16岁在上海当学徒,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才能睡觉,夏天在太阳暴晒下干活,也都过来了。解放后真的有当家做主的感觉,国家培养你,怎么能不珍惜?学校需要建设,这有啥说的?我们都很上进,一定要学好知识,一定要把学校建好!”0 h7 _9 b6 @- b7 u4 [

& J' a! R. M8 R+ ?) |9 G4 _) ^  K  这一年的寒假,很多班级的同学放弃假期,没回家过年,继续在学校挖土平沟。那一代学生日复一日地劳作着,扁担磨肿了肩膀,汗水浸透了衣衫。一年后,学校有了围墙,修筑了平整的道路,修建了操场,安装了水泥电线杆、路灯,松树、杨树、苹果树也栽满了校园。当年栽下的小树苗,如今已合抱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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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G: d3 ]% A* J  e! p. }( Z  当年西郊的单位大多这样,挖掉了沙丘、填平了深沟,在一片荒芜中,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如今在西郊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都要小心点,说不定就挖出点什么东西:当初填沟的时候也不定填进去什么了。前两年,中原工学院盖学生宿舍时就遇到了难题,地基怎么也挖不动,问过老教工才知道,当初这里是沟,实习工厂的废铁屑,结结实实都填在这儿。/ u' c8 M4 u9 q( Y8 z# l+ P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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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修到哪里树种植到哪里”  : S5 l  r1 C* j$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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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老人,都跟记者说过一句话:“那时建设路是条大沟。”但我走过宽阔平整的建设路时,实在难以想像出深沟横陈、尘土飞扬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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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条沟在老一代西郊人的心目中印象太深了。这沟原是郑州通往洛阳的官道,解放后沟底的路废弃,改走沟上边。1953年为了兴建国棉一厂修筑了建设路,但这条沟并没填平。当时建设路是西郊通往市区唯一的大路,人们来来往往都要走沟边,也许是这个原因,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年,几大国棉厂的干部工人义务劳动,才把这条大沟填平。后来这条路经过三四次大整修,最著名的是1971年时,建设路被扩宽至44米,使这条路多年都是郑州市最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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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配合火力发电厂、第二砂轮厂、电缆厂等单位的兴建,西郊随后修建了中原路、棉纺路、桐柏路、伏牛路、伊河路等主次干道。1957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郊市政建设发展迅速。1959年,推行“民办公助”,兴起义务筑路,当时的西郊人都没少出力流汗,整修各种简易道路、人行道、慢车道、边沟,使西郊道路有了点模样。1962年,棉纺路、工人路等由土路修成煤渣路面。1963年,主要交通干道复浇柏油,完成“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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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郊建设之初,郑州市政府就提出“道路修到哪里,树种植到哪里”。从1955年在建设路两侧种植行道树开始,实行地段责任制,园林部门负责提供苗木,沿街各单位负责“各种门前树”。而园林部门负责在空旷地带栽植林带和片林。三五年后,树木成阴,十多年后,郑州享有了“绿城”的美誉。而过去恼人的风沙,也逐渐得到控制。4 t$ `3 r$ \2 G" w4 t3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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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电影院,当年曾经惊动了纺织部、财政部惊动两部委的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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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企业的利税全部上缴国家,郑州财政来源有限,想搞市政建设没什么钱,好在当时“发动群众”这招百试百灵。但要想建文化设施什么的,没钱可是真不好办。郑州市老市长王均智回忆说,1955年,西郊已经有一两万产业工人,并且随着各大厂陆续建设,工人数量将会急剧增加,需要一个大型文化娱乐场所。市里很想建一个文化宫,苦于没钱,就想方设法说服省工会拿钱建设。但省工会有顾虑:这文化宫建在郑州西郊,工会拿钱,新乡、洛阳等城市会有意见。经过多次协商,双方决定“暗度陈仓”,由省工会拿钱,市工会负责建设,名字叫“省工人文化宫”。谈起此事,年已九旬的王均智仍很得意地笑着说:“这个文化宫1958年建成,一直是市工会管、市工会用,叫省工人文化宫实在是名不副实。可将错就错,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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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王均智也有失算“翻船”的时候。1959年,几个国棉厂到市里开会时,提出西郊少个电影院,说他们愿意出钱,让市里帮助盖一个。有钱好办事,1960年,中原路、桐柏路西南角的中原影剧院拔地而起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这个电影院一直是西郊有名的地方,曾经给无数人带来愉快的时光。但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不会想到,这个现在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影院,曾经惊动两大部委,给身为郑州一市之长的王均智带来不大不小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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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v! ?3 I  M9 a  几个国棉厂拿的这笔钱很快被纺织部发现,追问之下,国棉厂遮掩不过,只得把郑州市“供”了出来。于是纺织部向财政部行文,说郑州市动了他们的钱,财政部行文河南省财政厅,财政厅转给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财政局局长拿着公文去找王均智,问怎么办。王均智这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得苦笑着说:“能怎么办?一点点还给国棉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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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均智说,那个时代纪律严明,不能动的钱动一分都不行。那时省直各厅局一些干部宁愿到其他地市,也不愿到郑州。因为按照规定,本市不招待吃饭。到郑州市来检查工作,中午他们还得跑回东郊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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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f; s2 k! {6 Y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那的确是一个没有“吃喝风”的时代。曾担任三厂厂长多年的张贺亭告诉记者,他在三厂就请过一次客,那是他在南阳当地委书记的老战友带着家人来看纺织厂,他在三厂招待所给老战友接风,上的是“四菜一汤”。吃完饭,张贺亭转身就给了食堂管理员20元钱15斤粮票,管理员说“用不了这么多呀厂长”,张贺亭挥手不让他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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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副书记下厂当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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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采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作特别艰苦,生活也很清贫,但那时心情比较舒畅,人与人关系融洽,特别是领导跟群众没什么距离。“他们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还有什么牢骚?!”“那时领导是真关心人!”“干活时,不分领导群众,大家一起干!”8 B' u' y) S* y+ z

