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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迪•沃德商榷——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文革
叶维丽
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Andrew Walder写了一本关于1966年至68年间北京市大中学校文革的书（FracturedRebellion: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1966-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这是多年来中外学术界第一部关于北京文革的专著。长期以来，Walder教授致力于中国文革研究，是一位受到广泛尊重的知名学者，他的这本专著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在这里，我无意对该书进行全面评价， 而只想就书中与我的母校—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有关的部分做一评论，就其中若干问题与Walder教授商榷。
有关女附中的部分，出现在书中关于北京中学文革的一章里，只有一页左右的篇幅，涉及了女附中是什么样的学校，文革初期女附中的运动情况，以及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1966年8月5号被学生游斗、折磨致死的事件。
我想就史实和观点两部分与Walder 教授商榷。
一． 史实（按书中出现顺序排列）
a. 1966年文革开始时，女附中学生中“高干子女”的人数，是否如Walder教授所写，占了“将近一半”？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高干子女”。
据我所知，女附中学生中“干部子女”（包括“高干子女”）的比例，并未占将近一半。以我们班（1966届初三三班）为例，45人中干部子女为15人左右。
b. 女附中文革开始时“第一张大字报”的“第一署名人”，不是宋彬彬，是刘进。
c. 卞仲耘6月下旬遭到批斗及8月5号惨遭折磨以至死亡，与她的教育背景（大学毕业）及家庭出身（父为银行主）无关，学生对此并不知情。做为党总支书记，卞仲耘是文革前女附中的第一把手，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批判和斗争对象。
d. 工作组在校期间，女附中出现了“反工作组”学生，分布在高中各个年级， 为全校师生皆知，而非如Walder 教授所称：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e. 7月31号出现在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非由曾受到工作组支持的学生所建立，而是由一部分“反工作组”学生组成。
二． 观点
在有关北京市中学文革这一章，Walder 教授选择了四所学校做为案例：“西边的中学”（“The Western High School”--我无法判断它是哪所学校），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所以入选，与这两所学校在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开创性作为（成立“红卫兵”/“红旗”）有关。女附中所以入选，应该是由于卞仲耘之死。这是文革以来北京市第一起学生打死老师的事件，因此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叙述，Walder教授基本上采用了王友琴女士的版本。 我在《记忆》47期曾对这一版本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指出若干重要的史实错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是将7月31号由反工作组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当做由工作组曾经支持的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二是夸大了文革开始以来宋彬彬在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而无视刘进才是当时学生的第一负责人、宋彬彬追随刘进这一基本事实。
我希望Walder 教授能够看一下我发表在《记忆》47期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一文，其中引用了女附中其他校友关于“八五事件”的最新调查成果。在该文中我提到，在8月5号之前及8月5号当天个人表现并不突出的宋彬彬，因为“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袖章而世人皆知，并随即被符号化和妖魔化。在王友琴女士的叙述中，宋被说成是成立于7月31号的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红卫兵”是“八五事件”的凶手；做为负责人，宋彬彬要对“八五事件”负责。这个叙述违背了基本史实，犯了“后面发生的事情”(8月18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8月5日)的逻辑错误。但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好故事”，而广为流传。
作为一位西方学者，Walder教授倾多年之力，写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文革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这令人敬佩，也使人汗颜。这本书激励我们中国的学者在文革研究领域不畏艰难，努力耕耘，做出我们自己该有的贡献。
2011年6月于波士顿
转自 《记忆》8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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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1 23:40:57