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的责任——刘进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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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的责任——刘进访谈录

本刊特约记者

按：原北京师大女附中66级高三三班学生（党员）刘进，是文革初期该校第一张大字报的发起人，在1966年6—8月间，担任过学生代表会主席和校文革筹委会主任。作为“八五事件”的目击者，近八年来，她在反思的同时，走访调查了上百位女附中的师生。2010年11月25至29日，《记忆》特约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记者：今年的《记忆》47期是师大女附中的文革专辑，有读者对其中的五人访谈中，主讲人不是宋彬彬而是刘进有疑问，因为宋彬彬一直被舆论认为是该校红卫兵的头头。刘进，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主持人冯敬兰总是针对你来提问？你是有意把责任揽过来帮助宋彬彬从舆论漩涡中解脱吗？
刘进：（笑）我能揽得过来吗？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宋彬彬陷于舆论漩涡里已经四十多年了，不是谁能替代得了的。仔细读过五人访谈的读者会注意到，1966年6月2日一早，我听到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立即想到我和其他学生党员在党支部给校领导提的意见也可以公开写在大字报上，是我找到马德秀、宋彬彬，一起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我是倡议者。当时就是一股革命的激情，根本没有想过别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后，任命了学生代表会，我是主席，宋彬彬等四人是副主席。工作组因“镇压学生运动”突然撤走，我作为“学生代表会”主席，同样受到很大打击，感到迷茫和困惑。我们无力控制局面，随后就发生了8-5事件。鉴于学校秩序的严重混乱，8月8日，我们部分学生协商成立了文革筹委会，以图解困，恢复校园秩序，我又担任了筹委会主任，8-18组织全校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就是筹委会组织的。从1966年6月2日贴第一张大字报到8月19日我退出筹委会的80天里，学校发生不少事情，有两件事情具有全国性影响，一是8月5日卞仲耘校长惨死于学生暴力游斗，一是8月18日宋彬彬上天安门给毛主席戴袖章。我作为学校文革初期的亲历者、参与者或主导者，所以，五人访谈的主讲肯定是我，难道我能推卸给别人吗？

记者：你认为你对学校的事负有责任，这是你决心调查8-5事件的起因吗？
刘进：对。卞校长的死一直在心里放不下，她的惨死让我感受到的不止是震惊和悲哀，还有一辈子的歉疚和悔恨。对8-5事件，文革后我至少接受了两次调查，给组织写过材料。1978年我参加了卞校长的追悼会，我把讣告保存到了今天，大会发言和张静芬老师给王晶垚先生的信给我很深的印象。还有宋彬彬，几十年来一直在误解和骂声中度日，我觉得这和我有关。因为第一张大字报是我倡议写的，8-18我校40名学生代表上天安门城楼是我派她带队的，所以才会发生后面的事。这些事实这辈子说不清楚起码应该记录下来，而且应该由我来说，这是我的责任。
随着调查的深入，让我逐渐从小我或“我和宋彬彬”里走了出来，和许多校友、老师的深入接触，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让我明白调查和留下学校文革初期的记录，不仅仅是自己的或彬彬的事情，而是面对历史的一种责任。对历史负责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成为一种力量，让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查学校文革初期的运动过程和事件的？
刘进：90年代初，我曾经到实验中学组稿，接触了不少老师，如梅树民、王本中、李松文、艾立川等多位，虽然不可能跟谁都说起文革的事情，但和一些老师也有交流。和校友接触时，有人提到这个话题，大家也有回忆和议论。1996年看一本书里有王友琴的文章，说卞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后来送到医院发现人早死了，我参加了送医院抢救的全过程，清楚地记得不是这样。当时我工作很忙，想着等我退休了一定要把学校文革初期的事情调查清楚。这里我还想说一句，王的《文革受难者》是2004年出版的，这本书说梅老师因被迫害而导致过早离世也不属实，因为梅老师至今健在。

记者：王友琴没有采访过你吗？她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提到你，在每篇涉及学校或红卫兵的文章中公开点名的是宋彬彬。
刘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对她也没有印象。王友琴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1995年8月发表在《21世纪》杂志上，我姐刘青峰是该杂志的编辑。这篇文章说到8-5当晚到北京饭店找吴德一事，该文注释7说“据其中一人和作者的谈话，1993年9月10日。”当时我就在注释旁画了个问号，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她也不可能见过宋彬彬。07年王通过刘青峰想找我采访，我说自己还没有调查完，就没答应。