: B8 ~0 c' J  X/ @! a0 n" g  郑州市委副书记刘必曾在五厂当“学徒”,他一到车间先声明:我是学员,该让我干啥让我干啥,听你们安排。他在五厂待了三四个月,虽然因年纪大不上夜班,但白天都准时上班。“人家可虚心啦,学习技术,了解情况,真是来体察工人辛苦的!”他的“师傅”、五厂的一位退休工人这样告诉记者。吃饭的时候,刘必到食堂照样排队,车间的人认识他,让他到前面,他笑着摆手:“不,不,排队!”7 F6 B4 @4 S0 C8 |9 Z$ K5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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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工学院退休教师刘以元也说到了类似的事儿。当时的校长郑群、副校长陈挥,时常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听课。他们常到食堂与炊事员一起干活,同学去打饭,一抬头,给他盛饭的是校长!平时校长跟老师关系都很融洽,但如果听课时发现问题的话,他会很不客气地给你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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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说,那一代学生跟校长感情深得了不得。校庆的时候,只要听说老校长要来,同学不管多远都回来。大家围拢在一起,没有西方人那样的拥抱,只有握手,久久地握手,深情地问候……& h5 w8 m) y' Z( p

7 u  z7 X' a$ d0 f" p* j+ p  a  后来留校当了老师,刘以元更感觉到了领导的可亲可敬。每到大年初一,副校长陈挥都带着时任团委书记的他,到单身楼看望没有回家的青年教师,倾心交谈,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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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6 _6 u1 ?0 k9 k5 Q7 p2 H1 N  刘老师说,他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校长郑群动员学校几位家属轮流为他们做饭,询问情况,无微不至。“我只是个普通的教工……”郑群后来到天津居住,刘以元每次回天津老家,都要去看望他。* F0 u5 B" [4 ^7 g( I) 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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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往事,刘老师显然动了感情:“那时师生之间,同学、同事之间,如父母,如兄弟。现在富裕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人与人没有那时融洽了,太淡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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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18 04:17:08 | 显示全部楼层
 郑州过去有“三不通婚”之说,就是“路内路外不通婚”、“南方北方不通婚”、“回汉不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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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北方不通婚”主要说的是西郊。记者采访南方人时,有意问起此话的虚实,被问到的五户南方人,三家来自上海,两家来自湖南。他们都知道这种说法,解释说南方与北方生活习惯差别太大,组成一家人过日子有诸多不便。但五家人都表示,自己并不很把这种说法当回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强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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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f  U& ?% |1 Y* n  这五家人中,仲根娣老人到郑州时还是单身,她嫁的就是郑州印染厂一位来自山东的保卫干部。其他四家的“第一代移民”,有的本来就是两口一起过来的,有的在郑州找同乡成家,但他们都表示,并没有要求儿女们找对象非找南方人不可。“儿大不由娘”,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有位老人说:“为什么非找同乡?难道我们还要回去?”2 w# c0 \/ E8 f: v6 @3 t1 r) w# U& 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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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建五公司退休工人熊国尧是湖南长沙人,他性格乐观直爽,颇像北方人,他说自己“一家四省人”,老两口是湖南人,几个儿女找的对象有河南的、有山东的、有浙江的。  |% a- o/ }$ N7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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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前,从外省调来支持郑州建设的干部和技术工人非常之多,来源地也非常之广,北方有山东、河北、东北等地,南方有上海、江苏、湖南、湖北等地。郑州西郊的“移民”及其后代到底有多少,记者没能找到确切的数据。询问之下,有人估计有三分之一,有人估计有一半,不知道这样的数据有没有确切的出处,也许只是主观感觉。但你在西郊千万不要被别人地道的郑州话给蒙了,随便问个人,他就可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外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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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y& w/ N# x) T* z  50年前,那次规模宏大的大工业建设,吸引了10万人从四面八方赶到郑州西郊。本来相隔千里的人,在这一方水土上相遇,很多人因此相识、相爱,组建家庭,有了子女。冥冥之中,命运之神成就了无数姻缘,成就了无数家庭。: S$ M& y* b/ e. Q: R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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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人和北方人组建了家庭,在饮食习惯和方言等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有一个谁改变谁的问题。一般南方人勤快而又善于做饭,所以在吃的方面北方人大多就那么“从”了;而语言上,由于生活在地处北方的郑州,南方人也不得不“从”。9 k: }) T) K2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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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话成“官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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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y7 x; J) Q( o* v  “江——米甜酒——”前些年,在我所住的西郊某家属院,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吆喝声。那腔调婉转轻扬,悠然温雅,有着浓浓的南国水乡的味道。开始的时候听不懂,从阳台上探头看去,是一个推着自行车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工作服,戴着干净的蓝色袖头,用细而高的白搪瓷茶缸给别人倒江米甜酒,这才知道他吆喝的是什么。9 p- @9 Y* k  f3 l3 X2 G

1 V& v1 D3 O1 P; {( a! J4 Y  那是一位上世纪50年代从江苏来的老工人,自己做了江米甜酒挣点小钱。家属院的南方人极多,老人带的甜酒很快就能卖完。近几年一直没见老人来卖甜酒了,不知他的身体是否还好?# x4 n- c0 d$ F  }8 y; d

. u4 L' N$ p% o' L: h  在郑州西郊的外省移民,南方来的“第一代”口音是很难改变的。那些在河南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南方老人,如今依然满口的南方话,就是说普通话也带着十足的南方味道。由于方言、风俗、饮食习惯都差别太大,南方第一代移民,与北方人多多少少是有隔阂的,他们有时会称北方人“侉子”,北方人则回敬他们“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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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北方各省来的移民,由于饮食和口音与河南相差不是特别大,就比较容易融入本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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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从山东来的徐阿姨,如今一口地道的郑州方言,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在郑州长大的。徐阿姨说,当初她来了没多久就给家里写信要回去。她在郑州过不惯,一是吃的方面不习惯,1956年麦收时下连阴雨,麦子捂了,蒸的馍又黑又黏,难以下咽。二是她说话别人听不懂,老开玩笑学她。家里来信劝她,让她安心在郑州。那时年轻,适应快,同屋的姐妹天天教她说河南话,开始学洛阳话,后来经人提醒改学郑州话,没多久就说得很溜了,后来竟然不怎么会说家乡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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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v4 `/ n: H7 C( ^% n  到了第二代移民,不管是南方的北方的,郑州话说得都很地道了,最“土”的话都会讲。他们或许也会说老家的话,但只是在家里跟父母说,出了门,就是满口正宗的河南话了。不同地域、不同口音的人共同在郑州生活,河南人占的比例最大,人们很自然就接受河南话为“官方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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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工学院教授李雄诒河南话、湖南话、普通话说得都很地道。他父母是湖南人,父亲开始在河南省纺织工业学校工作,后来调入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母亲曾参与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和郑州24中的筹建,他本人从小在郑州长大。2 {0 F2 m: F, ^( G( b;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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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自己骨子里是湖南人。”李教授用正宗的郑州话说,“一家四口人,父母、奶奶和我,在家都说湖南话,吃湖南饭菜。我们常回老家,郑州是交通中心,南来北往的家人来得也多,在家的环境绝对是湖南的。”& T2 }' y' l" v/ m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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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了解到,这些家庭的情况不尽相同。家里有老人的、跟家乡联系多的,南方特色就保持得多一些;相反的情况,本地化程度就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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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i% S' i" {8 a3 l  到了第三代移民,那就基本上彻底本地化了。李雄诒曾告诉他的儿子:“你是湖南人。”儿子颇有点儿“不忿”:“我啥湖南人,我生在郑州,长在郑州,我就是郑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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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e; Y; m. ]- N; g2 k" S  饮食习惯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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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习惯或许是最根深蒂固、最难以改变的。5 R" c1 q# j9 x; @9 p9 {# d" q$ u