记者：真正促使你去调查的契机是什么？
刘进：2002年8月我和叶维丽在内蒙插友聚会上第一次见面。她问了我很多文革初期的问题，她说调查清楚8-5事件是她的心愿，校长的惨死曾经让她做过噩梦，这对我是一个触动，她回国时间很短，还坚持做调查，我为什么非得等到退休呢？
2003年春，宋彬彬来电话和我聊了很长时间，回忆文革的事情，我们发现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感到调查和记录的必要。这年夏天，叶维丽回国，找到我调查校长之死，我曾给她两份1978年我写的调查草稿。2006年春天，叶维丽回国期间，为修改在美国英文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卞仲耘之死》，特地约我和彬彬三人聊了很长时间，进一步核实一些细节。以后每到插友（也是本校不同年级的同学）或本班同学聚会，我都会主动提及文革初期的事，让大家回忆。近几年，专门为谈学校事情的聚会就更多了。有一次同学聚会近20人，看胡杰电影《我虽死去》的光盘，大家边看边议，收获很大。
2004年秋天，班里同学（指66届高三3班——编者注）来我家玩，好久没见过面的梁二同（文革初期反工作组、工作组撤走后发起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编者注）也来了。我问了她不少文革初期主义兵、红卫兵的情况。开始的调查就是这样有机会抓住就问就讨论，回来后做简单记录。虽然很粗糙，但恢复了不少对学校文革初期的记忆，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重要的是和不少校友、老师建立起联系。
高二二班同学罗治听说了我的工作，拿出她四十几年前的笔记，笔记从1965年一直记到1966年工作组撤走，认真而详尽地记述了校领导和工作组在全校的讲话。这本笔记是母校文革初期情况的重要文字依据。特别是工作组进驻学校后的活动、讲话，记录得很详细，其中还有我在6月18日全校的讲话（见《记忆》第47期《也谈卞仲耘之死》——编者注）。她说给学校历史提供真实的资料是一种责任，她愿意借给我使用。
参与的同学越来越多，调查就像接力一样进行。但是有针对性的调查是近几年做的工作，譬如对某个关键细节、某个人提供的证据，某个质疑点，必须找到相关目击者、知情者核实才行。我体会到做这件事情的难度，非一般的调查访问。如果对方不信任你，绝不会和你讲实话。必须坦率诚恳，不厌其烦，一点点积累，才能水到渠成，理清脉络，找到真相。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参与和帮助我调查的同学。

记者：看来你有意识的调查在时间跨度上也将近十年了，有详细统计吗？
刘进：准确地算是8年吧。我按时间顺序列了一个名单（给记者展开一沓A4纸打印出来的表格）。在交给学校的调查报告里（2010年4月）注明“走访老师16人（13人为女附中老师，3人为工作组老师），同学96人（92人为1966年的在校生，4人为其他届别的学生），得到了众多人的回忆、印证资料。” 因为和多位老师、同学谈过不止一两次，按人次计算就更多。这个调查过程也让我经常受到感动和震动，促使思想认识不断在提升。

记者：请讲讲最感动你的采访。
刘进：2006年2月的一天，我和宋彬彬与当年进驻我校的工作组组长、原团中央干部张世栋老师约好见面。我们从胡同东头往西走，边走边查看门牌号码，当和一位行走缓慢的老人擦肩而过时，我忽然意识到他就是老师，猛一回头，白发苍苍的他也慢慢转过身来看我们，我们赶快喊了一声张老师，这是我们40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没有想到张老师还约了副组长王润芝老师到他家，后来我们还一起去找了工作组最年轻的叶礼艳老师。张老师讲了接到工作组任务时的紧张心情，如何紧跟党中央和工作中的困惑，还讲到干了50多天工作组，却为此挨了五个多月的批判，隐性的影响时间更长。还说到初中学生到团中央揪斗他和马娴华，马被当场剪成阴阳头，随后被揪回学校去，张老师给马老师找了草帽带上回去的。8-5游斗校领导时，他们也受到恐吓并被迫到现场。学校斗他们时，初中学生从后面用劲踢他一脚，一位高一学生说：“你们这些小孩儿！忘了毛主席说不许随便打人吗！”那天我们谈了很久。不论你在文革任何时期，处于任何位置，都有不堪回首的经历，文革怎么看都是无人幸免的浩劫。
再譬如：我、宋彬彬接受叶维丽的采访，三人一起长谈过好几次，像对8-5那天，叶心中有个时间表，她顺着一点点捋，问我们当时在哪里？正在干什么？是怎么想的？除了你们还有谁知道这些情况？你们做了调查没有？还能够找谁调查等等，另外还据已有事实谈自己的分析和看法，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叶维丽多次问到，卞校长倒下后的那一段时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她的追问也变为我对自己的追问，也成为我调查和回忆的内容。之前没有一个人像叶维丽这样，对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不放过一个疑问。她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让我看到自己的调查差距实在太大。以后，我把零零碎碎的字条改为笔记本，时间地点人物都注意记录，没有条件记的，一般都及时补写记录，这样做工作量很大，常感到力不从心，但还是一直坚持着。