! C2 O$ Y* }) V; I, a( C  李雄诒的儿子自认是郑州人,但他面条、馍、烩面都不吃,只吃米饭,“对米饭简直是迷恋,有米有菜就觉得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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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家庭环境熏陶出来的。李雄诒的父亲吃不惯河南饭菜,以前回湖南老家,总要带酱油、红菜薹过来。比较起来,南方人确实爱吃、会吃,“那时河南人不吃螃蟹,不吃老鳖,鱼也不怎么吃,就吃猪肉,排骨也不怎么吃。南方人来享福了,这样的东西多又便宜。我小时候身体好,就是吃这些多。阳澄湖的大闸蟹,一买一篓,几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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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乡当知青时,李雄诒回郑州打零工给生产队挣钱,他在一、三、四、五、六厂和中原铝厂都干过,捅下水道、挖地道、车工、食堂炊事员都干过。最舒服的是在中原铝厂上夜班,铝熔化后再冷却了,用“铁对子”(铁扦)把硬化的铝块敲下来,“铁对子”很重,开始掂不动,后来手上磨得都是茧子。还要往铝槽里倒铝氧粉,一袋40多公斤,开始也弄不动,车间的地上带电,让人头晕晕的。“幸亏小时候吃得好身体好,很快就习惯了。”7 N- Y' g! \7 V, J*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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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舒服,是因为8个小时只用干两次活,其他时间可以睡觉,车间里冬天又暖和,铺个席子就可以睡。有时不想睡了就听工人讲故事,“你们有知识的人别说了,听我们讲”,工人的故事荤的素的都有。那时觉得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J, c  a, Y% U4 j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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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舒服,更主要的原因是白天可以跑着玩,顺便给家买菜,到须水、二马路买茼蒿、竹笋什么的,西郊的南方人多,这些菜早上6点多就被买光了。到须水可以从农民那儿买,到二马路也买得着,“当时市里人不吃这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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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工学院副教授金明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来郑州的。这位武汉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件大好事:食堂的大排骨一毛钱一块!油炸后红烧的大排,都是“干货”(真正的好排骨)。他每天中午一块大排骨,一份炒菜,两毛钱吃得舒舒服服。“现在不行了,河南人都吃排骨了,这东西价格上去了。那时候河南人不吃螃蟹、不吃老鳖,猪下水什么的也不吃,南方人吃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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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河南人的饮食习惯变化很大,以前不吃的现在也当好东西了,这一点向南方人靠近了。但差别还是明显的,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仍有很多北方人适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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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去西郊一朋友家吃饭,那湖南人弄点白水煮面条,捞起来加一坨猪油,美其名曰“阳春面”。问我加不加猪油,出于好奇我就让加了猪油。为此我后悔得肠子疼,那叫一个难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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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居一对夫妻,丈夫是湖南人,妻子是河南人。丈夫极会做饭,可惜妻子消受不了,饭桌上总摆一碗凉开水,叨起那又辣又油的湖南菜,用开水涮了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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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F8 l2 K/ i+ F4 Q/ ~  这座如今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小楼,当年是西郊很有名的绿东村商场西郊曾比东郊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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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的西郊和东郊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这两个新城区如同双翼,带来了50年前郑州城市地位的腾飞。但西郊和东郊差别很大,主要是人员组成非常不同,当时西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东郊以机关干部为主体。以前,西郊的话跟东郊都不太一样,东郊人一开口西郊人就能听出来:“这家伙是行政区的,河南腔说‘普通字’,咬文嚼字的。”* a# Y6 H; p) H* C: V) i  b