记者：曾经听你说过，你给梅树民老师写过道歉信，有过多次交流，他终于原谅了你，并且说出了8-5事件的真相。
刘进：梅老师是我的恩师，文革前对我做过重点培养（我在博客中写过《恩师》一文），所以插队一回来我就去看他，在他家吃过炸酱面，有时也到学校去找他，那时我们都很回避文革。2006年6月，我给梅老师寄去道歉信，信中说：“我感谢老师对我的教育，永远忘不了老师告诉我应该如何做人，忘不了老师指出我的问题和对我特别关照的教诲（我从来没有认为那是老师对学生的所谓迫害）。我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随后的一次电话中，我们谈了近2个小时。
2006年4月22日下午，我和叶维丽、宋彬彬、于羚一起去梅老师家，虽然事先和他联系过，但他看到有陌生学生谈吐很谨慎。我们问了8-5的情况，到底是哪些学生干的？梅老师说不知道，他头上有纸篓看不见。后来他反复问我们，当时在哪里，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来救他们？梅老师的问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看到了文革初期的批斗会给老师带来的伤害有多深。
后来我多次去看望他，终于得到了老师的原谅。他是8-5事件受害人中唯一健在的证人。虽然我们从许多目击者那里已经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梅老师作为受害人之一，他的进一步证实仍旧很重要。后来，我把自己写的调查报告初稿交给了梅老师，请他帮助。2008年4月9日我应邀去了老师家，我俩围在小台灯下，一页一页过着稿子，从下午四点半一直到七点多。梅老师最后说，你头发都白了，头脑还像上学时那样简单，这次你就听我的，把稿子改好交给学校留存备案。那天从老师家出来，天色已暗，我高兴得很，感觉天是那么晴朗。我和老师终于像40多年前一样，可以推心置腹地谈心里话了。

记者：可以说，你在调查的过程中，自己也一直在回顾、反思和忏悔。这是一个人格升华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
刘进：没错儿，文革初期自己经历的只是一个很窄的面，非常有限。几十年后的调查让我有了从不同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反思文革的机会，也让我实实在在体会到调查不是我个人或几个人的事情。
这种调查让我重新去理解一些事，重新认识一些老师和同学。譬如李松文老师勇于担当的精神，就让我们特别感动。

记者：你是说那个7人名单的事情？
刘进：对。高一三班王友琴最早写出学校的8-5事件，我佩服和赞同她的勇气，对她文中有事实错误也觉得可以理解，但对她至今一直坚持指控宋彬彬，是我和许多校友、老师不能赞同的。她的证据就是一张字条，上面写了校名和7个人名。她在文章中说：王晶垚先生在卞去世后赶到医院，因为不认识在场的人，王先生请求“女附中权力当局”写下他们的名字，事后他保留了这份有七人名字的纸片。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名单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的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名单竖写，从右向左，校名后第一个名字是李松文，第六个是我（但是我毫无印象），第七个才是宋彬彬。发现这个错误很容易，重要的是应该弄清谁写的名单，为什么写。2008年初有校友告诉我是李老师的字体，我立即去找他，他看了名单的打印件没有否认，只是说要仔细回忆一下。不久，李老师约我见面，说了名单的来历（详见《记忆》47期《也谈卞仲耘之死》）。原来，这个名单是当时作担保的，把卞校长送到邮电医院，没有学校介绍信医生不给抢救，情急之下李老师签名作保，并经在场学生本人同意，写了6名学生的名字。五人访谈公开后，有读者坚持质疑，于是我再次访问李老师并征得他的亲笔意见“同意在《记忆》发表”，《记忆》49期刊发了李老师对我采访记录的亲笔修改。
李老师平时给大家的印象是谨言慎行的一个人，但是他不仅在8-5那样混乱的局面中敢于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而且四十多年后仍旧承担着这个责任，我们都非常敬佩他。8-5晚上也在医院、近年对我有很大帮助的赵桂英老师也感慨地说，李松文老师在那种情况下写这个条子，是敢于负责的表现，在场的很多人都做不到。

记者：听说健在的几位老师在你调查中给予了很多帮助？
刘进：赵桂英老师原来是党办的，她特别支持调查，多次对我说，你写的每一稿都要给我看，我可以帮助把关，不要出问题闹笑话。每一稿她不但自己看，还打印出来给其他老师看，汇总意见，告诉我。一次遇见吴观玉老师（也是党办的），她说看了我的稿子后，回忆起文革初期她和赵老师因为对运动不理解，两个人曾抱头痛哭，说不管怎样，咱们一定要把党办的档案保护好。
赵老师还帮助我联系需要访问的老师，遇到不清楚的问题，每次她都详细给我解释。近年我才得知她有心脏病，还得过乳腺癌。我们每次说这些事情后她都睡不好觉。几年来赵老师就这样一直支持我，直到今年《炎黄春秋》摘要刊登出五人访谈后，她还打电话告诉我，文中有一处错误，就是周学敏不是特级教师。
还有一个老师我也特别感谢，她是女附中60年代前半期的教导主任，文革前夕调离，80年代当过北京四中校长的刘秀莹老师，许多校友对她印象深刻，很喜欢她。刘老师特别支持对学校文革的调查，她说，对这一段历史应该说清，说清不仅是为个人，更是为了历史。还说，责任不在学生、老师，要想想我们的教育。“文革问题很复杂，需要很好地交心谈。知心而谈，说真话才行。刘进要有思想准备。”刘老师多次让我们去她家说情况、提意见或建议。2008年4月，我把稿子给刘老师寄去后，刘老师仔细看了稿子，约我去家里，我们谈了5个多小时。刘老师告诫我说，事实要说清，要有自责心，承担该承担的责任。最后老师把她写的一份意见（6、7页）和改过的稿子（逐页批注）都交给我，让我不要着急，回去看一看，再想一想。刘老师的教诲帮助我沉下心来，边看书边调查，边修改稿子，直到调查基本结束。顺便说一句，刘老师有严重肾病，也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
2009年10月22日，路遇当年初三四班班主任金元老师，她热情肯定了我们的调查工作，感慨地说：“我当时是学校的青年教师，现在都老成这样了，学校也没有几个人了解情况了，再不做什么时候做呢？”
是啊，岁月沧桑，如果我们不能说出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不能给后辈留下自己的反思，我们将愧对历史。今天，我能有幸得到许多老师的教诲和帮助，觉得自己真有福气，虽未一一列出老师的名字，但我衷心感谢他们。