4 Q' |) R/ o& s! P- t  如今西郊跟东郊没法比了。东郊多的是高档酒楼,西郊多的是中低档饭店;东郊多的是名牌专卖店,西郊多的是价廉物美的小服装店;东郊车多得显路太窄,西郊车少得路有点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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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0 v4 g2 u" Q7 t2 }9 l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这句古话真是洞察世事变迁的名言。曾几何时,西郊人比东郊人有钱,“西郊的姑娘漂亮、时髦”,这是过去被郑州人公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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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 F9 P" l* L2 H; a  东郊、西郊初具规模后,就都超过了“市里”。相比之下,老城区街道狭窄,房子破旧,没有新城区勃勃的生气。最主要的,是很多人没有“单位”,那年代有“单位”可是最重要的。有单位就有固定工资、有福利,生病可以公费医疗;没单位这一切都没有,甚至洗澡都成问题。据《中原区志》记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原区对外营业的理发店有两个,浴池只有一个。没单位的人及其子女成年难洗个澡,而有单位的,不花钱就可以经常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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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时大家都不富裕,日子都很艰难。商业很萧条,当年西郊很有名的绿东村商场,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小楼。但比较而言,那时西郊人的生活不仅比老城区的好,也比东郊人富足点。$ F. K. m* Y1 u9 _

# T5 r( L0 n  w2 h/ \  “东郊就花园路繁华,政七街、纬四路那边西瓜便宜,西郊的要贵几分钱;青菜那边都比这边便宜。那边梧桐好,人少,幽静,都说那边适合居住。”老西郊人这么说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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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u5 B- H, I+ x0 l( z" p& P  上个世纪50年代,兴建工厂几乎是国家最为重视的事情,国营厂配备的干部级别非常高。原省纺织厅厅长张贺亭说,上世纪50年代国棉三厂的厂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的,到60年代他当厂长的时候,也还是省委书记亲自任命的。厂里的中层干部,也多是地方的县长、县委书记调来担任,行政上配备的力量非常强,相应的工资级别也比较高。而从南方过来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工资水平同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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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x: O. f. C, I) J6 C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纺织厂的平均工资近60元,而机关干部的平均工资四五十元。到上个世纪80年代,西郊工厂的平均工资仍比东郊高出不少。“那几十年大家都靠工资吃饭,西郊人日子就过得比东郊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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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郑州人的印象里,西郊的姑娘时髦、漂亮,其实现在看也没什么,顶多就是烫烫头,穿双高跟鞋。主要是西郊收入较高,南方人多,会做吃的又会做衣服,生活过得精致些。6 ~- [" g7 s3 M5 o' J+ G9 b2 s+ f

/ j& z% i7 e) c3 q  上个世纪80年代,西郊的国营企业效益大多很好,那10年,西郊仍比东郊好些。省直机关的干部相女婿找媳妇,很多就“瞄着”西郊国营厂的帅小伙儿、俊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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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J" S# {8 h" g* o  那时郑州纺织厂和全国的纺织行业一样,大把大把地挣钱。中原工学院金明老师说,作为纺织部部属院校,当时他们学校日子过得很不错,基建费用年年花不完上交,教职工发沙发、发书柜,大家开玩笑说,“除了老婆不发啥都发”。当时有位外地老师想调走,人事处一位领导劝他:“走啥呀?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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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西郊的国营厂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90年代中后期,很多企业一蹶不振。昔日风光无限的工厂区,成了令人伤感的“下岗一条街”。近十年来,西郊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漂亮,但步子要比东郊慢很多。尤其是工厂区,很多年停滞不前,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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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 V. M. e, a  今年郑州市作出规划,七大国有企业将逐步搬迁出市区。对于西郊来说,这或许是又一次机会,但问题不少,规划的实现将面临种种的考验。在此默默祝福:西郊,愿你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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