记者：还想问一个技术性问题，围绕“孤证”，你们是怎样做甄别的？
刘进：所谓“孤证”就是只有一个例子证明某事。法律上讲“孤证不立”。其实调查是可以使某些孤证不再成为孤证的。比如，那个7人名单，有一校友认定是李松文老师写的。在没调查的时候，我以为它是孤证。其实不是，我去问李老师，他不但承认是自己写的，还回忆了名单的来龙去脉。这就不再是孤证，而是有人证物证。
在我看到的材料里，真正的孤证有两个，我把它们分成“待考”和“记忆错误”两种。比如，网上流传的高二4班陶洛诵的“证言”，说在游斗校领导时，“宋彬彬正好站在我的旁边，她半天憋出一句话来，像是自言自语‘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因为没有上下衔接，就是这么几个字，无从找到旁证。这就是待考的“孤证” 我问过宋彬彬，她完全不记得有此事。凭我对彬彬性格的了解和对当时情况的记忆（我和彬彬基本上是在一起的），我也对此说持否定态度。许多人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心态，以为我们跟那些游斗老师、制造暴力事件的学生一样也充满“革命狂热”，处于亢奋状态，实际上，我们在那之前刚因跟着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犯了错误而受挫，正陷于迷惘之中，看到部分学生游斗老师，这在当时是当然的“革命行动”，我们哪里还敢反对、阻止或驱散？后来出现了暴力行为，我们虽然也去劝阻了（她们当即也停手了），但是我们尴尬的身份和软弱无力的劝阻并没有挡住事态的最后结果——出了人命。
另一种“孤证”来自记忆错误。譬如女附中老教师陈洪涛（笔名林莽）举证文革中宋彬彬曾经提审了他，而且穿着绸衬衫和裙子，坐在桌子后，旁边站着身材高大的男生（见旅居海外的女学者王容芬文章《为历史作证》）。陈老师的证言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我和宋彬彬1966年8月19日公开宣布退出了运动，起因是8-18宋彬彬给毛主席戴袖章，回到学校后，我班同学梁二同（反工作组同学之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代表人物）找我和宋彬彬谈话，当场还有许多同学，她对宋彬彬说：“为什么你要给主席戴袖章？你们是犯了错误的人，你给主席戴袖章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我和彬彬都觉得她说得对，她们反对工作组是真正的左派，应该由她们去戴袖章才对。我俩已经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怎么现在又犯了错误？心情很愧疚。所以第二天我写了大字报，退出“筹委会”，宋彬彬也签名了。后来我还把梁二同的袖章上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希望他能转交给毛主席，换回宋彬彬的那个袖章。很幼稚吧？可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记者：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说的第二种“孤证”，不应该叫“孤证”。它是记忆引起的错误。这种错误有的来自个人，有的来自历史文件。比如，《关于卞仲耘的昭雪决定》就把卞之死的责任说成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的结果。1966年8月哪有什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呀！
刘进：可能你说的对。反正以后我们从未出现在学校运动的中心和主流当中，也不曾参加或担任任何派系、组织的头头，没有机会和资格“提审”老师。工作组进校后斗争对象是“当权派”而不是群众，更不存在宋彬彬“提审”的可能。但是陈老师的“孤证”很重要，他说同时被提审的还有另一名老师朱学西，这是第二个证人。我经高三年级一位校友引荐去朱老师家核实。朱老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学校引进的重点人才，不料1957年在女附中被打成右派，从此剥夺了教学资格，一直在后勤做杂务，1965年借调到37中做历史老师，1966年11月初被揪回女附中后即被打入劳改队，是在劳改队呆的时间最长的老师之一。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朱老师被长期关押，还多次遭到（新招进校的）男生们的毒打。他不仅帮助澄清了“提审”问题，还以平静、坦然的心态和冷静、理性的分析回顾了从解放初期至今的人生经历，讲述了女附中文革前的历次运动怎样整人。 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看清了自己从少年时代开始的成长环境。朱老师作为有历史大视野的知识分子，让我非常感佩。

记者：看来你在调查中，对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也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这比单纯搞清女附中一校、一时、一人的情况更有意义。
刘进：是的，回顾的过程也是重新理解的过程。2008年7月1日，高一三班的一位同学和我谈了8月5日那天的情况，她们班几个同学是怎样发起的，还回顾了游斗的过程。她说校庆前她看过校史，觉得文革写得很乱，事实不清。她觉得写校史的年轻一辈，没有找当时在校的师生深入调查，看来是根据已发表的文章包括王友琴的文章来写的，因此感到有许多问题。
在调查中，我还了解到许多当时不知道的情况。譬如高二二班文革初期斗争学生很残酷，给12位同学戴上不同罪名的帽子，无情斗争、长期歧视。各班都有斗争学生的情况发生。这些伤害往往陪伴她们多年，甚至现在仍难以平复。
2008年2月4日，我班14位同学聚会给我的调查初稿提意见，一共谈了6个小时。她们回忆起许多往事，说到当年我很激进，光批骄娇二气，自己体力好锻炼多能吃苦，以为别人也一样应该做到，在早锻炼、劳动、民兵训练时，给同学无形中造成特别大的压力。有的同学身体单薄，也要抢着去干重活，有的同学以后都不敢穿新衣服，都怕自己是不革命的。我贴第一张大字报在情理之中。还说文革发生，有革命性的人必然要起来，即使刘进没有贴这张大字报，也会有其他人贴大字报。大家说文革不是偶然爆发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就特别强调阶级斗争，造成的压抑在文革前就沉淀了。彭真在北京市就特别强调，咱们学校在北京又是很左的，学校树立的学生样板给人的压力很大，导向性极其厉害。班里从高二就开始暴露思想，使劲挖思想根源，要争取进步就得压抑自己。这就引导大家在政治上向极左看齐，当时班里分化得很厉害，不同出身的分化，相同出身的也有分化，大家都得表现革命、紧跟形势。学校对出身不好的是压抑，对出身好的是强调使命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干部子弟是当然的革命者，除了自己要革命，还要帮助别人革命。同学们也肯定了我平民化的一面，像劳动人民。有人还记得胡校长曾说过“刘进把教育部的厕所（卫生）都给包了”（刘进家住教育部大院——编者注）。她们说干部子弟也不是铁板一块，咱们班有人是革别人的命，刘进和彬彬是自己要革命。时隔40多年，同学们坦率直言，以诚相见，让我受益匪浅。文革初期，我班也发生过伤害同学的情况，造成彼此之间的隔膜。1997年，班团支部书记向同学们公开道歉，成为和解的第一步。2007年我班为祝贺母校90周年校庆，做了“六十回眸”的光盘，征集了全班同学的资料，这是同学之间深入交流的更进一步。应该说，我所在的高三三班同学们给予我和宋彬彬许多理解和温暖，对我们的调查提供了许多帮助，我要在此衷心感谢大家。

记者：你做的调查报告就是五人访谈的那些内容吗？是否还有更详尽的版本？
刘进：五人访谈提炼了主要内容，是公开的版本。我自己做的调查已经在2010年4月13日交给实验中学存档，内容有三部分，一是给母校的信，二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三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文革部分的几个问题》。其中《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内容更详细一些，有100多条注释。

记者：为什么要分为两种版本？
刘进：原来做这个调查，没打算公开。宋彬彬也觉得这辈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己的罪名了。我们只能交给学校，留待后人评说。后来冯敬兰出现了，是她推动我们一直往前走，并寻找机会和平台，让我们公开说出8-5事件的真相和自己的文革经历。2007年实验中学的校庆成为当时的一个政治事件，媒体也炒作很厉害，有文章提出永远把宋彬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冯敬兰觉得这些非理性的观点不能接受。12月12日她和我通话了解宋彬彬的情况（她们不认识），随后就在博客上写了《请放开宋彬彬》一文，引起的震动和争议至今未了，引起的骂声至今未绝，反而激发她深入到这些事情中。她说：不要怕听难听话，别人的嘴是堵不住的，我们该说的话还要说，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那就是一定要公开站出来，大声说话。她不但自己做还催着你做，就像强能源就像催化剂。
2008年1月18日，叶维丽、于羚、冯敬兰采访了我和宋彬彬，谈了6个小时，一周后再次对谈，长达10个小时。后来，我们多次在一起讨论，提出质疑，再作重点采访。后来冯敬兰在网上发现高三一班校友刘沂伦曾在三味书屋就8-5事件做过演讲，就把她也请来了。2009年6月16日，我们在一个座谈会上，第一次公开说出自己在学校文革初期的经历和我们所知道的8-5事件。倾听者是长期关注女附中8-5事件并有著述和电影作品的校外作家、学者郑仲兵、徐晓、徐星、田晓青、李宇锋等。今年四月，在《记忆》公开发表的五人访谈即是那次座谈会的结果，刘沂伦的部分由本人独立成篇。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请谈谈实验中学2007年校庆，这个活动因为评选宋彬彬为荣誉校友在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人们质问女附中：为什么将敏感的、完全是负面形象的宋彬彬评选为荣誉校友？
刘进： 2007年是实验中学建校90周年，学校准备隆重庆祝，其中一项活动即评选90名知名校友（后来更名为荣誉校友）。4月初，我们班（66届高三3班）准备做一张班级光盘《六十回眸》作为校庆礼物，还选出9人小组做具体工作和分头联系班里其他同学，我负责联系宋彬彬等四人和向她们征集资料。按照光盘小组的要求，宋彬彬4月23日把她的照片、材料发给我，当天我又转发给小组的其他人。与此同时，校庆办公室希望我们班有人推荐宋彬彬为知名校友。推荐人和宋说后，她考虑了一周多才接受推荐。我理解她在长期沉默后接受推荐是想借此机会讨一个清白，为自己40年来的被妖魔化正名。5月4日，班里就光盘的编辑工作开第一次协调会，同学们对宋当知名校友是否合适发生争论。反对推荐宋彬彬为“知名校友”的同学提出，难道是因为8-18她给毛主席献了红卫兵袖章而“知名”吗？赞成一方则认为，宋彬彬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地球行星科学系第一位大陆女博士，即为评选资格。会上明确强调推荐宋不能有涉及文革的文字，不能使用戴袖章的照片，这点必须和学校说清楚，班级光盘也照此原则。之后，这些意见均反映给学校校庆办公室。
后来我一直忙于班级光盘的具体事务，没有注意学校网评知名校友的内容。7月23日，宋彬彬自己发现校网介绍她的引言中有“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的文字，而且把她为班级光盘选的照片和随手写下的感言全部搬到校网上，她很震惊，说感言不是给班级看的，只是给我看的，怎能原封不动地搬到网上呢？这种作法让她蒙羞。我知道后立即发邮件要求学校拿下有关图文，当日我就收到校庆办公室回复“收到，尽快修改”，以后又多次催促，一直催到2008年1月，也没见修改。
2007年8月30日上午学校老师来电话，说上午讨论了荣誉校友的事情，会上对宋当选发生争议，因为找不到宋，所以想听一听我的意见。我下午2点到校，和有关方面谈了自己的意见，一是认为评选宋彬彬为荣誉校友已经进入了程序，再拿下来对她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二是文革中的“三种人”或其他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均已定案，宋不属其列；三是宋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够格。9月2日，学校和宋直接交流后决定保留。
校庆当天，我在人大会堂看到展板上那张戴袖章的照片时，说实话，非常震惊和意外。之后，实验中学的校庆活动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遭到海内外一些著名学者的猛烈抨击。
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同学、学校，理解到大家的善意，我们一直不想解释。宋彬彬说，我绝不能为摘清自己把学校、校领导和我的推荐人置于尴尬地位，这是我做人的原则。由于承受的压力很大，她在当年12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澄清事实，一篇是四十一年的感谢和道歉。原想在班级博客中贴出，同学们认为不是恰当的时机，所以就搁置下来。

记者：在宋彬彬的问题一边倒，网民和读者对真相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想通过评选荣誉校友为她正名，起码是不明智的，效果适得其反。而在展板上使用那幅著名照片，也折射出学校年轻一辈领导对文革缺乏正确认知。听说还有一本画册也用了那张照片？
刘进：画册名为“90辉煌（1917——2007）——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年图志”，全书分为6个部分，用了286张图片。其中第三章是文革部分，有前言600字左右和12张黑白照片，戴袖章的照片和卞校长的正面标准照分别在对开的两页上。（刘进把画册递给记者看）
记者：好，我会把这个文革部分的前言附在最后。谢谢你接受采访
201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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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90年图志“90辉煌（1917——2007）”》封面

附二：
《90年图志“90辉煌（1917——2007）”》
第三章“文革1966——1977”首页文字：
十年浩劫的苦难岁月
不堪回首的历史错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教学废止，教学实践多用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女附中被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样板。教职工百余人遭殴打、被抄家，送劳改的竟有几十人，书记卞仲耘被残害致死，浩劫空前。
1968年，女附中50年女校历史结束，开始兼收男生。1972年学校划归西城区领导后改名为北京市150中学。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女附中师生悲痛欲绝，冲破“四人帮”不准悼念的种种禁令，在学校大操场举行悼念活动。会后各班再次举行悼念活动，制作悼念专栏。师生们写出了上千诗篇，油印了两本悼念总理的诗刊。1月14日晚，即在人民大会堂追悼周总理大会前夕，学校党总支书记何钊同志率领全体党员和部分团员冒风雪，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读悼词，寄托师生对周总理的哀思，也表达对“四人帮”的愤怒抗议。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中小学的教学秩序开始恢复正常。1977年10月17日，北京150中学党支部、革委会向市委科教部报告，申请回属北京师范大学。自此学校重新走上繁荣发展道路。

附三：《90年图志“90辉煌（1917——2007）”》第三章“文革1966——1977”图片及图注（12幅照片分别排在4页上，并未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第一页
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归西城区领导，改校名为北京150中学
下左：我校学生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
下右上：与贫下中农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
下右下：冬季拉练

第二页
上：1966年8月5日，书记卞仲耘被打致死
下：为迎接全运会，女民兵在校内进行刻苦的训练

第三页
上左：文革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右：红卫兵参加拾粪
下 ：我校学生在校办工厂学工

第四页
上 ：我校学生延安插队前，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下左：1976年1月，我校学生沉痛悼念周总理
下右：1976年9月，我校学生沉痛悼念毛主席



转自《记忆》第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